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如何客觀全面的評價宋朝
專心研究唐史的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對宋朝的評價:「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而造極於趙宋之世。」這是客觀持平之論。
著名宋史學家鄧廣銘對宋代文化的一系列論述,是對陳寅恪經典論斷的進一步發揮。他先是認為:「兩宋期內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在中國整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之內,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這一評價與陳寅恪的「造極說」的表述基本一致。但他後來對宋代文化空前 絕後的評價略有修正:「宋代的文化,在中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之內,截至明清之際的西學東漸的時期為止,可以說,已經達到了登峰造極的高度。」「宋代文化的發展,在中國封建社會歷史時 期之內達於頂峰,不但超越了前代,也為其後的元明之所不能及」。他似乎有意把明清之際西學東漸以後的中國文化劃出了比較的時段。實際上, 陳寅恪的「造極說」,主要著眼於宋代文化的總體 精神,而鄧廣銘後來的修正主要著眼於西學東漸以後中國文化添加進前所未有的新成分。但無論 如何,正如鄧廣銘所說:「宋代文化發展所達到的 高度,在從十世紀後半期到十三世紀中葉這一歷史時期內,是居於全世界的領先地位的」。
當代中國著名學者余秋雨說:(中國歷代王朝中)我最嚮往的朝代就是宋朝。
哈佛大學終身教授,著名歷史學家,美國最負盛名的中國問題觀察家,美國中國近現代史研究領域的泰斗,「頭號中國通」,哈佛東亞研究中心創始人,研究中國問題達50年之久的費正清這樣評價:「唐宋兩朝蓬勃興起的中國文明,似乎超過歐洲是毫無疑問的。」
美國經濟史學家貢德·弗蘭克在《白銀資本》一書中說:「宋代中國在重要技術、生產、商業發展方面和總的經濟發展方面尤為突出。」
麥克尼爾認為「中國是當時世界上最重要的『中心』……自11世紀和12世紀的宋代以來,中國的經濟在工業化、商業化、貨幣化和城市化方面遠遠超過世界其他地方。」
美國伊利諾伊大學東亞研究及歷史學教授漢學家伊佩霞在《劍橋插圖中國史》一書中說:「11、12、13世紀的中國是當時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國家。」
曾擔任亞洲研究協會主席的美國學者羅茲·墨菲稱宋朝是中國的「黃金時代」,在《亞洲史》中這樣評價宋朝,「在許多方面,宋朝在中國都是個最令人激動的時代,它統轄著一個前所未見的發展、創新和文化繁盛期。從很多方面來看,宋朝算得上一個政治清明、繁榮和創新的黃金時代。宋確實是一個充滿自信和創造力的時代。」……蒙古人的入侵形成了對中華帝國的沉重打擊,這個帝國在當時是全世界最富有和最先進的國家之一。在蒙古人入侵的前夜,中華文化的許多方面都處於它的輝煌頂峰,而由於此次入侵,它卻在其歷史中經受著徹底的毀滅。對於那些……意識到這些危險的人來說,這確實是一個不安寧的時期。然而顯而易見的是,直至兵臨城下之前,杭州城內的生活仍是一如既往的游哉閑哉。
在很多方面,宋朝是中國歷史上最令人激動的時代。後來的世世代代中國歷史學家批判它,是因為它未能頂住異族入侵而終於被他們痛恨的蒙古人打垮。但宋朝卻從960年存在到1279年,長於約300年的(中國)平均朝代壽命。它統轄著一個前所未見的發展、創新和文化繁盛期。
