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把中國歷史學通需要多長時間
學通？什麼叫學通？如果說你要學25史的話請頂一個嚴格的讀書計劃，每天讀書不少於5小時，大概2 3年能讀完。
⑵ 2017年歷史學考研具體時間及考試安排
什麼是歷史學
歷史之於人類，猶如個人之有記憶，在人類一切學科體系中具有奠基意義。歷史學則是人類文明的自我反思，人類由此為自身的處境找到歷史根源，並因而形成文化傳統，迎接未來的挑戰。
歷史學是一門相當古老的學問。作為一門學科，它主要以人類歷史及其規律為研究對象，主要學習和掌握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發生、發展的過程，理解和弄清歷史上重要人物、重大事件以及相關史實的原委、作用和影響，並力圖發現和總結其中的經驗和教訓，為今天的社會生活提供借鑒。
至於歷史學專業的學生需要具備的素質，浙江大學人文學院梁敬明教授認為，進入歷史學專業的學生，應該逐漸改變中學應試教育背景下被動式學習、等待式學習和死記硬背歷史知識的狀況；學生要善於獨立思考，增強問題意識，積極利用各類圖書資源和資料庫資源，接受系統的歷史學專業訓練，重新梳理歷史知識體系。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主任吳義雄教授表示，學好歷史學必須要有博學之思、敬畏之心。博學之思是指學生必須了解天文、地理、文學、經濟、管理、自然科學等知識，只有以上學科作為基礎，才能在學歷史學的過程中有深刻的體會；敬畏之心是指對歷史上人物與故事必須「理解之同情」，切不可以今日之標准來隨意臧否古人的得失，因為彼時與今日形勢不同，必須要用發展的眼光看問題，如此才能真正看清歷史。
本科階段主要課程
本科階段的歷史學側重於基礎知識的普及和基本能力的培養。以南京師范大學為例，基礎課有中國通史和世界通史，專業課有史學概論、歷史文選、中國史學史、西方史學史、中國歷史地理、考古學通論、史學論文寫作、畢業論文等，以及斷代史、專門史和地區國別史等選修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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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業與就業
社會需求有限，期望值適中就業不難
多數人都把歷史學看成是冷門專業，認為該學科就業前景冷淡。其實也不盡然，該專業學生憑著大學所學到的廣博的知識，就業時只要不期望過高，就業並不比其他專業差。陽光高考平台統計數據顯示：歷史學畢業生規模為14000-16000人，連續三年就業率都在80%-85%之間。
從專業對口方面來說，歷史學職業需求相對較少，最為人所熟知的就是從事教師工作，或者向歷史學研究方向發展。而現在畢業生就業是雙向選擇或多向選擇，不必將職業局限在狹窄的領域，這樣來看，歷史學專業就業范圍還是比較寬泛的。
比如2014年，《文化部關於貫徹落實〈國務院關於推進文化創意和設計服務與相關產業融合發展的若干意見〉的實施意見》中指出，要提升文化產業的創意水平和整體實力，對於歷史專業學生來說是一個利好的消息。如影視、動漫、游戲業，需要內容健康向上、富有創意的優秀原創影視、動漫產品的創作、生產、傳播和消費，與之匹配的策劃、編劇類職位就是歷史學專業畢業生可以嘗試的選擇；在當前「互聯網+」的環境下，在精通本專業的基礎上再學習一些計算機方面的知識，會進一步拓寬自己的就業渠道。
總的來看，當前歷史學專業畢業生主要就業方向：在科研機構、大中專院校、博物館、檔案館從事研究工作；在高校、中小學從事教育工作；在出版社、雜志社、網站等媒體從事編輯、記者等工作；報考政府部門公務員；報考研究生，繼續深造；有的畢業生則徹底轉行，最終從事了與本專業毫無關聯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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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報考指南
