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怎樣研究歷史
學習歷史是為了牢記過去，研究歷史是為了珍惜現在和展望未來。
唐太宗李世民說的好，」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泱泱浩大的五千年文明史承載著中華文明的傳承，中華民族的永續，祖先用丹青墨筆記載下了寶貴的信史資源，這是中華文明的瑰寶。
學習歷史可以讓我們深刻體會中華民族是如何從黃河岸邊的一個部落歷經滄桑，飽經磨難，堅韌不拔，風雨兼程一路走來的艱辛和不易。
會增強自己熱愛祖國，熱愛民族的一份情感。
學習歷史會在心底記錄下曾經發生在中國大地的重要往事，因為歷史會帶我們走進戰爭與和平的交替，體會發展與進步的艱難，感受文明與野蠻的抗爭，回味輝煌與落後的反差，見證民族遷徙和民族融合結出的文明碩果。
學習歷史會讓我們懂得辨別人的忠與奸，正與邪，善與惡，善政與惡政，輕輕觸摸古人的精神世界，與古人進行對話，遙想遠去的風煙往事。
學習歷史會讓我們從沉痛中得到堅強，讓中華民族懂得如何更好的保衛自己，在歷史的『鳳凰涅槃』後得到發展，在燦爛的輝煌中增強民族自豪,與國家民族同呼吸共命運。
翻閱歷史的演進過程會讓目光變得深邃，遠大，思維變得跳躍而豐富，個人的品味和修養得到提升，這都是學習歷史帶給個人的好處。
僅僅學習歷史不是最終目的，如果能夠通過學習的基礎再去思考和研究歷史才是真正的價值所在。
作為非歷史專業人士我們該如何研究歷史呢？
簡要談點個人心得；
一；首先必須尊重歷史；
這是研究歷史最最基本的要求；中國歷史是國家聖器，是中華民族的人生歷程，是中國的國家尊嚴，是民族的體面，以崇敬的心情看待中國歷史，像安撫和關心親人一般地愛護她是對喜愛中國歷史者的最基本要求。
但網路現實卻很遺憾，總有那麼一些人夾帶著濃厚的偏見，情緒和性格化來』咒罵研究』歷史，並且『振振有『義正詞嚴』，只要他們一開口侮辱，謾罵，抨擊，羞辱，詆毀中國歷史，王朝，事件和歷史人物的言語就源源不絕而來，比如有人辱罵宋朝是『慫朝』，清朝是『蟎清』，漢族是』綿羊，軟蛋，慫漢『，更甚者辱罵『靖康之恥』時期宋朝受害的皇室女性是『雞』，聽到這樣殘忍無情的言語，血都要噴出來。在中國古代皇權和皇族就是國家的象徵，就是華夏民族的象徵。我們的祖先都曾經無怨無悔地為王朝，為國家流盡自己最後一滴血，拋下一顆頭顱，祖先用生命捍衛國家尊嚴，守護民族自尊。這些辱罵中國王朝，侮辱皇室的人，民族情感何在？國家情感何在?對得起那些流血犧牲的祖先嗎？
中國王朝政權在後人眼裡永遠是一個靜態存在，因為他們所有的一切功過是非，大惡大善都融化進了中國歷史，成為中國歷史的一部份，成為中華民族人生的一部份。
沒有尊重的心態就不要說研究什麼歷史，最好的選擇是連歷史都不要去看，徒留下不健康的心理，反而得不償失。
二；客觀，公正的立場研究歷史；在用心尊重歷史的基礎上，通過歷史唯物主義辯證法是研究歷史問題的最佳利器，因為歷史是過往，曾經的事件，人物，政策，作為等一切都是過往，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功過善惡都成過去，所以對歷史事件和人物的研究重點必須放置在歷史的天平，重點考察對歷史的影響，其次是把研究對象放置在他們對當時的時代影響，以歷史影響高於當時影響為決定標准。
而研究對象往往又具有復雜的兩面性，一正一反，一榮一辱，一功一過，一善一惡，因此不能用簡單，粗暴的』一刀切』不是好，就是歹來判定，而是結合歷史行為綜合比較，權衡之後，最後得出結論，是功大於過，或是過大於功。
比如對秦始皇的歷史評價，應該是功在千秋，罪在當代。
功在千秋；秦始皇統一中國，奠基中國本部版圖，統一文字，度量衡，建立中央集權，完善郡縣制，為中國的大一統做出巨大貢獻。
罪在當代；『焚書坑儒』毀滅先秦時期留下的大量文化典籍[同時也是罪在千秋]，嚴刑酷法，耗盡國力民力修建阿房宮和秦始皇陵，不重視休養生息，恢復生產，安定民心，給當時的人民帶來巨大的痛苦。
站在後人角度和立場一比較，我們就可以得出結論，秦始皇功大於過。
三；用串聯的思維研究歷史；
研究歷史非常忌諱那種僅以一點，一事，一言，一行確定歷史某人，某事不是好就是歹的『一根筋思維』。應該把某人，某事用歷史串聯起來進行比較，區分和判斷。
比如網友攻擊漢武帝的『罷黷百家獨尊儒術』是錯誤的決策，而應該延續『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國策，這就是典型的孤立看待歷史問題，缺乏對歷史的綜合考量。
思考視角要放置到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和各家核心理念的比較。
百家爭鳴是春秋戰國大戰亂時代的獨特歷史產物，是百家各展所長，激烈角逐政治統治思想的產物，從百家爭鳴到漢武帝時代已經相距300-200多年，假若百家爭鳴的狀態依然繼續延續，歷史上就不會出現秦始皇統一了，也不會有漢朝的誕生了，漢族也不會出現了。自秦孝公公元前356年任用『商鞅變法』開始，法家成為秦國的絕對主導
政治思想，隨著商鞅變法的成功，秦國率先走上封建社會制度的國家體制，實現富國強兵，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國家大一統後，社會本應由大亂走向大治，與民修養，愛惜民力，恢復生產，增加人口，建立社會秩序，建立人文倫理觀念的最好時機，但法家卻反其道而行，逆社會需要安定的潮流而動。
