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歷史語境是什麼
要對傳統政治論詩學進行指責自然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80年代前後，理論界和批評界已對它進行了持續的批判和否定，無論從歷史的角度還是理論的角度看，這種批判和否定都是必要的和有價值的。但也必須看到，當時人們對政治論詩學的批判和否定，主要是情感性和經驗性的，還不具有多少理論的深度。更重要的是，人們在批判傳統政治論詩學模式時，也基本拒絕了所有詩學的政治維度，否定了從政治角度解釋和評價文學現象的任何可能性和價值。盡管這在當時乃至現在的歷史語境中，都是可以理解和有特殊原因的，但不必諱言也有偏激和片面之處。
政治論詩學在今天已聲名狼藉，但這並不意味著文學與政治就毫無關系，放眼幾千年的中外文學史，我們將發現，文藝與政治的關系是一種無法割斷也無須割斷的關系。首先，政治是人類社會生活中覆蓋面最大、最重要、最普通而恆久的現象，幾乎每一個人的生活、命運、行為、心理構成、生存環境，都與政治直接或間接關聯，都有政治的因素滲透其中。如果是一個對人類的生存狀態和命運、對人類生活世界有強烈關懷的作家，就不可能不關注政治，他的創作也不可能不直接或間接涉及政治，並對特定政治現象作出自己的解釋和評價。其次，中外文學史上許多著名作家作品都是有強烈政治意識、政治傾向、政治效果的，政治不僅沒有使其貶值，反而是其創作的重要特徵和價值的重要保證。又其次，就新時期的文學來說，一方面，理論界政治論詩學正受到質疑並被貶黜，而另一方面創作界從問題文學、到傷痕文學、到反思文學再到文化小說的登場，都恰恰具有強烈的政治傾向和政治關懷，它們不僅在客觀上迎合了當時社會政治走向的需要而因此受到政治家的贊許和讀者的好評，而且作家們主觀上大多有明確的政治立場和思想。評論界對這些文學現象的政治意義和效應的闡釋與肯定更是不遺餘力，他們的默契配合造就了一個輝煌的文學時代。即使是80年代中後期興起的先鋒派小說，盡管那些作家有意無意地在作品表層極力淡化政治意識，但在評論家眼裡，其政治內涵和效應仍被極度發掘和放大，認為經歷了"語言之自覺"、走向"純文學"的先鋒派小說家的創作中仍然隱含著政治意識。一方面在理論上激烈批判和否定政治論詩學，另一方面在評論具體文學現象時又有意無意地採用政治視角，這種矛盾是意味深長的。它至少說明要真正從文學創作、文學理論與批評中抹去政治維度，那是極其困難甚至不可能的事情。
而當代西方，在經歷了本世紀上中葉以"形式主義-新批評-結構主義"為主線的否定文學社會內涵和政治意義的形式詩學發展之後，到中下葉，政治論詩學再度復興。且不說像阿爾多諾、馬爾庫塞的美學思想明確表達了強烈的政治意識，弗·傑姆遜、伊格爾頓堅持從政治論角度來闡釋和評價當代文化和文學現象，就是結構主義時期一些代表人物如托多羅夫，進入80年代後也大聲疾呼要恢復文學與社會、道德、政治、真理的關聯，並認為形式主義詩學對上述因素的忽視是致命的缺陷。而後現代時期的學人對文化和文學政治意義的重新注意已是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對解構主義有重要影響的福科關於話語、權力、政治、意識形態關系的基本思想，新歷史主義對文學、文化的政治和意識形態意義的高度重視，大眾文化理論對當代蓬勃興起的大眾文化現象的政治意義的深入揭示，薩伊德、斯皮瓦克等的後殖民文化批評關於當代文學和文化中西方文化帝國主義意識的滲透和控制問題，以及女權主義關於人類文學和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男性對女性的壓抑、歪曲、控制、統治問題，都在將政治視角作為解剖和評價人類文化及文學的重要視角。可以說，在現代主義尤其是後現代主義諸多思想家關於文化和文學的理論中，有一個重要的特徵，就是政治意識的泛化，或者說是泛政治化傾向。西方文論在經歷了遠離政治的行程後重新回到對政治的關注，確實值得我們深思。
