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歷史學派

Ⅰ 歷史學派的基本概況

羅雪爾是舊歷史學派的創始人。他1843年出版的《歷史方法的國民經濟學講義大綱》被稱為「歷史學派的宣言」。他提出國民經濟學是研究國民經濟發展的科學，不是單純的「貨殖術」。他不主張樹立什麼經濟理想，而主張研究國民經濟的性質和需求、滿足國民經濟任務的法律措施以及它們所帶來的效果。他稱這種方法是國民經濟的歷史的解剖學和生理學。他認為人類的經濟動機，既有利己心，也有公德心。他尊重國民經濟的自然法則，這和後來的克尼斯以及施穆勒等人有不同之處，但他本人對自然法則究竟是什麼，也並不明確。他的主要著作《國民經濟學體系》 （5卷，1854～1894），成為德國大學的教科書和文官考試的參考書，廣為普及，為德國資本主義的形成及反對工人運動進行辯護。馬克思稱之為「庸俗經濟學的教授形態」。
歷史學派也批評傳播學派，尤其反對"埃及中心說」。然而，他們在理論上有許多地方與傳播學派相似，同樣把文化看做是超社會的、存在於各族人民之外的、自我運動的獨立實體；同樣把文化的發展歸結為空間上的轉移和傳播；強調文化因素不但不受其他因素支配，反而支配其他因素；認為文化具有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否認文化發展的普遍規律。傳播學派提出的概念是「文化圈」和「文化層」；歷史學派提出的概念是"文化區"和「文化叢」。兩者在形式上雖有所不同，但實質上則相去不運。
「文化區」（Culture area）這一概念，最早是博厄斯在博物館整理民族學資料時提出的。他的本意只是為了便於物質文化的分類。然而，民族學家C.威斯勒則把它發展成為一種代替具體民族研究的普遍原則。他認為可以將文化分解到最小單位，即「文化特質」（Culturetrait）；若干文化特質結合在一起，便構成一個「文化叢」（culturecomplex）；而每個文化叢都有與之相適應的地域，即「文化區」。他認為，民族學家研究文化應從文化特質入手。因為每個文化特質都不是孤立的，例如食米的文化，必然具有一套栽培、收獲、保存、烹飪等技術，以及財產權、法律、社會慣例、宗教禁忌等特質，互相結合便構成「米文化叢」。標准文化特質最多的地方，為文化區的中心；最少的地方，為文化區的外圍。中心區屬於獨創，外圍區屬於傳播。可見，其基本原理與傳播學派大同小異。西方一般還把歷史學派和傳播學派總稱為文化歷史學派。
不過，就歷史學派創始人博厄斯本人而論，還是一位比較進步的學者。他具有鮮明的反種族主義立場，並從科學上論證了種族平等和民族平等的思想，曾為反對歐美中心主義和種族壓迫進行了堅決斗爭。

Ⅱ 19世紀中國史學流派有什麼，西方史學流派有什麼

19世紀中國史學在中國史學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它不僅標志著傳統史學的終結，亦同時標志著近代史學的開端，是中國史學新陳代謝的交會點和轉折點，並為20世紀初新史學的形成與發展奠定了基礎，指明了方向。

19世紀，西方主要史學流派蘭克學派的主要特徵是歷史學家在研究歷史時應當「消滅自我」，持不偏不倚的態度；制定嚴整的「史料批判」的方法；重敘述，排斥分析。代表流派及代表人物有：

1、浪漫主義史學：赫爾德。柏克。夏多布里昂

2、客觀主義史學：尼布爾、蘭克

3、實證主義史學：孔德、斯賓塞

4、歷史主義史學：（維柯）、薩維尼、洪堡、黑格爾

5、階級斗爭史學：梯也里、基佐、米涅、梯也爾

6、馬克思主義史學

(2)什麼是歷史學派擴展閱讀

18世紀60年代至19世紀初，西方史學從理性主義史學過渡到浪漫主義史學，此時德國哥丁根歷史學派的地位不可小覷。19世紀20年代，蘭克與蘭克學派橫空出世。

蘭克學派之要旨，正如吳於廑先生所指出的「兩項原則」：一是史料批判的原則，即審核史料是否原始，以第一手史料為最可信；一是嚴守紀實的原則，即根據經批判審定的史料，寫如實的、為事實還其原貌的歷史。

