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歷史怎麼寫

『壹』 甲骨文的來歷五十字左右

甲骨文因鐫刻、書寫於龜甲與獸骨上而得名，為殷商流傳之書跡；內容為記載盤庚遷殷至紂王間二百七十年之卜辭，為最早之書跡。

殷商有三大特色，即信史、飲酒及敬鬼神；也因為如此，這些決定漁撈、征伐、農業諸多事情的龜甲，才能在後世重見天日，成為研究中國文字重要的資料。

文字特點

甲骨文是鐫刻或寫在龜甲和獸骨上的文字。出土在河南安陽小屯村一帶，因為這里曾是商代後期商王盤庚至帝辛的都城，史稱為「殷」。商滅國，遂成為了廢墟，後人便以「殷墟」名之。

因此，甲骨文也稱「殷墟文字」。其內容絕大多數是王室占卜之辭，故又稱「卜辭」，或「貞卜文字」。這種文字基本上都是由契刻而成，又稱「契文」、或「殷契」等。

以上內容參考網路-甲骨文

『貳』 甲骨文的歷史

甲骨文是中國已發現的古代文字中時代最早、體系較為完整的文字。甲骨文主要指殷墟甲骨文又稱為「殷墟文字」、「殷契」是殷商時代刻在龜甲獸骨上的文字。19世紀末年在殷代都城遺址今河南安陽小屯被發現。甲骨文繼承了陶文的造字方法是中國商代後期前14前11世紀王室用於占卜記事而刻或寫在龜甲和獸骨上的文字。殷商滅亡周朝興起之後甲骨文還延綿使用了一段時期。

『叄』 甲骨文的歷史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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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起源於商朝，是我國古代書法文體之一。商朝的甲骨文最初是是鐫刻在龜甲或獸骨上面，主要的作用是為了將記錄占卜的內容。到後來，龜甲或獸骨上面的文字就逐漸形成了甲骨文。
到了商周時代，這個以青銅器為主要材料生產對象的時代將一開始的甲骨文過渡到了金文，金文是指鑄刻在青銅器上的銘文，金文尤其在周代盛行，並延續了很長一段時間。
在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為了鞏固統治並加強中央權力，秦朝推行了「書同文，車同軌」的政策，並統一度量衡與車軌等多項原本各國自成一派的措施。在秦始皇的授意和丞相李斯的管理下，文字逐漸由之前秦國使用的大篆簡化為小篆，在同時取消了其他各國的字體，創立了統一的文字書寫形式，這一舉措對後來朝代的影響尤為深遠。
發展到漢朝，文字演變出了一種新的書寫體，即隸書。隸書又被稱為漢隸，書寫出來的字體整體較扁，橫長而彎，書寫的時候講究「蠶頭雁尾，一波三折，欲左先右」，字體整體呈長方體狀。
從唐宋魏晉時期開始，漢字又演變出了楷書、行書、草書的寫作方式，相傳行書是漢代的劉德升所創，介於楷書與草書之間，寫起來行雲流水，用筆靈活，不少書法家便是精於此字體。
在這個時期，中國古代涌現出了許多著名書法家，他們擁有自成一派的寫作方式，對後世研究書法的人群造就了深刻的影響，同時也成為了文字演變史中寶貴的一項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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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背景
王室貴族上自國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如祭祀、氣候、收成、征伐、田獵、病患、生育、出門，等等，無不求神問卜，以得知吉凶禍福決定行止。於是，占卜成了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朝廷設置了專門的機構和卜官。有刻辭的甲骨，都作為國家檔案保存起來，堆存在窖穴之中。因此甲骨上的卜辭成為研究商代歷史的第一手材料，它反映了從公元前1300年到公元前1000年的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禮記·表記》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已知，殷商時期，國王在處理大小事務之前，都要用甲骨進行占卜，祈問鬼神，事後將所問之事契刻於甲骨上。商亡之後，占卜在周代逐漸絕跡，其文字也逐漸不為人知。
商代統治者非常迷信，例如十天之內會不會有災禍，天會不會下雨，農作物是不是有好收成，打仗能不能勝利，應該對哪些鬼神進行哪些祭祀，以至於生育、疾病、做夢等等事情都要進行占卜，以了解鬼神的意志和事情的吉凶。
占卜所用的材料主要是烏龜的腹甲、背甲和牛的肩胛骨。通常先在准備用來占卜的甲骨的背面挖出或鑽出一些小坑，這種小坑甲骨學家稱之為「鑽鑿」。占卜的時候就在這些小坑上加熱使甲骨表面產生裂痕。這種裂痕叫做「兆」。甲骨文里占卜的「卜」字，就像兆的樣子。從事占卜的人就根據卜兆的各種形狀來判斷吉凶。

