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頡剛是如何學歷史的

『壹』 顧頡剛的介紹

顧頡剛（1893.5.8-1980.12.25），漢族，名誦坤，字銘堅，號頡剛；小名雙慶，筆名有餘毅、銘堅等。江蘇蘇州人。中國現代著名歷史學家、民俗學家，古史辨學派創始人，現代歷史地理學和民俗學的開拓者、奠基人。1920年，顧頡剛畢業於北京大學，後歷任廈門大學、中山大學、燕京大學、北京大學、雲南大學、蘭州大學等校教授。新中國成立後，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副主席、民主促進會中央委員等職。

『貳』 顧頡剛的人物評價

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北京大學國學院院長袁行霈：顧頡剛生前200冊讀書筆記記載著他的學術歷程、學術遺產和治學精神，值得史學界認真繼承，同時也值得從事古代文學和古代哲學的研究人士認真繼承。
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王震中等專家都認為：顧頡剛是新文化運動中涌現出的大師，終生治學，孜孜不倦，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他在古史研究、古文獻研究、歷史地理學和民俗學等領域作出了傑出貢獻，國內外學術影響巨大。《顧頡剛全集》的出版對我國古史學、古文獻學、歷史地理學、民俗學以及近現代學術史都將產生舉足輕重的作用，具有極高學術價值和文獻價值。（新華網）
胡適稱顧頡剛的《吳歌甲集》為：獨立的吳語文學的第一部。給中國文學史開一新紀元。
鍾敬文認為顧頡剛的《吳歌甲集》：不只是個一般性的歌謠資料集，而是具有較高的科學價值的歌謠學著述。
新華網《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的顧頡剛》：對於人文學界來說，20世紀不但以「疑古」發端，還以「走出疑古」來宣告自己的結束，去今最為遙遠的上古史竟糾纏了中國學術界整整一個世紀。無論贊成還是反對，以顧頡剛為領袖的「古史辨」派，實際上已成為20世紀中國史學界、古典學界不可繞過的巨大存在。

『叄』 顧頡剛先生只怎樣證明紂王的罪行是不可信的

現當代的一些專家學者繼續關注這個問題。著名史學家顧頡剛先生為此寫了《紂惡七十事發生的次第》，他通過詳盡考證明確指出，傳說中的紂王罪惡是層累積疊地發展的，時代愈後，紂罪愈多，也愈不可信。比如，淫婦妲己的形象，其原型來自西漢劉向的《列女傳》；紂王的殘暴，主要是《封神演義》等小說的藝術虛構，與歷史上真實的紂王有著很大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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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引論

上編 近百年中國史學的前期

第一章 史籍的撰述

第二章 史料的整理與輯集

第三章 金石學的興起與研究

……

中編 新史料的發現和研究

第一章 甲骨文字的發現與著錄

第二章 銅器群的發現與考釋

第三章 考古學的發掘和古器物學的研究

……

下編 近百年中國史學的後期

第一章 史籍的撰述與史料的整理

第二章 甲骨文字與金文的研究

第三章 元史蒙古史中外交通史的研究

『伍』 顧頡剛其人

顧頡剛(1893—1980)

一其人： 顧頡剛傳略、生平年表
二著作：
1.顧頡剛學術行年簡表
2.著作閱讀及選介
《古史辨》
《三皇考》
《秦漢的方士與儒生》
《中國邊疆沿革史》
《吳歌甲集》
《漢代學術史略》
《尚書通檢》
《史林雜識》
《走在歷史的路上——顧頡剛自述》
《中國史學入門——顧頡剛講中錄》
《顧頡剛學術文化隨筆》
相關期刊
《禹貢》

三研究： 1.顧頡剛研究書目
2.新書推介
《古史辨學說評價討論輯》
《顧頡剛學術思想評傳》
《顧頡剛先生學述》
《歷劫終教志不灰 我的父親顧頡剛》
《顧頡剛評傳》
3.顧頡剛研究重要論文索引
4.相關學人
童書業 楊向奎
研究學人
楊 寬 劉起釪 顧 灝
顧 潮 顧 洪 劉俐娜
譚其驤
四其他：

回憶與紀念
相關鏈接：
禹貢與禹貢學會
（http://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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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頡剛傳略

顧頡剛(1892—1980），江蘇蘇州人。現代歷史學家，「古史辨」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顧頡剛於1913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1920年北京大學本科哲學門畢業。以後留任教於北京大學、廈門大學、中山大學、燕京大學、雲南大學、齊魯大學、中央大學、復旦大學、社會教育學院、蘭州大學等，並任北平研究院歷史組主任、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主任主編《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周刊》、《燕京學報》、《禹貢半月刊》、《邊疆周刊》、《齊大國學季刊》、《文史雜志》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副主席，第二三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四、五屆全國人大代表。

