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從歷史角度回答李約瑟難題

⑴ 李約瑟難題怎麼來解答

有人把科學歸結為兩類：一是以近現代科學，尤其是以物理學為典範，從科學的內在結構出發，強調科學是由概念、定理、定律的組成的關於自然界的嚴密的理論體系；其二是從人對自然界的認識和實踐活動出發，認為科學是人的「一種特殊的思想和行為」，是「理性思維在經驗目的上的應用」，並認為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的社會中，人們實現這種思想和行為的方式和程度」是不同的，即科學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的社會中有不同的形式。
關於這兩種認識中，顯然第二種更符合我們現在對於科學的理解。但在本文的討論中，我們討論的應當是第一種，即所謂的近代科學。
近代科學主要是自然科學，自然科學的主要特徵是用數學抽象地描繪自然規律，同時面對自然能夠創造出相適應的抽象數學。那麼對於我們的描繪是否准確，我們採取的是實驗的方法。所以自然科學大部分都屬於實驗科學。
要討論李約瑟問題，就必須拿中國的文明傳統來和西方的文明傳統作一個比較，同時這個比較應該是多方位的。有人只比較東西方的思維方式，顯然過於片面和簡單了。說到底，科學雖然和人的思維方式有著很大的關系，但要形成一種科學文化，並隸屬與文化，那就離不開關於該文化產生的地理，歷史，經濟，政治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約。馬克思講，文化是特定社會歷史條件下，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總和。如果科學不能形成一種文化來傳播，那它絕不會有科技革命。只有把近代科學當成一種文化來研究，我們的認識才能更全面一些。
有人提出了對李約瑟難題的兩個方向的理解：一種是以研究歐洲近代科學的產生為主體；一種是以研究中國古代科學的沒落為主體。
我們既然已經把近代科學歸結為一種文化來討論，那麼我們首先來從第一種方向進行理解。
這裡面主要有兩點引起我的注意：首先，歐洲的宗教改革進一步解禁了封建主義對科學探索的禁錮，哥白尼式的命運得到了解放；其次，文藝復興拿來了本非歐洲的古希臘文明，而古希臘文明中有著早期的科學哲學思想。
歐洲本來就是世俗政權和教皇政權並存的專制制度，宗教改革對於封建專制的進一步解禁使得像古希臘先哲那樣網路全書式的人物有了更大的研究和教學空間，而崇尚自由，同時又有著自然崇拜的西方思想自然而然地將探索文化的重心轉移到了科學領域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隨著新航路的開辟，和城鎮商業文化的興起，對於技術的需求越來越迫切，為科技文化的興起提供了廣泛的價值基礎並推動了它的發展。
同樣，文藝復興借鑒來的古希臘文明的科學哲學傳統也在很大程度上是與當時的社會環境是相適應的。古希臘的先哲們既是哲學家又是科學家和工匠，正是這樣一種科學與社會、科學家與工匠的結合，促進了西方科技文明的興盛。
也許正是因為歐洲沒有太多經典的本土文化，所以它對於外來文化顯得更容易適應，古希臘的科哲文明在他們手重顯得更加務實。
盡管文藝復興使歐洲的哲學後來有了形而上的風氣，可它畢竟成就了歐洲偉大的科學文明，從而帶動了歐洲的整個物質文明。從這個角度來講，文藝復興對於歐洲來講是功不可沒的。
但從探討歐洲科技革命的發生是說明不了問題的。如果說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那麼我們就沒有必要去問為什麼了。要想更深的理解李約瑟難題，關於中國的古代科技文明的沒落就成了必須，因為只有通過比較，我們才能更深的理解近代科學文化的生長環境。網上有評論說探討李約瑟問題實際上是沒有價值的，我認為恰恰相反，只有我們更深刻的理解了近代科學文化的環境屬性，我們才能更深地理解被我們已經改造了的現代科學文化，才能更有效地發揮它的價值。這都是我們現在必需的。
現在沿第二種方向來走。席文說：「中國（過去）有各種『科學』，而沒有『科學』」，因為這句話而遭到了很多人的批判。中國過去的確沒有像在歐洲那樣形成著整合與資產階級革命同步發生的可革命，可既然討論的是古代哲學，就絕不能以現在的標准來看待過去對自然知識的認識。中國過去有在過去可以稱為科學的科學，那它就是有科學的。
中國古代雖然有科學，但中國的古代科學是和古希臘的哲學科學是有很大區別的。這涉及到文化傳統的一些問題，中國的文化傳統是圖紋崇拜和祖先崇拜，而西方是圖形崇拜和自然崇拜。所以西方的文化很大程度上是解決人與自然的關系，要支配人去探索自然；而東方的文化很大程度是要進行對祖先之法的理解，要為比西方強大得多的封建專制服務。中國盡管有科學，但長期受封建專制的影響，很難得到充分發展，所以，中國的科學都是些工匠科學。
關於中國封建社會科學的阻礙主要有兩個：一是從孔子開始的教學平民化過程中，由於封建專制的束縛，平民文化將科學的探索認為是末學；而把適合封建專制的「君臣，父子，夫妻」等倫理綱常的儒學作為顯學。因為儒學的核心思想是「仁」，強調的封建等級關系並論證這種關系的神聖性和合理性的。這在意識上抑制了科學的發展。
二是教學傳統的沿襲抑制了科學的發展。科學的發展最基本的一個要求就是要交流，而中國最可能產生科學種子的工匠們沒有這樣一種適應科學產生的傳統體制。古希臘的科學可以由學堂里進行師承，而中國的工匠們還沒有這樣的條件來廣泛地把自己的科學思想進行傳播。我們的工匠師傅們有了研究成果，就會把它當秘方一樣供起來，而不可能把它用與廣泛的交流。這在某種程度上是由於中國的小農經濟所造成的，而與我們不同的西方城鎮文明裡，他們的意識要比我們開放的多，他們明白交流能給自己帶來更多的好處。我們明白交流好處的都是士大夫，而士大夫又是忌諱搞科學的；工匠明白科學的好處，可又忌諱交流。這也是一大阻礙。
對於我們科技文明的沒落，單從東西方思維方式不同的影響是過於片面了，可在長期的封建文化的影響下，我們與西方的思維方式的不同確實也在某種程度上造就了我們科技文明的沒落。
我們從孔子開始就講的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目的在某種程度上阻斷了我們對於自然的一種探索意識。同時，我們沒有自己的宗教，長期受著空前強大的封建專制集權的統治，又由於我們的農業文明、小農經濟，我們已經習慣了在自己的家耕自己的田，向來都把穩定和秩序作為最低底限。保守最後植入了我們的民族個性。最後造成了我們對於人事的理解往往都是靠經驗靠感覺進行處理的，對於自己的生活我們都習慣了按照傳統去執行，成了「禮性社會」。而相反，西方的封建時代比我們要短，同時由於宗教的作用，他們的封建禁錮比我們要少，同時他們的文化有著追求終極理性的傳統，所以在15~17世紀封建時代接近尾聲時，他們的思想比起我們要自由得多，一個宗教改革，一個文藝復興，他們就能夠蘇醒。而我們經歷了很多的歷史變遷，又經歷了批孔倡新的五四革命，我們都沒能完全蘇醒過來。我們又遭受了十年的偏左的浩劫，直到今天，我們用自己的傳統文化的優勢改造了近現代科學，並廣泛地引進了西方的文化，同時基本上建立了相對民主的社會體制，我們才有所好轉。但盡管這樣，我們與西方相比還是顯得不夠開放。而這些文化形態的不同始終都是與長期文明體制的不同有著莫大的關系。
也許是由於歐洲本來就能夠用於否定的文化不夠強大，所以它很容易就完成了否定，並用復興的方式完成了否定之否定，得到了發展。而我們可能是自己的文化過於強大，很難否定，但是由於我們的基數要比他們大，等到我們完成了否定之否定，我們就一定比他們的發展更扎實，更能產生出適合我們發展的大文化。所謂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⑵ 什麼是李約瑟難題,怎樣解答它

