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家是什麼

㈠ 什麼叫歷史學家

歷史學家也稱史學家，是指以撰寫歷史著作為職業或對歷史學的創立、發展與應用付出努力的知識分子。以歷史為自己學術研究對象的人群，一般都是指在該領域頗有威望的人士。歷史學家包括歷史記錄的編撰者和歷史材料的研究者。
歷史代表人物

左丘明（約公元前502~約公元前422），《春秋左傳》

司馬遷（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史記》
班彪（3年~54年），中國東漢史學家，班固之父。
班固（32年~92年），《漢書》
陳壽（233年~297年），《三國志》
常璩（大約291年~361年），《華陽國志》
范曄（398年~445年），《後漢書》
劉知幾（661年~721年），《史通》
杜佑（735年~812年），《通典》
司馬光（1019年~1086年），《資治通鑒》
鄭樵（1104年~1162年），《通志》
洪邁（1123年~1202年），《容齋隨筆》
周去非（1135年~1189年），《嶺外代答》
趙汝適(Zhao Rukuò1170年~1228年，《諸蕃志》
馬端臨（1254年~1324年），《文獻通考》
汪大淵(1311年~1350年)，《島夷志略》
李贄(1527～1602)，《史綱評要》
張燮（1574年~1640年），《東西洋考》
顧炎武（1613年~1682年）《日知錄》、《肇域志》
王夫之（1619年~1692年）《讀通鑒論》
王鳴盛（1722年~1797年），《十七史商榷》
趙翼（1727年~1814年），《廿二史札記》
錢大昕（1728年~1804年），《廿二史考異》

章學誠（1738年~1801年），《文史通義》

㈡ 史學家與歷史學家的區別在哪裡

這是個不錯的問題！從司馬遷說起，他專門研究的是狹義的歷史，是與朝代的更替相關的一切，所以寫出來的是「史書」。歷史學家的涉獵領域寬於史學家，他們研究過去一切的代表性內容，雖不能涵蓋一草一木、鍋碗瓢盆的瑣碎事，但過去的文化、經濟、政治、軍事、思想、宗教、改革、革命……全是他們探索的具體方面。你當然知道史記分為幾個部分，什麼列傳、本紀、世家……但是歷史學家的寫出的著作是不會只有這么一點的，因為他們要寫完中國的五千年。

㈢ 什麼是歷史學家

歷史學家也稱歷史家、史學家、史家，指以撰寫歷史著作為職業或對歷史學的創立、發展與應用付出努力的知識分子。歷史學家包括歷史記錄的編撰者和史料的研究者。人們研究歷史必須倚靠前人所留下的記錄。歷史學家會研究過去所發生的事件和這些事件記錄的真確性，並將他們的研究記錄下來。歷史學家的研究對象可以是某人的經歷，某城市、某地或某國家的發展。