249所院校開設歷史學專業
陽光高考平台數據顯示，目前全國本科階段開設歷史學專業的院校有249所，既有「985工程」大學、「211工程」大學，也有一般大學。
「985工程」大學、「211工程」大學有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南開大學、復旦大學、華東師范大學、南京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浙江大學、廈門大學、山東大學、中山大學、暨南大學、四川大學、蘭州大學等，此類重點高校錄取分數線比較高，如北京師范大學、南開大學等校近年在江西的錄取平均分超過了580分。一般大學有首都師范大學、天津師范大學、河北大學、河北師范大學、上海師范大學、江蘇師范大學、福建師范大學、江西師范大學、河南大學、河南師范大學、廣西師范大學、四川師范大學、西華師范大學、雲南師范大學、西北師范大學、湖南師范大學樹達學院、南京師范大學泰州學院、河北師范大學匯華學院等。一般情況下，各省一般大學的該專業錄取分數相對較低。
全國開設歷史學專業的院校較多，可選擇范圍較大，填報志願時，考生可以根據實際情況，確定自己的位置，選擇和自己分數、批次相符合的院校。
各學校專業方向有所不同
經濟發達，高校雲集，北上廣歷來都是考生報考的熱門地區，歷史學專業也不例外。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是全國各大學歷史學科中歷史最為悠久、總體實力最強的院系。中國古代史、中國近現代史和世界史皆為國家級重點學科，中國史、世界史在2004年、2008年和2012年全國一級學科評估中均名列榜首，在全球大學歷史學科排名中也位居前列。現有歷史學（中國史）、世界史、外國語言與外國歷史三個本科專業。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以清史研究為突出特色，秦漢、唐宋和民國史的研究力量也較為雄厚。專門史、歷史文獻學、歷史地理、史學理論和史學史等二級學科，都具有各自的優勢。世界史學科則以西方中世紀和近現代史方面的研究力量較強；考古學科側重北方民族考古。
北京師范大學的歷史學科是我國最早設立的歷史學系科之一，現有中國史、世界史、考古學3 個一級學科，中國古代史、史學理論及史學史2 個二級學科國家重點學科。歷史學專業實行寬口徑招生，學生前兩年統一修讀基礎課程，自三年級起根據興趣選擇中國史、世界史、考古學三個專業方向。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創建於1925年，是國家人文基礎學科人才培養和學術研究基地之一。其教學實習工作別具特色，到歷史現場感受歷史，獲得對「過去」的體驗，是歷史學科培養人才的重要方式。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成立於1924年，是中山大學最早設立的學系之一。多位中國現代史學的奠基人，如陳寅恪、傅斯年、顧頡剛、岑仲勉、梁方仲等，曾在該系任教，奠定了該系深厚的學術根基。歷史學專業是廣東省名牌專業，「中國古代史」、「中國近現代史」是國家級重點學科。每年招收歷史學專業本科生約70人，與海內外近二十間著名大學或科研機構建立了廣泛的學術交流與合作關系，包括美國耶魯大學、哈佛大學、英國牛津大學、曼徹斯特大學、日本京都大學、澳大利亞悉尼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等。
歷史學不僅是謀生的技能，而且是立身的學問。報考歷史學專業，需要對它感興趣，用心學習，同樣可以成長為高質量、多層面的專業人才，為你將來的職業發展奠定非常堅實的基礎。考生在報考歷史學專業時，一定要對照專業目錄，看準學校的特色和培養方向，選擇自己感興趣的專業方向報考。當然要在符合自己分數范圍的學校內進行充分的考慮。
⑶ 進行歷史比較研究需要滿足哪些條件
1、 歷史比較研究的運用程序：
