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晚清歷史上的改革

『壹』 如何評價中國向現代社會過渡評價清末三次改革

19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洋務新政、戊戌變法和清新政作為近代史上三次改革事件依次出現。從三次新的主要內容來看，它們均涉及經濟、政治、文化教育、軍事四個方面的改革，在不同程度上促進了中國的早期現代化，並且都是在重要的對外民族戰爭出現以後，這是三次新政的共性所在。但是，這三次新政在其名自發生是的歷史動因，在推行過程中的主觀目的與客觀效果，新政發動者與所處的時代中心等方面都是顯示出不現的特點，對此進行一些比較研究，有助於廓清各自的特質。
1、 關於三次新政發生的歷史動因
從三次新政發生的歷史背景來看，它們都是在重要的對外民族戰爭失敗之後，為應付變局，調整清朝統治的運行機制而相繼出台的，然而，就其名自發生的動因來看，有著明顯的區別。
洋務新政是在第二次的鴉片戰爭之後出現的，此時的清政府仍然面臨著太平天國的軍事壓力，因此，清朝流治者是把太平天國視為「心腹之患「，把外國列強看作「肢體之患」對待的。洋務新政的興起有對內鎮壓太平天國和對外抵禦外侮的雙重動因。即「託名學制的剿賊」，表現出洋務新政啟動時的兩個目的。1860年曾國藩首倡洋務之說的奏摺名為《復陳洋人助剿及采米運津折》，表明借師助剿是清朝統治者優先考慮的，同時曾國藩還提出將來師夷的造炮製船，尤可期永遠之利「的主張。到1864年太平天國的運動失敗後，洋務新政把「自強」放到了重要的位置上。
戊戌變法新生政發生在甲午戰爭以後民族危機加深、瓜分狂潮加劇之際，維新派以愛國相砥礪，以救亡為己任，力倡變法維新，並試圖通過光緒帝進行自上而下的變法一扭轉國家衰落的局面。由於日本逼簽《馬關條約》，於是有「公車上書」的發動和「拒和、迂都、變法」。主張的提出，維新變法作為一場運動因此興起；由於帝國主義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特別是德國佔領膠州灣事件，使康有為心懷腹東之恥」寫下《上清帝第王書》，痛陳「瓜分豆剖」的嚴重危局；也由於光緒皇帝不願做亡國君並想有所作為，便在維新的運動高漲之際頒布了「明定國是」詔書，內稱：「今日時局如此，國際如此……強弱相形，貧富懸殊，豈真能制撻以撻堅甲利兵乎？」可見，就連光緒皇帝對以往事洋務新政著意講求船堅炮利也不信任了，他的變法圖強的願望非常強烈。
清末新政於1901年1月拉開帷幕時，八國聯軍已侵佔北京五個多月，此時清政府正忙於同列強談判議和，圍繞著該年9月才訂立的《辛丑條約》就懲辦「禍首及賠款等問題討價還價，因此在推行變法新政的渝令中未見換救民族危機的內容是很自然的。該渝稱：」世有萬祀不易之常經，無一成不變之治法」，「今者恭承慈令，一意振興，嚴祛新舊之名，渾融中外之跡，」「舉凡朝章國故，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政財政，當因當革，當省當並……名舉所知，各抒所見。」看來清末新政盡管出現在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之後，但它興起的原因不是要解決民族危機問題，而是在「嚴祛新舊名」的前提下尋找改革弊政之方。而且當這個推行變法新政的渝令發布僅16天之後，清廷就因「各國和議十二條大綱已允准」而下了「罪已詔」，表示要「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並剴切申渝應當「固邦交、保疆土、舉賢才、開言路。」這後一句12個字反映的恰是汲末新政出台的原因。
2、 關於三次新政推行過程中的主觀目的與客觀效果
從三次新政各自演進的過程來看，它們都涉及經濟、政治、文化教育、軍事等內容的改革，並且有不少內容是前後固襲，不斷深化的。但是，它們在主觀目的與客觀效果上也有不同之處。
洋務之新政的主觀目的是「自強」與「求富」，從軍事工業到民族企業的創辦是這個方面的最好體現，洋務派的「自強」觀和「求富」觀始終沒有沖破「中體西用」的藩籬，盡量以「西用」來引西學有助於擺脫頑固派的阻撓，也限制了洋務新政的深化與發展。因此，維新派說洋務派只是「襲其皮毛」，只是「變事」，而不是「變法」，這是有一定道理的。洋務新政的推行，啟動了中國的早期現代化，並促進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但它未能使中國真正走上富強之途。
戊戊新政不但把變法與救亡聯合起來，不僅是要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而且它的出台確實逐步仿行日本明治維新為改革的目的。光緒皇帝所頒布的新政渝令，基本上採納了康有為等維新派人士條陳中的建議。康有為向光緒皇帝陳請應取法日本明治維新，以「雷霆霹靂之氣，」「成造天立地之歷」，促成「革舊維新」的局面。後來梁啟超在辯駁有人把我戊戊新政為「急激」之說時說：「試問解有此急激者，而日本能維新乎？」由於戊戊新政能動到守舊勢力的根本利益，因此盡管有一道道新政渝令從紫禁城發出，卻大都成為一紙空文，而且守舊勢力很快使集中起來，通過戊戊政變把新政打翻在地。這樣，戊戊新政保留的成果除了京師大學堂外，就都被廢除了。
清末新政強國的是「蓋不易者三綱五常，昭然如月星之照世。而可度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駭。」因此，「以四書五經，綱常大義為主，以歷代史鑒及中外政治藝學為輔」是清末新政推行，許多改革措施的結果卻與清朝統治者的主觀願望背道而馳。新式學堂的創辦和留學生的培養，出現的是新式的知識分子群體；設廠開礦的實業熱潮，增添了階級的力量，立憲運動和換回權利運動彼此互應；清政府希望預備立憲能夠使「皇位永固」， 「人亂少得，」進行了一系列的政革並有一室的實際成效，但清政府缺乏立憲誠意不但使立憲派感到失望，而且又促成革命風潮的高漲。清末新政的改革力度頗大，而且成績也頗顯著，隨著改革過深入，已突破了其出台之時只是「如琴瑟之改弦」的初衷，僅廢止科舉制度一項，就使向被劫持奉為入侄至寶的「四書」、「五經」處於尷尬的境地。
3、關於三次新政的發動者與所處的時代中心問題
從時代中心的視角進行考察，有助於對歷史事件的宣傳和總體的評價。
洋務運動興起之時，雖有鴉片戰爭時期眼看世界的舉動和「師夷長技以制夷」主張的想法，有太平天國政權後期《資政新篇》的頒布，但直到19世紀60年代並沒有新的階級的力量足以在政治舞台上發揮作用。這樣作為地主階級中的開明人士，洋務派「自強」與「求富」的主張與實踐，洋務新政的推行，有著它的積極意義。
戊戊新政是在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與資產階級力量不斷壯大情況下出現的。甲午戰爭的結束表明了洋務運動的不成功，代之而起的維新運動成為時代的中心，從這個意義上說明洋務運動失敗了。維新運動的倡導者是資產階級維新派，他們主動與帝黨官員聯系並爭取和鼓動光緒皇帝厲行變法維新，其影響是深遠的。
清末新政推行的十年，也正是辛亥革命的前十年間。清朝統治集團試圖通過推行新政來挽救和維護其自身的統治地位，在客觀上都促進了中國的近代化的進程。對於清政府的改革是應當肯定的。但就清政府在20世紀初面臨著革命風潮迭起和人心向背的情況下仍然以皇朝自身的利益來確定改革的力度來說，清末新政缺乏能夠實現真正的資本主義性質的改革階級基礎和政治力量。而辛亥革命則是以資本主義經濟力量和資產階級力量為基礎。以三民主義為政治綱領，通過十餘年的宣傳和發動，終於有武昌起義和全國的響應，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統治，結束了兩千餘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因此清末新政讓位於辛亥革命成為歷史的必然.
洋務運動、戊戊運動和清末新政稱作晚清的三次社會變革運動，一般認為三次變革時間先後相繼，范圍逐步擴大，程度不斷加深，在三次變革的推動下，中國的現代化從逐步產生到逐步擴大以至全面鋪開。