顧頡剛受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倡導的「整理國故」思想的影響，從二十年代起即從事中國歷史和古代文獻典籍的研究和辨偽工作。主張用歷史演進的觀念和大膽疑古的精神，吸收近代西方社會學、考古學等方法，研究中國古代的歷史和典箱。與錢玄同等發起並主持了古史辨偽的大討論，又廣集當時的研究成果編成《古史辨》八冊，形成了「古史辨」派。顧頡剛在其研究中提出了「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觀點，認為時代越後傳說的古史期越長，周代時最古的是禹，到孔子時有堯、舜，到戰國時有黃帝、神農，到秦朝有三皇，漢代以後有盤古，古史系統的形成，主要出於戰國到西漢的儒家之手。他以疑古辨偽的態度考察了孔子與六經的關系，指出孔子的「正樂」與社會上沒有關系，批評梁啟超把孔子說得太完美；斷定六經決非孔子「托古」的著作，六經沒有太大的信史價值，也無哲理和政論的價值；否定了儒家利用六經（尤其是利用《尚書》）編成的整個古史系統。又提出，必須打破中國古代民族只有一個、地域向來一統的觀念，以及古史人化、古代是黃金時代等觀念。這些觀點今天看來雖不盡正確，但在當時卻具有反封建、反對經學偶像的意義。

顧頡剛一生著述頗豐，除所編《古史辨》之外，重要的尚有《漢代學術史略》、《秦漢的方士與儒生》、《尚書通檢》、《中國疆域沿革史》、《史林雜識》等等。

顧頡剛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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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頡剛（1893一1980）,漢族,我國現代著名歷史學家,民俗學家。筆名有餘毅、銘堅等。
1893年5月8日,顧頡剛出生於江蘇省蘇州市一個讀書世家,1897年入私塾讀《四書》。祖父、祖母和家僕都極能講故事,顧頡剛從小就聽了許多神話傳說故事。1906年入當地一所公立高等小學,1908年轉蘇州第一中學堂,1912年秋,入上海神州大學,醉心於文學。1913年,入北京大學預科,沉迷於戲劇,發現一個故事會因時、因地、因人而流遷變化。1915年顧頡剛因病回家,完成《清代著述考》二十冊,對清代學術有較深領會。1916年轉北大本科,讀哲學。1918年北大教授劉半農等人發起徵集歌謠運動,徵集各地民歌,並按日在《北大日刊》上發表一二首。此事引起顧頡剛的興趣,時值夫人病逝,他回家閑居,心情郁悶,無法著手古史研究,於是便搜集起歌謠來。先在家中搜集,逐漸向鄰居親友搜集,一二年間竟搜到歌謠數百首,並其他方言、謎語、諺語、唱本、風俗、宗教等資料若干。1919年5月,顧頡剛續弦,他寫了一篇《一個「全金六禮"的總禮單》的民俗文章。至此他開始考慮民俗學、民間文藝的一些問題,發現歌謠也和小說戲劇的故事一樣,會隨時隨地變化。

1920年,顧頡剛在北大畢業,留校任助教,計劃長期編纂一部《中國書籍目錄》,約二三百卷。冬,開始點校《古今俗書考》,同時,將自己收集的歌謠，對方言加註後陸續發表在《北京晨報》上,頗獲學界好評。1921年,顧頡剛改任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助教,任《國學季刊》編委,編點《辨偽叢刊》。同時常與胡適、錢玄同等人書信來往,討論古史、偽書、偽事等問題,著手撰寫「古史辨"論文。這時顧頡剛也致力於《詩經》研究,認為《詩經》中部分詩是徒歌的民謠,先後撰成《漢儒的詩學和詩經的真相》、《歌謠的轉變》、《詩經的厄運與幸運》、《從詩經中整理出歌謠的意見》等文章,研究《詩經》的過程中,在《通志·樂略》里讀到鄭樵論《琴操》的那段「杞梁之妻"的話,引起注意,後又看到有關這個故事的材料,便下決心對這個故事作一番深入的研究,1922年,顧頡剛為商務部書館編纂中學歷史教科書,擬將《詩》、《書》等古籍中的上古史傳說整理出來,初孕「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學說,認為古代的史實記載多由神話轉化而成。

1923年底，顧頡剛離開商務印書館、回北大研究所，擔任《歌謠》周刊編輯，專心從事民俗學、民間文藝研究，成為《歌謠》周刊的主要撰稿人。曾先後發表《鄭樵對於詩詞與故事的見解》、《東岳廟的七十二句》、《兩個出殯的導子帳》、《各種方言標音實例（蘇州音）》等文章。1924年，《吳歌甲集》在《歌謠》周刊連載，反響很大。同年底發表的《孟姜女故事的轉變》一文,驚動了中外學術界,一時應者蜂起,提供資料、書信討論紛至沓來。顧頡剛決定就孟姜女故事作一系列專題論述,他主編的九期「孟姜女"專號,將徵集到的孟姜女故事資料和自己的研究文章陸續登出,成為《歌謠》周刊所出專號中成績最突出的一種。1925年4月,顧頡剛等人到北京西效妙峰山進行社會民俗調查,後發表《妙峰山的香氣》等文章。「五卅"慘案後,顧頡剛為《京極》主編《救國特刊》。9月,撰《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第二次開頭》。1926年初,《吳歌甲集》由北京大學歌謠研究室出版。4月《古史辨》第一冊出版,受到各界矚目,使顧頡剛成為史學界的核心人物。在所撰長序中,顧頡剛備述自己治學因緣,治學甘苦及治學方向。5月發表《孟姜女故事之歷史系統》,6月撰成《蘇州的歌謠》。秋天,赴廈門大學任國學院研究教授。年底,游泉州考察風俗,撰成《泉州的土地神》。1927年初,發表《孟姜女故事研究》,比之以前,對孟姜女故事的見解更加成熟,體系更加完整,使顧頡剛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在學術界的地位更加鞏固了。4月,赴廣州中山大學,後擔任學校歷史系教授兼主任、圖書館中文部主任,代理語言歷史研究所主任,主編《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周刊》等。年底,與何思敬、鍾敬文等創立中山大學民俗學會,創辦《民間文藝》（後改名《民俗》周刊）顧頡剛撰寫了發刊詞。民俗學會還成立民俗物品陳列室,派員到韶關、雲南等地考察、搜集唱本等民間文藝資料,創辦民俗學傳習班,顧頡剛主講「整理傳說的方法"又編輯出版民俗叢書。顧頡剛關於孟姜女故事的論著及其與師友的通信資料曾匯編成三冊《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相繼出版,《妙峰山》和《蘇粵的婚喪》〈與劉萬章合作〉也出版了。

