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發展歷史

㈠ 世界歷史是怎樣發展的

現在的世界局勢是一超多強，美國是唯一的超級大國，但中國俄羅斯日本歐盟等國家和國際組織實力也不斷增強對美國形成一定程度的制約，未來世界將朝著多極化發展。
民間說法：現實本質是吃人，發展趨勢是更文明的吃人。
哲學說法：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
轉自網路知友

㈡ 怎樣有選擇地繼承並發展歷史

運用歷史的觀點，歸根結底還是如何對待歷史的問題。是接受還是摒棄、是褒是貶、是全盤否定還是有選擇地利用，這是我們必須作出抉擇的。縱觀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哲學理論，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我們認為：借鑒歷史經驗、立足歷史條件、順應歷史趨勢、做人類歷史發展的推進者，做最崇高的理想的實踐者，這就是一個革命者應該採取的科學的態度。

在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時候，我們要堅持同一切非歷史唯物主義者作斗爭，這就是：有選擇地繼承、發揚歷史理論和經驗，反對全盤否定。歷史本身就是一個不斷繼承不斷發展的連續的動態過程，割斷歷史去看待和處理問題，不僅是不可能的，也是非常有害的。凡是被歷史證明是正確的理論經驗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繼承和發揚；凡是被歷史證明有錯誤的和有害的做法我們必須堅決拋棄和改正。否則我們就會重犯錯誤，重蹈覆轍，白白浪費大量的時間甚至人力和財力。我國就發生過也許仍然存在著「全盤西化」、「否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等思潮，這是非常有害的和危險的。

堅持實事求是，反對脫離歷史條件的空談蠻干。實事求是，也是歷史唯物主義觀點。歷史主義和唯物主義是有機聯系、渾然一體的。堅持歷史主義，必然堅持唯物主義，必然反對官僚主義、主觀臆斷，反對虛無主義、神秘主義，反對一切形式的空想和蠻干。尊重客觀形勢、尊重客觀實際，才能制定出符合規律的方針路線，我們的事業才能勝利，我們才能盡可能地少走彎路。「吃大鍋飯」就是過高地估計了當初人民群眾的思想素質和道德素質，在沒有嚴格的規章制度、科學的預算和紀律要求的保障下，採取了過於理想的社會模式，從而使得很多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消極怠工、投機取巧，使得許多管理水平低下的人走上公務員崗位，加上某些別有用心的人煽動、破壞等因素，從而給我們的事業造成巨大損失。

認清歷史形勢，利用一切有利條件和時機，敢於變革，推動人類社會向更高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發展。堅持歷史唯物主義觀念，也要防止那些教條主義、保守主義等呆板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的行為。不能清醒地認清形勢和歷史發展趨勢，不敢變革或不願變革，也可能坐失發展良機，給以後的事業造成難以挽回的損失。比如在當今競爭日趨激烈、形勢日趨復雜、能源日益緊張、不穩定因素大量存在、腐敗勢力十分強大、道德認識存在多元化矛盾化等情況下，如果不能高瞻遠矚、未雨綢繆，及早採取加強國防、反腐倡廉、利民惠民、統一思想、加強德育、發展周邊關系等一系列果斷措施，必然會給我們將來的事業帶來難以控制的損失。

㈢ 中國歷史發展是怎麼進行的

中國歷史的發展是在中原王朝與周邊各游牧民族的互動過程中進行的，歷代中原王朝面臨的共同危險，即來自北方(西北、北方、東北)游牧民族的持久威脅，也就是傳統所謂的「邊患」，「防虜」成為歷代邊疆經營的中心任務。