蘭克學派的理念及其實踐，極大推動了19世紀西方史學的進步，並成了近代西方史學史上最具影響的史學流派，成為當時西方史學的主流。

Ⅲ 歷史學派的各國學派

德國歷史學派的先驅為李斯特。此後羅雪爾將以薩維尼（1779～1861）為代表的法學研究中的歷史方法，應用到經濟學方面，奠定了這一學派的基礎。繼之有希爾德布蘭德（1812～1878）和克尼斯（1821～1898），形成了舊歷史學派。1870年後，由於工人運動和各種社會問題的出現，在舊歷史學派傳統的基礎上，形成了以G.von施穆勒為首的新歷史學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L.布倫塔諾（1844～1931）和A.瓦格納（1835～1917）。20世紀初期從內部批判歷史學派，並促進歷史學派的解體的主要人物有韋貝爾（1864～1920）和桑巴特。
19世紀前半葉，英國完成了產業革命，獲得了世界工廠的地位。A.斯密的自由主義經濟學說代表了英國產業資本的利益，而德國還處在封建割據的農業國階段，為了發展德國本國的工業，對來自英國的工業品，必須採取保護貿易政策，並在意識形態上對抗英國的斯密理論。李斯特在《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 （1841）一書中指責英國古典經濟學不強調經濟生活中國民有機體的重要，是「世界主義」和「個人主義」的經濟學。他的國民經濟學則強調經濟生活中的國民性和歷史發展階段的特徵。他反對古典學派的抽象、演繹的自然主義的方法，而主張運用從歷史實際情況出發的具體的實證的歷史主義的方法。在經濟理論方面，李斯特提出發展國民生產力的理論，批判斯密的單純「交換價值」的理論。在經濟政策上則主張採取國民主義和保護主義的貿易政策。李斯特的這種歷史主義的經濟發展階段論，形成了德國歷史學派的傳統和基本特徵。 美國歷史學派形成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其創始人為人類學家F.博厄斯，這一學派主要盛行於1890年至1930年，但其觀點和方法一直影響到當代美國民族學界。該派以實證主義為其方法論的哲學基礎，主張對具體的文化現象進行詳細的收集、整理和分析研究不主張過早地作理論概括。他們宣稱人類學研究的主要目的是：（1）重建人類發展的歷史；（2）決定歷史現象的類型和它們的歷程；（3）探討文化變遷的動力。19世紀末，正值進化學派和傳播學派針鋒相對之際。博厄斯對兩派學說均持批評態度，但其批評的重點是摩爾根和進化學派。
這一學派以實證論和經驗論為基礎、強調對具體事實的描述和記錄，認為這是「歷史的方法」，而堅決反對摩爾根所作的理論概括，認為他的理論體系是「思辨的方法」，完全不可取。
R.H.羅維所著《初民社會》 （1920）是批評摩爾根的代表作。歷史學派也批評傳播學派、尤其反對「埃及中心說』。然而，他們同樣把文比看作是超社會的，否認文化發展的普遍規津、所提出的概念「文化區」、「文化叢」與傳播學派的「文化圈」、「文化層」雖形式不同，實質卻相去不遠。他們認為可將文比分解到最小單位、即「文化持質」，若干文化特質結合構成一個文化叢、與之相適應的地域即「文化區」。
他認為民族學家研究文化應該從文化特質人手。標准文化特質多的地方為文化區中心，屬於獨創；文化特質少的地方為外圍，屬於傳播。博厄斯及其許多追隨者具有鮮明的反種族主義立場、並從科學上論證了種族平等和民族平等思想，曾為反對歐美中心主義和種族壓迫進行了堅決斗爭。

Ⅳ 歷史主義學派的介紹

歷史主義學派是從批判理性主義之中演化而來的一個科學哲學派別。它形成於20世紀50年代之末，流行於60年代之初，目前仍具有相當影響。

Ⅳ 中國的歷史學界有哪些著名的流派

新史學派，以梁啟超1902年《新史學》發表後為根源；古史辨派，代表顧頡剛、胡適、錢玄同、童書業、呂思勉等學者。懷疑古書記載的可靠性和可信度，代表層層積累的古史；南高派；古史辨派，繆的相信古代文獻記載史實的一批學人。以柳詒徵、 繆鳳林、鄭鶴聲等為代表，活動中心在南京高等師范學校，以《史地學報》為中心。

Ⅵ 歷史學派的發展歷史

19世紀末，博厄斯從博物學轉向民族學時，正值進化學派和傳播學派針鋒相對之際。傳播學派是西方民族學界中涌現出來的第一個反進化論學派。而博厄斯對兩派學說皆不滿意，均持批評態度，故以批評學派見稱。然而，這一學派批評的重點是L.H.摩爾根和進化學派，他們是以批評摩爾根來反對抽象的社會發展學說。
這一學派之所以稱作「歷史學派」，其矛頭也是針對摩爾根的。他們以反歷史主義的實證論和經驗論為基礎，認為只有具體的東西才是歷史的，只有具體的歷史的東西才是可靠的；而任何抽象的和理論的東西都是不可靠的。他們強調對具體事實的描述和記錄，這是歷史的方法；而堅決反對摩爾根所作的理論概括，指出他建立的理論體系過於武斷和穿鑿，是思辨的方法，完全不可取。R.H.羅維所著《原始社會》（1920）一書，就是批評摩爾根的代表作。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歷史學派開始發生分化。40年代興起的「心理學派」，50年代形成的文化相對論思潮和「新進化學派」，都不能代表或承襲整個歷史學派的傳統。繼博厄斯之後，具有影響的人物有：A.L.克羅伯、羅維、A.A.哥登衛塞、威斯勒、M.J.赫斯科維茨、R.林頓、R.本尼迪克特、M.米德、L.A.懷特、J.H.斯圖爾德等等。但他們的威望都沒有博厄斯那麼高。如今，歷史學派已不復存在，存在的只是博厄斯個人的影響和他所培養的一批著名學者，以及這一學派所留下的著作和資料。
基本原理
對各族及其語言文化，人類學類型必須進行具體的全面的研究。
必須研究各民族在文化上的相互影響及共同性。
探討人類及其文化發展的一般規律時，不要被現象的外部點迷惑。
不能把我們的道德標准另一文化類型的各族頭上。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社會理想，自己的道德規范（與文化相對主義觀點像類似）。

