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中國歷史上的兩次大循環

㈠ 歷史大師們，請教：如何看待中國歷史上的朝代循環

看看（美）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全球通史》你就明白了
當然我不反對以上原因，但以上只是統治思想的核心，我補充一下歷史上的朝代循環。
人們歷來把中國歷史解釋成是一再重復的王朝循環史，這一傳統的說法掩蔽了某些時期在循環表象背後發生的一些根本性變化。當然，諸王朝的興亡確是呈循環式。凡是王朝的創立者總是一個有才幹、有魄力的活動家，但是幾代以後，在宮廷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其子孫後裔，很可能變得軟弱無能、放盪不羈。雖然有時會出現一個強悍的統治者或一個能幹、忠誠的大臣來設法阻擋這種墮落，但總的趨向是朝下坡路走，直到成功的起義推翻王朝，重新開始大家所熟悉的循環。

不過，比王朝循環更為根本的是所謂的經濟管理的循環。這種循環是從每個重要王朝剛建立時所共有的安寧和繁榮開始的。社會安定的恢復導致人口的增加和生產規模的擴大，從而相應地使收入增多、國庫充實。但是，個人野心、家族影響和制度的壓力這三者的結合必然遲早會使皇帝們去承擔過多的義務。他們將人力和財力分散到公路、運河、防禦工事、宮殿、宮廷鋪張和邊疆戰爭上。因而，每個王朝在它建立約100年後都開始面臨財政上的種種困難。

為了彌補虧空，政府提高賦稅，賦稅大部分沉重地壓在中國社會的主要成分自耕農頭上。每個朝代開始時，自耕農總是占農民的大多數。但是，隨著賦稅的增加，他們愈來愈被迫將自己的小塊土地讓與大地主，而自己則淪為佃農。地主憑借與他們的財產相當的政治影響，只交納微不足道的稅，所以他們佔有的土地愈多，政府的歲入愈下降，落在數目日趨減少的自耕農頭上的賦稅愈增加。這樣，形成一個惡性循環——賦稅增加，歲入下降，公路和溝渠的整修被忽視，生產率下降，最後是飢荒、盜匪活動和全面的農民起義。在這同時，邊防可能也被忽略，招致游牧部落越境前來劫掠。常常正是這種內亂和外侵的結合，使搖搖欲墜的王朝潰滅，為新的開端掃清道路。

㈡ 簡述我國多民族大一統的政治格局經歷的兩次大循環

第一次，1895年《馬關條約》割台灣給日本；第二次，1949年，國民黨兵敗占據台灣。一次回歸：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台灣回到祖國懷抱。

本質區別：第一次分離是帝國主義侵佔，第二次是國內矛盾所致。

主要因素：一是台獨勢力，二是美國等外國勢力的阻撓。

(2)如何看待中國歷史上的兩次大循環擴展閱讀

《馬關條約》其歷史影響是極其深遠的，帝國的覆亡、民國軍閥的形成和中國急待解決的台灣問題和釣魚島問題等等都與之息息相關。《馬關條約》條款非常苛刻，就清政府而言，如賠償和財力損失是極大的。

賠償的軍費達2億兩，加上贖遼費3000萬兩和威海衛日本駐守費150萬兩，共計2億3千150萬兩，相當於清政府3年的財政收入。另外，日軍還從中國掠奪了大量的船隻、兵器、機器、糧食等也價值1億兩。巨額的賠款，使清政府不得不靠舉借外債應付，列強則通過貸款控制中國的經濟命脈。

正如梁啟超所說：「吾國四千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爭敗割台灣，償二百兆始。」政治上的半殖民地化，並不代表整個社會也是沉淪的。晚清70餘年，中國逐步陷入了一種受侵略、受奴役的境地。

中國民眾遭受著苦難，但是沉淪僅更多的體現在政治上（特別是政府行為），它也沒有阻止帝國的官僚們，開明士大夫和廣大的民眾卻未曾放棄探索中國富強之路。他們的努力也成了中國社會向前發展的不竭動力。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馬關條約