勒尼·格魯塞在其名著《草原帝國》中曾指出，在歐洲、小亞細亞、伊朗、印度及中國都早巳達到同一物質文明階段後，「還有一個同樣重要的地帶曾經擺脫了這種運動。這就是那伸展於歐亞大陸中部和北部的一條長方形的領土，草原地帶。它從滿洲邊界直至布達佩斯和西伯利亞森林，是在它的北方邊緣延伸著。在那裡，除了一些孤立的小方塊土地以外，地理條件不允許農業生活的發展，把居民們限制於永遠過著畜牧的生活、游牧生活；在幾千年前新石器時代末期時的生活還存在於其餘的人類中間。更有甚者，這些部落中的一部分，即森林地帶的部落，還停留於馬德林式獵人的文化階段。因此，草原和森林地帶遂成為野蠻人生活的保留地」。美國歷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諾斯研究了公元1500年以前世界文明史的進程後也指出，自從人類進入第一個文明時代——古代文明(前3500年~前1000年)開始，歐亞大陸邊緣地帶的各文明中心，就已面臨游牧民族入侵的持久威脅。原因是：「在地處大草原西部的印歐各族和地處大草原東部的蒙古一突厥人之間，有一條最早的分界線，這就是阿爾泰山脈和天山山脈。這條分界線以東的大草原，地勢較高、乾燥，氣候通常也更惡劣……這一地理上的不平等造成相應的歷史上的不平等。即出現一個持久的、影響深遠的、由東向西的民族大遷徙……只要有機會，它們就不時地侵入中國。」所以，他認為，1500年以前人類歷史幾乎是游牧民族在「自然法則」支配下南下，對南方諸文明帝國壓迫以至於征服的歷史。

中國境內北方的高原和草原，恰恰是歐亞大陸游牧民族生存圈的重要組成部分，匈奴、鮮卑、突厥、回紇、蒙古等幾個在世界古代歷史上有重大影響的民族，都在這一地區生活過，使這里成為少數民族活動最活躍的地區，中國歷史上的緊張狀態正與這一大背景息息相關。從公元前4世紀末開始，草原部落中就不時會出現一些強大的集團，「胡騎南下」，挺進和占據這一地區，並大規模地撲向中原，給中原王朝造成巨大壓力。比如公元前3世紀到公元2世紀，有秦、漢與匈奴的對抗。魏晉時是所謂的「五胡亂華」，匈奴、鮮卑、羯、氐、羌等輪番進入中原。到了南北朝和隋唐，則有突厥、回紇、吐蕃相繼登上歷史舞台，成為隋唐二代邊疆經營中的首要問題。此後，則有契丹、女真、蒙古、滿族從其在北方和東北的原居住地崛起。可以說，游牧民族此起彼伏，由秦漢時的「寇邊」到後來據有半壁江山，甚至入主中原，一直是歷代中原王朝面臨的威脅。所以，歷代中原王朝無不苦於北部邊疆問題。正如漢代的揚雄所說：「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即使邊疆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實現了大一統，但因為亞洲內陸游牧民族的遷移不定，新人居其發祥地的游牧民族，會重新構成對中原王朝的威脅，中原王朝仍面臨著所謂的「防虜」問題。對此，著名歷史學家呂思勉先生早在上個世紀40年代就指出：「在歷史上，最威脅中國的是北族。他們和中國人的接觸，始於公元前4世紀秦、趙、燕諸國與北方的騎寇相遇，至6世紀之末五胡全被中國同化而告終結，歷時約1000年。其第二批和中國的交涉，起於4世紀後半鐵勒侵入漠南北，至10世紀前半沙陀失卻在中國的政權為止，歷時約600年。從此以後，塞外開發的氣運，暫向東北，遼、金、元、清相繼而興……這三大批北族，其逐漸移人中國，而為中國人所同化，前後相同。惟第一二期，是以被征服的形式移人的，至第三期，則系以征服的形式侵人。」

因此，建立穩定的邊疆秩序，有效對付游牧文明的流動性格以及大草原興衰無常、充滿變數的政治形勢，是中國傳統邊疆經營艱巨而經常性的任務。因為，盡管中原王朝與境內周邊游牧民族的關系是一國之內中央政府和地方政權之間的關系，但強大的邊疆民族政權的存在，對中原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安定，對大一統局面都是最嚴峻的挑戰。中央政府如不能有效抵禦或反擊來自這些游牧民族的威脅，保護邊疆，則中央的威信勢必難以維持，大一統的政治秩序就面臨動搖和被打破的危險。所以，防禦游牧民族的襲擾，解除其對邊疆的安全威脅，將其納入大一統政治秩序的支配，成為歷代大一統帝國邊疆經營的主要任務。