1928年3月,顧頡剛赴嶺南大學演講《聖賢文化與民眾文化》,闡述民俗研究的意義和目標。同時,顧頡剛任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叢書》的總編輯,負責歷史學和民俗學兩類叢書的編纂。在中大期間,顧頡剛還先後為劉萬章《廣州兒歌甲集》,周振鶴《蘇州風俗》、錢南揚《謎史》、謝雲聲《閩歌甲集》、陳元柱《台山歌謠集》、魏應麟《福州歌謠集》、吳藻汀《泉州民間傳說》、姚逸之《湖南唱本提要》等書作序,發表《天後》及《東莞城隍廟圖》等文章。

1929年5月，顧頡剛到北京，任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研究員兼歷史系教授，又兼在北大上課，主編《燕京學報》。自到燕大後，顧頡剛專心於古史研究,決定對舊系統的古史作出清理,先後撰寫了大批論文,如《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論易系辭傳中現象制器的故事》、《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洪水之傳說及治水之傳說》等。治史過程中,顧頡剛曾以很大的精力研究《尚書》,發現其中《禹貢》等部分牽涉問題很多,必須進行全面的歷史地理研究,才能搞清有關問題。這樣,顧頡剛於1933年在北大和燕大開設了「中國古代地理沿革史"課,1934年初與譚其驤等人籌備組織禹貢學會，創辦《禹貢》半月刊,制定「禹貢學會研究邊疆計劃書」,為挽救民族危亡致力於邊疆和民族歷史與現狀的研究。《禹貢》刊物成為當時中國歷史地理、邊疆和民族史研究的總匯,培養了一代歷史地理學人才,並創立了中國的歷史地理這門學科。同年,顧頡剛將自己研究《尚書》的成果分輯為《堯典評論》、《堯典問題集》和《禹貢討論集》等出版,相繼發表《五藏山經試探》、《戰國秦漢間人的造偽與辨偽》、《漢代學術史略》、《王肅的五帝說及其對於鄭玄的感生說與六天說的掃除工作》、《三統說的演變》、《漢代以前中國人的世界觀念與域外交通的故事》、《禪讓傳說起於墨家考》、《夏史三論》、《九州之戎與戎禹》、《鯀禹的傳說》等篇〈其中少部分與童書業合作〉。1935年初,顧頡剛曾擔任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歷史組主任,主編《史學集刊》；7月,調查河北省古跡,編纂《北平志》,1936年5月,當選為禹貢學會理事,秋,任燕京大學歷史系主任,主編《大眾知識》。從1929年顧頡剛到燕京大學至抗戰前夕,他曾做過民間文藝研究,1931年與吳立模合作寫成《蘇州唱本敘錄》。1933年參加燕京大學教職員學生抗日會,成立「三戶書社"〈後改為通信讀物編刊社〉,出版通俗讀物,宣傳抗日。接著,發表《鳴鳳記中的吳歌》、《明俗曲琵琶調》、《王恩任擬歌謠》、《北平說書分類》、《灤州影戲》、《孟姜女故事材料目錄》等文章,又點校馮夢龍《山歌》等。

「七·七」事變後,顧頡剛赴西北工作。9月,任甘肅「老百姓社」社長。編印《老百姓》旬刊。1938年春曾先後赴臨洮、渭源、康樂、岷縣等地考察。1938年10月,顧頡剛到昆明,任雲南大學文史教授,在《益世報》上辟辦《邊疆》周刊1939秋,顧頡剛到成都,任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主任,先後到郫縣、雙流、新津等地考察。1940年3月,創辦《責善》半月刊,陸續發表《虞幕》、《乘龍》、《麗江禹跡》等《浪口村隨筆》中的一些篇章。4月,被聘為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員會委員。1941年春,赴重慶主編《文史雜志》。5月,任邊疆語文編譯委員會副主任委員。8月，任中央中文系和歷史系教授,兼出版部主任。冬,遷北碚,任中國史地圖表編纂社社長、中國史學會常務理事、復旦大學教授等職。1944年秋,受聘齊魯大學重任國學研究所主任,同時考察大足、合川等地,該年,與婁子匡主編《風物志集刊》。

