歷史學是什麼斯圖爾特

① 瑪莎·斯圖爾特的資料

一個在抑鬱的大家庭中長大的女孩，憑著百折不撓的精神最終躋身全美第二女富婆，這就是瑪莎·斯圖爾特的發家歷程。雖然她曾身陷囹圄，遭遇了人生最大的挫折，但從她以往幾起幾落的經歷來看，她從未被困境嚇倒過。這也難怪如今的瑪莎一出獄，就又迎來了事業的春天。 灰姑娘般的生活 瑪莎·斯圖爾特1941年出生於新澤西州一個缺乏歡聲笑語的大家庭。她的父親艾迪·科斯蒂拉基本上算得上是個一事無成的人，早年逃避服兵役後沒有找到理想的工作，於是便對整個世界心懷不滿。按照瑪莎的大哥埃里克的說法，他們的父親對一切吹毛求疵。 從《瑪莎·斯圖爾特的生活》一書中，我們能感覺到她對那個大家庭的的不滿之情。 在其中的一章，她講述了自己怎樣像灰姑娘一樣站在櫃子前哭泣，因為她所有的衣服都是手工縫制的，她也沒有適當的首飾去參加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新年前夜晚會。而在另外一章中，她訴說道：「成長的歲月里，我並不是一個幸運兒，沒有享受每頓飯都放在帶有餐巾環的織花檯布上的福氣。我結婚的時候也沒有福氣得到一張幾代相傳的桌子或者床上用品作為嫁妝。」 婚姻充滿了失望 瑪莎以為自己嫁入了豪門，可丈夫安迪·斯圖爾特家的生活並沒有表面上看起來那麼風光。雖然似乎兩個人也確實相愛，但發現實情後，失望開始像硫酸一樣腐蝕著他們之間的關系。兩個人婚後，分別在不同的城市上大學。瑪莎不得不把自己的事業和教育中斷一年，搬到紐黑文和安迪住在一起。 一段時間內，他們的情況極為窘迫，瑪莎和安迪不得不到父母家蹭飯。一到那裡，他們就要迎接父親艾迪虎視眈眈的雙眼。艾迪直言不諱地表示，他可不稀罕自己的女婿到家裡來吃白飯。 瑪莎重返校園後，希望能重新和模特公司簽約，但就在此時，她懷孕了———這一夜之間改變了一切。多年來，盡管人們對瑪莎·斯圖爾特的評價褒貶不一，但是我們從未聽說過她對自己的孩子和藹可親，充滿愛心。事實上，瑪莎根本沒有做好准備迎接孩子。安迪後來對他們夫婦做過這樣的評價：他們不是稱職的父母，甚至連關心孩子都談不上。 差點失去所有朋友 對瑪莎來說，在華爾街最大的打擊來自指控她的公司從一家傢具公司收取回扣，作為為該公司發行績優股、發布「牛市」投資報告的條件。作為經紀人的瑪莎完全被蒙在鼓裡，對這些丑聞毫不知情，但她還是要為公司的丑聞付出代價。不久之後，她就辭職退出這一行當。 幾乎瑪莎所有的傳記和雜志文章無一例外地稱她離開華爾街的原因是1973年夏天市場迅速下滑，她的傭金收入一落千丈。這當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歷史學教授喬治·麥卡利看來，這些解釋多是廢話。喬治看到的事實是，瑪莎離開華爾街的原因是恐懼和逃避的結合：恐懼她當時聲譽出現的問題，幾乎每個她稱為朋友的人都遭到了損失———都是因為聽了她的建議……逃避是指逃避一個她善於從中榨取的邪惡世界。「她擔心自己失去了這個世界上的所有朋友，」麥卡利說，「這種痛苦實在難以承受，於是她乾脆一走了之。」 一個電話毀了30年經營 「這哪是手機，明明是手雷。」電影《手機》里的這句台詞彷彿是送給瑪莎的一句箴言，她的噩運正是從一個電話開始的。2001年底，准備去墨西哥度假的瑪莎正坐在私人飛機上，此先，她的多年老友已經告訴她，她持有股份的英克隆公司即將發布不利消息。瑪莎悠閑地撥了個電話給她的經紀人，要求將她名下的該公司股票全部售出，並把這個消息告訴了她的朋友們。 瑪莎的作為引起一片嘩然。經過調查後，國會認為，她的拋售行為屬於違法，而且她還向國會說謊，因此涉嫌「妨礙司法公正」。