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明了什麼歷史

㈠ 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說明了什麼歷史現象

句話具體指的僅僅是，蜀中在中國的大分裂時期一定會出現割據勢力——前半句；北宋滅後蜀時縱兵擄掠，以至在蜀人心中留下仇恨。雖然平蜀之戰只用了66天，但是之後鎮壓蜀人、安定蜀中用了好幾個月。後來，北宋在蜀中的統治還是很勉強，雖然早已統一，但是一有風吹草動蜀人就要起義。

四川位於中國西南、長江上游的樞紐地帶，幅員廣闊，民族眾多，自古為人稱頌為「物華天寶，地靈人傑」。它雖然遠離中原，但它的歷史演進步伐卻和中原大體一致。在大多數歷史時期中，四川政治清明、經濟發展、文化繁榮，歷來被視為祖國的戰略大後方，沒有哪一個朝代不重視四川，沒有哪一個朝代不把治理好四川作為國家的頭等大事。因此，對治蜀的歷史及其經驗和教訓加以認真總結，無疑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同時也是四川歷史學者責無旁貸的重任。本文對此略加論述，拋磚引玉，就教於方家。

一、「天下治亂」與四川盛衰

四川古稱蜀。史家曾有「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後治」的說法。這個說法原是史家特指魏晉南北朝時期川陝之間的混亂局面和所受荼毒而言，後來又有學者提出應是指南宋時金、蒙先後屢攻川陝，從而導致四川經濟衰頹而言，另有學者以為明末張獻忠之亂亦是由陝及川，致使四川敗落而言，等等。這些說法，都有確鑿的史實作為立說依據，不過都是以某朝某代作為觀察對象的，都沒有跳出短時段歷史觀的窠臼。而在世人看來，「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後治」，似乎已是從古至今四川治亂的鐵的規律。四川歷史究竟是否遵循著這一「規律」演進的？這關繫到怎樣正確認識歷史上的治蜀問題和四川的盛衰問題，應當引起足夠充分的重視和深入細致的思考。從長時段的歷史觀即歷史的全過程看，所謂「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後治」 的流行說法，其實並非四川歷史的治亂規律，應予否定。但以四川歷史某個時期或某個階段而言，則是符合實際情況的。其實，就中國各個省區的歷史而言，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過這樣的治亂交替現象，它並不是四川一省所獨有的歷史景觀，更不是四川歷史上的治亂規律。

這就需要我們做一番歷史的考察。

如同中國所有的區域史一樣，四川歷史不是呈線性發展的，而是在曲折中發展演變的。大致說來，最近二十年來，歷史學家基本上同意四川歷史發展的「三盛二衰」之說〔1〕。意思是：四川歷史發展存在三個高峰兩個低谷，秦漢、唐宋、清代表現為三個高峰，魏晉之際和元明之際是兩個低谷。不過現在看來，這個說法仍然是不夠全面的，因為它並沒有提到商周時期和民國前期四川的治亂與盛衰[2]。
三星堆文化和金沙遺址已經充分揭示出這樣的史實：商周時期的古蜀文明曾取得重大成就，是中國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在中國文明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三星堆文明的卓越與輝煌，足以表明四川古代文明與中原文明平行發展、交相映輝，共同締造了偉大的光輝燦爛的中國文明。清末辛亥年間，四川發動了聲勢浩大的保路運動，對武昌起義的成功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成為辛亥革命的導火線，「引起中華革命先」（朱德語）〔2〕，並在全國率先舉起脫離腐朽的清王朝的義旗，建立起第一個縣級資產階級軍政府「榮縣軍政府」。如果站在清王朝的立場上，認為「天下未亂蜀先亂」確為事實，1911年的四川保路運動和榮縣首義可以稱得上是其典型。民國前期，四川軍閥混戰長達20餘年，形成軍閥割據的「防區制」，造成四川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時代。如果站在國民政府的角度上，認為「天下已治蜀後治」確為事實，民國前期四川的軍閥「防區制」也可以稱得上是其典型。但1935年川政統一後，四川軍令政令統歸中央，在隨後的抗日戰爭中，四川人民為中國人民全面抗戰的偉大勝利做出了巨大的犧牲和特殊的貢獻。

