紙幣歷史故事怎麼說

㈠ 紙幣的由來

紙幣
【簡介】

最早使用紙幣的國家是中國，時間約在公元九世紀。首次在歐洲使用的紙幣是1661年由瑞典銀行發行的，不過那時發行紙幣只是權宜之計，並不是作為真正的貨幣。在1694年，英格蘭銀行創立，開始發行銀單。銀單最初是手寫的，後來才改為印刷品。印刷的銀單一經公眾接受就成為真正的鈔票了。
目前世界上共有兩百多種紙幣，流通於世界193個獨立國家和其他地區。作為各國貨幣主幣的紙幣，精美、多側面地反映了該國歷史文化的橫斷面，溝通了世界各國人民的經濟交往。目前世界上比較重要的紙幣包括美元、歐元、人民幣、日元和英鎊等。

【紙幣定義】

由國家發行的強制使用的貨幣符號。紙幣本身不具價值，雖然作為貨幣的一種，但其不能直接行使價值尺度職能。紙幣是當今世界各國普遍使用的貨幣形式，而世界上最早出現的紙幣，是中國北宋時期四川成都的「交子」。 中國是世界上使用紙幣最早的國家。

【流通公式】

紙幣的流通公式=商品的價格總額/貨幣流通次數

【交子的誕生】

一、出現背景

根據文獻記載和大量的出土文物考證，我國貨幣的起源至少已有4000年的歷史，從原始貝幣到布幣、刀幣、圜錢、蟻鼻錢以及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流行的方孔錢，中國貨幣文化的發展可謂源遠而流長。到北宋時期，我國出現了紙幣——「交子」。
紙幣的出現是貨幣史上的一大進步。錢幣界有人認為中國紙幣的起源要追溯到漢武帝時的「白鹿皮幣」和唐代憲宗時的「飛錢」。漢武帝時期因長年與匈奴作戰，國庫空虛，為解決財政困難，在鑄行「三銖錢」和「白金幣」（用銀和錫鑄成的合金幣）的同時，又發行了「白鹿皮幣」。所謂「白鹿皮幣」，是用宮苑的白鹿皮作為幣材，每張一方尺，周邊彩繪，每張皮幣定值40萬錢。由於其價值遠遠脫離皮幣的自身價值，因此「白鹿皮幣」只是作為王侯之間貢贈之用，並沒有用於流通領域，因此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紙幣，只能說是紙幣的先驅。「飛錢」出現於唐代中期，當時商人外出經商帶上大量銅錢有諸多不便，便先到官方開具一張憑證，上面記載著地方和錢幣的數目，之後持憑證去異地提款購貨。此憑證即「飛錢」。「飛錢」實質上只是一種匯兌業務，它本身不介入流通，不行使貨幣的職能，因此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紙幣。北宋時期四川成都的「交子」則是真正紙幣的開始。

900年來，「交子」誕生地始終是個謎。

據專家考證，「交子」最早是以私下流通的形式出現的，所以又稱「私交子」。著名經濟史專家、西南財經大學貨幣證券博物館館長劉方健介紹說，北宋初年，成都一帶商業十分發達，通貨緊張，鐵錢卻流通不暢，於是當地16家富戶開始私下印製一種可以取代錢幣、用楮樹皮造的券，後來被稱作「交子」。當地政府最初想取締這種「新貨幣」，但是這種「新貨幣」在經濟流通中作用卻十分明顯，於是決定改用官方印製。但是這兩種「交子」的誕生地卻一直沒人發現。
歷史考證，「交子」最早在成都萬佛寺內印製。

過去的研究者曾認為，成都東門的「椒子街」應該是當時官方印製「交子」的地方。因為《成都城坊古跡考》對成都東門「椒子街」有這樣的解釋，「一說街名曰『交子』，以宋代嘗設交子務於此。」

但是當地的貨幣收藏家對此說法提出了質疑，因為根據《成都金融志》中的文字解釋：「北宋益州的『交子鋪』實為四川歷史上最早的貨幣金融機構，而益州的交子務則是最早由國家批准設立的紙幣發行機構。」顯然，說紙幣發行機構就是印製地，是沒有依據的。也就是說，沒有直接證據表明，「椒子街」就是「交子」的誕生地。由於「交子」誕生已900多年，又無具體的實物考證，只有從文獻資料中查找。早在3年前，貨幣博物館的詹星就開始從歷史典籍入手，查找「交子」的誕生地。他從圖書館找來《全蜀藝文志》，查到了元代費著的《楮幣譜》中有一段文字：「元豐元年(公元1078年)增1員；掌典10人，貼書69人，印匠81人，雕匠6人，鑄匠2人，雜役12人，廩給各有差。所用之紙，初自置場，以交子務官兼領，後慮其有弊，以他官董其事。隆興元年(公元1163年)，使特置官一員蒞之，移寓城西凈眾寺。」這說明官方發行的「交子」印製地就在城西的凈眾寺，不過經過了900餘年，現在的成都早已沒有什麼凈眾寺了，怎麼找呢？後來，經過四川南充市的學者丁祖春的幫忙，詹星的查證又深入了一步，原來，凈眾寺最早建於東漢桓帝延熙年間，六朝時名為安浦寺，唐時名為凈眾寺，宋代換名凈因寺，元末明初更名為萬佛寺，明末張獻忠進川後毀於戰火，清代康熙初年重建，仍名為萬佛寺，地址就在成都西門金花橋側。

