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葯多久歷史

A. 歷史上超過120年的西葯有哪些現在還在應用的有哪些

奎寧【金雞納霜】
奎寧（Quinine），俗稱金雞納霜，茜草科植物金雞納樹及其同屬植物的樹皮中的主要生物鹼。化學稱為金雞納鹼，分子式C20H24N2O2。1820年P.J.佩爾蒂埃和J.B.卡芳杜首先製得純品，它是一種可可鹼和4-甲氧基喹啉類抗瘧葯，是快速血液裂殖體殺滅劑。

嗎啡
嗎啡（Morphine，MOP）是鴉片類毒品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鴉片中的含量為4%-21%，平均10%左右。1806年德國化學家澤爾蒂納首次將其從鴉片中分離出來，並使用希臘夢神Morpheus的名字將其命名為嗎啡。

B. 西醫的發展歷史

西醫發展概述

關於現今國人所說的西醫學，它的完整名稱是「近代和現代西方國家的醫學」，它起源於近代時期的西方國家，是近代時期的西方國家的學者在摒棄古代西方國家的醫學之後發展出來的。由於它起源於西方國家，因此我們習慣的稱為西醫。在過去的中國被稱為新醫，與舊醫（中醫）相對立。

文藝復興以後，西方醫學開始了由經驗醫學向實驗醫學的轉變。1543年，維薩里發表《人體構造論》，建立了人體解剖學。這既表明一門古老的學科在新的水平上復活，又標志著醫學新征途的開始。

17世紀實驗、量度的應用，使生命科學開始步入科學軌道，其標志是哈維發現血液循環。隨著實驗的興起，出現了許多科學儀器，顯微鏡就是其中之一，顯微鏡把人們帶到一個新的認識水平。18世紀莫干尼把對疾病的認識由症狀推到了器官，建立了病理解剖學，為研究疾病的生物學原因開辟了道路，此外，牛痘接種的發明，公共衛生和社會醫學的一些問題引起人們的重視。

到了19世紀中葉，德國病理學家微爾嘯（Virchow）倡導細胞病理學，將疾病的原因解釋為細胞形式和構造的改變。細胞病理學確認了疾病的微細物質基礎，充實和發展了形態病理學，開辟了病理學的新階段。

19世紀下半葉巴斯德證明發酵及傳染病都是微生物引起的，德國人科赫（Koch R．）發現霍亂弧菌、結核桿菌及炭疽桿菌等，並改進了培養細菌的方法和細菌染色方法，大多數主要致病菌在此時期內先後發現。巴斯德還用減弱微生物毒力的方法首先進行疫苗的研究，從而創立經典免疫學，以後，在巴斯德研究所工作的俄國人梅契尼科夫（Mechnikovl I．）系統闡述了吞筮現象及某些傳染病的免疫現象。

在臨床醫學上，19世紀診斷學有了很大的進步，叩診法在臨床上推廣應用；雷奈克（Laennec R．）發明聽診器；許多臨床診斷輔助手段，如血壓測量、體溫測量、體腔鏡檢查都是在19世紀開始應用的。19世紀中葉以後，解剖學的發展和麻醉法、防腐法和無菌法的應用，對外科學的發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從此外科學開始迅速發展。

19世紀末期，體腔外科普遍發達，這樣許多臨床專業（如婦科、泌尿科、眼科等）中除進行內科處置外，外科方法也獲得重要地位。葯物學方面，19世紀初期，一些植物葯的有效成分先後被提取出來。到19世紀末合成阿斯匹林，其後各種葯物的合成精製不斷得到發展。

19世紀，預防醫學和保障健康的醫學對策已逐漸成為立法和行政的問題。勞動衛生學、營養和食品衛生學、學校衛生學相繼產生。19世紀末葉和20世紀初，衛生學中又劃分出社會衛生學，它的目的是研究人民的健康情況，患病率和死亡率的原因以及與它們斗爭的方法。此外，英國南丁格爾（Nightingale F．）1860年創立護士學校，傳播其護理學思想，提高護理地位，使護理學成為一門科學。

(2)西葯多久歷史擴展閱讀：

西醫起源

在人類歷史的早期，醫學是以哲學形式出現的。人類在對自身身體理解的基礎上，提出了各種各樣的醫學理論。古代西方國家的醫學起源於古希臘，它的它奠基人是希波克拉底，古代西方國家的醫學的「四體液學說」認為人體是由血液、粘液、黃膽液、黑膽液組成的，而且各個部分是相互聯系的，身體中充滿了各種液體，這些液體的平衡是機體賴以生存的基本條件，它們的平衡與否反映在氣色、氣質和性情上；