對於這種游牧民族周期性南下的現象，從歷史上以來就有不同的解釋，這些意見歸納起來不外有以下幾條：一是認為游牧民族「虜性狼狠」。如唐朝史官在《晉書·劉曜傳》中有一段「史臣曰」就非常典型：「彼戎狄者，人面獸心，見利則棄君親，臨財則忘仁義者也。投之遐遠，猶懼外侵，而處之於封畿，窺我中釁」；二是歸之於氣候變化或地理環境因素；三是認為草原地帶人口的過度膨脹威脅到游牧民族的生存，使其不得不向外擴張；四是認為緣於游牧民族與農業民族的貿易受阻，如林恩顯先生就認為「北亞游牧民族對中原農業民族的一切行動動機，多數出於經濟上的需求；而農業朝廷對北亞游牧政權的要求，則多屬於政治性」；五是認為掠奪對游牧民族有利；六是認為游牧貴族為了擴大自己的統治而發動戰爭；七是認為源於雙方的文化隔閡和沖突。這些觀點有的從人性論出發，有的歸之於地理環境或文化，有的歸之於經濟貿易，但基本上只是道出了現象而未觸及本質。

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自然條件通過對生產方式的制約進而影響到經濟結構和社會行為。「中國政治生活一直受『夷狄』影響主要是因為地理環境所致——草原與農耕地區緊緊地連在一起，不可避免地存在與地理上的不同相適應的兩種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社會制度。亞洲腹地草原於燥，沒有河流流入大海，不可能從事大面積農耕。西藏高原和蒙古草原缺乏充足的水資源，因而人口稀少。這些『夷狄』所居住的地區大約是中國面積的兩倍，但人口不可能超過中國人口的四十分之一。」所以，游牧經濟與定居農業在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上存在的極大反差，生產力技術構成的低下以及社會經濟結構單一，內部轉化產品途徑的過於狹窄，使得他們的周期南下成為草原社會發展的自然過程。於是，「進行掠奪在他們看來是比創造勞動更容易甚至更榮譽的事情」。也就是說，游牧經濟對農業經濟的依賴性刺激游牧民族向農業區掠奪，而經濟上脆弱性和不穩定性又增加了其劫掠的慾望，「於是這種人文地理上的問題變成了社會問題……。在這樣的條件下，游牧人民定期性向農業區域侵犯便成了一種自然法則」。

歷史上某些時期，中原王朝固然可以憑軍事實力或行之有效的戰略，扼制邊疆地區游牧民族的襲擾，或與之達成和解，解決「邊患」，但這仍然只是暫時的，因為，「人文地理上的嚴酷法則在繼續起著它的作用。假使漢化了或波斯化了的汗王們沒有被當地居民的反擊，逐漸地或突然地淘汰了的話，卻有新的部落出現於他們的邊境；那些出現於草原深處而還在忍受著飢餓的部落把他們的堂兄弟只看作是一個暴發的塔吉克人或一個拓跋人，一個波斯人或一個漢人，他們重新開始不利於他的同樣的冒險行動。這種冒險行動幾乎常常是成功的，同樣一個調子在一千三百年間，因為從匈奴人據洛陽到滿族進入北京恰為一千三百年，重彈了幾次」。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於游牧民族相對於農業民族的軍事優勢。作為「馬背上的民族」，游牧民族行軍作戰固然騎馬，平時也「逐水草而遷徙」，如此，日常生活也就如同行軍打仗。嚴酷的自然環境又磨練了其人「耐飢凍，習勞苦」的性格。因為，「游牧生活要求游牧人較之定居的綠居民，要具有更強健的體魄，同時它也要求游牧人比定居居民具備更加獨立的意識。因為這可使游牧者在危急關頭敏捷地做出判斷，採取主動。這對於被束縛在無休止的農業勞動中的定居者來說，幾乎是無法想像的。在爭奪牧場、部落內訌以及血親復仇的戰爭中，游牧者自然地形成了侵略的本性，這種侵略本性，再加上他們對定居社會產品的需求，使游牧者經常對自己的鄰人進行掠奪。這些掠奪的習性以及他們所帶來的毀滅，使游牧者得到了天生蠻夷的稱號」。馬背上民族的這種空前的靈活機動性和善戰在向中原進犯中得到充分發揮，同時，「因為獰獵和牧馬職業，是以箭術和騎術的技藝為先決條件的，而對於為了短期戰役招募來的沒有受過長期訓練的農民或綠洲居民戰士來說，要具備這些技藝則是不可能的」。因而，習慣於游牧生活的民族，在軍事戰術上超過農業民族的步兵，能夠很容易地征服人口更多且文明水準遠遠高於自己的民族。