二、產生原因

紙幣出現在北宋並不是偶然的，它是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宋代商品經濟發展較快，商品流通中需要更多的貨幣，而當時銅錢短缺，滿足不了流通中的需要量。當時的四川地區通行鐵錢，鐵錢值低量重，使用極為不便。當時一銅錢抵鐵錢十，每千鐵錢的重量，大錢25斤，中錢13斤。買一匹布需鐵錢兩萬，重約500斤，要用車載。成都是重要的經濟重地，而且，蜀漢通往外界的道路又異常崎嶇難行，因此客觀上需要輕便的貨幣，這也是紙幣最早出現於四川的主要原因。再者，北宋雖然是一個高度集權的封建專制國家，但全國貨幣並不統一，存在著幾個貨幣區，各自為政，互不通用。當時有13路（宋代的行政單位）專用銅錢，4路專用鐵錢，陝西、河東則銅鐵錢兼用。各個貨幣區又嚴禁貨幣外流，使用紙幣正可防止銅鐵錢外流。此外，宋朝政府經常受遼、夏、金的攻打，軍費和賠款開支很大，也需要發行紙幣來彌補財政赤字。種種原因促成了紙幣——「交子」的產生。

三、發展過程

最初的交子由商人自由發行。北宋初年，四川成都出現了專為攜帶巨款的商人經營現錢保管業務的「交子鋪戶」。存款人把現金交付給鋪戶，鋪戶把存款人存放現金的數額臨時填寫在用楮紙製作的卷面上，再交還存款人，當存款人提取現金時，每貫付給鋪戶30文錢的利息，即付3%的保管費。這種臨時填寫存款金額的楮紙券便謂之「交子」。這時的「交子」，只是一種存款和取款憑據，而非貨幣。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交子」的使用也越來越廣泛，許多商人聯合成立專營發行和兌換「交子」的交子鋪，並在各地設交子分鋪。由於交子鋪戶恪受信用，隨到隨取，所印「交子」圖案講究，隱作記號，黑紅間錯，親筆押字，他人難以偽造，所以「交子」贏得了很高的信譽。商人之間的大額交易，為了避免鑄幣搬運的麻煩，直接用隨時可變成現錢的「交子」來支付貨款的事例也日漸增多。正是在反復進行的流通過程中，「交子」逐漸具備了信用貨幣的品格。後來交子鋪戶在經營中發現，只動用部分存款，並不會危及「交子」信譽。於是他們便開始印刷有統一面額和格式的「交子」，作為一種新的流通手段向市場發行。這種「交子」已經是鑄幣的符號，真正成了紙幣。但此時的「交子」尚未取得政府認可，還是民間發行的「私交」。
但並非所有的交子鋪戶都是守法經營，恪守信用的。有一些惟利是圖、貪得無厭的鋪戶，惡意欺詐，在濫發交子之後閉門不出，停止營業；或者挪用存款，經營他項買賣失敗而破產，使所發「交子」無法兌現。這樣，當存款者取錢而不能時，便往往激起事端，引發訴訟。於是，景德年間（1004-1007年），益州知州張泳對交子鋪戶進行整頓，剔除不法之徒，專由十六戶富商經營。至此「交子」的發行始取得政府認可。
宋仁宗天聖元年（1023年），政府設益州交子務，由京朝官一二人擔任監官主持交子發行，並「置抄紙院，以革偽造之弊」，嚴格其印製過程。這便是我國最早由政府正式發行的紙幣——「官交子」。它比美國（1692年）、法國（1716年）等西方國家發行紙幣要早六七百年，因此也是世界上發行最早的紙幣。
「官交子」發行初期，其形制是仿照民間「私交」，加蓋本州州印，只是臨時填寫的金額文字不同，一般是一貫至十貫，並規定了流通的范圍。宋仁宗時，一律改為五貫和十貫兩種。到宋神宗時，又改為一貫和五百文兩種。發行額也有限制，規定分界發行，每界三年（實足二年），以新換舊。首屆交子發行1 256 340貫，備本錢360 000貫（以四川的鐵錢為鈔本），准備金相當於發行量的28%。「交子」的流通范圍也基本上限於在四川境內，後來雖在陝西、河東有所流行，但不久就廢止了。
宋徽宗大觀元年（1107年），宋朝政府改「交子」為「錢引」，改「交子務」為「錢引務」。除四川、福建、浙江、湖廣等地仍沿用「交子」外，其它諸路均改用「錢引」。後四川也於大觀三年(1109年)改交子為錢引。「錢引」與「交子」的最大區別，是它以「緡」為單位。「錢引」的紙張、印刷、圖畫和印鑒都很精良。但「錢引」不置鈔本，不許兌換，隨意增發，因此紙券價值大跌，到南宋嘉定時期，每緡只值現錢一百文。

四、影響

「交子」的出現，便利了商業往來，彌補了現錢的不足，是我國貨幣史上的一大業績。此外，「交子」作為我國乃至世界上發行最早的紙幣，在印刷史、版畫史上也佔有重要的地位，對研究我國古代紙幣印刷技術有著重要意義。

【會子】

一、 會子的由來和「會」字的讀音

「會子」的名稱產生於北宋，是一種取錢物的憑證。見於記載的有會子、錢會子、鉛錫會子、寄附錢物會子等。神宗熙寧八年(1075年)呂惠卿在討論陝西交子時說：「自可依西川法，令民間自納錢請交子，即是會子。自家有錢，便得會子。動無錢，誰肯將錢來取會子?」①由此可知會子即是納錢和取錢的憑證。錢會子②和會子的意思一樣。鉛錫會子③是出賣鉛錫給政府後所得的取錢憑證。