同時，古代西方國家的醫學還強調心與身、人體與自然的相互聯系，並非常重視保持健康，認為健康主要取決於生活方式、心理和情緒狀態、環境、飲食、鍛煉、心態平和以及意志力等因素的影響；古代西方國家的醫學體系要求醫生應當特別重視研究每個病人個體健康的特殊性和獨特性，所以它關注的是病人而不是疾病，強調的是病人和醫生之間的主動合作。

到十七世紀時，「四體液」學說遭到了猛烈抨擊，因為它被認為是沒有任何物質基礎的空洞理論。從此以後，西方國家的學者就摒棄了古代西方國家的醫學，採用正確的研究方法，在近代時期發展出了一門建立在科學和實驗的基礎上的全新醫學體系，這門學科就是近代和現代西方國家的醫學，也就是當今在全世界各國各民族發展的西醫學。

科學的進步使近代西方人認識到，大自然有著自己的運動規律，不能按人們的意願或者猜想來解釋，而是只能用機械理論並以幾何和數學語言來表述清楚。這種機械論的觀點大大推動了醫學的發展，人們開始認為機體的不適並不隨個體的不同而不同，實際上任何疾病都是由於機體內受到某種傷害而引起的，葯物和外科手術可以治癒或者緩解疾病。

20世紀後期，「社會-心理-生物」綜合醫學模式的現代西方國家的醫學興起，隨著系統生物學與系統生物技術的發展，21世紀伊始開始走向後基因組時代的系統醫學與個性化醫療衛生時代。