宋王朝明智地專心於長城以南漢族中國人居留的高生產力核心地區,甚至用禮物簽訂一項停戰協定,承認異族政權對今北京地區的控制,用類似協定讓另一個異族控制西北乾旱的甘肅。這些協定並不造成實際損失,而中國在宋朝的驚人興旺與它放棄建立較大帝國的野心有很大關系。保留在中國統治下的地域仍與除去俄羅斯以外的整個歐洲一樣大,加上它擁有的1億人口,完全稱得上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生產力最高和最發達的國家……
中國在11世紀生產的鐵、鋼和其他金屬製品,可能比歐洲直到18世紀中葉生產的還多。用煤進行冶煉和取暖也比歐洲早7個多世紀。開封的地理位置比長安更有利於行政管理,更容易從長江流域及南方運來物資。宋朝的軍隊是強大而機動的,配備有鐵和鋼制的武器。……從很多方面來看,宋朝算得上是一個政治清平、繁榮和創造的黃金時代。期票、信用證以及官方大量發行的紙幣適應了商業的發展。政府官員印刷發放小冊子來推行改進的農業技術——灌溉、施肥、精巧的新式金屬工具和最早的極其以及改良的作物新品種。經常得到城市富商和宋朝廷贊助的繪畫有了光輝的進步,低廉印刷術的推廣促進了文學的繁榮,小說和故事書激增……宋確實是一個充滿自信和創造力的時代。
美國學者斯塔夫里阿諾斯也認為宋朝為「黃金時代」,在《全球通史》中說:「宋朝時期值得注意的是,發生了一場名副其實的商業革命,對整個歐亞大陸有重大的意義。商業革命的根源在於中國經濟的生產率顯著提高。技術的穩步發展提高了傳統工業的產量。同樣,水稻早熟品種的引進,使作物在過去只能一季一熟的地方達到一季兩熟,從而促進了農業。此外,宋朝興修的新的水利工程,大大擴大了水田灌溉面積。據估計,11至12世紀,水稻產量增加了一倍。生產率提高使人口的相應增長成為可能,而人口增長反過來又進一步推動了生產。經濟活動的迅速發展還增加了貿易量。中國首次出現了主要以商業,而不是以行政為中心的大城市。」
美國學者費正清和賴肖爾在合著的《中國:傳統與變革》說:「宋朝經濟的大發展,特別是商業方面的發展,或許可以恰當地稱之為中國的「商業革命」。這一迅速發展使中國經濟發展水平顯然高於以前,並產生出直至19世紀在許多方面保持不變的經濟和社會模式。」
200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的經濟學家愛德華.普雷斯科特在《中美新市場經濟(北京)論壇》發表《克服國富的障礙——經濟政策與經濟周期》的主題演講時說:「宋朝的時候中國很富裕,比世界平均水平富裕一倍。」
美國密歇根大學歷史系博士歷史學家黃仁宇在《中國大歷史》中說:「公元960年宋代興起,中國好像進入了現代,一種物質文化由此展開。貨幣之流通,較前普及。火葯之發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針,天文時鍾,鼓風爐,水力紡織機,船隻使用不漏水艙壁等,都於宋代出現。」
美國耶魯大學中國現代史教授喬納森.斯彭斯在2000年1月1日《新聞周刊》刊登文章,這樣評價宋朝: 「上一個中國世紀是11世紀。當時,中國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成功的國家。它的領導地位源於一系列的因素,從技術上的發明到工業企業的興起和管理良好的農業,從普遍的教育和行政管理試驗的傳統到對宗教和各種哲學思想的寬容。……上一個1000年的中國,是世界超級大國,也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當時宋朝的首都在東京汴梁,就是現在的河南開封,人口達百萬,是世界最先進最繁榮最龐大的城市。」
美國學者尤金·安德森在《中國食物》中說:「宋朝時期,中國的農業和食物最後成形。食物生產更為合理化和科學化。到宋朝末年,不再由漢人統治的華北已在農業上成熟。此後直至20世紀中期,就很少再發生變化了。華南在此後歷朝中擴大了農耕,並增加了新的農作物,但那裡的模式還是在宋朝確立的,而且並未伴有多少技術上的基本變化。」