『貳』 何謂「清末新政」如何評價清末新政

清政府在義和團運動後十年間，推行的一系列政治、經濟、文化、軍事措施。當時習慣稱為「新政」。它的歷史背景是：義和團運動後，帝國主義列強採用扶植清政府「以華治華」的策略，要求清政府改變它的無能狀態；清政府也企圖以此取得列強對它的支持。清政府自感面臨統治危機，需要加強本身統治能力。《辛丑條約》簽訂後，全國人民對清政府的不滿和反抗日益發展，清政府需要採取對策。清朝統治集團中，在義和團運動後頑固派失勢，洋務派占據上風。

1901年1月29日(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清政府頒發上諭，命各省督撫及政府大員議奏，「舉凡朝章國政、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制、財政，當興當革當省當並，如何而國勢始興，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備始精。」在當時的筆記、報刊、奏摺中，通常稱清廷此舉為「新政」。同年4月21日，又命成立督辦政務處，作為清朝中央政府推動「新政」的專門機構。以後陸續頒布各種章程命令推行「新政」，直至清政府滅亡。

清末「新政」是清政府在義和團運動後為維護其封建統治，迫於國內外形勢而採取的措施。因此，它不可能是一次有成效的改革。不過在當時民主革命高漲的條件下，其中一些措施在客觀上對傳播文化和民主革命思想，對發展工商業起了一定作用。而有些措施則激起人民反抗，擴大了清政府與漢族官僚之間的矛盾，客觀上促進了辛亥革命的到來。