法家首開中國歷史文字獄，『焚書坑儒』，毀滅先秦以來大量中華文化典籍，一味以『性惡論』和『法，權，術，勢』作為治國理念，而嚴刑酷法，徭役深重給百姓和國家帶來巨大災難，導致農民起義，秦國經歷30年就滅亡。
法家豈能贏得當時民心？
豈能在當時社會潮流前站穩統治腳跟？
法家自此成為輔助儒家，區居第二的統治理念，也就成為歷史發展的必然。
其次；在考察道家
漢初70多年一直執行『黃老之學』的觀念治理國家，道家清靜無為，講究無為而治，重視休養生息，愛惜民離，恢復生產，增加人口，這是道家治國思想的優點。
但道家的短板也是根深蒂固，[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這是老子描述的理想國境界。
道家之長在哲學，而不在政治觀念，『小國寡民老死不相往來』的超脫境界是和『大一統』理念背道而馳的。漢初政治面臨重大問題，國家統一和行政管理面對破壞，郡縣制面臨嚴峻挑戰，國家面臨再次分裂的危險。
漢景帝時期的『七國之亂』和武帝時期的淮南國之亂就是明證，劉嚊和劉安就是『黃老之學』的忠實信徒。再次；墨家
後人看來，最吸引人的是科技，的確如此。但墨家的核心理念卻問題多多，兼愛，非攻，選君，選賢。什麼意思？兼愛，就是無條件的愛，非攻，就是不打戰，反對戰爭，這和不拘手段的統一主張也是背道而弛的，墨家的『鬼神觀』，假如墨家成為治國理念，中國可能就成為『政教合一』的國家了，墨家主張『天選君』，即天子通過天選舉確立，這種主張是直接和皇權對立的。所以墨家是四大家裡最早消亡的。
最後研究儒家，漢武帝時代董仲舒向武帝建言推行『罷黷百家，獨尊儒術』的政治綱領，而儒家的核心政治觀念『天人合一』『仁政』『仁德『人本思想』，倡導的『仁義禮智信』的修身觀，教育人的最高目標』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契合了當時社會需要安定和統治者治國的實際需要，由春秋戰國經秦，漢初延續幾百年大亂的徹底結束，大亂走向大治儒家開始登上政治舞台。
政治思想的確立給完成文化，疆域，社會，民族等大一統創造了條件，在大一統理念的指導下漢族誕生了。漢族的誕生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成就。
從學習歷史到研究歷史的過程可以看出，歷史帶來的最大作用；
一；中國歷史具有不可割裂的延續性，任何歷史事件，政策或人物都不能用孤立，靜態的眼光去看待，認為是想當然的結果，事實並非如此，而是經過漫長的不斷演變，運動，角逐和轉化最後才成為必然的結果。
二；中國歷史發展的結果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思想，政治，經濟，文化和人文，影響一直延續至現在，這就是我們常說的『中國國情』，即使在西方價值觀念不斷充斥下的今天，任何外來事物，無論是先進或落後，首先都必須面臨是否符合『中國國情』的考驗。
學習歷史研究歷史展望未來。
❷ 如何研究歷史
近代的中國人，只因我們一時科學落後，遂誤認為中國以往歷史上一切文物制度全都落後了。此實是一種可笑的推斷。最低限度講來，中國人所一向重視不斷講究的修齊治平之道，較之並世各民族，斷不能說是落後。此一分辨，近代惟孫中山先生最先提出。而且據孫先生意見，中國人所講治平之道，實在比之並世諸民族遠為先進。惟孫先生亦只是粗枝大葉地有此看法而已。若要來仔細發揮闡述，自然應該是有志研究史學者的責任。 今天我們要研究中國制度史，必須注意兩點： (一)研究制度，不該專從制度本身看，而該會通著與此制度相關之一切史實來研究。這有兩點原因，一因制度必針對當時實際政治而設立而運用。單研究制度本身而不貫通之於當時之史事，便看不出該項制度在當時之實際影響。一因每一制度自其開始到其終了，在其過程中也不斷有變動，有修改。歷史上記載制度，往往只舉此一制度之標準的一段落來作主，其實每一制度永遠在變動中，不配合當時的史事，便易於將每一制度之變動性忽略了，而誤認為每一制度常是凝滯僵化，一成不變地存在。 (二)研究制度，必須明白在此制度之背後實有一套思想與一套理論之存在。在西方歷史上，所謂政治思想家，他們未必親身參預實際政治，往往只憑著書立說來發揮其對於政治上之理想與抱負。如古代希臘之柏拉圖，如近代歐洲之盧騷、孟德斯鳩等人皆是。但中國自秦以下即為一種士人政府，許多學者極少著書純講政治理論。這並非中國人沒有政治理想，乃因他們早多親身參預了實際政治，他們所抱負的多少可在實際政治上舒展。當知中國歷代所制定所實行的一切制度，其背後都隱伏著一套思想理論之存在。既已見之行事，即不再托之空言。中國自秦以下歷代偉大學人，多半是親身登上了政治舞台，表現為一個實踐的政治家。因此其思想與理論，多已見諸其當時的實際行動措施中，自不必把他們的理論來另自寫作一書。因此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上，乃似沒有專門性的有關政治思想的著作，乃似沒有專門的政論家。但我們的一部政治制度史，卻是極好的一部政治思想史的具體材料，此事值得我們注意。 