『肆』 甲骨文的歷史

甲骨文發現已經100多年了。關於甲骨文的最先發現者與最早發現時間，主要有兩種說法：第一種說法是光緒二十五年(1899)為王懿榮最早發現、考訂、購藏，這是百多年來絕大多數人的意見；第二種說法是光緒二十四年(1898)，王襄、孟定生為最早發現者，這是少數人的主張。�

第一種說法，在甲骨發現百多年以來可以是定論，很長時間內學界也無異說。我國第一個著錄甲骨文的劉鄂，他於1903年(光緒二十九)在其著錄的《鐵雲藏龜》自序中說：「己亥歲(1899)出土於河南湯陰(實為安陽)縣屬之古片庸里城……福山王文敏公見之狂喜，以厚值留之。」羅振玉在為《鐵雲藏龜》所作的序中稱：「至光緒己亥(光緒廿五年，1899)而古龜古骨乃出焉。」7年之後，即宣統二年(1910)，他在《殷商貞卜文字考》自序中說：「光緒己亥，予聞河南湯陰(安陽)發現古龜甲獸骨，其上皆有刻辭，為福山王文敏公所得，恨不得遽見也。」這段話既表明王懿榮於光緒廿五年(1899)購藏甲骨文的情況，也表達自己急於見到王氏這批收藏的迫切心情。他後來在《殷虛書契前編》、《殷虛書契後編》等論著中又多次提及，甲骨文發現是在光緒廿五年(1899)，而王懿榮是首得者。既於他說過甲骨出自庚子(1900)，是因為王氏大批購得是在這一年，而上一年只買了12塊。1917年，王國維在《晉戈壽堂所藏殷墟文字》序中再次提到：光緒戊戌己亥(1898、1899)，當地人得龜甲牛骨，古董商帶到京師，「為福山王文敏公懿榮所得」。1920年，他又在《隋庵殷虛文字跋中又明確地說：「甲骨文出土於安陽小屯，福山王文敏公首得之。」可見，劉鄂、羅振玉、王國維等早期研究甲骨文的大師，他們都是王懿榮的同時代人，都認為王懿榮是最先發現並收藏甲骨文的，並認為雖早些時候已見到少量甲骨，但光緒己亥(1899)為出甲骨之年。也許正是根據這幾位前輩的結論，王懿榮四子王崇煥在於1920年為其父編著的《清王文敏公懿榮年譜》中認定：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秋，王懿榮審定甲骨為殷商故物，是為吾國研室殷墟甲骨文字之始。

不過，王懿榮、劉鄂、羅振玉等均沒有準確地確認甲骨文出土的確切地點，或者說是殷墟的所在。王懿榮說河南湯陰、安陽，不甚具體；劉鄂認為是出土於「河南湯陰縣屬之牖里城」；羅振玉說是「聞河南湯陰發現古龜甲獸骨」，他還相信過甲骨出土於河南衛輝縣(今河南汲縣)；王崇煥則將小屯村誤作「小商屯」。之所以出現這種錯誤，是因學者們上了古董商們的當，他們在看到甲骨的文物價值後為防止別人染指而故意隱瞞甲骨文真實的出土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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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歷史」的 甲骨文、金文、小篆、隸書 、行書、楷書怎麼寫

漢字獨有的七種結體方式即漢字七體，指：甲金篆隸楷草行。

商朝時刻寫在龜甲、獸骨上的文字，稱為「甲骨文」。甲骨文是目前我國發現的最早的比較成熟的文字，我們今天的漢字就是從甲骨文演變而來，我國有文字可考的歷史也是從商朝開始的。

金文是商周時代鑄刻在青銅器上的銘文。由於它鑄刻在鍾鼎上，所以又稱鍾鼎文。金文有粗而寬的筆畫，點畫圓渾，體勢雍容。金文和甲骨文屬於同一系統的文字，但比甲骨文更規范，結構更整齊。