『叄』 如何評價晚清歷史上的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等改革

1、對洋務運動的評價：

(1)積極方面：
①洋務運動在中國封建制度下引進了一些西方近代科技和先進工具，這就必然在客觀上加速封建生產關系的瓦解，刺激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這是不以洋務派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
②洋務派同頑固派的論爭，為學習西方開了風氣。同時引進翻譯外國的科技書籍，創辦新式學堂，派遣留學生，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對封建教育的沖擊.在改革封建文化教育制度上打開了缺口。為中國近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和西學的傳播提供了一定的條件。
③民用工業的興辦，對西方的經濟侵略也起到了一定的抵製作用，客觀上誘導和刺激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
④創建了三支海軍，一定程度上增強了海防能力。總之，洋務運動對中國的近代化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2)消極方面：
①由清朝官府舉辦，為維護反動統治服務。
②軍事工業主要是為鎮壓人民革命，不能救國圖強。
③民用工業是為解決軍事工業的困難，不是為社會求富，在很大程度上被洋人控制利用。
（3）洋務運動的性質
一場由封建地主階級發起的以自強為目的的改革運動。
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都是資產階級改革，而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
戊戌變法的目的是建立發展資本主義建立君主立憲制，其根本目的是為了發展資本主義
辛亥革命的目的是為了推翻封建君主專制，建立民主共和國，發展資本主義
2、戊戌變法
戊戌變法是中國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①戊戌變法，是一次資產階級改良運動，是資產階級變革社會制度的初步嘗試。維新派試圖在政治上建立資產階級君主立憲制。在經濟上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符合歷史發展趨勢。②它是一次愛國救亡的政治運動。在民族危機加劇的時刻維新派希望通過變法使中國走向強大，從而擺脫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表現出強烈的愛國熱情，激發人民愛國思想和民族意識。③戊戌變法也是近代中國一次思想潮流的解放。資產階級接維新派提倡新學，主張興民權，對封建思想進行了猛烈的抨擊，在社會上起了思想啟蒙作用，促進了中國人民的覺醒。

『肆』 請問大家怎麼看待清朝最後幾年的清末新政呢

清末新政，簡而言之一句話：清帝國為了維護自身的統治，被迫採取的一種自救行為，其目的是為了延續帝國的生存而不是為了打破現有格局。清末新政，有著很大的局限性，而且無論是在政治發展還是在軍事發展上都存在投鼠忌器的行為。所以，清末新政根本無法從根本上解決清政府現有問題。

『伍』 對於歷史發展來說，清末新政改革都帶來了哪些影響

在中國歷史上，自從秦始皇創立了皇帝制度之後，封建帝制就成為了中國政治的唯一形式。在經歷了兩千年的發展後，其也在明清時期迎來了其巔峰。在清朝中期的時候，由於外部環境的穩定，中國傳統封建社會的生產力也發展到了極盛。

入侵中國的八國聯軍

這位曾經叫停了戊戌變法的老人在身逢大難之後終於對清朝的國力有了清醒的認識，因此在其到達太原之後，其便立即以光緒的名義起草了一份上諭，這份文件主要傳達了兩個中心思想：

第一是慈禧認為現在清朝國內存在著大量的問題，而國內缺乏有效的問題反饋機制，導致自己對於現狀失去了控制。因此其希望各地官員能夠迅速將存在的問題反饋給自己，以便讓她知道現在最重要的問題出在哪些方面。關於這一點，在這份上諭中是這樣說的：

自來圖治之原，必以明目達聰為要。此次內訌外侮，倉卒交乘，頻年所全力經營者毀諸一旦。是知禍患之伏於隱微，為朕所不及覺察者多矣。懲前毖後，能不寒心！自今已往，凡有奏事之責者，於朕躬之過誤，政事之缺失，民生之休戚，務當隨時獻替，直陳毋隱。

從慈禧的話語中，我們不難看出其對於自己失察的內疚與自責，而除了提出問題之外，慈禧還希望諸位大臣能夠提出相應的解決辦法，來發起一場徹底的政治改革。在這份文件中，慈禧提出當時清政府存在的問題主要是"習氣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傑之士少"，與此同時其還認為當時清朝國民過於自私，對於天下缺乏擔當，而且在學習西方的過程中，只重視表面的知識和技術，對於其具體的政治制度缺乏參考。因此慈禧希望各位大臣能夠對西方的制度進行審慎地評價，並從中尋找出使和清政府的革新道路。

『陸』 如何評價晚清歷史上的洋務運動,戊戌變發等變革

洋務運動：
（1）在客觀上促進了中國早期工業和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洋務派繼承了魏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以「求強」、「求富」為目標，發展軍事工業，發展若干民用企業。
（2）成為中國近代教育的開端。為了培養新式外交、軍事、科技人才，洋務派開辦了一批新式學堂，派出了最早的官派留學生，這是中國近代教育的開始。
（3）傳播了新知識，打開了人們的眼界。洋務派翻譯了一批西學的書籍，介紹西近代的科學文化知識，給當時的中國帶來新知識、新學問，開闊了人們的眼界。
洋務運動引進了西方先進的生產方式，培養了一批科技人才，刺激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從而啟動了中國近代化的進程。特別是近代化的工礦交通企業的發展，加速了封建自然經濟的解體，開始溝通了個體農民與近代企業的聯系，促進了中國商品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的形成。
聯系現代社會，應該就可以寫以上面那段總結為中心，它做出的一系列舉動使了中國開始走向現代化的進程。