美國著名學者阿諾德.湯因比在《人類與大地母親》中說:「10世紀、11世紀、12世紀的後起蠻族,也強烈地為中國文明所吸引。除了自身採納中國文明,他們還在自己統治的領土上傳播了中國文明,而這些領土又從未納入過中華帝國的版圖。因而,中華帝國的收縮由於中國文明的擴張而得到了補償--不僅在中華帝國周邊興起的國家如此,在朝鮮和日本也是如此。」
美國歷史家麥克尼爾在《權力的追求》中說:「本書的假設是:中國在一千年前後轉向市場調節的行為顛覆了世界史的一個關鍵性的平衡。我相信中國的例子啟動了人類的一個千年探索,去發現在協調大規模行為這一點上,從價格和私人或小團體(合夥或公司)對私利的看法出發,會有些什麼成果。」
北宋被20世紀末的美國人譽為人類第二個千年的「領頭羊」。
㈡ 如何評價宋朝
1、經濟發達
宋朝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經濟、文化教育與科學創新高度繁榮的時代 ,北宋咸平三年(1000年)中國GDP總量為265.5億美元,佔世界經濟總量的22.7%,人均GDP為450美元,頂峰時為600美元,均超過當時西歐人均GDP427美元,十八世紀經過第一次工業革命的英國人均GDP為1250美元。
2、文化開放、政治開明
宋朝時出現了宋明理學,儒家復興,社會上彌漫尊師重道之風,科技發展亦突飛猛進,政治也較開明廉潔,終宋沒有嚴重的宦官亂政和地方割據,兵變、民亂次數與規模在中國歷史上也相對較少, 人口從太平興國五年(980年)的3250萬增至大觀四年(1110年)的1億1275萬。
3、武略不足
宋太祖建國初年,為加強皇權和軍事階層的穩定,決定加強中央集權,防止將領剝奪權利 。建隆二年三月,宋太祖削去都點檢這個重要的禁軍職位。同年七月,宋太祖通過杯酒釋兵權解除武官的軍權,禁軍的領導機構改為殿前司和侍衛司,分別由殿前都指揮使、步軍都指揮使和馬軍都指揮使(三帥)統領。但是,三帥無發兵之權。宋朝在中央設立樞密院來負責軍務。樞密院直接對皇帝負責,其他任何官員都不得過問。而樞密院雖能發兵,卻不能直接統軍,這樣就導致統兵權與調兵權的分離。同時,宋朝經常更換統兵將領,以防止軍隊中出現個人勢力,戰爭時戰區司令皆由文官或太監擔任,而且改變戰略必須經過皇帝同意,對宋朝戰力有負面影響。
㈢ 如何評價宋朝
宋朝是一個經濟、文化鼎盛的朝代,同時也是一個軍事極其頹廢的朝代。說句實話,按照歷史的記錄來看,宋朝當時的經濟狀況可謂是空前的繁榮,前朝的唐朝,李世民的貞觀之治都不及宋朝,那時候的宋朝,文學上百花齊放,可唯獨把軍事發展給落下了,最終被外部勢力侵略,導致宋朝被推翻。
就是在這種空前繁榮的背景之下,隱藏著一個重大的危機,那就是軍事力量。宋朝一開始就採用“重文輕武”的政策,文學得到空前發展,但是卻大大削弱了軍隊的發展,將領們權利幾乎被剝奪一空,財政上不支持軍事的需求,一直打壓著軍事的發展。久而久之,將士們失去了原有的為國效忠的決心,參軍只是為了混口飯吃,整體的作戰能力也就被大大的減弱了。
正所謂凡事講究一個平衡,如果只注重一方面的發展,必然導致另一方面的羸弱,這就給了他人可趁之機。
㈣ 如何評價宋朝
對於宋朝始終感覺而是一個很矛盾的國家,尤其在經濟的發展上,宋朝的國內市場流通海外貿易達到了歷史頂峰,明朝中期方可與之比肩。另一方面,官制的混亂,職司不明,舉個例子。大家都知道包拯的官職是開封府尹,但全稱卻是贈禮部侍郎賜食邑八百戶賜紫金魚囊配,然後加上爵位等級各種小的兼職,光直屬上司都有十數個。兵將分離和荒年招兵,禁軍的世襲制度,使得軍隊戰鬥力低下。原來與金國商議好,共擊遼國瓜分土地,結果軍力太弱被金國咬了一口。
政治上前期相對穩定,北宋中後期的各種改革也使得社會穩定,但新舊黨的紛爭一直不斷,朝野上敵對明顯。