C. 葯物的發展史

l9世紀末，化學工業的興起，Ehrlich化學治療概念的建立， 為20世紀初化學葯物的合成和進展奠定了基礎。例如早期的含銻、砷的有機葯物用於治療錐蟲病、阿米巴病和梅毒等。在此基礎上發展用於治療瘧疾和寄生蟲病的化學葯物。 20世紀30年代中期發現百浪多息和磺胺後，合成了一系列磺胺類葯物。1940年青黴素療效得到肯定,β內醯胺類抗生素得到飛速發展。化學治療的范圍日益擴大，已不根於細茵感染的疾病。隨著1940年woods和FildeS抗代謝學說的建立，不僅闡明抗菌葯物的作用機理，也為尋找新葯開拓了新的途徑。例如根據抗代謝學說發現抗腫搐葯·利尿葯和抗瘧葯等。葯物結構與生物活性關系的研究也隨之開展，為創制新葯和先導物提供了重要依據。30比~40年代發現的化學葯物最多，此時期是葯物化學發展史上的豐收時代。 進人50年代後，新葯數量不及初階段，葯物在機體內的作用機理和代謝變化逐步得到闡明，導致聯系生理、生化效應和針對病因尋找新葯·改進了單純從葯物的顯效基團或基本結構尋找新葯的方法。例如利用潛效(Latentiation)和前葯(Prodrug)概念，設計能降低毒副作用和提高選擇性的新化合物。1952年發現治療精神分裂症的氯丙嗪後·精神神經疾病的治療，取得突破性的進展。非甾體抗炎葯是60年代中期以後研究的活躍領域，一系列抗炎新葯先後上市。 60年代以後構效關系研究發展很快，已由定性轉向定量方面。定量構效關系(QSAR)是將化合物的結構信息、理化參數與生物活性進行分析計算，建立合理的數學模型，研究構-效之間的量變規律，為葯物設計、指導先導化合物結構改造提供理論依據。QSAR常用方法有Hansch線性多元回歸模型，Free-WilSon加合模型和Kier分子連接性等。所用的參數大多是由化合物二維結構測得，稱為二維定量構效關系(2D-QSAR)。50~60年代是葯物化學發展的重要時期70年代迄今，對葯物潛在作用靶點進行深入研究，對其結構、功能逐步了解。另外，分子力學和量子化學與葯學科學的滲透，X衍射、生物核磁共振、資料庫、分子圖形學的應用，為研究葯物與生物大分子三維結構，葯效構象以及二者作用模式，探索構效關系提供了理論依據和先進手段，現認為SD－QSAR與基於結構的設計方法相結合，將使葯物設計更趨於合理化。 對受體的深入研究·尤其許多受體亞型的發現，促進了受體激動劑和秸抗劑的發展，尋找特異性地僅作用某一受體亞型的葯物，可提高其選擇性。如β和α腎上腺素受體及其亞型阻滯劑是治療心血管疾病的常用葯物;組胺H2受體阻滯劑能治療胃及十二指腸潰瘍。內源性腦啡酞類對阿片受體有激動作用，因而呈現鎮痛活性，目前阿片受體有多種亞型(如δεγηκ等)為設計特異性鎮痛葯開拓了途徑。 酶是高度特異性的蛋白質，生命活動許多是由酶催化的生化反應，故具有重要的生理生化活性。隨著對酶的三維結構、活性部位的深入研究，以酶為記點進行的酶抑制劑研究，取得很大進展。例如通過干擾腎素(Renin)-血管緊張素(Angiotensin)-醛固醇(Aldosterone)系統調節而達到降壓效用的血管緊張汞轉化酶(ACE)抑制劑，是7O年代中期發展起來的降壓葯。一系列的ACE抑制劑如卡托普利、依那普利·賴諾普利等已是治療高血壓、心力衰竭的重要葯物。3羥基-3-甲戊二醯輔酶A(HMG-CoA)還原酶抑制劑，對防治動脈粥樣硬化、降血脂有較好的療效。噻氯匹定可抑制血栓素合成酶·用於防治血栓形成。 離子通道類似於活化酶存在於機體的各種組織，參與調節多種生理功能。7O年代末發現的一系列鈣拮抗劑(Calcium Antagonists)是重要的心腦血管葯，其中二氫砒錠啶類研究較為深入·品種也較多，各具葯理特點。近年發現的鉀通通調控劑為尋找抗高血壓、抗心紋痛和I類抗心律失常葯開辟了新的途徑。 細胞癌變認為是由於基因突變導致基因表達失調和細胞無限增殖所引起的，因此可將癌基因作為記點，利用反義技術(antisense technology)抑制細胞增殖的方法，可設計新型抗癌葯。 8O年代初諾氟沙星用於臨床後，迅速掀起喹諾酮類抗菌葯的研究熱潮，相繼合成了一系列抗菌葯物，這類抗菌葯和一些新抗生素的問世，認為是合成抗菌葯發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尋找內源性活性物質是葯物化學研究的內容之一，近年來發現許多活性多肽和細胞因子·如心鈉素(ANF)是8O年代初從鼠心肌勻漿分離出的心房肽，具有很強的利尿、降壓和調節心律的作用，內皮舒張因子(EDRF)NO是同時期證實由內皮細胞分泌具有舒張血管作用的物質，其化學本質後證實是一氧化氮(Ho)。它是調節心血管系統、神經系統和免疫系統功能的細胞信使分子，參與機體的多種生理作用，9O年代後，有關NO的研究已成國際的熱點。NO供體和NO合酶抑制劑的研究正方興未艾，將為心血管抗炎葯等開拓新的領域。 生物技術(生物工程)是近2O年發展的高新技術，醫葯生物技術已成為新興產業和經濟生長點。9O年代初以來上市的新葯中，生物技術產品佔有較大的比例，並有迅速上升的趨勢。通過生物技術改造傳統制葯產業可提高經濟效益，利用轉基因動物-乳腺生物反應器研製、生產葯品，將是21世紀生物技術領域研究的熱點之一。 近年來發展的組合化學技術，能合成數量眾多的結相關的化合物，建立有序變化的多樣性分子庫，進行集約快構速篩選，這種大量合成和高通量篩選，無疑對發現先導化合物和提高新葯研究水平都具有重要意義。 70-90年代，新理論、新技術、學科間交叉淮透形成的新興學科，都促進了葯物化學的發展，認為是葯物化學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關鍵時代。 人們認為20世紀中、後期葯物化學的進展和大量新葯上市，歸納為三方面主要原因:(l)生命科學，如結構生物學、分子生物學、分子遺傳學、基因學和生物技術的進展，為發現新葯提供理論依據和技術支撐(2)信息科學的突飛猛進，如生物信息學的建立，生物晶元的研製，各種信息效據庫和信息技術的應用，可便捷地檢索和搜尋所需安的文獻資料，研究水平和效率大為提高;(3)制葯企業為了爭取國際市場，投入大且資金用於新葯研究和開發(R&D)，新葯品種不斷增加，促進了醫葯工業快速發展。