寄附錢物會子可能同寄附鋪有關。唐代長安已有寄附鋪。《霍小玉傳》說霍小玉往往命侍婢將服玩之物托西市寄附鋪侯景先家出賣。南宋初年吳曾說「今世所在市井有寄附鋪」④，說明寄附鋪在北宋已相當普遍。寄附鋪對所寄存的錢物開出憑證稱「寄附錢物會子」。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因「諸色人多將京城內私下寄附錢物會子之類出城及於外處行使，有害鈔法(鹽鈔法)」，下詔禁止⑤。寄附錢物會子能出城行使，則具有匯票的性質。紹興末年，知徽州洪適在《戶部乞免發見錢札子》中說：「小郡在山谷之間，無積鏹之家，富商大賈足跡不到，貨泉之流通於鄘肆者甚少，民間皆是出會子往來兌使。」⑥這會子又是一種民間的紙幣了。

臨安(杭州)在南宋初年即有民間發行的「寄付兌便錢會子」，「寄付」當即寄附，「兌便錢」即便錢，意為匯兌。高宗紹興五年(1135年)曾下詔禁止寄付兌便錢會子出城，受到居民的反對，次日即取消了禁令⑦。紹興三十年二月錢端禮知臨安府，將原由富戶主持的便錢會子收為官營，「許於城內外與銅錢並行」⑧。七月錢端禮為產部侍郎，會子亦由戶部接辦，於次年二月設立行在會子務進行管理。行在會子務後來改名為「行在會子庫」，故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和吳自牧《夢粱錄》中都有會子庫而無會子務。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和《建炎以來系年要錄》都說紹興三十一年「置行在會子務，後隸都茶場」。

①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七二熙寧九年正月甲申。
② 《三朝北盟會編》卷五七引陶宣干《河東逢虜記》。
③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四六元佑五年八月乙未。
④ 吳曾：《能改齋漫錄》逸文(《永樂大典》卷一四五七六引)。
⑤ 《宋會要輯稿·刑法》二之六○。
⑥ 《盤洲文集》拾遺。
⑦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九三紹興五年九月乙酉。書中「兌便錢」的「兌」字寫作「兌」，這是「兌」的一種寫法，並非錯字。有學者錯認為「充」字，以為它是錯字。
⑧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八七紹興三十年十二月乙巳。

後隸都茶場的應是會子庫。《夢粱錄》卷九《監當諸局》說：「會子庫，在榷貨務置，隸都茶場……以務門(榷貨務門官)兼職，以都(都茶場)司官提領。」會子庫一度撤並，理宗紹定三年(1230年)恢復，紹定五年因毀於火而重建①。

會子因由行在會子庫發行，故稱「行在會子」：因主要在東南流通，故又稱「東南會子」。行在會子雖由中央政府發行，但並不是全國通用的紙幣。

會子的「會」應讀何音，有必要提一下。「會」可以讀hu)音，也可以讀kuai音。現在在談到會子時，兩種音都有人讀，顯得不統一。從會子的由來不難推斷出「會」字的正確讀音。會子意為取錢憑證，有「會合」之意，而無「會計」之意，可見應讀hui而不讀kuai。後來產生於明末的匯票，很長時期都寫作「會票」，後逐漸被「匯票」所取代。從「會票」一詞的演變也可見會子的「會」應讀hui音。

二、會子的分界和完全搞清分界情況的不可能

會子開始不分界，後來才決定分界，分界後又實行兩界並行。何時宣布分界和兩界並行，史書的說法不盡統一。何時宣布分界共有三說。

會子分界發行後，舊會子收回，收換期自乾道四年十二月一日至乾道五年三月十曰①。收換時每貫收糜費錢20文，幾百文的收10文。會予以三年為一界。由於《宋史·食貨志下三》說交於是三年一界，實際上卻是兩年，有的學者懷疑會子實際上也是兩年一界。其實兩者不能類推。《宋史》作者說交子三年一界是誤以為三年，並不是用三年來代表實足兩年②。而說會子三年一界則不是誤以為三年，自然不能推彼及此。《宋史·食貨志下三》記光宗紹熙元年(1190年)宣布第7、第8界會子展界，臣僚言：「會子界以三年為限，今展至再，則為九年，何以示信?」三年一界，兩次展界共為九年；如果是實足兩年一界，加起來就只有六年了。

會子一共只有18界，要搞清各界的發行和收兌時間好像並不難。其實不然。這是因為：

第一，資料不足。現存有關會子的資料中，關於會子分界的內容很不完備。根據這些資料要想搞出一個完整的分界時間表，只能依靠推測。合理的推測必須建立在有相當資料的基礎上，而現存的會子分界資料不足以成為推測的基礎。

第二，第l界會子的開始時間難以確定。如上所述，會子分界開始於乾道四年，那麼第 l界會於是不是從乾道四年開始發行呢?對此史書上就有兩種不同的說法。《宋書·食貨志下三》說，乾道五年權許行在榷貨務都茶場「收換第一界，自後每界收換如之」。這是把乾道四年以前發行的舊會子算作第1界，因為如果乾道四年以後發行的會於是第1界，則乾道五年還沒有到收換期。但王應麟《玉海》卷一八六卻說：「乾道四年造成第一界，才一千萬耳。至七年行第二界，即置局收第一界。」明確把乾道四年發行的算作第1界，這又同《宋史·食貨志下三》所說的淳熙「三年，詔第三界、四界各展限三年」發生了矛盾：照《玉海》的說法，乾道七年發行第2界，則三年後的淳熙元年才發行第3界；而照《宋史》的說法，淳熙三年第3、第4界都已經期滿而宣布延期流通了。

第三，何時開始兩界並行難以確定。乾道五年初決定兩界並行，何時開始實行各書記載不一。《玉海》說到淳熙六年「始疊用第六、第七兩界」，這時距宣布兩界並用的時間已足足10年。而《宋史》說淳熙三年宣布第3、第4界各展限三年，則兩界疊用至遲在乾道九年或淳熙元年就開始了。而且對兩界並行本身也難有確切的解釋，可以是一開始就發行兩界；也可以是一界發行一年、二年或三年後再發另一界，原來一界並不收回，從而形成兩界並行的局面。

