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你如何看待鄧曉芒對劉小楓的批評，其要害是什麼》談談對這一事件看法。1000字左右 求原創
㈡ 如何認識百年共和的歷史含義
毛澤東帶領的共產黨群體能夠最終建立共和，說明只有共產主義在中國行得通，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資產階級有軟弱性，在中國行不通。改良也行不通，必須武裝革命，以暴力獲得政權。
㈢ 哲學能力遷移（40分）：
哈哈哈哈啊哈25號就考試泥傻啊24才找答案哈哈哈哈哈
㈣ 如何認識百年共和的歷史含義
咱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可是，若問起什麼是「共和國」這一最簡單的常識性的問題，恐怕會有許多人回答不上來。為什麼會這樣？難道「共和國」與我們每位公民無關，或者關系不大，僅僅是一個稱號、一個名詞概念？
每當國慶或重大節日，天安門廣場都會有孫中山的巨幅畫像。可能有人會問：毛澤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和開國領袖，有毛澤東的畫像就可以了，為何還要懸掛孫中山的畫像？
百年前，革命先烈們以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建立起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百年間，共和國歷盡艱難和坎坷，人民經歷了喜悅與磨難；今天，民主共和的理想需要我們如何繼續去實現，共和國的大廈需要我們怎樣去建設、去美化？
這些，就是作者與讀者諸君將要涉及的內容,共同探討的課題。
第一篇 辛亥革命與中華民國成立
沒有辛亥革命黨人的英勇奮斗和犧牲，腐敗的清王朝還會在苟延殘喘，繼續喪權辱國，中國人民陷入更深的災難之中；還會在滿清王朝的統治之下，行跪拜之禮，口稱老爺，無法站立起來，堂堂正正做人；還會托著一條長辮子，裹著小腳，邁不開前進的步伐！
中國民國成立，揭開了中國歷史嶄新的一頁：幾千年封建帝國讓位於現代民國，君權神授讓位於人民主權，小民變成了主人；共和國的理想深入人心，自由平等博愛成為中華兒女精神追求；自此之後，任何形式的專制獨裁、稱王稱帝的行為都不得人心，註定要失敗！
是誰，打響了武昌起義第一槍!
◎ 1911年10月初的武昌
天氣依然悶熱，比這悶熱天氣更令人煩躁的是彌漫於新軍營房的緊張氣氛，令人窒息，使人壓抑，似綳緊的弦剎那間就可能斷開，似乾燥的柴草只要一點火星就會轟然燃燒！
「八月十五殺韃子」 一語在軍營傳開來，使武漢的清朝軍政要員聞之恐懼，立刻提高了警備程度，屢屢派出密探，到處偵探消息，搜集情報。湖廣總督瑞澄宣布，八月十五（10月6日）當天，全城戒嚴，官兵皆不能離營外出。新軍士兵們被圈在營房裡。後因革命黨人孫武研製炸葯失事暴露，官方加強戒備，搜捕革命黨人，各個軍營內議論紛紛。
「與其坐以待斃，不如乘機崛起，提前發難」。
◎ 10月10日，新軍工程八營營地
工程八營後隊隊長、總代表熊秉坤召集各隊代表，約定當晚發難。
大約晚上8時，武昌新軍工程八營營房，二排長陶啟勝巡查發現革命黨軍人金兆龍正在往槍里裝子彈,厲聲呵斥道:難道你想造反嗎？金兆龍叫道:反就反！你能拿我怎樣？陶見勢先上前要下金兆龍的槍,金兆龍大聲喊：「現在還不動手，等到何時？」另一位革命黨軍人程正瀛（國）忙上前用槍托擊打陶啟勝的頭部，這位陶排長鬆手逃跑，程開槍擊中其腰部，這就是武昌首義第一槍!