李約瑟難題，由英國學者李約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提出，他在其編著的15卷《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正式提出此問題，其主題是：「盡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1976年，美國經濟學家肯尼思·博爾丁稱之為李約瑟難題。

解答：

從文化競爭模型給出另一個解答：中國小農經濟的資源限制和保守傾向，阻礙了勞動分工和科學文化的多樣發展。中國以前人多地少，卻認為人口少，所以各個王朝建立的一個首要任務是鼓勵生育；而西歐人少地多，他們卻認為生活的空間狹小，要向外擴張。

一、資源因素。中國多山少地，半乾旱氣候的生態約束促使中國發展了節省能源、消耗勞力的農業技術，而非擴張資源、節省勞力的牧農技術，導致周期性的生態危機和治亂循環，阻礙了勞動分工的發展。

二、文化因素。從文化競爭模型可以看到：冒險精神利於多元和創新，避險傾向利於穩定和趕超。中國的儒家、道家、法家流派的主導思想無不是規避風險、明哲保身。

三、系統復雜性因素。勞動分工的發展，要求穩定的環境，現代科學和資本主義的出現不是單一文化的自身延展，而是多種文明沖突演化的結果。中國面臨單一小農經濟造成的生態危機的惡化，秦漢以來自然災害的周期不斷縮短，農民起義和外敵入侵不斷，加上政府貨幣、財政政策的多變，都不利於勞動分工的保持。

(2)如何從歷史角度回答李約瑟難題擴展閱讀：

「李約瑟難題」很耐人尋味。眾所周知，中國是享譽世界的文明古國，在技術上也曾有過令人自豪的成就。除了四大發明外，其他科學發明和發現也有不少。

然而，從17世紀中葉之後，中國的科學技術卻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據有關資料，從公元6世紀到17世紀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國所佔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紀，驟降為只佔0.4%。中國與西方為什麼在科學技術上會一個大落，一個大起，拉開如此之大的距離，這就是李約瑟覺得不可思議，久久不得其解的難題。

長期以來，西方學術界的思潮是把科學僅僅視為知識，在一個自主的封閉體系中去探討科學的發生和發展，這就是所謂「內在論」或「內部主義」的思潮。但是，李約瑟通過對中國古代技術的長期研究，發現僅僅用內在論去研究李約瑟問題是遠遠不夠的，需要從外部，即外在的影響如社會經濟，人文思想方面去研究它們對於中國古代科學發展的影響。

科學哲學中社會歷史學派的代表人物庫恩說過：「把科學實體作為知識體系來考察，經常稱之為『內部方法』，這仍然是主要的形式。把科學家的活動作為一個更大文化范圍中的社會集團來考察，經常稱之為『外部方法』，這是『內部方法』最新的對立面。怎樣把這二者結合起來，也許就是這個學科現在所面臨的最大挑戰，而現在也已有了日益增多的解決跡象。」

⑶ 如何分析理解李約瑟難題

李約瑟難題本身的前提就有疑問，
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很可能並未高於西方，例如東漢制刀要向匈奴取得技術，盡管中國人有不少發明創造，但中國很有可能仍然落後於西方，因為中國以實用技術為主，缺乏理論研究，中國的研究不像西方那樣是為了探索宇宙規律，而更多地出於實用的目的。古希臘人從泰勒斯的時候起就認識到：「宇宙是有規律的，是可以理解的。」但中國人從未產生相同的認識。
科學方面，中國沒有產生邏輯化的、系統的科學體系，只有零散的科學知識。
中國的數學是以案例為基礎的，不像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那樣是以公理化體系、邏輯推理建立起來的，此外，中國的數學缺乏證明。
天文學方面，中國人精於記錄天象，但對天地的認識長期停滯不前，始終沒有發現大地是球形的。更沒有提出像地心說、日心說那樣一數學幾何為基礎的宇宙模型。
技術方面，雖然中國有不少技術發明，但由於各種原因所限，很多發明並未被廣泛應用，因此，使得中國的總體技術水平較低，發展較慢。
活字印刷一直無法在中國推廣開來，清末時廣泛運用的仍是雕版印刷。
由於明清的海禁，指南針用處也不大。
中國的火葯缺乏改進，威力不佳，以致明末需要從西方人處購買紅衣大炮來抵抗清軍。
由於中國禁止民眾遷徙，採取誅族、連坐等嚴苛法律，加上稅、兵役、徭役繁重，中國的農業技術一直無法推廣，歷史上不斷發生飢荒和食人事件。
愛因斯坦曾經明確表示，由於中國既沒有產生形式邏輯也沒有產生實驗方法，中國是不可能產生科學的。一些中國學者也指出，李約瑟對中國的科學技術過度拔高。

不說別的，紅衣大炮是清勝利的關鍵所在，但紅衣大炮是葡萄牙人賣給中國的，後期的中國自主研發的火炮各方面度遠遠不及紅衣，這證明了中國雖然發明了一些東西，但很少有能做到高品質的

⑷ 從思想史的角度闡述你對「李約瑟難題」的理解~~，重點在於要從思想史的角度談談理解~~

先進的制度是第一生產力！生產力三要素中最重要的就是人，而制度是人盡其才的保障！而先進的制度源於先進的思想，先進的思想被實踐並最終確立為制度後才會對整個社會產生更為廣泛的積極影響。新生思想產生之初往往是脆弱的，容易在傳統權力的壓迫下夭折，所以一個利於新生思想成長發展的環境非常的重要。
一個沒有思想活力的社會是很難有進步的。近代歐洲與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很像，國家小而多政治避難容易成功大量的新生思想能夠得以流傳與發展;而大一統時期政治避難很難，新生思想很難得以流傳發展並且往往會被迫害致死。春秋戰國與文藝復興分別是中國與西方思想最為活躍的時期，產生大量的新思想新文化並產生了許多影響世界的著作；不同的是我們至今沒有產生出既能保有政府權力又能保持社會擁有一定思想活力的制度在王朝的不斷輪回中止步不前，西方的三權分立與民主法治是人類的一大創舉這使得制度本身就擁有了很強的自我修復能力。
第一個總統制之所以能夠在美國建立，也是因為那裡的舊有保守勢力較弱新生思想與力量在那裡得以站穩的緣故，這就是為什麼第一個總統制誕生與美國而不是當時最強大的國家英國她的宗主國的原因。
中國衰落始於漢武帝「罷黷百家，獨尊儒家」，一個失去思想活力的社會走向衰落是必然的。假如中國不能及早地實現民主法治，中國與先進國家的差距將不斷拉大。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發展，只是因為外力的推動而不是內部制度的完全改善帶來的，只是內外的「水位」差太大在容器開口後帶來的增長。隨著能自由流動的水的減少（更能推動經濟增長的先進的制度與科技受到內外勢力的限制），這種增長顯得不可持續且越來越弱。

