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如何評價儒學傳統的價值 閱讀答案
儒學現代意義的兩個重要原因：
有兩個重要的原因：第一，我們中華民族正處在偉大的民族復興的前夜，此時此刻，必須回顧我們的歷史文化傳統。
第二，新的世紀，我們的國家提出建設「和諧社會」的要求。費孝通先生曾提出「文化自覺」的問題。我們要建設「和諧社會」也必須有個對自身「文化」上的自覺。什麼是「文化自覺」？費孝通先生說：「文化自覺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人們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發展的趨向，不帶任何『文化回歸』的意思，不是要『復古』，同時也不主張『全盤西化』或『全盤他化』。自知之明是為了加強對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決定適應新環境、新時代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
在這種情況下，來研究我們民族文化的歷史和它發展的前景，就必須適應當代世界文化發展的新形勢，即「新的軸心時代」到來的文化發展的新形勢。適應我們國家建設「和諧社會」的目標，必須有一個文化自覺的要求。
思想作用
儒家思想的重要社會影響在於它為封建統治階級創造了整套治理國家和社會的理論思想體系，並讓中國的統治階級成功的應用於中國的社會國家治理實踐獲得了封建社會統治中國二千多年的光輝人類發展社會史，這在全世界范圍內人類社會發展史上是空前絕後的。也是中華民族以前、現在和將來屹立世界的根本所在。
儒家思想精髓不在於其治國理論學說，封建制度只是封建社會的思想外殼，儒家思想精髓在於它的社會倫理思想，正是封建社會倫理觀從國家統治階級的高度期望出發將人們生活現實中的行為規范用通俗的語言--道德意識規范起來，讓農民成為社會道德思想的奴隸，而這種封建倫理觀作為封建統治階級上層建築社會意識中的最廣泛影響治理社會群眾基礎的核心，從而完成對國家社會雙重治理的理想效果。
這種倫理思想上升到中華民族精神意志被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代表----毛澤東和鄧小平掌握及創造的《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應用到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獲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功。
當前蘇聯的解體給中國馬克思主義者震驚，當世界范圍內資本主義社會發展面臨危機和矛盾讓世人困惑迷茫時，智慧的中國馬克思主義代表---胡錦濤已經為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及全世界社會發展在理論上指明了理論創新的方向---和諧社會主義理論----科學社會主義倫理觀的創建和社會實踐在構鍵和諧社會方面的意義和作用。科學社會主義倫理觀是儒家思想精髓的發展是適合社會主義社會的社會意識。它是東西方人類最進步思想意識的結晶。它的誕生和實踐應用不僅僅是中國的社會主義健康快速發展保證，也不僅僅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上的革命，更是全世界人類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的指引。因為它是馬克思主義意識能動性---社會意識能動性在社會實踐上的成功應用。
研究價值
現存的儒家思想（不同於孔子的思想）作為封建王朝的正統思想，將階級視為人類社會的基礎，鼓吹封建道德觀，強調通過個人的自我約束，而忽略法律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西方學者認為儒家思想是亞洲國家難於接受西方民主思想的重要因素之一。
對待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的態度問題，近代以來一直存在著兩種對立的思想傾向：一是國粹派，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一切都好，甚至對二十四孝也不加批判地完全肯定：一是西化派，把中國落後的一切根源歸之於文化傳統，主張完全拋棄中國的傳統文化而全盤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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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如何評價孔子在儒學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儒家:
孔子:春秋-----《論語》
哲學思想--思想核心是「仁」、「禮」;(仁者愛人，克己復禮)
政治思想--① 主張「為政以德」、以德治民，反對苛政(含民本思想);② 提出克己復禮
教育思想--「有教無類」，打破貴族壟斷教育
(整理文化典籍)
評價:① 當時未受重視，後經改造形成完整的儒家思想體系，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
②促進中國文化教育事業發展作出重大貢獻
③ 在世界文化史上有重要影響。被推崇為「聖人」
漢朝興起
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統」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強調以儒家思想為國家的哲學根本，杜絕其他思想體系。漢武帝採納了他的主張。從此儒學成為正統思想. 西漢武帝在位時期封建國家強盛，這給封建統治穩定創立了前提。為維護大一統的局面，必須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思想體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於君主統治的成分，對儒學進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權神授」和大一統的思想，這在客觀上有利於封建中央集權的加強和國家的鞏固，也利於社會的穩定，從此儒家思想逐漸成為封建社會占統治地位的正統思想。
宋明時期
1)宋明理學成為官方正統儒學後，
a 逐步教義化，影響了後世六七百年之久，
b 對維護專制主義政治制度起了重要作用，
c 它用三綱五常維系專制統治，壓抑、扼殺人們的自然欲求，產生了消極影響。
2)但理學重視主觀意志力量，注重氣節、品德，講求以理統情、自我節制、發奮立志，強調人的社會責任和歷史使命，又凸顯人性的庄嚴，對塑造中華民族性格起到了積極作用。
.
簡要概括發展歷程概況:
1 春秋時期孔子創立儒學
2 戰國時期，經過孟子和荀子的改造，儒學成為諸子百家中的蔚然大宗
3 秦朝，由於「焚書坑儒」，儒學遭到沉重打擊;
4 漢武帝時期，董仲舒糅合道家和陰陽五行家的一些思想改造儒家思想，形成了新儒學體系。儒學成為歷代封建統治者的正統思想，也逐漸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
5 隋唐時期，出現了「三教合一」的趨勢
6 宋元時期，儒學從佛、道之中吸取了有益的內容，構建了新的儒學體系「理學」。