㈣ 近代的著名歷史學家有哪些

郭沫若(1892—1978)，四川樂山人，原名開貞，我國著名文學家、戲劇家、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幼年在鄉讀私塾，後到中學，1914年到日本留學，學習醫學。此間改名為沫若，以取家鄉兩條大河——大渡河(古稱沫水)、青衣江(古稱若水)之名。五四運動對他產生了較大影響，1919年到1920年，他創作了幾十首充滿革命激情的白話詩，1921年以《女神》為題，結集出版，這是我國新詩運動的奠基之作。1921年，他與成仿吾、郁達夫等組建了進步文學團體創造社。1923年，郭沫若在日本帝國大學醫科畢業，但他認為「要使祖國早日覺醒」，「必須創立新文學」，乃棄醫繼續從文。這期間，他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認為唯物史觀是「解決世局的唯一的道路」，並表示馬克思、列寧是「我輩青年所當欽崇的導師」。1924年，他回到國內，參加了1926年的北伐戰爭，在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任職。在蔣介石叛變革命前夕，1927年3月31日，郭沫若撰寫《請看今日之蔣介石》，揭露其反動面目。南昌起義後，他趕赴南昌，並在南下廣昌的路上由周恩來介紹入黨。此後，為躲避國民黨當局的懸賞緝捕，黨組織安排他再次東渡日本。在日本，郭沫若克服經濟上的拮據和資料的匱乏，對中國古代社會進行了深入研究，寫出《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很多著作。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郭沫若冒著生命危險回到國內。此時，第二次國共合作業已開始，郭沫若在陳誠任主任、周恩來任副主任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擔任廳長。1940年以後，他寫了《棠棣之花》、《屈原》等一批歷史劇，其政治性、藝術性都十分強烈，在中國話劇史上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稍後，他又寫了《青銅時代》、《十批判書》等史學論著。新中國成立以後，他任中國科學院第一任院長，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全國政協都擔任過重要職務。這時期他又寫了《奴隸制時代》等歷史論著，主編了《中國史稿》，創作了《蔡文姬》、《武則天》等歷史劇本。教材中所舉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作於1930年。郭沫若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從當時社會生產狀況出發，分析了中國古代社會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說明了古代社會階級和階級矛盾及其對社會發展的作用。同時，他不容置疑地指出，中國古代經歷了奴隸制社會，「對於馬克思的那個鐵則並不是例外」，從而對否認中國沒有奴隸制時代進而否定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的論調進行了有力的駁斥。
範文瀾(1893—1969)，浙江紹興人，我國著名歷史學家。少年時受同鄉章炳麟影響，擁護辛亥革命。1913年入北京大學，畢業後一度擔任校長蔡元培的秘書，後到沈陽、河南任教，1922年任天津南開學校教員，後升教授，出版《文心雕龍講疏》。五卅運動爆發後，參加反帝活動，次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與黨失去聯系。1927年後，在北京一些大學授課，寫作了一些考據和文學史方面的著作。抗日戰爭爆發後，正在河南任教的範文瀾積極宣傳抗日，因受校方干涉，憤然辭職，參加了新四軍，1939年再次入黨。1940年到延安，任馬列學院和延安中央研究院副院長，受中共中央委託，編寫中國通史。1941年和1942年，《中國通史簡編》分冊出版。1947年，出版《中國近代史》上冊，這兩部著作是我國較早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系統說明中國通史的著作。新中國建立後，在史學界擔任領導工作，1969年7月病逝。其所著論文編為《範文瀾歷史論文選集》，於1979年出版。
呂振羽(1900—1980)，湖南邵陽人，著名歷史學家。青年時代學電機工程，1926年大學畢業後，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經濟學，30年代參加中國社會性質的論戰，撰文闡述馬克思主義觀點，著名的有《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等，其著作多被當局列為禁書。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他30年代的一些觀點，如鴉片戰爭後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殷周奴隸制時代的生產工具是青銅器等，至今仍有一定影響。40年代，著有《簡明中國通史》、《中國民族簡史》等。新中國建立後，在史學界、中央黨校任職。著有《史論集》、《呂振羽史論選集》等。
翦伯贊(1898—1968)，湖南桃源人，維吾爾族，著名歷史學家。青年時代赴美留學，歸國後研究馬克思主義，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出版名著《歷史哲學教程》。1940年到重慶，在周恩來領導下工作，其間寫了大量史學論文和《中國史綱》先秦、秦漢部分。新中國建立後，在北京大學、中國科學院任職，領銜編寫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68年含冤去世。
侯外廬(1903—1987)，山西平遙人，著名歷史學家。自幼受家庭影響，學習四書五經，1922年到北京，考入北京法政大學和北京師范大學，兼攻法律和歷史。1927年赴法留學，1930年回國，先在東北，後到北京任教。抗日戰爭期間到重慶，邊從事抗日統一戰線工作，邊進行史學研究，出版了《中國古代社會史論》、《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中國思想通史》(與杜國庠、趙紀彬、邱漢生合著，五卷)等，著重對歷史做整體研究，在思想史領域取得突出成果。新中國成立後，先後在北京師范大學、西北大學教授歷史，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等職。