㈢ 魯迅筆下中國歷史作為一種循環為何一再循環

一、魯迅自幼浸淫的「歷史循環觀」
自先秦以來的古代社會，古代文化模式與文明程度沒有實質發展或突破，「歷史循環觀」是社會普遍認可的歷史觀。這種史觀源頭在孟子時便有端倪，他在《孟子•滕文公下》說過：「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他的政治主張和歷史觀是復古倒退的，以歷史循環為必然，歷史成為了毀了建、建了毀的游戲。[1]戰國末年，呂不韋在戰國後期鄒衍的「五德終始」說的基礎上進行發展，使「金、木、水、火、土」陰陽五行結構具有自我運動、自我調節功能，成為完整體系。西漢正式將「五德循環」確立的同時，董仲舒提出了「三統」「三正」的歷史循環論，歷史循環思想在此具有兩種完備的形態。在司馬遷、班固等史學家把理論運用到史學實踐，這種歷史循環的傳統史觀就一直延續了下來。[2]在《三國演義》的得勝頭回第一句：「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便是這種思想的延續。
《論語》、《孟子》等古文經典對於古時的文人是從小便耳濡目染，日日背誦的，考過科舉的魯迅自然對此耳熟能詳，對循環觀的接受也是自然而然的。在這種歷史循環觀的影響下，一代代有革新思想的知識分子是處於一種壓抑狀態的。魯迅生於這樣的社會，經歷了家庭從小康到衰敗，深刻體會這社會制度下世間的冷暖。他生活的中國也經歷著從天朝上國美夢中墜落到任西方列強凌辱的境遇。他對現實充滿著不滿，而他厭惡現實，這種歷史循環觀的悲觀主義就對他產生重壓。王曉明對魯迅接受著歷史循環觀的壓迫有著異常敏銳的認識，他認為歷史循環觀及附屬於他的歷史「今不如昔」的觀念阻礙著魯迅對理想世界的憧憬，這種悲觀的循環觀告訴魯迅，他的精神寄託——未來並不是真正的將來，而是過去，改變現狀就要復活過去，但現實的既存勢力比他更接近過去，而悲觀將把他誘入失望的邊緣。[3]
二、接受「進化論」——沖破「歷史循環觀」的狂喜
在南京礦務鐵路學堂求學時，魯迅在新黨總辦的影響下開始接觸新書，《朝花夕拾》中他回憶了初步接觸進化論的過程。他不理會老輩給他參康有為變法的報紙，一有空閑便看《天演論》。至此，他便到處搜尋嚴復的書來看，《嚴復集第一冊》中「嘗謂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斷乎不可合者，莫大於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勝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亂、一盛一衰為天行人事之自然，而西之人以日進無疆，既盛不可復衰，既治不可復亂，為學術政化之極則。」[4]這種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歷史循環觀的質疑，未嘗不使他那顆愛國的青年心中熱血沸騰。
1902年，魯迅到日本後，接觸了章太炎的俱分進化論，1907年在日本他把後來學習的泰勒斯、黑格爾、赫胥黎、保羅生等的進化觀點整理論文《人之歷史》，對嚴復的《天演論》作出了超越。他早期的論文《科學史教篇》《文化偏執論》、《摩羅詩力說》都有一條明確的主線，就是要立人立國，通過尼采式的超人啟蒙，而使人人都有自己的獨立聲音，建立一個真正的「人」國。
他相信人性的進化，認為青年必勝於老年，注重對青年人的思想的引導培養。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中，他從根本上否定了「求安」而不思「養」、「保」的「歷史循環觀」。面對中國的舊道德觀的沖擊，他直直地佔領「聖人之徒」的制高點來宣傳他的新思想，怎樣做父親，就是要傳統的人對傳統做一個徹底的了斷，用誠與愛培養下一代，讓他們從舊的黑暗中解放出來，而「覺醒的人，為想隨順長者解放幼者，便須一面清結舊賬，一面開辟新路。」「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扛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5]