我根據上述，敢於說，中國人自古代歷史開始，實已表現有一種極大的民族性的天賦能力，即是政治的能力。就空間講，能完成而統治此廣大的國土。以時間言，能綿延此一大一統規模達於幾千年之久而不墜。此何以故？一言蔽之，因其能有一種良好的政治故。何以能有此良好政治？則因中國民族天賦有此能創立優良政治制度之能力故。故我說創制立法，是中國人天賦上一種優異表現。試舉一簡單易明之例，如中國的賦稅制度，全國各地租稅全是一律。而且能輕徭薄賦，主張藏富於民。只要此制度一訂立，便易獲得全國人民心悅誠服。社會便可藉此安定幾百年。綜有變壞，經一番亂事之後，此項制度又復活了。此事似極尋常，不值得我們來誇大宣揚。但以此和西方歷史比觀，我們的賦稅正為沒有制度，遂致引起革命，產生近代的民主政治，一切預算決算都要由民選議會來通過。現在我們偏愛說中國人無法制，無定憲，永遠在帝王專制下過活，那豈非冤枉了中國歷史。這因我們自己不了解自己以往的歷史，遂誤認為自己以往一切完全要不得，於是只想抄襲別人。即就家庭作比，各國家庭，各有貧富職業種種不同，哪有能全部抄襲別人家的一套規模，來應用於自己家庭，而可以獲得理想安樂的？何況是一個國家和民族，而立國規模卻要完全向外國去學習模仿，那實在是近代中國一悲劇。 近代的中國人，每每誇耀西方，如電燈，如無線電，如原子彈和火箭等，莫不是別人家在發明。一切近代科學確是如此。但我要試問，如中國歷史上一切傳統政制，如上述宰相制度、選舉制度、考試制度和賦稅制度等，這不是一種發明嗎？這究是誰在發明的呢？我們歷史上的古人，他們究自何處抄襲這一套，而把來傳入中國的呢？我之欽佩孫中山先生，正因他不但能采人之長，補己之短，同時亦能不將自己的優良歷史文化傳統一筆抹殺。他的偉大處，在能確見中國人在政治方面之高明處，實早已凌駕在西方之上。孫先生此說絕非無據。孫先生固不是一位史學家，但他對中國傳統政治之優點，已能洞若觀火。在這一點上，他確是近代一位先知先覺者。 國家之存在，民族之綿延，歷史之持續，自當有隨時革新改進之處。但從沒有半身腰斬，把以往一刀切斷，而可獲得新生的。我們要重新創建新歷史、新文化，也決不能遽爾推翻一切原有的舊歷史、舊傳統，只盲目全部學習他人，便可重新創造自己。這並不是說西方民主制度有什麼不好，但西方有西方的傳統來歷。即如英國和美國，他們的民主制度即已各有不同。中國有中國自己的國家、民族與歷史傳統，幾千年來的國情民風，有些處迥異於他邦。若中國人不能自己創制立法，中國今天將永遠無望。我們若只知向外抄襲，不論是民主抑是極權，終究是一種行不通的一面倒主義! 我們今天來研究中國政治制度，一面固當比較參考西方的，固當要能追上世界潮流，但亦不可數典忘祖，我們實無此能力來把自己腰斬了而還能生存。我們若從頭再來研究中國傳統政治，第一步不妨先加以分門別類。如政府組織、地方自治等項目，一一弄清楚了，然後再匯在一起。須能看其乃是一整體。又須能配合現實，坐而言，能起而行。當知政治理論並不是紙上談兵。在中國古人中任意舉出一兩位，如董仲舒、司馬光，他們都絕不單是一書生。他們之作為中國的政治家，都是有抱負而又能見諸實施的。又如唐初名相房玄齡、杜如晦等，他們創立出一套制度來，垂之幾百年，即朝代換了，亦並不能完全蓋過他們，超越他們。這是中國政治家之偉大處。我們今天如能有人來寫一本中國傳統政治制度史，或中國歷史上的大政治家這一類書，必可對此下國人發生大影響。 （摘自錢穆先生著《中國歷史研究法》，標題為編者所加。錢穆（1895~1990），中國現代歷史學家，國學大師，《中國歷史研究法》一書由錢穆先生1961年在香港的8次演講匯集而成，從通史和文化史的總題及政治史、社會史、經濟史、學術史、歷史人物、歷史地理等6個分題言簡意賅地論述了中國歷史研究的大意與方法。為作者此後30年史學見解之本源所在，亦可視為錢穆先生對中國史學大綱要義的簡要敘述。）
❸ 《歷史研究》的主要內容是什麼
《歷史研究》共分為十三部，一個明顯的特徵就是以論帶史，以文化形態史觀貫穿全書。湯因比從各大文明的發生、成長、破壞、崩解和死亡的過程來展開其論點，他總是先闡述自己的觀點，然後用大量的歷史事實不厭其煩地加以論證。他自稱這是英國經驗主義的治學傳統。
（1）歷史研究的「單位」和「模式」
湯因比認為：歷史研究的范圍不應局限於某一民族國家或某一時代，而應以「社會」為研究的基本對象。所謂「社會」，也就是能自成一體的「文明」，即指某一特定的具有共同文化或共同生活方式的人的群體。宗教則是文明的載體，文明是按照宗教來劃分的。唯有以「文明」為研究的基本單位，才有可能把握人類歷史發展的軌跡。
在考察了前文明時期的社會之後，作者將前文明的特徵歸結為：①經過混亂時期，建立起大一統帝國(如羅馬帝國)；②間歇時期；③大一統教會；④蠻族大遷徙。教會和民族大遷徙是一個垂死文明的內部「無產者」和外部「無產者」的產物。
以此為依據，湯因比認為人類歷史已出現過西方基督教文明、東正教文明、伊斯蘭教文明、印度文明、遠東文明等20多種文明。在第十二卷《重新考慮》中，他又將文明擴展到37種，並修正了早期以希臘羅馬歷史為藍本的文明模式，提出了「希臘—中國復合模式」以及「猶太模式」。
（2）文明的起源、生長、衰落和解體