㈤ 歷史學家的工作是什麼

歷史學家的工作是還歷史本來面目。

㈥ 當一個歷史學家需要具備什麼

歷史學研究是創新性的工作。歷史學家要創新，必須具備某些特定的素質。歷史學青年研究人員群體是否具備當代中國歷史學家的基本素質，是一個關繫到我國歷史學科未來發展，以及在國際歷史學界地位的大問題。筆者在結合今天的實際，學習、分析、總結老一輩史學大家的基本素質時體會到，對於我們這些後來者，也許主要應該從以下四個方面培養自己的基本素質。
一、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這里又包括四個要素，缺一不可：一是系統地閱讀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著作；二是掌握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精神實質；三是具有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四是能夠正確處理堅持馬克思主義與發展馬克思主義之間的關系。做到這四點，非常不容易，需要研究機構和學者本人長期不懈的努力。
二、豐富的知識積累。歷史學是一門特別強調基礎知識的學科，之所以許多歷史學家都是大器晚成，就是因為知識積累需要時間，需要漫長的時間。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對於一個希望具有較強的創新能力、能夠成為史學大家的學者來說，需要積累的知識應該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歷史學知識。這里不僅僅是自己研究方向、研究領域的專門知識，比如秦漢史知識、英國中世紀史知識，而且應該包括整個歷史學研究領域的基本知識，比如中國史知識、外國史知識、考古學知識，等等。二是歷史學之外的人文社會科學學科知識和自然科學知識。這種跨學科知識，是構建歷史學家廣闊的思考平台，形成歷史學家開闊的學術視野的必要條件。三是當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實踐方面的知識。這要求歷史學家不要把自己鎖進象牙之塔，與世隔絕，而應該關心現實，關心人類社會和自然界現實的發展和變化。古人雲：「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這是個優良的傳統。對現實的了解和關注，是歷史學家治史的不可缺少的動力之源、靈感之源，更是治史目的正確性的重要保障。
三、發現問題、探索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歷史學家的工作是在兩個方面創新：一是新的重要史實的發現、梳理；二是對重要問題新的、有說服力的解釋。這要求歷史學傢具有下述基本素質：（1）較強的邏輯思維能力。做學問，要有清晰的思路、明確的概念、嚴謹的表述，這是基本要求。目前，我們的教育體系缺少對學生邏輯思維能力的系統訓練。我們有些年輕學者在這方面很欠缺，說話、寫文章邏輯混亂。（2）較強的聯想能力。歷史的舞台無限廣闊，歷史現象之間的關系無比豐富復雜。缺乏聯想能力，就難以發現紛紜復雜的事物之間的相似性與相異性，難以發現它們之間的因果關系，難以產生很多靈感。知識面的寬廣，是聯想能力強的前提。（3）較強的批判精神。在學問方面，決沒有絕對的權威、絕對的正確，真理永遠是相對的。所以，歷史學家對任何已有的學術結論，在吸收其正確合理的成分的同時，還永遠應該抱批判精神，去尋找它們的不足之處。批判精神是歷史學家打破思維局限、眼界局限，確立自主意識、創新意識的前提。（4）較強的創新意識。這是學術研究最基本的意識，因為同科學技術發明一樣，學術研究的性質、目的就是創新。這一最基本、最起碼的認識，恰恰在一些人那裡被忽視了。目前，存在著大量重復勞動的學術產品。有些學者，甚至一輩子都沒有一項真正創新的成果。（5）較強的信息獲取能力。首先是善於利用各種手段，尤其是現代發達的通訊傳媒、電子網路手段查找資料的能力。其次是與國內、國際有關學者進行學術交流的能力。這種學術交流是獲取信息的重要途徑。在學術日益國際化的21世紀，與國外學者的交流能力，將是我國歷史學任何一個學科的學者所必備的能力。這兩種能力都對歷史學家的外語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應該說，比較熟練地運用一門外語進行專業研究和學術交流，是任何一位未來的歷史學家的基本功之一；而對於從事外國歷史研究的歷史學家來說，恐怕還需要掌握不止一門外語。
如果我們在以上五個方面加強對自己的培養和訓練，必將提高我們在史學研究中發現問題、探索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四、良好的學風。在學風方面，我國歷史學具有優良的傳統。其中最重要的，筆者認為是以下幾點：第一是勤奮。歷史學是一門聰明的學問，需要歷史學家有非常智慧的頭腦；歷史學又是一門「笨」學問，需要歷史學家有勤奮刻苦、吃苦耐勞的精神，不但要勤於動腦，而且要勤於動腿——到處去查找資料。在很多時候，勤奮比智慧更加重要。我們常常可以發現，一些特別優秀的歷史學文章，主要得益於作者在查找資料方面所下的「笨」功夫。第二是堅韌。我們都知道，坐冷板凳，而且一坐就是十年甚至一輩子，這種描述首先是來自歷史學科的。堅韌意味著甘於寂寞，有時候也意味著甘於清貧。堅韌對立於浮躁、急功近利、沽名釣譽。堅韌意味著學者的清高，學者內心世界的充實。第三是嚴謹。所謂嚴謹，就是實事求是、誠實踏實、一絲不苟。別人的有關成果要充分了解並且承認，決不能埋沒掩蓋，當然更不能竊為己有。自己的成果要做到：字字有據——決不說空話、說主觀臆斷的話；據必求全——就是一些歷史學家提出的「竭澤而漁」，把必需而且能夠找到的資料全部找到；據必求真——就是尊重史料，不為了說明自己的觀點而使用似是而非的史料，或者經不起推敲的史料。
以上幾點看法，筆者主要是用來自勉，當然，也盼望能夠獲得其他年輕的歷史學工作者的認同。

㈦ 歷史學家或考古學家的分別是什麼

考古學家:
專門從事挖掘古跡,古生物化石等等一些與地層有關或是與古代歷史文化有關的成功人士,我們都可以稱之為考古學家.
考古學家都干什麼
歷史學家:
歷史學家也稱史學家，是指以撰寫歷史著作為職業或對歷史學的創立、發展與應用付出努力的知識分子。以歷史為自己學術研究對象的人群,一般都是指在該領域頗有威望的人士。
歷史學家包括歷史記錄的編撰者和歷史材料的研究者。