7 明末清初，三大進步思想家對傳統儒學的批判，促使我國傳統文化重新煥發了生機，對後世產生了巨大影響。
8 晚清(19世紀末):借孔子的名義，推行維新變法。
9 民國初年:打倒孔家店
總的來說，儒家思想有利於維護統治者的利益。維護社會穩定。
『叄』 如何看待儒家的歷史地位
儒家：
孔子：春秋-----《論語》
哲學思想——思想核心是「仁」、「禮」；（仁者愛人，克己復禮）
政治思想——① 主張「為政以德」、以德治民，反對苛政（含民本思想）；② 提出克己復禮
教育思想——「有教無類」，打破貴族壟斷教育
（整理文化典籍）
評價：① 當時未受重視，後經改造形成完整的儒家思想體系，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
②促進中國文化教育事業發展作出重大貢獻
③ 在世界文化史上有重要影響。被推崇為「聖人」
漢朝興起
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統」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強調以儒家思想為國家的哲學根本，杜絕其他思想體系。漢武帝採納了他的主張。從此儒學成為正統思想. 西漢武帝在位時期封建國家強盛，這給封建統治穩定創立了前提。為維護大一統的局面，必須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思想體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於君主統治的成分，對儒學進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權神授」和大一統的思想，這在客觀上有利於封建中央集權的加強和國家的鞏固，也利於社會的穩定，從此儒家思想逐漸成為封建社會占統治地位的正統思想。
宋明時期
1）宋明理學成為官方正統儒學後，
a 逐步教義化，影響了後世六七百年之久，
b 對維護專制主義政治制度起了重要作用，
c 它用三綱五常維系專制統治，壓抑、扼殺人們的自然欲求，產生了消極影響。
2）但理學重視主觀意志力量，注重氣節、品德，講求以理統情、自我節制、發奮立志，強調人的社會責任和歷史使命，又凸顯人性的庄嚴，對塑造中華民族性格起到了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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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要概括發展歷程概況：
1 春秋時期孔子創立儒學
2 戰國時期，經過孟子和荀子的改造，儒學成為諸子百家中的蔚然大宗
3 秦朝，由於「焚書坑儒」，儒學遭到沉重打擊；
4 漢武帝時期，董仲舒糅合道家和陰陽五行家的一些思想改造儒家思想，形成了新儒學體系。儒學成為歷代封建統治者的正統思想，也逐漸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
5 隋唐時期，出現了「三教合一」的趨勢
6 宋元時期，儒學從佛、道之中吸取了有益的內容，構建了新的儒學體系「理學」。
7 明末清初，三大進步思想家對傳統儒學的批判，促使我國傳統文化重新煥發了生機，對後世產生了巨大影響。
8 晚清（19世紀末）：借孔子的名義，推行維新變法。
9 民國初年：打倒孔家店
總的來說，儒家思想有利於維護統治者的利益。維護社會穩定。
『肆』 如何評價儒家學說的歷史地位劉夢溪
如何評價儒家學說的歷史地位
劉夢溪
百年中國，再沒有其他學說像儒家思想這樣，經歷了如此長時間的反復跌宕和嚴峻拷問。
蔡元培先生是何等樣人，中國現代教育的泰斗的稱謂，他比任何人都當之無愧。但他不贊成讀經，致使被請來與之共襄民國初立之教部的馬一浮離他而去。當然不傷友情，十五年後蔡先生出掌北京大學，又禮聘馬先生擔任文科學長。馬先生的回復是：「禮有來學，未聞往教。」以古禮婉拒。於是改聘陳獨秀為文科學長，又請來胡適之執教文科講堂。
讀經和反對讀經，成為當時學界和輿論界爭吵不休的一樁公案。反對者顯然占上風，連大文豪魯迅也站出來發聲，批評提倡讀經者即使是真正的老實人也不過是「笨牛」而已。
五十年代之後的中國大陸就不必說了，長時間的主導思想是與傳統徹底決裂。何況還經歷了極端的十年，不僅作為傳統社會大傳統的儒家思想成為眾矢之的，民間文化和民間信仰所呈現的文化的小傳統也被冠以「四舊」之名，必欲清除掃盡而快之。適相反照的是，當時台灣、香港、澳門卻興起了以儒學為代表的傳統文化復興的浪潮。
改革開放後中國撥亂反正，重新啟航，把歷史還給歷史成為思想學術界的共同呼聲。孔子由被幼童也參與唾罵的斯文掃地變而為正常的文化古人。
但儒學重啟，則是近十年的事情。八十年代雖經識者推動，但收效甚微。九十年代深入研究人文學術的風氣開始出現，公正評價儒家學說、重估孔子歷史地位的論著受到關注。但由於所經歷的「毀聖棄知」的時間實在太長，難免積非成是，改變世人乃至學界部分人士的成見尚需時日。馬一浮先生曾經擬過一副聯語：「魯國多譏儒近戲，秦人惟以吏為師。」誠然是借古典來嘲諷世情，但如果將孔子的家鄉和儒家思想的故鄉等量齊觀，則儒家思想在百年中國的遭遇，就不僅僅是以之為戲了。
所以如此的緣由，也有對儒家學說本身存在諸多誤讀不無關系。我覺得有三個與儒學直接相關的問題，需要予以澄清，在此基礎上才有可能正確評價孔子和儒學的歷史地位。
第一個問題，需要明了在儒學產生之初，即春秋戰國時期，儒家只是諸子百家中的一家，其影響比之墨家或猶有未及。所以孟子頗為焦慮地說：「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孟子·滕文公下》）他因此想起而矯正此種「仁義充塞」的時代風氣，欲以承繼禹舜、周公、孔子的聖道為己任。
第二個問題，漢代中期漢武帝聽從大儒董仲舒的建言，實施「獨尊儒術，罷黜百家」的政策，使儒學的地位驟然提升，成為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但儒學以外的學說仍有存在空間。東漢佛教的傳入和道教的興起，即為明證。而到魏晉南北朝時期，釋、道、玄之風大熾，其思想所宗更非只有儒學一家。隋唐佛教發展的勢頭，亦不在儒學之下。但如果認為隋唐時期的思想主潮是佛而非儒，輕忽儒家的地位，又有誤讀古人之嫌。直承鄭康成而撰《五經正義》的孔穎達，即是當時繼往開來的儒學健將。明清以還，儒學的地位日趨穩固，但佛、道兩家在民間社會的影響也開始定式成型。
第三個問題，儒家思想在宋代呈現變易之勢。二程和朱子等宋代大儒，誠然是承繼了先秦以孔子、孟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但朱子的理學實為思想大匯流的產物，道家和道教的思想，佛教特別是禪宗的思想，一起參與進來成為理學的助發資源。「三教合一」在學理上得到論證，肇始於唐，而宋代實為集大成，此即陳寅恪先生所謂「新儒家之舊途徑」是也。
我提出上述三個問題，是想證明儒家是具有包容性的學說。儒家的包容性，反映了中華文化的包容性。而儒家所以具有包容性，在於儒家不是宗教。陳寅恪先生對此斷判得十分肯定：「中國自來號稱儒釋道三教，其實儒家非真正之宗教，決不能與釋道二家並論。」（陳著《金明館叢稿二編》，三聯版，頁219）儒家也重「教」，那是「子以四教」的教，「有教無類」的教，「富」而後「教」的教，也就是「教化」的教，而非宗教的教。
儒家思想作為中華文化大傳統的代表，處在不斷地被檢討和重新詮釋之中。經過檢討、詮釋，便有增加、有變易、有更化。儒家由先秦而宋，已經是在增加、變易和更化了。明代心學出，是又一更化。王陽明的學理初衷，本在減少（他認為朱子增加的未免過多），但陽明心學很快被邊緣化，可以為後學所宗，卻無法成為社會的主導思潮。