魯迅同時還對中國的傳統的腐朽思想進行批判，他批評所謂的「國粹」，從語言文字背後來揭示民族的劣根心理而加以批判，他對不易普及的繁難文言古字猛烈抨擊，他對統治中國的儒家思想作透徹的揭露：「孔夫子之在中國是權勢者們捧起來的，是那些權勢者們或想做權勢者們的聖人，和一般的民眾並無什麼關系。」 [6]在他看來，孔子思想和儒術是殺人的「軟刀子」[7]
三、進化論的湮滅——跌入歷史循環的掙扎
對一種理論產生懷疑來自於實踐中的挫敗，而對一種理論懷疑而產生巨大的創痛感，是因為對這種理論曾經過分相信與推崇。接受了進化論，並對之進行一番考校後，魯迅確立了自己新的信仰，迫不及待地要付諸實踐，做一個新中國的啟蒙人。然而《新生》雜志卻在一陣喧嚷後流產了。《吶喊<自序>》記錄了這一經歷，也記載了魯迅的心緒，他用各種方法麻醉自己的靈魂，竟然有想重新「沉入國民中」、「回到古代」，進入「歷史循環」的舊的體制中。[8]
在他精神困苦和為生計奔波的時候，辛亥革命爆發了，他參加過的光復會的舊識在紹興軍政府當了都督，他被委任為紹興師范學堂的校長。他內心的熱情又被迅速點燃了，一切彷彿都在朝他曾夢想的那樣在「進化」。他鼓勵學生創辦《越鐸日報》，恢復了原來辦《新生》的熱情。然而，現實卻很快讓他失望了。王金發不僅不再維護革命的綱領，而且與原先的官僚勾結，摧毀了《越鐸日報》編輯部。他接受蔡元培的邀請到國民政府教育部當部員，卻又在有稱帝野心的袁世凱壓迫下過著抄校古碑以避文禍日子。[9]
「試將記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現今的狀況一比較，就當驚心動魄於何其相似之甚，彷彿時間的流逝，獨與我們中國無關。現在的「中華民國」也還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在這篇中，魯迅先是揭露了被傳統文化完全控制了的百姓，他們不是為了自己和國家而奮起的人民，而是按照傳統的固定的思維，阻礙著歷史的前進。魯迅憤慨而痛苦的質問「『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用了這許多好材料，難道經不過老是演一出輪回的把戲而已么？」 [10]
魯迅對「中華民國」抱有的憧憬煙消雲散，經歷了辛亥革命，他醒悟中國的近代革命所奉行的不過是農民的一種造反邏輯，在《學界三魂》中魯迅說造反是中國最大有利的買賣。他一向的「青年必勝於老年」的進化思想，在與創造社、太陽社的論戰傷痛的同時也從內心得到了瓦解。他發現了成仿吾等青年中的依然存在有革命投機思想，這與原來的小農造反在根本上並沒有什麼區別，在《上海文藝之一瞥》中，他再次發出了警告「至今為止的統治階級的革命，不過是爭奪一把舊椅子。去推的時候，好像這椅子很可恨，一奪到手，就又覺得是寶貝了，而同時也自覺了自己正和這『舊的』一起。『奴才』做了主人，是絕不肯廢去『老爺』的稱呼的，他的擺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還十足，還可笑。」[11]隨著魯迅的進化論的瓦解，還未接受階級論的時候，他不住地跳入歷史循環的困惑中，在其中悲痛掙扎。
四、魯迅小說中循環的悲觀生命意識
魯迅極力想要擺脫悲觀的歷史循環論，甚至否定中國的所有傳統文化，但正是這種不斷掙扎而產生的決然反叛態度，反而說明了這種循環意識對他的生命浸透的深度。作為魯迅在幼時便紮根意識的觀念，這種循環的悲觀不知不覺生長成意識的背景，即使被暫時遺忘，在某種境遇獨自面對自己時，它便會不知不覺在生命中彌漫起來。魯迅小說中就不時透露出的這種悲觀的循環意識。