Ⅶ 從各個角度論述什麼是歷史學

歷史學也稱史學,是一門整合型的社會科學，是歷史研究主體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所提供的一般規律指導下，運用一定的思維認識方式和手段，在與歷史客體發生互動作用的過程中，通過對歷史客體的分析研究，以理解其特殊規律和特點的一種精神生產實踐及其創造出來的產品——歷史知識。

因取義的廣狹不同，史學的定義從內涵上可歸納為兩種。
廣義的史學是對「史」進行同時合訓而產生的「史有二義」的統一體，包括：（1）完全獨立於人們的意識之外的人類過往社會的客觀存在及其發展過程；（2）歷史學家對這種客觀存在和過程及其規律的描述和探索的精神生產實踐及其創造出來的產品。狹義上的史學不包括前者，而專指後者。歷史狹義上的史學是一種精神生產實踐及其創造的屬於觀念形態的東西的統一體。就其性質而言，因歷史學家們考察的角度和出發點的不同，而有「活動」說、「學問」或「學術」說、「知識體系」說、「科學」說、「藝術」說和「一半是科學，一半是藝術」說、「整合」說等等不同的界定。
在馬克思主義歷史學誕生之前，人們一般從廣義上來界定史學，即對史學的定義與對歷史的定義往往是同一的，很少有人對兩者進行嚴格的概念上的區分。英語中「歷史學」和「歷史」是同一個詞：History。根據第四版《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History第一義項即指「歷史學」——對過去事件的研究；第二義項才是「歷史」——過去的事件，尤指從整體意義上來認識的過去事件；第三義項實際上是從第一義項中引申出來的——對過去事件的系統敘述。可見，「歷史學」和「歷史」是其本義。
中西方對史學的認識所經歷的過程基本相同。中國古代的「史學」概念亦從對「史」的認識發展而來，或者說它最初也包含在「史」中。據瞿林東先生的研究，大體說來，中國古代「史」的含義經歷了史官、史書、史事、史學的發展過程。史學概念可能始出於東晉十六國時期的後趙石勒稱王之年——公元319年（東晉太興二年）。在當時和其後一個半世紀間，人們並未對它的內涵作出明確的解說。但是，史學擺脫對經學的依附地位，並與傳統的經、律兩學鼎足而立，成為官學中一個完全獨立的部門，這在中國古代史學發展上還是極具重要意義的。後來它有了編纂學、文獻學的內容；至清代乾嘉時期，人們又賦予了史學以歷史敘述技巧和歷史認識方法等內容。要而言之，在中國古代，人們對史學概念的解說所達到的最高認識水平是：史學是一門關於如何認識、敘述或編纂過去的事件的專門性、技藝性的學問。這種認識與西方近代歷史學家「歷史學是藝術」的界說有異曲同工之妙。在中國古代史學發展史上，作為人類過往社會客觀存在的「歷史」與作為一種專門性學問的人們對它進行認識、描述的活動及其結果的「史學」，最後實現了初步的分離，這是古代歷史學家經過數千年探索的結果，亦是他們在史學認識上的最大成就之一。正因「史學」從「史」的硬殼中脫胎而來，所以，盡管在當代歷史學家看來，「歷史」與「史學」是兩個內涵和本質均不相同的概念，對於它們各自是什麼的回答分屬於不同的本體論范疇，但是當人們定義它們時，它們就像是一個雙面怪——兩者交互使用、互相糾結在一起，——「史」因一字多意同時合用亦總有二義，這種情況在近代依然頑固地維持著。因此，近人對史學的定義，並不比古人高明多少，亦往往不能徹底分割克麗歐女神的雙面性。當他們在定義「史者何」或「歷史何謂」的時候，實際上不是在確定「歷史」的定義，而是在確定「史學」的定義；有時則同時合訓而兼具兩義。如果從歷史本體論角度來分析，人們難免會把他們的定義當做是從觀念形態上來界說「歷史」概念，從而得出他們的歷史觀本質上屬於唯心主義歷史觀的結論。如果我們從他們解說的實際內容和文本的整體語境來分析，則不難看出，他們正是從狹義上確定了史學的內涵。 例如，近代國學大師、「新史學」革命首倡者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一書中，就開宗明義地寫道：「史者何？記述人類社會賡續活動之體相，校其總成績，求得其因果關系，以為現代一般人活動之資鑒者也。」這里的「史」，很明顯是指「史學」；而且，《中國歷史研究法》一書所闡述的內容，亦是如何研究歷史的方法問題，而不是論述歷史是什麼的問題。當然，多數史家則採用傳統的同時合訓的方法。例如，杜維運說：「一般來講，所謂歷史，不外是以往實際發生的事件（簡言之為往事），或者是以往實際發生的事件的記錄（往事的記錄）。」