第一步、確定可比性主題。根據自己的觀察和資料的積累，從可比較性原則出發，確定事物的某一方面或者是那幾個部分為比較的主題。第二步、分別研究可比項各方的特點、過程、根本屬性。某項研究主題確定之後，就應該對可比較的歷史現象或過程的各個方面進行單獨研究。第三步、綜合起來比較異同，意在「同中求異」、「異中求同」。當分別進行個體研究以及初步的形成了比較命題的構思設計之後，即應該將手機整理出來的材料分門別類進行專門命題的綜合比較研究。第四步、提出命題假設，尋求歷史的本質和規律。這是關鍵的一步。第五步、驗證理論，通過比較研究提出理論的真實性，還要通過比較分析證明其理論的科學性、客觀性。這樣才完成了歷史比較研究，得出相應結論。
2、 歷史比較研究的局限性：
歷史比較研究只是史學研究的方法之一，起局限性明顯的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根據可比性原則，進行比較研究要受到種種條件的限制，這種研究必須是在兩種或者是兩種以上的現象中進行，而且這些現象要有共同的基礎或聯系。第二、歷史比較研究，容易犯機械類比的錯誤，易於流於形式化的比較，這樣的比較是違背歷史主義的，無助於歷史的研究，又是它還會導致出頗為荒謬的結論。
3、 克服歷史比較研究局限性的主要途徑：
為了盡可能地發揮比較方法在史學研究中的作用，我們需要通過以下途徑來克服它的局限性，發揮它的優越性：第一、用唯物史觀做指導。開展對歷史比較方法的研究。在不同的歷史觀指導下，歷史比較方法對史學研究就會產生不同的效果和作用，只有科學的唯物史觀，才能夠克服種種歷史偏見，使比較研究方法在史學研究中發揮更大的作用。第二、綜合的運用各種史學方法，在比較的過程中同時運用分析與綜合、抽象與概括的邏輯方法，有利於克服憂郁單純的比較研究存在的種種局限，使得歷史比較研究走向科學化的道路。
歷史比較研究，有助於打破公式化、教條化的死氣沉沉的僵局，促進史論進一步結合；有助於克服史學研究的片面性、狹隘性，便於發現歷史現象之間的異同關系；便於從整體上把握歷史的全局與局部的異同關系，以便進一步探求歷史發展的普遍規律和特殊規律。我們要在研究歷史時充分的運用歷史比較研究的方法，並且克服起局限性，發揮其優越性。
⑷ 讀完<中國歷史>最快要多久
1秒啊！就四個字，對吧
⑸ 魏晉南北朝歷史與秦漢歷史比較哪個研究學習起來更容易啊
學習不是為了容易.要看這段歷史是否讓你心情澎湃.
就是想要去研究他.
我喜歡楚文化.剛出湖北省博物館我就認識了我喜歡的女孩.所以我一定要努力找她!努力學習楚文化.
做個英雄...
我愛家柳.
⑹ 怎樣做「歷史研究」
表面看來，調查研究、實驗研究或哲學研究比歷史研究更能顯示其現實意義。不過，歷史研究依然有其獨特的魅力。與哲學研究相比，歷史研究的魅力在於：哲學研究止於思辨和教訓，容易「徒託空言」，而歷史研究因其敘述歷史事實而更容易顯示出「深切著明」的效應。[1]與調查研究或實驗研究相比，歷史研究的魅力在於：歷史研究所面對的研究對象是比較穩定的文本。它既不像實驗研究那樣容易受無關因素的干擾，也不像調查研究那樣因缺乏資料而無話可說。而且，從歷史研究的視角來看，「現實」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並不見得調查研究的對象就是現實的而歷史研究的對象就一定是「過去」的。相反，一切「現代」都正在成為過去，而一切歷史都可以理解為當代史。
從研究的主題來看，歷史研究可分為思想史研究、制度史研究（或改革實踐史）和學術史研究三種。而從研究的方法來看，歷史研究可分為歷史的考證研究、歷史的敘事研究和歷史的解釋研究。
歷史的考證研究和歷史的敘事研究其實就是歷史的調查研究，可統稱為歷史的實證研究。一般意義上的調查是對「當下的事件」的調查，而歷史的考證研究和歷史的敘事研究是對「過去的事件」的調查。
歷史的解釋研究在面對歷史事實（主要是歷史文獻）時，它更多地依賴於研究者個人的判斷及其所選擇的視角。不同的研究者總是能夠從不同的視角提出不同的解釋，這使解釋研究不可能像其他實證研究如調查研究、實驗研究那樣顯示出「毋庸置疑」的客觀性。但是，歷史的解釋研究在提出解釋時仍然重視解釋的理由和證據，以便使自己的解釋令人信服。就此而言，歷史的解釋研究也有某種實證研究的含量而並非任意、任性地隨意發揮。
通過本章的學習，你將能夠
●了解歷史的考證研究的三個主要途徑；
●掌握歷史的發生學研究的三個主要途徑；
●學會使用歷史的話語分析法，掌握歷史的話語分析的三個主要方法；