湯因比從「挑戰—應戰」的理論出發，對文明的興衰存亡作出了獨到的解釋。他在書中列舉大量歷史事實，批判種族優越論和環境決定論，認為人類之所以能創造文明並非靠人種的優越，也不是由於安逸舒適的生活環境，而是人類面臨嚴酷的挑戰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應戰。雖然湯因比並不認為這是文明起源的惟一因素，但他強調人對自然環境的應戰是超乎其他因素的一個因素。湯因比對中國《易經》中的陰陽之說極為欣賞，認為歷史就是在一靜一動、陰陽交替的過程中前進的。面對挑戰，人們起而應戰，社會也就由陰變陽，文明即產生於這種從靜態到動態的過渡之中。
文明的起源在於成功的應戰，文明的生長也不例外。一種文明的誕生表明它已經對最初的挑戰作出了有力的應戰，但這並不等於說該文明從此就可以一勞永逸自然而然地成長。文明的生長猶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只有使挑戰—應戰這種單一運動成為循環往復的過程，文明才能順利成長，反之，文明則可能遭到夭折或僵化的命運。
湯因比指出，文明生長的標志是該文明內在的精神自決，而非外在的物質膨脹。文明生長的進程看似對外部環境的征服，事實上則取決於內在的精神力量。有時技術力量在發展，而文明卻靜止不動，甚至在衰退；有時技術力量增長不明顯，而文明卻在前進。可見，衡量文明成長的尺度是挑戰—應戰的行動從物質水平過渡到精神水平的程度。文明只有在其內部向自身提出種種挑戰，並起而應戰，才能長盛不衰。
（3）文明在空間、時間上的接觸
湯因比認為，文明在它的起源、生長和衰落階段，都可以獨立地進行研究；但是到了解體這一最後階段，文明卻不是可以自行說明問題的研究對象了。可見，對於不同文明的相遇接觸作比較深入的探討是合乎邏輯的。
湯因比首先研究了近代西方文明和當代其他文明之間的關系。西方社會史的近代時期可以從兩個事件開始，一件事發生在15世紀剛結束以前，一件事發生在16世紀剛開始以後；第一件事是掌握遠洋航海技術，第二件事是中世紀西方基督教共同體的分裂。宗教改革是長期進化中的一個階段，這個過程從13世紀開始，到17世紀時還沒有全部完成，但是宗教改革在時間上已超越了目睹哥倫布和達·伽馬遠洋航海的那一代人。湯因比進一步追溯中世紀時期西方文明同它的兩個敵對社會所發生的接觸，然後又上溯到古代希臘社會同各方面發生的接觸，最後再簡要地談了這一類接觸的更早期的情況。
（4）西方文明的前景
湯因比認為，西方社會是惟一存在的尚未明顯解體的文明。在許多方面，西方文化已遍及於全世界，因此，它的前景就是西方化了的世界的前景。沒有理由因為所有其他文明都已經毀滅或正在走向毀滅，就可以假設西方文明也一定要這樣。維多利亞式的樂觀主義和斯賓格勒式的悲觀主義都是沒有說服力的。
戰爭和軍國主義是一個社會衰落的最根本的原因。迄今為止，西方社會在同這種疾病作斗爭中並未成功，但它卻在其他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如廢除奴隸制度，民主和教育的發展等。西方社會現在也表現出不祥的預兆，分裂為少數統治者、內部無產者和外部無產者，不過在對付西方化世界裡復雜的內部無產者問題上卻取得了某些顯著的戰績。
在20世紀的人類社會里，人類有著戰爭和階級沖突的問題，有著馬爾薩斯式的人口問題，有著就業和失業問題，也有科學技術所帶來的種種問題。20世紀已經過了中期(作者著書時—編者)，我們雖然還不能確知西方文明的發展究竟如何，但有一些跡象顯示：人類永遠幸福地生活下去的希望可能存在，然而目前尚渺不可望。
❹ 怎樣做「歷史研究」
表面看來，調查研究、實驗研究或哲學研究比歷史研究更能顯示其現實意義。不過，歷史研究依然有其獨特的魅力。與哲學研究相比，歷史研究的魅力在於：哲學研究止於思辨和教訓，容易「徒託空言」，而歷史研究因其敘述歷史事實而更容易顯示出「深切著明」的效應。[1]與調查研究或實驗研究相比，歷史研究的魅力在於：歷史研究所面對的研究對象是比較穩定的文本。它既不像實驗研究那樣容易受無關因素的干擾，也不像調查研究那樣因缺乏資料而無話可說。而且，從歷史研究的視角來看，「現實」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並不見得調查研究的對象就是現實的而歷史研究的對象就一定是「過去」的。相反，一切「現代」都正在成為過去，而一切歷史都可以理解為當代史。
從研究的主題來看，歷史研究可分為思想史研究、制度史研究（或改革實踐史）和學術史研究三種。而從研究的方法來看，歷史研究可分為歷史的考證研究、歷史的敘事研究和歷史的解釋研究。
歷史的考證研究和歷史的敘事研究其實就是歷史的調查研究，可統稱為歷史的實證研究。一般意義上的調查是對「當下的事件」的調查，而歷史的考證研究和歷史的敘事研究是對「過去的事件」的調查。
歷史的解釋研究在面對歷史事實（主要是歷史文獻）時，它更多地依賴於研究者個人的判斷及其所選擇的視角。不同的研究者總是能夠從不同的視角提出不同的解釋，這使解釋研究不可能像其他實證研究如調查研究、實驗研究那樣顯示出「毋庸置疑」的客觀性。但是，歷史的解釋研究在提出解釋時仍然重視解釋的理由和證據，以便使自己的解釋令人信服。就此而言，歷史的解釋研究也有某種實證研究的含量而並非任意、任性地隨意發揮。
通過本章的學習，你將能夠
●了解歷史的考證研究的三個主要途徑；
●掌握歷史的發生學研究的三個主要途徑；
●學會使用歷史的話語分析法，掌握歷史的話語分析的三個主要方法；
●學會使用歷史人類學研究法；
●理解傳統的解釋學研究與隱微解釋學研究的主要差異；