㈧ 要怎樣成為一名歷史學家

首先要考到一所有好的歷史專業的大學，再來，你要考研，要在某導師的帶領下參加某研究所的工作，要致力於對歷史真相的探究，對歷史古跡，古籍，要十分熟悉，尤其是自己打算精研的那一部分，在今後的幾十年，都要從一而終的在某研究所研究。

㈨ 歷史學家是干什麼的

歷史學家是指以撰寫歷史著作為職業或對歷史學的創立、發展與應用付出努力的知識分子。
歷史學家包括歷史記錄的編撰者和歷史材料的研究者。
在古代中國，歷史學的傳統主要是以歷史編撰的形式創立和發展的，在西漢歷史編撰者司馬遷之後，唐代的劉知幾開創了另外一種門類的工作，即對歷史編撰這項工作本身的研究（historiography）。在宋代，開始了以以往的歷史記錄為材料的針對「歷史」的研究活動。

㈩ 歷史家有哪些

岑仲勉
(1886～1961)
[] 中國歷史學家。學名銘恕，字仲勉，別名汝懋。廣東順德縣人。1886年 9月出生。青年時，入兩廣大學堂（清廣雅書院，後改為兩廣高等學堂）,就讀兩年半,考入兩廣游學預備科（清粵秀書院）。1908年10月入北京高等專門稅務學校，1912年12月畢業。其後在上海江海關及廣東財政廳等處任職員，業余從事植物名實考訂及中外史地考證。1934年7月至1935年6月，任上海暨南大學秘書兼文書主任,業余撰著佛游天竺記考釋,於1934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從而引起史學界注意1933～1937年在《聖心》《輔仁學志》《金陵學報》、《中山大學文史專刊》等雜志發表一批論著，其中尤以《水經注卷一箋校》及《金石證史》等引起一些史學名家的注目。1937年經陳垣推薦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同年7月至1948年6月任該所專任研究員。1948年 7月至1961年10月任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先後擔任《隋唐五代史》、《唐代石刻文選讀》、《兩漢西域學》、《蒙古初期史》、《隋唐史》等課程。曾任廣東省政協委員。1961年10月7日病逝於廣州。
岑仲勉的家鄉順德是清代著名西北史地學家李文田的故鄉，故其治學深受清代西北史地學派的影響。岑仲勉把《西域水道記》、《漢書西域傳補注》、《登科記考》的作者徐松奉為先驅，因而有《漢書西域傳地理校釋》和《登科記考訂補》之作。岑仲勉還受到清季英年早逝的唐史學者勞格的影響，所著《郎官石柱題名新著錄》、《郎官石柱題名新考訂》、《續勞格讀全唐文札記》、《元和姓纂四校記》等都發揚了勞格的未竟之業，而在博大方面有所超過。
岑仲勉治學最重要的成就是以碑刻考證歷史，清代金石家的碑跋，多述小學、碑例、書法等專義，岑仲勉則以碑誌考證史實，又糾正了清金石家過信石刻、偏責史實的毛病，客觀地論證碑誌之價值。除郎官石柱研究外，1936～1942年，著有《金石證史》、《貞石證史》、《續貞石證史》，後收入《金石論叢》，於198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在隋唐史校勘考釋之學中，在辨偽方面，《白集醉吟先生墓誌銘存疑》等文受到國內外學者廣泛好評，與《白氏長慶集偽文》、《論白氏長慶集源流並評東洋本白集》一起，對白居易文集整理有重要貢獻。在追錄史源方面，指出《元和姓纂》為《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之史源,此為一重要發現。在職官典制考證方面,《翰林學士壁記注補》、《補唐代翰林兩記》是超邁清人的作品。在地理考證方面，《括地誌序略新銓》論定孫星衍排列之非。這方面的專著有50～60年代的《隋書求是》、《唐史余審》、《通鑒隋唐紀比事質疑》、《唐人行第錄》。《行第錄》為對唐代文學史及傳記學很有裨益的首創之作。
岑著《隋唐史》(1950～1953年撰成)，反映了作者在隋唐史通論中的創見。如其中對李德裕、陳子昂、四鎮的研究,新意迭出。此外,在他晚年還著有《黃河變遷史》、《府兵制度研究》《西周社會制度問題》《兩周文史論叢》、《墨子城守各篇簡注》。這些專著反映了作者對西周以來的歷史乃至黃河歷史的廣泛興趣。
在中外史地研究方面、尤其是西北史地方面，出版有《西突厥史料補闕及考證》、《突厥集史》、《中外史地考證》等。在突厥史料的搜輯方面受到國內外學者的好評。岑仲勉自四十歲至七十五歲三十餘年間，全部史學著作約一千萬字，自1912年起發表論文一百八十餘篇，已刊專著十八種，特刊專著二種。

