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歷史主義批評是什麼

⑴ 文論中的新歷史主義和文化唯物主義的區別在哪裡

文化唯物主義和新歷史主義在文論史中都有明確的對應，前者的主要負責人是威廉斯，後者無非格林布拉特和懷特。可以非常簡化，當然肯定會存在很多問題的說，文化唯物主義整合文化與物質，而新歷史主義則關心文本和歷史。文化唯物主義是威廉斯在文化研究建構中的重要理論起點，面對英國傳統的文化主義，以「糾正」馬克思主義的決定論而提出的新的文化觀，也即文化的物質性，從而將文化全局化，從物質決定論中跳脫出來，是認識論，卻指向方法論，使文化研究的建構史得以推進。而新歷史主義則沒有單一的理論主張，主要傾向也就是所謂的歷史文本化和文本歷史化，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與你說的結構主義相關，也即延續了語言學主導的思維方式，但這在我看來並非關鍵（甚至是有問題的），新歷史主義的出現更多的還是面向（傳統）歷史主義的決定論思想，甚至是形式主義或新批評的語言中心論，正是因為這是一種研究範式的轉型，而不具有整體性的策略性的理論目的，所以為什麼新歷史主義的諸位代表都對這個名稱有各自不同的理解。

從某種角度來說，文化研究和新歷史主義或可以納入後現代理論的一部分，那麼即使這樣，也僅與後結構主義相關，也就不能被歸於後者。其中的相關性譬如，福柯和德里達等之於新歷史主義（新歷史主義與後結構主義的關系更近），結構主義思想（阿爾都塞）之於文化研究。