漢朝後期，隸書又演變為楷書。楷書可作為習字的法式楷模，所以叫楷書。從隸書到楷書字形結構基本上沒有什麼變化，只是在書寫時把隸書的波勢挑法改變成定型的勾撇，使字形更加方正平直，書寫更為簡便。

與楷書並行的還有草書和行書。草書特徵是筆畫連帶、結體簡約、氣勢連貫、字形奔放。

『陸』 甲骨文的發展歷史

十九世紀末，學者們發現並認識了甲骨文。甲骨文的發現，象璀璨的群星，把學者們目光集聚到了甲骨文的研究方面來。這種古老而系統的文字，與埃及的紙草文字、巴比倫的楔形文字和印度的哈拉伯文字並稱為世界四大文字體系。

甲骨文經過搜集、整理之後，在羅振玉、王國維的大力宣傳與精心研究下，一時成為國內外學術界高度重視的學問。

在羅、王的極力倡導下，逐漸成長起來以甲骨文來研究中國古代文化的甲骨學派。甲骨學的發展與深入，為中國古代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礎。

關於甲骨文的發現最為流行的說法

清末任國子監祭酒(國家教育的最高行政長官)的王懿榮於1899年發現的。據說，在這一年的某一天，王懿榮派人到北京菜市口達仁堂購買一種叫「龍骨」的中葯。當時王懿榮正患瘧疾，據說這種「龍骨」可以醫治瘧疾。「龍骨」買回來之後，王懿榮打開葯包一看，發現這些「龍骨」上隱隱約約地刻著密密麻麻的符號，他覺得很奇怪，於是就細心的觀察和揣摸起來。王懿榮學識淵博，對古文字學有很深的造詣。他的這些淵博的知識使他能夠對這些奇怪的符號產生不同凡常的聯想——「龍骨」上的契刻符號很可能是一種已經失傳了的古文字。經過他潛心的鑽研，他認定這是中國最古老的文字。與此傳說不同，有人提出甲骨文是天津人王襄在1899(光緒24年)發現的，因為王襄在1955年所寫的《簠室殷契》中提到「世人知有殷契，自1898年始」。 1898或1899，一年之差，聚訟紛紜，似乎沒有多大必要。但作為一項重大的發現，確定一個准確的年代，則是科學態度問題了。經過一個時期的爭論和研究，大多數人都認為王懿榮在1899年首先發現了甲骨文。我們這里提到的發現，是學術意義上的發現，也就是不僅見到了甲骨文，而且認識了甲骨文。而一般意義的發現，是指在田野里挖出了甲骨文。從一般意義上講，在1899年之前，人們就已經開始在殷墟這個地方挖掘甲骨了。他們挖掘甲骨的目的，不是把它當作一種文字材料，更不是當作史料，而是看中了它的葯用價值，出售給中葯鋪，醫治人們的疾病。有一個時期，人們吞下去了不知多少稱為「龍骨」的甲骨文，卻一個字也吐不出來。愚昧無知不僅不能醫治中國人的病，反而給中國文化帶來殘重的損失。在這些人當中，王懿榮首先認出了甲骨文，

這決不是什麼天賜的機遇，而是知識與智慧的結晶。

1900年秋天，義和團運動興起，王懿榮以國子監祭酒任團練大臣，在八國聯軍人犯北京的時候，慈禧太後帶著皇宮倉惶西竄，王懿榮痛心疾首，投池自盡，以身殉職，其所藏甲骨大部分被《老殘游記》的作者劉鶚收購。

甲骨文的搜集、整理與傳播

甲骨文發現後，立刻轟動了整個學壇。有承認的，也有否認的。當時學術界有兩派，即「復古派」和「疑古派」。一般地說，「復古派」肯定甲骨文是已經失傳了的古代文字，而「疑古派」中的一些人則予以否認。所以對甲骨文的搜集、整理與傳播就成為「復古派」同「疑古派」斗爭的有力武器。

在王懿榮為國殉職之後，劉鶚(字鐵雲)就購買了王氏的大部分甲骨，在搜購甲骨方面用功頗勤。1903年，他將自己收藏的甲骨，精選出1000多片，墨拓後編成《鐵雲藏龜》發行。這是自甲骨文發現之後第一部甲骨書籍，對於甲骨文的傳播有篳路藍縷之功。吳昌綬在這部書中的序言中是這么評價的：「乃茲龜甲古文，又別辟一蹊徑，埋蘊既久，地不愛寶，一旦披豁呈露，以供好古嗜奇者探索，文敏(王懿榮字)導其前馬，先生(指劉鶚——編者注)備其大觀。」劉鶚不僅僅是一位熱心古代文化的學者，而且也是一位留心於世務，殫心於實業，匡世濟貧的有志之士。在八國聯軍虎視北京，清政府又無能為力的緊急關頭，劉鶚開倉賑濟北京的飢民。這一舉動卻得罪了有司，被定罪後於1910年流放新疆，最後客死異鄉。但劉鶚對於甲骨學的貢獻將永垂史冊。