1945年任交通書局總編輯,1946年主編《文訊》,完成《晉文公》等著作。是年秋,赴西北,任蘭州大學教席。1947年擔任大中國圖書局總編輯,創辦《民眾周刊》,完成《當代中國史學》等重要著作。1948年7月,任蘭州大學歷史系教授兼主任,兼復旦大學教授。1949年,上海合眾圖書館油印出版了他的《西北考察日記》、《上游集》、《浪口村隨筆》等著作。秋，任誠明文學院中國語文系教授兼主任，又兼震旦大學教授。

解放以後,顧頡剛任上海市文管會委員、上海圖書館籌備委員、中國史學會上海分會常務理事。1951年任上海學院中文系教授,1952年任復旦大學教授。1954年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一所研究員,擔任《資治通鑒》總校。1955年,開始標點《史記》。1956年,加入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1957年,發表《息壤考》。1958年,任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常務理事。1959年,任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副主任,發表《禹貢注釋》。1962年發表《尚書大浩今譯》,1963年出版《史林雜識初編》,內含《蚩尤》、《顓頊》等篇。1965年冬,因病到北京香山療養院療養。1971年開始,擔任「廿四史"和《清史稿》的總校工作,1977年完成,先後由中華書局出版,1979年,發表《柳毅傳說與遺跡》、《嫦娥故事的演變》、《〈莊子〉和〈楚辭〉中昆侖和蓬萊兩個神話系統的融合》、《「周公制禮"的傳說和〈周官〉一書的出現》、《〈尚書·甘誓〉校釋譯論》等論文。該年,擔任中國社科院歷史所學術委員、中國文聯全國委員、中國民研會副主席等職。

50年代， 顧頡剛「到京8年，歷史所如此不能相容， 而現在制度下又無法轉職， 苦悶已極。 」到了「文革」，顧頡剛作為反動學術權威，戴高帽，受批判，每天到歷史所勞動，一直持續到70年代初才得以解脫，顧頡剛的後半生基本還在做學術工作。

1980年12月25日,顧頡剛因病逝世。之後數年內,遺稿《〈禹貢〉中的昆侖》、《酒泉昆侖說的由來及其評論作》、《〈山海經〉中的昆侖區》、《中國影戲略史及其現狀》、《〈六月雪〉故事的演變》等陸續得到發表外,顧頡剛尚有數百萬字的筆記未曾面世。

顧頡剛作為一個史學家,享譽中外學術界,影響深遠。他將史學上的創見運用到民間文學、民俗學領域來,為之貫注新血液,探討新方法,同樣取得了極大成就。他在孟姜女故事和歌謠學、民俗學諸方面的研究,贏得了很高的榮譽。

1924年,顧頡剛在《歌謠》周刊上連載《吳歌甲集》,歷時三月,獲得學術界好評。《吳歌甲集》於1926年由北大歌謠研究會出版單行本,這是一部科研價值很高的歌謠集子,不但出版的時間較早,而且有比較詳盡的注釋等,還附有研究文章《寫歌雜記》多篇。劉半農寫信給他說：「中國民俗學的第一把交椅,給你搶去坐穩了"。

在民俗方面,顧頡剛作過很多考察研究。對妙峰山的考察,對土地神的探究以及對蘇州婚喪禮節的論述,都不斷有文章發表。在風氣未開的當時,影響頗大。其中《妙峰山的香氣》對群眾朝拜碧霞元君女神的盛況作了考察研究,分析各種人朝拜、祈福的迷信心理和廟主假神戚斂財的實質,發現了人民物質生活水平和祈福心理的關系。這體現了顧頡剛不是為調查而調查,為研究而研究的學術觀點。

顧頡剛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在我國是首次對傳說故事進行精細和系統的考證。他對記載於各種古籍和流傳於當時口頭的有關材料進行分析,對這個故事的產生、傳播及變異狀況進行系統的考證,意在對孟姜女故事起源的時間、地點和情節變化以及與歷史的關系,作出盡可能科學的闡釋。其《孟姜女的故事轉變》和《孟姜女故事研究》是這方面的代表作,從縱橫兩方面提出了故事的歷史系統和地理系統。特別是後文,更加全面而系統地體現了顧頡剛的見解,他最重視「演變法則",試圖由此來認識故事的源頭、發展及變形。顯然,他是將其古史學說「層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觀點運用到這個故事的研究中來的,這使其在這個研究領域里的成就卓然不群。顧頡剛對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結論,一直很有影響,特別是其中對故事歷史系統的研究成果,多年來一直成為定論。後來的許多民間文藝研究者,多在上面作些補充與發揮,他的「演變法則",也成為我們至今還在沿用的研究方法。

當然,顧頡剛的孟姜女故事研究,主要目的是「為研究古史方法舉一旁證的例",是將傳說作為研究歷史的資料。研究結果表明,從孟姜女故事已看不清杞梁妻的真正歷史面目了。既然如此,傳說中記載的其他古史現象也便不可信了。這才是顧頡剛研究孟姜女故事的真正目的,文章中貫穿了新疑古派的思想與方法。 在古史研究中,顧頡剛還涉及到許多古神話傳說故事,對堯、舜、禹等神話傳說均有研究。

顧頡剛為中國民間文藝理論建設作出了很大貢獻。他那種對民間文藝作出了很大貢獻。他那種對民間文藝作動態考察的眼光（「演變法則」）和對古籍資料搜求鑒別的真知灼見,曾給我國民間文藝研究以巨大影響,他研究中被及到一些神話傳說人物、事件等,成為後來一些人的研究課題。除此,單就他在主編雜志、主持學會、宣傳民間文藝、提醒帶動同人進行民間文藝研究方面作的辛勤努力和所起的倡導性作用而言,其功勞也是異常卓著的。