就像轟動一時的柯林頓緋聞事件，美國人較真的不是總統和白宮實習生之間到底是什麼關系，而是柯林頓在聯邦大法官面前說了些什麼。23萬美元的非法交易不會讓美國人覺得身家數億的瑪莎是個吝嗇鬼守財奴，但她對這交易的百般抵賴傷了大家的心。瑪莎被判入獄後，她的雜志滯銷，上市公司市值大幅縮水五成，更為致命的是，30年心血打拚經營的個人品牌轉瞬間面目全非。 事業愛情初得意 一個人在家裡令人窒息的狹小空間郁積起來的一生的挫折感一旦爆發，會發生許多故事———對瑪莎·斯圖爾特來說，這一切似乎在她上大學後立刻表現了出來。在她大學一年級的春天，瑪莎跟一個從未見過面的人約會，那是註定在今後二十年與她共度人生的丈夫。他叫安迪·斯圖爾特，是耶魯法學院的學生，相貌堂堂。他出身於一個華爾街上的富豪家庭。很快，瑪莎開始和他一起共度周末。大學二年級上到一半，他倆訂了婚。 1961年春天，瑪莎被《魅力》雜志評選為當年「最佳著裝女大學生」。對一個希望在模特業大放異彩並已不時出現在雜志的產品廣告上的姑娘來說，在自己的簡歷上加一條「正在崛起的超級巨星」是再好不過的事了。而瑪莎就這樣贏來了模特生涯的一個高峰。似乎在一夜之間，她從坐在角落裡的高中生脫胎換骨，成了光彩耀人的頂尖人物。 順利立足華爾街 生完孩子的瑪莎在多次嘗試重操舊業擔任時裝模特未果後，決定做一些新的嘗試。而此時，在紐約，股票和證券成為席捲一切的洪流。瑪莎終於也忍不住，加入了華爾街的經紀人大軍。 一家規模很小、沒有名氣、剛剛起步的小公司柏爾伯格·莫內斯·威廉姆斯&賽德爾相中了瑪莎，公司老闆說：「這個女人很精明，她一定擅長銷售。」成為華爾街第一代女經紀人的瑪莎沒有讓老闆失望，她在公司里幹得很不錯，這一點沒有人提出質疑。實際上，有證據表明她的成就非常突出。《瑪莎·斯圖爾特：美國生活方式的專家》一書中寫道：「從一開始，瑪莎就走在公司急功近利的發展道路上。她滿腔熱忱地投身於自己的新工作，不到兩年就躋身於公司銷售業績最好的工作人員當中。」 躋身全美第二富婆 重回家庭的瑪莎在在康涅狄格州的家過起了無憂無慮的家庭主婦生活。她在家裡做做蛋糕、種種花，但瑪莎註定是不平凡的女性，做家務也能做出名堂。起初，她為一些要舉行家庭聚會的人家准備食品和花卉等，生意非常火爆。之後，她的生意越做越大。於是，「瑪莎·斯圖爾特家庭用品公司」誕生了，銷售的產品幾乎無所不包。2001年，公司年收入達近3億美元，斯圖爾特成為「全美第二大女富豪」。 在美國，瑪莎·斯圖爾特這個名字可以說是無人不知：人們睡覺時要穿「瑪莎」牌全棉睡袍；看電視要看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播放的《瑪莎·斯圖爾特的生活》節目；起居室里擺放的是「瑪莎」牌木質咖啡桌，上面摞著「瑪莎」生活雜志……而瑪莎本人也被媒體塑造為美國人心目中典型的女性偶像——事業成功、會做家務。 進監獄照樣吃香 瑪莎真不愧為美國的「家政女王」，即使身陷囹圄，風頭依然不減當年。她不僅建議監獄大廚們試著開發一些新菜，以提高犯人的生活品位，還不忘照舊保持報紙曝光率，甚至找到了新職業。 瑪莎一出獄後就有兩個節目到手。美國NBC公司「見習生」節目組宣布，將邀請她入主主持一個以她名字命名的「瑪莎·斯圖爾特見習生」電視節目。她的另一節目是「天天廚房」，節目里將邀請熱情觀眾和名人來當嘉賓。 美國《商業周刊》形容，瑪莎是近幾年來美國企業界少有的「復出傳奇」之一。有趣的是，幾個月的牢獄生涯反而使瑪莎·斯圖爾特更加出名。她旗下的「瑪莎·斯圖爾特家居泛媒體公司的股價居高不下，電視台排隊等待采訪其本人，而在美國公眾中，瑪莎·斯圖爾特本來就有不少支持者。看來瑪莎「咸魚翻身」並不是件難事。