第四，三年一界並未嚴格執行。會子雖有三年一界的規定，但並未嚴格執行。如第14界會子在寧宗嘉定二年(1209年)或四年開始發行，到理宗紹定六年(1233年)還在流通，前後達20餘年。

以上情況說明會子分界情況的不確定因素太多，後人根本無法完全搞清它的本來面貌。對會子的各界起迄年份已有多人試圖列出完整的時間表，但可以肯定地說，沒有一張時間表是完全正確的。這並不一定是用功不到，而是因為客觀上不可能。

從理宗淳佑七年(1247年)開始，會子不再分界，第17、18界「永遠行使」。到景定五年(1264年)十月頒行金銀見錢關於，一貫准第18界會子三貫，限一月內以第18界會子收兌第17界會子。第18界仍繼續流通，直到宋亡。

① 《文獻通考·錢幣二》。
② 參見拙文：《<宋史>交子起源析誤》，《中國錢幣》2002年第1期。

三、宋孝宗管理會子的成功

會子發行後即遇上宋金戰爭。政府用會子支付軍費，而並無保證會子幣值穩定的有效措施，貶值是不可避免的。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宋孝宗即位，次年為隆興元年(1163年)。隆興二年宋金達成和議，孝宗即著手整頓會子。乾道二年(1166年)七月，用內庫及南庫銀100萬兩收兌會子，次年又以內庫銀200萬兩收兌會子焚毀①。這兩次的收兌資料出處不一，可能後者包括前者。從紹興三十一年至乾道三年，共印造會子2800餘萬貫，到乾道三年正月在外流通的尚有800餘萬貫。因當時規定各路綱運全部要現錢，故州縣不許民戶輸納會子，外地商人低價收買會子，運到臨安兌錢或向各地榷貨務兌物，造成六榷貨務的供應緊張。淳熙二年(1175年)辛棄疾曾在奏疏中談到會子貶值的情況說：「往時應民間輸納則令見錢多而會子少，官司支散則見錢少而會子多，以故民間會子一貫換六百一二十足，軍民嗷嗷，道路嗟怨。」②宋代行省陌制度，以770文為一貫，「一貫換六百一二十足」說明會子貶值達一成以上。乾道三年正月以後，繼續用度牒、助教帖各500道供榷貨務定價收兌會子。到這年六月，在外會子只剩下490萬貫。乾道六年閏五月又規定「諸路總領監司州軍受納、解發錢貫須是現錢、會子各半」，實行了「錢會中半」③之制。

乾道五年宣布兩界並行後，會子的發行額又逐步增加，至淳熙元年(1174年)民間流通的會子達2200餘萬貫④。經過回籠以後，淳熙二年四月在外會子降到了200萬貫，會子成為難得之物，出現了「商旅往來，貿易競用會子」的情況。商人用會子的好處是：「一為免商稅(金銀有稅)，二為省腳乘(運費)，三為不復折閱(貶值)。」⑤

發行額200萬貫只是一時現象，淳熙三年以後會子的發行不斷增加，到淳熙末年已達4000餘萬貫⑥，超過了規定兩界發行額的一倍以上。雖然發行額大大增加，而會子幣值卻繼續保持穩定。淳熙七年還是「會子與見錢等」⑦。淳熙十二年臨安會子一貫可兌錢750文⑧，比省陌少20文，恰好等於糜費錢。即使糜費錢在外，貶值也不多。淳熙十三年仍是「軍民不要見錢，卻要會子」⑨。淳熙年間的會子流通，曾被朝臣們譽為「楮幣重於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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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乾道二年見《宋史》卷一八一《食貨志下三·會子》；乾道三年見戴埴《鼠璞·楮券源流》，洪邁《容齋三筆》卷一四《官會折閱》和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一六《東南會子》。《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說是內藏、南庫銀各100萬兩。
②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七二。
③ 《慶元條法事類》卷三○《錢會中半》。
④ 《宋史》卷三八四《葉衡傳》。據葉衡任右丞相兼樞密使的時間推算應在此年。章如愚《山堂考索》後集卷五二《楮》說淳熙甲午(元年)會子的發行額達4120萬貫，和《葉衡傳》不一致，不大可信，故不取。
⑤ 《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五四淳熙二年四月壬子。
⑥ 《玉海》卷一八六說淳熙六年第6、第7兩界會子共發行4800佘萬貫。淳熙六年是始發年份，4800餘萬貫則應是第6、7界的最後發行數字。而且淳熙六年的年份也可存疑，因為據《宋史》卷三五《孝宗紀三》，淳熙十年才請造第7界會子。又《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一六《東南收兌會子》則說第6、7界共發行4123萬貫。
⑦ 《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五八淳熙七年九月癸亥。
⑧ 洪邁：《容齋三筆》卷一四《官會折閱》。
⑨ 《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六三淳熙十三年七月。