㈣ 內循環和雙循環的哲學原理

我的基本認識是，現在中央表述的「國內循環為主的雙循環」中，雙循環是一個完整的方針，是政策組合的大框架，現在的新意，則更體現在強調內循環為主。之所以要強調這個「為主」，我個人認為在邏輯上，和前面我們已有過的特別強調「擴大內需」，在邏輯上是同一個「階段性相機抉擇」的邏輯——既然是又要立足於本國，又要擁抱全球化來實現現代化的發展，那麼這個雙循環應該是一個長期堅持的完整的大框架，但是在一些特定的背景情況之下，強調擴大內需和強調現在的內循環為主，又有現實的突出意義。

前兩輪我們碰到亞洲金融危機、世界金融危機的時候，擴大內需那個表述已經被社會方方面面廣泛接受了，那如果再接著往下想，擴大內需它得到的供給的回應，合成的就是一個經濟循環。現在講的內循環，是更多地講在內需擴大之後形成的循環，我所以認為這是同一個事情在不同階段上的兩個具體表述，是一個邏輯，或者說一脈相承。

在國際大循環（外循環）方面，王建教授在80年代就強調的「兩頭在外」，後來對於整個中國的發展產生了非常重大影響，在中國上升為最高層面的決策。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是不是可以這么說：這個國際大循環的份量，有一個由升到減的變化：我們開始很弱，很多的原始積累和一開始的蓄勢過程，要更多依靠引進外資，以後還要培育我們各種各樣相關要素的成長，兩頭在外就先成引進，然後再出去，這個大循環中間把整個中國的發展局面帶起來了。這是一個意義非常重大的框架。但是畢竟我們這些年是富起來、而且要努力強起來了，已經在製造業方面成了世界工廠了，國內循環的市場潛力可以更多變為現實支撐力量了，國際大循環這方面的份量由升再到減是必然的，原因上可再加上近來外部不確定性的劇增。但是這個國際大循環還要長期堅持，我看不出來什麼時候可以不注重國際大循環——但是它的份量調減，又是合乎邏輯的。剛才余教授用了「揚棄」這個詞，是有這個意思吧——主體仍然在，但是它要升華，兩頭在外的具體的形式和它的品質是要提高的。我們過去可能是來料加工、「三來一補」為主的兩頭在外，現在我們更多的是全球各種要素供給到了國內，我們在產業鏈提升狀態下更好形成中高端的產品，既滿足國內需要又輸出到國際上去。這樣的品質提升，也是必須要努力追求的。

那麼內需這方面要擴大以後，更多在內循環這個方面形成經濟運行的支撐，再到中央現在強調的「為主」，我認為這個「為主」的份量就是適應當下外部巨大的不確定性——我們畢竟相對好掌握的，是內部的這樣一些確定性因素，更多立足於內循環，擴大內需為主，這個份量以後也是可以相機調適的，不是一成不變的。

領導人也同時特別強調了內循環決不意味著重回閉關鎖國。我們中國社會現在很多的輿論界情緒化的東西，非常容易導致走極端，在理性的判斷這方面還是要把內循環和外循環合在一起，強調雙循環是個完整框架。那麼在外生要求還是內生要求這個角度做個回應的話，我認為應該講，更多的是基於我國現代化成長的內生要求，當然也適應著外部環境的變化。現在說穩增長，防風險，從「六穩」到「六保」這些短中期的特徵，更明顯了一些，但短中期一定是連接著長期努力的，長期一定是要在內外互動、內循環外循環互相促進、相得益彰的過程中，繼續爭取中國的和平發展，和平崛起。而且，現在強調內循環為主，我覺得更多的就是要積極考慮面對風險，把握好中國自己手裡的主動權。這個內循環為主的份量可以相機調適，主動權把握在我們自己手上，這也是一個戰略考慮。既然我們還有這么可觀的發展潛力、韌性、迴旋餘地，是中國的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還要對接國際化和信息化客觀形成的我們的成長性，那麼我們當然就要在主動權這方面緊緊抓住不放。