希望採納

D. 西葯的起源

西方的醫葯發展歷史，以古希臘為最早，但是當時宗教盛行，傳教士們的宗教迷信思想和醫葯是根本不可能同存在，以宗教統治的奴隸社會壓迫和統治醫葯。其最終的導致的結果就是古希臘的滅亡後，他們的醫葯就被世人忘卻。羅馬帝國的醫葯也是和希臘醫葯有著相同的命運，當時的基督教不西醫看作眼中釘，醫的滅亡葯也就根本沒機會滋生。長期的壓迫下沒有理論的記載的醫葯，新生的化學葯（西葯）就可以輕易取代它們。工業革命的科學技術突飛猛進，新技術和新學科的出現，人們可以輕易的研究和提取單一成分的化學單品，這就是以後西方人用化學方法提取製成比中葯更純潔更單一的西葯。而西葯的被人所重視和其所在的西方社會強大是分不開的。尤其是近代的科學發展快速和對生物等的研究。
西葯的發展離不開社會的發展，它能在幾百年的歷史的短短歷史中就被全世界人的認可，和它的治療和防止疾病所作出的貢獻分不開。社會的飛速發展疾病也在快速的進化，西葯對疾病的快速有效治療正是人們所求。它的治療作用我們不應對他忽視。我們是應當加快開發和利用它的優越性。
中華民國的建立，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統治，但是中國仍未改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性質。加之國家連年戰爭，社會動盪，經濟衰退，致使中國科技發展緩慢而不平衡，遠遠落後於歐美、日本等，失去了16世紀以前中國在世界科技上普遍領先地位。在西方科技文化大量湧入的情況下，出現了中西葯並存的局面。與此相應，社會和醫葯界對傳統的中國醫葯逐漸有了「中醫」、中葯」之稱，對現代西方醫葯也因此逐漸稱為「西醫」、西葯」。
社會的發展進步，疾病也在發生著很大的變化，葯物的發展已經不可能對抗所有的疾病，中葯的傳統性和西葯的開發時間問題已經不能應付很多的新疾病，中葯和西葯的合並已經不可避免。2003年的非典，正是一個成功的中西葯結合醫療的典型範例，而現在的對抗癌證就有很多是中西葯結合同時治療的成果。它們的成功已經被很多的國內外人士的認可。2004年的西葯巨頭「葛蘭素史克訪問中國「太極集團」就是一個認可。

E. 有誰介紹一下西葯在中國的發展史，什麼時侯引進我們國家的

19世紀以來，在西學東漸的背景下，西醫通過多種渠道傳入中國。鴉片戰爭前，東印度公司的醫生郭雷樞、李文斯敦等在廣州、澳門一帶向華人行醫，將西醫傳入中國。1835年，伯駕在廣州創辦近代中國第一所教會醫院。此後，教會醫療事業不斷拓展。1876年，新教在華所辦教會醫院有16所、診所24所，1905年分別達到166所和241所。同時，傳教士還翻譯出版西醫書籍，創辦一系列教會醫學院校和護士學校。洋務運動開始後，中國人也開始興辦近代醫療事業，但起步晚、進展慢。晚清時期，也有少數中國人因出國時受西方文化影響，或因接觸通商口岸的外國私人醫生而認識和接受了西醫。相比之下，教會醫療事業是晚清影響最大的西醫事業，它與其他因素一同影響了中國人西醫觀的演變。

晚清中國人接受西醫的過程

關於晚清中國人對西醫的接受，熊月之在《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中指出：中國人接受西醫經歷了「疑忌－接觸－試用－對比－信服」五個環節。這無疑是對晚清中國人接受西醫的總體態勢的精闢概括，但就不同地區不同的人群而言又表現出較大的差異性。

首先是不同階層在接受西醫時表現出明顯的差異。一般而言，在接觸西醫之初，下層社會往往走在前列。由於西醫具有較強的實用性，下層社會生活貧窮，較少受主流文化的影響，因此他們進入教會醫院時顧忌較少，較早接受了西醫治療。伯駕在第一季度的醫院報告中就說，「除極少數之外，病人都表達了完全的信任。」中上層人士則不同，他們一般都有較優越的生活條件，可以聘請名中醫治病，再加上文化上的優越感，促使他們對「夷人」的醫學嗤之以鼻，有些人則是因「疑忌」而不接受西醫。但是，下層社會求西醫治療的靈驗，久而久之對中上層社會也產生影響，特別是在中醫治療同種疾病無效時，西醫治療就成為可能。1840年前後，在大量下層群眾求伯駕治病的影響下，不少官紳也常請伯駕治病。