或會子「重於見錢」①。紙幣重於黃金或現錢雖是溢美之辭，但反映了當時會子確有相當的穩定性，受到了民間的歡迎。

宋孝宗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視紙幣幣值穩定並留下了不少紙幣管理言論的皇帝。他管理紙幣取得成功的基本經驗，一是實行錢會中半的制度，使人民手中的會子能保持對政府的一半的法償能力；二是控制會子的發行數量，在會子貶值時就實行紙幣回籠政策。淳熙十年，當他看到新印會子的數額時，說道：「新印會子比舊又增多。大凡行用會子，少則重，多則輕。」②這是他的經驗之談，樸素地反映了紙幣流通的規律。由於財政的需要，他不得不增加會子的發行，但對會子貶值一直存有戒心。他多次告誡朝臣要謹慎對待會子流通，會子的發行數量決不能過多。淳熙十二年，他還表示自己因擔心會子貶值，「幾乎十年睡不著」③。會子作為封建社會的國家紙幣，它的發行主要不是為了有利於商品流通，而是為了財政的需要。因此這一年孝宗又表示：「會子之數不宜多。他時若省得養兵，須盡收會子。」④養兵成了孝宗心目中發行會子的最主要的原因。

乾道淳熙年間會子發行額表

時 間| 界 數|發行額(萬貫)| 出 處
乾道二年(1166)七月|—| 2800餘|《文獻通考·錢幣二》，《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四六，《宋史全文》卷二四下
乾道二年(1166)十一月|—| 980|《文獻通考·錢幣二》
乾道三年(1167)正月|—| 800餘|《文獻通考·錢幣二》，《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四六，《宋史全文》卷二四下
乾道三年(1167)六月|—| 490|《文獻通考·錢幣二》
淳熙元年(1174)| ?| 2200餘|《宋史·葉衡傳》
淳熙二年(1175)四月| ？| 200|《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五四，《宋史全文》卷二六上
淳熙?年|第6、7界| 4123|《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東南收兌會子》
淳熙?年|第6、7界| 4800|《玉海》卷一八六

【中國貨幣發展史】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貨幣的國家之一，使用貨幣的歷史長達五千年之久。中國古代貨幣在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先後經歷了六次重大的演變：

一、由自然貨幣向人工貨幣的演變

在中國的漢字中，凡與價值有關的字，大都從「貝」。由此可見，貝是我國最早的貨幣。

隨著商品交換的迅速發展，貨幣需求量越來越大，海貝已無法滿足人們的需求，人們開始用銅仿製海貝。銅貝的出現，是我國古代貨幣史上由自然貨幣向人工貨幣的一次重大演變。

隨著人工鑄幣的大量使用，海貝這種自然貨幣便慢慢退出了中國的貨幣舞台。

二、由雜亂形狀向規范形狀的演變

從商朝銅貝出現後到戰國時期，我國的貨幣逐漸形成了以諸侯稱雄割據為特色的四大體系，即：鏟幣、刀幣、環錢、楚幣（爰金、蟻鼻錢）。

秦統一中國後，秦始皇於公元前二一○年頒布了中國最早的貨幣法「以秦幣同天下之幣」，規定在全國范圍內通行秦國圓形方孔的半兩錢。

圓形方孔的秦半兩錢在全國的通行，結束了我國古代貨幣形狀各異、重量懸殊的雜亂狀態，是我國古代貨幣史上由雜亂形狀向規范形狀的一次重大演變。秦半兩錢確定下來的這種圓形方孔的形制，一直沿續到民國初期。

三、由地方鑄幣向中央鑄幣的演變

據《漢書·食貨志》記載，劉邦建漢後，允民私鑄錢幣。豪紳富商和地方勢力乘機大鑄惡錢而牟利。文帝時「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

元鼎四年（前一一五年），漢武帝收回了郡國鑄幣權，由中央統一鑄造五銖錢。從此確定了由中央政府對錢幣鑄造、發行的統一管理，這是中國古代貨幣史上由地方鑄幣向中央鑄幣的一次重大演變。

此後，歷代鑄幣皆由中央直接經管。鑄幣權收歸中央，對穩定各朝的政局和經濟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四、由文書重量向通寶、元寶的演變

秦漢以來所鑄的錢幣，通常在錢文中都明確標明錢的重量，如「半兩」、「五銖」、「四銖」等等（二十四銖為一兩）。

唐高祖武德四年（六二一年），李淵決心改革幣制，廢輕重不一的歷代古錢，取「開辟新紀元」之意，統一鑄造「開元通寶」錢。開元通寶一反秦漢舊制，錢文不書重量，是我國古代貨幣由文書重量向通寶、元寶的演變。

開元通寶錢是我國最早的通寶錢。此後我國銅錢不再用錢文標重量，都以通寶、元寶相稱，它一直沿用到辛亥革命後的「民國通寶」。

五、由金屬貨幣向紙幣交子的演變

北宋時，由於鑄錢的銅料緊缺，政府為彌補銅錢的不足，在一些地區大量地鑄造鐵錢。據《宋史》記載，當時四川所鑄鐵錢一貫就重達二十五斤八兩。在四川買一匹羅（絲織品），要付一百三十斤重的鐵錢。鐵錢如此笨重不便，紙幣交子就在四川地區應運而生。交子的出現，是我國古代貨幣史上由金屬貨幣向紙幣的一次重要演變。

交子不但是我國最早的紙幣，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

六、由手工鑄幣向機制紙幣的演變

清朝後期，隨著國外先進科學技術的逐漸傳入，光緒年間已開始在國外購買造幣機器，用於製造銀元、銅元。後來，廣東開始用機器製造無孔當十銅元。因製造者獲利豐厚，各省紛紛仿效。

清末機制貨幣的出現，是我國古代貨幣史上由手工鑄幣向機制貨幣的重大演變。

從此，不但鑄造貨幣的工藝發生了重大變化，而且使流通了二千多年的圓形方孔錢壽終正寢

【紙幣的整理修復和歸類】

對紙幣進行初步加工處理是集幣的首要工作，因為紙幣一旦進入市場，經流通之後，都或多或少會受到污染，表面會很臟並附著很多細菌，如果不對其進行初步加工，細菌在潮濕地我便會發霉、產生霉點，這樣便會污染我們的集鈔本，影響收藏效果，也會降低收藏品的品相和價值，減少其保存壽命。可見，一套行之有效的歸類整理方法對於紙幣收藏者而言是至關重要的。一般對於各種品相的紙