⑵ 論新歷史主義批評的得與失

新歷史主義文化詩學這個在上個世紀80年代西方學界歷史轉向思潮的理論產物,與尤根.皮埃特斯先生展開深入和廣泛的經驗交流和理論探討,採用學術訪談形式呈現新歷史主義批評在西方知識界的理論發展軌跡,為新歷史主義或文化詩學在中國學界的本土理論建構提供某些不同尋常的經驗借鑒作用和批評反思契機。
對於文學批評來說，理論是必要的，沒有理論，批評的深度就會大打折扣。但是中國批評界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的理論崇拜，已經使得「理論」的功能被病態地放大到了極限，而批評本身則完全籠罩在了理論的陰影下。我們完全可以理解，長期以來文學界對「理論」的熱情，這種熱情首先源自一種理論自卑。我們是一個沒有理論的民族，我們的古典文論大多是印象式的點評，既不成體系，也無理論自覺，因而與西方自古而來的龐大理論體系相比，我們實在沒有不自卑的理由。不是有人說嗎，錢鍾書也不是理論家，他只是一個鑒賞家，他才華橫溢，記憶力驚人，但他沒有自己的理論體系。對許多批評家來說，「鑒賞家」是一個急於拋棄的「落後」的帽子，它幾乎是沒有「理論」的代名詞。其次，理論的熱情還來自於中國文學界對「理論」的實用主義態度。80年代以來中國文學對「純文學」的想像以及對「現代性文學的」想像都與對西方文學的認同有很大的關系，而文學界「西方化」的文學實踐與西方的的「理論」有著顯而易見的「同構」關系，這使得西方的理論幾乎一引進就能找到「用武之地」。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我們看到了西方各種文學理論在中國文學界「輪番轟炸」的熱鬧景象。更糟糕的是，「理論」進入中國大多依賴的是翻譯，而渴望使用理論的批評家們則幾乎都是「外語盲」，他們所接受的並不是西方第一手的理論而是「翻譯」過來的二手貨甚至三手貨，因此，許多「理論」進入中國後早已被曲解得面目全非，但批評家們似乎並不追求對「理論」本身的理解，也不屑於去探究某種理論的真相，而是樂此不疲於「理論」話語本身的新鮮感和快感。在他們這里，「理論」完全被空洞化、形式化了，它成了前衛、新潮、具有「理論素養」的表徵。這種理論的狂熱症在具體的文學批評實踐中則有兩個典型的表現：一是以理論的帽子套評作品。許多批評文章都是先找好了「理論」，然後再從文本中尋求佐證，一篇評論往往變成了對某一種理論的演示。更可怕的是，有時候，批評家所演示的「理論」其實只是那種「理論」的「字面意思」，與「理論」的本身內涵是毫無關系，甚至是背道而弛的，批評家就是這樣以自己的「曲解」「誤讀」「生吞活剝」來完成對一部作品的理論評判的。在這樣的批評模式中，文本本身的文學元素變得無足輕重，文本的美與內在的奧妙無從呈現，批評家陶醉於「理論」的演練中，其對文本的選擇也依賴於某一文本之於某種理論的親和程度以及理論操作的便利程度，這實際上就是「理論」對文本的遮蔽。二是理論的超前預支。在理論與文學實踐的關繫上，應該說無論是文學還是理論都有其普適性，西方理論與中國文學實踐之間本沒有不可調和的矛盾，因此，以西方理論來闡釋中國文學，或者以西方理論來套評中國文學，都不乏其合理性與合法性。但在中國批評界，還存在另外一種情形，那就是以超前的理論來「預言式」地批評中國文學，從而以時髦的「理論」來任意塗抹、篡改文學文本，理論與文本不再是一種闡釋關系，而變成了一種「改造」與「改裝」的關系。後現代主義、解構主義、後殖民主義、新歷史主義、第三世界話語、女權主義等理論在中國最初的著陸過程，就可以明顯地看出這種理論「強暴」中國文學的現實。三是理論話語對批評話語的「改裝」。理論崇拜對中國批評家來說不僅僅體現在各自的批評方式上，還更體現在批評話語的層面上。本來，對於批評家來說，理論的意義不在於批評家手中握有多少種「理論」武器，而在於批評家理論素質的提高、理論思維的培養和批評方法的更新，它應當有助於批評家文學闡釋力和審美判斷力的提升，而不是以批評家文本解讀能力的犧牲為代價。但在一個時期以來的中國批評界，有無「理論」、「理論」的多少以及「理論」的時尚與高深程度已經成了一種身份和高度的標志。理論家越來越多，而真正令人信服的批評家卻越來越稀少。批評家們言必稱海德格爾、言必稱存在主義、言必稱後現代主義、言必稱德里達、言必稱薩義德……最初擁有某種「理論」話語權的人總是會成為批評界風光無限的「成功人士」。而這也直接導致了批評家話語方式的轉變，可以說，如何更「理論」、更深沉地「說話」，一度成了批評家思考的中心問題。對批評家來說，把簡單的事情復雜化、清晰的事情模糊化、確定的語詞玄虛化已經成了一種基本的「理論」策略，文學批評話語的晦澀、歧義、歐化也因此變得不可避免。為了顯示自己理論的高深，有些批評家總是把批評文章寫得雲里霧里，神秘莫測，令人敬畏，批評家由此獲得了理論上的滿足，而批評則變得面目可憎。某種時候，批評已經成了理論話語權的爭奪游戲，理論熱火朝天，而文本則被打入了冷宮。

⑶ 新歷史主義的含義

是一種不同於舊歷史主義和「新」的文學批評方法，是對形式主義、結構主義等強調文學本體論的批評思潮的一種反駁，一種對歷史文本加以解釋釋義的、政治解讀的「文化詩學」。
新歷史主義在文學批評實踐中進行了歷史——文化轉軌，強調從政治權力、意識形態、文化霸權等角度對文本實行一種綜合性解讀，將被形式主義和舊歷史主義所顛倒的傳統重新顛倒過來，把文學與人生、文學與歷史、文學與權力話語的關系作為自己分析的中心問題，打破那種文字游戲的解構策略，而使歷史意識的恢復成為文學批評和文學研究的重要方法論原則。

⑷ 新歷史主義的意義

新歷史主義主張將歷史考察帶入文學研究，更指出文學與歷史之間不存在所謂「前景」與「背景」的關系，而是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它強調文學與文化之間的聯系，認為文學隸屬於大的文化網路。它著重考察文學與權力政治的復雜關系，認為文學是意識形態作用的結果，同時也參加意識形態的塑造。
在批評實踐上，新歷史主義有明顯的跨學科特徵：傳統意義上的文學文本往往與書信、游記、宣傳手冊、醫學報告甚至繪畫等放置在一起加以分析細讀，文學打破了自治的領域，參與到與其他文化文本的不斷對話和循環之中。