●理解歷史的述評研究的技巧及容易出現的問題；
●掌握必要的翻譯技巧；
●掌握隱微解釋學研究的三個技巧並理解「解釋學的三個自信」；
●學會歷史的比較研究。
中外歷史研究幾乎都有重視史料考證的傳統。中國有「乾嘉學派」，西方有「蘭克學派」。中國史學界在18世紀已經興起「考證」之風。乾隆、嘉慶兩朝，迄於道光中葉的百餘年間，朴實的經史考證成為學術主流，時人「皆以考博為事，無復有潛心理學者」，形成「乾嘉學派」（也稱為「考據學派」）。[2]「清代是校勘碩果累累，校勘學獨立形成的時期。」[3]當時出現一大批從事校勘、版本、目錄研究學者。[4]發展至戴震（1724～1777）、章學誠（1738～1801）等人那裡，「乾嘉學派遂臻於鼎盛」。
西方史學界重視史料考證的傳統並非始於德國史學家蘭克（L. Ranke，1795～1886），但蘭克為這個傳統制定了嚴格的考訂與批判的方法，並發展成一個學派。「蘭克學派」的主要貢獻並不在於它倡導「史學即史料學」的實證主義史學，因為，「蘭克本人既沒有說過此話，他的著作也絕非史料的編排」。相反，蘭克本人一直相信「歷史背後的精神力量」，他甚至會在其著作中作出自己的價值判斷和評論。他的著作隱含了他的價值觀念和思想傾向。「蘭克學派」也並非人們想像的那樣只追求「如是直言」而不重視寫作的藝術。相反，「他的史筆，從容流暢，且有音樂節奏，……他從不諱言史家需要藝術天才和造詣，他一直認為大氣磅礴的敘事，仍是史家的重要任務。他的書不僅僅為專家而寫，也可供非專業者閱讀。」[5]蘭克學派的真正貢獻在於：它不僅收集和利用檔案資料，而且辨別檔案文獻的真偽，強調在引用史料之前，必須進行嚴格的史料辨偽或史料批判。1886年蘭克去世，3年後德國史學家伯倫漢（E. Bernheim，1850~1942，蘭克的再傳弟子）總結蘭克的史料辨偽方法，出版《史學方法論》。蘭克學派所強調的史料辨偽對後來的史學發生了持久的影響。即便後來出現的以法國「年鑒學派」為代表的「新史學」對蘭克學派提出批判[6]，但是，年鑒學派或新史學也依然重視考據。其差異只在於，年鑒學派或新史學更重視社會經濟史、文化史而不贊成蘭克學派只強調政治史以及相關的宗教史和外交史的研究。[7]
至民國初年，胡適、傅斯年、顧頡剛等人結合中國「乾嘉學派」的傳統和西方蘭克學派的精神而倡導史料的考證與辨偽，一度興起「古史辨派」（也可稱為「古史辨偽」）。[8]考證研究看似與現實無關或沒有太大的現實意義，但是，它往往為相關的思想史研究或制度史研究以及哲學研究提供重要的史料證據。學術研究可以因此而避免以訛傳訛。
史料考證的主要方法是比較。根據比較所採用的材料來看，考證研究可分為校勘法和三重證據法。考據是歷史研究的必要工具，但是，在義理和考據之間，義理優先於考據。
一、校勘法
校勘是尋找適合閱讀的文獻、做注釋或參考文獻以及撰寫文獻綜述的前提條件。與之相關的研究包括版本學研究和目錄學研究。
（一）校勘與校勘學
有關校勘的系統研究，稱為「校勘學」。狹義的校勘就是「用本子互勘」 [9]，以便發現同一部書的錯誤、錯漏，然後訂正。也有人認為，校勘學的主要工作有三：「一是發現錯誤，二是改正，三是證明所改不誤。」[10]
校勘既可以作為歷史研究中的輔助方法，也可以作為獨立的研究方法。在教育研究領域，獨立的校勘研究似乎並不多見，但在編輯教育著作或引用他人的文獻時，需要基本的校勘而且需要有一定的校勘技巧。比如，在編輯和整理杜威的早期、中期和晚期著作時，編者特別強調了「文本的校勘原則和程序」。[11]又如，有研究者對有關拉伊（W. Lay，1862～1926）的「實驗教育學」的相關簡述及其版本做了校勘，發現大量以訛傳訛的錯誤（見案例6-1）[12]。
案例6-1：拉伊和他的實驗教育學
拉伊在1903年出版了他的《實驗教學論》。這本書1905年推出第2版，1910年推出第3版。迄今未見中譯本。他在1908年出版了他的《實驗教育學》，1912年和1918年分別推出第2版和第3版。1938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中譯本；1996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再次出版中譯本。
在我國建國以前，比如，錢歌川的《現代教育學說》正確地指出了拉伊在1903年出版了《實驗教授學》，1908年出版了《實驗教育學》。雷通群在其《西洋教育通史》中說，拉伊於1903年著《實驗教授學》，但未及《實驗教育學》。
然而，如商務印書館1930年出版的《教育大辭書》中的「拉伊」目說，「1903年，發表《實驗教育學》一書」；其「實驗教授學」目，說「實驗教授學之名詞，始於拉伊所著Experimentelle Didaktik(1903)一書」。又如商務印書館1935年出版的《現代西洋教育史》說，在1903年，始才公布他的《實驗教育學》(Experimentelle Didaktik)；又提到「《實驗教育學》(Experimentelle didaktik)1912」。把拉伊的兩本書搞成一瓶漿糊了！建國以後、我國一些教育類工具書、教育理論和教育歷史的書籍，搞錯了的確實不少，比如：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教育實驗學》第2頁，說「另一位德國教育家拉伊1903年寫出了《實驗教育學》一書」。廣東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近代西方教育理論在中國的傳播》第259頁，說「拉伊於1903年寫成《實驗教育學》一書」。……之所以如此縷述拉伊的《實驗教學論》和《實驗教育學》兩本著作及其出版年份，是因為感到「以訛傳訛」實在太多了！