甲骨文的發現與傳播，也引起了外國人的關注。這些外國人對中國文化有著濃厚的興趣，有些人對中國文化還頗有研究，搜集甲骨文就成了這一時期外國人的一項特殊愛好。1903年一1906年，美國駐山東的傳教士方法斂和英國教士庫壽齡就從古董商人手中收購了大批甲骨文，他們將這些甲骨轉賣給英國人在上海開辦的博物館。隨後，英國人金璋、法國人威爾茨、衛禮賢又將收到的甲骨賣給法國和瑞士的博物館。明義士是加拿大的一位牧師，長駐彰德府(安陽)，他利用得天獨厚的條件，經常騎一匹老白馬，在洹河兩岸游盪，目的就是尋找甲骨文，他收購的甲骨數量較多，現藏於加拿大多倫多皇家博物館中的甲骨就是經過明義士之手收集的。除了歐美人之外，日本人也是較早就留心安陽甲骨的，其中有位日本學者叫林泰輔，還親自到安陽調查和收集甲骨文，現在還可以在日本的大學、博物館和圖書館內看到這一時期日本人收集的甲骨文。郭沫若先生就是利用日本所藏甲骨開始了他的甲骨文研究和史學研究生涯的。

甲骨學的形成

就在《鐵雲藏龜》印行的第二年，即1904年，著名學者孫詒讓就根據這部書中的甲骨文拓片，對甲骨文字進行了考釋，著《契文舉例》一書。這算是甲骨文研究的第一部著作，雖然書中有許多誤釋的文字，但他開創了甲骨文研究的先河，在甲骨學史上有著特殊的貢獻。

真正使甲骨文的研究成為一門專門學問，是羅振玉和王國維兩位大師的卓越貢獻。

羅振玉，號雪堂，清末做過學部參事官、京師大學堂農科監督等。辛亥革命以後，羅振玉以清室遺志自居，為復辟帝制出謀劃策，1943年出任偽滿州國監察院院長。他感情基礎上的復古決定了他學術研究上的復古，不同的是，政治上復古是倒轉歷史車輪，而學術上復古則開創了一門學問，開創了一代學風。在他發跡和揚名之前，他曾是劉鶚的家庭教師，就因為這個機緣，他與劉鶚結為兒女親家(他的長女嫁給劉鶚的的兒子為妻)，他有機會見到劉鶚收藏的甲骨文，並動員劉鶚將其甲骨文墨拓編印成書，也為這本書寫了序言。甲骨文這門深奧的學問把他給吸引住了。1906年，他在北京任學部參事官時，利用自己的便利條件，廣泛搜集甲骨文，並委派其弟羅振常到安陽採掘，1910年，羅振玉出版了《殷商貞卜文字考》，書中按貞卜的事類分為幾個項目，由孫詒讓的釋字發展到羅振玉因事分類，卜辭算是可以閱讀了，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進步。嗣後到1915年，羅振玉躲到了日本，專心致志研究甲骨文，這一時期他出版了《殷墟書契前編》、《殷墟書契考釋》，將《殷商貞卜文字考》中的考史、正名和卜法擴充而成了都邑、帝王、人名、地名、文字、卜辭、禮制、卜法八章，這就把雜亂零散的卜辭，歸納整理成有條理有價值的史料，甲骨文的研究開始成為古史研究中的具有特殊地位的學問。郭沫若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中是這樣評價羅振玉的：「羅振玉的功勞即在為我們提供了無數的真實史料，他的殷代甲骨的搜集、保藏、流傳、考釋，實是中國近三十年來文化史上應該大書特書的一項事件。羅氏在中國要算是近世考古學的一位先驅者，他的搜集與從來骨董家的習尚稍有區別，他不僅搜集有文字的骨片，並還注意到去搜集與骨片同時出土的各種器物；在1916年他還親到安陽小屯去探訪過一次。這種熱心，這種說見，可以說是從來的考古家所未有。」