戊戌變法是中國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①戊戌變法，是一次資產階級改良運動，是資產階級變革社會制度的初步嘗試。維新派試圖在政治上建立資產階級君主立憲制。在經濟上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符合歷史發展趨勢。②它是一次愛國救亡的政治運動。在民族危機加劇的時刻維新派希望通過變法使中國走向強大，從而擺脫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表現出強烈的愛國熱情，激發人民愛國思想和民族意識。③戊戌變法也是近代中國一次思想潮流的解放。資產階級接維新派提倡新學，主張興民權，對封建思想進行了猛烈的抨擊，在社會上起了思想啟蒙作用，促進了中國人民的覺醒。

『柒』 應該如何評價清末新政

對於清末新政應當客觀地、從兩方面評價：
1、積極影響：
（1）推動經濟自由（最大自由）發展；
（2）中國法律現代化；
（3）政權機構現代化；
（4）中國軍隊近代化（新軍是中國建立真正意義上的近代軍隊的首次努力）；
（5）新學教育興隆；
（6）民族資產階級崛起；
（7）客觀上促了民主革命的發展；
2、消極影響：
（1）增加人民負擔，尤其是稅收負擔；
（2）致使北洋軍閥崛起；
（3）客觀上為帝國主義輸出資本創造了方便條件；
（4）練新軍、辦警政，強化了封建專政的國家機器，有利於清政府對人民群眾反抗斗爭的鎮壓，強化國家封建機器；

各方評價：

1、「清末新政是一場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質的假維新、偽變法。」——林增平、肖致治《辛亥革命史》
2、「這次新政是在政治、經濟、教育、軍事等各方面，較大程度改革舊的封建體制，推行新的資本主義制度……是一次資本主義性質的改革。」——朱英《晚清經濟政策與改革措施》
3、「作為早期現代化的終結點，清末新政也表明了現代化潮流的不可抗拒性，歷史終於走到了這一步。它以自身覆滅為代價，為適應開放的新形勢而培植了現代化的動力，為中國人全面擁抱現代化創造了比之以前更好地條件……」——忻平《清末新政與中國現代化進程》