今人對史學的定義或解說，可謂各家紛紜，莫衷一是。
「活動」說。瞿林東先生在《中國史學史綱》一書中說：「關於人類社會歷史的認識、記載與撰述的綜合活動，這便是史學。」瞿先生的定義，與他這本書的內容是相適應的。因為史學在中國古代，主要是以附屬於政治活動的一種文化積累活動的形式存在的，史官和史館制度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史學雖然在東晉十六國時期開始成為一門專門的學問，中國古代史學發展過程中雖然亦不乏私人撰史行為，但兼具文化活動和政治活動而主要作為政治活動的一種表現形式的「綜合活動」特性，並沒有改變。

「學問」說。吳澤先生在其主編的《史學概論》一書「緒論」中，給史學確定的定義是：「史學是研究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及其規律的學問。」

「歷史學一半是科學，一半是藝術」說。這種說法的由來比較復雜。歷史學究竟是一門科學還是一門藝術，或是兩者兼而有之，在西方史學史上，這一爭論可以追溯到公元2世紀古羅馬帝國。第一個對這個問題進行辨析的，是當時的修辭學家、諷刺散文作家希臘裔羅馬人盧基阿努斯（Loucianos，約120—180年左右。一說約125—192年。舊譯琉善，現又據英譯Lucian而譯盧奇安）。盧基阿努斯以傳統對話體寫過約80篇雜論，內容涉及文學藝術、哲學、修辭學、宗教等命題，其中有一篇史學評論專論《論撰史》，「可以定位為西方史學史上第一篇史學理論專論」。盧基阿努斯從歷史學的任務或目的、本質、價值、認識方法，歷史學家的主體意識結構，史料收集與處理，歷史著作的表現形式，判斷歷史著作優劣的一般標准等等方面，提出了史學本體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問題，揭示了史學與文學藝術（如頌辭、詩歌、戲劇等表現形式）相比而具有的真實性本質特徵，認為歷史學雖然外加有欣賞的成分，也需要藉助適當的文學藝術的表述技巧，需要「華而實」的「風格之美」、「真實美」和「條理分明的秩序之美」等表現形式，但是，這些都不是構成歷史學的本質的東西；歷史學按其特性、本質和目的來講，是一門實用之學，而非一門有如詩歌那樣的欣賞之學。
在盧基阿努斯看來，「不能區別詩與史，確實是史學之大患」。盧基阿努斯關於「詩與史」、「實用的歷史」與「欣賞的歷史」之間異同關系的辨析，開啟了後世歷史學家關於歷史學是一門科學還是一門藝術的論爭之門。近代西方無論是客觀主義歷史學家提出的歷史學是一門「如實直書」的實證科學，「歷史學是科學，不多也不少」，還是相對主義歷史學家提出的歷史學是一門藝術，「歷史學一半是科學，一半是藝術」等等表述形式不盡相同的史學本體認識，就其關於治史原則、史學本質的認識，以及討論的題域、思考的路徑而言，其實均未超出盧基阿努斯所達到的認識水平和劃定的疆界。
在當代中國史學理論界，史學理論工作者們接過了盧基阿努斯的問題。堅持歷史學是一門科學的歷史學家，一方面沿著盧基阿努斯開辟的認識路徑，從歷史學與文學的區別中把真實性確定為歷史學的本質特性之一；另一方面，沿著馬克思和恩格斯開辟的辯證的、歷史的和唯物的認識路徑，從歷史本體論和史學本體論的高度，深刻闡述了歷史學研究對象的客觀實在性，從而為歷史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另一些持相對主義甚至折衷主義史學觀的歷史學家，同樣延續了盧基阿努斯的認識路徑，所不同的只是把已經被盧氏排除在外的「無疑是外加的東西」又偷運到歷史學本質特性的內容之中，使之成為內涵於歷史學本質的東西，然後以此為據，重彈了實質上是「一半……一半」的老調。何兆武先生的歷史學是一門「既是科學又非科學的超科學」人文學科之說，可以看做是「一半……一半」說的當代中國版。