⑸ 李約瑟難題解答

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博士（J. Needham 1900－1995）長期致力於中國科技史研究，成果卓著。他在1954年出版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中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在近代以前的14個世紀里，中國對於自然現象的知識和用以造福人類的技術方面遠遠勝過歐洲，可是為什麼近代科學，以及經得起全世界考驗並得到合理的普遍贊揚的伽利略、哈維、維薩笛斯、格斯納、牛頓的傳統——這種傳統註定會成為同一世界大家庭的理論基礎——是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而不是在中國或亞洲其他任何地方發展起來呢？這一問題隨後被學術界名之為「李約瑟難題」。對於這一問題，國內外學者曾從社會、經濟、思維方式和文化等各種角度做了大量的探索。較近，也有部分學者開始從知識產權制度角度考慮這一問題。

一、李約瑟難題由來

對「李約瑟難題」追本溯源，我們會得知早在李約瑟之前，就有人提出與「李約瑟難題」相類似的問題。早在十七世紀，來中國的傳教士們就己經注意到中國科學的「落後問題」。早期的傳教士利瑪竇（M. Ricci 1552一1610）所著《利瑪竇中國札記》（1615）是繼西班牙作者門多薩的《中華大帝國史》以後首部系統全面介紹中國科學技術的著作。[1]利瑪竇之後來中國的法國傳教士巴多明（D. Parrenin 1665一1741）是早期提出「落後問題」的第一人。由傳教士們對中國的介紹，以及他們關於「中國科學落後問題』的評論，十七至十八世紀的歐洲甚至掀起了一場研究中國的「狂潮」。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和科學家，如波義耳、萊布尼茨、卡悉尼、伏爾泰、奎斯勒、休謨、狄德羅和孟德斯鳩等都對中國科學技術給予過關注。

二十世紀初，當中國新文化運動達到高潮時，「落後問題」也成為中國學者討論的熱門話題。1915年，任鴻雋（1886一1961），中國科學社和《科學》雜志的創始人，在1915年《科學》雜志第一卷上發表了題為《說中國無科學之原因》的文章。此後，許多中國學者加入了對這問題的討論。如梁啟超和馮友蘭都對這類問題發表過意見。

1944年，值中國科學社慶祝成立三十周年之際，李約瑟曾出席在貴州湄潭舉行的年會，並發表《科學與中國文化》的演講。在演講中，他首次批評了一些西方和中國學者此前提出的關於中國古代沒有科學的論證。他說中國古代哲學非常接近於科學解釋，中國人的發明創造對全世界都產生了巨大影響。因此，基本的問題是為什麼近代實驗科學，以及與之相關的理論體系產生在西方而不是在中國。這里，李約瑟實際上已經非常清楚地提出了後來所謂的「李約瑟難題」。

現任李約瑟研究所所長古克禮先生2003年3月19日在接受記者獨家專訪談到「李約瑟難題」時說到，李約瑟關於這個問題的結論是：過去2000年中國存在著一個封建官僚制度，這種制度產生了兩種效應。正面效應是：中國通過科舉制度選拔了大批聰明的、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他們的管理使得中國井然有序，可以使中國非常有效地發展科技。在這方面，中國比羅馬帝國衰亡後直至近代的歐洲具有明顯優勢。負面效應是：權力高度集中的制度，再加上通過科舉選拔人才的做法，使得新觀念很難被社會接受，技術開發領域幾乎沒有競爭。而在同一時期的歐洲，技術開發領域存在著較強的竟爭。在這方面，自秦朝以後的中國不但比不上相同時期的歐洲，甚至比不上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春秋戰國時期部分地區由於不同諸侯國之間的竟爭，使得整個中國產生了大量智力成果。[2]總之，李約瑟本人對「李約瑟難題」的解答主要是從社會制度方面考慮的。

二、中國古代知識產權制度狀況

（一）著作權制度

著作權觀念在我國產生很早。春秋戰國以來的古典文獻大都有作者的署名，一些作品甚至直接以作者姓名或學派始祖姓名作為名稱，剽竊抄襲者受到社會譴責，這說明我國古代文人已意識到作者的署名權等人身權利， 同時也反映了社會對這些權利的尊重，體現了朦朧的著作權利意識。當 然，這種權利意識是很粗朴的，基本上沒有財產權的內容。

我國古代，在印刷術發明之前，文化憑借口述、手抄方式傳播，著作很難成為商品。隨著雕版印刷術、活字印刷術的出現，著作物得以廣泛流傳，出版商獲取到利益。這些商人為了制止他人冒名盜印,開始尋求法律保護。據有關資料，宋代已有保護出版權的記載。如南宋咸淳年間，兩浙為保護《方輿勝覽》等四部書的權益而專發榜文。在五代後唐長興三年，朝廷令田敏在國子監主持校正《九經》，並「刻板印賣」，這是官府刻書之始，可謂是當時世界上第一個以出售為目的大規模印製圖書的「出版社」。為保護《九經》藍本，朝廷曾下令禁止一般人刻印這本書，從而保護國子監對《九經》出版的專有權，這相當於後來歐洲出現的特許制度。這些均可為我國著作權保護的萌芽。

從宋代以後，我國古代依靠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有關文件，保護作者、編者及出版者的權益，禁止未經許可使用他人的「復制權」的例子很多。我國以禁令形式保護刻印出版者，在歷史上一直未曾被成文法的全面著作權保護所代替，即沒有建立過通行全國的著作權保護制度。直至1903年清政府與美國簽訂《中美通商行船修訂條約》，從而在中文裡使用「版權」一詞之前，光緒皇帝仍為保護《九通分類總纂》的翻印專有權下過敕令。我國晚清時，受西方文化影響，清王朝仿歐洲大陸法系立法體系，編纂新律。1910年，《大清著作權法》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著作權法。

（二）專利制度

據《韓非子》記載，古代有一個世代以洗染為業的家族研製了一種「不龜手之葯」。一個謀士以千金巨資買走了葯方，後來配製給本國將士使用,打敗了強敵，該謀士也封官晉爵。從此故事可知，遠在戰國時期，中國人對知識的使用價值和價值就有認識，把它當作特殊財產加以利用。但當時沒有發展出獨立的知識產權制度。