此外，原始的部落組織更增強了其軍事力量。游牧帝國不像中原農業帝國行政與軍事分離，其軍事組織與行政組織(氏族部落體制)是合一的，成年男子無疑都是部落的戰士，所謂全民皆兵。部落首領平時組織部民游牧狩獵，戰時即為軍事長官，便於動員，能夠做到「指麾而令從」。投降匈奴的漢人中行說與漢朝使者辯論時就說，匈奴軍政合一的優點在於「約束徑，易行；君臣簡，可久。一國之政猶一體也」。可見其部落組織也就是軍事組織，基本不存在向戰時體制轉變的問題，具有很強的適應性，能夠全力以赴地投入戰爭。以農業立國的中原王朝雖然社會經濟發達，但同時社會結構復雜，國家力量為各種各樣的活動所分散，軍事動員復雜而困難。同時，定居的農業經濟難以承受戰爭的巨大負擔，曠日持久的戰爭對社會造成的是破壞性的影響，比如，沒完沒了的兵役使農民難以忍受，並影響到農業生產，軍隊數量的無限制擴大又會增迦納稅者的負擔，使農業經濟不堪重負，從而導致社會矛盾的激化。歷史上，因頻繁發動邊疆戰爭而導致亡國的王莽、隋煬帝等，給後代統治者留下的是不盡的教訓，所以，游牧民族在同中原王朝的戰爭中往往居於主動，而中原王朝的邊疆經營卻有著先天的困難。

㈣ 歷史是如何發展的

歷史會怎樣發展？

——社會的進步還是人類的重復

很長時間以來，思維里總是有一種怪異的意識存在著。每當夜晚，大腦里總會充斥一些似有似無的東西，其實那是一種意識，也是一種世界的主觀存在，慢慢地，那種充滿整個大腦的東西會在一瞬間濃縮成一個點，這一時刻，往往是我感覺到最痛苦的時候，不是生理的，而是心理的。但是，遺憾的是我始終悟不出其中的真諦。

從根本上講，這是一種意識與物質的思辨問題，也是哲學的一個范疇。似乎我覺得唯物主義的所謂「物質第一性，精神（意識）第二性」從某些程度上來說是自己站不住腳的。從根本上講，唯物主義而非唯心主義能夠成為當今世界的主潮流，是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長期斗爭的一個結果，辨證地講，不能單純地講哪一個思想流派更正確，這只不過是一個相對的問題，從某些意義上而言，唯物主義是在自己給自己使套子！可以這么說，唯心主義所講的意識問題才是這個客觀世界的本源問題，為什麼呢？我們不妨做這樣一個假設，簡單的假設，一座山，為什麼可以稱作一座山，而不叫做水或者是其他的定義？最根本的就是我們人類賦予它山的含義。或者可以這么說，還是拿一座山為例，假設我們人類的生理結構造成了我們視覺、觸覺還有其他一些感覺的偏差，我們是不是還能意識到一座山就是一座山？山的定義是不是還存在？同樣的道理，我們把這個概念擴充到整個人類社會、整個物質世界，結果也是一樣的，無非是單個物質的簡單加總或者加權加總。在人類的技術水平達不到的時候，是否認識到太空的存在？的確，太空的存在，或者說是其他的人類尚未認識到的客觀世界的存在。按照唯物主義的觀點僅僅是一種客觀的存在，不以人的意識形態為決定，但是唯物主義的認識觀從根本上來講也只不過是一種人類的認識觀，並未擴充到整個物質世界的存在對其自身的認識，從這一點上來講，精神（更確切地說是意識）才是這個世界的本源，這里講的意識不單單是人類的狹隘意識，而是一種客觀世界的存在對其自身的意識，是這種意識決定了客觀世界的存在。或者可以這么說，這種廣義上來講的意識是一種基礎，客觀的世界的存在是建立在這種基礎之上的一種存在。