㈡ 紙幣首次出現在我國的什麼時期它主要經歷了什麼樣的發展歷史呢

紙幣首次出現在我國的北宋時期當時的紙幣其實是一種代替金子和銀子去在市場上進行流通的物品，最初人們認為只有金屬貨幣才能夠在市場上進行交易，但是等到紙幣出現之後，人們才意識到紙幣的重要性，下面就讓我們一起來了解一下紙幣的發展過程是什麼樣的。

以上這個故事僅代表我個人的觀點，如果有任何錯誤，敬請諒解。

㈢ 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的故事

紙幣，也就是傳說中的「交子」的誕生，與經濟繁榮有莫大關系，可謂大時代與小地區的因緣巧合，這是一個貨幣自發演進、超越時代理論的故事。中國交子的故事，一方面揭示了這個古老帝國曾經的文明輝煌。紙幣最早確實在一千年前就已經在中國出現，後代經濟學家曾調侃說中國人早對紙幣司空見慣，不會類似老外那樣「友邦驚詫」，而那時候的老外就好像從蠻荒而來的土著。另一方面，則也以案例解釋了貨幣的規律，當經濟不足以支撐紙幣這樣的形態之際，會發生何等的悲劇。

回看宋代，國人頗多腹誹，讀宋史長流淚人人皆知，甚至被視為中國衰落的開始。即使錢穆這樣的大家，一方面表示 「中國在唐代以前可以稱為古代社會，自宋代起至現在可說是近代社會。宋代經濟是劃時代的近代經濟的開始」。另一方面也認為漢唐宋明清中，「宋是最貧最弱的一環。專從政治制度上看來，也是最沒有建樹的一環」（錢穆，2012）。事實上，如果換個評價標准，宋有其地位與優勢，無論人均經濟水平還是文化生活，可謂中國歷代之中少見的斯文之地。保羅·史密斯等學者研究都指出，宋朝國家主義和私有經濟這兩個領域都取得了一定發展，對外奉行防禦性政策，但在經濟領域中的商業方面則比較激進，尤其在四川、福建、江浙等地——甚至紙幣的誕生，這甚至可以被認為中國文明競賽中領先西方的頂峰的產物與象徵。

四川在宋是一個特別的案例。四川因為躲過隋唐戰亂，經濟相對獨立，鐵錢是其一大特點，但攜帶不便缺點日漸凸顯，但銅錢也難以取代鐵錢地位。對此當時史料有不少記載，往往主婦到集市買鹽也需要攜帶很多鐵錢，「小錢每十貫重六十五斤，折大錢一貫，重十二斤，街市買賣，至三、五貫文，即難以攜持」「嘗使蜀，見所用鐵錢至輕，市羅一匹，為錢二萬」等記載比比皆是。鐵錢與銅錢的比例根據記載似乎在十比一，可以想見其攜帶不便，「江南舊用鐵錢，十當銅錢之一，物價翔踴，民不便」「會詔川、陝諸州參用銅鐵錢，每銅錢一當鐵錢十。」

也正因此，宋的經濟繁榮與貨幣短缺，而四川茶葉和馬匹等貿易的發達以及四川鐵錢的笨重，導致交子在相對獨立和特殊的四川誕生，原因正是「患鐵錢重，私為券」。交子最初作為私人票據成為貴金屬、絲綢等貨幣的替代品，可以理解為一種早期匯票。