19世紀中葉，太平天國的領導人洪仁玕於1859年總管朝政後，在他的具有資本主義色彩的《資政新篇》中提出過建立專利制度的主張。具體專利形式的出現則是在清朝光緒年間。1881年資產階級改良派鄭觀應向清朝北洋大臣李鴻章上書，要求給予上海機器織布局的機器織布工藝以10年專利。隨後，不斷有一些新工藝和新技術提出專利申請，被批准為專利的日漸增多。在維新運動的推動下，光緒帝於1898年5月頒布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個有關專利的法規——《振興工藝給獎章程》。這里的專利權實質上是專營權，與現行專利權的含義是不同的。後由於頑固派極力反對，改良派主張的興專利一直未能付諸實施。因此，直到清朝末年專利制度也未能在我國建立和發展。我國專利制度的建立與形成，嚴格地講是從辛亥革命以後開始的。1912年12月當時的工商部頒布了《獎勵工藝品暫行章程》。這在法律上看，已是我國第一部成文法，具有現代專利法基本原則的若干因素。

（三）商標制度

商標是使用於商品上的專用標志。在自然經濟初期即使有的產品上加了一些銘文、年號，也只是起到表示私有權、裝飾或紀念的作用。隨著商品生產、交換的出現和發展，有些標記起到了區別產品生產者的作用。從出土的陶體看來，雖然其口沿、底部的符號的意義目前還不十分清楚，但是與那些在同一器物上栩栩如生的圖像相比，不管從美工技巧，還是從所附部位來說，都不能認為它們具有觀賞等意義。相反，此後的歷史證明，它們只能作為區別器物所有人、製造人標記的解釋。這種只具有區別生產者的單一屬性，不具有宣傳產品和提供質量保證功能的標記，雖然不能算作現代意義的商標，但可以說是現代商標的雛形。

據先秦《韓非子》記載，我國最早的商店招牌出現在兩千多年前，是用布帛做成的「旗」或「招」，這就是有標記識別作用的店牌。春秋戰國時期的商品交換和市場發展，為我國古代商標的產生提供了條件。漢、唐時期，商品上使用標記也較為普遍。隨著商業的發展，宋代時我國的商標已較為完整，名牌和商號增多。最早較為完整的商標，是北宋山東濟南「劉家功夫針鋪」，使用了圖文並茂的「認門前白兔兒為記」商標，印製「白兔兒」商標的銅版現陳列於中國歷史博物館。

自鴉片戰爭開始，由於帝國主義入侵，出現了許多洋貨和洋商標。隨著民族工業的發展，近代中國出現了許多商標，近代中國隨之開始形成商標法制。1904年，清政府頒布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商標法規——《商標注冊試辦章程》。

三、從產權制度觀點見識李約瑟難題解答

上節表明，在古代中國曾經出現了知識產權制度的萌芽。那麼，中國的這種知識產權狀況對回答李約瑟難題會給出何種提示？

鄭成思先生認為，「無論東、西方的知識產權學者，都無例外地認為版權是隨著印刷術的採用而出現的。」進而，鄭先生認為，「如果版權確實是隨著印刷術的採用而出現的，它就應當最早出現在我國。」[3]但是，時間順序上的先後並不代表邏輯意義上的原因和結果。事實上，盡管我國有千年科技領先史，並且最早將活字印刷投入生產實踐，但是，我國並沒有產生現代意義上的知識產權制度。科技是知識產權制度產生的前提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一般認為，「知識產權並非起源於任何一種民事權利，也並非起源於任何一種財產權。它起源於封建社會的特權。」[4]在這一點上，我國有著和西方現代知識產權制度起源地同樣的、甚至可能還要早的所謂「起點」。但是，事實上的結果是，雖然我國有著類似的封建特權，這一封建特權最終並沒有轉化為「私權」。雖然同時可以認為，在我國「古代『帝國控制』的主旨之下」，封建特權法律「客觀」上「保護了某些私權」。[5]

作為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諾斯（D. North）研究了西方的各種社會制度的演進，提出西方世界近 200 年來的崛起，是因為找到了一套有效保障有形產權和無形產權的制度，使得交易費用大幅下降，鼓勵了商品生產和智力的投資。有學者認為，「在諾斯之前，現代史的理論的主流學說對於工業革命以及隨之引發的現代經濟增長這一歷史事件的解釋，基本上是基於科學發現（如牛頓力學的出現）、技術創新、發明浪潮、教育和資本的積累——但這種理論事實上經不起推敲。一個致命的批評是，在14世紀中葉，當時居於世界頭號強國地位的中華帝國無論是在科技水平還是教育和資本積累方面，都達到了西歐工業革命前夕的程度。事實上，催生西歐工業革命的技術基礎基本上都來自中國。」[6]有意思的是，有經濟史學家提出，中國所以在技術高度積累條件下未能出現工業革命，主要是中國缺乏一個企業家階層。而諾斯認為，「一個社會要涌現出企業家階層並使其不斷發展壯大的條件是社會需要創造出一種支撐企業家階層的制度。」這一制度正是知識產權制度。「經濟史學家通過實證研究證實了諾斯的猜想，正是在英國和荷蘭兩國，作為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專利權和版權制度最先得以創立和發展，其他歐陸國家之所以在工業革命上落後於這兩個國家，也正好是因為它們在知識產權制度的實施上落後於這兩個國家。」[7]

西方知識產權制度的產生經歷了長達數百年的孕育。在社會轉型的激烈變革中，政治、經濟、科技、思想文化諸方面的發展與變化，或構成了這一新興制度賴以生存的母土，或提供催生這一新興權利的動力。首先，是新工藝學出現。從15世紀起，隨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形成和工場手工業的發展，歐洲各國出現了採用先進技術，製造和使用先進的生產工具和各種機器的社會需求，促使工藝學有了長足的進步。其中最大的進步體現在與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密切相關的紡織、采礦、冶金和化學等部門中。[8]在科學技術運用於社會生產的過程中，知識產品與物質產品開始具有了同等的商品意義。這些工藝學上的進步為工業文明的出現以及以保護工業文明為使命的知識產權制度的產生奠定了堅實的技術基礎。其次，是新文化價值觀確立。從14到16世紀，西歐資產階級所發動的文藝復興運動，激勵人們改造現世，研究自然，重視實際有用的知識。文藝復興中提出的這種新的文化價值理念，為資產階級一手將科學技術作為物質武器，一手將私權制度作為法律武器提供了必要的文化思想准備。再次，是新政治文明萌芽。在17世紀中葉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過程中，從霍布斯、米爾頓到洛克等思想家、政治家都主張主權在民，倡導平等自由，強調私有財產的不可侵犯性。特別是洛克的著作闡明了資產階級關於財產和政權的原則，概括了英國資產階級與新貴族在17世紀關於財產與政權的爭議。以洛克為代表的英國資產階級政治思想體系的逐步形成，以及受其影響而產生的以孟德斯鳩為代表的18世紀歐洲啟蒙運動，為歐洲各國制定自己的法律包括知識產權制度做出了重要的政治思想准備。最後，是羅馬法復興。自12世紀起，歐洲開始了羅馬法復興的運動。馬克思經典作家指出：「當工業和商業進一步發展了私有制的時候，詳細擬訂的羅馬私法便立即得到恢復並重新取得威信。」[9]古代羅馬雖無知識產權制度，但是知識產權與羅馬人關於無形財產的概念、公有物的理論、物體物的轉讓與侵害的學說，與著作權以至知識產權的財產歸屬性、公共領域、產權貿易、無形侵害等法律原則與規則有著源與流的關系。羅馬私法的復興，為近代知識產權制度的制定貢獻了有益的法律思想材料。

