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晚清的歷史教訓給了我們什麼啟示請從政治、軍事、文化方面闡述
晚清的歷史教訓給我們的啟示是：一是政治上封建專制與民主潮流越來越不相適應，導致封建制度的沒落，新民主主義的開端，民族思想已經覺醒，尤其辛亥革命後民主共和深入人心。二軍事上，八旗制度.在清政槐並權鞏固後,八旗就該改革,但是該改沒改,後來變成社會進步的阻力，從洋務運動起，學習西方，師夷長技以制夷，開展了洋務運動，中國近代的軍事水平和科技得到一定程度的進步，北洋水師的成立，也標志著中國近代軍事的改革。三是沒對西方文化進行積極的吸收，但是像詹天佑等一大批學習去國外留學，學到了西方先進的科技文化，中國創辦了電報局，鐵路，橋梁，軍工廠等一系列的近代科技工業體系，標志著近代的歷史開端，推動了科技文化的進步。四閉關鎖國、狂妄自大與世隔絕，既看不到世界形勢的變化，也未能適時地向西方學習先進的科學知識和生產技術，使中國在世界上逐漸落賀明敏伍了。每一個國家和民族都不可能與世隔絕，應廣泛交往，禪枝否則將被時代所淘汰。
我們要牢記歷史,銘記血的教訓:落後就要挨打!要創新制度，傳播民主進步思想防止歷史重演
Ⅱ 您怎樣認識晚清時期的政治變革這種變革對我們今天的政治改革有什麼啟示
晚清統治者所主持的「新政」與近代民主革命先驅孫中山所領導的反清革命運動，是發生於同一歷史時空中兩個水火不容的重大事件，影響及於後世，非同小可。至於怎樣看待二者的價值與作用，至今仍然困擾著許多後世研究者，聚訟紛紜。倘若從梳理清末「新政」與辛亥革命的相互關系入手，摒棄那種非此即彼的思維定勢，重在從學理上確認「新政」的兩難困境以及辛亥革命的歷史必然性與歷史合理性，對孫中山一代民主革命先驅的歷史勞績多給一點理解與敬重，也許是必要的。 一 曾幾何時，在革命史觀的研究視野與價值體系裡，我國史學界大都重視破壞而鄙棄建設，強調暴力革命而忽視清末統治者的改革成效，許多辛亥革命史與近代通史論著要麼對「新政」不屑一顧，鮮有提及，要麼照搬當年革命文豪陳天華或戊戌通緝要犯兼時政批評家梁啟超的思路，斥責「新政」為「假維新」，「偽變法」，充其量把它作為辛亥革命的一個背景，輕描淡寫地提一下這個「反動」的「新政」之於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客觀作用」。近十餘年來，基於改革、開放的現實感召，加上中外學術交流的順利鋪開與史學研究的深入，以中國早期現代化為視角重新審視清末「新政」的論著不斷涌現，錯綜復雜的歷史場景與有關真相漸次浮出水面。可以說，近十餘年來，我國史學界關於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突破，在較大程度上就是得益於清末「新政」研究的突破。不過，在價值評判的層面上，以批判「激進主義」、倡導「權威主義」或「保守主義」的名義，偏愛改革而輕視革命，惋惜「新政」的中斷而指責暴力反清斗爭乃多此一舉，試圖從根本上否定辛亥革命的必要性與合理性，此論早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就已出台，至今餘音未絕。有關論點或從境外引入，（註：詳見余英時：《中國近代史上的激進與保守》，李世濤主編《知識分子立場——激進與保守之間的激盪》，時代文藝出版社（長春），2000年，第1-29頁。）或與境外的類似聲音相呼應，其中固然不乏 「與國際接軌」的架勢，卻容易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有關學術紛爭也就在所難免。 如何直接用西方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形成或提煉的價值理念來闡釋或衡量中國自身的歷史實際而不使人產生隔靴搔癢之感，外來的或基於本土的理論模式在千人千面的歷史現象面前是否具有萬能的功效，這還是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本文姑置不論。就我國的有關學術狀況而言，由否定晚清「新政」、謳歌革命而轉為謳歌晚清「新政」、否定革命的學術現象與其說同自然而然的互補性學術反彈或糾偏有關，還不如說與史學研究中存在的方法論誤區有關。無論是前此一致否定「新政」而謳歌革命的話語系統，還是近年徹底否定辛亥革命而留戀「新政」的見解，盡管彼此的結論顯得南轅北轍，但無論在話語環境之於史學主體的制約上，還是在思維方式上，都具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在話語環境上，有關是非判斷都過多地受現實生活與社會主流中的價值體系的制約與影響。