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說辛亥革命歷史發展的必然

A. 為什麼說辛亥革命的發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當生產力不能滿足生產資料，或其倆者出現矛盾時，就意味著需要改革，使生產力順著向合適生產資料的方向發展，這種改革是必須的也是必要的。但是因為戊戌變法因為袁世凱的漏密而以失敗告終，使人們看清變法是不可取的，必須要革命。所謂革命就是要推翻原有統治，建立新的政權。當時清政府無能，閉關鎖國政策使中國走上落敗，沒有大力發展生產力。當歐洲國家因為工業革命而發展壯大時，中國非但沒進步，越來越落後，最後簽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不斷地戰火和不平等條約使得民不聊生，正所謂官逼民反，一些有志之士看清社會本質後決定推翻清朝政府，走上了革命之路，也就有了後來著名的辛亥革命

B. 為什麼說辛亥革命的爆發是歷史的必然選擇

歷史趨勢來看，清政府在鎮壓戊戌變法和義和團運動、簽訂《辛丑條約》、實施新政破產後，其腐朽、反動的本質進一步暴露。隨著清政府成為「洋人的朝廷」，近代中國兩大社會矛盾趨於匯流，集中體現為中國人民同清朝政府之間的矛盾，資產階級政治運動由改良發展到革命已成為這一時期社會發展的迫切需要和必然選擇。所以，20世紀前十年，辛亥革命發生的條件己經成熟。
具體表現在：
第一，革命的客觀條件已經具備。
經濟上，20世紀初民族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成為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興起的物質基礎；
階級力量上，隨著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民族資產階級開始成長起來，為量進一步壯大；
思想上，20世紀初，民主革命思想廣泛傳播，革命逐漸成為社會主要思潮；
組織上，資產階級革命團體廣泛建立，同盟會的成立使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進入了政黨統一領導的新階段；
政治上．三民主義的提出使資產階級革命派有了共同的奮斗綱領，推動了革命運動的發展。
第二，革命形勢的日益高漲。清廷立憲失敗後進一步孤立衰落，革命勢力在收回利權的斗爭和武裝起義中人斷壯大。
第三，革命時機成熟。保路運動調動湖北新軍，清廷在湖北統治空虛，為武昌起義的爆發提供了有利時機。