評價歷史問題的方法：

（1）堅持正確的立場；
（2）堅持歷史評價而非道德評價；
（3）應堅持階級分析方法；
（4）應堅持效果第一，動機第二；

『捌』 您怎樣認識晚清時期的政治變革這種變革對我們今天的政治改革有什麼啟示

晚清統治者所主持的「新政」與近代民主革命先驅孫中山所領導的反清革命運動，是發生於同一歷史時空中兩個水火不容的重大事件，影響及於後世，非同小可。至於怎樣看待二者的價值與作用，至今仍然困擾著許多後世研究者，聚訟紛紜。倘若從梳理清末「新政」與辛亥革命的相互關系入手，摒棄那種非此即彼的思維定勢，重在從學理上確認「新政」的兩難困境以及辛亥革命的歷史必然性與歷史合理性，對孫中山一代民主革命先驅的歷史勞績多給一點理解與敬重，也許是必要的。 一 曾幾何時，在革命史觀的研究視野與價值體系裡，我國史學界大都重視破壞而鄙棄建設，強調暴力革命而忽視清末統治者的改革成效，許多辛亥革命史與近代通史論著要麼對「新政」不屑一顧，鮮有提及，要麼照搬當年革命文豪陳天華或戊戌通緝要犯兼時政批評家梁啟超的思路，斥責「新政」為「假維新」，「偽變法」，充其量把它作為辛亥革命的一個背景，輕描淡寫地提一下這個「反動」的「新政」之於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客觀作用」。近十餘年來，基於改革、開放的現實感召，加上中外學術交流的順利鋪開與史學研究的深入，以中國早期現代化為視角重新審視清末「新政」的論著不斷涌現，錯綜復雜的歷史場景與有關真相漸次浮出水面。可以說，近十餘年來，我國史學界關於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突破，在較大程度上就是得益於清末「新政」研究的突破。不過，在價值評判的層面上，以批判「激進主義」、倡導「權威主義」或「保守主義」的名義，偏愛改革而輕視革命，惋惜「新政」的中斷而指責暴力反清斗爭乃多此一舉，試圖從根本上否定辛亥革命的必要性與合理性，此論早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就已出台，至今餘音未絕。有關論點或從境外引入，（註：詳見余英時：《中國近代史上的激進與保守》，李世濤主編《知識分子立場——激進與保守之間的激盪》，時代文藝出版社（長春），2000年，第1-29頁。）或與境外的類似聲音相呼應，其中固然不乏 「與國際接軌」的架勢，卻容易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有關學術紛爭也就在所難免。 如何直接用西方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形成或提煉的價值理念來闡釋或衡量中國自身的歷史實際而不使人產生隔靴搔癢之感，外來的或基於本土的理論模式在千人千面的歷史現象面前是否具有萬能的功效，這還是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本文姑置不論。就我國的有關學術狀況而言，由否定晚清「新政」、謳歌革命而轉為謳歌晚清「新政」、否定革命的學術現象與其說同自然而然的互補性學術反彈或糾偏有關，還不如說與史學研究中存在的方法論誤區有關。無論是前此一致否定「新政」而謳歌革命的話語系統，還是近年徹底否定辛亥革命而留戀「新政」的見解，盡管彼此的結論顯得南轅北轍，但無論在話語環境之於史學主體的制約上，還是在思維方式上，都具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在話語環境上，有關是非判斷都過多地受現實生活與社會主流中的價值體系的制約與影響。現實生活中崇尚革命，鄙棄改革，史學研究者就在自己的研究領域去一味地謳歌甚至神話革命而鄙棄改革，反之亦然，既容易忽略歷史與現實的時空差異，也不大注意保持自身相對平靜的學術心境與學術中立態度，過於趨時；在思維方式上，二者都是受制於兩分法的簡單化思維定勢，用非此即彼或顧此失彼、厚此薄彼的極性思維，過多地糾纏於是非定性與價值評判，站在要麼徹底肯定、要麼徹底否定的兩極互換角色，卻忽視了社會內部與歷史事件之間的時空聯系，把復雜的歷史處理得過於簡單化，有關歷史結論就真像翻燒餅一樣，此也一是非，彼也一是非，史學主體的主觀色彩太濃。 應當承認，經過八國聯軍血洗京師的沉重打擊與奇恥大辱，曾經雙手沾滿「戊戌六君子」鮮血的慈禧太後在逃亡西安途中所宣布的「新政」並非完全沒有誠意，也不是沒有具體措施和實際投入，不能因為「新政」的目的是為了維護清朝的統治秩序而否定目的本身。由於歷史條件不同，有關改革的深度與成效的確還超過了19世紀的洋務運動與戊戌變法，這已越來越成為史學界的共識。正是通過「新政」，從傳統的小農社會向現代工商社會轉型的跡象才真正出現。經濟自由政策的頒發，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基礎；現代化的陸軍體制、教育體制與現代人才培養模式也開始落戶；還有，現代法律體系與司法制度已開始成形。除了《獎勵公司章程》、《商標注冊試辦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破產律》、《法官考試細則》、《集會結社律》等相繼出台外，《大清刑事民事訴訟法》、《大清新刑律》、《民律草案》這三部大法就分別在程序法和實體法領域為中國現代法律體系的確立奠定了基礎，（註：袁偉時：《20世紀中國社會變革的可貴開端——我看清末新政》，《二十一世紀》2001年第2月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出版。）其價值與影響也不因清朝的覆滅而消失。