總結起來可以說，諾斯對西方近代以來加速發展的原因提出的解釋對准確回答李約瑟難題提供的啟示有基本的和延伸的兩個方面。基本方面在於，諾斯的工作引導我們關注知識生產的傳統非正式規約向正式規約演化的歷史條件，因為如文中表明的，與科技發展相適應，中國古代並不缺乏非正式的規約。延伸方面在於，諾斯的工作示範了一個綜合從產權、政治、意識形態到文化信仰諸方面因素的研究方案，這一方案提供的綜合由於切實以產權與制度分析為依據，因而解釋效力完全不同於在解答李約瑟難題時出現的那些關於上述諸方面因素的泛泛綜合。

⑹ 李約瑟難題是什麼,如何求解

編輯本段難題
「李約瑟難題」很耐人尋味，它猶如科學王國一道復雜的「高次方程」擺在了世人面前。
英國著名生物化學家李約瑟，曾因胚胎發育的生化研究而取得巨大成就，後來他又以中國科技史研究的傑出貢獻成為權威，並在其編著的15卷《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正式提出了著名的「李約瑟難題」：「如果我的中國朋友們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樣，那為什麼像伽利略、拓利拆利、斯蒂文、牛頓這樣的偉大人物都是歐洲人，而不是中國人或印度人呢？為什麼近代科學和科學革命只產生在歐洲呢？……為什麼直到中世紀中國還比歐洲先進，後來卻會讓歐洲人著了先鞭呢？怎麼會產生這樣的轉變呢？」
眾所周知，中國是享譽世界的文明古國，在科學技術上也曾有過令人自豪的燦爛輝煌。除了世人矚目的四大發明外，領先於世界的科學發明和發現還有100種之多。美國學者羅伯特·坦普爾在著名的《中國，發明的國度》一書中曾寫道： 「如果諾貝爾獎在中國的古代已經設立，各項獎金的得主，就會毫無爭議地全都屬於中國人。」 當然，這是不可能的。
然而，從17世紀中葉之後，中國的科學技術卻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據有關資料，從公元6世紀到17世紀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國所佔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紀，劇降為只佔0．4％。中國與西方為什麼在科學技術上會一個大落，一個大起，拉開如此之大的距離，這就是李約瑟覺得不可思議，久久不得其解的難題。
編輯本段李約瑟本人的努力
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不僅提出了問題，而且花費了多年時間與大量精力，一直努力地試圖尋求這個難題的謎底。雖然他所尋求的答案還缺乏系統和深刻，就連他自己也不甚滿意，但卻為我們留下了探索的足跡，為這個難題的解答提供了有價值的思維成果。
編輯本段解答
世界歷史的發展永遠是必然性大於偶然性的。正因為如此，我們認為，近代中國的落後不是人為因素造成的。就好像瑪雅文明永遠會比舊大陸文明要落後一樣，這是不可能改變的歷史事實。中國在近代會落後於西方，這也同樣是必然的，是不可更改的歷史。不可能說假設沒有滿清或者沒有什麼其他因素中國就會先進，而且這種假設也沒有必要。歷史不是假設出來的，它是必然的。中國之所以必然要落後於西方，那是因為中國是農耕文明，而西歐是工商業文明。單說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發明指南針——促進軍事——爭奪疆土——發展農業；發明紙張——方便朝政——利於統治——安定社會——發展農業；發明火葯——促進軍事——爭奪疆土——發展農業；發明印刷術——方便寫書——利於農學傳播——發展農業。當然四大發明並不完全為了發展農業，但是看問題要看主體，要看重點，重點即偏向——四大發明主要還是發展了我國的農業。
請看下列例證。
《墨子》書中的數學概念定義的嚴密性和抽象性，集中反映了其理性思維的深度。可惜的是，書中的數學理論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同時代歐幾里德著的《幾何原本》中，涵蓋了定義、公式和各種命題，是一部幾何學專著。從動機上講，墨子寫書是為其政治思想服務的，這也基本上就是古代中國所有學者們寫書的共同目的；歐幾里德寫書是為總結前人的經驗，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以發展自己的幾何學說。在內容上，《墨子》共有十餘條命題加定理，而《幾何原本》全書總共十三卷，有上百個命題，僅第一卷就有23個定義之多。從兩本著作的社會影響來講，研究《墨子》的學者偏重書中宣揚的社會觀，而研究《幾何原本》的則是為了學數學。
《周髀算經》還算不上一部數學方面的專業著作，但其對於勾股定理的描述、運用以及對復雜分數的計算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在《周髀算經》中，作者僅總結出了一個公式，即勾方加股方等於弦方。除此之外，就沒有什麼真正意義上的公式定理了。《九章算術》是算學上的著作，書中介紹了各種計算方法，包括乘積、比例、乘方、方程等幾大類。《九章算術》的成書意在培養人們的計算能力，僅此而已。亞里士多德的著作就很多了，涉及面雖廣，但是其中每一本書都是單就一個方面進行具體論述的，因而其專業性、目標性很強。阿基米德更是專攻理科，他的每一部著作均只單獨論述一種學科中的一個小點，因此阿基米德的任何理論都是相當嚴謹縝密的。阿基米德計算了大量復雜幾何圖形的各種數值，比如拋物線幾何體、圓形、橢圓形體、螺線等等，並在物理學領域總結出了杠桿原理、浮力定律等重要定理。阿基米德定義的這些圖形中，諸如拋物線等形狀，中國人直到近代都不很了解，更別提古代了。古中國人在日常的生產生活中總結出來的數學與西方是不同的，我們的數學集中在丈量土地、計算日程、貿易往來和天文歷法等方面，所以在實際測量計算中是不可能出現螺旋形、甚至拋物線的。作個比方吧，彈簧肯定不會出自古代中國人之手；假如近代西方人沒有打擾我們，到現在也沒有影響過我們，我們肯定至今都不會使用彈簧。