如果想要深刻地了解這個問題，還需要從西方哲學和東方一些古老科學的關繫上來解釋，比如說東方（尤其是指中國）的儒學、玄學、佛學等等。毫不留情地說，當今占據統治地位的、能給這個客觀世界一個解釋的西方現今哲學其實僅只是東方科學的一種運用，或者說是一種為解決當前社會問題能夠用得上的科學。比如說當前中國的一些方針、政策是不為很多國家所了解的，而他們為什麼想著要了解？這個問題涉及國家高層機密的問題，我僅只想提幾個詞語，比如說中國，再比如說西安，這些詞語不單單是一個地名。轉回正題，對於這個西方哲學與東方古老科學的關系問題，我們不妨用這樣的語句加以概括：西方哲學是建立在東方古老科學的基礎之上，加之其自身的生產實踐、革命實踐而總結出的一種理論，這種理論又無時不在挑戰著東方哲學。其實從根本上講，東方哲學無不都在講意識的問題，這不是一種落後，在我們追捧西方的同時，西方人都在最大努力的研究著、考究著中國的哲學。比如說玄學，玄學上講的是一種意識的東西，太極八卦圖已經得到一些科學家的證實，在人的某些意識形態下，腦電圖里明顯地能呈現出一個八卦的樣子，這不僅僅是一種巧合，在古老的年代，人類的意識是非常有限的，能夠有這種現代人都無法解釋地清楚的科學，可以說更是一種天人感應的結果。這是唯物主義觀點永遠都無法解釋地清的，如果唯物主義裹足不前的話。

哲學與佛學的關系問題也是一個值得考究的問題，佛學講的天人合一、前世今生的問題也是西方哲學所無法解釋的。可以說佛學更是站在一種整個人類的高度上來思索世界，站在一種人本觀念的基礎上考慮社會的發展、人類的發展。在這個領域，曾經有人預言在一定的時間以後，或許是幾百萬年，彌勒將出世人間，來拯救這個被現在這代人類糟蹋的千瘡百孔的世界，那時候的人類將是另一個物種（我們暫且也稱其為物種），社會的發展不再是人類的進步，而是另一個物種的萌生和進步。我們知道，當今社會，科學技術的發展已經使得人類社會無法應對一些災難。其實按照一種理論上的觀點，這是必然的。人類的歷史向前發展，總有一天會走到所謂的共產主義那一天，可是人類有沒有想一想共產主義之後呢？人類將面臨一個怎麼樣的社會狀態？難道那僅僅就是人類發展的一個終點？終點在某種意義上是不是以為著另一個起點？能導致人類走向那一天的因素可以總結為三個，但這三個方面都是人類的慾望和非理性造成的，其一是戰爭，科技的發展已經要人類的頭腦被沖昏了，總有一天，願意作為別人殖民地的國家沒有了、不願意再維護世界和平的國家沒有了，那世界就是一個完全慾望的世界，戰爭一旦觸發，人類就會毀於一旦；其二就是人類的現在一些變態的科技發展，必然會造成人類被別的生物取代的一天，比如說克隆問題，誰能敢保證未來不會有一種會吃人的樹？第三點就是人類的自然性問題了，尤其表現在性亂交，這必然會造成人類整體素質的下降，沒有了自然競爭力，人類，該何去何從？

綜上所述，人類的明天是不是很迷茫是一個很值得考慮的問題，這也是一個意識形態與物質存在的關系問題，按照佛家的思想，即使不會有彌勒出現拯救人類，或者說塑造另一個物種，人類也會自己走向滅亡，那麼那一天就是一個其他物種取代人類的一天。或者可以說佛學上講的彌勒之類只是一個意識形態上的東西，可是這種意識形態本身是一種必然的物質存在。

人類的前途要有人去思考，這種思考是一種深意識上的，不是一種單純的接受一些思想，而是要有懷疑的精神，能夠接受別人的東西，而僅僅是一種簡單運用，那僅僅能稱得上是能成一家之言。在某種程度上，成一家之言其實並不是很難的事，關鍵的一點就是要有所創造，而不是單純的一種創新。這也涉及到意識與物質的辨證問題，主觀地可以這么說，沒有意識的唯心主義觀的推動，也不會有唯物主義的前進，可以這么說，也許未來主宰人類社會的還會是唯物主義的物質觀，但有一點要說明：唯物主義要始終建立在意識形態的唯心主義的基礎之上，否則，人類將裹足不前，人類的更新換代周期將進一不縮減。

㈤ 中國古代歷史是怎樣發展的呢

1．從中華文明的發生到公元前3500年，可以看作是中華文明的起源時期。其中又分為若干階段 ：

（1）自距今大約七八百萬年的臘瑪古猿到距今240萬年的漫長歲月，是迄今所知中國土地上人類正在形成的時期；（前人類社會）

（2）從孫村鎮文化開始到大約1.4萬年期間是考古學上的舊石器時代；（原始社會）

（3）從大約1.4萬年前到大約5500年左右是中國的中石器和新石器時代 。（原始社會）

8．遼、五代十國、宋、西夏、金——中華文明的多元繁榮時期：

（1）五代十國時期，中華文明的第五戰國時期；

（2）遼、西夏、金等民族地方政權的興衰；

（3）兩宋時期，中國封建經濟和封建文化的頂峰時期。

五代至兩宋之交，中國封建經濟文化重心經過長期的發展和醞釀，最終實現了向南方地區的轉移。唐宋時期,中華文明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全面鼎盛,特別是對外的全面開放,為世界新文明期的開端做了積極的鋪墊。