C. 辛亥革命發生的歷史必然性是什麼

辛亥革命發生的歷史必然性是什麼？
辛亥革命的發生並非偶然。它既不是由於「西方思想的影響」激起的「騷動和不安」，也不是在少數人「極端感情」或「革命狂熱」煽動下的「幼稚與瘋狂」，而是社會矛盾運動的產物，有著深刻的歷史根源和社會根源。
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中國一步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殖民主義、帝國主義通過對中國多次發動侵略戰爭，強迫中國訂立了許多不平等條約。根據這些條約，它們一方面牢牢控制了中國的政治和軍事，把封建統治階級變為它們統治中國的支柱；一方面操縱中國的財政和經濟命脈，在經濟上進行剝削掠奪，阻礙中國資本主義的生長和生產力的發展。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下，中國面臨著「內憂外患」的極大危機。1895年，孫中山先生在《香港興中會章程》中指出，中國的外部環境是「堂堂華國，不齒於列邦；濟濟衣冠，被輕於異族」，「強鄰環列，虎視鷹瞵」，「瓜分豆剖」，「蠶食鯨吞」；國內狀況則是「政治不修，綱維敗壞」，「鬻爵賣官，公行賄賂」，「盜賊橫行，飢饉交集，哀鴻遍野，民不聊生」。這是一幅何等觸目驚心的悲慘景象！
當時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一個是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一個是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而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種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這是因為，造成近代中國國弱民貧最根本的原因，正是帝國主義的野蠻侵略。漆樹芬在1926年出版的《經濟侵略下之中國》一書中曾這樣寫道：「弱我中國者，資本帝國主義也；致我於危亡者，由此產生之不平等條約也。資本帝國主義實為蠶食我之封豕長蛇；不平等條約實為束縛我之桎梏陷阱。」在這種情況下，要挽救國家的危亡、尋求民族振興的出路，就要把斗爭的矛頭指向壓迫和阻止中國社會向前發展的帝國主義及其附庸封建主義。包括辛亥革命在內的中國革命運動，就是在這些基本矛盾的基礎上發生和發展起來的。因此，如果要用最簡潔明確的語言來回答辛亥革命發生的原因，那就是毛澤東同志所說的：「帝國主義的侵略引起了反抗」，「辛亥革命是革帝國主義的命。中國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為清朝是帝國主義的走狗。」
事實上，進入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從來沒有停止過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富裕的美好追求，沒有停止過反帝反封建的斗爭。在辛亥革命以前，這種斗爭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在列強發動的侵略戰爭面前，中國廣大愛國將士和民眾勇敢地拿起武器，進行頑強的抵抗，表現了中華兒女不畏強暴、保家衛國的民族精神。不論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還是八國聯軍侵華戰爭，都是如此。但由於社會制度腐敗、經濟技術落後，這些戰爭都以中國的失敗而告終。
二是以農民為主體的下層群眾，不堪忍受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欺凌和壓迫，拿起原始武器，直接對封建統治階級或帝國主義展開武裝斗爭。太平天國農民戰爭、義和團運動，就是其中最突出的表現。但是，由於自身的局限性，這兩個運動最終都在中外反動勢力的聯合血腥鎮壓下慘遭失敗。
三是戊戌維新派的政治改革運動。甲午戰爭前後，維新派總結了清王朝推行洋務運動、企圖在維護封建統治的前提下學習西方物質文明的成功做法和失敗教訓，決心按照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對中國的封建政治進行大膽改革，發動了戊戌變法。但這些改革舉措為封建頑固勢力所不容，變法活動僅僅進行了103天，就在慈禧太後的鎮壓下夭折。
這三個方面的斗爭，都是中國人民在不同時期和不同程度上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壓迫的斗爭。雖然這些斗爭都作出了自己的歷史貢獻，但總體來說都還只處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准備階段，因為它們都只是在個別方面打擊了外國侵略者和國內封建勢力，還沒有能夠提出較為系統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政治綱領。只有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才在比較完全的意義上開始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孫中山先生在成立興中會的時候，就在神州大地上第一次響亮地喊出了「振興中華」的口號。在中國同盟會成立前後，孫中山先生又提出了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集中反映了中國人民追求民族獨立、民主自由和民生幸福的崇高理想，特別是明確提出要推翻君主專制政體、建立民主共和國。這是以往從未有過的政治理念，把民主主義推進到了一個嶄新的高度，開創了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
辛亥革命就是在這樣的政治旗幟下開展起來的。
中國同盟會的作用？
中國同盟會簡稱同盟會，是由孫中山領導和組織的海外中國人為主的一個全國性的革命政黨。

中國同盟會於1905年8月20日在日本東京成立。其前身是華興會和興中會，除此之外還有復興會、科學補習所等多個組織參加。中國同盟會的根本政治要求是孫中山提出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十六字綱領。其機關刊物是《民報》。孫中山為其總理，黃興為副總理。

中國同盟會與孫中山設想的一個中華民國的政府組織一致：在總理下設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個部，這實際上是三權分立的原則。
義和團運動的意義？
口號和意義是不同的概念，但是從現在來看，義和團運動確實沉重打擊了清朝的統治，加大了了人們和統治階級以及帝國主義的矛盾。清政府已淪為帝國主義的走狗，中國社會性質完全淪為雙半社會，清朝滅亡為時不晚。

D. 辛亥革命的爆發是偶然還是歷史必然

歷史必然。

辛亥革命的爆發其實是19世紀後期以及20世紀初期中國的歷史發展的必然。

辛亥革命的爆發原因：

1、民族危機加深，社會矛盾激化是辛亥革命爆發的主要原因。20世紀初，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侵略日益擴大。為對外支付巨額賠款，腐朽的清政府加劇了對人民的盤剝，致使民怨沸騰，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