從歷史的長時段視角出發看待四川的治亂與盛衰，比較全面而客觀的表述應該是：四川歷史的發展表現為「四盛三衰」，先秦、秦漢、唐宋、清代是四個高峰，魏晉之際、元明之際和民國前期是三個低谷。但高峰和低谷是相對而言的，高峰期的四川也並不總是直線上升，其中充滿了迭宕起伏，同時它的盛衰局面也必然受到全國政治經濟大局變化的影響。

四川歷史上四個高峰期的出現不是偶然的，它們直接取決於幾個必要條件：首先是政治相對清明，社會相對穩定，在這個基礎上經濟文化得以持續發展。其次是周邊政治環境和社會環境的相對安定。當然，全國大局的安定是最重要的。先秦、秦漢、唐宋、清代四川的發展和繁榮，都離不開這幾個條件。

與此相反的是，四川歷史上三個低谷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與周邊關系的不穩定有著密切的關系，或者是由全國戰亂的局面所直接造成。魏晉六朝之際，不少割據政權統治過四川，四川歸屬不定，政區建制變動頻繁，難以組織生產，經濟文化大幅度後退。元明之際，四川長期戰亂，文物菁華毀滅殆盡，難以復甦。民國前期，蔣系新軍閥與各省軍閥連年大戰，而四川軍閥在此背景下也割據爭雄，混戰不已，軍閥「防區制」嚴重破壞了經濟秩序，民生凋敝，社會破敗不堪。鐵的事實說明，分裂、割據、戰亂是發展進步的大敵，而統一、和平、安定是發展進步的基本條件。

考察歷史，我們不難看出，不論魏晉之際還是元明之際，四川歷史低谷的出現都不是由「蜀先亂」引起的，絕不是什麼「天下未亂蜀先亂」；而四川古代史上兩次低谷的結束也不是在全國政治平定之後，絕不是什麼「天下已治蜀後治」。民國前期四川的軍閥混戰和軍閥「防區制」局面之所以得以形成，也同上個世紀20至30年代全國政局不穩、各省各派系軍閥集團間的大戰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所以，從歷時性和共時性相結合的長時段視角而不是僅僅從某個短時段來看待歷史上的治蜀，四川的治亂與盛衰問題應當是比較清楚的。

其實，翻揀史籍，我們不難知道，在中國歷史發展的長河中，四川在大多數歷史時期處於相對安寧因而經濟文化繁榮發展的時期，歷史上四川之所以能夠以物華天寶、地靈人傑聞名於世，其根本原因在此。

二、後來治蜀要深思

以上我們討論所的，主要是四川治亂與盛衰的外部條件或必要條件，而四川治亂與盛衰的內部條件或充分條件，應是歷代治蜀者在四川所實施的治蜀方針、政策和措施及其成敗與得失。在這方面，成都武侯祠的一副楹聯是為近世以來治蜀者們所共同關注的一個論題。

清末舉人趙藩在題成都武侯祠楹聯中寫到「後來治蜀要深思」，這副著名的「攻心」聯曾引起近世不少政要顯宦和學者的極大興趣與思考。仔細推敲並結合歷史事實來看，趙藩 「攻心」聯的上下聯，其實包有兩層含義：上聯為一層，講的是用兵之道；下聯為一層，講的是治民之道。兵、民乃制勝的源泉。所以，將兩層含義合起來看，講的正是治國之道。這里不談前一層含義，僅對後一層含義略陳管見。

所謂「後來治蜀要深思」，顯然是以前車為鑒，警示後人。不過他的意思並不是指天下治亂與治蜀的關系，而是說治蜀者即四川的最高行政長官應該審時度勢，根據四川的歷史與現實，亦即根據四川的具體省情，充分發揮自己的政治智慧和才能，制定治蜀的具體方針、策略和措施。