顧頡剛
(1893～1980)
[] 中國歷史學家原名誦坤,字銘堅。筆名有無悔、天游、張久、誠吾、桂姜園、余毅、勞育、康爾典、周、武興國等。江蘇蘇州人。1893年5月8日（光緒十九年三月二十三）生於一個書香世家。幼年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1913年考入國立北京大學預科，1916年考入本科中國哲學門，1920年畢業留校，以助教名義任圖書館編目。1922年在上海任商務印書館編輯，與王鍾麒（伯祥）合編《新學制本國史教科書》，與葉聖陶合編《新學制國語教科書》。1924年回北京大學，任研究所國學門助教，先後編輯《國學季刊》、《歌謠周刊》、《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周刊》。1926年以後，歷任廈門、中山、燕京、北京、雲南、齊魯、中央、復旦、蘭州、震旦等大學和社會教育學院、誠明文學院、上海學院教授，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主任和國立中央研究院院士等職。
顧頡剛是「古史辨」派的創始人，繼承和發展了前人的疑古思想。他的「傳」、「紀」不可信的思想來自崔述，「經」不可盡信的思想來自姚際恆，治學要融會貫通的思想來自鄭樵。他用歷史進化論的尋求事物演變線索的治學方法學自胡適，對今、古文家的看法則受之於錢玄同。王國維用實物材料研究古史所取得的成就也給他深刻的影響，王氏所考出的真古史被用以破壞偽古史。1909年，他有志於考辨偽古史，從事資料搜集、積累。1914年始作筆記，記錄讀書心得，終生不輟，計約二百冊，四百餘萬字。1916年作《清代著述考》初稿二十冊，對清代學者的治學成績有了全面了解。1921年他計劃推翻偽古史。1923年在《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一文中提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引起史學界的激烈爭論。以後，將自己和他人研討爭辯的文章編為《古史辨》八冊。
他認為古史傳說中的帝王都有神性，都是從神演化為人，古書中所講的古史是由不同時代的神話傳說一層一層地積累起來的，神話傳說發生時代的先後次序和古書上所載的古史系統排列的先後恰恰相反。研究古史要打破四項非信史的基本觀念：①打破民族出於一統的觀念；②打破地域向來一同的觀念；③打破古史人化的觀念；④打破古代為黃金世界的觀念。他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把崔述的「世益晚則其采擇益雜」之說發展為系統的理論認識，為考辨古史傳說提出了新的思想方法，是中國辨偽史上劃時代的發展。
他對古代的民族和地理也作了深入的考辨，以為自西周以至春秋初年，許多種族各自把本族形成時的人作為自己的始祖,而沒有各族公有的共同始祖,只是春秋以後,經過了二百多年的大國攻滅小國,把無數種族並到一起,到了戰國中期才出現唐虞、夏、商、周同出於黃帝的說法秦漢以前的中國只是沒有統一的許多小國,《禹貢》的九州 《堯典》的流放四罪之處、《史記》的黃帝所到的四方是戰國時七國的疆域,而《堯典》的羲和四個居住地,以交趾入版圖,更是秦、漢的疆域, 他以為研究古代地理應當以各時代的地域為地域，不能以戰國的七國和秦的四十郡作為古代早就定局的地域。為了促使史地學者鑽研中國地理沿革史及民族史，他於1934年發起組織禹貢學會，創辦《禹貢》半月刊。在他領導下，學術研究成績卓著，為國內外學者所重視，稱之為《禹貢》派。
他把考定古書著作的時代作為研究古代神話、傳說以及民族和地理等演變過程的重要前提為此,他對《周易》《尚書》《詩經》、《左傳》、《國語》、《公羊傳》、《穀梁傳》、《周禮》、《儀禮》、《禮記》、《論語》《老子》《莊子》、《墨經》、《山海經》、《穆天子傳》、《戰國策》等書的著作時代，作了不同深度的考訂。他在觀看各種戲劇和搜集整理歌謠時，注意到小說、戲劇、歌謠中故事的隨時隨地變化性，認為研究這一變化過程可以印證古史傳說的變遷。他對吳歌、孟姜女故事作了開創性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對香會、廟宇、神道、婚喪禮節等也作了調查研究。他又熱心於創辦研究民俗的團體和刊物，1926年在廈大創立風俗調查會，1927年創辦中山大學民俗學會和《民俗周刊》，編印《民俗學會叢書》。1936年又在北平創辦風謠學會。此外,他亦重視邊疆問題的研究1938年為昆明益世報編《邊疆周刊》。1941年在成都創立中國邊疆學會。同時,他又先後主編學術刊物《責善》半月刊《齊大國學季刊》和《文史雜志》。
1949年以後，他任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學術委員,主持標點《資治通鑒》、二十四史晚年深入研究《尚書》,作成《周公東征考證》和《校釋譯論》多篇。1980年12月25日在北京病逝。生平著述極富，已出版的有《秦漢的方士與儒生》（原名《漢代學術史略》）、《三皇考》、《中國上古史研究講義》《史林雜識初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妙峰山》、《吳歌甲集》、《蘇州史志筆記》、《西北考察日記》、《論巴蜀與中原的關系》、《顧頡剛選集》、《顧頡剛古史論文集》等。

