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清朝時期，山東為什麼會有那麼多難民逃荒
「闖關東」的原因主要是自身貧困逃生的。 向東北移民的原因，固然有上述中央和地方政府實行移民實邊政策，積極招墾，以及東北自然經濟所帶來的引力。但是，更大的驅動力是華北自然經濟環境不斷惡化和社會動盪不安，把破產的農民、難民推到東北謀生。 首先，華北地區地少人多是向東北移民的前提。清代以後，山東、河南和直隸省人口猛增，人口密度遠遠高於全國平均數，甚至一度成為密度最高的省份。1840、1898和1936年全國每平方公里平均有43.63、41.29和48.88人，而山東省該三年分別為207.1人、246.24人、256.40人，其密度從在全國居第四位，上升到第一、二位；河南省該三年分別為147.80人、157.07人、192.52人，由居全國第七位上升到第四位；河北省該三年分別為97.39人、111.33人、139.35人，由居全國第十位上升到第八位。（註：據章有義：《近代中國人口和耕地的再估計》計算，《中國經濟史研究》1991年第1期。）隨之而至的是，人均佔有土地的數量逐年減少。據統計，華北冀魯豫咸豐元年(1851)人均耕地4.46畝，1912年前後下降至3.66畝，1928年以後又下降到2.93畝。（註：轉引自李文海等：《中國近代十大災荒》，第44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耕地與人口的失調對華北農村壓力極大，促使人們移民到人煙稀少，土壤肥沃的東北地區。 其二，連年不斷的自然災害是華北難民離鄉背井去東北的直接原因。咸豐五年(1855)黃河改道，殃及魯、豫、直省，山東省災情在六分以上的村莊即達7161個，災民逾700萬人。（註：袁長極等：《清代山東水旱自然災難》，《山東史志資料》，1982年第2輯。）從該年到1912年清朝覆滅的56年中，山東省僅因黃河決口成災的竟有52年之多，共決口263次，成災966縣次。（註：《申報》，光緒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咸豐四年(1854)直隸省連續5年遭受蝗災，京津、直隸東北部和南部最甚，飛蝗蔽野，田地到達了春無麥，食五穀莖俱盡的程度。光緒元年(1876)後連續四年的華北特大旱災，遍及東北五省，受災難民達2000萬人以上，餓殍就達1000萬人以上。山東難民農村皆「扶老攜幼，結隊成群，相率逃荒於奉錦各屬，以覓宗族親友而就食」。（註：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奏議》，卷1，第25頁：畿輔旱災請速籌荒政折，光緒五年八月。）光緒三年(1979)直隸旱災，災區甚廣，「大率一村十家其經年不見穀食者，十室而五；流亡轉徙者，十室而三」。（註：《各地農民狀況調查——山東省》，《東方雜志》第24卷第16號；轉引自章有義：《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2輯，第613頁。）1920年華北五省出現長時間大面積的嚴重旱荒，災區面積約271.27萬方里，受災共340個縣，災民達3000萬人左右，死亡50萬人。1928年至1930年華北、西北又遭受了旱、水、雹、蟲、疫並發的巨災，遍及甘、晉、綏、冀、魯、察、熱、豫等9省，餓殍遍野，萬里赤地。面對持續不斷的自然災害，不甘困守待斃的災民不得不遠離家鄉，四處逃亡，沿著前輩的腳步走西口和「闖關東」，一時間成為向東北移民的主流。 其三，軍閥混戰等戰爭頻仍，嚴重地摧殘了農村社會生產力，加深了農村自然經濟破產的程度，迫使農民輾轉流徙，移民東北。近代中國對外對內戰爭和兵災匪禍頻繁，第二次鴉片戰爭、八國聯軍侵華、太平天國北伐軍、捻軍、黑旗軍，以及義和團等都曾橫掃華北諸省，直接間接予當地農民以莫大損失。尤其1915年以後，直皖戰爭、兩次直奉戰爭、國民革命軍北伐等新舊軍閥的混戰年年不斷，戰禍波及華北各省。如山東「軍隊號稱二十萬，連年戰爭」，致使「作戰區域（津浦線）十室九空，其苟全性命者，亦無法生活，紛紛拋棄田地家宅，而赴東三省求生」。1930年蔣介石同馮、閻、李之間的新軍閥大戰，雙方投入兵力100萬以上，所耗戰費2億元，戰區「閭里為墟，居民流散」，赤地千里。在兵禍踐踏的同時，華北農村還時常受到土匪的騷擾。魯西、冀南、豫東受害最烈。來自各軍閥隊伍中的散兵游勇，不僅人數動輒數千成萬，還配備各式輕重武器，到處殺人放火，強取豪奪，勒索財物，所過之處，如同水洗，人財皆空。「全豫百零八縣，欲尋一村未被匪禍者即不可得」。（註：《晨報》，1921年1月20日。）在山東，「為土匪者，不計其數」；其它地區的土匪也是多者近萬，少者數千。