諸葛亮治蜀的最顯著特點就是「審勢」，即准確把握四川形勢。劉備集團入蜀之初，在對於如何治蜀的策略上，曾發生過激烈爭論。劉備的重要功臣謀士法正認為：「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3〕即應先施恩惠，放寬刑罰，以收人心。但諸葛亮通過對蜀形勢的深入分析，卻得出了與法正相反的認識，他認為：「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劉）焉已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4〕不是像漢高祖劉邦那樣「緩刑馳禁，以慰其望」，而是要「威之以法」，「限之以爵」，必須以嚴治蜀，嚴明法紀，整頓吏治，做到罰不避親，賞不避仇，賞罰必信，不因位高而不罰，不因位微而不賞，刑教結合，選賢任能，以身作則。在劉備集團據蜀以前，劉焉、劉璋父子先後據蜀為益州牧，他們作為四川的最高統治者，法紀鬆弛，賞罰無信，任人唯親，以至政治腐敗，將弱兵疲，民生凋敝。這與秦末楚漢之爭時的全國大局已完全不同。在這種形勢下，如果效法漢高祖「緩刑馳禁」，必將導致蜀漢政治的進一步惡化。所以不但不能以「緩刑馳禁」之策來收攬人心，恰恰相反，必須採取嚴明法紀的政策，才能收拾二劉治蜀所留下的殘破局面。歷史事實證明，諸葛亮以嚴治蜀的方針、策略和措施是基本正確的。這說明，所謂審勢，就是要把歷史與現實結合起來，綜合考慮，既不必「法先王」，也不必「法後王」，而是具體情況具體處理，從中得出合乎治地形勢的正確認識。
但是，趙藩所謂「後來治蜀要深思」，是否僅此而已？恐怕還有更深一層的意思。諸葛亮治蜀，在治民之道上確實取得很大成效，有功於蜀，然而在「治官」之道即建立有效、有序的行政體制方面，卻是頗有瑕疵的。其中最關鍵的問題在於缺乏制度保障，名曰「法治」，實為「人治」，而且把「人治」發揮到了極致。《三國志·蜀志》裴松之注引《蜀記》說：蜀漢「事無巨細，咸決於亮」，全由諸葛亮個人決斷。雖有紙上的制度，卻不過是一紙空文而已。這樣，不但阻絕了其他大多數官員貢獻其聰明才智的機會和道路，而且也使執政者後繼乏人。果然，當諸葛亮歿後，其後繼者均非其任，「蜀中無大將，廖化充先鋒」，而蜀漢之亡，便成為了最終定局。歷史何以如此？趙藩楹聯中說到「寬嚴皆誤」，其中的深刻內涵的確是「後來治蜀要深思」的一個重要課題。
歷史上治蜀，除三國時諸葛亮治蜀是一個典型範例外，其他朝代還有相當多的史例可供評說，如宋代范成大治蜀、清代丁寶楨治蜀等等。他們之所以在治蜀上取得一定成效，其基本前提，莫不是能夠比較准確地分析和把握四川形勢，都離不開「審勢」二字。南宋范成大治蜀，鑒於北宋初朝廷對蜀士禁錮不重用，而南宋初秦檜又「深抑蜀士」〔5〕，「蜀人未嘗除蜀帥」〔6〕。范成大作為吳人治蜀，深刻地認識到要治理好四川，必須充分利用蜀人的智慧和才能。於是他在處理與蜀士的關系、爭取蜀士支持方面做了兩件事，一是表彰名士，二是網羅人才，其結果是「蜀士由是歸心」〔7〕，達到了預期成效。晚清丁寶楨治蜀，上任即旁咨博詢，又在赴川途中沿途悉心體察四川省情，確知「川省吏貪民玩，勢成岌岌」〔8〕，其中吏治腐敗是問題的核心所在，「夫川省之壞，據目前情形而論，其象已見於民，而其毒尚種於官」〔9〕。於是制定相應治蜀措施，以整飭吏治作為當務之急，取得相當成效，被譽為「四川數百年來第一好總督」〔10〕。
事實上，歷史上各個朝代治蜀，都有當時的特點，沒有也不可能有一以貫之的治蜀方針、策略和措施。但歷代治蜀卻有大致相通的一面，即是歷代四川的最高行政長官在治蜀時，除厲行中央方針、政策外，主要是憑借自己的政治智慧和聰明才智，在大量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結合四川的歷史與現實，制定相應措施，勵精圖治，而把著力點大體放在吏治、法治、發展經濟文化等幾個主要方面。