這種主動權在不同的領域里，還得具體分析。我也注意到，余教授的文章裡面強調了糧食安全問題和能源安全問題，如果再說得開闊一點兒，是不是還可以加上晶元安全、航空發動機安全等等這樣一些突出的問題。這些如作具體的分析，我覺得都不可以一概而論，一定要有供給側角度上盡可能高水平的定製化解決方案。比如粗粗的說，我認為糧食安全在內循環這個視角上看，我們過去主要在大豆、玉米等代表的進口方面已較多依賴國際市場，如果這方面有變化的話，我們的替代彈性還是相對比較高的。大豆進口可騰出中國大量的農田，把我們自己相對優勢的一些農作物更好在本土安排，進口品幫助解決中國人的食用油問題，還有就是食油加工後以豆餅作為飼料，又帶出肉食這方面的供給。現在跟中美之間的嚴峻局面相關，我們不得不從巴西和從其他一些地方更多考慮進口大豆，或者以後要有這種根據情況的不斷調節，但畢竟會有替代，很難設想中國人在全球就買不到大豆了——這種情況基本不會有的。當然，這裡面怎麼樣調節，從食油到豆餅，到飼料，到肉食，怎麼樣掌握好有一定替代的解決方案，就得要專家團隊和科學決策主體一起努力。

能源安全方面據我的了解，這些年我們已經在光電、風電方面即「可替代」新能源方面，使其成長性居於全球前列了，當然在整個能源供應裡面它們所佔的比重畢竟還相對低，基數低但是增長的速率相當高，我們要保持這個勢頭。未來在能源方面，如果石油、天然氣進口這方面已經是很高的依存度，由於種種原因，不能再更高了，或者受到壓力還須給它壓低、我們自己要找到替代能源的話，一方面是拚命繼續發展新能源，這方面的勢頭不錯；另外一方面，我們當然還要強調在努力開發煤炭清潔利用技術這方面，把本土豐富的煤資源運用起來，這也是別無選擇的。這個煤的清潔利用，據專業人士說在發電領域里已經有了相當高水平，在一定壓力的倒逼之下，中國怎樣在主要用於火電的煤耗這個領域里，把清潔化水平提高，減少污染方面的不良影響，這也是大有可為的，也是應該有一定信心的。

我覺得更難受的、讓中國人現在覺得被卡住脖子的這個晶元，別無選擇，解決晶元安全必須是依靠舉國體制2.0版，借鑒兩彈一星的經驗，但一定要加上對接市場這方面很多於市場經濟條件之下我們要解決的新問題。晶元不是說你鼓搗出些什麼樣品來就行了，它一定要最後達到在市場上能夠大批量、源源不斷、高穩定性、高質量提供成品這樣的生產能力。這個產能的培養，我現在看材料，專家認為至少要有5年左右的時間段，甚至要准備5-8年的時間。怎麼扛過這個最困難的卡脖子的時期，這方面確實是一個嚴峻的挑戰。有些具體的晶元供應，我們就得退而求其次，據說最尖端的5納米、7納米的晶元，它支撐整個產能是10%左右。那麼尖端的一些東西，我們這5年中間可能就不得不有些遲滯，甚至退步；但是更多的80%、90%那些產品，無非就是那個晶元所佔的體積稍微大一點兒，設計空間、使用空間都是允許的，這方面當然還要專業人士進一步討論。但是我們承認，最高端的晶元，過去是花多少錢也買不來的產能，現在人家乾脆就斷供，這就是非常嚴峻的問題，是我們在內循環里特別突出的自己現在一下還解決不好的問題，那麼也得硬著頭皮找到盡可能好的解決方案。至於航空發動機，我也知道多少年前就在努力，到把哪些可用因素合在一起，幾年內能夠沖關成功？現在沒有看到更多的資料，這個方面如果說還要有個若干年的沖關期，那麼它的情況就跟晶元有點兒像。但是畢竟航空發動機的供主，有俄羅斯這個方面，在可以預見的一段時間內，可能俄羅斯這方面不會完全斷供。這些事情都得具體分析。