20世紀80年代末，何兆武先生提出了著名的「歷史研究中的假問題」命題，認為「要使歷史科學現代化」，「歷史學界應該對過去一切似是而非的假問題進行重新批判並做出一番澄清」。此論在中國歷史學界產生了相當的影響。第一個被他當做「假問題」來澄清的，是中國封建社會長期性、或停滯性、或長期停滯性問題。進入90年代，他的這種澄清工作很快就溯源到了歷史學本體論和歷史本體論的范疇領域，把「歷史學是科學嗎？」作為一個准「假問題」——何先生沒有直接認定它是一個「假問題」，而只是認為它是「唯科學觀點」的一種表現，故我們用准「假問題」來稱之——來清理。從他發表的一些文章中，如《對歷史學的若干反思》、《歷史學兩重性片論》、《歷史兩重性片論》、《歷史學家、歷史學和歷史》，以及被他收入自己的「學術文化隨筆」集中的《〈歷史與歷史學〉自序》，等等，不難發現他的歷史學作為一門人文學科是「超科學」之說：「人們對歷史的研究和認識則構成為歷史學。」
「歷史學本身就包含有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歷史學Ⅰ）是對史實或史料的知識或認定，第二個層次（歷史學Ⅱ）是對第一個層次（歷史學Ⅰ）的理解或詮釋。」
「歷史學Ⅰ所給定的數據可以為有一個『實』，即一個大家一致（或可以達成一致）的看法……歷史學Ⅱ本質上是一種思維構造過程……」
「歷史學Ⅱ也包含有兩個部分，即理性思維和體驗能力，二者綜合就成為歷史理性。理性思維是使它認同於科學的東西；體驗能力是使它認同於藝術，從而有別於科學的東西……因此，歷史學既是科學，同時又不是科學；它既需要有科學性，又需要有科學性之外的某些東西……即我們對認識歷史所需要的那種心靈體驗的敏感性，那實質上有似於藝術的敏感性。」
「歷史學之成為歷史學，其關鍵乃在於歷史學Ⅱ，而不在於歷史學Ⅰ。歷史學Ⅰ是科學，歷史學Ⅱ是哲學。」
「科學地對待歷史學，就必須承認歷史學中的非科學成分。」否則，「歷史學就連所謂『科學的』歷史學都談不上，更遑論『人文的』（它是科學與非科學兼而有之，所以是超科學的，但不是反科學的）歷史學了」。
何兆武先生「對歷史學的若干反思」所獲得的關於「歷史學兩重性片論」，要點即如上述。他的「歷史學Ⅰ」、「歷史學Ⅱ」兩分法提出後，有的青年史學理論工作者從中獲得了靈感，進而又區分出了所謂的「歷史學Ⅲ」。可見，兩分法對於歷史學的「精細化」是做出了貢獻的：它開出了一條史學本體論研究中的結構主義或者說層次化研究之路。至於歷史學概念本身是否能夠做出如此精細化的涇渭分明的層次區分，則尚無人去深究。
綜觀何先生的有關論述，不妨概括為：歷史學是以思想史為其中最本質、最核心的部分，由人們對歷史的研究、認識和體驗所構成，一門兼具科學、哲學、藝術而又非科學、非哲學、非藝術，不是實證的人文學科。
這種史學解說，實際上是新盧基阿努斯之辨，不同於盧氏的是，何先生把盧氏的「實用的歷史」和「欣賞的歷史」用折衷主義的手法捏合在了一起，使歷史學改性成了一個兩性人。或者說，通過變性手術，歷史學從20世紀末的科學時代又返回到了它的素樸的不定性的童真時代。
按照何兆武先生的相關論述，歷史學的這種既是又非的兩重性，根源於歷史的兩重性。所謂「歷史具有其兩重性的論點，即作為自然人，人的歷史是服從自然和必然的規律的，但作為自由和自律的人，他又是自己歷史的主人，是由他自己來決定自己的取向的」。這樣，通常人們所理解的歷史定義的一般內涵——人類社會的客觀進程，——就被大大化約為人的歷史，不僅「類」沒有了，而且「社會」的內涵也被抽掉了。無論是所謂歷史的兩重性，還是所謂歷史學的兩重性，其實都根源於個體屬性意義上的「人」的兩重性。在解說歷史學是什麼時，何先生又過於強調已經被他完全個體化了的「人」的「自由和自律」性；在探討歷史學的特性時，則把人文學科所具有的一般特性等同於歷史學的特性。「原來這就是痛哭流涕的原因！」