現實生活中崇尚革命，鄙棄改革，史學研究者就在自己的研究領域去一味地謳歌甚至神話革命而鄙棄改革，反之亦然，既容易忽略歷史與現實的時空差異，也不大注意保持自身相對平靜的學術心境與學術中立態度，過於趨時；在思維方式上，二者都是受制於兩分法的簡單化思維定勢，用非此即彼或顧此失彼、厚此薄彼的極性思維，過多地糾纏於是非定性與價值評判，站在要麼徹底肯定、要麼徹底否定的兩極互換角色，卻忽視了社會內部與歷史事件之間的時空聯系，把復雜的歷史處理得過於簡單化，有關歷史結論就真像翻燒餅一樣，此也一是非，彼也一是非，史學主體的主觀色彩太濃。 應當承認，經過八國聯軍血洗京師的沉重打擊與奇恥大辱，曾經雙手沾滿「戊戌六君子」鮮血的慈禧太後在逃亡西安途中所宣布的「新政」並非完全沒有誠意，也不是沒有具體措施和實際投入，不能因為「新政」的目的是為了維護清朝的統治秩序而否定目的本身。由於歷史條件不同，有關改革的深度與成效的確還超過了19世紀的洋務運動與戊戌變法，這已越來越成為史學界的共識。正是通過「新政」，從傳統的小農社會向現代工商社會轉型的跡象才真正出現。經濟自由政策的頒發，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基礎；現代化的陸軍體制、教育體制與現代人才培養模式也開始落戶；還有，現代法律體系與司法制度已開始成形。除了《獎勵公司章程》、《商標注冊試辦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破產律》、《法官考試細則》、《集會結社律》等相繼出台外，《大清刑事民事訴訟法》、《大清新刑律》、《民律草案》這三部大法就分別在程序法和實體法領域為中國現代法律體系的確立奠定了基礎，（註：袁偉時：《20世紀中國社會變革的可貴開端——我看清末新政》，《二十一世紀》2001年第2月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出版。）其價值與影響也不因清朝的覆滅而消失。另外，從1905年開始，慈禧太後為首的統治者被迫將逃亡海外的政治犯梁啟超於1901年所設計的預備立憲方案撿起來，逐漸予以嘗試。 不過，「新政」畢竟是在統治者於19世紀接連耽擱幾次改革機遇之後開始的。20世紀初年的中國已是危機四伏，百孔千瘡。1911年的反清革命高潮是在清朝統治者已無法照舊統治下去時來臨的，並非孫中山等職業革命家一廂情願的結果，不是人為地造勢而成。 首先，清政府長期壓制本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民生凋敝與不平等條約所強加的一筆筆巨額賠款與「新政」本身的巨額需求之間形成明顯的反差， 「新政」雷大雨小甚至空有其名之類現象比比皆是。基於民族危機日益深重，社會各階層原本就對「新政」期望頗高，也不乏「畢其功於一役」式的渴望，但「新政」的許多方面卻是敷衍塞責，不盡人意，二者的懸殊只能加劇民心的渙散與社會的分化。為了擺脫財政困難，貪污腐敗變本加厲的統治者拿出竭澤而漁的舊花樣，加倍敲榨人民，結果，自衛性的抗糧、抗捐、抗稅斗爭此起彼伏，憤怒的下層民眾不僅沖擊厘卡警局，而且搗毀新式學堂，反而增加「新政」的阻力。 其次，自康、乾以降，清朝統治者日趨衰敗，政治威懾力與治理能力逐代遞減，陷入周期性的皇朝衰敗危機。但人類歷史上的許多改革都是在社會矛盾日趨尖銳時為挽救統治而啟動的，任何一場成功的改革之於改革者的政治權威、魄力與技巧要求自然就不低，清末「新政」尤其如此。慈禧太後也罷，載灃也罷，能否駕馭「新政」所產生的那些頗具挑戰性的成果，冷靜地處理某些突發性的政治事件，維持殘局，卻還是未知數。以新軍為例，既然它屬於頗具現代化素質的新式國家機器，而且從籌餉、募兵到編練成軍，多由地方督撫直接控制，其獨立性較湘軍、淮軍猶有過之，中下級軍官中還不乏留學歸來者，軍中還有同盟會中人喬裝安置切入，倘若指望它始終如一地同一個腐朽皇朝保持一致，赴湯蹈火，那是不切實際的。如所周知，武昌起義爆發時，紫禁城就已無法調動各省新軍火速「助剿」，倒是響應武昌起義者的呼聲不絕如縷。再以教育改革為例，科舉制的廢除固然加劇了傳統社會結構的分解，士－紳－官三位一體的局面已不復存在，年輕的求學者無論是負笈國內新式學堂，還是浮槎放洋，大都懷抱報效國家之念，潛心救國之道。當他們目睹域外世界經濟發達、國力強盛時，其恨鐵不成鋼的心境便油然而生。