（二）校勘學與版本學、目錄學
傳統的校勘學主要是指對古籍的校勘，它與版本學、目錄學相關，三者一起構成「古典文獻學」。[13]版本學側重研究各種版本的源流（發生和傳播）、差異、優劣及其演變規律，並以此為校勘提供基礎；目錄學側重書名、卷數、頁碼、作者、版刻以及索引和提要。[14]而在實際的操作中，校勘學、版本學、目錄學三者往往相互支持、彼此呼應。廣義的校勘學包括了版本學和目錄學。[15]也因此有人統稱之為「目錄版本校勘學」[16]或「版本目錄學」。[17]在版本學、目錄學、校勘學領域卓有成就者，被稱為「版本目錄學家」或「校讎學家」。[18]這樣看來，校勘包括了史料辨偽。[19]中國近代興起的「古史辨偽」，也可以視為廣義的校勘和校勘學的一個部分。[20]
在現代學術研究領域，很少有學者被稱為版本學家、目錄學家或校勘學家，也很少有學者被稱為「版本目錄學家」或「古典文獻學家」。但是，版本學、目錄學和校勘學的相關知識和技術一起濃縮為「現代文獻學」或「歷史文獻學」。[21]與之相關的「文獻研究」以及「文獻綜述」成為現代學術研究的一個重要環節。
（三）校勘的時機
並非所有的研究都需要校勘，但是，當研究者遇到以下情境時，則需要做必要的校勘，以免出現學術研究中的「低級錯誤」。
第一，在閱讀文獻時，需要在不同版本之間做出選擇。如張之洞在《書目答問》的開篇所提示：「諸生好學者來問應讀何書，書以何本為善……讀書不知道要領，勞而無功。知某書宜讀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22]一般而言，可以通過考察文獻的目錄、導言、注釋以及參考文獻來對文獻的質量做一個整體的評估。然後，在比較不同版本的基礎上進行選擇。
第二，在引用文獻時，如果同一著作或論文有多種版本，則需要通過校勘的方式選擇高質量的版本。
第三，在引用文獻時，如果發現所引用的文字不順暢，則需要通過校勘的方式確認原文是否准確。
第四，在轉引他人的文獻時，需要確認所轉引的文獻是否准確。比如，在討論柏拉圖的「靈魂馬車」比喻時，不少研究者的引文與注釋出現錯誤[23]：一是引文與原來的譯文不符。二是注釋錯誤，標示的頁碼與原來的譯文不符。[24]又如，Rudck, J.和Hopkins, D.在其主編的Research as a Basis for Teaching: Reading from the work of Lawrence Stenhouse中引用了Stenhouse的What Counts as Research，其注釋所標注的出處是錯誤的。類似的錯誤同時也說明，應該引用原始文獻而不得轉引他人文獻或「文摘」式的文獻，除非研究者經過努力之後實在無法獲得原始文獻才可以採用轉引。如果發現某份文獻與原始文獻擺放在一起可以起到「互文閱讀」的效果，則可以在注釋中同時列出原始文獻和轉引的文獻。這樣做的前提是，需要對轉引的文獻與原始文獻做一些校勘，以便確認轉引的文獻是否准確。
第五，如果同一著作出現多個版本，則需要以校勘的方式確認版本的質量，一般而言，專業出版社的版本比較可信，而商業出版機構出版的作品需要警惕。本領域的學術期刊所發表的文獻比較可信，而沒有影響力的學術期刊所發表的文獻則可能難登「大雅之堂」。若同一文獻出現多種資料集，應盡量使用最早的版本或選編校勘精良的版本。
第六，如果同一著作出現了多種譯本，則需要通過校勘的方式比較譯本的質量以便選擇優質的譯本。
第七，如果同一著作出現了多次修訂版，則盡可能採用最新的版本，不過，也可以通過校勘的方式確認不同版本之間的差異，以便選用合適的版本。
第八，如果引用譯本，則需要對原文與譯文做必要的校勘，以便確認譯文的質量。如果發現譯文的語義不順暢，則立刻進入校勘狀態。
二、兩重證據法
如果把校勘理解為「用本子互勘」，那麼，這種考據的方法仍然是以文本為單一的證據，有人稱之為「以文獻考證文獻」、「以古書論古書」。[25]除了「用本子互勘」這種「單一」證據之外，還有兩重證據法和三重證據法。
兩重證據法主要指王國維所使用的地下的考古材料與地上的古書材料互勘的方法。在王國維看來：「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26]有人稱之為「物質與經籍證成一片」或「地下紙上打成一片」法。[27]
其實，王國維的考證並不止於「兩重證據」，陳寅恪將王國維的治史方法歸納為「三目法」：一是「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相當於王國維本人所說的「兩重證據法」。二是「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三是「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28]