「科學」說。1902年，英國實證主義歷史學家、劍橋歷史學派重要代表人物柏里（John Bagnell Bury，1861—1927。又譯柏雷、布瑞）繼阿克頓爵士（Sir John Emerich Edward Dalberg Acton，1834—1902）任劍橋大學近代史講座欽定教授，在就職演說《歷史科學》中，以如下一句話語作為結束：「歷史學是一門科學，不多也不少。」這是歷史學家們探討歷史學是什麼的問題時引證得較多的一句名言。在當代中國歷史學界，「科學」說目前大致有三種代表性意見：一般「科學」說；「具有特殊性、綜合性、整體性、真實性的具體的和實證的科學」說；「整合學」說。
一般「科學」說是最普遍的對史學的定義的確定。例如，1999年出版的新版《辭海》「史學」條：「亦稱『歷史學』。社會科學的一個部門。研究和闡述人類社會發展的具體過程及其規律性的科學。」又如，吳著《史學概論》一書「前言」中確定的史學的定義：「史學是一門反思的科學，是對各種具體歷史研究及其內在規律的探索的科學。」
「具有特殊性、綜合性、整體性、真實性的具體的和實證的科學」說。李振宏先生在《歷史學的理論與方法》一書中辟專章，從「歷史學是科學的根據」、「歷史科學的特性和任務」，以及歷史科學的研究對象等方面，探討科學的歷史學是什麼及其與一般歷史學的根本區別問題。根據他的論述，歷史學可區分為兩種：一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產生之前的一般歷史學，它還不成其為科學，充其量不過是描述和研究人類過往社會客觀存在及其過程的一種專門的知識體系；一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它是迄今為止唯一科學的歷史學。確切地說，科學的歷史學是「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所提供的一般規律指導下，通過[對]世界各民族、國家的無數歷史現象，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分析研究，以理解它們的歷史發展的特殊規律和特點」，一門具有特殊性、綜合性、整體性和真實性等顯著且重要特徵的具體的和實證的科學。
與以往大多數歷史學家不同的是，李振宏先生從研究的對象、任務和特性三個方面，正確地區分了歷史科學與哲學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哲學、一般社會科學、文學等學科之間的不同，從而為歷史科學確定了客觀實在的特殊研究對象，規定出了其所應承擔的特殊任務。大多數歷史學家給出的關於史學或歷史科學的定義，總是混淆歷史科學與歷史唯物主義哲學研究的對象和任務。例如，後於李著出版的、比較全面系統地反映新時期中國史學理論研究成果的《史學理論大辭典》「歷史科學」條目。該辭條吸收了李著「歷史學是科學的依據」、「歷史科學的特性和任務」兩章中的有關歷史科學概念的內涵。但是，與此同時，它依然把歷史唯物主義哲學的研究對象——「人類社會發展史」，——完全等同於、且當做是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唯一的研究對象。李著中的歷史科學的研究對象和任務，——「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所提供的一般規律指導下，通過[對]世界各民族、國家的無數歷史現象，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分析研究，以理解它們的歷史發展的特殊規律和特點」，——在表述方式上略事變動後，被當做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的主要任務之一；本應屬於歷史唯物主義哲學的研究任務，——「揭示人類社會從原始社會經過各種階級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歷史發展的普遍規律」，「指明歷史前進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方向，為無產階級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提供科學的理論和歷史根據」，等等，——也被統統歸入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的主要任務之中。這個辭條的內容，其實是以《辭海》中「歷史科學」辭條的內容為基礎、糅合了李著中的有關內容的「混血兒」。科學的歷史學在承擔自己特殊的任務和進行特殊性范疇研究的同時，完全越俎代庖地包攬、包辦了歷史唯物主義哲學的全部任務和研究對象。歷史科學何堪其重負？「整合學」說。新時期史學界關於究竟什麼是歷史學問題的討論中，一種最新的、且頗具特色的定義，是蔣大椿先生確定的。在《當代中國史學思潮與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發展》一文中，有鑒於「通常人們認為歷史學就是歷史論著，或者更確切地說是這些歷史論著中所表達出來的歷史知識」這種對史學的直觀的「卻是有欠全面和深刻的」認識現狀，他從「廣義理解的」角度，為歷史學確定了一個全新的、「全面和深刻的」、明晰的定義：「歷史學乃是作為研究主體的歷史學家通過一定的思維認識方式、手段與歷史客體發生互動作用的歷史研究這種精神生產實踐及其創造出來的產品，即歷史知識。」在這一表述中，蔣先生沒有涉及「歷史存在」概念，但從蔣先生的全文來看，他是從「歷史存在」的意義上來使用作為進入歷史學家認識對象范疇的歷史存在的「歷史客體」這個概念的。因此，根據他在文章中的相關闡述，我們就可以得出：「歷史學家」和「歷史存在」，是構成作為精神生產實踐的歷史研究活動的兩個前提性要素；「歷史思維認識方式」、「歷史認識手段」、「歷史客體」、「歷史研究精神生產實踐」（「歷史研究活動」）和「歷史知識」，是構成歷史學的五大基本要素。蔣先生確定的史學的定義，的確比現有的關於史學的定義都要全面。蔣先生把它稱為「新馬克思主義史學」，並根據它在歷史認識方式上的整合性及其對象領域上的綜合性特徵，在性質上把它規定為「一門以科學性為基礎的內在地融合了實證性、抽象性、價值性、藝術性的整合學」。