② 你對一戰、二戰有什麼看法

關於一戰對二戰的影響，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其一，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第一次世界大戰曾被當時的人們稱為「結束一切戰爭的戰爭」。然而，僅僅過了20年，另一場大戰就在1939年爆發，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規模，就其廣度、深度和破壞程度而言，可以說是超過了人類歷史上一切戰爭的總和。一些嚴肅的歷史學家和政治家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繼續。A·J·P·泰勒在其名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源》中明確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就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種種勝利成果中生長出來的，是從運用這些勝利成果的方式中生長出來的。」美國歷史學家H·斯圖爾特·休斯在其頗有影響的著作《歐洲現代史》中認為：「正是第一次大戰，使得歐洲社會不可能在舊基礎上重建。這次戰爭『為未來洗好了牌』；它造成一種人們無法維持國內國際穩定的局面，從而下一次大戰終於不可避免。」在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起源的個性研究上，這些看法頗具啟發性。
其二，與上個問題相聯系，對凡爾賽—華盛頓體系的研究。這里至少要研究兩個方面：(1)凡爾賽—華盛頓體系作為一戰後的和平安排，為什麼沒有能夠長久地維持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個重要根源，即在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戰勝國對世界作出的和平安排之中。正如英國學者理查德·拉姆所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種子深植於1919-1920年簽訂的凡爾賽、聖日爾曼和特里亞農條約的條款之中。」曾任英國首相的丘吉爾也曾尖銳地把凡爾賽體系稱為「勝利者所做的蠢事」，此話頗有見地。(2)第一次世界大戰對各國外交政策的影響：上面已經談到，30年代以英國為首的英法等西方民主國家所實行的綏靖政策，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也密切相關。美國在戰後的孤立主義思潮及其代表「中立法」，也與一戰密切相關。