『陸』 顧頡剛的主要成就

史學研究
顧頡剛作為一個史學家，享譽中外學術界，影響深遠。顧頡剛的私淑弟子黃現璠曾說：「解放前，日本學者，特別是名牌大學如東京、京都、帝大教授，都看不起中國學者，惟對於顧頡剛先生和陳垣先生，則推崇備至。」
他將史學上的創見運用到民間文學、民俗學領域來，為之貫注新血液，探討新方法，同樣取得了極大成就。他在孟姜女故事和歌謠學、民俗學諸方面的研究，贏得了很高的榮譽。
1924年，顧頡剛在《歌謠》周刊上連載《吳歌甲集》，歷時三月，獲得學術界好評。《吳歌甲集》於1926年由北大歌謠研究會出版單行本，這是一部科研價值很高的歌謠集子，不但出版的時間較早，而且有比較詳盡的注釋等，還附有研究文章《寫歌雜記》多篇。劉半農寫信給他說：「中國民俗學的第一把交椅，給你搶去坐穩了。」
民俗研究
在民俗方面，顧頡剛作過很多考察研究。對妙峰山的考察，對土地神的探究以及對蘇州婚喪禮節的論述,都不斷有文章發表。在風氣未開的當時，影響頗大。其中《妙峰山的香會》對群眾朝拜碧霞元君女神的盛況作了考察研究，分析各種人朝拜、祈福的迷信心理和廟主假神戚斂財的實質，發現了人民物質生活水平和祈福心理的關系。這體現了顧頡剛不是為調查而調查，為研究而研究的學術觀點。
吳歌研究
1918年，他因病休學在家，因《北大日刊》的影響，開始搜集「怡情適性」的歌謠。他的搜集工作只有八個月，連帶搜集了諺語、方言方音，後來發表於《晨報》，得到「研究歌謠專家」稱號。他的研究成果首先得到來自文學方面的稱贊。胡適說:《吳歌甲集》「是獨立的吳語文學的第一部」、「道地的方言文學」、「這部書的出世真可說是給中國文學又開一新紀元了。」他此書突出的成績在於對歌謠結合吳地的地域文化（特別是民俗）進行闡釋；標明歌謠適合的場所、參與者、具體的動作等；不同地域歌謠的變化；特別是它內容詳實的附錄———闡述了從題目的類型到《詩經》以來的爭論。在這種意義上來說《吳歌甲集》「不只是一個一般性的歌謠資料集，而是具有較高的科學價值的歌謠學著述了。像這樣比較完善的民間文學整理本，不要說在解放前，就是在解放後也是不多見的」。
故事研究
顧頡剛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在中國是首次對傳說故事進行精細和系統的考證。他對記載於各種古籍和流傳於當時口頭的有關材料進行分析，對這個故事的產生、傳播及變異狀況進行系統的考證，意在對孟姜女故事起源的時間、地點和情節變化以及與歷史的關系，作出盡可能科學的闡釋。其《孟姜女的故事轉變》和《孟姜女故事研究》是這方面的代表作，從縱橫兩方面提出了故事的歷史系統和地理系統。特別是後文，更加全面而系統地體現了顧頡剛的見解，他最重視「演變法則」，試圖由此來認識故事的源頭、發展及變形。顯然，他是將其古史學說「層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觀點運用到這個故事的研究中來的，這使其在這個研究領域里的成就卓然不群。顧頡剛對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結論，一直很有影響，特別是其中對故事歷史系統的研究成果，多年來一直成為定論。後來的許多民間文藝研究者，多在上面作些補充與發揮，他的「演變法則」，也成為至今還在沿用的研究方法。
當然，顧頡剛的孟姜女故事研究，主要目的是「為研究古史方法舉一旁證的例」，是將傳說作為研究歷史的資料。研究結果表明，從孟姜女故事已看不清杞梁妻的真正歷史面目了。既然如此，傳說中記載的其他古史現象也便不可信了。這才是顧頡剛研究孟姜女故事的真正目的，文章中貫穿了新疑古派的思想與方法。在古史研究中，顧頡剛還涉及到許多古神話傳說故事，對堯、舜、禹等神話傳說均有研究。
顧頡剛為中國民間文藝理論建設作出了很大貢獻。他那種對民間文藝作出了很大貢獻。他那種對民間文藝作動態考察的眼光（「演變法則」）和對古籍資料搜求鑒別的真知灼見，曾給我國民間文藝研究以巨大影響，他研究中被及到一些神話傳說人物、事件等，成為後來一些人的研究課題。除此，單就他在主編雜志、主持學會、宣傳民間文藝、提醒帶動同人進行民間文藝研究方面作的辛勤努力和所起的倡導性作用而言，其功勞也是異常卓著的。 《古史辨》（第一至第七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重印本） 《漢代學術史略》，人民出版社，2008 《中國疆域沿革史》，商務印書館，1999 《中國影戲略史及其現狀》 《崔東壁遺書·序言》，亞東圖書館，1936 《古籍考辨叢刊》（第一集），中華書局，1955 《史林雜識》（初編），中華書局，1963 《秦漢的方士與儒生》，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尚書通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中國歷史地圖集（古代史部分）》，（與章巽共同編寫，譚其驤校訂） 《中國上古史研究講義》，中華書局，1988 《顧頡剛古史論文集》（第一至第三集），中華書局，1988 《顧頡剛讀書筆記》，台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 《漢代學術史略》，東方出版社，1996 《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顧頡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浪口村隨筆》，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 《中國當代史學》，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 《中國疆域沿革史》，商務印書館，1999 《我與〈古史辨〉》，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 《西北考查日記》，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 《〈尚書〉校釋譯論》，中華書局，2005 《顧頡剛全集》，中華書局，2010 《國史講話》，中華書局，2010 《顧頡剛日記》，中華書局，2011 《國史講話全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柒』 顧頡剛:怎樣讀書