㈡ 火燒圓明園的歷史說明了什麼

說明了很多問題:
1.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本性.嗜血成性的英法聯軍，無視中華民族的尊嚴，盜意踐踏中華國土，大肆掠奪火燒圓明園的文物和財寶，推倒火燒圓明園的亭台樓閣，毀壞了圓明園的奇花異草。為掩飾罪行，他們放火燒了圓明園。
2.落後就要挨打
3.清朝的腐敗.舊中國清政府的無能
4.弱國無外交
5.當時中國人的麻木,迂腐，懦弱，愚蠢。
6.征服者的一種變態心理,看見好的東西不能擁有時的BT
7.我們還不夠強大,我們還需要努力!
如今的圓明園像一座紀念碑，記錄著英法聯軍摧殘中華文明的滔天大罪。這是我們的恥辱，是個刺眼的教訓。作為中華兒女，我們肩負著振興中華的重任，必須牢記這個血的教訓。當今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人與人，國與國之間不再是彌漫著戰爭的硝煙，而是和平友好的交流"圓明園劫難"是中國歷史，也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次巨大災難。他一直堅持自己的態度：對於歷史上所犯的錯誤和罪行，可以原諒，但不能忘記

㈢ 中國70年巨變說明了什麼樣的歷史結論

中國70年巨變說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這是歷史的結論、人民的選擇。

㈣ 歷史的永恆發展說明了什麼

1、發展及其實質
關於發展的概念可以從以下三個遞進的層次來理解：
第1，發展指的是運動而非靜止；
第2，發展指的是前進性、上升性運動而非倒退的、下降的運動；
第3，發展的實質是新事物的不斷產生，舊事物的不斷滅亡，發展表現為質變和量變兩種形式。

新事物是指符合事物發展規律和前進趨勢，具有強大生命力和遠大前途的東西；舊事物則是指違背事物發展規律，喪失了存在的必然性而日趨滅亡的事物。發展的實質是舊事物滅亡，新事物產生。新事物必然戰勝舊事物，新陳代謝是宇宙中普遍的、永遠不可抗拒的規律。

2、新事物必然戰勝舊事物
新事物是不可戰勝的，這是因為：
第1，新事物有新的要素、結構、功能、形態，遠比舊事物更能適應已經變化了的環境和條件。
第2，新事物孕育於舊事物之中。新事物可以否定舊事物中消極的、過時的東西，吸取、繼承舊事物中積極的、仍然能適應新的環境和條件的東西，增添為舊事物所沒有的新的東西，所以新事物總是優越於舊事物。
第3，在社會歷史領域的新事物總是那些先進的、富有創造力的人們創造活動的產物，反映社會生活進步要求和趨勢，符合絕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並最終得到絕大多數人，特別是有遠大前途的先進社會力量的支持。