●學會使用歷史人類學研究法；
●理解傳統的解釋學研究與隱微解釋學研究的主要差異；
●理解歷史的述評研究的技巧及容易出現的問題；
●掌握必要的翻譯技巧；
●掌握隱微解釋學研究的三個技巧並理解「解釋學的三個自信」；
●學會歷史的比較研究。
中外歷史研究幾乎都有重視史料考證的傳統。中國有「乾嘉學派」，西方有「蘭克學派」。中國史學界在18世紀已經興起「考證」之風。乾隆、嘉慶兩朝，迄於道光中葉的百餘年間，朴實的經史考證成為學術主流，時人「皆以考博為事，無復有潛心理學者」，形成「乾嘉學派」（也稱為「考據學派」）。[2]「清代是校勘碩果累累，校勘學獨立形成的時期。」[3]當時出現一大批從事校勘、版本、目錄研究學者。[4]發展至戴震（1724～1777）、章學誠（1738～1801）等人那裡，「乾嘉學派遂臻於鼎盛」。
西方史學界重視史料考證的傳統並非始於德國史學家蘭克（L. Ranke，1795～1886），但蘭克為這個傳統制定了嚴格的考訂與批判的方法，並發展成一個學派。「蘭克學派」的主要貢獻並不在於它倡導「史學即史料學」的實證主義史學，因為，「蘭克本人既沒有說過此話，他的著作也絕非史料的編排」。相反，蘭克本人一直相信「歷史背後的精神力量」，他甚至會在其著作中作出自己的價值判斷和評論。他的著作隱含了他的價值觀念和思想傾向。「蘭克學派」也並非人們想像的那樣只追求「如是直言」而不重視寫作的藝術。相反，「他的史筆，從容流暢，且有音樂節奏，……他從不諱言史家需要藝術天才和造詣，他一直認為大氣磅礴的敘事，仍是史家的重要任務。他的書不僅僅為專家而寫，也可供非專業者閱讀。」[5]蘭克學派的真正貢獻在於：它不僅收集和利用檔案資料，而且辨別檔案文獻的真偽，強調在引用史料之前，必須進行嚴格的史料辨偽或史料批判。1886年蘭克去世，3年後德國史學家伯倫漢（E. Bernheim，1850~1942，蘭克的再傳弟子）總結蘭克的史料辨偽方法，出版《史學方法論》。蘭克學派所強調的史料辨偽對後來的史學發生了持久的影響。即便後來出現的以法國「年鑒學派」為代表的「新史學」對蘭克學派提出批判[6]，但是，年鑒學派或新史學也依然重視考據。其差異只在於，年鑒學派或新史學更重視社會經濟史、文化史而不贊成蘭克學派只強調政治史以及相關的宗教史和外交史的研究。[7]
至民國初年，胡適、傅斯年、顧頡剛等人結合中國「乾嘉學派」的傳統和西方蘭克學派的精神而倡導史料的考證與辨偽，一度興起「古史辨派」（也可稱為「古史辨偽」）。[8]考證研究看似與現實無關或沒有太大的現實意義，但是，它往往為相關的思想史研究或制度史研究以及哲學研究提供重要的史料證據。學術研究可以因此而避免以訛傳訛。
史料考證的主要方法是比較。根據比較所採用的材料來看，考證研究可分為校勘法和三重證據法。考據是歷史研究的必要工具，但是，在義理和考據之間，義理優先於考據。
一、校勘法
校勘是尋找適合閱讀的文獻、做注釋或參考文獻以及撰寫文獻綜述的前提條件。與之相關的研究包括版本學研究和目錄學研究。
（一）校勘與校勘學
有關校勘的系統研究，稱為「校勘學」。狹義的校勘就是「用本子互勘」 [9]，以便發現同一部書的錯誤、錯漏，然後訂正。也有人認為，校勘學的主要工作有三：「一是發現錯誤，二是改正，三是證明所改不誤。」[10]
校勘既可以作為歷史研究中的輔助方法，也可以作為獨立的研究方法。在教育研究領域，獨立的校勘研究似乎並不多見，但在編輯教育著作或引用他人的文獻時，需要基本的校勘而且需要有一定的校勘技巧。比如，在編輯和整理杜威的早期、中期和晚期著作時，編者特別強調了「文本的校勘原則和程序」。[11]又如，有研究者對有關拉伊（W. Lay，1862～1926）的「實驗教育學」的相關簡述及其版本做了校勘，發現大量以訛傳訛的錯誤（見案例6-1）[12]。
案例6-1：拉伊和他的實驗教育學
拉伊在1903年出版了他的《實驗教學論》。這本書1905年推出第2版，1910年推出第3版。迄今未見中譯本。他在1908年出版了他的《實驗教育學》，1912年和1918年分別推出第2版和第3版。1938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中譯本；1996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再次出版中譯本。