學者有「制度化儒學」之稱，這在唐宋以前並不明顯，主要是明清兩朝，伴之以科舉命題以「四書」取義，儒學不僅制度化，而且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方面影響尤為深鉅，因此其存在形態難免因固化而僵化。儒學在晚清社會從傳統到現代的「大變局」中出現危機，實與儒學在明清的固化與僵化直接相關。所謂危機，恰好是「制度化儒學」的危機，而非先秦孔子和孟子原初思想學說的危機。
這里涉及到儒家思想的「變」與不變的問題。變易與更化給儒家學說帶來了活力。但儒家精神亦有不變的一面。這讓我想起《易》有「三易」，即不易、簡易、變易。儒家原初思想的「簡易」，有《論語》可證。孔子深知該說什麼和不該說什麼。所以出語至簡，有時至於說「予欲無言」。理由是：「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陽貨》）所不變者，是為儒家的理性精神和「六藝」經典的核心價值。
「六藝」後稱「六經」，有的或為孔子所作，有的是前於孔子而為孔子所刪訂的典籍文本。孔子思想與「六經」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關系，《論語》即可視作「六經」的簡易讀本，只不過表達方式已化作日用常行。馬一浮不稱「六經」而稱「六藝」，是沿用典籍的初稱。孔門之教，分技能訓練和典籍傳習兩大類。技能則禮、樂、射、御、術、數，此處之「禮」，為「執禮」，類似禮儀程序的排演，「樂」則詠歌誦唱，不學無以為能。典籍傳習則《詩》、《書》、《禮》、《樂》、《易》、《春秋》，以為傳道之本。兩者都稱「六藝」而型態不同。
馬一浮所述論之「六藝」，自是後者，故他說：「此是孔子之教，吾國二千餘年來普遍承認一切學術之原皆出於此，其餘都是六藝之支流。」（《泰和會語》）馬一浮的發明處，是將「六藝」和諸子、四部區隔開來，稱「六經」為中國文化的最高的特殊的文化形態。而熊十力則標稱，「六經」是中國人做人和立國的基本依據。這樣，「六藝」即「六經」在中國的思想文化系統中，便有了至高無上的地位，不僅諸子、四部無以取代，與現代學術的文、史、哲科分亦不相重合。
「六經」的形上意義在於它的系統的價值倫理，也就是馬一浮所說的「六藝之道」。唐宋儒所致力的「傳道」，所傳者即為「六藝之道」，也就是「六經」的價值倫理。近年我從《易經》、《禮記》、《孝經》，以及孔子、孟子的著作中，抽繹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價值理念，包括誠信、愛敬、忠恕、知恥、和而不同等，經過分梳論證，我認為它們是幾千年以還一直傳下來的，可以稱之為中華文化的永恆的價值理念，同時也是具有普世意義的價值理念，不僅適用於傳統社會，也適用於當今的社會。不僅適用於中國人，也可以適用於全世界的人。此正如康德所說，道德理性具有絕對價值。
「六經」義理內涵所呈現的，就是中華文化的具有絕對意義的道德理性，永遠不會過時。《易經》乾卦的文言引孔子的話為說：「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現代人的人生選擇雖然更趨豐富，但其大道要旨，亦無非進德與居業二事。因此忠信和立誠便成為每一個人都需要具備的道德理性，甚至可以說是取得成功的前提條件。
論者有謂傳統文化需要現代的轉化，其實就道德理性的建構而言，「六經」的價值倫理進入現代人的精神血脈，自是順理成章之事。可惜百年以來的現代教育變成了單純的知識教育，忽略了「傳道」的內容，致使一千二百年前的韓愈之嘆無法不繼續成為我們的今日之嘆。
雖然，古與今宜有別也，禮俗政俗亦因地齊而異。但正如孟子所說：「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所以如是，蓋由於人之心或曰人的心理，有理之「所同然者」（《告子上》）。故孟子又雲：「先聖後聖，其揆一也。」（《離婁下》）而近世大儒錢鍾書先生則說：「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中華文化的最典範的價值倫理具有永恆性和普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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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對儒學的特點和歷史地位的認識
正確對待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儒學存在統治國人的思想行為兩千餘年了。它能夠存在這么長的時間，並且現在仍然是中華民族的底蘊，這其中必然有它的道理。我堅信任何事物都有存在的理由正確性，否則的話不是自己滅亡就是被其他更具生命力的事物所取代。儒學沒有消亡如今還要在世界上修建一百所孔子學院。繼承了儒學好的正確的思想的當代人，在新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再一次證明了它生命力的強大。當今中國的政治 經濟 國防 文化 體育 科教 衛生等，無一不是欣欣向榮，正在做大做強。而取得這些碩果的人正是儒學所熏陶出來的中國人。
儒學存在最閃光的亮點，就是孔子所提倡的「仁愛」道德在人類社會中起著重要的作用，是維護國家安定，保持人際和諧，提高人的素質，完善人類社會的重要力量。儒學的核心思想「仁者愛人」不僅反映了人類的本性，而且還是人類一切協作關系中最基礎的要素。綜觀人類歷史，那一位偉人，那一個社會團體階級運用了「仁愛」這一最有力的手段，那麼他也將是最成功有希望的領導力量。如三國時期的劉備，禮賢下士，終贏得三分之一的天下。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在解放戰爭時期，無一不是處處以「仁愛」為先，先禮後賓。
孔子的一生是貧苦的。奔波於列國之間，受盡了凌辱。擲想讓儒學成為國家的信仰。看一看，儒學的發展史，不難看出，孔子確實是一位公而忘私的偉人。他所追求的理想，除了滿足統治階級的願望外就是希望人民少受苦難，能夠生活的平安舒心。我想這是孔子作為一偉人最美好嚮往的願望。從「仁愛」這一點出發，孔子編定預想了，以「仁愛」為核心的人類社會，所應具有的和必須加強人的品行情操理想，和國家這一層面上的統治階級應該執行的方針政策和應當倡導的社會風尚。它和其他的思想家所創立的諸如道家 法家 墨家等是有區別的。誕生於人類社會早期的儒家思想，他的歷史地位，打個比方說：好比是一個孩子，如果在中國長大，那麼他將會說中國話做中國人的事情。如果在美國長大那麼他將說英語做美國人的事情。
人類經歷了幾萬年甚至是幾十萬年的進化，如今越來越有理性。文明程度也在不斷的提高。改造自然建設家園的能力和意識變的明確而有計劃。然而在人類早期不是這樣的，那個時期，人類首先考慮的是最基本的生存問題。這時的人類和動物還沒有太大的區別。還會受到老虎獅子的襲擊。但是聰明的人類能夠由感性認識轉化為理性認識，然後在把理性認識轉化為實際行動。理性認識是人類的標志性特徵，他的實質就是根據個別的事情推演出具有共同特徵事件的一般性規律。
動物們永遠不會去思考，太陽為什麼回從東方升起到西方落下。大猩猩會利用火焰，但是它永遠不會發現鑽木可以取火。早期的人類還是很愚昧無知的，有很多的自然現象無法解釋，但是人類具有理性認識，雜閑暇之餘就會討論這些問題。我想十個阿拉伯數字，和人的十個手指有關系吧！因為這是最簡單方便的方法了。原始人類會考慮自己來自何方，死了以後會到那裡。如今世界上有很多的民族有自己的崇拜物，比如中華民族崇拜「龍」認為自己是「龍」的傳人，當私有制出現，特別是部落甚至國家出現後，統治階級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於是就編造出一個個的神化物來為自己服務，中國的神話里不也有一套神領導班子。