熊秉坤聽到槍聲趕來，又向陶啟勝開了一槍，沒有打中，陶逃脫。
1914年，孫中山在東京指著熊秉坤向同志們介紹說：「這就是武昌起義放第一槍的熊秉坤同志啊！」後在《孫文學說》中，又稱「熊秉坤首先開槍發難」。1919年，孫中山寫國慶社論的時候，又把「第一槍」之功給了熊秉坤。國父如此說，大家自然跟風。
但如果仔細考察歷史史實的話，這種說法並不準確。熊秉坤本人也講，是程正瀛開槍打中陶啟勝腰部，「此即首義第一聲也！」
當然，從政治領導意義上的「第一槍」講，非熊秉坤莫屬，熊秉坤也因此有了「熊一槍」的美名。但要說真正放的辛亥第一槍，確是程正瀛所為。
這一槍，劃破了武昌的夜空，是喚起人們起來革命的號令槍，是埋葬清朝兩百多年統治的奪命一槍，也是結束中國長達兩千餘年封建帝制的宣示性的一槍。
當程定瀛打了具有歷史性的一槍後，「全營轟動」，大多數人抓起武器，槍聲此起彼伏。熊秉坤帶領同志們沖出營房，遇到工程營代理管帶（營長）阮某等三人慾阻攔, 程定瀛等革命士兵開槍將他們三人擊斃，然後向楚望台軍械庫沖去！楚望台軍械庫的革命士兵趁勢將軍官趕走，配合熊秉坤帶領的革命士兵佔領了軍械庫。乖乖！這軍械庫里有大量軍火，有日本德國和漢陽兵工廠製造的幾萬支槍支及彈葯，還有百餘門大炮！
湖廣總督衙門內，聽到槍聲的瑞瀓等人大驚失色，當聞報革命黨起事已經佔領了楚望台軍械庫，瑞瀓感到一陣陣絕望。清軍第八鎮統制張彪拍胸脯保證帶兵來保護督府，瑞瀓十分感動。
新軍第21混成協統領黎元洪的兵營里，革命黨士兵鄒玉溪等人要響應起義，黎元洪命劉元吉開槍將其殺害，然後再假惺惺地出來制止，勸說大家不要同室操戈，總算壓制住了眾人的混亂。
這時革命黨人張振武、蔡濟民也率領隊伍趕來楚望台會合在一起，同志們興高采烈，一時間槍聲大作！楚望台（今起義門）成為起義的指揮部。
他們兵分二路,一路去迎接南湖炮隊,一路去攻打湖廣總督衙門,與幾千名清廷守軍展開激戰，義軍戰士用汽油、附近居民獻出房屋放起火來，一時間火光沖天！總督瑞瀓打電話到黎元洪、張彪處，叫他們趕來救援竟無人接電話。這時趕來的南湖炮隊放起炮來，總督衙門危如累卵！總督瑞瀓驚恐萬狀慌忙竄牆逃跑，在江邊碰到逃命的張彪一行。
凌晨,起義軍佔領了總督衙門,十八星旗迎風招展，革命士兵們歡呼雀躍！當天眾多士兵在革命黨人的率領下紛紛起義，武昌城內的清廷官吏，全都逃之夭夭。各城門、各官署都歸於革命軍掌握，革命軍的十八星旗迎風飄盪在俯瞰江流的黃鶴樓上。武昌為革命黨人佔領。漢口、漢陽的革命黨人應聲而起紛紛響應，13日14日先後起義，武漢三鎮全部光復，為革命黨人佔領!
這革命之突然之迅速確實出乎意料！而且是在缺少統一領導、群龍無首的狀態下取得的。雖然起義前武漢的革命黨人曾向宋教仁、黃興報告並沒有引起其足夠的重視。 起義前夕武漢的革命機關遭到敵人的破壞，參謀長孫武研製炸葯失事受傷住院，起義計劃和人員名單泄露，總指揮蔣翊武逃離敵人的搜捕，劉復基等三人壯烈犧牲! （為了紀念這三位烈士，現在武昌有一條以三位烈士的姓命名的路，叫彭劉楊路）。
武昌起義，敲響了清王朝的喪鍾。在中國的腹心地區，打開了一個血淋淋的缺口，形成了對清王朝的突破性一擊，進而以其超乎預料的輻射作用在全國點燃了革命和獨立的燎原烈火，最終迫使清帝退位，顛覆了清朝王朝二百多年的統治，結束了中國二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
武昌起義，是中國歷史上一場偉大的軍事、政治試驗，它催生了中國人數千年歷史上的第一個共和國。是一場以民族革命為現實基礎的偉大政治革命。
武昌起義的仁人勇士們，在血與火的考驗中，他們所展現出的大無畏的歷史主動精神和首創精神，使得他們的名字會永遠鐫刻在人民的記憶中！
許多時候、許多情況下，中國人習慣於安於現狀，在不好或惡劣的境況下甚至逆來順受，忍氣吞聲。然而，在中國歷史的某些時刻，一個人的振臂一呼，奮起抗爭，個人的命運從此改變，國家的面貌從此改觀！武昌起義第一槍就是如此，它引起的多米諾骨牌效應，星火燎原、風起雲涌、摧枯拉朽之勢，驚心動魄，令人刮目相看。
記得給分啊 親
㈤ 如何看待鄧曉芒《評劉小楓"學理"》