9．元明清時期：新的發展與挑戰

主要表現為專制主義的登峰造極、中國封建社會的逐步衰落和諸多新社會因素的萌芽和成長.。

五代至宋元，是我國第四次民族大融合時期。地跨歐亞大陸的蒙古帝國的形成和發展,明朝前期鄭和下西洋的壯舉和歐洲人開辟新航路一起構成了世界新文明期的開端。

㈥ 中國歷史潮流怎麼發展

由第一次鴉片戰爭失敗，魏源、林則徐的開眼看世界，到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失敗，李鴻章、曾國藩的洋務運動，到甲午戰爭的失敗，19世紀末的的維新思潮，二十世紀初八國聯軍侵華，義和團運動，1911的辛亥革命，再就是新文化運動，舊民主主義革命發展為新民主主義革命。
由此不難看出，我們的歷史發展都是在戰爭一次次失敗後，進行的救亡圖存的運動，領導的階級也在發生著改變，由地主階級，到農民階級，到資產階級，最後到無鏟階級。這就是中國歷史發展的潮流，每個階級代表著各階級的利益進行救亡圖存，民族獨立的運動，失敗者退出歷史舞台，最後留下的就是最符合中國國情的階級，可以完成救國大業的階級。

㈦ 如何發展城市歷史文脈

要重點開發和城市母親河相關的歷史。比如南京的秦淮河，就有著豐富的歷史文化典故，發展城市歷史文脈，就離不開對母親河的保護，開發，宣傳，以及歷史資料整理和展示。
西河·金陵懷古
（北宋）周邦彥
佳麗地，南朝盛事誰記。山圍故國繞清江，髻鬟對起。怒濤寂寞打孤城，風檣遙度天際。
斷崖樹、猶倒倚，莫愁艇子曾系。空餘舊跡郁蒼蒼，霧沉半壘。 夜深月過女牆來，傷心東望淮水。
酒旗戲鼓甚處市？想依稀、王謝鄰里，燕子不知何世，入尋常、巷陌人家，相對如說興亡，斜陽里。

㈧ 中國歷史是如何發展的

中國上古的春秋戰國是一次思想大爆炸，從奴隸制到封建制
從秦漢到清朝，中國的封建制持續了兩千多年，為什麼那麼長呢，因為中國的封建制是中央集權式，是愚民政治，所以很長。
另外，從春秋戰國的犬戎到漢朝以後的匈奴、到宋的契丹、金、蒙古、還有明朝的蒙古、後金也就是清，中國從有歷史記錄以來就是和北方西方的游牧民族作斗爭的奮斗史。
從南北朝到唐末五代十國，漢族已經和游牧民族完成了大融合，楊堅好像有好幾個老婆都是胡族，李世民有半個匈奴血統。那個時候姓宇文、尉遲、慕容、拓跋等等的都是胡姓。
隋朝楊堅治國相當厲害，他掙的錢到李世民的時候還沒有花完，唐代到了郭子儀以後就不行了。而且漢代到唐代都是世家體質，有些大家族很厲害的，世家的人認家不認國。到武則天才基本上全滅。
宋代是有史以來最終是經濟的朝代，思想先進，不鄙視商人，比後來的明清都好，但是不重視軍隊，中央集權也比較厲害，基本上皇帝好就全國好，皇帝差全國都差。
元代就是蒙古族奴役漢族甚至全天下的時候，元代甚至下發過六姓誅殺令，把姓趙、劉、李等大姓的人都殺死。
明朝就是朱元璋定的軍隊衛所制害了自己，讓後金占據中原。清朝愚民政策無與倫比，導致中國到現在還受害。