㈣ 中國紙幣的發展史

中國最初的貨幣是原始社會末期使用的海貝。公元前200多年出現了金屬貨幣和鑄幣。秦朝（前221年-前206年）建立後，統一了幣制，以黃金和方孔圓形的銅錢流通全國。最早的紙幣是北宋（960年-1127年）時期的「交子」。
宋代銅錢和鐵錢並用，四川地區則專用鐵錢。當時，四川是鹽、茶、絲綢的重要產地，貨幣流通很大，但鐵錢非常笨重，大錢一千枚重二十五斤，買一匹羅需中錢二萬枚，重二百六十斤，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鐵錢不便流通的弊病越來越突出，因而宋真宗時（997—1022）成都有十六家富商共同印製發行了代替鐵錢的紙幣—「交子」。「交子」上面印有房屋、樹木、人物等圖案，還有簽押作為暗記。交子可以兌換現錢，也可以在市場上流通，用交子向交子鋪兌換現錢時，須交一定數量的傭金。新舊交子三年兌換一次。後來，由於交子鋪的富商挪用吞沒現錢，交子的兌換不能保證，常引起爭訟，官府遂禁止商人發行。1023年（仁宗天聖元年），改由政府發行交子。
「交子」是中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紙幣的出現是貨幣發展的重大進步，在經濟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南宋、元、明、清各朝也都發行和使用紙幣，不過，在中國封建社會里紙幣的流通面並不廣，尚不能完全代替金屬貨幣。中國紙幣的大量發行和使用，是近代以後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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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時期紙幣
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昏庸腐朽、喪權辱國的清朝反動統治，結束了中國延續兩千餘年的封建帝制，創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譜寫了中國近代史上的光輝一頁。辛亥革命前已在國外發行「鑄餉券」，為了軍事開支的需要，又發行了「軍事用票」等紙幣。辛亥革命勝利後，於民國初年，原「大清銀行」改為「中國銀行」，把交通銀行定為國家銀行，先後發行兌換券，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於1916年停止了兌現承諾，1924年，在廣州設立「中央銀行」代理國庫，履行國家銀行職能，發行貨幣。此外。經國家核準的普通商業銀行也發行了鈔票，各省省地方金融機構也先後發行了地方鈔票。民國時期，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中國農業銀行及地方省、地、市、甚至縣，亦都相繼發行了各類眾多的鈔票，鑄行了多種金幣、銀元、銅元、鎳幣等貨幣。
清朝末年，昏庸腐朽的清朝政府喪權辱國，把中華民族推向國將不國的危亡境地。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王朝的反動統治，結束了中國延續兩千餘年的封建帝制，創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為中國近代史譜寫了光輝的一頁。孫中山先生為籌集糧餉軍械和革命活動經費，積聚革命力量，在國外發行了籌餉券；南京臨時政府為掃除清政府的殘余勢力，應付軍政急需，發行了陸軍部"軍事用票"和中華民國南京軍用鈔票；各省響應武昌起義，宣布獨立，成立軍政府，發行了帶有辛亥革命標志的鈔票，這些鈔票為推翻清朝政府，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發揮了很大作用，是這一偉大革命運動的產物和見證者，一向作為重要的革命文物，受到人們的珍視。
國家銀行票
辛亥革命後，「大清銀行」改為「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仍沿用舊名。「中國」和「交通」二行在民國初年，被定為國家銀行，繼續發行兌換券。後因袁世凱稱帝，而引起了討袁戰爭。接著各地軍閥進行混戰，財政狀況極為惡化。二行在1916年曾停止兌現，引起了糧食和各種商品價格急劇上漲，使勞動人民蒙受了很大損失。1924年，孫中山先生為調節金融，活躍經濟，在廣州設立「中央銀行」，代理國庫，發行貨幣，履行國家銀行的職能。
商業銀行與特種銀行票
除國家銀行發行票外，不少普通商業銀行經政府核准也取得了發行鈔票的特權。在前清取得了發行權的有中國通商銀行、浙江興業銀行、四明銀行、信成銀行等。民國政府成立以後才取得發行權的有中國實業銀行、中南銀行、大中銀行、中國絲茶銀行等、另外，還有經政府特許發行鈔票的特銀種行，如殖邊銀行、邊業銀行、勸業銀行等，這些銀行在抵制外鈔、發展中國民族經濟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軍用票
辛亥革命後，清朝政府的反動統治結束了，但是，由於資產階級的軟弱性，革命的果實被袁世凱竊取。袁世凱稱帝激起了以雲南為開始的全國規模的討袁戰爭。各省紛紛成立「護國軍」、「靖國軍」，宣布獨立。討袁戰爭結束後、北洋軍閥形成一股軍事政治力量。它們在各自的*山——帝國主義國家的支持下，互相爭斗，使全國陷入了連年內戰之中。各地軍政權為了籌措餉需進行戰爭，一般都發行了軍用鈔票。這類鈔票均在戰地發行，屬於臨時性質。這部份負擔，當然都無一例外地轉嫁到了勞動人民身上。
國民政府紙幣
法幣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與三十年代之交，我國因受國際金價及銀價波動的影響，白銀不斷外流，銀本位幣制難以維持，國內的貨幣發行也未趨統一，雜亂不堪。國民黨政府於1935年實行「法幣改革」，規定中央、中國、交通三行（後加中國農民銀行）所發行的鈔票為「法幣」，同時禁止銀元在市面上流通，並強制將白銀收歸國有。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國民黨政府採取通貨膨脹政策，法幣急劇貶值。1937年抗戰前夕，法幣發行總額不過14億余元，到日本投降前夕，法幣發行額已達5千億元。到1947年4月，發行額又增至16萬億元以上。1948年，法幣發行額竟達到660萬億元以上，等於抗日戰爭前的47萬倍，物價上漲3492萬倍，法幣徹底崩潰。
關金券
關金是「海關金單位兌換券」的簡稱，為國民黨統治時期中國海關收稅的計算單位。原來海關收稅為銀兩，1929年世界銀價大落，影響關稅收入。政府於1930年1月決定徵收金幣，以值0.601866克純金為單位作標准計算，稱「海關金單位」，合美元0.40元。1931年5月中央銀行發行關金兌換券，作為繳納關稅之用。1942年4月，以關金一元摺合法幣二十元的比價，與法幣並行流通。1948年8月發行金元券後，停止發行。
金元券
鑒於法幣惡性膨脹，國民經濟面臨崩潰之勢，國民黨政府於1948年8月19日再次進行幣制改革。規定金元為本位，開始發行「金元券」（每金元含純金O.22217克），以一比三百萬的比率，收兌急劇貶值的法幣。然而金元券卻以更快的速度膨脹，前後不到十個月，發行總額達1，303，O46億元，比原規定的發行額20億元增加六萬五千餘倍，物價比幣改初期上漲一百七十萬倍。解放前夕，上海銀元一元可換金元券16億，各地紛紛拒用，逐以銀元代替流通。