最近，劉小楓的「國父論」在網上引起了一片質疑之聲，有些話可能說得比較難聽一點。或許是為了避免成為學界的眾矢之的，劉小楓在2013年《開放時代》第5期發表了《如何認識百年共和的歷史含義》一文，辯稱由於網站的嘩眾取寵，導致「微博人士攻擊的敵人面目模糊不清」，因而「有必要刊布由本人整理的講稿」。我很早就對劉小楓的思維方式感興趣了，但一直找不到一個合適的機會來對他的作品進行分析，一個是因為他的東西太多，不知道從哪裡下手；再一個他的文章和書中大量煽情的東西吸引了人們的眼球，這些東西有許多還是不錯的，但底下的「學理」確實一塌糊塗，而由於一般人很難把這兩個層次區分開來，所以靶子總是不太清晰。現在，我終於讀到他的一篇宣稱要「講究學理地思考」的文章了，這省了我不少事。本文不是要反對他的觀點，而正是要清理一下他的「學理」。其實只要有真正的學理支持，打出「國父論」旗號也沒有什麼關系，可以活躍思考，不必躲躲閃閃的。
㈥ 如何認識百年共和的歷史含義
咱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可是，若問起什麼是「共和國」這一最簡單的常識性的問題，恐怕會有許多人回答不上來。為什麼會這樣？難道「共和國」與我們每位公民無關，或者關系不大，僅僅是一個稱號、一個名詞概念？每當國慶或重大節日，天安門廣場都會有孫中山的巨幅畫像。可能有人會問：毛澤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和開國領袖，有毛澤東的畫像就可以了，為何還要懸掛孫中山的畫像？百年前，革命先烈們以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建立起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百年間，共和國歷盡艱難和坎坷，人民經歷了喜悅與磨難；今天，民主共和的理想需要我們如何繼續去實現，共和國的大廈需要我們怎樣去建設、去美化？這些，就是作者與讀者諸君將要涉及的內容,共同探討的課題。第一篇 辛亥革命與中華民國成立沒有辛亥革命黨人的英勇奮斗和犧牲，腐敗的清王朝還會在苟延殘喘，繼續喪權辱國，中國人民陷入更深的災難之中；還會在滿清王朝的統治之下，行跪拜之禮，口稱老爺，無法站立起來，堂堂正正做人；還會托著一條長辮子，裹著小腳，邁不開前進的步伐！中國民國成立，揭開了中國歷史嶄新的一頁：幾千年封建帝國讓位於現代民國，君權神授讓位於人民主權，小民變成了主人；共和國的理想深入人心，自由平等博愛成為中華兒女精神追求；自此之後，任何形式的專制獨裁、稱王稱帝的行為都不得人心，註定要失敗！是誰，打響了武昌起義第一槍!◎ 1911年10月初的武昌天氣依然悶熱，比這悶熱天氣更令人煩躁的是彌漫於新軍營房的緊張氣氛，令人窒息，使人壓抑，似綳緊的弦剎那間就可能斷開，似乾燥的柴草只要一點火星就會轟然燃燒！「八月十五殺韃子」 一語在軍營傳開來，使武漢的清朝軍政要員聞之恐懼，立刻提高了警備程度，屢屢派出密探，到處偵探消息，搜集情報。湖廣總督瑞澄宣布，八月十五（10月6日）當天，全城戒嚴，官兵皆不能離營外出。新軍士兵們被圈在營房裡。後因革命黨人孫武研製炸葯失事暴露，官方加強戒備，搜捕革命黨人，各個軍營內議論紛紛。「與其坐以待斃，不如乘機崛起，提前發難」。◎ 10月10日，新軍工程八營營地工程八營後隊隊長、總代表熊秉坤召集各隊代表，約定當晚發難。大約晚上8時，武昌新軍工程八營營房，二排長陶啟勝巡查發現革命黨軍人金兆龍正在往槍里裝子彈,厲聲呵斥道:難道你想造反嗎？金兆龍叫道:反就反！你能拿我怎樣？陶見勢先上前要下金兆龍的槍,金兆龍大聲喊：「現在還不動手，等到何時？」另一位革命黨軍人程正瀛（國）忙上前用槍托擊打陶啟勝的頭部，這位陶排長鬆手逃跑，程開槍擊中其腰部，這就是武昌首義第一槍!熊秉坤聽到槍聲趕來，又向陶啟勝開了一槍，沒有打中，陶逃脫。1914年，孫中山在東京指著熊秉坤向同志們介紹說：「這就是武昌起義放第一槍的熊秉坤同志啊！」後在《孫文學說》中，又稱「熊秉坤首先開槍發難」。1919年，孫中山寫國慶社論的時候，又把「第一槍」之功給了熊秉坤。國父如此說，大家自然跟風。但如果仔細考察歷史史實的話，這種說法並不準確。熊秉坤本人也講，是程正瀛開槍打中陶啟勝腰部，「此即首義第一聲也！」當然，從政治領導意義上的「第一槍」講，非熊秉坤莫屬，熊秉坤也因此有了「熊一槍」的美名。但要說真正放的辛亥第一槍，確是程正瀛所為。這一槍，劃破了武昌的夜空，是喚起人們起來革命的號令槍，是埋葬清朝兩百多年統治的奪命一槍，也是結束中國長達兩千餘年封建帝制的宣示性的一槍。