㈤ 「蘇湖熟，天下足。」與「國家根本，仰給東南。」說明了什麼歷史現象

蘇湖熟,天下足」據說是南宋時候的民諺。元代任仁發的《浙西水利議答》里提過。意思是：這個地方的糧食豐收，足於解決全國人口的吃飯問題。
為什麼這樣呢，因為：宋元明清時期的中國的糧食供應基地主要集中於長江中下游的太湖、鄱陽湖和洞庭湖等平原和湖沼地區。這些地區不僅自身人口稠密，還要運出大量的糧食供應其它地區，所以從宋代以後就流行有「蘇湖熟，天下足」，「蘇常熟、天下足」，「湖廣熟，天下足」的民諺。 「蘇湖熟，天下足」此諺語自南宋開始流傳，出處見高斯得《恥堂存稿·寧國府勸農文》等書。蘇指蘇州，今江蘇吳縣一帶，太湖以東。湖指湖州，今浙江吳興一帶，太湖以南。太湖流域，地勢平坦，土地肥沃，小河流遍布，「百流眾瀆（dú，水道），曲折縈繞」，稱「水鄉澤國」。自宋高宗至宋孝宗時期(1127—1189)，興修太湖地區水利，在崑山、常熟以北，開河口導湖水入江海。孝宗時，於太湖出口處，設置閘門調節水量。濱湖低田，高築圩岸，以御風濤。由於水利浚通，排除了嚴重水災，使低田與高田盡得灌溉。加上此地農業生產技術先進，農民深耕細作，「耕無廢圩(墟)，刈(收割)無遺壟」，使用最新農具「連枷」脫粒，遂使蘇湖一帶成為南宋農業高產區，農作物一年兩熟，上田畝產達五六石，故有「蘇湖熟，天下足」之稱。

「國家根本，仰給東南。」——《宋史》
意思是政府的財政收入主要來自南方，特別是東南地區。說明到了北宋，經濟重心已經轉移到了太湖流域，所以有「蘇湖熟，天下足」的說法，由此可見，經濟重心也就是養給中心建議竟仰仗東南最初是在北宋。

㈥ 北京人生活的年代，據科學記載，距今70萬年到20萬年，這說明什麼歷史問題

說明距今70萬年到20萬年地球上就已經有人類生活了。

1929年，在北京周口店的龍骨山上的山洞裡，遺址堆積層厚40多米，這處遺址最先於1921年中國考古工作者發現了一個完整的遠古人類頭蓋骨化石，這就是名震世界的北京人。

他們生活在距今約70萬年至20萬年，還保留了猿的某些特徵，但手腳分工明顯，能打制和使用工具，會使用天然火。

森林茂密，野草叢生，猛獸出沒。北京人將石塊敲打成粗糙的石器，把樹枝砍成木棒，憑著極原始的工具同大自然進行艱難的斗爭。

(6)說明了什麼歷史擴展閱讀：

北京人在周口店居住的時期，氣候和自然環境屢經變化。早期偏冷，還處於明德-里斯間冰期的初期，喜冷的動物如狼獾、洞熊、扁角大角鹿、披毛犀等在動物化石中占優勢。

中、晚期較氣候溫暖濕軟，屬於熱帶亞熱帶季風氣候，很多現今的熱帶和亞熱帶動植物都可以在該地區存活。

如竹鼠、碩獼猴、德氏水牛、無頸鬃豪豬等占優勢。北京人時期，周口店的北面是重疊的高山，西面和西南為低緩的群山所環繞，東南方是廣大的平原，在龍骨山的東邊有一條河流。

周口店有過乾旱的時期，出現過草原甚至沙漠，也曾出現過大面積的水域。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北京人

㈦ 蘇湖熟，天下足說明了什麼歷史現象

蘇湖熟，天下足說明蘇州、湖州豐收，天下人的食物就都充足。特指蘇湖地區十分富足。從歷史現象上分析，蘇湖地區已經成為天下的糧倉了。說明農業中心已經從關中平原轉移到南方。

同是，表明，南方的技術和勞動了已經趕上了甚至超越了北方。以農業為主的封建時代，農業中心的轉移必定帶動了經濟中心的轉移。南方逐漸確立其在經濟上的地位。

(7)說明了什麼歷史擴展閱讀：

相關資料：

在「重農抑商」國策發生根本動搖的時候，大批農民從農業生產領域轉移出來，從工、從商；還有相當數量的農民離開農村，成為城鎮居民；思想觀念更新，工商業得到空前發展；農業產業結構進一步調整，商業性農業迅速發展。