銀元券 東北九省流通券
大陸解放前夕，金圓券已形同廢紙，民間多已自動重新使用銀元。國民黨政府乃恢復銀本位幣制，在重慶、廣州一帶發行銀元券。規定金元券五億可向中央銀行兌換銀元券一元。
抗戰勝利前夕，國民黨政府決定在幣制方面採取分區發行制度。對於經濟環境特殊地區，發行區域性流通券，限在當地流通。1945年12月日，首先在東北地區發行了「東北九省流通券」，其幣值為法幣的十倍。1948年8月20日停止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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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1949年間，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組織，如農民協會、蘇維埃政府、抗日根據地八路軍、新四軍金融組織，解放戰銀時期的各地區銀行所發行的銀、銅、紙、布等貨幣，統稱人民政權貨幣。這些幣在各個歷史時期對穩定金融，推進革命形勢的發展，擴大人民政權的建立與項固，乃至中國的解放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都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北伐戰爭時期農民協會貨幣
1924年至1927年，孫中山先生在共產黨的幫助下，實行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全國出現了國共合作，共同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官僚的革命熱潮。北伐戰爭節節勝利，農民運動蓬勃發興起，很多地方建立了農民協會，開展了聲勢浩大的反對地主豪紳的農民革命斗爭。農民革命政權在打破封建秩序以後，為活躍農村經濟，方便農民借貸，於是就在許多地區建立了金融組織，發行了自已的貨幣。"瀏東平民銀行常洋券"、"瀏陽金剛公有財產保管處"的期票以及"黃岡縣信用合作社流通券"，是中國工農革命政權早期的貨幣。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蘇區貨幣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變以後，各革命根據地蘇維埃政府為了沖破敵人的經濟封鎖，活躍農村經濟，鞏固革命政權，先後以工農銀行、蘇維埃政府以及其它經濟部門的名義，發行了一百五十餘種紙幣和十餘種布鈔。隨著根據地的逐步統一，蘇區的貨幣經歷了由區、縣銀行貨幣到特區和省銀行貨幣，最後統一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及其各分行的貨幣，這樣一個由分散到集中統一的過程。這個時期的貨幣是在艱苦、困難的戰爭環境中因陋就簡印製發行的。它是票面設計充滿了濃厚的革命政治意義，反映了黨在當時特定環境中的戰斗風貌。
抗日戰爭時期根據地貨幣
1937年抗日戰爭開始後，八路軍和新四軍挺進敵後，開辟了大片敵後根據地，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權。從1938年起，除中央所在地的陝甘寧邊區外，又在華北敵後先後建立了晉察冀、晉冀魯豫、晉綏、山東等抗日根據地；在華中先後建立了蘇北、蘇中、浙東、皖中等8個抗日根據地；在華南建立了東江和瓊崖抗日根據地。這些根據地為發展農業生產，防止和抵制敵偽鈔的侵入和流通、保護根據地人民的財富，都分別設立了自已的銀行，發行了貨幣。在抗日戰爭中，各根據地發行的貨幣，一般稱為"抗幣"或"邊幣"。
解放戰爭時期解放區貨幣
抗日戰爭勝利後，原來各抗日根據地的貨幣本來有可能統一起來。然而，由於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的爆發，不得不繼續分散發行。同時隨著解放戰爭的勝利發展和解放區的日益擴大，發行銀行又有所增加和整。抗日戰爭初期，原華中抗日根據地的各行政公署設立的地區性銀行，合並組成了華中銀行。東北解放區增設了"東北銀行"、"嫩江銀行"、"關東銀行"等。內蒙古自治區增設了"內蒙古人民銀行"。中原地區增設了"中州農民銀行"。冀熱遼解放區先後增設了"熱河省銀行"和"長城銀行"等。這些銀行都在艱苦的條件下發行了自已的貨幣，對穩定解放區的金融市場、發展生產、保證供給、支援解放戰爭起了積極的作用。
第一套人民幣
1948年12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成立並開始發行人民幣。習慣上，人們將開始發行至1955年5月10日停止流通的人民幣稱為第一套人民幣。這套人民幣的面額分別為1元、5元、10元、20元、50元、100元、200元、500元、1000元、5000元、10000元、50000元，共12種，版別62種，其中：1元券2種、5元券4種、10元券4種、20元券7種、50元券7種、100元券10種、200元券5種、500元券6種、1000元券6種、5000元券5種、10000元券4種、50000元券2種。由於當時通貨膨脹嚴重，物價高漲，因此，這套人民幣沒有發行輔幣，也沒有發行金屬貨幣。
這套人民幣最早設計的票版上有毛澤東像，但毛主席不同意在鈔票上印他的像。他說，票子是政府發行的，不是黨發行的。我現在是黨的主席，因此不能在票子上印我的像，將來當上政府主席再說吧。1949年10月，毛主席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後，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南漢宸曾當面請示毛主席：人民幣上能否印毛主席像。毛主席還是不同意，他說，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嘛是當上了，但當上了政府主席也不能印，因為進城前我們開會(七屆二中全會）已作了決議：禁止給黨的領導人祝壽；禁止用黨的領導人的名字作城市、街道、工廠和建築物的名稱及地名，以保持艱苦奮斗、謙虛謹慎的作風，制止歌功頌德、防止驕傲自滿的現象。因此，在毛主席生前，人民幣上始終未印他的像。
這套人民幣上"中國人民銀行"六字是董必武應南漢宸之邀題寫的。當時，董必武是華北人民政府主席。
由於這套人民幣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發行，因此，它上面沒有國徽圖案，其他的幾套人民幣上均有。
這套人民幣至1950年8月停止印製。由於新中國成立後，採用公元紀年，因此後期設計印製的人民幣上不再有"中華民國三十八年"等年版號字樣，而全部採用公元紀年表示的年版號，且在一張鈔票上用阿拉伯數字和漢字兩種文字表示，如"1951"、"一九五一年"。
這套人民幣採取多地區分散設計、製版、印刷和分地區就近發行的辦法，因此缺陷較多。主要是內容繁雜，主題思想不突出、不明確，圖案既有反映工農業生產的勞動場面，也有反映交通運輸的場景、名勝古跡等等；鈔票種類多，面額種類差別大，最小面額為1元，最大面額達50000元；印刷技術各異。從石版、凸版、膠版、凹版到膠版、凹版套合均有，油墨、紙張就地取材，導致印製質量參差不齊，有的鈔票相當精美，有的比較粗糙。從整體上來說，防偽性能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