當程定瀛打了具有歷史性的一槍後，「全營轟動」，大多數人抓起武器，槍聲此起彼伏。熊秉坤帶領同志們沖出營房，遇到工程營代理管帶（營長）阮某等三人慾阻攔, 程定瀛等革命士兵開槍將他們三人擊斃，然後向楚望台軍械庫沖去！楚望台軍械庫的革命士兵趁勢將軍官趕走，配合熊秉坤帶領的革命士兵佔領了軍械庫。乖乖！這軍械庫里有大量軍火，有日本德國和漢陽兵工廠製造的幾萬支槍支及彈葯，還有百餘門大炮！湖廣總督衙門內，聽到槍聲的瑞瀓等人大驚失色，當聞報革命黨起事已經佔領了楚望台軍械庫，瑞瀓感到一陣陣絕望。清軍第八鎮統制張彪拍胸脯保證帶兵來保護督府，瑞瀓十分感動。新軍第21混成協統領黎元洪的兵營里，革命黨士兵鄒玉溪等人要響應起義，黎元洪命劉元吉開槍將其殺害，然後再假惺惺地出來制止，勸說大家不要同室操戈，總算壓制住了眾人的混亂。這時革命黨人張振武、蔡濟民也率領隊伍趕來楚望台會合在一起，同志們興高采烈，一時間槍聲大作！楚望台（今起義門）成為起義的指揮部。他們兵分二路,一路去迎接南湖炮隊,一路去攻打湖廣總督衙門,與幾千名清廷守軍展開激戰，義軍戰士用汽油、附近居民獻出房屋放起火來，一時間火光沖天！總督瑞瀓打電話到黎元洪、張彪處，叫他們趕來救援竟無人接電話。這時趕來的南湖炮隊放起炮來，總督衙門危如累卵！總督瑞瀓驚恐萬狀慌忙竄牆逃跑，在江邊碰到逃命的張彪一行。凌晨,起義軍佔領了總督衙門,十八星旗迎風招展，革命士兵們歡呼雀躍！當天眾多士兵在革命黨人的率領下紛紛起義，武昌城內的清廷官吏，全都逃之夭夭。各城門、各官署都歸於革命軍掌握，革命軍的十八星旗迎風飄盪在俯瞰江流的黃鶴樓上。武昌為革命黨人佔領。漢口、漢陽的革命黨人應聲而起紛紛響應，13日14日先後起義，武漢三鎮全部光復，為革命黨人佔領!這革命之突然之迅速確實出乎意料！而且是在缺少統一領導、群龍無首的狀態下取得的。雖然起義前武漢的革命黨人曾向宋教仁、黃興報告並沒有引起其足夠的重視。 起義前夕武漢的革命機關遭到敵人的破壞，參謀長孫武研製炸葯失事受傷住院，起義計劃和人員名單泄露，總指揮蔣翊武逃離敵人的搜捕，劉復基等三人壯烈犧牲! （為了紀念這三位烈士，現在武昌有一條以三位烈士的姓命名的路，叫彭劉楊路）。武昌起義，敲響了清王朝的喪鍾。在中國的腹心地區，打開了一個血淋淋的缺口，形成了對清王朝的突破性一擊，進而以其超乎預料的輻射作用在全國點燃了革命和獨立的燎原烈火，最終迫使清帝退位，顛覆了清朝王朝二百多年的統治，結束了中國二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武昌起義，是中國歷史上一場偉大的軍事、政治試驗，它催生了中國人數千年歷史上的第一個共和國。是一場以民族革命為現實基礎的偉大政治革命。武昌起義的仁人勇士們，在血與火的考驗中，他們所展現出的大無畏的歷史主動精神和首創精神，使得他們的名字會永遠鐫刻在人民的記憶中！許多時候、許多情況下，中國人習慣於安於現狀，在不好或惡劣的境況下甚至逆來順受，忍氣吞聲。然而，在中國歷史的某些時刻，一個人的振臂一呼，奮起抗爭，個人的命運從此改變，國家的面貌從此改觀！武昌起義第一槍就是如此，它引起的多米諾骨牌效應，星火燎原、風起雲涌、摧枯拉朽之勢，驚心動魄，令人刮目相看。
㈦ 劉小楓《如何認識百年共和的歷史含義》
參考資料：
我們需要一個王者嗎
——簡評劉小楓：如何認識百年共和的含義
今年5月，著名學者劉小楓在知識界公然拋出了「國父論」的觀點，引起了軒然大波。「為了讓漫訾者更好滴看清自己的敵人，以便給予精確地打擊，也為了讓歷史的後來者看清自己的敵人，」其公布了自己的講稿。既然如此，本人也就恬不知恥地就起講稿談一下自己的意見，雖有一些嘩眾取寵的意思。但對我來說，這項工作既然能鍛煉自己的思維，我又何樂而不為呢？
劉在題記中引用了盧梭的一句話：「在今天，一個自由之士的所為，不過是在成為同盟時代的狂熱分子而已。要想超越自己的時代而活，就得決不為這號讀者而寫作」。當下，中國知識界標榜「自由主義者」的人很多，同時也極具市場。很明顯，劉在此很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敵人，而且說他們是「狂熱分子。」且慢！此處我們必須明白自由之士可以等同於自由主義者嗎？劉眼中的自由之士是指那些僅僅以「自由」為口號的人，而並不具有「自由」之品質。盧梭之後，法國大革命爆發，在革命過程中，正是其中的一些自由之士以「自由」之名行殺戮之實，因此也使得革命一波三折。而真正的自由主義者，則以「自由」為行為准則，其絕不以強制壓制異見。無論是左派，抑或是右派，只要尊重他者意見，皆是自由主義者。可見此處，劉打偏了靶子，當下中國，正是由許多人皆法國大革命在雅戈爾賓派的恐怖統治來反駁革命，妄圖取消革命的合理性。自由主義者做的正是既不畏於政治強權，又不諂媚於民眾，而是要保持睿智和清醒。