這樣說是否意味著我們要回到傳統政治論詩學，重新讓文學從屬於政治，成為政治和政治斗爭的工具?當然不是。重續詩學政治論維度的一個必要前提，恰恰是對傳統政治論詩學進行反省和檢討，確定其得失，然後重新闡釋和定位文學與政治的關系。
傳統政治論詩學最值得我們重視的思想是相互關聯的兩個方面：一是從社會的經濟活動角度來理解和闡釋文學現象，從經濟基礎中去尋找文學活動的發生、展開和變化的最終根源；二是從階級論角度定位和定義文學的政治內涵。這兩個方面的思想盡管本身還有再探討的餘地，但在今天仍有一定的解釋力量，它們可能成為政治論詩學發展的理論資源。像傑姆遜的文化解釋理論，仍然將"生產方式"當作解釋包括文學在內的社會一切文化現象的總體框架。這就意味著經濟決定論和階級論仍然有可能產生新的理論生長點或提供新的啟示。這里關鍵在於理論工作者是否有過人的理論發現力、創造力和融通力。
傳統政治論詩學的失誤也是明顯的：首先，它從(階級和政黨意義上的)政治論角度理解和解釋人的全部存在和生活，將人的存在完全定位於政治的存在和政治的生活，從而抹殺了人類生活的豐富性和復雜性；其次，它從"階級論"和"政黨論"的角度定義政治，盡管抓住了政治的一個重要方面，但卻不是全部，政治的含義遠比階級和政黨豐富復雜；又其次，它只從政治的維度定位和定性文學，將政治性(意識形態性)看成文學固定不變的本質和惟一屬性，從而堵塞了從多種維度理解文學的可能性；最後，傳統政治論詩學在如上所說的幾點基礎上將文學與政治的關系定位於從屬關系，即文學從屬於(階級和政黨的)政治，是政治的工具，這即使不是完全的錯誤，至少是非常片面的，文學與政治的關系肯定不能用從屬論和工具論來全面正確地定位、描述和評價。
從屬論和工具論已遭到持續批判和否定，現在被學界普遍接受的是"平行論"--政治屬於社會實踐層面，文學屬於社會意識層面，它是審美的而非實踐的，它們之間不是誰從屬於誰的關系，而是平行的關系。在我看來，"從屬論"和"平行論"都描述了文學與政治的某種可能關系，但都不是文學與政治關系的全面、准確描述和定位；持從屬論觀點的人必須注意到，許多作家和作品及其他文學現象並不都能簡單地認定從屬於哪個階級、政黨或政治運動，也不能固定不變地從階級、政黨、政治運動的角度考量和評價它的意義與價值；持平行論的學人也須注意到，確實有許多作家自覺或不自覺地聽命於某個階級、政黨或政治運動，用自己的創作為之服務；更重要的是，持從屬論和平行論的人都必須注意到一種讓他們頭疼的現象：在文學史上，同一種文學現象在不同的語境中會有很不同的意義，在一種語境中它可能是有政治意義的，但在另一種語境中可能政治意義很單薄甚至完全沒有；就政治意義而言，在一種語境中，它可能顯現出這種政治意義，而在另一種語境中，它可能顯現那種大不相同的政治意義；《紅樓夢》在不同時期具有不同的政治意義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清代讀者在其中看到了"宮闈秘史"，晚清革命家看到了"排滿"，毛澤東看到了階級斗爭的歷史，"四人幫"的御用文人看到了儒法斗爭，而今天某些學者又從中看到了"牌桌上的政治"，可以肯定，只要《紅樓夢》還流傳下去，就還會有讀者看出大不相同的政治意義。這意味著，文學的政治意義不是固定不變的東西，它是文學作品與獨特的歷史語境和特定解釋體系的結合生成的，只要歷史語境或解釋體系改變，文學作品的政治意義就會相應改變，它是一種結構性生成物，一種在特定的結構關系中被賦予或解除的功能。用從屬論和平行論都無法完滿地解釋這種結構性功能關系。從屬論和平行論都是太過簡單的理論，它們盡管彼此對立，但其運思方式並無區別，即它們都以本質論的認知方式來思考和談論文藝與政治的關系，得出的結論也不可能不片面和僵板。