不過，有關王國維的「三目法」更適合用來概括陳寅恪本人的治史方法。王國維在史學方法上的突破主要限於兩個方面：一是地下的考古資料與地上的文本資料相互印證，比如《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二是哲學視角尤其是西方哲學的視角與歷史文本的相互印證，比如用叔本華哲學視角研究《紅樓夢》。但是，王國維本人外語水平有限（僅通曉日語和英語），很難做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真正能夠熟練使用這個方法的正是陳寅恪本人。據說，陳寅恪能熟練使用的外文有十六七種[29]，尤其精研「梵語」，這為陳寅恪採用「異族之書」與本國之書相互印證提供了重要的工具。陳寅恪後來也利用自己的外語優勢更正了王國維書中的某些錯誤。[30]
除了採用「異族之書」與本國之書相互印證之外，陳寅恪還採用了以詩證史的「詩史互證法」。採用此種方法的典型作品是《柳如是別傳》。
如果說王國維的史學方法的兩個特色是考古學與文獻學的互證以及哲學視角與史料的互證，那麼，陳寅恪的史學方法的兩個特色則是「異族之書」與本國之書的互證以及「詩史互證」。
❺ 「歷史」這一概念怎樣定義史學是研究什麼的
歷史，通俗點說是指，記錄下已經發生的事的相關人物、時間、地點和內容，編著成典，就成了歷史了。
史學研究主要包括，歷史事實的考證、編纂、評論等。當然更側重於人物事件，畢竟事實勝於雄辯；史學理論，無非是後人根據可考證的事實來進行研究。
文學的概念比較廣，我們通常所說的文學作品都是俠義的文學，確切的說文學理論也屬於文學的范疇。
具體可參見下面鏈接：
http://bbs.qq.com/cgi-bin/bbs/show/content?groupid=30178&messageid=4966&titlepage=0
❻ 怎樣研究中國歷史——翦伯贊
唯心主義者不僅把歷史發展的動力歸結為「卓越人物」的願望，又把「卓越人物」的願望歸結為神的啟示。貫徹在中國歷史學中的天命論，就是唯心主義的最高發展。照天命淪者說來，「卓越人物」都是帶有神性的超人。打開二十四史一看，那些王朝的開創者幾乎都是感天而生，應天而王。用現代的話說，這些王朝的開創者都是神、是聖、是上帝最寵愛的兒子被派到人間世界來統治勞動人民的，他們的行為都是上帝授意的。上帝通過讖緯、符瑞給他們以暗示，他們就依照上帝的暗示行動。這樣說來，人類歷史最終極的動力不存在於人類社會，而是要從神的啟示中去尋找說明了。 這樣的看法，當然是不正確的。應用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研究中國歷史，我們首先就應該從中國史上撕去這種騙人的神秘主義的外衣，揭穿唯心主義者的階級實質，正確地指出中國歷史發展的動力不是「卓越人物」的願望，更不是神的啟示，而是社會經濟。社會經濟的結構是歷史的真實基礎。在歷史上各時期的政治、法律、宗教、哲學及其他觀念，歸根到底都應該由社會經濟來說明，因為政治、法律、宗教、哲學及其他觀念都是社會經濟的派生物，只要社會經濟一有更改，它們或遲或早都跟著更改。社會經濟決定歷史的發展，也決定它的轉變。因此，我們研究歷史，就必須研究歷史上各時期的社會經濟和它的變更，必須分析由這種變更而發生的歷史過程和具體事件，而決不該該用偶然的因素、個人的作用乃王神的它示來代替因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變更而引起的歷史過程的客觀規律；歷史過程的客現規律性。總而言之，我們應該把歷史的動力歸結於生產這些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方式，歸結於社會經濟基礎。 歷史的發展，歸根到底是社會經濟演著決定的作用；但這不是說觀念就毫無作用。唯物主義者從來不否認，而且承認觀念形態對歷史所起的反作用。唯物主義者認為各個歷史時代的觀念形態不僅消極地、被動地反映這個時代的社會經濟情況，而且，積極地、能動地反作用於這個時代的經濟情況。因此，我們研究中國歷史，不僅要根據物質的實踐去說明觀念形態，也要從觀念形態中去尋找它們對社會經濟所起的反作用。
❼ 歷史過程從哪幾個方面歸納它的特點
我個人認為一般從以下幾點歸納，而所有點都是相互依賴的。
第一：政治層面（是否有新的階級團體等、制度出現。什麼樣的統治階層）
第二：經濟層面（當時的經濟狀況，生活狀況。是否有新生的產品、服務）
第三：文化層面（是否有新的思想、新的學說、新的派別。新生了哪些領袖人物）
第四：軍事層面（有哪些重大的歷史戰場，對邊境格局是否有影響，以及促發了哪些相關事件等）
每一個層面之間都有聯系，同時我想應該在著重於幾個小點：
第一：核心事件 ——轉折點
第二：重點任務——推動性
第三：新衍生物——影響性
❽ 歷史研究方法有七種
歷史研究法
歷史研究法是運用歷史資料，按照歷史發展的順序對過去事件進行研究的方法。亦稱縱向研究法，是比較研究法的一種形式。在政治學領域中，它著重對以往的政治制度、政治思想、政治文化等的研究。
政治學家一般都承認歷史研究的重要性和價值。承認歷史的態度和方法是政治研究的一個不可缺少的基礎。歷史研究法曾經是政治學最主要的研究方法。在中國古代，許多有關政治制度的著作都是由歷史學家撰寫的。在西方，採用歷史研究法有影響的學者，有法國的孟德斯鳩、德國的沙維格尼、英國的S.H.梅因。歷史研究的目的在於解決政治制度的現狀及其演變趨向。但不是斷章取義地分析政治制度的現狀，而是系統地研究它們以往的發展及其變遷的原因。歷史研究法主要是研究政治制度的發展歷史，從各種事件的關系中找到因果線索，演繹出造成制度現狀的原因，推測該制度未來的變化。