一個普通人走進了圖書館，看見滿屋滿架的書，覺得眼睛都花了。這是由於他對世界上的知識沒有一方面是有特殊興趣的所致。研究學問的事固然不必每人都參加，但是一方面的特殊興趣確為任何人所不可少。譬如看報，有人喜歡看專題新聞，有人喜歡看小說文藝，也有人喜歡看商市行情。只要他能夠有一件喜歡的，自然拿到了一份報紙就有辦法。我們讀書的第一件事，是要養成特殊方面的興趣。
有人讀書，只要隨便翻翻就拋開了。有人讀書，卻要從第一個字看到末一個字才罷。其實兩種方法都有道理，但永久只用一種方法是不對的。因為我們可以看的書籍太多了，倘使無論哪一部書都要從第一個字看到末一個字，那麼，人的生命有限，一生能夠讀得多少部書呢？但有幾部書是研究某種學問的時候，必須細讀的，若只隨便翻翻，便不能了解那種學問的意義。讀書的第二件事，是要分別書籍緩急輕重，知道哪幾部書是必須細讀的，哪幾部書是只要翻翻的，哪幾部書只要放在架上不必動，等到我們用得著它的時候才去查考的。要懂得這個法子，只有多看書目，研究一點目錄學。
我們的讀書，是要借了書本子上的記載尋出一條求知的路，並不是要請書本子來管束我們的思想。讀書的時候要隨處會疑。換句話說，要隨處會用自己的思想去批評它。我們只要敢於批評，就可分出它哪一句話是對的，哪一句話是錯的，哪一句話是可以留待商量的。這些意思就可以寫在書端上，或者寫在筆記簿上。逢到什麼疑感的地方，就替它查一查。心中起什麼問題，就自己研究一下。不怕動手，肯寫肯翻，便可以養成自己的創作力。幾年之後，對於這一門學問自然有駕馭運用的才幹了。我們讀書的知三件事，是要運用自己的判斷力。只要有了判斷力，書本就是給我們使用的一種東西了。宋朝的陸象山說「『六經』皆我注腳」，就是這個意思。
再有兩件事情，也是應當注意的。其一，不可以有成見。以前的人因為成見太深了，只把經史看作最大的學問；經史以外的東西都看作旁門小道。結果，不但各種學問都被抑遏而不得發達，並且由於各種學問都不發達，就是經史的本身也是不能研究得好。近來大家感到國弱民貧，又以為惟有政治經濟之學和機械製造之學足以直接救國的，才是有用之學，其餘都是無關緊裝飾品。這個見解也是錯誤的。學問的范圍何等樣大，凡是世界上的事物都值得研究，就是我們人類，再研究一萬年也還是研究不盡。至於應用的范圍卻何等樣小，們所需要而走的。昨天需要的東西，今天不要了，就丟了。今天需要的東西，明天不要了，也就丟了。若是為了應用的緣故，一意在應用上著力，把大范圍忘了，等到時勢一變，需要不同，我們豈不是剩了兩只手呢!我們不能一味拿有用無用的標准來判定學問的好壞；就是某種像是沒有用的學問，只要我們有研究的興趣，也是可以研究下去為我們所用的。
其二，是應該多賞識。無論哪種學問，都不是獨立的，與它關聯的地方非常之多。我們要研究一種學問，一定要對別種學問有些賞識，使得逢到關聯的地方可以提出問題，請求這方面的專家解決，或者把這些材料送給這方面的專家。以前有人說過，我們研究學問，應當備兩個鏡子：一個是顯微鏡，一個是望遠鏡。顯微鏡是對自己專門研究的一科用的；望遠鏡是對其他各科用的。我們要對自己研究的一科極盡精微，又要對別人研究的各科略知一二。這並不是貪多務博，只因為一種學問是不能獨立的緣故。
我從前的讀書雖然並不希望博洽，但確是沒有宗旨，腦子里只有一堆零碎材料，連貫不起來。經過章太炎先生的提示，頓時激起我連貫材料的慾望。我想我的為學，無論治什麼東西都可以見出它的地位，不肯隨便舍棄，因此對著滿眼都是的史料彷徨。但自己近情的學問畢竟還是史學，我就丟了其他勉力做史學。那時我很想做一部中國學術史，名為《學覽》。粗粗定了一個目錄，釘了二百餘本的卷子，分類標題，預備聚集材料，撰寫成叢書，現在看來，這種治學門徑是對頭的。
1913年考入北大預科，
192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本科哲學門，留北大圖書館任助教做編目工作。在工作期間，草擬出《重編中文書目的辦法》，提出了拆散叢書編「書名目錄」、進而提出「學派書目」和「分類目錄」的見解，並建議編「待訪書目」，這些建議對改進圖書館工作起了一定的作用。後歷任廈門大學、中山大學、燕京大學、北京大學、雲南大學、中央大學等校教授，中山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主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新中國成立後，任復旦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副主席，全國政協委員，民主促進會中央委員等職。
顧頡剛教授是中國歷史地理學和民俗學的開創者、古史辨學派的創建人，是國內外享有盛譽的史學大師。主要論著有《古史辨》、《崔東壁遺書》、《當代中國史學》、《漢代學術史略》等。