前面舉了物理數學的例子，然而在絕大部分領域，古代中國人得出的公式、定理都遠遠少於西方。近現代科學技術的各項突破無一不是建立在嚴密的科學理論之上的，而一個不善於總結公式的農業社會又怎麼有能力自主地跨進近代科技的大門呢？
這個問題還牽涉到了我們的文字。試想，若要表述浮力定律，是用中文方便些，還是用希臘字母方便些呢？答案應該是不言而喻的。不僅是這么一個定律，我們今天在數學和物理中的所有公式都是如此，不一而足。不同的文字決定了不同的思維方式，同時也就影響到了一個民族的命運。但這並不妨礙我們去熱愛我們自己的民族傳統或者我們獨特的、美麗的、偉大的文化。我只是想說，漢字與其他文字一樣，畢竟也是普通人發明的，畢竟也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陷，我們要正視這些缺陷。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今天要在各種刊物、科學著作中廣泛地使用拉丁字母的原因。我們不可以固執地為了捍衛傳統文化的「純潔」而去抵制一切外來文化，這是有悖歷史客觀發展的。還是那句老話，「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揚長以避短。當然，這扯遠了，但這是筆者的一點心聲。
回到主題。中國自古就是大河流域的農耕文明國家，其地理環境相對封閉，除了事農以外，並不利於其他如海外貿易之類的行業生存。因此，中國社會的各個層次都是圍繞農業而生的。中國的一切科學發明、技術創造，無一不與農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同時，社會上一切脫離生產實際、與農業無關的動作或革新就都被視為無用乃至錯誤之舉。比如明清時期打壓行會。古代中國有很多表面上與農業無關的階層，比如朝廷、文人墨客等等，實際上也都是間接在為農業而操勞。農業是中國萬事之本，古代中國的農業一旦癱瘓，整個國家社會就將徹底崩潰瓦解，這與歐洲是很不同的。
中國是農耕文明國家。古代中國人的發明都屬於技術革新，甚至可以說，都是農業技術革新；我們沒有什麼從技術之中脫穎而出並獨立於技術之上的理論、公式。沒有一些可以在實踐中套用的公式，就決定了我們沒有獨自發展出繁榮的近代文明的能力。或者換句話講，古中國要想像西方國家那樣完全獨立地自己發展到近現代社會，那就不是多花個幾百幾千年可以解決的問題了。
編輯本段借鑒與啟示
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這二十年改革開放的強勁動力，使中國科技迎來了新的春天，各個學科都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但總的來說，我們與發達國家相比，依然存在很大差距。國內生產總值雖然排在世界第7位，但科技競爭力卻排在世界第28位，科學研究和專利指標的國際競爭力分別為世界第32位和21位，科技競爭力遠遠落後於經濟競爭力。我國科技論文的發表數量也比較少。據瑞士洛桑國防管理開發研究院的統計，1997年我國在國際上發表的論文在世界排第9位，在《科學論文索引》上發表的論文數居第12位，僅占當年世界論文總量的1．6％，相當於美國的6％，英國的19％。世界發表論文最多的200所大學沒有一所是中國內地的。再如，美國現在每年申請國內發明專利20多萬件，日本40多萬件，我國只有1．3萬件。看來，在經濟有了長足進步的今天，我們依然沒有擺脫「李約瑟難題」的困擾。
「李約瑟難題」的解究竟在哪裡？即怎樣甩掉中國科技落後的帽子，或者說怎樣能使科技與經濟協調發展，同頻共振？科學發展的實踐反復證明，人是第一生產力的開拓者，科技人才的數量和質量的高低，直接決定著一個國家的科技水平。1996年11月至1997年8月，我國曾開展了一次建國後最大規模的中國公眾科學素養調查，計算結果顯示，我國公眾理解科學對社會影響的比例為3．3％，了解科學研究過程的比例為2．7％，具備科學素養的比例僅為0．3％。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布的《世界科學報告》資料，每千人的科學家和工程師人數，日本為 4．7人，美國為3．8人，加拿大、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為2．8人，歐共體12國平均為1．9人，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或地區為1人，而我國只有0．4人。上面兩組數字對破譯「李約瑟難題」的解頗有幫助，西方發達國家正是在人才上佔有數與質量的絕對優勢，科學技術才走在了世界前列，可想而知，一個科技人才缺乏的國家，也必然會處在科技落後的尷尬境地。
應當看到，科學思想在中國這塊古老土地上紮根和探求不夠，是一個非常要害的歷史和社會根源。中國科學家與外國科學家從素質上比，差距並不明顯。美國社會科學家朱克曼曾對313名諾貝爾獎獲得者做過分析，發現躋身於一個優秀的科學家團體，得到過名師指教者頗多，僅英國卡文迪什實驗室就誕生過17個諾貝爾獎獲得者。有人在分析我國為何至今與諾貝爾科學獎無緣的原因時認為，西方科學有著良好的「求異」傳統，所以他們總是刻意求新。而中國傳統文化最重視思想「守一」和「齊一」的思想控制，嚴重地影響了科學的萌芽，抑制了人們的創造精神。如今世人都清楚，為21世紀定調的主旋律是科學技術，它能否成為一個民族的興奮點乃至注意力，最該集中的所思所想和所尚所崇，這就同為「李約瑟難題」的難之處和解之處。
決定科學盛衰的鑰匙在哪裡？「李約瑟難題」及他的解給我們帶來的啟示應該是明確和清醒的，這就是要以戰略性的眼光和任務，把大力培育科學精神賴以生長的沃土和大大加快科技人才培養的步伐，切實作為我們偉大而古老的中華民族自立於世界強手之林的關鍵性鏈條和杠桿性環節。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趕超先進、重塑輝煌，才能迎來日新月異、鳥語花香的科學春天！