⑸ 你比較認同哪一種文學批評理論

咨詢記錄 · 回答於2021-10-24

⑹ 社會歷史主義批評與新歷史主義批評的異同

社會歷史大於新歷史
社會歷史的眼界更為開闊``結果最為正確
而新歷史更貼進目前生活

⑺ 福柯後現代主義對新歷史主義批評的影響

新歷史主義社會文化思潮的出現,標志著當代西方學術思想的一次重要轉向。新歷史主義的基本理論是「互文性」理論。新歷史主義實質上是一種與歷史發生虛構、想像或隱喻聯系的語言文本和文化文本的歷史主義,帶有明顯的批判性、消解性和顛覆性等後現代主義特徵,強調主體對歷史的干預和改寫。新歷史主義的出現是對傳統的歷史主義和形式主義的雙重反撥,它突破了文學學科的森嚴壁壘,拓展出多維的研究空間,走向開闊的跨學科研究。新歷史主義與文化研究相結合,表現出強烈的政治傾向性和意識形態性,具有既消解又補充歷史唯物主義的雙重性。
[關鍵詞] 新歷史主義;社會文化思潮;對比分析
新歷史主義的問世,是伴隨著當代西方學術界的「文化轉向」而出現的「歷史轉向」。新歷史主義作為一種帶有後現代主義特徵的社會文化思潮,對傳統的歷史觀和歷史題材的創作理念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因此,有必要對這種復雜的社會文化思潮進行宏觀辯證的綜合分析。
一、一次重要的學術思想轉向
新歷史主義的基本特徵顯示出對所謂傳統的歷史主義和形式主義的雙重反撥。新歷史主義到現在還是一個沒有共同理論綱領的學術流派,是一個還沒有得到公認的尚不確定的概念。正因為這樣,對新歷史主義的解釋很不相同。從國別來說,美國學派與英國學派存在著差異。英國學派宣揚的「文化唯物論」雖然處於邊緣,但表現出比較強烈的政治文化色彩。美國學派注重對社會文化領域的重建,新歷史主義作為後現代主義和後結構主義式微之後的新理論和新批評,表現出強勁的勢頭。由於不同學者所持歷史觀念的多樣,對新歷史主義的解讀更是人言人殊。有人認為,「歷史」表現為占統治地位的權力關系和權力斗爭的敘述。有人主張「歷史」是由各種聲音講述的包括處於邊緣的勢力和人物的權力故事。有人把歷史理解為文學文本與社會存在的內部和外部的復雜關系。還有人對新歷史主義表示非議和反感,譏諷那些傾心「文化批評垃圾」的「追新族」們妄圖通過顛覆偉大的文學經典,藉助文學來改造社會,只能是一種「文明的野蠻人」的幻想。
新歷史主義的重要代表人物是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1982年,他在《文類》雜志的一期專刊的前言中,打出「新歷史主義」的旗號。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學術夥伴,還有路易斯•蒙特洛斯、喬納森•多利莫爾、海登•懷特及查理•勒翰與卡瑞•利伯特等人,他們的理論既有自身的獨特性,又具有共同性。海登•懷特通過賦予歷史一種想像的詩性結構,從而把歷史事實和對歷史事實的語言表述混為一談。他的著作《元歷史》、《話語轉喻學》、《形式之內容》都越來越明顯地把歷史詩學化,認為歷史是一種語詞建構起來的文本,是一種「文學虛構的歷史文本」,是一種具有文學性的歷史文本,是一種「敘事」的「話語」文本,從而把「史學」變成了「詩學」。後現代主義的歷史觀認為歷史學本質上是一種歷史詩學,是一種「語言的虛構」,從根本上否定歷史的客觀性、真實性、規律性和科學性。隨著20世紀80年代「解構批評」向各種解釋學的轉移,各種解釋學的闡釋模式,特別是對文學與歷史的接受反應理論和闡釋理論都在一定程度上融進新歷史主義的文化思潮之中。