他們上下求索，左右對比，一致認為君主專制主義乃祖國積貧積弱的總根源，要麼呼籲清朝政府拿出誠意來，實行貨真價實的君主立憲制，要麼主張用暴力將愛新覺羅皇朝與君主政體一同埋葬，創建民主立憲制。如何把那些見多識廣的熱血青年召喚在陳舊破爛的龍旗下，就成問題。誠如一向不贊成暴力反清的梁啟超所說：「必有大刀闊斧之力，乃能收篳路藍縷之功；必有雷霆萬鈞之能，萬能造鴻鴣千里之勢。若是者，舍冒險末由。」（註：梁啟超：《過渡時代論》，《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六，頁三一。）嚴復有一段評論值得回味：「十多年前，先有普魯士亨利親王，後有一名日本軍官向滿族王公們建議，中華帝國的當務之急和首要任務是要擁有一支現代化的軍隊；其次，將權力完全集中於皇室中央政府。滿族王公們努力照此行事十二年，除此之外無所作為。誰能說這些建議是錯的？但是前面提到的那兩位先生都不知道，他們恰好將一件鋒利的武器給小孩玩耍，或拿一塊馬錢子鹼當補葯給嬰兒吮吸。」（註：［澳］駱惠敏編《清末民初政情內幕——喬·厄·莫理循書信集》上冊，知識出版社，1986年，第781頁。） 再次，古往今來，政治體制改革的阻力與難度較大，改革者既需要相應的眼界與胸懷，也要具備沉著果敢的魄力與駕馭全局的控制能力。不乏威服群臣手腕的慈禧太後也許還勉強可以苦撐，但由優柔寡斷的攝政王載灃和動不動哭鼻子的隆裕太後作為後繼者，去繼承不無風險的預備立憲的政治遺產，就顯得更遭。當載灃等人把席捲全國的保路運動與國會請願運動鎮壓下去，又愚不可及地將鐵路修築權強行轉讓給列強和拋出「皇族內閣」時，他們就把許多積誠罄哀的請願者踢入革命陣營，反清革命的高潮就悄悄來臨了。 二 歷史本身既充滿矛盾，也不無因果聯系，最典型的莫過於革命者與被革命者之間。充滿矛盾的一面不難引起高度關注，卻容易遮蔽存在因果聯系的一面。 不管黑格爾對理性的自我發展之於歷史過程的作用以及歷史本身的必然性是如何誇張和絕對化，他把歷史看作一種必然性的邏輯過程的見解卻不無可取之處。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指出：「我們在觀察運動著的物質時，首先遇到的就是單個物體的單個運動的相互聯系，它們的相互制約。但是，我們不僅發現某一個運動後面跟隨著另一個運動，而且我們也發現：只要我們造成某個運動在自然界中發生的條件，我們就能引起這個運動；甚至我們還能引起自然界中根本不發生的運動（工業），至少不是以這種方式發生的運動；我們能給這些運動以預先規定的方向和規模。因此，由於人的活動，就建立了因果觀念的基礎，這個觀念是：一個運動是另一個運動的原因。」（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50頁。） 對於辛亥革命與清末「新政」的關系，我們也不妨作如是觀。盡管革命者與「新政」的主持者清朝統治者彼此是不共戴天的，但辛亥革命與「新政』是互相聯系和互相依存著的，無法割斷彼此之間多方面的因果關系。它至少表現在： 第一，孫中山等人的革命活動逼得清朝統治者加快「新政」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即預備立憲的步伐，統治者已經明白，惟有盡快推行「新政」，才能將自身的統治秩序維持下去，使「內亂可弭」； 第二，統治者的預備立憲反而促使不乏依法治國理念的革命者抓緊革命反清的准備，後者試圖搶在憲法與君主立憲制確立之前推翻清朝，以免愛新覺羅家族成為憲法所規定的「萬世一系」的合法統治者； 第三，「新政」期間，新軍的編練與科舉制廢除之後士人群體的分化與新式知識分子的興起，為革命陣營准備了可資發動的基本力量； 第四，「新政」期間，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與預備立憲的展開，為革命者准備了自己的同盟軍與合作者——資產階級與君主立憲論者； 第五，預備立憲期間，關於民權思想的公開宣傳與歷次國會請願運動的實踐，為中華民國成立後的民權政治建設提供了一定的條件； 第六，南京臨時政府的財政危機與晚清統治者的財政危機一脈相承。革命本身不能迅即生財，革命者只能通過革命的方式去佔有革命對象的財源，而清朝政府早已國庫空虛，在經濟上留下一個爛攤子，這既有利於革命者推翻它，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取而代之的南京臨時政府可資利用的經濟資源，不利於革命者自身的政權建設。