另外，從1905年開始，慈禧太後為首的統治者被迫將逃亡海外的政治犯梁啟超於1901年所設計的預備立憲方案撿起來，逐漸予以嘗試。 不過，「新政」畢竟是在統治者於19世紀接連耽擱幾次改革機遇之後開始的。20世紀初年的中國已是危機四伏，百孔千瘡。1911年的反清革命高潮是在清朝統治者已無法照舊統治下去時來臨的，並非孫中山等職業革命家一廂情願的結果，不是人為地造勢而成。 首先，清政府長期壓制本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民生凋敝與不平等條約所強加的一筆筆巨額賠款與「新政」本身的巨額需求之間形成明顯的反差， 「新政」雷大雨小甚至空有其名之類現象比比皆是。基於民族危機日益深重，社會各階層原本就對「新政」期望頗高，也不乏「畢其功於一役」式的渴望，但「新政」的許多方面卻是敷衍塞責，不盡人意，二者的懸殊只能加劇民心的渙散與社會的分化。為了擺脫財政困難，貪污腐敗變本加厲的統治者拿出竭澤而漁的舊花樣，加倍敲榨人民，結果，自衛性的抗糧、抗捐、抗稅斗爭此起彼伏，憤怒的下層民眾不僅沖擊厘卡警局，而且搗毀新式學堂，反而增加「新政」的阻力。 其次，自康、乾以降，清朝統治者日趨衰敗，政治威懾力與治理能力逐代遞減，陷入周期性的皇朝衰敗危機。但人類歷史上的許多改革都是在社會矛盾日趨尖銳時為挽救統治而啟動的，任何一場成功的改革之於改革者的政治權威、魄力與技巧要求自然就不低，清末「新政」尤其如此。慈禧太後也罷，載灃也罷，能否駕馭「新政」所產生的那些頗具挑戰性的成果，冷靜地處理某些突發性的政治事件，維持殘局，卻還是未知數。以新軍為例，既然它屬於頗具現代化素質的新式國家機器，而且從籌餉、募兵到編練成軍，多由地方督撫直接控制，其獨立性較湘軍、淮軍猶有過之，中下級軍官中還不乏留學歸來者，軍中還有同盟會中人喬裝安置切入，倘若指望它始終如一地同一個腐朽皇朝保持一致，赴湯蹈火，那是不切實際的。如所周知，武昌起義爆發時，紫禁城就已無法調動各省新軍火速「助剿」，倒是響應武昌起義者的呼聲不絕如縷。再以教育改革為例，科舉制的廢除固然加劇了傳統社會結構的分解，士－紳－官三位一體的局面已不復存在，年輕的求學者無論是負笈國內新式學堂，還是浮槎放洋，大都懷抱報效國家之念，潛心救國之道。當他們目睹域外世界經濟發達、國力強盛時，其恨鐵不成鋼的心境便油然而生。他們上下求索，左右對比，一致認為君主專制主義乃祖國積貧積弱的總根源，要麼呼籲清朝政府拿出誠意來，實行貨真價實的君主立憲制，要麼主張用暴力將愛新覺羅皇朝與君主政體一同埋葬，創建民主立憲制。如何把那些見多識廣的熱血青年召喚在陳舊破爛的龍旗下，就成問題。誠如一向不贊成暴力反清的梁啟超所說：「必有大刀闊斧之力，乃能收篳路藍縷之功；必有雷霆萬鈞之能，萬能造鴻鴣千里之勢。若是者，舍冒險末由。」（註：梁啟超：《過渡時代論》，《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六，頁三一。）嚴復有一段評論值得回味：「十多年前，先有普魯士亨利親王，後有一名日本軍官向滿族王公們建議，中華帝國的當務之急和首要任務是要擁有一支現代化的軍隊；其次，將權力完全集中於皇室中央政府。滿族王公們努力照此行事十二年，除此之外無所作為。誰能說這些建議是錯的？但是前面提到的那兩位先生都不知道，他們恰好將一件鋒利的武器給小孩玩耍，或拿一塊馬錢子鹼當補葯給嬰兒吮吸。」（註：［澳］駱惠敏編《清末民初政情內幕——喬·厄·莫理循書信集》上冊，知識出版社，1986年，第781頁。） 再次，古往今來，政治體制改革的阻力與難度較大，改革者既需要相應的眼界與胸懷，也要具備沉著果敢的魄力與駕馭全局的控制能力。不乏威服群臣手腕的慈禧太後也許還勉強可以苦撐，但由優柔寡斷的攝政王載灃和動不動哭鼻子的隆裕太後作為後繼者，去繼承不無風險的預備立憲的政治遺產，就顯得更遭。當載灃等人把席捲全國的保路運動與國會請願運動鎮壓下去，又愚不可及地將鐵路修築權強行轉讓給列強和拋出「皇族內閣」時，他們就把許多積誠罄哀的請願者踢入革命陣營，反清革命的高潮就悄悄來臨了。 二 歷史本身既充滿矛盾，也不無因果聯系，最典型的莫過於革命者與被革命者之間。充滿矛盾的一面不難引起高度關注，卻容易遮蔽存在因果聯系的一面。 不管黑格爾對理性的自我發展之於歷史過程的作用以及歷史本身的必然性是如何誇張和絕對化，他把歷史看作一種必然性的邏輯過程的見解卻不無可取之處。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指出：「我們在觀察運動著的物質時，首先遇到的就是單個物體的單個運動的相互聯系，它們的相互制約。但是，我們不僅發現某一個運動後面跟隨著另一個運動，而且我們也發現：只要我們造成某個運動在自然界中發生的條件，我們就能引起這個運動；甚至我們還能引起自然界中根本不發生的運動（工業），至少不是以這種方式發生的運動；我們能給這些運動以預先規定的方向和規模。因此，由於人的活動，就建立了因果觀念的基礎，這個觀念是：一個運動是另一個運動的原因。」（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50頁。） 對於辛亥革命與清末「新政」的關系，我們也不妨作如是觀。盡管革命者與「新政」的主持者清朝統治者彼此是不共戴天的，但辛亥革命與「新政』是互相聯系和互相依存著的，無法割斷彼此之間多方面的因果關系。