『捌』 顧頡剛的人物生平

1893年5月8日（農歷三月二十三日），顧頡剛出生於江蘇省蘇州市一個讀書世家。
1897年，入私塾讀《四書》。祖父、祖母和家僕都極能講故事，顧頡剛從小就聽了許多神話傳說故事。
1906年，入當地一所公立高等小學。
1908年轉蘇州第一中學堂。
1912年秋，入上海神州大學，醉心於文學。
1913年，入北京大學預科，沉迷於戲劇，發現一個故事會因時、因地、因人而流遷變化。
1915年，顧頡剛因病回家，完成《清代著述考》二十冊，對清代學術有較深領會。
1916年，轉北大本科，讀哲學。1918年北大教授劉半農等人發起徵集歌謠運動，徵集各地民歌，並按日在《北大日刊》上發表一二首。此事引起顧頡剛的興趣，時值夫人病逝，他回家閑居，心情郁悶，無法著手古史研究，於是便搜集起歌謠來。先在家中搜集，逐漸向鄰居親友搜集，一二年間竟搜到歌謠數百首，並其他方言、謎語、諺語、唱本、風俗、宗教等資料若干。
1919年5月，顧頡剛續弦，他寫了一篇《一個「全金六禮」的總禮單》的民俗文章。至此他開始考慮民俗學、民間文藝的一些問題，發現歌謠也和小說戲劇的故事一樣，會隨時隨地變化。
1920年，顧頡剛在北大畢業，留校任助教，計劃長期編纂一部《中國書籍目錄》，約二三百卷。冬，開始點校《古今俗書考》，同時，將自己收集的歌謠，對方言加註後陸續發表在《北京晨報》上，頗獲學界好評。
1921年，顧頡剛改任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助教，任《國學季刊》編委，編點《辨偽叢刊》。同時常與胡適、錢玄同等人書信來往，討論古史、偽書、偽事等問題，著手撰寫「古史辨」論文。
1922年，顧頡剛為商務部書館編纂中學歷史教科書，擬將《詩》、《書》等古籍中的上古史傳說整理出來，初孕「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學說，認為古代的史實記載多由神話轉化而成。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說概括起來主要有三點：第一，「時代愈後，傳說中的古史期愈長」；第二，「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大」；第三，「我們在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的狀況，至少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的狀況。」
1923年底，顧頡剛離開商務印書館、回北大研究所，擔任《歌謠》周刊編輯，專心從事民俗學、民間文藝研究，成為《歌謠》周刊的主要撰稿人。曾先後發表《鄭樵對於詩詞與故事的見解》、《東岳廟的七十二句》、《兩個出殯的導子帳》、《各種方言標音實例（蘇州音）》等文章。
1924年，《吳歌甲集》在《歌謠》周刊連載，反響很大。同年底發表的《孟姜女故事的轉變》一文，驚動了中外學術界，一時應者蜂起，提供資料、書信討論紛至沓來。
1925年4月，顧頡剛等人到北京西效妙峰山進行社會民俗調查，後發表《妙峰山的香氣》等文章。「五卅」慘案後，顧頡剛為《京極》主編《救國特刊》。9月，撰《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第二次開頭》。
1926年初，《吳歌甲集》由北京大學歌謠研究室出版。4月《古史辨》第一冊出版，受到各界矚目，使顧頡剛成為史學界的核心人物。在所撰長序中，顧頡剛備述自己治學因緣，治學甘苦及治學方向。5月發表《孟姜女故事之歷史系統》，6月撰成《蘇州的歌謠》。秋天，赴廈門大學任國學院研究教授。 年底，游泉州考察風俗，撰成《泉州的土地神》。
1927年初，發表《孟姜女故事研究》，比之以前，對孟姜女故事的見解更加成熟，體系更加完整，使顧頡剛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在學術界的地位更加鞏固了。4月，赴廣州中山大學，後擔任學校歷史系教授兼主任、圖書館中文部主任，代理語言歷史研究所主任，主編《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周刊》等。
1928年3月，顧頡剛赴嶺南大學演講《聖賢文化與民眾文化》，闡述民俗研究的意義和目標。同時，顧頡剛任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叢書》的總編輯，負責歷史學和民俗學兩類叢書的編纂。在中大期間，顧頡剛還先後為劉萬章《廣州兒歌甲集》，周振鶴《蘇州風俗》、錢南揚《謎史》、謝雲聲《閩歌甲集》、陳元柱《台山歌謠集》、魏應麟《福州歌謠集》、吳藻汀《泉州民間傳說》、姚逸之《湖南唱本提要》等書作序，發表《天後》及《東莞城隍廟圖》等文章。
1929年5月，顧頡剛到北京，任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研究員兼歷史系教授，又兼在北大上課，主編《燕京學報》。自到燕大後，顧頡剛專心於古史研究，決定對舊系統的古史作出清理，先後撰寫了大批論文，如《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論易系辭傳中現象制器的故事》、《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洪水之傳說及治水之傳說》等。治史過程中，顧頡剛曾以很大的精力研究《尚書》，發現其中《禹貢》等部分牽涉問題很多，必須進行全面的歷史地理研究，才能搞清有關問題。這樣，顧頡剛於1933年在北大和燕大開設了「中國古代地理沿革史」課。