接下來，劉將槍口對准了「傳媒和學界仍然習慣與憑靠」的「一些未經審視的時髦口號，」似乎他自己是天下皆醉而我獨醒的那個人，是那個掌握真理的少數人。其說：「把』中國夢』說成』憲政夢』的意思是沒有實現代議民主制就是沒有實現中國夢，可是，把憲政等同於代議民主制，至少在學理上說不清。」當然，此話的主語若聯繫上下文，可以確信的是「傳媒甚至學界」里的人，是那些「成為媒體人」的教授，是其自以為是的敵人——自由主義者。可是，稍有政治常識的人都不會把「中國夢」說成「憲政夢，」「中國夢」是指人民富強，而「憲政」只是實現「中國夢」的一種手段，而非必經之路。劉接下來卻偷換概念，將代議民主制等同憲政。「憲政」是指人民於政府以憲法的形式確定兩者的權利和義務的一種方式，其相對的直接民主。若細分，代議民主制甚至不是憲政。而反觀，當下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即是代議民主制的一種形式，那「中國夢」實現了嗎？沒有！如果實現了，誰還會說夢？
進而，劉為了反駁「代議民主制」並不代表「中國夢，」其以「一戰」後巴黎和會無視「已經是代議制國家」的中國，將山東膠州灣半島強行劃分給日本為例，來進行論證。且不說當時的中國是否是真正的代議制，代議制只是人們的一種政治構想，它並不能保證屢試不爽。思想絕非萬能，而劉以此一孤例，雖有嚴謹性，但卻破壞了思想的美感，可以說是辯論中的下下之作。回頭，我們回顧歷史，巴黎和會事件後，救過憤然，學生遊行示威，爆發了1919年的「五·四」運動，開啟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大門。代議制的作用可見一斑，若政府違背民意，其結果則是失民心，失天下。而劉以此否定代議制，難帶是想否定伺候的「五·四」愛國運動嗎？當然，劉不敢，其將話題轉向國際空間，轉向歷史，妄圖以民族情緒轉移讀者的眼光，故意不提歷史後來的發展，企圖證明其合理性，這讓人不得不懷疑其用心。
此後，劉分章節開始了他的長篇大論。首先是：啟蒙對政治常識的顛覆。其認為「20世紀的中國知識人習慣用種種西方啟蒙觀念取代傳統的政治常識，把種種啟蒙觀念變為自己的常識.」此話不假。但此處的「啟蒙」並非實質的啟蒙，對於此，鄧曉芒在《什麼是啟蒙——從康德的「什麼是啟蒙」談起》，對西方啟蒙的實質做了說明，啟蒙在西方語境中不是教導，而是承認人人都有理性，都可以獨立自主地運用自己的頭腦，其沒後的實質是人性，很顯然，劉並沒有區分這兩種啟蒙，而欲將「啟蒙」之禍轉嫁給啟蒙。啟蒙並沒有錯，錯的是慾望、無知。進而劉提出了自己所認為的政治常識：「國家施行德政，人民不僅生活的幸福，而且有德性」「德政才是判斷政治共同體好壞最為基本的普世標准」。當然，劉的願望讓人欽羨。「德政」作為儒家傳統，但是殊不知，當代社會以遠遠不同於儒家的傳統社會，而當代儒家卻不正視此種變化，而妄想以「德，」尤其是君上之德治理天下，甚是可笑。首先我們來看「德政，」「德政」並不一定是道德的。當代社會，人們已經無法達成共識，幸福對於個人來說只是一種主觀感受，而「德政」並不會滿足所有人的需求，因此在施行過程中必然伴隨強制和欺騙。其次，我們來看幸福，國家能包辦幸福嗎？不能！
其次，我們來看幸福。國家能包辦幸福嗎？不能！再次，「德政」的標準是什麼？誰來制定德政？很顯然，在劉的話語中是國家。如果國家制定「德政」而不考慮民眾，這顯然不會是民眾幸福。兒女劉其後卻說「無論是從常識還是從法理上講，一個國家是自由民主的典範絕非等於它是道德的、正義的典範。」很顯然，其再試圖否定民主，但這又與上面矛盾。此詩，我們要問「何以保證德政的長久實施？」當然你，自由、民主並不能保證道德、正義，但是單純依靠「德政，」即人治的話，則更不能保證道德、正義，因為我們無法保證國家不朝三暮四，不使用謊言、暴力。只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律體系才能保證德政的長久實施，而法律的合理與否，必須基於民主討論、協商。讓人民幸福、有德性，並不能依靠國家的德政，而必須有一個完善的體系，讓「無力者有力，有力者前行，」有一塊讓幸福、德性生長的土壤。