③ 亞當·弗格森的貢獻

正是通過以上對人性、自然狀態和社會變遷的理論鋪陳, 弗格森對近代商業文明進行了思考和批判, 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對近代商業文明與古典的公民美德之間的張力問題的思考, 其次, 他對工業社會的分工和專業化及其後果進行了精闢的分析; 最後, 他從古典主義的立場出發, 論述了他對腐化墮落和政治奴役的看法, 今天看來, 這種觀點也令人耳目一新。弗格森作為一個深受古典教育熏陶的思想家, 他的理論很多都是從古典主義的立場出發的, 這與休謨和斯密又有所不同, 因為休謨和斯密認為商業社會既然新近產生, 必然有新的美德標准。所以, 《文明社會史論》全書中最關鍵的詞彙之一「公民美德」 (civic virtue) 的意義就值得探究, 弗格森到底是在什麼意義上去論述它的呢? 弗格森的美德觀念和今天的倫理學上的道德有很大的差別。要澄清弗格森的美德觀念的含義, 有必要闡述一下古典共和主義和現代類型的政治自由的區別。古典共和主義產生於文藝復興時期, 提倡以古羅馬等古代共和國為典範, 政治自由在於一個緊密的政治共同體中積極的公民權利, 主要是由公民- 戰士所享有。市民主義傳統的思想家特別強調具有公共意識、擁有財產的公民參與國防和政治, 挑戰君主專制。馬基雅維里1519 年在寫作《論提托·李維〈歷史〉的前十書》時, 對古典共和主義進行了最早的現代化。馬基雅維里的觀點由哈靈頓等人引入英格蘭政治學中, 對弗格森等人影響極大, 有人認為弗格森是蘇格蘭思想家中最「馬基雅維里式」的, 也就是說, 他深受古典共和主義的影響。在道德哲學方面, 市民主義思想深受斯多葛主義的影響, 認為奢侈與「柔弱」 ———精神上的腐敗———是威脅著公民- 戰士充滿男子氣而簡朴的美德的惡。他們還認為, 美德和具有男子氣不可分割。
現代類型的政治自由是建立在經濟進步、社會教化和制衡良好的體制基礎上的。孟德斯鳩在他的《波斯人的信札》(1721) 和《論法的精神》(1748) 的某些章節發展了這種現代自由的概念, 他認為這種政治自由將取代古典共和國中由公民- 戰士所享有的那種自由。孟德斯鳩對弗格森影響很大, 弗格森曾經寫道, 「當我想及孟德斯鳩院長所著之大作, 我不禁疑惑為什麼我還要來研究人類事務。」ly但是, 弗格森並未完全接受孟德斯鳩的「進步」的政治自由觀念, 盡管他沒有完全否定現代文明的體制, 但在很大程度上, 他是立足於古代, 來批判現代文明社會公民美德的流失, 亦即公益精神的缺失的。在這一點上, 弗格森與休謨、斯密也是不同的。弗格森的批判體現在他對美德觀念的詮釋, 以及對腐化墮落和政治奴役的看法。弗格森的公民美德簡單說來, 就是一種生機勃勃、樂觀進取的公民意識, 他的美德與政治密切相關。具有美德就是具有政治意識和公益精神, 也許用當代思想家柏林的觀點來看, 就是要享有「積極」的自由。進一步來說, 弗格森覺得所謂「有教養的」 (polished) , 也就是「政治的」,而所謂「文明開化的」(civilized) , 就是象個公民那樣行事。如果這些詞眼失去了最初的含義, 則意味著它們所包含的一系列價值觀受到威脅。如果「文明」 (polis) 不再以美德(vir) 作為基礎, 這個社會就註定要突然崩潰或日漸衰微。
除此以外, 弗格森對「文明」的看法是相當寬容的。他認為「文明的」(civilized) 和「有教養的」 (polished) 這些詞彙具有溫情脈脈的色彩, 是基於歐洲傳統和商業文明而產生的一個判斷標准, 其中糅合了中世紀騎士文學對女性的崇拜和俠義精神以及基督教提倡的寬忍和柔順, 這和古希臘、羅馬的早期歷史是迥然有別的。近代的國際法原則是基於以上精神而不是古代政治法則。因為古代人那裡只有強烈的愛和強烈的恨, 這在「文明」人看來, 應該是「野蠻」 的。弗格森在全書中不斷引述當代一些游記作家關於美洲「野蠻」人的敘述, 將其與古代邦國相提並論, 這本身就表明了他對於歷史的多層面和多元化存在的寬闊視野。