以上關於史學的定義或解說，雖然在文獻史上大多是近人或今人確定的，但是從邏輯序列上講，它們其實與歷史學自身演進的自然歷史過程和人們對它加以認識的思想史過程是基本相符的。「史有二義」和今人的「活動」說、「學問」或「學術」說與「知識體系」說、「超科學」或「一半是科學，一半是藝術」說、「科學」說，可以看作是分別對應於歷史學在其發展歷程中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個時代的客觀存在事實在歷史學家思想上或理論上的表現形式。其中，「科學」說中的一般「科學」說和其他兩種史學解說，分別反映了歷史學第四個發展時代中的前後兩個不同時期；至於後者，更確切地說，是當代史學實踐的客觀存在狀態在歷史學家理論形式上的一種表現，也就是說，是史學理論工作者對當代史學實踐進行抽象性認識的理論結果。而當今中國歷史學界史學界說紛紜，不過是史學實踐日趨復雜多元的紛亂現實在史學工作者思想上造成認識混亂的切實反映；而且，各自對史學定義的確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定義者學術背景和研究對象的具體內容的影響。
在今人的幾種史學的定義中，就中國未來史學的發展而言，比較有意義的是：何兆武先生的「超科學」說、李振宏先生的「具有特殊性、綜合性、整體性、真實性的具體的和實證的科學」說和蔣大椿先生的「整合學」說。其中，李、蔣二說雖各自從不同的分析角度和相同的角度而以不同的表述方式得出，但在對歷史學的特性的認識上，實基本一致，因此可作進一步的融合而成為一派之說。就目前的研究狀況而言，未來中國史學本體論研究，如果說有可能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理論學派的話，那麼，它們無疑是值得援用為學派建立和發展的理論基礎的解說。本書的史學定義，將以李、蔣二說為基礎來確定。因為，歷史學不僅僅是一種活動，不僅僅是專門的學問或學術，也不僅僅是一種知識體系，它更是一門在研究對象和任務方面都具有科學性的特殊學科。對於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來說，它不僅僅是一門一般意義上的科學，它更是一門完成的科學知識形態意義上的科學。
歷史學對於個體歷史學家來說，它可以成為他賴以謀生的一種技巧性或技能性的職業手段，也不妨可以成為他從歷史中汲取必要的文化素質或從歷史中認識人類自身的一種方式，或是作為他提高其文化藝術體驗和鑒賞能力的一種有益的精神活動；個體歷史學家當然亦可以是非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之外的其他歷史觀來指導其歷史研究；而且，並非每一個體歷史學家、每一次具體的史學實踐，都必須承擔起揭示某一或每一民族、國家的歷史運動特殊規律的任務。但是，諸如此類產生於歷史認識和歷史學發揮其功能與作用過程中，僅僅來自史學主體的主觀認識和這種認識形式、認識手段的特殊性和歷史學利用方式的特殊性，或發生在個體史學主體身上的特殊現象，來自歷史學發展過程中某一階段所產生的特性，而不是產生於歷史學確定的研究對象和任務本身，更非結合今天歷史學發展現實狀況的東西，是不能成為否定歷史學是一門科學的根據的。
從特性方面講，盡管歷史學或多或少地具有其他社會科學甚至人文學科（如文學、藝術）的某些一般特性，但它之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不在於這些一般特性，而在於它根源於自己的研究對象和任務，把自己區別於其他社會科學、人文學科的特性，其中較顯著且重要者有：它與哲學相比的特殊性特徵，與一般社會科學相比的綜合性、整體性特徵，與文學相比的真實性特徵。在歷史學身上所表現出的某些人文學科一般性特性的東西，同樣不能成為否定它是一門科學的根據。
因此，任何關於歷史學不是科學的史學的定義或解說，都不能拿來作為重新確定史學的定義的基礎性材料。
歷史學是科學。它的科學性的一般根據有二：一是它的研究對象的客觀實在性和真實性。歷史學研究的對象——世界各民族、國家的歷史現象、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等等，以及由它們所構成的歷史運動事實和過程，——作為歷史存在，是客觀實在的東西，它不以歷史認識者的主觀意志而改變，具有客觀實在性和真實性。一是它所承擔的任務。歷史學的任務在於揭示世界各民族、國家的歷史發展的特殊規律和特點，歷史研究是一種旨在探討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特殊規律的認識活動。僅憑這兩條，歷史學就具有了一般科學所具有的科學性。一門學科的科學性的一般判斷根據是：（1）「研究的對象必須是客觀實在的東西，因為只要客觀實在的東西，才可能有它內在的發展規律」；（2）它「必須是旨在探討對象發展規律的認識活動」。歷史學顯然符合這兩層要求。但是，這樣的歷史學還不能稱為真正的歷史科學，因為它只是具備了成為一門科學的必要前提，還不具備成為一種完成的科學知識形態所應有的充分前提。一門學科要成為一種完成的科學知識形態，還需要同時符合第三層要求：「必須以揭示出事物的規律為前提，然後按照事物本身的規律（即它的內在聯系）去說明事物的原因，是為完成的科學知識形態。」
這樣一種完成的科學知識形態意義上的真正科學的歷史學，迄今為止，只有馬克思主義歷史學。「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產生，是以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創立為前提的。這種歷史觀為歷史學提供了一種科學的理論指導，使它顯示出區別於以往其他史學的頑強特徵，顯示出它的鮮明的科學性。」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在思想方法上的重要特徵，是它僅僅從歷史本身去認識歷史，而不是從天上的雲霧中或是從人們的心靈、頭腦中去認識歷史。換言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首先確定了史學研究對象的客觀性質，把人類社會的一切歷史都當成一個自然歷史過程去研究，從而在歷史研究的出發點上實現了深刻的變革。「它堅信，只要從頑強的事實出發，才能如實地揭示歷史的真相。」其次，「馬克思主義史學對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實際應用，獲得了研究歷史現象之間必然聯系的方法論指導，從而使歷史學真正成為研究事物規律性並依其規律描述真實歷史過程的實證科學。」「使歷史學成為科學的最重要的根據，是對人類社會歷史運動規律的探討。然而，至今的哲學發展史表明，到目前為止，還只有馬克思主義哲學（具體說是唯物主義歷史觀）真正揭示了人類歷史運動的基本規律。於是，問題就簡化成這樣，只有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歷史觀作指導，歷史學才能成為真正的科學。」據此，中國歷史學的科學性，除它具備了一門學科的科學性所必須符合的一般性要求以外，根本的依據就在於它是歸屬於馬克思主義歷史學范疇的一門學科。換言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科學性，根本地決定了中國歷史學的科學性。