至於啟蒙對政治常識的顛覆，劉以「封建專制」來進行闡述，從他的法理上講：「『封建』與『專制』使兩種絕然對立的政治要素，」對於中國自秦到清的政治體制，早有學者提出異議。「封建」在漢語語境中是指分封建制，更確切的是指夏商周的政治體制，君主將土地及其上的治理權分封給貴族及功臣，形成邦國，邦國對君主負責，但是，這並不表明「封建」與「專制」相矛盾，「專制」是指統治機構與民眾的權利義務關系，政府有權力而無義務，民眾有義務而無權利，而「封建」指一種上層建築體制，兩者並不矛盾。邦國也可以專制，即使是封建制。而劉由其法理認為「『主權』概念源於獨立君主有凌越現存封建和等級現狀的絕對專制權力，從法理上講是個『反封建』的概念。反過來說，專制君主國之內的封建勢力必然削弱國家主權。」此處劉的邏輯難道是「主權源於絕對專制權力？」其前文尚說近代中國的屈辱是源於「主權」的不完整，那麼為了使我國能夠立於世界民主之林，必然需要專制？哦，好吧。暫且放下這有罪推論吧。「主權」的形成前提必然是有一個獨立的民族或國家共同體的形成。恰如個體要求權利，正是因為其意識到了自我為何存在，因而「主權」是一個對外概念，其形成源於國家的形成。而「專制」是一個對內概念，兩者並無必然聯系，因此說「專制君主國之內的封建勢力必然削弱國家的主權，」根本不成命題。因為劉小楓的邏輯在一開始就是錯誤，這也無怪乎其認為「『主權』概念是封建制向君主專制轉變的產物，」而劉藉此肯定「中華帝國是世界上最早的近代意義上的國家。」其肯定「西方比較政制史家」的觀點，那麼就不可否認「近代意義上的國家」是舶來片概念，而近代的意義是指從大航海開始，整個社會成為了一個法理社會，契約制已經開始形成，近代意義上的國家是指以英國「光榮革命」、法國里大革命、美國「獨立運動」為理念而形成的國家，其結果是建立了一套體制、規定了政府的權利和義務，從而限制專制的力量。而劉小楓說說的帝國體制並未形成一套契約式體制，而是權威，經濟上「重農抑商」，倫理上推崇「禮樂」教化，並未形成政府與民眾平等的權利——義務關系。政府對民眾負責，僅僅處於統治的考慮，其並不承認人民有權利，只是「賤民，」而非公民。況且近代意義上的國家所追求的是資本、經濟利益，而傳統的中華帝國所追求的只是「家天下」的統治，是權力。劉有如此的錯誤，也足以說明其智識上的混亂，其說「專制並非邪惡政制的代名詞，」看來也符合其「法理」。其澄清概念為其論點立證本也無可厚非，但是邏輯一旦發生混亂，就難免誤入歧途。
20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幾乎無不憑靠西方啟蒙觀念就過存亡，但是我們的困境在於為了救亡這一政治任務而沒有真正的認識啟蒙。
基於對西方啟蒙思想的批判過，劉提出了「人民主權，」其認為「人民主權原則是如今所謂『普世價值』論的基石.」當然，其在對「普世價值」標引號及形容其為「所謂，」顯示了劉對它們本身的懷疑。首先，我們必須明確「普世價值」的真正含義，「普世價值」源於西方近代啟蒙運動，其基礎是自由，是對個體的尊重和肯定，是人性。「人民主權」意指政治制度的合理性源於人民。所謂法國大革命是一個新的歷史紀元，並不僅僅是其改變了以往的立國原則，不再是「君權神授」而是建立了一套迥異於封建制的制度。在法國大革命錢的波旁王朝，其合法性來自於神、上帝，其信奉「君權神授，」而非人民，正因其不合理地增加誰手錶，才引爆了革命的導火線。
舊的君主專制旺旺自稱「天子，」其代天立法，目的是證明其通知的合理性。但是當人民從對天、神、上帝的迷信、愚昧走出來之後，這種合理性就再也布局權威了。如其所說 「『人民主權』原則就有的世界歷史的意義在於：型塑通統治統一體的權利從王者身上轉移到『人民』身上，由共同體的人民而非聖王或聖賢來據頂政治共同體的生活方式」。
但是問題接踵而至，「人民」是一個泛概念，人民如何行使其「主權」呢？如何才能防止法國大革命中的人民的暴力呢？這是在我們面對的一個重要疑難雜症。劉也是基於「人民主權」可能導致大多數的專制而質疑「人民主權」。「人民主權」的意思是政府的權利來源於人民，人民與政府簽訂契約，要對人民負責，並接受人民的監督，但是如何體現人民的利益呢？人民有千千萬，各自訴求也不僅相同，因此人民需要代表，這就促使了政黨制的轉變，政黨必須代表其支持者的利益才有可能獲得民眾的支持，因此，正當必須在公開場合進行宣傳，表達其理念，接受人民質疑，同時還必須接受一系列社會組織機構的監督。