忙完了自己的事情我會無事的想其他的事情。人是有理性感情的，心理裝著美好的理想，並向著這個理想移動。但是當社會發生動亂 戰爭等或者是其他的自然災害災難的時候，特別是個體的痛苦 疾病無法解決的時候，在科學知識不發達，於是就請神來幫助解決。比如各種祭祀活動和民間的土地寺廟 山神廟等等。我個人認為宗教大概就是這樣產生並蓬勃發展起來的吧！
歐洲在文藝復興以前叫做「黑暗時代」在「黑暗時代」時期。歐洲人民除了受到本國庄園主封建貴族的壓迫剝削外，還要受到教會的剝削壓迫。再很多的國家教會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利。比如教皇國家「列寧敦士登」就是法蘭克國王為了討好教皇而贈送給教皇的土地。哥白尼和伽理略都在或者在文藝復興時期，他們也同時受到教會的迫害。但是東南亞和南亞國家所受到的佛教的迫害要少的多。至少在短時期內不容易察覺。佛教 基督教 伊斯蘭教並稱世界三大教，他們的共同特點是都有一些神靈和一正套神靈的游戲規則。
我個人認為人類的理性認識 具體化科學知識之上，還有一個龐大的帝國。這個帝國就是包括感情 情操 道德等其他一切帶有顏色的思想體系。中國的這套思想體系就是孔子所提倡的儒學，歐洲的就是加在人們頭上的基督教。因為人類要生產還要與自然斗爭以外，還要有美好的生活，和浪漫的感情。而這種對美好生活浪漫感情的需求在原始社會是無法真正滿足的。在原始社會大概也只有宗教等在心靈上給予人們一定的安撫。儒學或者其他什麼民族神化了的思想，用這些思想體系來填補規范引導人們心靈上的對美好生活浪漫感情的空白。
從這一點說，中國的儒學相對於基督教 伊斯蘭教教其他的思想體系，還是比較人性化和徹底些。歐洲國家在很長的時間內所引起戰爭甚至的國際戰爭的事件，幾乎全和宗教有關。今天的伊拉克巴勒斯坦地區在古代，也是教派沖突多發地區之一。這種宗教教派信仰上的沖突往往是殘酷 血腥的戰爭。二戰中德國法西斯軍隊不也是殘忍的殺害了六百萬猶太人。正所謂壓迫剝削的越厲害，那麼反抗的也就越強烈越徹底。歐洲剝削壓迫的最厲害而那裡反抗斗爭的也最早 徹底。使得歐洲國家很早的就擺脫了這種宗教上的統治。走上了民主化道路。這種民主化道路實際上就是信仰自由，是對人性的解放。
而中國的這種反抗來的很晚。如果從洪秀全插起大旗算起到新中國成立，也不過一百年。這期間，尤其是從「五四運動」以後變化的最劇烈。邊面上是各種利益勢力的爭斗。我想實際上是舊有的思想體系在和新生的思想在斗爭碰撞。每一個新的事物在建立之處都會遇到這種情況，就是過度階段。思想體繫上的更迭必將引發基層物質上的重新再運動，利益上的再分配，角色的重新定位。所以說在這種時期戰爭災難是難以避免的。因為舊有保守的勢力不甘心退出歷史舞台出讓自己的利益，他們會想盡一切辦法來絞殺新生力量。
還必須看到的是，中國的這種反抗。我個人認為並不是反抗孔子所創立的儒學，而是反抗那些惡意扭曲篡改儒學，並強加到人們頭上的統治階級。應當承認孔子所提倡的「仁愛」是符合歷史潮流和人民大眾願望的。擁有強大無比的生命力和再生能力。我很自豪，因為兩千年前孔老夫子和老子就能夠運用唯物主義世界觀和唯物主義辯證法，來解釋和建立他們的學派。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同時也為華夏大地上的人民留下了一筆寶貴的財富。這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 獨一無二的。
儒學和中國的封建社會已經融為一體了。這一點又不同於、歐洲的封建社會和宗教。他們的社會可以擁有兩個權利中心，一個是封建國王，另一個是教皇和分封到各國的大主教。我以為封建社會應該有它自身的文化，這種文化更多的偏向於社會中各種利益及其關系。而教會文化則趨向於更上層的感情 道德，是有所側重的兩個不同的方面。我想我們人類社會就是這樣的，即感情是感情 而下層的文化也同樣具有他的位置和存在重要性。文化分為上下層。同時也反映出人出了滿足衣 食 住 行基本條件外，還要追求更好些的生活，還要有豐富的業余情調。歐洲社會能夠很早的擺脫開教會的統治和教會的殘酷壓榨有關系。中國的儒學不存在這種關系。因為儒學的核心思想就是「仁愛」並從一誕生就融入了社會制度里了。所以中國古代人們心靈是樸素的唯物主義，而歐洲各國壓在人民心靈上的是神化了的唯心主義世界觀。儒學有個特點是實事求是的，有很多思想是正確的。這也正是儒學的一大特點。但是也正是這個特點使得人們長期麻痹在儒學的框架內。生活的不滿足社會的黑暗往往是尋求新的皇帝朝代，很少有人去考慮實際上是儒學這一思想上的問題。而這種壓制麻痹同時也極大的打擊了資本主義的萌芽。
所以我說，儒學是被地主階級所利用，而儒學的核心思想還是正確的。出發點有了偏差，就是想通過國家統治階級來實現儒學所宣揚的思想：「富國 利民 富民」儒學的這種想「經世永用」的思想妄圖攀附統治階級來實現，所以中國經歷了兩千於年的封建社會，大小朝代不計其數，終不能以自身的力量來擺脫。這和溫和的儒學 裝扮成聖人 帶有折中思想是有關系的。
我說一下儒學的改造和再生問題。世界上有三大宗教：基督教 伊斯蘭教 佛教。據美國《教會研究國際報》顯示：在1993年三大宗教信徒佔世界人口總人數的57。7%。從這個數字來看宗教依然是有很多信徒的。基督教信奉耶穌為救世主。佛教的創始人喬達摩。西達多在領悟到：諸行無常 諸法無我 之後有悟出 苦 集 滅 道 四諦。伊斯蘭教的創始人是穆罕穆得，教義是眾信士皆兄弟。總結一下三大宗教的共同特點之一就是鼓勵宣揚信徒放棄邪惡，做善事得善終。並能夠得到神的祝福保佑。佛教還有一個特點是人在修行得道後可以生入天堂做神。現在宗教已經失去了猙獰和血腥，變為真正意義上的祝福和心理安慰。實際上翻開宗教課本看看，課本里並沒有血腥的味道，是良好的靜化人心靈的課本。所不同的是在過去，一部分教會中人想利用宗教來實現自己或者是其他什麼私慾吧了！我想我們的寶貝儒學和這種情況差別不是太大。是可以改造和再生的 。
『陸』 如何評價儒學的歷史地位
《如何評價儒學的歷史地位》作者：劉夢溪 載於光明日報
百年中國，再沒有其他學說像儒家思想這樣，經歷了如此長時間的反復跌宕和嚴峻拷問。
蔡元培先生是何等樣人，中國現代教育泰斗的稱
謂，他比任何人都當之無愧。但他不贊成讀經，致使被請來與之共襄民國初立之教部的馬一浮離他而去。當然不傷友情，十五年後蔡先生出掌北京大學，又禮聘馬先
生擔任文科學長。馬先生的回復是：「禮有來學，未聞往教。」以古禮婉拒。於是改聘陳獨秀為文科學長，又請來胡適之執教文科講堂。
讀經和反對讀經，成為當時學界和輿論界爭吵不休的一樁公案。反對者顯然占上風，連魯迅也站出來發聲，批評提倡讀經者即使是真正的老實人也不過是「笨牛」而已。
文革十年，不僅作為傳統社會大傳統的儒家思想成為眾矢之的，民間文化和民間信仰所呈現的文化的小傳統也被冠以「四舊」之名，必欲清除掃盡而快之。
改革開放後中國撥亂反正，重新起航，把歷史還給歷史成為思想學術界的共同呼聲。孔子由被幼童也參與唾罵的斯文掃地變而為正常的文化古人。
但儒學重啟，則是近十年的事情。上世紀八十年代雖經識者推動，但收效甚微。九十年代深入研究人文學術的風氣開始出現，公正評價儒家學說、重估孔子歷史地
位的論著受到關注。但由於所經歷的「毀聖棄知」的時間實在太長，難免積非成是，改變世人乃至學界部分人士的成見尚需時日。馬一浮先生曾經擬過一副聯語：
「魯國多譏儒及戲，秦人惟以吏為師。」誠然是借古典來嘲諷世情，但如果將孔子的家鄉和儒家思想的故鄉等量齊觀，則儒家思想在百年中國的遭遇，就不僅僅是以
之為戲了。
所以如此的緣由，也有對儒家學說本身存在諸多誤讀不無關系。我覺得有三個與儒學直接相關的問題，需要予以澄清，在此基礎上才有可能正確評價孔子和儒學的歷史地位。
第一個問題，需要明了在儒學產生之初，即春秋戰國時期，儒家只是諸子百家中的一家，其影響比之墨家或猶有未及。所以孟子頗為焦慮地說：「聖王不作，諸侯