⑺ 關於李約瑟問題

http://ke..com/view/106444.htm
李約瑟是一名出色的生物化學家，卻並不一定是一名出色的歷史學家。如果稍微懂一點歐洲和中國的古代史，就不存在什麼「李約瑟難題」。
問題一：為什麼在公元前一世紀到公元十六世紀之間，古代中國人在科學和技術方面的發達程度遠遠超過同時期的歐洲? 中國的政教分離、選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諸子百家為何沒有在同期的歐洲產生？
問題二：為什麼近代科學沒有產生在中國，而是在十七世紀的西方，特別是文藝復興之後的歐洲 ？李約瑟難題的實質內容在於中國古代的經驗科學領先世界一千年，但為何中國沒有產生近代實驗科學，這是關於兩種科學研究範式（Paradigm）的起源問題。
這兩個問題其實是一個問題。我對中國古代史頗有研究，著重從這說起。
中國和歐洲本質是有不同的。這就在於，傳統意義上的中國中原地區，是平原地區，以農耕文明為主。雖然有五支北方民族先後入主中原（匈奴、鮮卑、契丹、女真、蒙古 柔然是鮮卑或者匈奴後裔，突厥只是一個國家名，國內人民以匈奴後裔為主體，血統相當復雜）。但是，中國各個朝代基本上確保了黑水——騰沖線以內的季風區也就是農耕區，五大民族也迅速漢化（其實漢人也在匈奴化、鮮卑化、契丹化、女真化、蒙古化，這是相對的）。這樣，中國在所謂的「封建社會」，也就是農耕文明時期領先於世界就不足為奇了。
而歐洲雖然也有波德平原，但是羅馬人、日耳曼人建立的國家，被匈奴擊敗的哥特人打敗，沒有能力保護自己的農耕文明，所以中世紀的歐洲，是夷狄入侵以後留下的惡果。而羅馬人，包括日耳曼人沒有抵擋住夷狄入侵的主要原因，就是歐洲的思想家，在那個時候就致力於研究重商主義和自然科學，而沒有像中國一樣，對農耕文明做出很好的總結，沒有出現四書五經這樣的儒學經典。思想的混亂，直接導致了帝國的滅亡。而這種重商主義和自然科學，在當時確實不合時宜，但是到了文藝復興時期，就為美術三傑、但丁、哥白尼、伽利略等人的成功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在地理上講，中國在冷兵器時代，東面大海，西南青藏高原，都可以基本不設防，除了一些小的騷擾，比如孫恩起義、吐蕃（fan)入侵。西北有巴爾克什湖以東的西域地區作為緩沖地帶，也威脅不到農耕區。西南由於中南半島始終沒有建立起一個強大的國家（糧草問題），也很難威脅到中國。且中國對付戰象頗有心得。實際上中國的威脅僅僅來自北方，只要中國內部不出現問題，北方民族也無機可乘。然而北方由於極寒，所以不可能產生先進的文明，至少在中國五千年歷史上沒有。所以，一旦進入中原，北方民族有極大的可能性漢化，歷史也正是這樣的。
而歐洲東部幾乎沒有屏障，這使得匈奴人和後來的土耳其人十分猖狂。西部雖然也是大海，但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上的維京人讓英國和大陸國家吃盡了苦頭。在南部，撒爾遜人和阿拉伯人也長期佔領伊比利亞半島。在中世紀以前，歐洲人尤其是大陸人幾乎得不到一天安寧。
而到了工業革命時期，情況有了很大變化。由於航海業發展，中國東部出現了極大隱憂。而歐洲的情況則相對好轉，維京人被擊敗，伊比利亞雙雄獨里，奧斯曼土耳其逐步衰落，曾經三次西征的蒙古帝國也逐漸被各地文化同化。歐洲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條件。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農耕文明以人為本，重視發展人口。歐洲則認為人多了吃的也多，所以提倡少生。而中國的醫學在民本思想下，也發展的優於歐洲。羅馬帝國可以說毀於瘟疫，而赤壁之戰中，曹軍也生了瘟疫，可是曹魏政權僅僅是沒有統一中國，自身卻沒有滅頂之災，這就是最好的證明。而在文藝復興時期，歐洲的醫學也有了較大的發展，這使得中國在這方面也失去了優勢。
盛極而衰，古之常理。沒有一個帝國能長治久安。如果想回答所謂的「李約瑟難題」，還可以從很多角度回答，網路里也有許多。這個所謂的難題，就是一個毫無了解中國歷史，甚至對歐洲歷史也知之甚少的人，提出的一個類似於「雞生蛋，蛋生雞」一樣很繞的問題。加之這個雞蛋極大，回答起來就比較費勁而已。

⑻ 如何解決李約瑟難題

李約瑟難題是一個兩段式的表述： 第一段是：為什麼在公元前一世紀到公元十六世紀之間，古代中國人在科學和技術方面的發達程度遠遠超過同時期的歐洲? 中國的政教分離、選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諸子百家為何沒有在同期的歐洲產生？
第二段是：為什麼近代科學沒有產生在中國，而是在十七世紀的西方，特別是文藝復興之後的歐洲?
第一段，很好解釋。主要分三個方面。
1、官方的解釋，有一定的道理。如果封建統治極為強大，那麼資本主義出現的可能性就比較小。明清時期，正處於中國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鼎盛時期，資產階級沒有任何可能建立自己的政權。
個人補充：中國是一個皇權社會，皇帝的權利極大。其實明朝中後期，皇帝已經開始不理朝政，除了景帝好一點。由內閣首輔或者司禮監掌印太監代理朝政，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張居正和魏忠賢。如果這個政體再發展下去，很可能也會出現民眾政治，可惜明朝內外交困，不就就在東西虜和起義軍的聯合打擊下南逃。
不過，張居正為代表的儒家學士，腦子里就是君權神授的思想，即使掌權，最多也就是想篡位當皇帝，不可能有民主政治的想法。而崇禎能誅殺魏閹，說明皇帝什麼時候想要回權利，還是相當容易的。
而在歐洲或者日本，情況就有所不用。我對世界史沒什麼研究，瞎說兩句。羅馬帝國時期，就有了限制君主權力的元老院，英國在12世紀左右就有了議會，實際上皇權並沒有中國的那麼大。在12世紀以後，由於蒙古西征和之後的鼠疫帶來的災難性事件，歐洲實際上已經陷入了一個黑暗時期，迫切需要一種新的思想來重新組織社會結構。這也能很好的回答問題二。
2、思想問題。
中國傳統思想分為儒道釋三家。尤其以儒家和佛教最為流行。現在即使是從不出門，不認字的老太太，也會說阿彌陀佛，腦子里也充滿了儒家，或者准確的說是理學思想。
我們可以看一看佛教是怎麼入侵中原的，就知道為什麼資本主義思想，或者說是基督教進不了中國。
佛教分兩個方面進入今天的中國。一條路是經過中國去印度的古路，也就是走四川、雲南，轉東南亞進入印度。這條線在秦朝以前就有商人走了。漢朝，最遲在東漢，佛教已經經這條路傳入中原，但對當時的社會影響極小。而在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由於社會動亂，佛教得到了一定的發展機會，但並沒有成為社會的主流。梁武帝蕭衍崇佛，造成侯景之亂，最後身死，給很多統治者警示。從思想上講，儒家的大一統思想和道家的出世思想，都不適合當時中國動亂的社會環境，給了佛教一個發展的契機。
佛教真正在中國站住腳，也是一個偶然事件，就是武則天要稱帝。稱帝總的給自己找個理論基礎吧，中國沒有女皇帝。而佛教說某某地有個某某女皇，要下凡拯救世界。我對佛教研究不深，大概就是這么個意思。武則天一聽，這感情好，就利用佛教大肆宣揚，最終稱帝。這樣，佛教才真正的在中國傳播開。需要注意的是，這里的佛教，已經不是當年從印度來的佛教。佛教分須宗和密宗，又分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這看過西遊記和鹿鼎記的都知道。中國這一支佛教，已經是漢化過的，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也就是須宗的大乘佛教。後來，有很多人也看到了佛教的危險，比較著名的就有唐武帝滅佛事件。
而另一路，佛教從印度傳到西藏，當時吐蕃正處於剛剛要崛起的階段，由於缺少儒家這種主流思想，佛教也是一個不錯的統治工具。於是佛教就在西藏盛行，並吞食了西藏的土著教派。這一支就是密宗，也就是我們看到的喇嘛。後來，由於西藏和蒙古的特殊關系，密宗傳到了蒙古，並侵蝕了當地的薩滿教。後來，據說西藏在吐蕃時期也有滅佛事件。
綜上所述，即使再有一次三國兩晉南北朝，有了佛教對儒道的補充，中國社會也不可能再有一次大的宗教革命或者思想改革。
3、思想的不同，導致了歐洲人和中國人的思維模式和追求的東西不同。這點，也就是為什麼李約翰即使了解了許多中國文化，卻回答不出這個問題的原因。
中國人崇尚的是捨身取義，是正直無私，是忠義孝悌。而對經濟，中國人很少有過多的要求，夠花就得了。當然，如果有撈錢的機會，中國人貪污起來也不比任何國家差。但是中國任何事情講究的是關系，所以辦事要送禮，吃飯要請客。而歐洲人講究的是經濟效益，是眼睜睜的現實利益。
這兩種思想，都有一定的可取性。中國人搞經濟並不一定比歐洲人差，只是經濟模式不一樣。
所以，資本主義，這種金錢至上的觀念，中國人根本不屑一顧。至少是當時讀四書五經的儒士們不屑一顧的。
就算沒有上面這些所有所有的理由，還有一條最重要的理由：在中國，商人是不能當官的。且在中國，不當官就沒有權利。沒有權利你怎麼可能政變成功？在1840年以前，中國商人當官的極少，即使當官，甚至當大官的，下場也不咋地。不信自己去看看呂不韋和沈萬三。