另外，民國初期的軍閥割據與混戰也與清末中央權力式微與地方督撫專權的趨勢有關，任何一場革命對原有社會格局的破壞都是有限度的，都或遲或早地回到建設的話題中，破壞只是暫時性的「變態」過程，建設才是常態。況且，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任何歷史人物對於歷史的創造，「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603頁。） 可以說，就已經成為事實的歷史場景而言，「新政」的主持者與革命者之間固然勢同水火，誰都希望吃掉對方。但「新政」與反清革命運動之間實際上存在一種誰也離不開誰的相互制約關系。無論是革命，還是「新政」，都不可能憑空發生。既然二者都已發生在同一時空，勢必互相影響，互相對立的過程其實也是互相聯系和互相影響的過程。假如沒有反清革命運動發生，「新政」就不可能是我們所研究和曾經出現過的那個「新政』，反之亦然。對於沒有發生過的歷史場景，後世研究者設想起來不難，但分析和評判起來就需要在必要性與可行性上嚴格把關。如果站在理想的真空中憧憬「新政」的未來，埋怨辛亥革命不該發生，指責革命者添亂，不僅無法保證由清朝統治者自編自演的預備立憲之結局能包你滿意，也無法回答梁啟超、張謇及其身後一批溫和的國會請願者與廣大資本家在屢遭羞辱之後紛紛轉向革命之舉究竟是對還是錯？此論的主要失誤不僅在於論者對「新政」的前景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而且以為革命高潮的到來就是孫中山為首的革命者單方面努力的結果，較之以往那種只承認孫中山等人之於辛亥革命的赫赫功勛卻既否定「新政」的歷史地位又無視梁啟超等人的歷史貢獻之論，可謂異曲同工。殊不知， 1911年的反滿大合唱就是在革命的客觀條件已經成熟而主觀條件還不太成熟的情況下出現的。事過數年後，孫中山回想起當年的情景時，也曾直言不諱地說： 「武昌之成功，乃成於意外。」（註：孫中山：《建國方略》，《孫中山選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08頁。）當然，這並不影響我們對孫中山作為革命領袖的整體認識。 辛亥革命作為「新政」的替代物，不僅推翻了腐朽的清朝，而且譜寫出了中國民權建設的第一章，許多論著已對此做了比較詳盡的闡釋，因篇幅限制，茲不贅述。筆者只想補充的是，盡管辛亥革命的歷史結局還容易引起紛爭，民國的建設也的確難以令人滿意，但正是由於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將「三綱」之首棄如敝屣，人民的思想解放盛況空前，「社會風俗人心，從某些部分看來，辛亥以後和以前大大改變了。所有卑賤、頹廢、放盪行為，有些少了，有些完全消滅了。…… 總之，辛亥革命無數頭顱換得來的，除推翻封建帝制以外，廣大民眾的體格、品格相當提高了。」（註：黃炎培：《我親身經歷的辛亥革命事實》，《辛亥革命回憶錄》第1冊，中華書局，1961年，第68頁。）在國內是如此，在海外華人中也大致如此。蔣夢麟在回憶辛亥革命前後唐人街的變化情況時，就深有感慨地說： 「革命以後，唐人街開始起了變化，而且是急遽的變化，短短幾年之內，算命賣卦的不見了。辮子的數目也迅速減少，終至完全絕跡。青年女子停止纏足，學校制度改革了，採用了新式的課程；送到附近美國學校上學的孩子逐漸增加。唐人街雖然想抗拒美國鄰居的影響，但是祖國有了改革，而且在生活方式上有了改變以後，這些忠貞的炎黃裔胄也終於亦步亦趨了。」（註：蔣夢麟：《西潮》第10章，《美國華埠》。）說到這里，我不禁想起曾經對孫中山不無成見的張謇飽含深情的感嘆：「起而革命者，代不乏人，然不過一朝一姓之變革而已，不足為異。孫中山之革命，則為國體之改革，與一朝一姓之變革迥然不同。所以孫中山不但為手創民國之元勛，且為中國及東亞歷史上之一大人物。」（註：《張季子九錄·文錄》。）反對暴力革命甚力的梁啟超也在事後以學者的識力，多次對辛亥革命的歷史地位予以充分肯定，容專題另述。如今時過境遷，物換星移，倘若後世研究者連張謇、梁啟超的思想境界都難以企及，恐怕就需要回應革命文學家郁達夫早在半個多世紀之就說過的一句話：有了偉大人物而不知道尊重的民族是奴性濃厚的民族。盡管孫中山不是也不可能是什麼完人，在他身上同樣存在某些缺陷，既不必神話，也不必掩飾，但稱他為近代偉人，當不為過。辛亥革命的發生畢竟與他的名字分不開，辛亥革命的歷史功績將不會因為後世研究者的學術偏見而消失。 （資料來源：《學術研究》2002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