不過宋朝時思想文化的確發展迅速。社會環境也很寬松。理學這種壓抑人性的學說也只在邊緣化。我個人對當時的蜀學比較看好,很有進步性。
總的評價,我認為宋朝的特殊時期,混戰之後,中央集權的需要,和相對薄弱的政治基礎矛盾,使得宋朝的社會走向相對的寬松,宋朝是古代科技文化經濟集大成的時代,但本質上仍然是小農經濟的封建社會。再生產力度不足使得資本主義萌芽沒有出現。另外各方面也有些偏頗
㈤ 如何評價宋朝
總的說來,北宋的專制政治有開明的成份,保守的成份,拙劣和荒唐可笑的成份,互相交織著。
宋朝的弊病有歷代皇朝的通病,也有自己的特點。中國的古史過於悠久,歷代興亡的往事也積累得過多。一方面是每代開國,總是企求長治久安,致力於堵塞各種招致敗亡的漏洞,另一方面又是從來無不亡之國,無不敗之朝。盡管每朝每代的覆滅,總是各有許多具體的條件和情況,而其中一個根本性的因素,一條貫穿歷代敗亡的基線,說來說去,還只是「腐敗」兩字。腐敗的根源,說來說去,也無非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下的等級授職制。史實證明,等級授職制必然成為貪官污吏的溫床;貪腐現象滋生不息的怪圈,必然出現官官相護的情況,而編織成龐大的貪腐保護網。腐敗與專制是一對雙生子,專制必然滋生腐敗,腐敗必然依賴專制。歷代皇朝覆亡留下的最重要的歷史教訓,就是從腐敗走向滅亡。馬克思主義強調著名的巴黎公社原則,批判等級授職制,力主以直接選舉製取代等級授職制,這其實也是深刻地、科學地總結了中國以往政治體制根本性的弊病,為「走出輪回」,指明了一條唯一可行的歷史變革之路。
宋朝的治國有得分的方面,也有失分的方面。按照皇帝集權,臣僚分權,中央集權,地方分權的原則,北宋各種政治制度的設計和操作,還是有效地維護了政治穩定,消弭各種內訌,有利於經濟和文化的發展。
自宋太宗始,以興盛的科舉制,造就了發達的文官政治。官場中從重視門第到重視出身,是唐宋期的一大轉變。文官政治,即「以儒立國」,對政治穩定和文化發展是有正面影響的。文官政治並不意味著就是保守,但宋朝文官政治的特點在總體上說則是保守。正如王安石譏評說,「因循苟且」,「僥幸一時」,不求振作有為,但求勉強維持,得過且過,缺乏行政效率。宋朝形成了經學、教育和科舉的三位一體的教育和文化環境,這無疑又釀成中華文明在後來落伍的重要因素。
在人類歷史上,政爭是不可避免的,但在專制時代,政爭又往往是十分殘酷的。宋太祖立下了秘密誓約:「藏於太廟,誓不誅大臣、言官,違者不祥。」故北宋的政爭少有誅殺,較為文明。即使在北宋後期有三次大規模貶竄士大夫的運動,一般也不開殺戒。宋人稱「古者士大夫多被誅夷,小亦鞭笞。太祖皇帝以來,始禮待士大夫,終始有恩矣」。趙宋一代在強調皇帝大權獨攬的同時,又兼顧對臣僚的體貌寬柔,在中華古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北宋除後期外,將「異論相攪」作為「祖宗之法」,其初意是使「臣僚各不敢為非」。在較為寬松的政治和輿論環境下,宋朝台諫政治的發達,超越前朝後代。在人治條件下,台諫政治固然有各種流弊。但按照儒家理論,台諫官作為政治上的反對派,行使監督權,發表異論,對於「扶直道」,維系一個時代的正派士風,有一定意義。
金元時代評論,認為宋政失之於「寬柔」。「寬柔」表現為對誤國敗事者有罪不罰,罰不當罪,罪廢復用,所謂「賞重於罰,威不逮恩」。宋朝的上層官員,大多治國救國無方,而彼此勾心鬥角,玩弄機謀權術,又有足夠的聰明才智。發展到頂點,則是不管國家存亡,百姓死活,自己不能治國和救國,卻必須破壞他人治國和救國。
宋朝的歷史地位,在很多教科書中給人的印象就是「積貧積弱」,彷彿這就是宋朝歷史的全貌了。事實並非如此,陳寅恪先生曾說過,中國文化「造極於趙宋之世」。那麼,除文化之外,其它方面又是怎樣的呢?