弗格森主要以公民美德的流失為出發點和線索, 批判現代商業文明的種種弊端, 其中包括對社會分工和專業化之弊的分析, 對法律至上主義的抨擊, 對現代社會「公共的」和「私下的」人之間的張力的探討等等, 最後得出了社會腐化墮落和政治奴役產生的原因。
首先, 什麼是腐化墮落? 弗格森心目中的腐化墮落和今天的意義有所不同。他所謂的腐化墮落最核心的表現是公民美德的喪失和民族風尚的敗壞。他不是從斯多葛主義的意義上來說腐敗的, 他認為現代社會最大的道德危險不是來自財富的增加, 而是來自政治上的怠惰。民族風尚的敗壞是由於進取精神的衰微, 代之以民族整體的意志薄弱和萎靡不振。在腐化墮落的社會, 「人類要麼變得貪婪、狡詐、野蠻、動輒侵犯他人的權利, 要麼奴顏婢膝、唯利是圖、卑鄙無恥, 隨時想交出自己的權利。」lz 弗格森認為腐化墮落最深層的原因還是公益精神的喪失, 即公民美德的流失。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 從政治體制看: 往往這種腐化墮落發生之時, 社會秩序井然, 還有可能維持著表面上的安定繁榮。但是, 正是這種死氣沉沉的「社會秩序」是弗格森所詬病的, 他認為這種公民對國家漠不關心、社會缺乏必要的騷動的秩序是一種「奴隸的秩序, 而不是自由民的秩序」。在腐化墮落的社會里, 黨派之爭趨於平息, 遠離政治成為一種智慧, 本該承擔責任的上層人士追求退隱或享樂的麻醉, 普通百姓唯利是圖, 而擔任公職是為了滿足虛榮、貪婪和野心, 而不是作為公正、愜意的事業來從事。總的說來, 人們都逃避公益事業。第二, 從社會整體風尚來看: 人們往往將這種時代稱為「文明」時代, 他們不再關心公益事業, 而是關心私利、肉體的享樂, 或專注於討論安逸和個人的煩惱等瑣碎的小事上面, 並自稱為「敏感」、「精緻」、「品味」等等。在這種時代, 「人們認為只考慮財富才是最聰明的。對公益事業撒手不管、對人類事務漠不關心被認為是節制的美德。」其次, 弗格森區分了奢侈與腐化墮落的關系。整個18 世紀, 歐洲知識界對奢侈有一場廣泛的討論, 有人認為奢侈促進了社會的進步, 有人認為奢侈加深了文明的腐化; 弗格森並不認為奢侈與腐敗有必然聯系, 就如同他不認為腐化墮落與財富有必然聯系一樣。首先, 關於奢侈的界定。他認為奢侈是指「財富積累和享有財富的方式的改進。它是勤勞的目的或手工藝術和商業藝術發展的結果」。奢侈一定程度上代表物質和社會的進步和發展。另一方面, 關於何謂奢侈的標准問題, 它受時代和不同政體的影響。由於物質基礎不一, 一個時代或政體下被認為是奢侈品的東西在另一個時代或政體下則可能成為必需品。況且, 即使某個時代存在對時尚的追逐和愛好, 只要不損害人們關心公益事業和修身養性, 亦無可厚非, 因為美德和邪惡的區別不應該僅僅從人們是否穿奇裝異服或享受美食來判斷, 而應該以品質和思想素質為標准, 因為「在叢林中, 在城鎮里, 虛榮的表現都是一樣的」。
所以, 奢侈並不是腐化墮落最重要的原因, 它只是在腐化墮落的年代會助長歪風。弗格森一方面認為財富的增長與腐化墮落並不成正比, 另一方面他又認為把財富作為顯赫地位的基礎會導致腐化墮落, 其實並不矛盾, 因為他有另一層意思: 他認為在民主政體引進了君主政體特點的等級制度以後, 卻沒有相應的引進因高貴出身和世襲榮譽所具有的那種為社會承擔責任的貴族意識。這種純粹以財富的多寡排資論輩的社會, 由於缺乏貴族意識, 也是腐化墮落的。金錢標准往往導致擁有眾多財富的階層愈來愈與社會失去聯系, 人人只注重自己的私利, 公益精神也就日益喪失。
最後, 弗格森自然的說到了腐化墮落的後果——政治奴役。腐化墮落最直接的後果便是專制政體的建立, 從而導致政治奴役, 而其核心還是公民美德的喪失。弗格森認為, 現代「自由」體制傾向於保護公民的財產和安全, 營造一個安定的環境, 制止騷亂和糾紛。作為國民, 被認為重要追逐私利就是造福於國家, 弗格森認為這種觀念隱伏著巨大的危機。因為, 在他看來, 政治生活過於平靜和公共生活過分穩定是社會怠惰的標志, 也是民族精神衰微的標志, 這是文明之病, 表明了人們精神的柔弱和嬌氣, 這種「自由」容易喪失。「如果任何一個民族公開宣布它所進行的內部政治改良的目的僅在於確保它的臣民的人身和財產安全, 而不考慮臣民的政治品質, 那麼這種體制確實是自由的, 但是, 他的成員卻可能配不上他們所享有的自由, 也沒有能力保存自由。」