2、清末「新政」的破產是辛亥革命爆發的重要原因。為了擺脫困境，清政府先後宣布實行「新政」和預備立憲。由於其根本目的在於延續其反動統治，清政府不斷借改革之名加強皇權，最終使統治集團內部分崩離析，沒激化了社會矛盾，加重了統治危機。

3、資產階級革命派形成，並成為革命的階級基礎和骨幹力量。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得到了初步的發展。隨著民族資本主義企業發展數量的增多和規模的擴大，民族資產階級及與它相聯系的社會力量也有了較大的發展。

E. 為什麼說辛亥革命是歷史的必然性

革命是無法告別的

孫中山的排滿革命思想與其在李鴻章那裡受阻有一定的關系，但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還是因為清廷的政治腐敗，歷史給了清廷上百年的機會，但都被清廷不知不覺放棄了。中國沒有踏准工業革命的節奏，沒有在近代國家的建構上做出積極准備，三十年洋務新政只是造成了一種虛假的畸形繁榮，中國沒有在政治體制、社會重建等方面做一點積極的工作，這是中國在甲午戰爭中失敗的根本原因，也是孫中山排滿思想革命思想得以發生的背景。從這個意義上說，孫中山在近代中國先知先覺者的角色定位是對的，確實是他第一個看到了中國問題的症結。

更重要的是，孫中山不僅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發現了問題，而且試圖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他的排滿革命就是為中國尋找出路。孫中山還是一個行動家、宣傳家，他認識到了這個問題的症結，他就按照自己的認識去落實去發動。1894年底他就在海外鼓動華僑參加革命，明確告訴他們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將滿洲人趕出中國，重建中國人的天下。第二年，孫中山就著手發動了一場武裝起義，這雖然不可能從根本動搖清廷的政治根基，但毫無疑問，孫中山是在遵循孔子的教誨，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在孫中山的鼓吹、行動影響下，意識到中國必須革命必須排滿的人越來越多，參加革命追隨革命的人也越來越多，革命的影響急劇擴大，自然引起清廷的關注。

按理說，孫中山排滿革命的興起，是體制外力量對體制的反抗和徹底失望，清廷如果是一個發憤圖強知道未來的政府，那麼面對這種反抗，其實應該反求諸己，應該反省自己的體制究竟出了什麼問題，有哪些可以改進應該改進。然而，正如所有統治者一樣，清廷面對孫中山這樣的政治反抗尤其是武力反抗，本能的反應第一是鎮壓，第二還是鎮壓。統治者到了這個時候，都不明白早期儒家反復陳述的一個道理，即馬上可以得天下，馬上無法治天下。武力或許是奪取政權的工具，但武力絕對不是維護政權的利器。1896年，清廷在倫敦將孫中山秘密綁架，弄巧成拙，這個國際事件將孫中山一個名不見經傳的造反者塑造成了世界級政治領袖。孫中山雖然在此後歲月中長時期流亡海外，有家不能回，有國歸不得，表面上看這對孫中山是一種折磨和摧殘，其實際後果則是幫助孫中山擴大了革命的影響力，幾年後，孫中山和他的革命黨，名正言順成為中國政治格局中一股不容忽視的力量。

對於龐大的清帝國來說，孫中山領導的武裝革命當然不可能很快從根本上威脅帝國的安全，革命的真意義是以革命促動了清廷的變革，並為這種變革提供了一個持續不斷的外部推動力。在此後十年，只要清廷的自改革有懈怠跡象，革命就凸顯，革命與清廷的改良成了蹺蹺板的兩端，這才是革命在那個時代的真意義。

實事求是地說，清廷在甲午戰爭失敗後很快就意識到了改革的必要性，《馬關條約》簽訂後很快就進入了一個維新時代，這就是歷史上所說的維新運動。從維新運動這個名字就可以看出，清廷的目的是期待向日本明治維新學習，進行體制改革，在深度與廣度上肯定與先前幾十年的中體西用不一樣了。