回過頭來，最後說一下，我們題目里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視角，就是處理內循環、外循環之間的關系，這方面的要領、特別關鍵的因素是什麼？我個人認為，說到底，中國本土企業活力能不能如願地發揮，這是最根本的問題，我們所需要的是市場主體能夠在升級這個方向上不斷有這種使內由外循環可持續，而且能夠進入高質量發展的活力釋放與調試中的自平衡實力。統籌全局，這種企業的微觀層面的活力一定要有宏觀決策上高水平的改革膽略和決策，要在改革取得決定性成果這方面，下決心打造出高標准、法治化營商環境。2020年取得決定性成果，現在各個方面不提了，已經到了今年這樣的時點，但實話實說，跟原來的期待相比，差距還是比較明顯的。但是也別無選擇，必須向前繼續努力取得改革的決定性成果。這裡面最主要的問題，我認為就是要吸取東北前一段看起來振興了，怎麼後來又沒有後勁兒了這方面的教訓。前幾天在經社理事會討論的時候，沈德詠副主席提出一個問題，也可說是「東北之問」吧：東北有這么好的產業基礎，前一輪又看到振興的局面，怎麼現在又碰到明顯的困難局面了？我特別強調，這裡面市場經濟的「文化」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和長三角、珠三角相比，東北那個地方為什麼不良口碑是「投資不過山海關」呢？就是方方面面大家實際上特別認同的，還是崇拜權力，崇拜關系，沒有建立高標准法治化營商環境，開門招商關門打狗，一系列的這樣一些扭曲，使交易成本過高，風險過高，契約很難得到遵守，酒桌上酒酣耳熱之際說的話，後來又不做數，那怎麼有好的投資環境，企業的活力怎麼可能真正發揮出來？東北這次要真正實現新的振興，一定要學習珠三角、長三角，把市場經濟的高標准法治化營商環境，誠信文化，契約精神，市場經濟的商業文明諸方面，努力培育和提升起來。我覺得這對於全國來說有類似的意義：內循環要做得好，它現在的挑戰是有人說東北病還有傳染性，我們看到另外一些地方，在西北，在河北，在山東，咱們內部可說得比較直率一點兒，多多少少有東北病傳染的特點了，珠三角、長三角正面的東西，能不能更多地來「傳染」一些，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內外循環綜合在一起，關鍵是企業的活力要能夠真正發揮起來，而是一定是通過改革方面的攻堅克難。

我就說這些不成熟的看法。謝謝！

賈 康 介 紹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現任全國政協參政議政人才庫特聘專家，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肅、廣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專家、顧問或咨詢委員，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國家行政學院、南開大學、武漢大學、廈門大學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1995年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多次受黨和國家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第二屆理事會期間任首席經濟學家），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年後又撰寫出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模型與實踐路徑》、《供給側改革主線上的未來財稅》、《財政學通論》等多部專著。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餘萬篇文獻的大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㈤ 如何看待近代中國歷史上兩次開放兩次閉關

第一次：國際形勢：歐美工業革命需要更多的銷售市場和原料產地，加緊對外擴張；鴉片戰爭中國戰敗，廣州等東南沿海五口通商開放；國內因素：廣州在漢唐時就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清朝時又是惟一對外通商的口岸，商品經濟較活躍。第二次：國際形勢：中國與歐美發達國家關系改善，國際地位提高。國內因素：十年「文革」百業待興；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改革開放的戰略決策，隨後在廣東福建等地設立經濟特區。
影響：第一次：便利了西方國家對中國的經濟侵略，中國逐漸被捲入資本主義世界市場；但在客觀上有利於中國的現代化，廣東最早出現了新的思想和新的生產方式，如太平天國運動等一些重大的政治運動也在廣東率先發動。第二次，促進了經濟和文化的飛速發展，發揮了改革開放的窗口和示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