何茲全
(1911～ )
[] 中國歷史學家。山東菏澤人。1911年9月7日（宣統三年七月十五）生1935年在北平大學史學系畢業後,去日本留學，翌年因病回國。1939～1940年接受中英庚款董事會的專款資助，在中央大學歷史系研究魏晉南北朝史，並在該系講授「中國通史」課。1941～1944年任國民黨中央訓練委員會編審。1944年秋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員。1947年赴美國，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讀書，並受霍普金大學資助，協助法蘭西斯教授將範文瀾著《中國通史簡編》翻譯為英文。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發生後回國，在北京師范大學任教，先後任副教授、教授，兼任魏晉南北朝研究室主任。
何茲全主要集中研究漢唐經濟史、兵制史、寺院經濟和魏晉南北朝史幾個方面。是國內最早倡導魏晉封建說的學者之一。早在學生時代，他就發表《魏晉時期庄園制的芻形》、《三國時期國家的三種領民》、《中古時期大族寺院領戶研究》等論文，論述了魏晉南北朝封建依附關系的出現和盛行。以後，他又在《關於中國古代社會的幾個問題》、《漢魏之際社會經濟的變化》等論文中比較系統地闡發了魏晉封建說的主張。此外，他的《中國中古時期佛教寺院》(1934)一文，在學術界頗有影響。80年代，他又發表《佛教經律中關於寺院財產的規定》和《佛教經律中關於僧尼私有財產的規定》兩文，把寺院經濟的研究引向深入。他在兵制史研究方面，亦有創見,對世兵制魏晉中軍孫吳兵制十六國兵制和府兵制前的北朝兵制諸問題，他進行了深入探討。《中國古代社會》一書，是他多年研究古代社會及古代向中世紀演變的重要成果全書分四部分,對西周封建說、春秋戰國之際封建說和亞細亞型東方社會說提出不同意見，並就「人類社會發展道路的同與異」發表獨到見解。
作為訪問學者，他於1987～1988年去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講學。
他是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中國共產黨黨員。秦漢史學會、魏晉南北朝史學會、唐史學會和北京史學會的理事、副會長和顧問。中國文化書院院務委員兼導師、北京師范大學東西方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東西方文化研究》主編。他發表的論文，一部分已收入《讀史集》和《五十年來漢唐佛教寺院經濟研究》。