這是一次歷史性的轉折。西方文論的主流不再把文學限定在文本自律的狹小圈子裡,而是一反過去對政治的厭惡,向歷史、政治、種族、性別和意識形態傾斜。形式主義掩蓋了理論的社會功能與政治功能,忽略了民族權力和婦女權力問題,遮蓋了各階級之間的矛盾和沖突。新歷史主義文學研究的興趣開始從對文學的「內部」研究轉向對文學的「外部」研究,恢復和重新確立文學的歷史和社會背景。
較之於形式主義而言,新歷史主義表現出很強的學理優勢。文學學科的森嚴壁壘開始被突破,走向開闊的跨學科研究。原先那種只局限於封閉的文本研究的文學觀念開始向歷史學、社會學、政治學、倫理學、人類學、民族學、精神分析學開放,拓展出多維的研究空間。文學理論的各種跨學科聯系互滲、互融、互釋、互動,形成闡釋的通約性和連貫性。文學自身的審美特性和特殊規律的研究受到冷落,甚至表現出用文化研究排斥文學研究的傾向。文學理論發展的整體趨勢走向廣義的文化研究和新歷史主義文化詩學。
新歷史主義與文化研究相結合,表現出強烈的政治傾向性和意識形態性。文學理論轉向和側重文化研究,更加關注意識形態、權力斗爭、民族問題、文化特性,從政治視角對被視為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及其政治思想體系和原則進行批判。新歷史主義的文化批判運動帶有正負兩面性,既抨擊了資本主義社會的荒誕和異化現象,同時又抹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進步的歷史作用,只強調被壓抑形成的「單面人」的痛苦,不承認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雙重性。
新歷史主義具有強烈的歷史意識形態性。新歷史主義通過批評運動激發、調動和利用文學和文化研究的消解性和顛覆性,向主流意識形態進行抗爭和挑戰,從語言層面達到重寫歷史、文化史和文學史的目的。但這種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性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往往不尊重歷史的客觀實在性和客觀規律性,從語言文字層面對歷史文本的改寫同樣帶有明顯的正負兩面性,有的把被誤讀和漏讀了的歷史正過來和補上去,有的則把本來是正讀和正寫了的歷史隨意加以歪曲和顛倒。
新歷史主義通過建立文本與歷史的整體聯系,從文化研究的視域對歷史進行整體審視。新歷史主義打破語言符號和形式結構的牢籠,克服文本主義和形式主義的非歷史化的傾向,重新探討文學與歷史的關系。但是這種整體透視往往流於表層化和平面化,忽略、遮蔽或消解了主要的社會歷史結構中的基本的、首要的和主導的方面和過程。新歷史主義面對歷史語境,重新解讀文學作品的意義,作為對文本中心主義文論學理系統的反撥和矯正,成為一種既不同於傳統的歷史主義,也不同於形式主義的新的文學觀念和批評方法。正因為如此,新歷史主義往往遭到來自各式各樣的歷史主義文論學理系統和各式各樣的形式主義文論學理系統的雙向夾擊。