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孟子·滕文公下》）他因此想起而矯正此種「仁義充塞」的時代風氣，欲以承繼虞舜、
周公、孔子的聖道為己任。
第二個問題，漢代中期漢武帝聽從大儒董仲舒的建言，實施「獨尊儒術，罷黜百家」的政策，使儒學的地位驟然提
升，成為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但儒學以外的學說仍有存在空間。東漢佛教的傳入和道教的興起，即為明證。而到魏晉南北朝時期，釋、道、玄之風大熾，其思想所
宗更非只有儒學一家。隋唐佛教發展的勢頭，亦不在儒學之下。但如果認為隋唐時期的思想主潮是佛而非儒，輕忽儒家的地位，又有誤讀古人之嫌。直承鄭康成而撰
《五經正義》的孔穎達，即是當時繼往開來的儒學健將。明清以還，儒學的地位日趨穩固，但佛、道兩家在民間社會的影響也開始定式成型。
第
三個問題，儒家思想在宋代呈現變易之勢。二程和朱子等宋代大儒，誠然是承繼了先秦以孔子、孟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但朱子的理學實為思想大匯流的產物，道家
和道教的思想，佛教特別是禪宗的思想，一起參與進來成為理學的助發資源。「三教合一」在學理上得到論證，肇始於唐，而宋代實為集大成，此即陳寅恪先生所謂
「新儒家之舊途徑」是也。
我提出上述三個問題，是想證明儒家是具有包容性的學說。儒家的包容性，反映了中華文化的包容性。而儒家所以具
有包容性，在於儒家不是宗教。陳寅恪先生對此十分肯定：「中國自來號稱儒釋道三教，其實儒家非真正之宗教，決不能與釋道二家並論。」（陳寅恪《金明館叢稿
二編》，三聯書店版，第219頁）儒家也重「教」，那是「子以四教」的教，「有教無類」的教，「教化」的教，而非宗教的教。
儒家思想作
為中華文化大傳統的代表，處在不斷地被檢討和重新詮釋之中。經過檢討、詮釋，便有增加、有變易、有更化。儒家由先秦而宋，已經是在增加、變易和更化了。明
代心學出，是又一更化。王陽明的學理初衷，本在減少（他認為朱子增加的未免過多），但陽明心學很快被邊緣化，可以為後學所宗，卻無法成為社會的主導思潮。
學者有「制度化儒學」之稱，這在唐宋以前並不明顯，主要是明清兩朝，伴之以科舉命題以「四書」取義，儒學不僅制度化，而且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方面影
響尤為深鉅，因此其存在形態難免因固化而僵化。儒學在晚清社會從傳統到現代的「大變局」中出現危機，實與儒學在明清的固化與僵化直接相關。所謂危機，恰好
是「制度化儒學」的危機，而非先秦孔子和孟子原初思想學說的危機。
這里涉及到儒家思想的「變」與不變的問題。變易與更化給儒家學說帶來了活力。但儒家精神亦有不變的一面。這讓我想起《易》有「三易」，即不易、簡
易、變易。儒家原初思想的「簡易」，有《論語》可證。孔子深知該說什麼和不該說什麼。所以出語至簡，有時至於說「予欲無言」。理由是：「天何言哉？四時行
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陽貨》）所不變者，是為儒家的理性精神和「六藝」經典的核心價值。
「六藝」後稱「六經」，有的或
為孔子所作，有的是前於孔子而為孔子所刪訂的典籍文本。孔子思想與「六經」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關系，《論語》即可視作「六經」的簡易讀本，只不過表達方式
已化作日用常行。馬一浮不稱「六經」而稱「六藝」，是沿用典籍的初稱。孔門之教，分技能訓練和典籍傳習兩大類。技能則禮、樂、射、御、術、數，此處之
「禮」，為「執禮」，類似禮儀程序的排演，「樂」則詠歌誦唱，不學無以為能。典籍傳習則《詩》《書》《禮》《樂》《易》《春秋》，以為傳道之本。兩者都稱
「六藝」而型態不同。
馬一浮所述論之「六藝」，自是後者，故他說：「此是孔子之教，吾國二千餘年來普遍承認一切學術之原皆出於此，其餘
都是六藝之支流。」（《泰和會語》）馬一浮的發明處，是將「六藝」和諸子、四部區隔開來，稱「六經」為中國文化最高的特殊的文化形態。而熊十力則標稱，
「六經」是中國人做人和立國的基本依據。這樣，「六藝」即「六經」在中國的思想文化系統中，便有了至高無上的地位，不僅諸子、四部無以取代，與現代學術的
文、史、哲科分亦不相重合。
「六經」的形上意義在於它的系統的價值倫理，也就是馬一浮所說的「六藝之道」。唐宋儒所致力的「傳道」，所
傳者即為「六藝之道」，也就是「六經」的價值倫理。近年我從《易經》《禮記》《孝經》，以及孔子、孟子的著作中，抽繹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價值理念，包括誠
信、愛敬、忠恕、知恥、和而不同等，經過分梳論證，我認為它們是幾千年以還一直傳下來的，可以稱之為中華文化的永恆的價值理念，同時也是具有普遍意義的價
值理念。不僅適用於傳統社會，也適用於當今的社會；不僅適用於中國人，也可以適用於全世界的人。此正如康德所說，道德理性具有絕對價值。
「六經」義理內涵所呈現的，就是中華文化的具有絕對意義的道德理性，永遠不會過時。《易經》乾卦的《文言》引孔子的話說：「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
誠，所以居業也。」現代人的人生選擇雖然更趨豐富，但其大道要旨，亦無非進德與居業二事。因此忠信和立誠便成為每一個人都需要具備的道德理性，甚至可以說
是取得成功的前提條件。
論者有謂傳統文化需要現代的轉化，其實就道德理性的建構而言，「六經」的價值倫理進入現代人的精神血脈，自是順理成章之事。可惜百年以來的現代教育變成了單純的知識教育，忽略了「傳道」的內容，致使一千二百年前的韓愈之嘆繼續成為我們的今日之嘆。
雖然，古與今宜有別也，禮俗政俗亦因地而異。但正如孟子所說：「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所以如是，蓋由
於人之心或曰人的心理，有理之「所同然者」（《告子上》）。故孟子又雲：「先聖後聖，其揆一也。」（《離婁下》）而近世大儒錢鍾書先生則說：「東海西海，
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中華文化的最典範的價值倫理具有永恆性和普遍性，正不足為怪。
『柒』 儒家思想的歷史地位
地位
儒家是孔子創立的一個思想學派。儒家學派綿延兩千多年，他的學說一直是中國封建社 會的官方思想，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幹。在我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儒家學說一直處於正統地位，被視為儒家經典「十三經」的《周易》、《尚書》、 《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氏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論語》、《孟子》、 《孝經》、《爾雅》等書中確立的儒家學說,滲透到整個社會各個領域，成為其思想文化的主導思想。
儒家學說經歷代統治者的推崇，以及孔子後學的傳承和發展，使其對中國文化的發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捌』 如何評價儒家思想在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地位和作用