侯外廬
(1903～1987)
[] 中國歷史學家。原名兆麟,又名玉樞,自號外廬。山西省平遙縣人。1903年2月6日（清光緒二十九年正月初九）生於平遙縣西王智村，1987年 9月14日病逝於北京。出身於書香人家，自幼習四書五經。1922年到北京求學，分別考入北京法政大學和北京師范大學，兼攻法律和歷史。1927年赴法留學，入巴黎大學。1930年，侯外廬經莫斯科回國。初在哈爾濱法政大學任教授，講授經濟思想史等課程。「九?一八」事變後，輾轉回到關內，在北平大學、北平師范大學等校任教授。抗日戰爭期間他在重慶一面從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一面從事學術研究，相繼出版了《中國古典社會史論》（後改名《中國古代社會史論》）、《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和《中國近世思想學說史》等重要著作，在中國古史和思想史研究領域內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委員、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主任、西北大學校長、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等職。「文化大革命」後，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所長。
侯外廬堅持應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方法研究中國歷史，對上下幾千年的社會史和思想史做了廣泛、深入的研究，著作宏富，自成體系，開創了一個獨具特色的學派，其主要特點是：①注重對歷史做整體的、動態的研究。②依據馬克思主義探討中國文明的起源與古代社會的發展路徑。指出「亞細亞的古代」不同於以希臘為代表的「古典的古代」的原因在於後者是國家取代家族的革命，而前者則是國家混合在家族中（即「社稷」的維新）。而氏族制的遺留，規定了國民思想的晚出以及偏重於倫理道德的賢人作風；舊傳統遂又成為阻礙歷史前進的巨大惰力。③皇權壟斷的土地所有制（即土地國有制）是秦漢以來中央集權的專制主義以及定於一尊的封建思想的社會根源。④與土地權力相聯系，皇族地主占據了封建社會整個階梯的頂端。豪族地主既有支持皇權的一面，又有對抗皇權的一面。庶族地主則更多地擁護皇權。豪族地主與庶族地主彼此勢力之消長，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封建社會不同時期政治、經濟以及思想文化發展的特點，也是封建社會從前期向後期轉變的一個重要標志。⑤對思想史的研究，注重批判維護封建主義的正宗思想，更注重發掘不為人所重視的「異端」思想和哲學史上的唯物主義傳統。⑥強調以法典作為歷史分期的標志。如從奴隸制社會進入封建制社會是以秦漢之際一系列法律形式為標志；唐代的兩稅法是封建社會從前期向後期轉變的標志，明代的「一條鞭法」則是封建社會進入晚期的標志。
主要著作有：《中國古代社會史論》、《中國封建社會史論》、《蘇聯歷史學界諸論爭解答》、《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中國近世思想學說史》(上、下卷)、《中國思想通史》（與杜國庠、趙紀彬、邱漢生等合著，五卷）、《中國思想史綱》（上、下冊）、《宋明理學史》（上、下卷）、《韌的追求》（回憶錄）等。
侯外廬長期擔任中國史學會理事。晚年，擔任中國哲學史學會名譽會長，中國孔子基金會名譽顧問、《中國大網路全書?中國歷史》編輯委員會主任等。他還曾當選為第一、二、三、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常務委員。

譚其驤
(1911～1992)
[] 中國歷史學家、歷史地理學家。字季龍。浙江嘉興人。1911年 2月25日（清宣統三年正月二十七）生於奉天府(今遼寧沈陽)。1930年畢業於上海暨南大學，1932年畢業於燕京大學研究生院。1932年起歷任北平圖書館館員，輔仁大學、燕京大學、國立北京大學和國立清華大學兼任講師，廣州學海書院導師。1940年起任浙江大學副教授、教授。1950年起任復旦大學教授、歷史系主任、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198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地學部委員。同年受聘為《中國大網路全書?中國歷史》編輯委員會委員。
作為中國歷史地理學的奠基人之一，他在1934年協助顧頡剛發起成立了以研究歷史地理為宗旨的學術團體——禹貢學會，創辦了《禹貢》半月刊。他又是中國地理學會的發起人之一,長期任理事,1981年以來任《歷史地理》主編。他主持編繪的《中國歷史地圖集》，是一部由數十位專家通力合作完成的迄今最權威最精確最詳細的中國歷史政區地圖集。他主持編纂《中國國家地圖集?歷史地圖集》，這將是一部包括自然、人文二十個專題的綜合歷史地圖集。
譚其驤長期從事中國史和中國歷史地理的教學，開設過中國通史斷代史史學史、文化史、專著研究、中國歷史地理概論名著選讀歷史地理研究法等課程，培養了許多優秀人才他的研究領域涉及中國歷代疆域政區、都市、河流湖泊的變遷，海陸變遷，人口、民族的分布和遷徙，文化史，經濟史，歷史地理古籍注釋，地理學史、遼史及歷史人物等方面。已發表的百餘篇論文提出了很多獨到的見解和新的結論，其中如對秦漢政區、晉永嘉之亂後的移民、湖南的移民和民族、貴州古代楊保族的歷史、徐霞客（見徐弘祖）的學術貢獻、西漢前黃河變遷史、東漢以後黃河安流的原因、雲夢和雲夢澤的變遷、上海的海陸變遷和開拓過程、馬王堆出土古地圖研究、《漢書地理志》選釋、《山海經》研究、海河水系的形成、中國歷史文化的地域差異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都受到學術界的高度評價。1982年前的主要論著已收入《長水集》上、下冊。還主編有《辭海》歷史地理分冊、《中國自然地理、歷史自然地理》、《黃河史論叢》等。此外，譚其驤還擔任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國務院古籍規劃小組成員，中國史學會理事、常務理事，上海史學會副會長，上海市社會科學聯合會副主席等職。