Ⅷ 歷史學派和制度學派的區別是什麼

19世紀初，在德國出現了以國家干預為特徵的歷史學派，這個學派與歐洲經濟自由主義相抗衡。在德國經濟學界佔主導地位長達80年左右。在它的發展過程中，先後出現了新舊歷史學派：舊歷史學派是19世紀40至60年代德國經濟學的流派；從70年代開始，歷史學派有了一些新的特點，被稱為新歷史學派。19世紀初，德國還是一個封建農奴制度占統治地位的國家，30年代，德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迅速發展起來，但是同英、法相比，差距還很大。40年代，德國產生了自己的政治經濟學，這就是歷史學派。這個學派最大的特點是：當本民族處於落後的情況下，能夠不甘落後，通過國家的力量來保護自己的工業．與強勢力進行抗爭，但此學派否認經濟規律的普遍意義。 制度學派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首先在美國產生，到30年代，在美國得到廣泛傳播。這個學派分為早期制度學派和新制度學派。早期制度學派是從歷史學派的一些觀點演變而來的。1936年，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出版以後，其經濟思想開始在歐美流行，以凡勃倫為代表的美國早期制度學派逐漸趨於衰落。新制度學派是早期制度學派在戰後新的歷史條件下的進一步延續和發展。二戰後，凱恩斯的追隨者補充和發展起來的凱恩斯主義，在西方國家20世紀40至60年代一直佔有主導地位，但是70年代初，美國和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又出現了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凱恩斯經濟學無法解釋這些國家存在的種種嚴重的社會問題。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新制度經濟學為適應社會需要而產生，它繼承了早期制度學派的傳統，並在制度研究方面有新的發展。所以，這套理論和主張被稱為「新制度學派」。新制度學派與早期制度學派的區別，只是時代的差別。早期制度學派處在壟斷資本主義發展階段，他們根據當時比較低的科學技術和經濟發展水平以及政府在經濟生活中的作用，研究企業的權力結構來為壟斷資本服務。新制度學派則是處在壟斷資本主義進一步發展的時期，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有了很大發展，特別是出現了混合經濟，他們根據新的情況，著重研究社會的權力結構，更加強調國家調節經濟，突出科學技術革命，提出更加具體的措施來為壟斷資本服務。

Ⅸ 歷史學派和制度學派的區別是什麼

歷史學派和制度學派的區別在於產生時間、地點、特徵、主張有所不同。
（一） 歷史學派和制度學派產生時間不同。歷史學派產生於19世紀初，制度學派產生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
（二）歷史學派和制度學派產生地點不同。歷史學派產生於德國，而制度學派產生於美國。
（三）歷史學派和制度學派特徵不同。歷史學派以國家干預為特徵，是與經濟自由主義相抗衡的，其學說性質是政治經濟學。而制度學派具有經濟自由主義特徵，其學說性質是市場經濟學。
（四）歷史學派和制度學派主張不同。歷史學派否認經濟規律的普遍意義，主張當本民族處於落後的情況下，能夠不甘落後，通過「看得見的手」即國家的力量來保護自己的工業，與強勢力進行抗爭，其核心是靠國家干預保護經濟。而制度學派承認經濟規律的普遍意義，主張經濟調整主要應依靠「看不見的手」即市場調節。只有當市場失靈時，才可以動用國家調節手段調節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