我認為，文學與政治的關系最好用"召喚-應答"模式來表述，即它們既不是從屬關系，也不是平行關系，而是在一種特定歷史語境中雙向互滲互動的功能性關系。所謂召喚-應答關系，實際上是一種對話關系。它們中的每一方都在向另一方發出召喚，並有意無意地要求對方作出應答。而對於一方的召喚，另一方也必定要作出應答，由此形成一種對話關系。需要指出的是，這種應答既可能是認同性的，也可能是對抗性的，還可能是偏離、逃避、漠視、超逸等等姿態；正如巴赫金對對話的界定：對話就是同意、反對、爭論、駁斥。對話的前提是對對方存在獨立性的確認，對話雙方既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時又是我是我、你是你的關系，這種關系，既不是從屬論所可概括，又不是平行論所可表述的，它是一種雙向互動互滲的關系。政治與文學的關系，就是這樣一種召喚應答關系。文學的政治性，是在特定歷史語境中文學對特定政治召喚的應答關系中生成的，或者說被賦予的功能，只要這種語境改變，這種功能就會改變或被取消。
從政治對文學的角度來看，一方面，政治作為統治關系是社會最重要、最廣泛、最有影響、最具有覆蓋性和滲透性的因素，總是要對包括文學在內的一切社會意識形式發出認同性召喚，將它們納入自己的世界；另一方面，文學總要自覺不自覺地對政治的召喚以自己的方式作出應答，或者認同，或者抵制，或者逃逸，或者漠視，等等。
從文學對政治的角度看，文學也在對政治發出召喚；文學召喚的立足點是對政治的審美超越；文學有一個精神制高點，那就是熔鑄了社會理想的審美理想。文學總是從審美理想的高度來觀照政治和評判政治，因此，它不僅可能對某些政治生活、政治集團、制度、設施、觀念和心理作出認同性判斷，更可能對它作出否定性判斷，即使這些政治構成因素從具體歷史進程來看是必要和有進步意義的。文學對政治的召喚，是從熔鑄了社會理想的審美理想的高度發出的召喚，這種召喚要求政治從對現實的肯定和自我的陶醉轉向對自我的檢討、批判、否定和對理想的追求。對文學的這種召喚，政治也要直接或間接地作出應答，這種應答自然可以是認同性的，但也可以是對抗性的，否定性的，也可以漠視無睹。不管怎樣的反應，都是一種應答行為，因此，都與文學在客觀上發生了某種聯系。
因此，文學與政治是在一種雙向召喚-應答關系中互動互滲的。在確認這一點的前提下，我們要特別強調政治對文學的主導性召喚地位和作用。這是因為，政治就其對人類社會的覆蓋面、影響力、滲透力和重要性而言，是文學遠遠無法與之相比的。政治為了實現自己的目的，必定會運用一切可以運用的方式和手段，文學自然也可能成為這種手段。只不過文學活動者可能意識到，也可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罷了。在政治的先在性召喚下，文學的任何應答都具有政治性或泛政治色彩；因為，政治作為召喚者，既預定了其認同者，也預定了其反對者，還預定了其疏離者、逃逸者以及無動於衷者。對政治召喚的任何應答都在政治的預定之中，都被賦予了政治性或泛政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