㈨ 人類歷史會如何發展

那麼諸多不同因素，什麼因素起對於歷史因果脈絡的作用更大呢？我覺得吧，一般來說是人無法或者難以改變的因素，可以看做是相對恆定的因素。那麼作為人類本身的歷史，可以把這看做是常量，難以改變的量。而其它的因素，相對來說就是變數。也就是說，這些常量可以改變變數，但變數卻難以改變常量。這樣說來，諸如自然環境，還有人本身生理和心理的因素等等，對人類歷史的大多數時間來說，都是難以改變的常量。
人類自身的歷史，多數時候都是改變一些變數，去適應這些常量，於是導致了不同的生產和生活的社會結構。不同的生產生活的結構，產生了不同的習俗經濟乃至法律政治思想文化等等。這些一環扣一環，上與下之間是作為受生的因素而存在。一般來說被受生的因素，是某種已經形成的穩定的生活生產的社會，維持這種社會穩定運行的因素，是對這種社會更精闢的描述。但是，這些因素，本身具有一定的穩定性（但不如自然和人性因素穩定），由上一因素受生後就具有自身一定的慣性，並不會馬上因上一因素改變而馬上改變。所以可以看做是比自然和人性本身因素次等重要的因素，同樣影響著歷史因果的發展。歷史由許多不同因素互相影響著，各自有各自大小不同的作用。
由此看來，歷史如何發展，是有諸多不同因素互相作用的結果。因素越多那麼就可以說社會越復雜，社會越復雜就越來越趨於混沌的體系，越來越難以名狀其中的因果脈絡（多體問題）。身在其中人，更是難以准確預料將來會如何發展。只是從事後諸葛亮的角度看，用心觀察歷史，還是可以發現一些歷史因果脈絡的存在，但難以說某某因素一定會決定了歷史將如何如何發展。（詳見此文）。
比如說，蘋果熟了會因為萬有引力而落在地上。但是在掉落過程中除了這個穩定的影響因素外，還有很多偶然因素存在，所以你不可能完全預知蘋果具體將會在何時掉落在何地。也就是說，歷史事件之間雖然存在因果關系，但是這其中也存在著許多無法被認識清楚的偶然因素，諸多不確定因素使得歷史變得混沌，起始點微小的不同而導致結果卻又巨大的不一樣。所以雖然有因果的脈絡存在，但你無法說某一存在於時空中的結果是必然會如此。只是由於某些更穩定的因素存在，在歷史因果脈絡中，可以產生更明確的，相對更重要的作用。由此，雖然無法知道歷史必然的結果，但是可以對結果大致描述其可能存在的范圍，這個范圍就是歷史的脈絡。這些歷史脈絡被人發現，只是可以更方便人們去認識歷史，讓歷史不再混亂不堪的被人去認識，那麼人們就能從歷史中獲得某些益處。但這本身，並不能讓歷史學家成為占星家或者預言家。
實際上，我們所認識的歷史，只是曾經發生的歷史事件殘留到現在的諸多遺跡而已。真正的歷史已經隨時間而消逝，我們是無法回到過去對其加以認識。人通過自身的理性是可以對這些殘跡加以理解，得出某些結論，也就是歷史發展的一些脈絡。但不能由此說，某一種或者幾種因素，就決定了歷史一定會如何如何。所以從認識論的角度看，就算人類歷史本身存在某種因素必然導致某種結果，但由於歷史本身已經消逝，所以這本身也是無法被人類所認識的。我們只是認識的歷史殘跡而已，這些殘跡由歷史學家重新構建出以往存在的歷史因果脈絡或者模型。歷史的因果脈絡或者其模型，並不等於以往真正發生過的歷史，這只是存在於人們的心中，由人根據歷史殘跡重新構建的框架而已（莊周夢蝶）。
人除了自身理性之外，還有情感道德觀以及自身利益等主觀性的東西影響著人，這些多少也會對歷史研究者產生影響。如果說能從歷史因果脈絡中，總結出某種看似必然或者一定可能性上的「客觀規律」，但是研究者的主觀性的存在，讓所謂客觀規律一定程度上要有所打折。雖然如此但是這種「規律」還是可以用來唬人，用這種「規律」所具有的「客觀性」讓許多人信服，從而改變歷史的發展進程，達到自己「主觀」的目的。我覺得吧，如果做的好，一定程度上有其能讓人信服的過硬的客觀道理，這就是一種比較高端的「影射史學」。如果做的太低端被人一眼看穿，那這種研究也就把歷史弄成了橡皮泥了。雖然這兩個詞看似都在貶低歷史研究，但是人通過自身各自不同的主觀性，來發現歷史可能存在的各自不同的多樣客觀性，還是十分有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