二、新歷史主義的基本理論

怎樣理解歷史,怎樣理解歷史與當代的關系?研究歷史不是最終目的。人們多半不是為了研究歷史而研究歷史,總是想通過研究歷史而有助於當代歷史的正常的健康的發展。歷史只不過是今天的過去時,而今天只不過是歷史的現在時。當代只不過是歷史的延續、活化和不斷生成。克羅齊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黑格爾指出,一切歷史都具有當代性。久遠而厚重的歷史積淀著豐富而寶貴的人類的族群經驗和集體智慧。人們為了求得現實的詩意的生存和祈盼美好的未來,總會以史為師,向歷史老人請教,或以古鑒今,或借古喻今,或借古諷今。為了解決現實生活中的某些重大的社會問題和人生問題,人們往往發掘歷史資源,利用古人的思想、服裝和語言,演出當代歷史的新活劇。人們對歷史的理解歷來是帶有雙重性的,或者說成是歷史事實,或者說成是歷史故事。被稱為歷史學之父的古希臘的希羅多德認為,歷史是指真實發生的故事,從追求歷史真實出發,形成歷史科學;從敘述歷史故事出發,可以訴諸文學的虛構和想像。從根源上說,靠文學的虛構、想像和敘述的歷史故事,實質上是從真實發生的歷史事實中派生和演繹出來的,不應當隨心所欲地用文學的虛構、想像和敘述遮蓋、改變和取代真實發生的歷史事實。這里產生了一些重要的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即歷史的思性和詩性、歷史的科學性與文學性、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關系問題。
為了解決上述一些重大的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西方學者提出了一種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理論。俄國學者巴赫金的詩學所提出的復調理論、對話理論已經包含有互文性的因子。比較系統地倡導互文性理論的,當推法國女權主義批評家朱麗婭•克里斯蒂娃。她的《符號學》論述了文本與文本之間的通約性,認為不同的文本都可以作為對方的鏡子,相互嵌入和相互映照,彼此相互吸收、相互轉化,形成一個從歷時態和共時態兩個維度向文本不斷生成的開放網路。互文性理論開始主要表現為一種關於文學文本的闡釋理論。值得注意的是,當這種互文性理論滲透到文化研究領域,特別是進入到新歷史主義批評中,已經從文學文本與文學文本之間的互文性轉換為文學文本與歷史文本之間的互文性。互文性理論向歷史領域的進軍,雖然為文學和文化研究打開了更加宏闊的學術視野,但由於新歷史主義文化批評中把互文性理論的重心轉移到文學文本與歷史背景和文化語境的關繫上,這種超越使互文性理論不可避免地產生文學和歷史的界限的混淆,引發出新歷史主義的一句名言:「文本的歷史性和歷史的文本性」[1]。新歷史主義強調著眼於當代視野,泛用文學文本與歷史文本和歷史語境之間的互文性的雙向指涉,來解釋過去的歷史文本,進而將文學文本重構為歷史客體。以海登•懷特為代表的新歷史主義者隨意把文學性的概念加以泛化和強化,把「文學性」從狹義的文學的「文學性」,包容和放大為歷史的「文學性」,使賦予文學性的歷史敘事變成了對歷史的文本建構,靠語言層面的虛構和想像發揮建構功能,實現歷史領域中的自 塑造。
新歷史主義實質上是一種文本歷史主義,是一種與歷史發生虛構、想像或隱喻聯系的語言文本和文化文本的歷史主義,是一種帶有明顯的批判性、消解性和顛覆性特徵的後現代主義的歷史主義。某些新歷史主義者認為,歷史的客觀性、真實性和規律性是不存在的。所謂歷史的「本來面目」只不過是作者的歷史觀念的自 塑造的產物,只不過是意識形態對塵封的僵死的史料進行選擇、編織、闡釋和重塑的結果。正像海登•懷特所認為的那樣,所有的歷史不過都是「關於歷史的文本」,而所有的歷史文本不過都是一種「修辭想像」。歷史只存在於具有文學性的歷史文本之中。「歷史是一個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壓縮的歷史。歷史和文本構成生活世界的一個隱喻。文本是歷史的文本,也是歷時與共時統一的文本。」[2]後結構主義的領軍人物德里達斷言:「文本之外無他物。」詹姆遜認為,「歷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 ,換言之, 只有通過預先的文本才能接近歷史」。[3]全部社會歷史不是存在於文本之外,相反,全部社會歷史都內置於文本的結構中。福柯作為一個反歷史的歷史學家公然宣稱,他書寫歷史(文本)正是為了消滅歷史(存在)。以威廉斯為代表的「文化唯物論」(cultural materialism)強調應當優先考慮社會結構的文化層面,為了反對文本自律論,提出必須修正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福山關於「歷史的終結」的理論,使人們陷入迷茫的困惑與哀思。哲學家卡爾•波普爾的論文《歷史主義的貧困》公然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決定論。他認為歷史是開放的,從來沒有什麼必然的結果。這位哲學家對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各種因素相互糾結、交互作用的闡釋對 理解歷史存在和歷史發展過程中的極端的復雜性和出乎意料的曲折性、歧義性、偶然性具有一定的思想啟示,但他拒斥歷史發展的總體規律,反對歸根結底意義上的歷史決定作用,顯然是不正確的。有人據此把歷史唯物主義簡化為線性的發展觀,這同樣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的精神實質和本來意義的。
新歷史主義作為對形式主義文論的反叛,同時又吸取和利用了形式主義文論所重視的語言符號的編碼功能,從總的思想意向上強調文本與歷史的互文性聯系,使文學重返歷史,拓展和開掘了語言結構和歷史結構的想像性和虛構性關系,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文本的歷史精神。新歷史主義與後現代主義和文化研究、文化批評相結合,表現出比較強烈的政治傾向性和意識形態性,宣揚文學的解構功能和批判精神,客觀上有助於啟發人們從政治視域觀察歷史和現實,有助於培育大眾對不合理的體制和思想的批判精神和變革意識。但是,新歷史主義的各種觀念存在著共同的理論誤區。