北宋繼承的遺產是中唐、五代以來的衰敗,面積比歷代中原皇朝少,卻也約略相當於四個半除俄羅斯外的歐洲第一大國法國。南宋的國土面積又比北宋減少三分之一。但北宋比盛唐喪失的,除了五代後晉割讓的燕雲十六州之外,都是邊遠地區,而基本上保留了發達的內地。
記得在一次某書發行會上,大部分時間由一位先生高談闊論,他強調宋朝經濟「落後」,這當然是無知之說。其實,宋朝確是當時世界上經濟和文化最發達的國家。古代的人口統計數字不可信,按今人估計,唐朝極盛時的人口約八千萬,而宋朝約有一億。在古代手工生產時代,人口多,就意味著經濟總量大。宋朝經濟比唐朝有顯著增長。中國傳統所謂精耕細作,其實主要開始於宋代,表現為南方稻的畝產量有了提高,並在較大范圍內實現了稻麥兩熟制。古代當然不可能有經濟總量的數字。但也有一些可作明顯對比的數字。唐朝供應京城的漕運糧額,往往是幾十萬唐石,水運和陸運最多達250萬唐石。北宋的漕運額最多達800萬宋石,一般定額為600萬宋石。(按:宋石容量還大於唐石)唐玄宗天寶年間,銅錢產量為32.7萬貫,而北宋一般年產量為100萬至300萬貫,而最高記錄為506萬貫。
有人認為,唐朝是中國古代文化的鼎盛期。唐代文明最重要的代表是唐詩,是公認的古代詩歌發展巔峰,唐詩勝於宋詩。但宋代文明勝過唐代文明的主要有教育、經學、科技、史學、宋詞和散文六項,可知宋文明總的說來,是勝過了唐文明。宋代在教科文方面繼續處於世界的領先水平。
說宋朝軍事「落後」,是不準確的。在軍事技術上,宋朝並不落後,例如古代黑火葯的應用,主要是在宋朝,特別到南宋中後期,火葯兵器已在兵器中佔有相當比例。世界上第一次使用火葯兵器的海戰,是南宋初的膠西海戰。准確的說法應是宋朝在軍事上孱弱或軟弱。但也須作具體分析,例如對橫掃歐亞大陸的蒙古軍而論,最頑強的抵抗對手就是南宋。
人們常說,宋朝「積貧積弱」。其實,北宋的人力超過唐朝,物力和財力、政府財政收入更大大多於唐朝。但豐厚的財政收入難以負荷冗兵、冗官等支出,而橫征暴斂又加重了民貧,這就是積貧。軍事無非是客觀的實力加之以主觀的實力運用。宋朝的綜合國力無疑強於遼朝、西夏、金朝等,但因各種因素,實力的運用水平卻是劣等的,這就是積弱。宋朝消極接受中唐、五代的教訓,著重於推行文官政治,實行崇文抑武,其軍制是以犧牲軍事效能,以束縛武將才能,降低武將地位和素質為代價的。宋朝繼承自中唐以降喪失養馬區的現實,缺乏馬源,不重視騎兵的建設,而古代的騎兵猶如二次世界大戰時的坦克部隊,主要以步兵對抗遼朝、西夏、金朝和元蒙的騎兵,就處於弱勢。加之自北宋建國不久,就逐漸形成「守內虛外」、消極防禦等軍事傳統,故其武力一直不振,整個時代的尚武精神淪落。逐步實行文臣統兵和宦官統兵,降至北宋末,舉國竟無折沖禦侮之將。(我是一名小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