在河北，「該省充當土匪者，有五百萬之眾」，「大小股之土匪，幾可在河北的每一縣中見到，甚至連天津、北平附近之村莊也有被土匪佔去者」。（註：《崩潰過程中之河北農村》，《中國經濟》，第1卷第4、5期，1933年8月：轉引自章有義：《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3輯，第902-903頁。）「匪過如梳，兵過如篦」，兵匪交加，更使農民生路皆無，不得不遠走他鄉。 其四，沉重的賦稅兵差逼迫貧困至極的農民另謀生路。政府的日益腐敗和軍閥混戰，使華北農村的賦稅逐年加重。有人統計，以1902年全國最好的稻田每畝不過4角為准，河南1928年的田賦增長了6.5倍，山東萊陽1927年增長了近5倍。（註：轉引自章有義：《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3輯，第12頁。）各種附加稅之多則更是駭人聽聞。田賦稅加稅是歷代統治者特別是地方政府增加財政收入的主要手段。在清代有耗羨、平余、漕耗公費等；到光緒中葉各省紛紛正式設立田賦附加稅，隨糧徵收，或按畝攤派，來應付日益擴大的地方支出。不過，此時從種類和數量上看，為數尚微。民國以後，華北諸省將原來的雜款、附加及地方的各種陋規全並入正賦徵收，實際上加重了農民的負擔；不久政府又規定地方政府有徵收田賦附加稅之權，但不能超過正稅的30%。於是，各地政府為了支付龐大的財政支出和籌集軍閥的軍費，從種類和數量上都加重了附加稅的徵收，加之從省、縣，甚至當地駐軍及區鎮鄉公所都層層加碼，變本加厲，附加稅逐年增多。各省附加稅目增至數十種或上百種，有的縣附加稅率超過正稅數倍乃至數十倍。1926年和1927年的附加稅最重，河北和河南全省的附加稅竟超過正稅2倍有餘，山東省1926年的附加稅竟超過正稅4倍之多。（註：轉引自從翰香：《近代冀魯豫鄉村》，第492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張宗昌統治山東時，還在田賦上附加了軍事特別捐、軍鞋捐、軍械捐、建築軍營捐4種苛雜，合計加收5.3元；（註：轉引自章有義：《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2輯，第571頁。）從1928年3月又憑空增加了8種附加稅，每正稅1兩要付14.56元苛捐雜稅，大大超過了正稅。（註：（日）松崎雄二郎：《山東省の再認識》，第213-233頁，1940年版。）據1934年7月調查，河北省有附加稅種48種，河南省有42種，山西省有30種，山東省有11種。（註：轉引自章有義：《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3輯，第16頁。）常年應征的差徭和額外攤派的兵差，尤其是用軍事名義臨時派征的以力役、實物、貨幣為主的兵差，給農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清朝統治者圍剿太平軍和捻軍時，在華北沿村勒派民夫車馬，急如星火，兵差繁重，各省的差徭每年多者數百萬兩少者百萬兩。民國後兵差沉重，令民眾難以承受。軍隊過境時，廣招糧餉車馬，稍一遲疑，便鞭撻交加，甚至抓人殺人。1928年後兵差最為嚴重。山東107個縣中有77個縣有兵差，河南112個縣中有92個縣有兵差，河北、山西則縣縣有兵差。據統計，山東臨沂等縣1928年兵差額?佔地丁正稅的274.41%；冀中8縣1929年的兵差額數占正稅的534.28%；河南商丘等縣竟達正稅的2339.83%。（註：王寅生等：《中國北部的兵差與農民》，第11頁、附錄2，表22，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1931年版。）20世紀以後移民大增，最直接的原因應是華北地區戰禍、賦稅和兵差這些人為的因素。正如當時研究者所言，「冀魯豫人民之赴關外者，其動機由於東省情形之利誘而去者少，由於原籍環境之壓迫而去者多」。（註：何廉：《東三省之內地移民研究》，《經濟統計季刊》，第1卷第2期；1932年6月。） 另外，社會意識和習俗也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在山東等地「闖關東」由來已久，移民中向家鄉寄錢者有之，帶財物回鄉過年者有之，也不乏發財致富成家立業者，這些刺激了更多的民眾要到關外謀生賺錢。膠東有些村莊幾乎村村、家家都有「闖關東」的，甚至村裡青年人不去關東闖一闖就被鄉人視為沒出息，逐漸形成了「闖關東」的習俗。所以在華北特別是山東的膠東和河北的冀東，勞動力稍一充裕，或一遇天災人禍，首先想到的是攜家帶子，或集結親戚好友，蜂擁到關東去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