在我國古代思想文化中，「道」是個廣泛使用的概念。從文與道的關系看，道就是文的思想內容。由於儒家思想在封建社會中占統治地位，道和儒家思想往往有著密切聯系。但儒家思想不僅不能概括文的一切內容，還和文存在著尖銳的矛盾。這就形成古代文學發展中錯綜復雜的情形：有內容和形式的矛盾，有儒家思想和所謂「異端」思想的矛盾，有儒家思想和文辭采飾的矛盾，更有儒家思想和文學藝術的矛盾等等。本文只圖通過對文與道的發展輪廓的清理，考察儒家思想在古代文學發展中所起的作用，所以，側重於探討古代儒家思想和文學藝術的矛盾統一問題，與向來論文與道者略異。
一、漢魏六朝期間文與道的斗爭
在《詩經》、《楚辭》之後，兩漢經濟文化空前發達的土壤，是應該開出繁盛的藝術之花的；《詩經》、《楚辭》的優良傳統，是應有進一步發揚的。但事實完全相反。張溥的《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兩漢只收十九家；丁福保輯《全漢三國魏晉南北朝詩》五十四卷，兩漢僅得五卷。這個簡單的數字是能說明問題的。兩漢繁榮統一的四百多年，遠不如魏晉南北朝戰亂分裂的三百多年。這是什麼原因呢？
漢初統治者，把東方朔、枚皋等辭賦家當做「俳優畜之」，枚乘也意識到自己「見視如倡」，而揚雄的「壯夫不為」，就是很可理解的了。漢代文人不受重視，這是事實，但還不是兩漢文學不發達的主要原因。《漢書·儒林傳贊》說：
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
年，傳業者＠⑴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蓋祿利
之路然也。這段話講到三個問題：第一，漢代儒風之盛與「祿利之路」有關。這說明漢代統治者需要儒家思想和眾多的儒生為加強封建統治服務。第二，正因統治者的需要和提倡，於是有「大師眾至千餘人」涌現出來。千餘人似不算太多，但圍繞每一大師，都有成千上萬的門徒。《後漢書·儒林傳序》提到質帝之後：「游學增盛至三萬餘生」。這只是在京師的游學生，各郡國學，特別是各地名儒的私學，其受業生徒，成千上萬的還很多。如東漢張興、牟長、蔡玄等，其著錄都在萬人以上。所以，從全國來看，儒生的數字是很不小的。第三，如此眾多的儒生，成天乾的就是解說儒經。「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在當時是並不奇怪的。桓譚《新論》中講到，有的人說《堯典》，僅篇目二字說至十餘萬言，講「曰若稽古」四字就是三萬言（見《漢書·藝文志》注引）。這種煩瑣的經學，使不少人「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漢書·藝文志》）；有的以畢生精力而不能通一經；有的則累死燭下，以身殉經（見《論衡·效力》）。儒生既如此多，又不可能有餘力以為文，這就是漢代文學不繁榮的原因之一。
《後漢書》專辟《文苑傳》，使文人有了自己的歷史地位。但這是南朝人才有的觀點。班固《漢書》則只有《儒林傳》而無《文苑傳》。是不是西漢無文人呢？不，漢代辭賦家主要還在西漢。班固的做法正代表了漢儒的共同觀點：不承認有獨立於儒林之外的文人。漢儒心目中只有一個「經」字。《詩經》是經，在漢代就享有崇高的地位。有人認為《離騷》是「依tuō＠⑵五經以立義」（王逸《楚辭章句序》），也奉為《離騷經》，於是有《離騷傳》、《離騷章句》之類出現，和五經享受同等待遇。漢賦在當時更難有它的地位。班固自己是辭賦家，便說：「賦者，古詩之流也。」（《兩都賦序》）因為詩的身價高，根子硬，和詩拉上關系，賦就有了立足之地。但無論漢人對《詩經》、《楚辭》或漢賦，都不是從文的角度，而是從道的角度來較短論長的。其論賦：「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班固《漢書·司馬相如傳贊》）如果「競為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漢書·藝文志》），那就毫無可取了。肯定或否定，都從有無「風諭之義」著眼。其論騷：正如劉勰所說：劉安等「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無論漢人肯定其「依經立義」，還是批評其「非經義所載」（《文心雕龍·辨騷》），都是以儒家之道為准繩。《詩經》在漢代是最榮幸了，但卻最倒霉。既尊之為經，則按經以「傳」之，按經以「章句」之；經則經矣，那些生動形象的詩歌，卻成了經學大師們微言大義的殉葬品。這是漢代文學不繁榮的又一原因。
這樣，煩瑣的章句之學，在「祿利之路」上緊緊束縛住眾多儒生的思想；一家獨尊的儒術，力圖把一切文章詩賦納入儒學的軌道。在這種空氣下，文學的發展不能不受到窒息。
如果按照漢儒的路子走下去，文是不能獨立發展而「蔚為大國」的，最多隻能成為經學的附庸。但從漢末開始，煩瑣的經學走上了物極必反的道路。到三國時期，飽經亂離的文人，便「競以儒家為迂闊，不周世用」了（杜畿《議考課疏》）。魚豢《魏略》具體記錄了從漢末到正始時期儒學的衰落情況：
從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懷苟且，綱紀既衰，儒道尤甚。
至黃初元年之後，新主乃復……而諸博士率皆粗疏，無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
役，竟無能習學，冬來春去，歲歲如是。……（正始中）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
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多皆相從飽食而退。（《三國志·王肅傳》注引）儒道之衰，這時形成一落千丈之勢。從經學博士們的「率皆粗疏」，到滿朝公卿只能天天「飽食而退」，說明數十年間的巨大變化。操筆能文的尚且寥寥無幾，又還有多少人去講道說經？《魏略》所載，或有誇大，但漢末以來儒風之衰確是事實。戰亂頻繁的現實，不容人們再去搬弄儒家那套「不周世用」的教條，統治者也無心加以提倡了。這種情形，直到南朝仍是如此：《南史·儒林傳序》稱「宋、齊國學，時或開置……蓋取文具而已」，就是很好的說明。
漢末以來，儒家者流既如此狼狽，自顧不暇，當然就無力過問文學的事了。而文學一旦脫離儒學的羈縻，就如脫韁之馬，自由馳騁起來，為我國文學史揭開了新的一頁。「自曹氏膺命，主愛雕蟲，家棄章句。」（《宋書·臧燾傳論》）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學，就是這樣開始的。所謂「家棄章句」，就是當時文士，普遍拋棄經學而從事文學，於是出現了建安文學的盛況：
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郁為文棟；劉楨、王粲，為
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
（鍾嶸《詩品序》）建安文學的出現，「主愛雕蟲」多少有一些作用，但主要還是「世積亂離」的現實和「家棄章句」的思想風氣。社會現實是基礎，但不砸碎儒家思想的桎梏，彬彬之盛的鄴下文學集團就不能形成，長期為後人追仰的「建安風骨」就不能產生。魯迅說這個時期才開始了「為藝術而藝術」的時代。「為藝術而藝術」，是借指建安文學開創了純文學的新時期。純文學，就是擺脫經學附庸地位而獨立的文學。這樣，建安文學才能成為中國文學史上一個重要的時期。