羅振玉不僅自己傳播和研究甲骨文，而且還特別注重培養甲骨學研究人才，王國維就是他的得意門生。王國維字靜安，號觀堂，青年時代在羅振玉辦的文學社學習日文，深得羅振玉的賞識。辛亥革命暴發後，他隨從羅振玉一起東渡日本，終止了哲學、宋元戲曲的研究，協助羅振玉整理、編輯、考證甲骨文。1917年，他撰寫了《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續考》、《殷周制度論》，利用先秦文獻與卜辭互相印證的方法，考證出卜辭中所見的殷代帝王及帝王的祖先的名號，使甲骨的史料價值進一步得到發揮。1924年，清華大學籌設研究院，由胡適推薦，擬清王國維當院長。他考慮時局對自己不利，不願就職，後來經溥儀勸勉，才接受該院教授的聘請。在「疑古」之風風靡史壇的時候，王國維能夠比較好地運用地下發現的新材料與文獻典籍相結合，著《古史新證》宣揚中國的古老文化，不泥古又不疑古，實在難能可貴。在這本書中，王氏舉出殷墟卜辭中有關武丁所卜的卜辭和祭祀文丁的卜辭，肯定了盤庚以後，帝乙以前，商王皆宅殷墟，這與《古本竹書紀年》正相吻合，從而證明了《古本竹書紀年》的不偽。從方法上來說，他採用考古與文獻相結合的「二重證法」研究歷史，獨具慧眼，見解頗新。由於他的高水平的發揮，使甲骨文的研究逐步發展到專門的學問——甲骨學。從思想上來說，他頑固地追隨已經沒落的清王朝，仇視革命，妄圖復辟，於是在1927年6月2日，當北伐戰爭捷報頻傳的時刻，他寫下了遺書，在頤和園投昆明湖自沉。他政治思想上的守舊，並沒有影響他在學術上的成就。正如郭沫若所說：「我們要說殷墟的發現是新史學的開端，王國維的業績是新史學的開山，那是絲毫也不過分的。」

在這一時期，在羅振玉和王國維的影響和引導下，成長起來一批以甲骨文研究為己任的甲骨學派，他們在文字、文法、卜法、歷法、歷史人物、歷史地理等方面都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一些外國的漢學家也被吸引到甲骨文研究的潮流中來了。一時間，甲骨學成為一門國際性的重要學科。

甲骨文的科學發掘與研究

(一)甲骨出土與著錄

甲骨學一旦成為學術界倍受關注的學科，人們對甲骨文的渴求就可以想見了，尤其是對新獲取的甲骨文，就更受崇愛了。在1928年科學發掘殷墟以前，古董商和一些學者誘使當地村民在殷墟亂挖了幾十年，容易挖到的甲骨都被掘出來賣掉了，地下埋藏的甲骨是越來越少了，甚致很難發現有學術價值的新甲骨。這使得望眼欲穿的人們灰心喪氣，他們猜想殷墟不會再出甲骨了。但惟利是圖的古董商並不相信學者們的眼光，他們仍一如既往地抬出高價唆使當地無知的村民亂挖亂盜，使殷墟這座地卜玉藏遭到了嚴重的破壞。

也正是在這個時候，近代興起於歐美的考古學傳到了中國，中國學者認識到了考古學是保護和研究中國古代文化的先進的科學手段，用這種手段來搶救殷墟文化就成了當務之急，當時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就開始籌劃發掘殷墟。1928年8月12日，受史語所所長傅斯年的委派，董作賓來到安陽，先訪問了河南省第十一中學校長張天驥，繼而游覽了安陽的古董商店，之後，親赴小屯進行采訪。訪問結果證明，此地並非象羅振玉所猜測的那樣，洹水故物已搜羅殆盡，而是埋藏還相當豐富。中央研究院認真研究了董作賓的調查報告。一致認為，如果政府不採取緊急措施加強管理和進行考古發掘，亂挖亂盜的現象會愈演愈烈，殷墟破壞會更為殘重，於是決定由董作賓草擬了發掘計劃和方法：

1、發掘程序；

2、發掘方法；

3、籌備：

①購買設備器具。

②請中央研究院致函河南省政府，派人參加，由安陽縣協助並予以保護。

③請蔡元培院長致函馮玉祥總司令，派安陽駐軍加以保護。

④請古物保管委員會贊助。 ，

⑤聘請測繪人員。

由這個發掘計劃，可以看出當時對殷墟發掘是何等重視!