「人民主權」並不意味著人民的權利至高無上，「人民」的權利同樣應該受制約，防止「大多數的專制，」在制度設計上必須有相應的機構防止這一有隱患。但是，在一個人口眾多、民族成分復雜、遼幅廣闊的地域，最應防範的是藉此「代替人民」而不顧民意。縱然「人民主權」有隱患，但這並不足以使我們棄之不顧，反而「人民主權」是制約專制最有操作性的方法。
「人民主權」意味著反君主專制，並不意味著「『人民主權』也必須以專制的方式反君主專制，」專制意味著統治階層以武力或者利益誘惑，疑惑意識宣傳等方式使統治者獲得至高無上的權利，而不必向民眾盡義務，對民眾負責，受其監督。「人民主權」意味著「君權」民授，民眾與政府簽訂契約，使政府具有正當性。而之所以相信民眾，是因為人人都具有理性思考的能力，雖各自利益訴求不同，但經過民主討論，不然會形成符合大多數人的意見。這正是兩者的區別。劉總在前將「人民主權」的概念抹黑，得出「『人民主權』原則還得把專制權力延續下去，」正是為後來的「國父論」作鋪墊。其後以美國為例，企圖混淆視聽，完全違背了基本常識。熟不知當今中國早已不同於閉塞的當年，人民有許多途徑接受外來信息，劉罔顧事實，仍單純的以為人民的知識來自那幾個學者。
劉引用盧梭「任何一國的人民都只能是其政體的性質打造而成的，」所以其認為：「最好的政體何以可能，取決於什麼性質的政體才能培育出最富有德行的人民。」人治被體制塑造而成的，又反過來影響一個共同體的穩定。同樣是上世紀六十年代，「紅色思潮」席捲全球，法國爆發了「五月風暴，」雖有學生與政府的對峙，但是並未造成大規模的混亂。當法國人民發現其所支持的學生在「無理取鬧，」很快自覺地站到了政府的一邊。而在歐亞大陸的另一邊，其後果，以史為證。
理論上最好的政體，並不一定最適合我們的生活，相反，有缺陷的政治設計並不一定不適合我們。
在誣陷完「人民主權」之後，劉開始闡釋其「政治的新自然狀態，」他引援霍布斯的人在自然狀態之下是豺狼一樣的戰爭狀態。雖不說霍布斯的觀點只是一家之言，並不足以讓所有人都信服，所以其前提就不具有說服力。單從劉的「法理」來看：「按自由主義國家學說霍布斯的著名說法，沒有國家興濤就談不上保障人的基本權利，人權保障必須統一的政治共同體即國家的存在為前提，」當然，所有動物必須依賴共同體才能保障自己的權利，即使按照霍布斯的觀點，建立國家並非由於戰爭，而是契約，被賦予啟蒙的是契約，而非戰爭。
為了進一步論證其「新自然狀態，」其以法國大革命引起的外來干涉為由，認為「革命引致的外部干涉和內戰，直接導致的是國家生存危機。」「革命」在當時作為一個新生事物，其產生與發展必然會收到舊勢力的阻擋，正是因為法國大革命才將民主、自由、人權思想帶至全球，所以盡管其失敗了，但我們仍然不得不用「偉大」來形容他。難不成劉想在此「告別革命，」藉以磨砂抹殺革命的正當性？
爾後，其引援拿破崙以武力起家，法國大革命期間的強制徵兵、美國「9·11」後國家立法監聽民眾信息，似乎在論證啟蒙價值在「戰時狀態」根本不值一提。但是「戰爭狀態」並非生活的常態。戰時狀態民宗之所以認同國家的「入侵，」是因為他們相信國家安全是保障人權的前提，但是劉藉此反駁「人權高於主權，」首先，其將「戰時狀態」當做生活常態；其次，混淆人權、主權。人權對內，關系政府與民眾；主權對外，關系本國與他國，兩者根本沒有可比性。我們高呼「主權高於人權，」其背後的邏輯是：人民是威脅國家安全的最大敵人。而西方以「人權高於主權」干預他國主權，也是基於以上該奶奶的混淆。
劉認為，在這種新自然狀態下，「國家危難關頭，考驗的首先是政治共同體的領袖和這個共同體的擔綱者階層。」首先，「新自然狀態」是否是戰爭狀態，是否是國家危難關頭？若是，本也無可厚非。但是，劉小楓在接下來卻說：「一個政治共同體的生命力取決於這個共同體的檔案中國和階層具有怎樣的政治德性，擔綱者階層的品質是國家政治存在的關鍵。」狐狸尾巴終於露了出來！其之前的論證：「『德政』才是判斷政治共同體好壞最為基本的普世標准。」之後，又論證「國家危難關頭，」首先考研的是擔綱者階層，而如今兩個觀點合一，慢著！劉在此又將「國家危難關頭」當作了生活的常態，為何？