清廷主導的維新運動在1895年後確實做了不少事情，政治上的言論空間打開了，新的社會團體、新的傳播工具如同雨後春筍一樣全面開花健康成長，一代新知識分子也就在這樣的環境中不知不覺形成，這為後來的政治變動社會發展提供了助力；在經濟上，清廷根據《馬關條約》的約定，幾乎全面放開對國際資本的管制與限制，國際資本潮水般地湧入中國，全面開花，鐵路修築從無到有，也就幾年時間，中國就利用國際資本構建了一直影響到現在的基本路網。在礦產資源開采方面，清廷也對外資全面放開，各地的礦產資源利用國際資本和國際技術廣泛興建，許多影響深遠的大型煤礦、鐵廠及各種特色資源的礦產，都在這個時候被發現被利用，中國經濟不僅出現一個先前幾十年洋務新政不曾有的規模，更重要的是，維新時代的經濟增長是一種健康的增長，經濟增長主要在重工業和製造業。

維新運動打開了中國與國際交往的空間和渠道，中國在那幾年與各國重建了一種比較和諧的近代國家關系，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往來都為中國的全面發展提供了保障和機會。這是一個正確的方向，但由於中國人的世界理念還沒有發生根本變化，許多中國人對外國人覬覦蠶食中國的主權還是非常敏感。隨著經濟交往的擴大，列強需要在中國徵用土地修建港口，以便他們的貨船以及保護貨船的軍艦能夠得到及時維護，海員能夠有一個休整的地方，由此發生了膠州灣事件，德國人在協商未果的情形下強佔了膠州灣，要求租借一百年。

膠州灣事件的由來並不蘊含主權流失問題，但由於這件事情牽涉列強之間的利益紛爭，隨著各國按照利益均沾原則紛紛要求租借港口和土地，這就被一些人渲染為一次滅亡中國的行動，於是激起1898年急劇的政治變革。

1898年急劇的政治變動是維新運動的延續和高潮，也是維新運動的終結，急劇的政治變動及其各方面的反對，而維新派不知妥協不知天高地厚竟然異想天開籌劃兵變擴大光緒帝的權力，結果使這場原本具有希望的政治變革瞬間毀滅。新知識階層對此深表失望，而列強也對清廷的解釋不再信任，中外之間的互不信任加劇終於引發了1900年的義和團戰爭。

義和團戰爭無論如何都是中國發展的一股逆流，及至《辛丑條約》簽訂，在列強建議和壓力下，清廷重啟政治改革，至1903年，這次新政在地方自治、司法改革、教育發展等方面取得了相當成就，人民逐步淡忘清廷幾年前對政治改革的壓抑，重新燃起政治改革的熱情，中國的政治改革面臨新的機遇。

然而到了這個時候，清廷的政治改革其實又遇到了一個瓶頸，下一步往哪兒走，清廷自身也處在困惑與焦慮中。一部分人主張中國應該大刀闊斧像日本那樣實行君主立憲，一個有限責任的政府和一個半御用半民選的議會，一定會對政治改良有幫助；而另一部分認為，中國問題的關鍵不在君主的權力過大，而是地方諸侯的權力嚴重削弱了中央的及皇帝的權力，中國的未來不是將君主的權力過分分散，而是應該像俄羅斯那樣加強中央集權，重建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君主享有至上權威，這樣就能盡早帶領中國踏上世界一流強國的道路。