1•關於互文性的理論

新歷史主義的互文性理論從文學文本之間的互文性轉移到文學文本與歷史文本之間的互文性,強調文學的歷史性和歷史的文學性。
首先需要指出,文學與文學之間、文學與歷史之間,不能完全概括為互文性的關系,不同形式的文本之間的關系除具有相似性和通約性外,還存在著差異性和矛盾性。況且,這種文學與歷史之間的互文性關系,只是想像性和虛構性的關系。文學與歷史之間的互文性關系,是以把歷史變成文字文本為前提的,換言之,文學與歷史之間的互文性關系所指涉的不是文學與客觀真實存在的歷史事實的關系,而是文學與以文本形式呈現出來的歷史的關系。新歷史主義所宣揚的互文性理論好像是一個魔毯,把歷史變成了文本,把史實變成了史書,把歷史內容變成了文本的語言結構,把歷史的客觀存在變成了歷史故事,變成了對歷史存在的主觀敘述,變成了從政治和意識形態視域通過對文字記載的歷史文本的解讀和闡釋,再對真實存在的歷史事件、人物和過程進行消解、改寫和重塑。這種通過語言結構和文本形式搭台上演的互文性的魔術製造了一種披著學術外衣的障眼法,掩蓋和遮蔽了一個最基本的事實,即歷史本身的客觀存在。不論怎樣施展文學的想像、虛構和語言符號的解構功能,都沒有進入文本之中或文本之外的作為第一性的歷史存在,不管新歷史主義者如何解讀、闡釋、改寫和重塑歷史的文本形式,並不意味著對真實存在的歷史事實、歷史過程和歷史規律有什麼實質性的改變。故意混淆歷史和文本的界限,用歷史的文本形式來冒充、取代和偷換歷史,正是帶有後現代主義特徵的新歷史主義文本理論的症結所在。
所謂「文本之外無他物」的論斷,所謂「歷史只是一種修辭想像」的論斷,所謂「歷史是一個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壓縮的歷史」的論斷,所謂「歷史和文本構成生活世界的一個隱喻」的論斷,所謂「歷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 」的論斷,都是把活生生真實存在的歷史變成文學虛構、語言隱喻和修辭想像,再置放於文本中,創造出文本中的歷史。某些富有浪漫情懷的新歷史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學者們以為,通過重寫歷史文本,可以實現對歷史本身特別是對社會政治體制的改造。這只不過是天真的幻想。歷史學家可以篡改對歷史的文本記載和文本敘述,但歷史作為一種過去了的遺存,只能消失在學者們頭腦的思維中和想像里,客觀上是無法被消滅的。有的學者,如美國的理查•勒翰已經覺察到新歷史主義的「理論局限」。他清醒地意識到事實上要消解歷史是很困難的。因為「歷史模式」是人類了解事物、洞悉本質、閱讀文本所必不可少的思維向度,喪失了歷史意識,對外部的把握將陷入混亂和分裂狀態,從而喪失對歷史的清晰認識。
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歷史的文本形式並不限於文字的文本形式,此外還有文物、器物的文本形式和制度、體制的文本形式。制度、體制的文本形式歷史地延續和積淀下來,不會憑借對歷史的文字文本的解讀而被輕松地加以消解和顛覆。至於通過歷史的文字文本對歷史的文物、器物文本的改寫幾乎是不可能的,相反,新文物和新器物的發現卻是重塑和改變歷史的文字文本形式的權威性依據。面對新的歷史發現,以往既定的對歷史的文字記載和語言敘述是蒼白無力的。事實勝於雄辯。從這個意義上說,新發現的歷史事實,更有資格充當改寫歷史文本的角色,而新歷史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文本游戲會陷入十分狼狽和尷尬的境地。

2•從歷史的客觀規律性和意識形態性的關系看

新歷史主義凸顯了歷史文本的意識形態性和政治傾向性。對這個問題的強調是有意義的。特別是官方的正史的書記官們往往受當權者的權力和利益的驅動,對歷史的人物、事件和過程往往進行偏私的甚至歪曲的描寫,使歷史的文本形式和歷史事實本身出現悖立和反差。權力和利益對左右人們的歷史行為的深層動機是不可低估的。馬克思曾說:「這種利益是如此強大有力,以至順利地征服了馬拉的筆、恐怖黨的斷頭台、拿破崙的劍,以及教會的十字架和波旁王朝的純血統。」[4]因此,充分考慮到權力、利益、意識形態性和政治傾向性對書寫或改寫歷史的作用,對正確地對待歷史是頗有助益的。但是,無論個人和集團的歷史行為怎樣富有政治傾向和意識形態訴求,至少不可能完全違背歷史發展的總體規律,相反,往往是由於他們的利益和願望大體上適應世道人心,才能獲得預期的目的。代表歷史發展方向的先進階級、勢力和集團的權力、利益、政治傾向性和意識形態性,往往表現出與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性的統一性和一致性。