在這種新形勢下，在生產力發展和生產關系變革過程中，孕育著不同於傳統經濟（農業經濟）的新的經濟因素（以往有稱之為「資本主義生產萌芽」，近年來有稱之為「市場經濟萌芽」，或「現代化因素」）。

同時從全國各地各個生產部門看，呈現出全面發展的新態勢。具體表現有：

糧食生產持續發展。尤其是湖廣、四川等地開始規模開發，逐漸成為新的商品糧基地，由「蘇湖熟，天下足」轉變為「湖廣熟，天下足」。

商業性農業獲得了空前大好的發展機遇。棉、桑、麻廣為種植，甘薯和煙草的引進和廣泛推廣，產生了巨大的經濟效益。其中，江南地區商業性農業發展最快，經濟最為繁榮。

社會分工日益細密。個體農民的農家手工業，主要是棉、絲紡織業，已經開始逐漸從農業中分離出來，從作為農業的補充而逐步走向市場，發展成為一個具有舉足輕重影響的獨立的生產部門，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所佔的比重大幅增長。特別是在江南地區，成為人們發家致富的主要門路。

新型工商業市鎮迅速發展。由於農業與手工業的日益分離，農民和農產品更加依賴市場，城鄉經貿交流渠道進一步拓寬，各地以市場營銷為主體的市場網路，開始初步形成。商人隊伍更為壯大，長途販運已經甚為普遍，內地與邊區全國性的商品大流通日趨活躍。

而最具有時代色彩的，是江南蘇、松、杭、嘉、湖、常、鎮等地，不同於以往政治、軍事性質的，以農副產品生產、加工為重點的專業化的工商業市鎮，大批拔地而起與迅速發展，城市化速度明顯加快。

特色經濟區域開始初步形成。蘇、松、嘉、湖等地以棉、桑業為特色，珠江地區以外貿、蔗糖、果品、花卉為特色，福建南部沿海以蔗糖、水果為特色。黃淮流域和「九邊」地區的經濟發展，也都步上了新台階。

金融貨幣事業進一步發展，白銀生產與使用擴大，貨幣化程度進一步提高。另外，隨著「海禁」的部分解除，對外交流與貿易，尤其是私人海上貿易，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良機。這種情況在東南沿海地區，最令人注目。