在我國建國以前，比如，錢歌川的《現代教育學說》正確地指出了拉伊在1903年出版了《實驗教授學》，1908年出版了《實驗教育學》。雷通群在其《西洋教育通史》中說，拉伊於1903年著《實驗教授學》，但未及《實驗教育學》。
然而，如商務印書館1930年出版的《教育大辭書》中的「拉伊」目說，「1903年，發表《實驗教育學》一書」；其「實驗教授學」目，說「實驗教授學之名詞，始於拉伊所著Experimentelle Didaktik(1903)一書」。又如商務印書館1935年出版的《現代西洋教育史》說，在1903年，始才公布他的《實驗教育學》(Experimentelle Didaktik)；又提到「《實驗教育學》(Experimentelle didaktik)1912」。把拉伊的兩本書搞成一瓶漿糊了！建國以後、我國一些教育類工具書、教育理論和教育歷史的書籍，搞錯了的確實不少，比如：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教育實驗學》第2頁，說「另一位德國教育家拉伊1903年寫出了《實驗教育學》一書」。廣東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近代西方教育理論在中國的傳播》第259頁，說「拉伊於1903年寫成《實驗教育學》一書」。……之所以如此縷述拉伊的《實驗教學論》和《實驗教育學》兩本著作及其出版年份，是因為感到「以訛傳訛」實在太多了！
（二）校勘學與版本學、目錄學
傳統的校勘學主要是指對古籍的校勘，它與版本學、目錄學相關，三者一起構成「古典文獻學」。[13]版本學側重研究各種版本的源流（發生和傳播）、差異、優劣及其演變規律，並以此為校勘提供基礎；目錄學側重書名、卷數、頁碼、作者、版刻以及索引和提要。[14]而在實際的操作中，校勘學、版本學、目錄學三者往往相互支持、彼此呼應。廣義的校勘學包括了版本學和目錄學。[15]也因此有人統稱之為「目錄版本校勘學」[16]或「版本目錄學」。[17]在版本學、目錄學、校勘學領域卓有成就者，被稱為「版本目錄學家」或「校讎學家」。[18]這樣看來，校勘包括了史料辨偽。[19]中國近代興起的「古史辨偽」，也可以視為廣義的校勘和校勘學的一個部分。[20]
在現代學術研究領域，很少有學者被稱為版本學家、目錄學家或校勘學家，也很少有學者被稱為「版本目錄學家」或「古典文獻學家」。但是，版本學、目錄學和校勘學的相關知識和技術一起濃縮為「現代文獻學」或「歷史文獻學」。[21]與之相關的「文獻研究」以及「文獻綜述」成為現代學術研究的一個重要環節。
（三）校勘的時機
並非所有的研究都需要校勘，但是，當研究者遇到以下情境時，則需要做必要的校勘，以免出現學術研究中的「低級錯誤」。
第一，在閱讀文獻時，需要在不同版本之間做出選擇。如張之洞在《書目答問》的開篇所提示：「諸生好學者來問應讀何書，書以何本為善……讀書不知道要領，勞而無功。知某書宜讀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22]一般而言，可以通過考察文獻的目錄、導言、注釋以及參考文獻來對文獻的質量做一個整體的評估。然後，在比較不同版本的基礎上進行選擇。
第二，在引用文獻時，如果同一著作或論文有多種版本，則需要通過校勘的方式選擇高質量的版本。
第三，在引用文獻時，如果發現所引用的文字不順暢，則需要通過校勘的方式確認原文是否准確。
第四，在轉引他人的文獻時，需要確認所轉引的文獻是否准確。比如，在討論柏拉圖的「靈魂馬車」比喻時，不少研究者的引文與注釋出現錯誤[23]：一是引文與原來的譯文不符。二是注釋錯誤，標示的頁碼與原來的譯文不符。[24]又如，Rudck, J.和Hopkins, D.在其主編的Research as a Basis for Teaching: Reading from the work of Lawrence Stenhouse中引用了Stenhouse的What Counts as Research，其注釋所標注的出處是錯誤的。類似的錯誤同時也說明，應該引用原始文獻而不得轉引他人文獻或「文摘」式的文獻，除非研究者經過努力之後實在無法獲得原始文獻才可以採用轉引。如果發現某份文獻與原始文獻擺放在一起可以起到「互文閱讀」的效果，則可以在注釋中同時列出原始文獻和轉引的文獻。這樣做的前提是，需要對轉引的文獻與原始文獻做一些校勘，以便確認轉引的文獻是否准確。