它至少表現在： 第一，孫中山等人的革命活動逼得清朝統治者加快「新政」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即預備立憲的步伐，統治者已經明白，惟有盡快推行「新政」，才能將自身的統治秩序維持下去，使「內亂可弭」； 第二，統治者的預備立憲反而促使不乏依法治國理念的革命者抓緊革命反清的准備，後者試圖搶在憲法與君主立憲制確立之前推翻清朝，以免愛新覺羅家族成為憲法所規定的「萬世一系」的合法統治者； 第三，「新政」期間，新軍的編練與科舉制廢除之後士人群體的分化與新式知識分子的興起，為革命陣營准備了可資發動的基本力量； 第四，「新政」期間，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與預備立憲的展開，為革命者准備了自己的同盟軍與合作者——資產階級與君主立憲論者； 第五，預備立憲期間，關於民權思想的公開宣傳與歷次國會請願運動的實踐，為中華民國成立後的民權政治建設提供了一定的條件； 第六，南京臨時政府的財政危機與晚清統治者的財政危機一脈相承。革命本身不能迅即生財，革命者只能通過革命的方式去佔有革命對象的財源，而清朝政府早已國庫空虛，在經濟上留下一個爛攤子，這既有利於革命者推翻它，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取而代之的南京臨時政府可資利用的經濟資源，不利於革命者自身的政權建設。另外，民國初期的軍閥割據與混戰也與清末中央權力式微與地方督撫專權的趨勢有關，任何一場革命對原有社會格局的破壞都是有限度的，都或遲或早地回到建設的話題中，破壞只是暫時性的「變態」過程，建設才是常態。況且，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任何歷史人物對於歷史的創造，「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603頁。） 可以說，就已經成為事實的歷史場景而言，「新政」的主持者與革命者之間固然勢同水火，誰都希望吃掉對方。但「新政」與反清革命運動之間實際上存在一種誰也離不開誰的相互制約關系。無論是革命，還是「新政」，都不可能憑空發生。既然二者都已發生在同一時空，勢必互相影響，互相對立的過程其實也是互相聯系和互相影響的過程。假如沒有反清革命運動發生，「新政」就不可能是我們所研究和曾經出現過的那個「新政』，反之亦然。對於沒有發生過的歷史場景，後世研究者設想起來不難，但分析和評判起來就需要在必要性與可行性上嚴格把關。如果站在理想的真空中憧憬「新政」的未來，埋怨辛亥革命不該發生，指責革命者添亂，不僅無法保證由清朝統治者自編自演的預備立憲之結局能包你滿意，也無法回答梁啟超、張謇及其身後一批溫和的國會請願者與廣大資本家在屢遭羞辱之後紛紛轉向革命之舉究竟是對還是錯？此論的主要失誤不僅在於論者對「新政」的前景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而且以為革命高潮的到來就是孫中山為首的革命者單方面努力的結果，較之以往那種只承認孫中山等人之於辛亥革命的赫赫功勛卻既否定「新政」的歷史地位又無視梁啟超等人的歷史貢獻之論，可謂異曲同工。殊不知， 1911年的反滿大合唱就是在革命的客觀條件已經成熟而主觀條件還不太成熟的情況下出現的。事過數年後，孫中山回想起當年的情景時，也曾直言不諱地說： 「武昌之成功，乃成於意外。」（註：孫中山：《建國方略》，《孫中山選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08頁。）當然，這並不影響我們對孫中山作為革命領袖的整體認識。 辛亥革命作為「新政」的替代物，不僅推翻了腐朽的清朝，而且譜寫出了中國民權建設的第一章，許多論著已對此做了比較詳盡的闡釋，因篇幅限制，茲不贅述。筆者只想補充的是，盡管辛亥革命的歷史結局還容易引起紛爭，民國的建設也的確難以令人滿意，但正是由於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將「三綱」之首棄如敝屣，人民的思想解放盛況空前，「社會風俗人心，從某些部分看來，辛亥以後和以前大大改變了。所有卑賤、頹廢、放盪行為，有些少了，有些完全消滅了。…… 總之，辛亥革命無數頭顱換得來的，除推翻封建帝制以外，廣大民眾的體格、品格相當提高了。」（註：黃炎培：《我親身經歷的辛亥革命事實》，《辛亥革命回憶錄》第1冊，中華書局，1961年，第68頁。）在國內是如此，在海外華人中也大致如此。蔣夢麟在回憶辛亥革命前後唐人街的變化情況時，就深有感慨地說： 「革命以後，唐人街開始起了變化，而且是急遽的變化，短短幾年之內，算命賣卦的不見了。辮子的數目也迅速減少，終至完全絕跡。青年女子停止纏足，學校制度改革了，採用了新式的課程；送到附近美國學校上學的孩子逐漸增加。唐人街雖然想抗拒美國鄰居的影響，但是祖國有了改革，而且在生活方式上有了改變以後，這些忠貞的炎黃裔胄也終於亦步亦趨了。」（註：蔣夢麟：《西潮》第10章，《美國華埠》。）說到這里，我不禁想起曾經對孫中山不無成見的張謇飽含深情的感嘆：「起而革命者，代不乏人，然不過一朝一姓之變革而已，不足為異。孫中山之革命，則為國體之改革，與一朝一姓之變革迥然不同。所以孫中山不但為手創民國之元勛，且為中國及東亞歷史上之一大人物。」（註：《張季子九錄·文錄》。）反對暴力革命甚力的梁啟超也在事後以學者的識力，多次對辛亥革命的歷史地位予以充分肯定，容專題另述。如今時過境遷，物換星移，倘若後世研究者連張謇、梁啟超的思想境界都難以企及，恐怕就需要回應革命文學家郁達夫早在半個多世紀之就說過的一句話：有了偉大人物而不知道尊重的民族是奴性濃厚的民族。盡管孫中山不是也不可能是什麼完人，在他身上同樣存在某些缺陷，既不必神話，也不必掩飾，但稱他為近代偉人，當不為過。辛亥革命的發生畢竟與他的名字分不開，辛亥革命的歷史功績將不會因為後世研究者的學術偏見而消失。 （資料來源：《學術研究》2002年第9期）