弗格森特別強調社會的活力, 不管是外部的戰爭還是內部的紛爭都是活力尚存的表現, 而沉默和平靜才是政治墮落的徵兆。他說, 一個國家如果用嚴刑酷法來奴役人民、制止自由人民的騷動不安, 而不是為了制止犯罪、消除腐化墮落, 那麼, 「我們可以想像文明社會許許多多大肆鼓吹的所謂進步不過是些使政治精神歸於平靜的手段, 或者與其說他們制止了人民的騷動和不安, 不如說他們壓抑了人們積極向上的美德。」
以上是對弗格森社會政治理論進行闡釋的一個嘗試。《文明社會史論》在出版後接下來的30 年中, 受到傾向不同的文人學者的贊譽, 包括博斯韋爾、多爾巴赫等人, 年邁的伏爾泰在80 年代中期和弗格森在費爾奈(Ferney) 會面, 稱贊他「文明化」了俄羅斯人, 因為俄羅斯的大學採用該書作為教材, 在其他很多地方也是如此。弗格森還被德國的赫爾德、哈曼所崇拜, 激起過浪漫派詩人諾瓦利斯的詩情。在弗格森的有生之年,《文明社會史論》再版7 次之多, 出版地包括巴塞爾、都柏林和波士頓等, 德文譯本在1768 年出現於來比錫, 法文版於1783 年出現於巴黎。弗格森的影響當然不僅限於他的時代。《文明社會史論》一書中的某些詞彙在後來成為了學術界耳熟能詳的詞語。他是最早使用「文明」 (civilization) 一詞的人, 他的「文明社會」 (civil society) 概念被德國的黑格爾賦予了新的意思, 德文對應詞為「Burgenliche Gesellschaft」, 二者意思區別很大, 後來被稱為「市民社會」理論。黑格爾閱讀並利用了弗格森的著作, 而且正是《文明社會史論》的德譯本促進了「市民社會」 (Burgerliche Gesellschaft) 這個概念在德國學術界的流行。另外, 歷史學方面的「conjecture」一詞, 後來被他的學生兼繼承者斯圖爾特(Dugald Stewart) 用為」conjectural history」, 來歸納蘇格蘭啟蒙運動中特有的歷史哲學。此外,「需求的多樣性」 (multiplicity of wants) , 某種程度上與後來黑格爾所仔細解釋的這個概念是一致的; 「上層建築」 ( superstructure) 是否對馬克思造成影響也有待推測。mu 1785 年弗格森辭去教職, 此後一直保持著清醒的頭腦, 享有高壽。他再次游歷了全歐, 並被柏林、羅馬和佛羅倫薩的學術機構授予榮譽成員資格。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對於他不僅是深為感奮的事件, 還是對他畢生追求的工作的辯護。弗格森帶著對革命精神的同情(如果並非革命的方式的話) , 經歷了這場歷史大戲從共和(civic) 到帝國(imperial) 到軍政府(martial) 的所有階段。1816 年, 在弗格森的大兒子亞當從法國的囚禁中釋放回國前不久, 弗格森逝世。
弗格林去世後所產生的重要性非三言兩語可說清。他的著作在歐洲大陸, 尤其是在德國的影響比在英國更持久。《文明社會史論》出版一個多世紀以後, 德國學者們對弗格森的思想進行了出色而富有創見的發揮: 席勒(Schiller) 受他的倫理學尤其可能是他關於游戲的概念的啟發; 黑格爾則得益於他的歷史敘述: 馬克思採用了他關於勞動分工的思想; 桑巴特贊揚他的社會學先見。值得注意的是, 這些讀者沒有一個人關心弗格森在書中最為強調的公民美德(civic virtue) 的概念。
即使在今天, 重讀這樣的經典, 弗格森所表現出來的強烈的批判意識, 以及時隔近200 年仍能使人深有同感的真知灼見, 不能不感嘆, 深刻的思想總能觸及到時代的深處, 而歷史在深處總有很多內在的一致, 偶爾觸及, 就感到了它不會逝去的時代感。