中文名
歷史研究法
外文名
Historical research method
性質
一種研究的方法
亦稱
縱向研究法
快速
導航
介紹研究記錄問題總結
發展
行為主義政治學興起後，歷史研究法受到了批評。有些學者認為這一方法容易受歷史研究者的宗教信仰、政治黨派、種族偏見或哲學理論的影響，容易把個人因素或偶發事件視為轉變歷史方向的主要因素，從而影響研究的科學性。同時現代政治學者將研究重點從政治制度轉向政治行為，越來越多地採用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生物學等學科的原則、方法及資料，使現代政治研究大大減少了對歷史研究法的依賴。
介紹
幾乎每個人都對過去發生的事有種天然的好奇心。從最廣泛的意義上來講，所謂歷史．就是過去發生的一切。但歷史研究法並不是對任何事，不管它是重要的，還是不重要的，都加以研究。因此，歷史研究法也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對象和研究范圍。按照《辭海》的解釋，廣義的歷史，「泛指一切事物的發展過程，包括自然史和社會史」：一般說來，關於歷史的記述和闡釋，也稱為歷史」。從這一定義看，歷史的范圍十分廣泛。因而，歷史研究法應用的范圍也很廣泛。它不僅應用於社會學科領域，也應用於自然學科領域，如生物學研究、地理學研究(研究地球的歷史)等。只要是追根求源，追溯事物發展的軌跡，探究發展軌跡中某些規律性的東西，就屬於歷史研究的范圍，也就不可避免地要運用歷史研究法。;簡而言之，歷史研究就是以過去為中心的研究，它通過對已存在的資料的深入研究，尋找事實，然後利用這些信息去描述、分析和解釋過去的過程，同時揭示當前關注的一些問題，或對未來進行預測。;歷史研究既可以定性，也可以利用定量資料。它與其他定性研究一樣，關注一個真實情況中的自然行為，它著重於解釋在具體背景中的行為有何意義。但歷史研究不同於其他研究的一點是，歷史研究本身並不創造數據或事實，而是力圖發現正以某種形式存在的數據或事實。;歷史研究是一種很有價值的研究方法。首先表現在，通過歷史研究獲得大量史實，能為現實決策提供信息，且有助於理解現實問題。這就是「以史為鑒」的含義。歷史研究對於預測未來趨勢也十分有用。它可以預示什麼是可能的，什麼是不可能的。「誰不了解歷史上的錯誤，誰就註定要重蹈覆轍」。歷史研究可以提供我們避免重復犯錯的信息。列寧還說過：「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所以，歷史研究很有意義。有人把歷史研究的貢獻概括成四個字「期望」和「預防」，這是極有道理的。;歷史研究區別於其他研究方法的獨特之處在於，它探索資料而非生產資料。因為過去的變化已經發生，人們無法改變、操縱歷史。因而，歷史研究法的資料來源也有自己的特點。
研究記錄
歷史研究的記錄通常來自兩個方面，其一為書面記錄，如書籍、報紙、期刊、日記、信件、文稿、會議記錄等等。其二則為遺跡、遺址或遺骸。譬如陶器、錢幣、瓦罐、戰斧、界址以及工具、器皿的碎片等等。前者是人們(歷史上的人們)有意識地選擇用以傳遞給後代為目的的記錄，是藉助於石塊、紙片、玻璃等實現的。而後者則是無意識的，它們可能存在洞穴、墳冢之中。;歷史記錄既可以是官方的，也可以是非官方的。從真實性和有效性來看，官方記錄的價值要高於非官方記錄。但也未必盡然，因為歷史上統治階級為了自己統治的需要，也會歪曲事實。科學研究不能僅以遺址為依據．因為它提供的關於歷史活動的資料通常是不系統的、殘缺不全的，雖然有些也極有價值。通常講的歷史是指有文字記載的。在有文字可記載之前的則為史前史，對史前史的研究，其資料來源又不一樣。;歷史研究的資料通常分為第一手資料和第二手資料。第一手資料就是原來的或該事件(或活動)的首次記錄，是事件的實際目擊者或參與者所經歷的。第二手資料是至少一次以上被援引的關於該事件的敘述。如法院審理某一案件，當時的法庭記錄就是第一手資料．而新聞界對此案件及其審理的評論就是第二手資料。從信息學的觀點看，第一手資料轉變為第二手資料的過程中，會發生信息過濾，因而存在信息失真的情況。因此，以歷史為研究對象的歷史研究最好要掌握第一手資料，這是歷史研究的基本原則。第二資料應作為背景知識、觀點或熟悉該領域的方法來看待。而第一手資料的獲得，無論是對哪種研究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如何判別資料是第一手的，還是第二手的?這就要求對資料進行分析。這一過程稱為歷史批判，有人也稱之為「歷史批評」。而歷史批判又可分為外在批判和內在批判兩種。;所謂外在批判，就是要回答：這些材料真實、可靠嗎?它們是如何得來的?由誰記錄的?材料的時間、地點與實際相符嗎?;內在批判則要解決材料的意義和可信度問題，強調批判材料內容本身的價值。當然．內外批判有交叉、重疊的部分。但內在批判強調內容本身，而外在批判強調資料作為來源的情況。;這二者實際是不可分離看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