第五，如果同一著作出現多個版本，則需要以校勘的方式確認版本的質量，一般而言，專業出版社的版本比較可信，而商業出版機構出版的作品需要警惕。本領域的學術期刊所發表的文獻比較可信，而沒有影響力的學術期刊所發表的文獻則可能難登「大雅之堂」。若同一文獻出現多種資料集，應盡量使用最早的版本或選編校勘精良的版本。
第六，如果同一著作出現了多種譯本，則需要通過校勘的方式比較譯本的質量以便選擇優質的譯本。
第七，如果同一著作出現了多次修訂版，則盡可能採用最新的版本，不過，也可以通過校勘的方式確認不同版本之間的差異，以便選用合適的版本。
第八，如果引用譯本，則需要對原文與譯文做必要的校勘，以便確認譯文的質量。如果發現譯文的語義不順暢，則立刻進入校勘狀態。
二、兩重證據法
如果把校勘理解為「用本子互勘」，那麼，這種考據的方法仍然是以文本為單一的證據，有人稱之為「以文獻考證文獻」、「以古書論古書」。[25]除了「用本子互勘」這種「單一」證據之外，還有兩重證據法和三重證據法。
兩重證據法主要指王國維所使用的地下的考古材料與地上的古書材料互勘的方法。在王國維看來：「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26]有人稱之為「物質與經籍證成一片」或「地下紙上打成一片」法。[27]
其實，王國維的考證並不止於「兩重證據」，陳寅恪將王國維的治史方法歸納為「三目法」：一是「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相當於王國維本人所說的「兩重證據法」。二是「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三是「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28]
不過，有關王國維的「三目法」更適合用來概括陳寅恪本人的治史方法。王國維在史學方法上的突破主要限於兩個方面：一是地下的考古資料與地上的文本資料相互印證，比如《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二是哲學視角尤其是西方哲學的視角與歷史文本的相互印證，比如用叔本華哲學視角研究《紅樓夢》。但是，王國維本人外語水平有限（僅通曉日語和英語），很難做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真正能夠熟練使用這個方法的正是陳寅恪本人。據說，陳寅恪能熟練使用的外文有十六七種[29]，尤其精研「梵語」，這為陳寅恪採用「異族之書」與本國之書相互印證提供了重要的工具。陳寅恪後來也利用自己的外語優勢更正了王國維書中的某些錯誤。[30]
除了採用「異族之書」與本國之書相互印證之外，陳寅恪還採用了以詩證史的「詩史互證法」。採用此種方法的典型作品是《柳如是別傳》。
如果說王國維的史學方法的兩個特色是考古學與文獻學的互證以及哲學視角與史料的互證，那麼，陳寅恪的史學方法的兩個特色則是「異族之書」與本國之書的互證以及「詩史互證」。
⑺ 我現在大四，歷史學專業，英語6級，再准備英國研究生需要多少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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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 歷史專業考研，一般需要多少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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⑼ 什麼是歷史比較研究方法
是指通過對不同時間不同空間條件下的復雜歷史現象進行對比研究分析異同，發現歷史本質，從而探尋歷史共同規律和特殊規律的史學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