㈧ 悠久的歷史說明什麼

歷史的悠久只能說明古代的文明，後人不能躺在上面驕傲自滿

㈨ 中國歷史上的朝代更替是這說明了什麼

王朝更替原因及啟示
除古代中國外，全球其他地區的王朝覆滅後往往意味著人種、文化、宗教的更替，古羅馬、印度、拜占庭等都是如此。但中國的王朝卻僅僅意味著座天下者的不同，其它一切照舊。這使中國文明獲得了使西方史家十分稱奇的連續性。使中國文明連續不斷的原因是很多的，有制度、文字、宗教等方面的因素。但我認為最根本的一條則是漢人很早就在東亞大陸上確立了人口、文化方面的絕對優勢。沒有這些優勢，中國像西羅馬帝國這樣早早徹底覆滅不是不可以想像。
中國文明的的另一特點是具體王朝的年限較短。少的只有數十年，如秦、隋等；多也不超過三百年，如漢、唐、宋、明等。這與西羅馬立國近千年，拜占庭帝國享國近千年相比實在顯得太短。可見，中國文明總體連續性的另一面是頻率較高的周期性振盪。中國歷史上每一次改朝換代都會帶來生靈塗炭，社會文化、經濟則隨之遭到嚴重破壞，有時甚至於因此遭到外族的奴役。在沒有過於強大的敵國外患的古代，這種周期性的變亂還不至於有亡族、亡文化之禍，但在號稱「新戰國」的今天，再發生這樣的變亂，則其後果是難以想像的。
中國文明的總體連續性與周期性的振盪有什麼關系嗎？兩者是互為因果的嗎？以後的中國能在繼續保持文明連續性的同時避免振盪或者減輕振盪的烈度嗎？
要回答這些問題首先要搞清這種周期性的振盪是如何產生的。其實類似的問題前人也問過。黃炎培曾問過毛澤東：「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許多許多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力……「黃炎培還指出，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有政怠宦成的，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但都沒能跳出這一周期率。他問毛澤東有什麼方法跳出這一周期率？對此，毛澤東回答是：「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顯然，毛澤東認為腐敗是造成王朝衰敗的根源，而民主是扼制腐敗的良方。毛澤東的回答真的找到了問題的實質了嗎？我看卻未必然。因為腐敗是中西共有現象，而周期性動盪則是中國的特有現象，共有現象顯然不能成為特有現象的原因。那麼，這一問題的本質到底何在呢？
其實只要大家翻翻中國史書，就可以觀察到這樣的一個現象：中國歷代王朝的中晚期總伴有較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如秦之陳勝、吳廣，西漢末年的綠林、赤眉，唐之黃巢，明之李自成、張獻忠等。而這些農民軍的主力幾乎都是流民。什麼是流民？流民就是衣食無著被迫流亡的人。當一個人的基本生存條件能得到滿足時，起來與社會既成秩序作殊死對抗的可能是很少的。而王朝的中晚期有這么大的流民隊伍出現，顯然是有相當一部分民眾的生計成了問題。我們可以證明在中國古代專制體制之下，大規模流民的產生是必然的。因為傳統中國一向崇尚多子多福，人口的自然增長幾不能節制。按徐光啟等的研究，在承平年代，大概每三十年人口就會倍增。而在特定的生產力條件下，全國的可耕地有限，糧食生產總有個極限。當全國人口數超過全國土地的極限供養人口時，流民的出現將不可避免。這與腐敗、土地兼並及社會制度都無必然聯系，只要耕地不能增加，人口增長速度不減，生產力不能進步，這問題始終會產生。可以作為上述理論佐證的是中國人口史上有一個現象：幾乎每一個皇朝由盛由衰拐點也是該王朝的人口高點。如西漢平帝時全國人口達到西漢的最高點6000萬，隨後則有王莽篡位及改制以及後的綠林、赤眉大起義；如唐天寶年間全國人口數達到8000萬，隨後就出現「安史之亂」，如國泰民安，恐怕不會有這么多人跟著胡兒安祿山作亂；17世紀初（明朝的後期）中國實際人口達到破天荒的2億之巨，隨後就有李自成、張獻忠的大起義；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全國人口達到了4.3 億，隨後就有太平天國大起義。中國歷代王朝的最高人口數為什麼會增加，這顯然與耕地面積的增加、農業技術的進步有關，但就是這樣，在特定時代，可養活人口總有個上限。①從以上的事實可以看出：一些所謂「盛世」的末期人口數實際上已超過當時王朝所能承受的極限，而一些風吹草動般的事件如兵變、外患、自然災難都會成為壓跨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㈩ 國家根本，仰給東南說明了什麼歷史現象出現的原因

說明國家的經濟中心轉移到了南方，這描述的是中唐到晚唐時期的現象。
原因：
一，安史之亂嚴重攪亂了北方地區正常的社會秩序，人口大量流失或喪生，水利等基礎工程遭到嚴重破壞，土地荒蕪，經濟難以恢復，而南方則吸取了大量的北方人口，社會安定，經濟發展良好。
二，安史之亂後，朝廷無力消滅以河朔三鎮為首的安史餘孽，只能在中原地區廣設藩鎮，布置重兵，導致朝廷軍費激增，中原地區無力向朝廷上繳多餘的賦稅，朝廷只能仰仗東南的經費與物資。
三，安史之亂後，吐蕃趁機吞並唐朝的西部邊疆，吐蕃的勢力范圍已經擴張到瀕臨京城長安一帶的地區，還曾攻陷京都長安，這導致唐朝不得不在西面布置漫長的防線，駐扎重兵以御敵，這更給關中地區增加了一個沉重的負擔，使朝廷更加的仰給東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