建安文學打開局面之後，魏晉南北朝期間的文壇，就不再象兩漢那樣沉寂了。上至帝王，下至「才能勝衣，甫就小學」的五尺之童，也「必甘心而馳騖焉」。特別是那般膏腴子弟，世族文人，更是「終朝點綴，分夜呻吟」（《詩品序》），競以為榮。此時文風，可謂盛矣。伴隨而來的，是形式主義的出現。在詩文創作走上純文學道路之後，加之當時好文成風，對詩文的藝術技巧、表現形式有所講究，這本來是正常現象，六朝人在藝術形式上也確有其歷史的貢獻。在文學創作失去儒家思想的約束之後，偏於形式而忽於內容也是很自然的事。問題在於，在這個趨勢的發展過程中，六朝腐朽的世族地主插手進來了。他們生活腐化，思想空虛，這就必然為文學發展帶來不健康的因素。特別是南朝，多數帝王都愛好文學，他們把持文壇，使文學成為其享樂腐化的工具。在他們的影響下，文學不僅更趨於形式主義、唯美主義，而且荒淫腐朽，反動頹廢的東西大量出現，梁陳時的宮體詩，更寫下了文學史上極不光採的一頁。
當六朝形式主義發展到相當嚴重的時候，起而與之斗爭的，北朝有蘇綽、顏之推，南朝有劉勰、裴子野和鍾嶸等。他們和形式主義進行斗爭的思想武器就是儒家思想。如裴子野在《雕蟲論》中所批評的：
自是閭閆年少，貴游總角，罔不擯落六藝，吟詠情性。學者以博依為急務
，謂章句為專魯。淫文破典，斐爾為功，無被於管弦，非止乎禮義。……荀卿
有言：「亂代之徵，文章匿而采。」斯豈近之乎！對形式主義的批判很激烈。但論者完全站在儒家的立場，反對拋棄六經而吟詠情性，不同意放棄章句去寫詩文。這當然是偏激之論。漢人重道輕文，六朝人重文輕道，用儒家之道糾六朝之弊是對的，但不能復其章句。否定之否定是歷史發展的規律之一，它不是反復循環，而是逐步前進。如按裴氏主張，就會形成倒退。又如蘇綽，更仿《尚書》而作《大誥》，主張「一乎三代之彝典，歸於道德仁義。」這就更是糾枉過正了。
以上史實展示了這樣一個基本情形：儒學的惡性膨脹扼殺了文學的發展，當文學擺脫儒學而獨立發展之後，很快走上了形式主義的道路。形式主義的反對者重新搬出儒家思想，勢欲恢復漢代經學，遏止文學的獨立發展。由此可見，文和道的斗爭是相當激烈的。
二、劉勰的文道並重論
當時能比較正確處理文道關系的是劉勰。
就《文心雕龍》看，劉勰的文學思想無疑是儒家思想。《序志》篇說他早在七歲時，就曾在夢中見到孔子，可見他從小就深受儒家思想的薰陶。到了三十來歲，又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並以此為莫大榮幸。他之所以要寫《文心雕龍》，就是認為：「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綉＠⑶shuì＠⑷，離本彌甚，將遂訛濫，……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很明顯，他是企圖用儒家思想來挽救當時浮詭訛濫的文風。由於當時文學創作「離本彌甚」，因此，他提出「正末歸本」的主張，所以要「征聖」、「宗經」。
這里出現一個問題：劉勰尊儒的觀點和漢儒基本一致，他怎能正確處理文與道的關系而不致倒退呢？
劉勰論文，文質並重的特點是明顯的。他可從儒家經典中找出很多根據，提出一條為文的金科玉律：「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征聖》）。這和他宗儒的觀點還不會有什麼距離。但在他強調文的時候，雖也往往抹上一層儒家色采，和儒家的傳統觀點卻很難吻合。如說：「聖賢書辭，總稱文章，非采而何？」（《情采》）哪一位「聖賢」曾把自己的著作「總稱文章」而顯示其「非采而何」呢？這完全是劉勰把自己的主張強加給「聖賢」的。又如：「造化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為用，事不孤立。」（《麗辭》）照這種理論，不僅寫駢文是天經地義的，而且詩文都非用駢儷不可，否則便是「夔之一足，＠⑸踔而行也。」又如論《誇飾》也是如此：「自天地以降，豫入聲貌，文辭所被，誇飾恆存。」這類論述，《文心雕龍》下篇中甚多，完全是文學藝術家的觀點，和儒家的傳統思想是大相徑庭的。劉勰雖以儒家思想來反對形式主義，但如上面所舉，也有為形式主義張目的作用。
劉勰重文，不可能是從儒家經典中孕育出來的。儒家雖也有「言之無文，行而不遠」之類說法，但更多更主要的是強調德行教化；否則就不會有長期存在的文與道的矛盾了。劉勰對文學藝術的特點有一定的認識，可能有兩種原因：一是他對古來大量文學作品的總結，一是六朝文風對他的影響。但是，對於一個捲入時代潮流的詩人來說，受到時風的影響是不足為奇的，劉勰不僅不是詩人，而且是打算獻身於章句之學的佛徒。他是抱著「敷贊聖旨」的目的來寫《文心雕龍》的。那末，他為什麼會如此重文，以大量篇幅詳論種種形式技巧呢？
劉勰在這個問題上面臨三種相互交織的矛盾：除文與道的矛盾外，還有既重文又反形式主義的矛盾和儒與佛的矛盾。主文和反形式主義的矛盾比較明顯，不必多說。儒與佛的矛盾在《文心雕龍》中雖不佔重要地位，但和文與道的矛盾有關，有必要加以揭示。《文心雕龍》雖然成書在劉勰正式出家之前，但他終其生一直是個佛教徒，這是眾所周知的。《梁書·本傳》說劉勰年輕時便「依沙門僧佑，與之居處積十餘年」之久，因而「博通經論」，「為文長於佛理」。這說明佛教思想對劉勰的影響是很深的。還應看到，劉勰最後出家，並非仕途失意。他出家前在東宮通事舍人任上，「昭明太子好文學，深愛接之」，處境是很不錯的。劉勰堅決出家，只能說明他對佛教信仰之深篤。可見，儒與佛在劉勰思想中都有重要位置，注意到這點，對我們研究其如何解決文與道的矛盾，可能是有幫助的。
『玖』 如何看待儒家思想在傳統文化中的地位
一、儒學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作用
儒家學說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組成部分，或曰中華主流文化，是凝成中國民族精神的主流，是東亞文明的精神內核。「察業識某如佛，觀事變莫若道，而知性盡性，開價值之源，樹價值之主體莫若儒。」 儒學的這種地位是歷史形成的，在兩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創立儒家學說，不是憑空創造的，而是在社會的大動亂中通過對三代流傳下來的中國傳統文化遺產進行反思，認真清理和重新加以詮釋而形成的思想學說體系。孔子提倡「信而好古」和「好古敏以求之」，使儒學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成為中國原典的保存者和當時中國傳統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非常注重實地考察，堅持「察知徵信」與「因革損益」的原則，使儒學又具備審慎的因時制變的品格，在中國處在第一次社會形態大變革的時代，儒學應運而生，突出了中華傳統文化需要保存、延續和發展的歷史必然。
儒學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文化，只能在超越了單一民族觀念和思想體系時才能存在。他一方面提倡「夷夏之防」，十分注重激勵民族精神與愛國主義，同時又以「近者悅，遠者來」和「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博大胸懷，倡導民族和睦，友好相處，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與鞏固起了凝聚作用，因此儒學長期以來是中華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儒學不是宗教卻能取代宗教」，堅持的是一種對儒學的信仰和依賴。儒學提倡德化社會、德化人生的思想對中國人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成為華人世界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礎。直至今日，儒家文化仍具有一種積存深厚的民族文化認同的凝聚力，起著中華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的重大作用。正是由於儒學避免了狹隘民族性的特點，為它走向世界，形成東亞儒家文化圈奠定了基礎。