一切准備就序後，1928年10月13日，殷墟發掘就正式開始了。殷墟考古揭開了中國考古學的序幕，在中國考古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到1937年6月，因蘆溝橋事變，日本悍然發動了侵華戰爭，殷墟考古被迫停止。從1928年10月至1937年6月，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在殷墟發掘了十五次，河南省圖書館在此發掘了二次。

(二)甲骨學研究的進展

考古發掘的資料，要比那些亂挖亂盜，甚致連出處都說不清收購來的資料更真實可信。就甲骨文來說，發掘過程本身也包含著學者們的細致人微的科學觀察與分析，再通過整理與研究，能夠發現前人沒有注意到也不會注意到的新問題，董作賓先生對甲骨文斷代和殷代歷法的研究，就超過了前人，把甲骨學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峰，他的《甲骨文斷代研究例》與《殷歷譜》都是甲骨學史上劃時代的巨著，他之所以能夠取得這樣的成就，與科學的考古方法是分不開的。

在《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中，依據世系、稱謂、貞人、坑位、方國、人物、事類、文法、字形、書體十項標准，將殷墟出土的甲骨分為五期。一期是盤庚、小辛、小乙、武丁；二期是祖庚、祖甲；三期是廩辛、康丁；四期是武乙、文丁；五期是帝乙、帝辛。這就把十幾萬片看似零散紛亂的甲骨文有條不紊地劃歸五個不同的時期，分屬於從盤庚到帝辛八代十二王名下，使之各有歸屬，克服了以往甲骨文研究中的混亂狀態。在上述的十項標准中，常用的是世系、稱謂、貞人、字形、書體。掌握了這幾項標准，遇到了甲骨片，就可以斷定這片甲骨屬於那個時期的遺物。

世系是商王的世次，也就是先後位次；稱謂是占卜的商王對自己親屬的稱呼，如「祖丁」、「父甲」、「母癸」之類；貞人是占卜並記事的史官。對於初學者來說，比較容易掌握的是字形和書體，不同的時期，字形和書體的風格是不同的。

把甲骨文的研究與古代社會的研究結合起來，從甲骨文中尋找古代社會制度、社會生活的影子，是甲骨文研究的領域得到了拓展。胡厚宣先生參加了殷墟考古工作，他畢生致力甲骨學，1944年，他出版了《甲骨學商史論叢》，對商代的方國、農業、氣侯、婚姻家族、封建制度、天神崇拜等方面進行了專題研究，拓寬了甲骨學研究的領域。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來研究甲骨文，是甲骨學的質的飛躍，這是郭沫若對甲骨學的重大貢獻。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迫於白色恐怖，郭沫若旅居日本，這時期，他從血與火的斗爭中，轉向中國古代社會的探索與研究，由此可以看出，郭老的中國史研究是與中國革命的需要密切相關的。郭老緊緊把握住了甲骨文這個「原始細胞」，以甲骨文的構形為基礎進出分析，弄清了文字結構變化的規律，從而釋讀了別人不認識或解釋錯誤的字，根據文字的發展規律，把文字的形、音、義辨證地加以應用，這就大大地提高了文字釋讀的准確性，然後以字立說，以馬史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為指導，來研究中國古代社會，取得了舉世注目的成果，1930年出版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郭老把這部著作看成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的續篇，書中利用卜辭來闡述古代社會的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在當時的中外史學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是郭沫若甲骨文研究和史學研究的輝煌時期，《卜辭通纂》、《殷契粹編》、《青銅時代》等重要著作就產生於這一時期。

甲骨文研究的縱深階段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新中國為科學事業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和廣闊的前景，運用馬克思主義史學觀點來指導甲骨文研究，是新時期學術研究的突出特點，新出土的甲骨使各項研究課題更加深化，整理與綜合研究獲得了豐碩的成果。

新中國成立以後，考古的范圍比前擴大了，視野也開闊了，研究的領域更寬更廣了，甲骨文的發現仍是這一時期的主要收獲。學者們利用這些新出土的甲骨，從甲骨上的鑽鑿形態方面對甲骨分期提出了新穎的看法。從1899年甲骨發現以來的半個多世紀里，分門別類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這給綜合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1956年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1958年日本學者島邦男《殷墟卜辭研究》相繼出版，就屬於綜合研究的著作。這些著作涉及到了甲骨的出土地點與歷史、甲骨的流傳與研究狀況，以及甲骨文的文字、文法、斷代、歷法天象、方國地理、政治區域、先公先王、稱謂與廟號、親屬與百官、政治與經濟等等，闡述了卜辭中的各方面的重要內容，總結了甲骨文發現與研究的成就，為人們認識和研究甲骨學開創了一個新的境界。

