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歷史的躍進是評論的什麼

㈠ 幹活磨洋工,吃飯放衛星的現象是哪一個歷史事件

大躍進時期。
「大躍進」運動，族鎮是在批評反冒進擾扒和醞釀、制定社會主義建兆李粗設總路線的過程中發動起來的。1957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公布黨的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10月27日，《人民日報》為此發表《建設社會主義農村的偉大綱領》的社論，要求「有關農村和農業的各方面工作在十二年內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實現一個巨大的躍進」，從而提出了「躍進」的口號。

㈡ 如何評價千里躍進大別山

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歷史敘述上，千里躍進大別山曾被譽為是神來之筆，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光輝勝利，是「偉大的戰略轉折」。

在此次軍事行動之前，毛澤東，鄧小平及劉伯承曾經反復研究過,這是一次大膽的軍事冒險,甚至賭博.在出發前的誓師大會上，鄧小平提出了這次行動的三種可能：一、部隊到不返猛了大別山；二、部隊到大別山後站不住腳；三、部隊紮根大別山。他繼續提出，要堅決衫困避免第一，二種結果，努力實現第三種結果。因為第一種的結果是，劉鄧大軍被消滅；第二種結果是，返回根據地打游擊。

在後來的淮海戰役的時候，劉鄧在大別山的戰略游擊區的建立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果沒有劉鄧在西線的積極運動和作戰，則無法達成對國民黨在徐州周圍集結的重兵集團的包抄任務，則只可能是華東野戰軍在徐州東北地區打一個小規模的淮海戰役。1948年十一月十五日夜，中原野戰軍攻佔宿縣，殲敵一個師，切斷了敵徐州與蚌埠間的聯系，完成了對徐州的戰略包圍。這是淮海戰役發展成為巨大的戰略決戰規模的關鍵。而中原野戰軍，也就是劉鄧部在大別山地區的躍進，使得他們能夠占據一個有利的攻擊位置，從而能夠與華東野戰軍實現東西夾擊這樣大規模的戰役合圍。

所以劉鄧在躍進大別山是一個伏筆，是一次歷史轉折時刻的壯舉，成敗不可單拘囿在劉鄧在大別山的戰斗損失上，劉鄧脫離後方，以弱擊強，能夠全建制的堅持到全局范圍的戰略反攻，或世念這便是偉大的勝利。也揭開了全國性戰略進攻的序幕。

㈢ 各位領導人對第一次政治協商會議召開成功的評價是什麼

劉少奇鄭重表示：「中國共產黨一定要為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雀兄汪成功及其發展和鞏固，進行不懈地努力。」宋慶齡盛贊人民政協勝利召開，「這是一個歷史的躍進，一個建設的巨力，一個新中國的誕生！」張瀾稱贊人民政協的開幕日頃仔是「世界人類史上值得永久紀念的一個光榮的日子」。黃炎培認為，人民政協會議「寫出一篇意義最偉大、最光榮的紀錄」。對人民政協的召開，程潛說是「劃時代的中國有史以來所有的一次人民大團結」。沈雁冰贊揚人民政協會議「展開了中國歷史全新的一頁」。塵歷

㈣ 千里躍進大別山的歷史意義

1、揭開了戰略進攻的序幕，人民解放軍轉入戰略進攻。

2、劉鄧大軍開辟了大別上根據地，嚴重威脅了國民黨統治中心南京和湖北重鎮武漢。

3、創建了大塊革命根據地，並調動和吸引了大量的國民黨軍於自己的周圍，配合陝北、山東戰場粉碎了國民黨軍的重點進攻，成為人民解放軍戰略進攻的重要組成部分。

4、同時，進軍大別山這一創造性的戰略決策、獨特的進攻樣式及其作戰經驗，進一步豐富了毛澤東軍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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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戰爭初期各根據地內相互之間無法形成有效的相互策應和支援，分散作戰，無法集中兵力形成局部優勢，打破敵告姿配人的圍困和封鎖。

這樣，各根據地的兵源，物資冊亮都消耗得很快，如果再不打出去，就可能會像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一樣，被國軍困死在各根據地。

因此，毛主席提出，要打破現在內線作戰的不利局面，必須要打到外線去，把戰火燒到國統區去。這就有了華東部隊分為內線兵團和外線兵團。

內線兵團留守根據地，襪指外線兵團打到外線去，在外線殲滅敵人，策應根據地的內線作戰。

另一個很關鍵的舉措就是，晉冀魯豫軍區部隊整體離開根據地，南下大別山地區，威脅華中和江浙地區，減輕各根據地的壓力。

㈤ 歷史上稱的"軸心時期"是什麼時期

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中寫道，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是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是人類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時期，當時古代希臘、古代中國、古代印度等文明都產生了偉大的思想家，他們提塵源出的思想原則塑造了正兄侍不同文化傳統，並一直影響著人類生活。

對應的時間段應該是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在這個時期出現了一大批偉大的思想家，古希臘有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猶太教的先知們，古印度有釋迦牟尼，中國有孔子、老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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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心時代」或「軸心期"概念是德國思想家卡爾·雅斯貝爾斯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中明確提出的一個跨文化研究的概念，用以指稱公元前500年前後即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間同時出現在中國、西方和印度等地區的文化突破現象。

雅斯貝爾斯說：「對我們來說，軸心期成了一個尺度。在它的幫助下，我們衡量各種民族對整個人類歷史的意義」。軸心時代作為一個「唯一性的事件」，在人類歷史共同的總進程中清清楚楚地佔有舉吵它「唯一性」的位置。

而且，它還具有「交流人性」和「延續人性」的現實性和必要性。我國有學者稱這是一個創造了「元典」的時代，是一個在它之前都「趨進」它，在它之後都「回味」它的時代;「一個民族的中心價值大體是在這一階段定型的，而這些價值對該民族此後的發展則起著范疇的作用」。

客觀地說，關於古代世界中幾個主要文明（或文化）在公元前一千年之內都經過了一次精神的覺醒或跳躍的思想，學術界早已有此共識，它並不是雅斯貝斯個人的獨創。我們發現，西方學界第一次注意到「軸心時代」這個歷史現象是十九世紀初葉。

當時，法國的東方學家亞貝爾·雷慕沙已注意到公元前一千年間，在古代東西方幾個主要文明的區域里，大約同時發生空前的思想躍進。十九世紀中葉，德國學者拉蘇斯在他的論著里《歷史哲學新探》和維克多·馮·施特勞斯在對老子做評論時已經把這個現象提高到歷史哲學的層次去反思。

雅氏的新說法基本上是在韋伯的比較宗教史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突破」這一觀念實際上也早已涵蘊在韋伯的著述之中。1963年菲施賀夫譯韋伯有關宗教社會學的著作為英文，帕森斯為該書寫了一篇很長的「引論」，對「突破」的觀念作了重要的發揮。

稍後帕森斯自己寫《知識分子》一文又繼續闡釋此義，並提出「哲學的突破」概念。毋寧說，雅斯貝爾斯的真正貢獻是把軸心時代及其突破的問題提得更尖銳、更集中、更系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