3•從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性和人的主觀能動性的關系看

帶有後現代主義特徵的新歷史主義強調通過文學與歷史的互文性,主張主體向歷史的介入,主體對歷史的干預和主體對歷史的改寫。這里表現出幾種情況:第一,對已經過去了的歷史事實來說,主體只能正視它的存在,對尚無認知、未曾相識的對象,根本無法尋覓和建構文學與歷史的互文性關系,也無從對對象施展主體的虛構能力和想像能力,進行隱喻性的指涉,從事闡釋、改寫和重塑;第二,對從事歷史活動的人們來說,只有主體的主觀能動性遵從和駕馭歷史的客觀規律性,才能達到自身的目的性;第三,書寫主體對歷史題材的描述,應當盡可能地忠於歷史真實,切忌隨意把歷史主體化、人性化、道德化、情感化和意志化;第四,面對用語言形式符號書寫的歷史文本來說,作為解讀和闡釋主體的主觀能動性表現為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進行再書寫和再創造,也一定會流露出自己的愛憎好惡的情感態度,關鍵在於是否採取嚴肅的科學態度和正確的價值標准。
4•從歷史和歷史文本的共時態和歷時態的關系看

時間和空間是事物存在的形式,無空間的時間和無時間的空間都是不可思議的。把空間時間化和把時間空間化也是不妥當的。帶有後現代主義特徵的新歷史主義通過把時間空間化,忽略不同的國家、民族和地域在經濟、政治和文化諸多方面發展的不平衡性,隨意拼貼、編織和解構歷史,而不再注重歷史事實本身的多樣性和異質性,只注重作品所隱含的意義生發和意義結構,便於進行文本與文本之間的所謂「虛構的虛構」。這種文本主義的歷史觀通過強調結構的非中心範式和共時性觀念,消解歷史的深度和意義,注重文本的互相指涉的「互文性」關系,從而割斷歷史的連續性,將歷史轉化成一種共同的話語模式,生發出一種邏輯的普遍性意義。用共時性取代歷時性,用平面性取代深度感,用破碎感取代連續性,用隱喻性取代真實性,採取蒙太奇手法隨意虛構、編織和重塑歷史,令人無所適從。這種把時間空間化的歷史,使歷史變成了非歷史化的歷史。這種共時態的歷史,使不同歷史階段的不同歷史事實的真正意義遭到顛覆和瓦解,引發出一種由主觀決定歷史意義的傾向。
歷史的時間是不能回溯和倒流的。真理是具體的。不考慮時間的歷史敘事,必然會導致對歷史文本和文學文本的解讀和闡釋的錯位與謬誤。歷史原則和歷史標準是權衡和評判文藝作品的重要尺度。任何事物都存在於特定的時代環境和歷史語境中。對敘述對象的認知判斷和價值評估只有放到具體的歷史條件下、歷史范圍內和歷史過程中,才能作出恰當的理解和把握。不能用過去的眼光解讀今天的創作,也不能用現在的視野評析歷史上的文學現象。
20世紀80~90年代掀起的「重寫文學史」的運動雖然從總體上看是有意義、有成果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新歷史主義社會文化思潮的影響。由於歷史使命的不同和主流意識形態的差異,對魯迅、茅盾和沈從文、林語堂的評價自然會呈現出較大的差別。20世紀初期,中國的新文化運動方興未艾,民族民主解放運動風起雲涌,啟蒙救亡運動成為主流,魯迅和茅盾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和主將,倡導審美和休閑的沈從文和林語堂自然不可能位居顯赫。新中國成立後,隨著時代變遷和歷史轉折,人們的審美趣味日趨豐富多樣。在這種歷史條件和文化背景下,學界開始重視沈從文和林語堂,把他們以凸顯審美特性見長的作品作為一種文學樣式加以肯定和贊揚,是完全正常的。但是,不應當通過抬高沈從文和林語堂而貶抑魯迅和茅盾,甚至譏諷魯迅和茅盾「落個死後寂寞」。這正是把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空間加以共時化所造成的誤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