徐中舒
(1898～1991)
[] 中國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初名道威。安徽懷寧（今安慶市）人。1925年考入國立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1928年任復旦大學和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所撰《古詩十九首考》一文受陳寅恪賞識，1930年經其推薦，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任編輯員，兩年後升為研究員。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八年，發表一系列學術論著，受到學術界的重視。30年代初期參加整理清代內閣大庫所藏明清檔案,頗著成績；同時在北京大學歷史系兼課,講授「殷周史料」。1934年與容庚等共同發起成立考古學社。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應中英庚款和四川大學協聘，任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從40年代起，他先後還在樂山武漢大學、成都燕京大學、華西協和大學、南京中央大學執教。1949年以後除繼續擔任川大教授外，並兼西南博物館和四川博物館館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國務院古籍整理小組顧問、四川省歷史學會會長、中國先秦史學會理事長、中國古文字學會常務理事、中國考古學會名譽理事，以及《中國大網路全書?中國歷史》編輯委員會委員等職務。
徐中舒長期從事科研和教學工作，先秦史和古文字學是其主攻方向，對明清史和四川地方史的研究也有顯著貢獻。他在治學方法上，除繼承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外，擴大研究視野，力求掌握全面，盡量利用有關學科的科學知識，聯系補充，以體現歷史本身的完整性。他熟悉先秦文獻，既能得心應手地運用這些資料，又具有宏觀素養，善於把田野考古、民族學、人類學、社會學、工藝學諸方面的專業知識結合起來,反復論證,力求其是。他強調研究古文字學應和古史研究相結合。他的研究成果豐碩。有關中國古典文學的論文有《木蘭歌再考》、《五言詩發生時期的討論》等。古史和古文字方面有《耒耜考》、《再論小屯與仰韶》、《〈左傳〉的作者及其成書年代》、《論〈戰國策〉的編寫及其有關蘇秦諸問題》、《論周代田制及其社會性質》、《論西周是封建社會――兼論殷代社會性質》、《陳侯四器考釋》《金文嘏辭釋例》《禹鼎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甲骨文中所見的儒》、《西周牆盤銘文箋釋》、《西周利簋銘文箋釋》、《周原甲骨初論》等論文，論證古史、考辨文字,不乏獨到的見解。從40年代開始,還對四川地方史進行研究，撰寫《巴蜀文化初論》、《續論》、《論〈蜀王本紀〉成書年代及其作者》、《〈交州外域記〉蜀王子安陽王史跡箋證》等文。
考著有氏編鍾圖釋附考釋、《史學論著輯存》、《論巴蜀文化》、《左傳選》等；還主持編纂了大型辭書《漢語大字典》和《漢語古文字字形表》、《殷周金文集錄》、《甲骨文字典》等多種工具書。

李學勤
(1933～ )
[] 中國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北京市人。1933年 3月28日生。1952年肄業於清華大學哲學系。1952～1953年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參加編著《殷虛文字綴合》。1954年到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1985～1988年任該所副所長。先後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學術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歷史系主任，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委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並任中國史學會理事、中國先秦史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理事等。1985年被選為美國東方學會榮譽會員。
李學勤長期致力於漢以前的歷史與文化的研究，注重將文獻與考古學古文字學成果相結合,在甲骨學、青銅器、戰國文字、簡牘帛書及其相關歷史文化的研究領域，均有重要建樹。50年代，他綴合、整理殷墟發掘所獲甲骨,用排譜法研究甲骨文反映的史事和歷史地理,並首次鑒定出西周的甲骨文；他首創殷墟甲骨的非王卜辭說，繼而又就歷組卜辭等問題提出兩系九組的新分期法。在青銅器及其銘文的分期、分區、分國別研究中，也取得了較大成就。在系統研究甲骨、金文的基礎上，他對商周時期的禮制、職官、家族法律等方面作了探索50年代後期,他綜合研究戰國時期金文陶文、古璽、貨幣文字及簡帛，從而促使古文字學領域中新的分支——戰國文字研究形成。他從1975年起先後參加湖南長沙馬王堆帛書、湖北雲夢睡虎地竹簡、湖北江陵張家山竹簡等出土文物的整理注釋，並利用這些新材料，對戰國以至漢初的學術史、文化史進行探索，引起學術界的廣泛注意。
李學勤曾多次前往歐美澳、日、香港等國家和地區,考察研究當地公私收藏的中國古代文物,與外國學者合作進行搜集和研究,出版了《英國所藏甲骨集》,同時准備出版有關歐洲所藏青銅器的專著。已出版的專著有《殷代地理簡論》(1959)、中國青銅器的奧秘(1980)《東周與秦代文明》(1984) 《古文字學初階》(1985)、《中國美術全集?青銅器》(主編,1985～1986)等,論文迄今已發表近二百篇，主要有論殷代親族制度(1957)《戰國題銘概述》（1959）、《論婦好墓的年代及有關問題》(1977)、《西周甲骨的幾點研究》(1981)、《重新估價中國的古代文明》(1982)、《西周金文中的土地轉讓》(1983)、《對古書的反思》(1986)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