早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胡厚宣先生就注意搜集和統計流散的甲骨，五十年代初，胡先生在《五十年甲骨發現的總結》一書中對已知的甲骨收藏情況作了較為詳細的記錄，八十年代初，胡先生主編《甲骨文合集》時，責任心和事業心驅使他多方奔告，索隱勾沉，在原有的基礎上對甲骨收藏及流傳情況進行了更為詳盡的統計，據他統計的結果是：

國內收藏：25個省(市、自治區)，40個城市，98個機關單位和47位收藏家，計127904片。

國外收藏依次是：日本12443片，加拿大7802片，英國3355片，美國1882片，西德715片，蘇聯199片，瑞典 100片，瑞士99片，法國64片，新加坡28片，比利時7片，韓國6片。12個國家合計26700片。

國內外合計154604片，這還不包括八十年代以後考古發掘出土的甲骨。

這15萬多片甲骨，大部分已被著錄，還有一小部分未見著錄，流散在國外。已經出版的70多種甲骨著錄書，有的因出版時間早，而且印數很少，不易見到；有的印刷不精，拓本漫漶不清，不便查閱；有的良莠不分，真偽難辨，不好利用等等。這就給研究甲骨文和殷商文化帶來了困難。隨著學術研究的深入，其它學科如醫學、農業、天文、地理、生物等都需要利用甲骨文和借鑒甲骨文研究的成果。鑒於此，早在五十年代，郭沫若就想編輯一部《甲骨文合集》來解決學術研究的需要，後來，郭老把這個想法正式向國務院提出來，得到了周恩來總理的熱情支持，《甲骨文合集》被列入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發展遠景規劃

中的大型項目之一，1959年交給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承辦，並成立了以郭沫若為主任委員，胡厚宣任總編輯的編輯委員會。不久，「文化大革命」開始，這項工作被迫停止，「文革」結束後，在郭老的親切關懷下，編輯工作馬上得到恢復。1978年10月《甲骨文合集》開始出版，到1982年共出版了13冊，這13冊中共收錄甲骨4萬余片。與以往的著錄書比較，這部書有以下優點：

第一是先材廣泛而全面；

第二是取材嚴而精；

第三是取材經過辨偽與綴合；

第四是對能夠分期的甲骨文盡可能進行分期編排，有疑問的集合在一起，以待進一步研究。

第五是每一時期的甲骨，又按階級和國家、社會生產、思想文化、其它四大項二十一個小類進行編排。

由此可以看出，這部書是1899年甲骨文發現以來的一部集大成著作。

除了綜合性和總結性的著作之外，工具書和通俗性的讀物提高了甲骨文的使用率，拓寬了甲骨文的應用范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甲骨文編》(1965年)，正編收錄1723個甲骨文字(見於許慎《說文》的941個字)，附錄共收單字2949，附尋的單字都還沒有考釋。全書共收甲骨文單字4672個，屬於甲骨文字典。李孝定編《甲骨文字集釋》(1975年)，將每一個甲骨文字的有關各家解釋詳列於該文字之後，並加有編者按語，便於查索。日本學者島邦男的《殷墟卜辭綜類》(1976年)，將見於著錄的卜辭逐條按內容分類編排，便於查閱卜辭內容及著錄情況。吳浩坤、潘悠《中國甲骨學史》(1985年)、王宇信《甲骨學通論》(1989年)，還有其它一些通俗性著作都客觀地、比較詳細地敘述了甲骨文的發現、發掘與研究的情況，系統的科學的闡述了甲骨學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研究課題。《甲骨學通論》還專章討論了西周甲骨的一些問題。於省吾《甲骨文字詁林》(1996年)反映了甲骨文考釋的巨大成果，李學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 (1996年)，提出了甲骨分期的新思路；王宇信、楊升南、宋鎮豪編著的《甲骨學一百年》全面系統地闡述了100年來甲骨學的產生、發展狀況。這些都是我們學習和了解甲骨學的主要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