1934年初與譚其驤等人籌備組織禹貢學會，創辦《禹貢》半月刊，制定「禹貢學會研究邊疆計劃書」，為挽救民族危亡致力於邊疆和民族歷史與現狀的研究。《禹貢》刊物成為當時中國歷史地理、邊疆和民族史研究的總匯，培養了一代歷史地理學人才，並創立了中國的歷史地理這門學科。
1935年初，顧頡剛曾擔任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歷史組主任，主編《史學集刊》；7月，調查河北省古跡，編纂《北平志》。
1936年5月，當選為禹貢學會理事，秋，任燕京大學歷史系主任，主編《大眾知識》。
從1929年顧頡剛到燕京大學至抗戰前夕，他曾做過民間文藝研究，1931年與吳立模合作寫成《蘇州唱本敘錄》。
1933年參加燕京大學教職員學生抗日會，成立「三戶書社」（後改為通信讀物編刊社）。接著，發表《鳴鳳記中的吳歌》、《明俗曲琵琶調》、《王恩任擬歌謠》、《北平說書分類》、《灤州影戲》、《孟姜女故事材料目錄》等文章，又點校馮夢龍《山歌》等。
1934年，與譚其驤創辦歷史地理學專業刊物《禹貢》（半月刊）。次年年成立禹貢學會。
1935年，由於當時民族危機深重，逐漸側重邊疆地理研究，並於1936年創立邊疆研究會，同時宣傳抗日。抗戰期間，轉入內地。
1937年，七七事變後，顧頡剛赴西北工作。9月，任甘肅「老百姓社」社長。編印《老百姓》旬刊。
1938年春曾先後赴臨洮、渭源、康樂、岷縣等地考察。
1938年10月，顧頡剛到昆明，任雲南大學文史教授，在《益世報》上辟辦《邊疆》周刊。
1939秋，顧頡剛到成都，任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主任，先後到郫縣、雙流、新津等地考察。同年，發表《中華民族是一個》，開啟了輸血論的先河，提出「漢人是許多民族混合起來的，他不是一個民族」。
1940年3月，創辦《責善》半月刊，陸續發表《虞幕》、《乘龍》、《麗江禹跡》等《浪口村隨筆》中的一些篇章。4月，被聘為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員會委員。
1941年春，赴重慶主編《文史雜志》。5月，任邊疆語文編譯委員會副主任委員。8月，任中央中文系和歷史系教授兼出版部主任。冬，遷北碚，任中國史地圖表編纂社社長、中國史學會常務理事、復旦大學教授等職。
1944年秋，受聘齊魯大學重任國學研究所主任，同時考察大足、合川等地，該年，與婁子匡主編《風物志集刊》。
1945年，任交通書局總編輯，1946年主編《文訊》，完成《晉文公》等著作。是年秋，赴西北，任蘭州大學教席。
1947年，擔任大中國圖書局總編輯，創辦《民眾周刊》，完成《當代中國史學》等重要著作。
1948年7月，任蘭州大學歷史系教授兼主任，兼復旦大學教授。
1949年，上海合眾圖書館油印出版了他的《西北考察日記》、《上游集》、《浪口村隨筆》等著作。秋，任誠明文學院中國語文系教授兼主任，又兼震旦大學教授。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顧頡剛任上海市文管會委員、上海圖書館籌備委員、中國史學會上海分會常務理事。
1951年，任上海學院中文系教授。
1952年，任復旦大學教授。
1954年，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一所研究員，擔任《資治通鑒》總校。
1955年，開始標點《史記》。
1956年，加入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
1957年，發表《息壤考》。1958年，任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常務理事。
1959年，任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副主任，發表《禹貢注釋》。
1962年，發表《尚書大浩今譯》。
1963年，出版《史林雜識初編》，內含《蚩尤》、《顓頊》等篇。
1965年冬，因病到北京香山療養院療養（期間口述歷史，後由何啟君編成《中國史學入門》一書）。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顧頡剛作為「反動學術權威」，戴高帽，受批判，每天到歷史所勞動，一直持續到70年代初才得以解脫。
1971年，開始，擔任「廿四史」和《清史稿》的總校工作，1977年完成，先後由中華書局出版。
1979年，發表《柳毅傳說與遺跡》、《嫦娥故事的演變》、《〈莊子〉和〈楚辭〉中昆侖和蓬萊兩個神話系統的融合》、《「周公制禮」的傳說和〈周官〉一書的出現》、《〈尚書·甘誓〉校釋譯論》等論文。該年，擔任中國社科院歷史所學術委員、中國文聯全國委員、中國民研會副主席等職。
1980年12月25日，因腦溢血於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