『玖』 晚清政府有哪三次新政背景、目的、結果哪些領域三次有何異同晚清近代化有何特點如何評價它的行

⑴.三次新政：洋務新政（同光新政）、戊戌新政、清末新政。
⑵.背景、目的、結果：
①.洋務新政：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政府面臨內憂外患；為了學習西方技術，維護清朝統治，推行洋務新政；由於列強的控制，清政府的腐敗，洋務新政沒有使中國走上富強的道路；
②.戊戌新政：甲午戰爭後，民族危機加深，民族資本主義發展，在維新派的推動下，光緒帝為維護清朝統治，實行戊戌新政；由於觸動了頑固派的利益，由於光緒帝沒有實權，在頑固派破壞鎮壓下失敗；
③.清末新政：《辛丑條約》簽訂後，民族危機加劇，國內革命運動興起；為了緩和階級矛盾，阻止革命形勢發展，清政府實行新政；由於新政增加捐稅，激化了矛盾，沒有使清政府擺脫內外困境；
⑶.涉及領域：
①.經濟領域：洋務新政舉辦新式企業；戊戌新政保護農工商業發展；清末新政獎勵實業；
②.政治領域：洋務新政設立總理衙門；戊戌新政對舊制度進行不少改革；清末新政裁撤軍機處，設立內閣；
③.軍事領域：洋務新政創辦軍事工業、近代海軍；戊戌新政實行徵兵制；清末新政編練新軍；
④.文教領域：洋務新政創辦新式學堂；戊戌新政創辦京師大學堂，設立中小學堂；清末新政派遣留學生等；
⑷.三次新政的相同點：
都是在民族危機加深的背景下發生的；涉及經濟、軍事、文教、等領域；都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結果都歸於失敗；對中國近代化進程都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⑸.不同點：
①.發生時代不同：
②.倡導者代表的階級屬性不盡相同：洋務新政、清末新政的主持者是地主階級，未跳出「中體西用」圈子，根本上維護封建統治；戊戌新政的實際倡導者是民族資產階級，試圖通過社會內部變革，發展資本主義，實現富強獨立；
③.性質、影響不盡相同：洋務新政、戊戌新政是地主階級的自救運動；戊戌新政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改良運動；洋務新政是中國近代化的起步；戊戌新政有利於中國近代思想啟蒙；清末新政激化了階級矛盾，促使革命形勢發展；
⑹.從三次新政看晚清近代化的特點：
缺乏主動性，是被迫的；行動是遲緩的；
⑺.晚清近代化行動的評價：
①.晚清政府的近代化行動最終都以失敗告終，這是由其在保護封建制度的前提下，進行改革決定的；
②.盡管其目的都是為了克服危機，鞏固統治，但客觀上有利於中國的近代化；）

『拾』 怎樣去評價清末新政

清末新政是新中國成立前影響最大的一場改革運動。它涉及中國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等各個方面，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中國封建愚昧的面貌。新政中廢除科舉制，各省廣泛的創辦大中小學校、圖書館，把先進的西方科學知識和思想理念傳播到了士紳官僚中間推進了立憲運動；政治上進行了新官制改革，設立了度支部、法部、學部等等新部門大大加強了政府的管理能力，也為後來建立責任內閣打下了基礎。同時清政府全面改革法制，頒布《大清新刑律》等等法令，廢除了封建落後的舊法，到1911年制定《欽定憲法大綱》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部憲法。慈禧太後還下詔明確」商業立國「大力發展自由經濟，創辦現代化的農工商業。在農村施行自治（和現在一樣），各省設咨議局（相當於現在的省人大）中央設咨議院（中央議會），為中國向現代國家轉型打下了堅實基礎。軍事上訓練新式陸軍，並派遣徐世昌在日俄戰爭後前往東北設立東北總督，向東北移民，大大加強了中國對東北的控制。1910年清廷重建海軍。
個人認為，如果沒有清末新政，中國很有可能會淪為列強的殖民地。新政的失敗用台灣大學教授的話來說多半是少數民族的局限性。孫中山就是靠著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口號推翻清朝的。還有就是慈溪的去世」使清朝失去了最能乾的統治者「（一個英國教授的話），變法變得困難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