⑼ 面對李約瑟難題,你給的答案是什麼

歷史是有其必然的前進方向的，雖然這種前進並非那麼簡單那麼徑直那麼一蹴而就。對於李約瑟難題而言，我覺得，這是整個社會制度的變革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曾經的統治階級有些發揮了他們作為人在歷史的前進里最後的光芒，我作為一個後人，我覺得我應該為他們以一個走到末路的階級還能左右（你可以認為是阻擋）歷史前進百數年而鼓掌；也有些對於他們的權利維護做著垂死掙扎，卻是根本無力阻礙歷史的前進而被碾得粉碎，在此之上，人類的文明反而進入了一個新紀元。

社會制度的變革我認為是歷史中的最大變革。在此之前，我們可以先來看一些比較小的變革。

首先是王朝的更替。在此，先說不好意思，我是個學數學的，不是學歷史的，如果裡面有什麼說錯了……番茄不要隨便扔。對於歐洲小王朝更替我不是非常了解，那我這里拿中國和日本來比較。

中國，總體評價，是將封建王朝的中央集權做的不錯的一個國家。我們不能說哪朝哪代有那麼幾個權臣啊權閹啊篡權了那就不是很好的中央集權了，畢竟中國那麼大塊地方，不是像梵蒂岡那麼好管的，巡視全國像是散個步一樣。而中國的皇帝，卻又是離神最遠的封建統治者。相比日本，有過太政大臣掌權，有過攝關政治，有過征夷大將軍的幕府政權，還有過文官的關白政權……算起來，天皇說了算的日子還真是少之又少，但關鍵人家還是天皇，不管是文官勢力掌權還是武家勢力抬頭，不管誰來管這天下，他還是做他的天皇，裝他的風雅，吟他的風月，摟他的妃子。畢竟，日本的天皇是從神話時代開始一脈（他們說是一脈，其實也就近親結婚出來的次品）相傳的，人畢竟不能顛覆神。這我認為是李約瑟難題答案中的一點，就是，社會的變革必然會發生階級沖突，而在中國，這種階級沖突更多的表示為農民階級和封建階級，即使到了近代，資產階級還是無法插足，畢竟做一個人說了算的皇帝要比共和制或是聯邦制的領袖開心的多。而在日本或說是歐洲，君權神授的觀念根深蒂固，農民階級推翻了一個王朝後很難像中國那樣轉變為新的封建階級（關鍵你那新的君權是哪個神新授的這個問題比較尷尬），所以資產階級抬頭相對來說容易一些。

然後是封建體系的變革。中國有過兩個很短的大一統王朝以及一個相當亂亂到我很無語的王朝，我認為都是歷史的犧牲品。一個是秦朝，一個是隋朝，無語的是晉朝。這三個王朝都承擔了歷史的變革，這種變革，體現為階級之間的距離變小了。首先是秦朝，這是中國從奴隸社會轉為封建社會後的第一個大一統王朝。他承受了奴隸制到封建制的變革，相對來說，奴隸制的階級獨立性要比封建制強的多，一個奴隸要做上奴隸主比一個農民做上封建主難的多。秦朝的建立到覆滅，我看到了中國各階級之間的屏障第一次變得薄了一點。然後是晉朝，他承擔的是封建階級內部士族和庶族之間差距淡化的變革，至此，至少在封建階級內部，一生下來的貴賤之分少了很多。最後是隋朝，它承擔的是中國南北文化的融合。晉朝之後經歷了那麼長時間的分裂，各地封建文化的差異被隋朝一統。對此，他們的集權都不能長久，我覺得這不是因為胡亥的昏庸，隋煬的荒淫，也不是因為晉朝有個白痴做了皇帝，只是因為人的力量可以加快或延緩歷史的前進，但終究不能改變它的方向，並且，即使加快或延後了，也終將被歷史反噬。這是李約瑟難題答案的第二點，天道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歷史的前進有其必然性，不是一個人一個階級一個政權一個歷史事件能簡簡單單改變的。

最後是社會體系的變革。這點是最難說的。因為教育的問題，我們只接受了當今政治下我們可以去知道的那些變革和變革的原因。對於其他的我們不了解或說最多一知半解。我們知道，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是出現在資本主義的最薄弱的環節，同理，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也是出現在封建主義的最薄弱的環節——斯圖亞特，而不是最巔峰的滿清王朝。道理很簡單，套用某寢室的話「窮則思變」。在中國，扎辮子的人統治你，你能溫飽甚至有的還小康了你腦子被門夾過了你才去革命；在英國，則是我們些個做生意的不革命你收稅都把我明天的飯收掉了我還能不和你玩命？反正不和你鬧明天也沒飯吃，鬧一下說不定就有了，說不定還小康了，說不定以後整個國家就我來拍板了，那~就革命吧。所以這不是誰統治的問題，而是統治的好不好，就算中國那時還是朱姓後人，我要是沒飯吃我照樣反你丫的。這是我覺得李約瑟難題的最後一點，那時在中國，我活得下去，在英倫，一樣是活不下去，我還不如革命博一下，您說是吧？

⑽ 高三歷史，答題用，不要廢話。分析明清「李約瑟難題」原因。

一是中國沒有具備宜於科學成長的自然觀；二是中國人太講究實用，很多發現滯留在了經驗階段；三是中國的科舉制度扼殺了人們對自然規律探索的興趣，思想被束縛在古書和名利上，「學而優則仕」成了讀書人的第一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