就理論而言，正反兩方的爭論都有道理，都有政治學的基礎，只是第二年即1904年的日俄戰爭給了中國一個正面的極大教訓，「小日本」戰勝了「大俄國」，所有爭論隨之煙消雲散，君主立憲成為中國政治改革的惟一選項，經過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至1906年清廷正式宣布，中國終於在政治改革方面找到了一條大致合乎國情的道路。由此既凝聚了國人共識，也使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運動在經歷了1905年高潮之後迅速陷入困境，革命的希望日趨渺茫，國家極有可能走上君主立憲的道路，所以在那前後發生吳樾捨身炸五大臣、徐錫麟捨身刺殺安徽巡撫恩銘，以及同盟會內部紛爭及分裂等問題，這些問題的大背景就是中國踏上了一條新路。

1908年，清廷頒布《欽定憲法大綱》，制定了君主立憲路線圖。稍後，清廷雖然發生兩宮相繼突然死亡的大變故，但政治變革的既定安排並沒有因此而中斷，君主立憲依然在比較健康的軌道上前進，革命也就在這種情形下日趨落寞，1911年春天發生的黃花崗起義，與其說是革命高潮的到來，不如說是中國在向革命告別。一旦中國進入一個君主立憲的國家，革命或許一點希望都沒有了，所以孫中山、黃興等領袖好好籌劃了這次起義，但依然失敗，他們也就心灰意冷，在失敗之後各奔東西，聽天由命去了。

天無絕人之路，革命也是如此。黃花崗起義失敗後一個多月，清廷宣布了第一屆責任內閣名單，引起軒然大波；緊接著，清廷又宣布鐵路干線國有，更是激起全國范圍的反抗。原本毫無希望的革命因清廷的錯誤起死回生，重新活躍。及至10月10日湖北新軍武昌首舉義旗，革命再次成為中國人的一個重要選項。

武昌起義後，清廷並非沒有迴旋餘地，湖北軍政府也並非一定要推翻清廷，重建國家。只是清廷重犯過去的錯誤，對自身問題沒有絲毫反省，一味相信武力相信鎮壓。無奈這一次並非孫中山革命黨人單方面起義，而是革命黨、新軍及立憲黨人的全面聯合，甚至有整個民族覺醒聯合的意思，因此到了灤州兵諫發生，清廷發布《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以平息動盪，幾乎全面接受了自5月宣布第一屆責任內閣名單之後所不曾答應不願答應的條件。可惜的是，此一時彼一時，清廷如果在一個多月前答應這些條件的一半，機會都有，現在全部答應了，也未必有機會。這就是機不可失失不再來的真實意思。只有經過了這樣的痛苦經歷，清廷主政者、滿洲貴族才知道時不我待的意義。

從皇室立場和利益說，重大信條十九條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君主立憲，而簡直就是將君主弄成了一個端拱無為的虛君。這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1908年欽定憲法大綱的精神不必說了，但盡管這樣，皇室並不再刻意反對，因為保全一家一姓的大清帝國，保全愛新覺羅家族萬世不替，即便是名義上的，也是極有意義的，甚至也是當時比較合乎中國國情，是各方力量最容易接受的。然而，皇室同意，並不意味著滿洲貴族統治集團都同意，這個時候，皇室之外的滿洲貴族統治集團與皇室的利益似乎並不一致，似乎還存在著某種程度上的沖突。

按照重大信條十九條的制度設計，除了皇室享有名義上的至上地位外，皇族、滿洲貴族都不能再像過去那樣在國家政治生活中享有特權，他們可以和一般百姓同台競爭，可以從政，可以經商，當然也可以做官，只是不再享有特權，沒有辦法利用皇族貴族身份官商勾結，更不可能享有從事政治的天然優先權，新的政治形態不會刻意排斥皇族、貴族從事政治，但其政治起點及晉升步履與平民無異。這大概就是盡管皇室同意了虛君立憲，盡管南北和談也談出了大致線索，但南北和談的協議無法執行，虛君立憲的希望實際上因滿洲貴族統治集團的反對而成為一紙空文。清廷究竟以什麼樣的方式繼續存在，成了各方爭執的焦點，最後還是革命佔了上風，只有走上共和，才能結束南北紛爭，才能重建統一與和平。這就是革命的意義，也就是為什麼說「革命是無法告別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