的確，我們不得不承認在以一個民族、國家處於內憂外患之際，一個有戰略眼觀的英雄式任務的確可以挽救整個民族於水深火熱之中，但是若一旦這個共同體穩定之後，這個英雄式的人物機會具有無可比擬的權威，其對一個民族、國家的威脅也是巨大的，因為沒有一套體系對其權利形成制約，歷史上的偉大人物多是如此。例如。南坡倫掌權之後，便開始了侵略戰爭，給法國和他國人民帶至戰爭之禍，但是，我們卻無法否定其貢獻，其頒布的《法典》解放了整個歐洲，甚至對後世法國也極具影響。但是這並不表示：「一個政治共同體的生命力取決於這個共同體的擔綱者階層具有怎樣的德性。」首先，當今我們的社會並不是出於戰爭的危險關頭，也不是英雄時代，哦我們需要的不是一個英雄式的人，而是公民；其次，政治生活中，最首要的不是擔綱者階層，而是一個健全的體制，使整個階層都能各居其位，各盡其能；最後，決定共同體生命力長久與否的不是德性。民主制雖是所有體制中成就最小的，但卻是最具有生命力，因為其不以壓制為前提。
劉認為兩千年，中國一直葆有國家能力，「依靠的是具有優良政治德性的儒生階層。」古代中國之所以沒有想埃及、印度、巴比倫文明一樣被毀滅，其原因絕非如此：
1·傳統中國為農業經濟，其特點是自給自足，如此的社會，除非遇到災年，一般不會發生大規模的動亂。除非是外族的入侵。
2·傳統文化：儒家文化「家國」思想，始終為這個民族保存一絲生機，以致於在民族危難之際，始終不會徹底淪喪。同事，傳統文化強大的同化能力，以致不會「亡國。」
3·政治體制：中央集權制的帝國體制，使得傳統帝國可以隨時具有強大的軍隊應對內憂外患。
但是，到了近代中國幾乎淪落到亡國的地步，這是由於外族的入侵，傳統帝國的軍備落後以致其無法抵禦入侵。盡管洋務運動的幾十年對西方技術的學習，但是在「甲午戰爭」中一敗塗地，割地賠款，究其原因是中國帝國腐爛不堪的體制輸給了日本的中央集權。但這並不能說明集權專制要優於民主制，而是要說明傳統中國長久的國家能力並非單單源於儒生的德性。判斷一個國家能力並非以其統治時間為標准，而是基於其是否能培養就有德性的公民，如此，才能保證一個國家的生命力長久。
劉認為啟蒙觀念「改變了擔綱者政治德性的內涵，」以致近代中國革命者思考的不是「國家生存，」而是西方啟蒙理念的實現。中國近代正是由於治國者的無能，而這是由於啟蒙觀念造成了中國近代史上沒能產生一個具有真正「德性」的強有力地王者，因此近代中國的一系列戰亂、對外族侵略的無力都應歸於代表啟蒙思想的自由主義者，因此，當代中國不需要自由主義者的啟蒙，反而需要一個「王者，」因為他可以確保中華民族永葆光輝。
至此，劉的用意已經暴露無遺，但其仍然不肯罷休，其在此提出了難以真正認識百年共和的歷史含義的根本原因在於「西方啟蒙引起擔綱者的精神分裂，」爾後，其具體評價中國百年共和的幾個歷史時期。劉認為當今有些人認為北洋政府時期是中國最具有自由的年代，便從其「法理」上污衊自由主義者或者說是受了西方啟蒙觀念影響的知識學人說：「北洋政府是憲政。」其大前提為「如今不是有些知識分子說，」這並不能代表整個學界。憲政與否，並非依據是否有憲法，而是要看憲法的指點是否符合契約精神。所以其之後的觀點便不能成立。在評論國民黨之所有敗走大陸，劉認為：「政黨的德性品質低劣是國民黨失敗的根本原因。」但是他並沒有拿出令人信服的證據。共產黨當年的勝利與天時、地利及其方針策略有極大關系，此論題可看郭於華的《傾聽底層》，此處筆者不做過多討論。
在評價毛時，劉面對這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文革。其認為「『文化大革命』則具有世界意義，」其以美國為例為其論證提供合理性，卻忽視了「文革」對整個民族造成的不可你不得災難和精神創傷。其認為「文革」之禍，是由於「啟蒙性徹底摧毀自然德性，共和國重新陷入分裂。如果要追究『文革』理念之罪，最終會追究到西方啟蒙理念上。」好吧，「文革」無罪，有罪的是西方帝國主義的啟蒙觀念，「文革」之禍於領袖無關！
劉將近代中國的屈辱和共和國的前三十年的過錯盡歸於西方啟蒙觀念。劉小楓是還原啟蒙實質，還是故意掩蓋事實，另有所圖，不得而知。最後引用其題記中的話；「任何時候都會有人天生受自己的時代、國家和社會的意見的支配」作為評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