④ 詹姆斯.穆勒和約翰.斯圖爾特.穆勒是一個嗎

詹姆斯.穆勒和約翰.斯圖爾特.穆勒不是一個人。
詹姆斯·穆勒（1773年4月6日 –1836年6月23日）：是一位19世紀著名的蘇格蘭歷史學家、經濟學家、政治理論家、哲學家、功利主義倫理學家和功利主義教育思想家。他與大衛·李嘉圖一同是古典經濟學的創始人。他的兒子約翰·斯圖亞特·穆勒也是著名哲學家。
約翰·斯圖爾特·穆勒（1806年5月20日－1873年5月8日）：英國著名哲學家、心理學家和經濟學家，19世紀影響力很大的古典自由主義思想家，支持邊沁的功利主義。他是詹姆斯·穆勒的兒子，受過其父的嚴格教育，在17歲時進入不列顛東印度公司，一直到1858年。他一生以新聞記者和作家的身份寫了不少著作。他是孔德的實證主義哲學的後繼者。他把實證主義思想最早從歐洲大陸傳播到英國，並與英國經驗主義傳統相結合。在哲學方面的主要著作有《論自由》（1859年）。

⑤ 有哪些值得推薦的關於西方歷史的書籍

1、《西方歷史史話》（The Story of Western History）：由美國歷史學家斯圖爾特·艾伯特（Stuart E. Albert）編寫，是一本全面而細致的西方歷史史話，從古羅馬到20世紀的西方歷史，一路走來，以全新的視角，對西方歷史的各個時期進行了詳細的描述。
2、《西方文明史》（The 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由著名歷史學家保羅·拉斯克（Paul Lasky）編寫，是一本全面而細致的西方文明史，從古希臘到現代，從政治、宗教、經濟、文化等角度，以全新的視角，對西方文明的各個時期進行了詳細的描述。
3、《西方歷史》（The Western History）：由歷史學家約翰·威爾遜（John Wilson）編寫，是一本全面而細致的西方歷史，從古希臘到現代，從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等角度，以全新的視角，對西方歷史的各個時期進行了詳細的描述。
4、《西方文明史簡史》（A Short 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由歷史學家詹姆斯·威爾遜（James Wilson）編寫，是一本簡明而精練的西方文明史，從古希臘到現代，從政治、宗教、經濟、文化等角度，以全新的視角，對西方文明的各個時期進行了簡明扼要的描述。
5、《西方歷史簡史》（A Short History of Western History）：由歷史學家馬克·沃爾夫（Mark Wolf）編寫，是一本簡明而精練的西方歷史，從古希臘到現代，從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等角度，以全新的視角，對西方歷史的各個時期進行了簡明扼要的描述。

⑥ 帕特里克·斯圖爾特的個人經歷

帕特里克·斯圖爾特1940年7月13日生於英國約克郡Mirfield。12歲時已經在多個小劇院登台表演。15歲時輟學進入當地一家報社做見習記者，一年後因被主編責備他花在劇院的時間過多，而離開報社。此後又做了一年的傢具推銷員，攢夠錢後於1957年進入Bristol Old Vic Theatre學院專修表演。1959年正式登台演出，首次登上舞台在《金銀島》（Treasure Island）中扮演Morgan，並參加了布里斯托爾的Old Vic劇院公司在澳洲、紐西蘭和南美的巡演。1966年加入英國皇家莎士比亞戲劇公司 ，在倫敦出演了舞台劇《The Investigation》並擔任了幾年的助理美術師。

1974年帕特里克出演了電視電影版的莎士比亞劇《安東尼與克里奧佩特拉》（Antony and Cleopatra），這是他的熒屏處女作，此後他的影視作品有《海達》、《羅馬帝國興亡史》、《Jackanory》、《When the Actors Come》等。
在導演彼得·布魯克（Peter Brook）執導的《安東尼與克里奧佩特拉》中他再度演繹了Enobarbus這個人物，該角為他贏得西區最佳男配角獎。
20世紀80年代他出演了《王子復仇記》、《黑暗時代》、《醫生與魔鬼》（The Doctor and the Devils）等影視劇，並為動畫片《疫病犬》（The Plague Dogs）獻聲。
1986年，他憑借舞台劇《靈欲春宵》中的表現獲得倫敦Fringe戲劇獎最佳男演員頭銜。同年他主演的歷史劇情片《九日皇後》（Lady Jane）引起了吉恩·羅登伯里（Gene Roddenberry）的注意，邀其在電視系列劇《星際迷航：下一代》（Star Trek: The Next Generation）中扮演Jean-Luc Picard艦長 ，該劇從1987年一直播到1994年，並因此於1995年獲得演員公會獎提名。
1992年，他首次導演了音樂復興劇《每個好孩子都該愛護》，並執導了四集《星艦迷航記》 。
2000年開始，他先後在三部《X戰警》系列電影中飾演「X教授」 。
2007年，他為《忍者神龜》配音 。
2012年11月，他確定參演《X戰警前傳2》，再度飾演「X教授」 。
2013年，他作為客串角色出演《金剛狼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