在先秦，處於私學地位的原典儒學，為它的長遠發展奠了基。漢武帝「獨尊儒術」，儒學始成為官學，兩漢時基本完成了對先秦以來道、墨、名、法、陰陽之學的綜合吸收，擴大了學術包容的范圍而成為文化的宗主。雖兩千餘年其形成屢經變換，但總的方向是強化封建統治意識。
總之，儒家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主體地位，決定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趨勢，並且時刻影響著中國人的精神與道德取向，成為中國人的信仰。 二、中國傳統文化精神在儒學中的體現
中國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在中國古代社會形成並發展起來的比較穩定的文化形態，是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是中華民族的歷史遺產在現實生活中的展現，這個思想體系蘊涵著豐富的文化科學精神，這種科學精神又是通過儒學之要義體現的，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中國傳統文化是凝聚之學。中國傳統文化是內部凝結力的文化，這種文化的精神是注重和諧，把個人與他人、個人與群體、人與自然有機的聯系起來，形成一種文化關系。這有助於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中華民族自古以來便是以和諧民族的性格、精神而影響和傳承的，而現代社會綜合國力的構成中，民族凝聚力作為國家的軟實力，為社會發展、改革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我們中華民族是宗族融合而形成的，融合於中華民族的宗族，歷代都有增加，但融合的動力是中國悠久的傳統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合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中國全體國民都有他「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崇高倫理觀念，與博大的仁愛精神，共同構建和諧之社會。儒學對中國社會之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理性和諧社會的形成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可以說，儒家文化是體現中國傳統文化中這種凝聚之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儒學文化中的和諧意識包涵天人關系的和諧與人際關系的和諧。關於人際關系的和諧，儒家提倡「中庸」，即「和而不同」和「過猶不及」，實質是強調矛盾的統一與均衡，強調通過事物之變的把握以獲得人際關系的和諧，避免和克服人與人，人與社會乃至國家、民族之間的對立和沖突。這充分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凝聚之學的科學精神。
2.中國傳統文化是兼容之學。中國傳統文化並不是一個封閉的系統。盡管中國古代對外交往受到限制，它還是以開放的姿態，實現對外兼容，這正是依靠儒學「和而不同」的精神而實現的。儒學在保持其學統傳承的同時，總以「和而不同」的精神，以我為主地匯通、吸收和融合外來文化的優秀成果。儒家文化對外來文化的強大吸收能力和它強大的同化能力是相輔相成的，更加出色的承載了中國傳統文化兼容之精神。
3.中國傳統文化是經世致用之學。文化的本質特徵是促進自然、社會的人文之化，中國傳統文化突出儒家經世致用的學風，它以究天人之際為出發點，落腳點是修身、治國、平天下，力求在現實社會中實現其價值，經世致用是文化科學的基本精神，儒家學說則更是這種精神的體現者和傳播者。
三、中國傳統文化中「以儒治世」
「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明白地道出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儒家文化的這種特殊的社會功用。在長達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社會里，儒家思想一直在官方意識形態領域占據著正統地位，對中國官學文化發生著廣泛而深刻的影響。「以儒學為核心的中國傳統社會充滿了亞普羅式的精神，是個按生態循環及繼續下去的社會，繼承的是老祖宗的傳統，還要代代傳下去」。傳統就是權威，滿足於守，追求靜，害怕變。
自儒學被漢武帝君臣定為正統正宗以後，以地主經濟為基礎，土地得相當自由買賣，農民得相當自由轉動，而原本不能造成世卿世官那樣的貴族身份的社會，卻藉著知識的統制和長期獨占，而無形中幫同把士大夫的身份更加的特殊化或貴族化了。
「以儒治世」，中國傳統文化更加牢靠的在政治中得以發揮。「文化是物質設備和各種知識的結合體，人使用設備和知識以便生存，為了一定目的，人要改變文化」，師儒和政權的關系，在中國封建士大夫身上，得到了極其充分的體現，而「以儒治世」是歷代統治者及傳統士大夫所選擇的，「一個時代的思想家，他們的言行能被社會所接受，主要是因為他們反映了社會上的一般觀點，他們不過是把已經客觀的社會事實所造成的觀點，用比較明白和肯定的言行表達出來。」從孔孟到西漢董仲舒「君權神授」到魏晉以竹林七賢為代表的玄學到唐韓愈的天命論到宋朱熹的理學到王陽明的心學到明清各種儒學思想見解，都體現了把儒學進行合理改造，從而為統治階級所利用，以達到「治世」，維護統治的目的。 以儒學為主流的中國傳統文化，能夠經歷五千年的發展而沒有中斷的原因就在於其核心價值具有先進文化特性，在於其人性化、人情化傾向所具有的穿透力和生命力，在於它所具有的永恆的普世價值，相信在世人共同的努力下，儒學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將會在未來閃耀出更加燦爛的希望之光、和諧之光、精神之光。
四、總結
中國傳統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主題，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組成部分，兩者是血與水、源與流的關系。「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總得說來，就是究天人之際，明修身之道，述治國方略，求天下為公，最終實現天人和諧的境界。儒學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中國傳統文化精神通過儒學體現，在悠久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了優秀的儒家文化價值理念，「以儒治世「被歷代統治者所推崇，現實的需要，促使人們對中國傳統文化做出價值選擇，用歷史的眼光和時代的精神去更好的保留、弘揚和傳承優秀的中國文化遺產，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為中國之未來而奮斗
『拾』 儒家思想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占據著極其重要的地位，閱讀下列材料： 結合所學知識回答問題： &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