到第二次鴉片戰爭前，教會醫療事業在向其他地方推進時，並沒有發生因中國人疑忌西醫而發生的教案，這表明中國人一開始並不反對西醫。1860年以後，教會醫療事業向內地拓展時，開始與頻繁發生的教案發生聯系。雖然西醫在某些方面易引起中國人的猜疑，但反教者的惡意宣傳往往是引發教案的主因。不過經過一段時間，西醫很快為當地一般民眾接受，接著中上層開始接受。可見，內地和沿海在接受西醫時均表現出「下層社會在先，中上階層在後」的情形。如在19世紀末的蘇州，「中戶以上不樂西醫」。就個人而言，李鴻章可謂典型。他在19世紀60年代初就接觸到西醫；1879年，他的夫人生病，天津中醫均束手無策，後經傳教士馬根濟和郝維德治癒，至此他才接受西醫。

其次是不同地區在接受西醫方面也表現出一定的差異。很明顯，最早接受西醫的地方是最先舉辦教會醫院的通商口岸。接著，由於西醫的靈驗得到體現，加上人員往來、信息流通，周邊地方一些對西醫素無所知的人也主動前往接觸西醫。如雒魏林在上海行醫之初，蘇州、松江等周邊城市都有人前去治病。

1860年後，教會醫療事業開始向內地滲透，影響不斷增強。中國社會流動性也日趨增強，信息傳播的速度、范圍超過以前。在此背景下，西醫信息傳播到了許多地方。在以排外著稱的湖南，早在1879年就有人對西醫感興趣。據郭嵩燾日記載，當年長沙中醫夏洛林向他索要西醫書，他將《內科新說》、《西葯略釋》等四本醫書送給夏氏。在封閉的四川，19世紀80年代成都的羅定昌就很想獲得上海出版的西醫書，1886年終於購得《全體新論》、《婦嬰新說》，後據此撰著了《中西醫粹》。可見，19世紀七八十年代，內地中國人通過信息傳播對西醫已有所認識和接受。

在內地已有人對西醫感興趣時，西醫在沿海地區並未被普遍接受。據《教會新報》載：19世紀70年代初，在廣州、上海、寧波、福州等地的西醫院，有病接受治療的人「實多佩服，惟不敢就醫者亦很多」。19世紀70年代，上海的仁濟醫院、格致書院都很難找到合適的中國人學西醫，《格致匯編》答復杭州讀者說：華人開設公病院還太早，因為中國人不明醫理，「西醫之法眾人不信」。因此，在19世紀70年代，通商口岸也只是在較大程度上接受了西醫，而通商口岸的附近地區對西醫的認識和接受還處在起步階段。到19世紀八九十年代，隨著西醫事業的發展、中國社會的開放，通商口岸華人對西醫的認識在實用和學理上均有很大的進步，這時西醫也開始為當地人普遍接受。進入20世紀，西醫逐漸為內地一些主要城市接受。1915年，北洋政府正式承認西醫，西醫在中國才算真正立足。

晚清中國人對西醫認識的變化

接受西醫並不等於說完全認識了西醫，晚清中國人在長期接觸的過程中逐漸正確地認識了西醫。

起初，大多數中國人對西醫缺乏深入的接觸和了解，他們信奉西醫的一個原因就是「喜西醫之簡便與西葯之奇異」。在沒有科學地認識西醫之前，很多中國人在治病上自作主張。一些人根本不遵醫囑，有人經常把開的葯一次吃完，有的人在病情好轉後就不再繼續治療，很多人不敢接受西醫麻醉手術。

在學理上，中國人起初對於西醫的理解是相當片面的。較早從學理上對西醫進行評判的是潘仕成。他在《全體新論·弁語》中說：《全體新論》有所創見，但與《靈樞》、《素問》有不同之處，只能是「一家之言」。他對西方的解剖學也存有懷疑，認為它是解剖死人而得出的，不能反映活人的真實情況。開始時，中國人往往從表象出發，認為西醫長於外科，內科不精，對一些外科手術也感到奇異。至於西葯，很多人認為它比中葯「猛烈」。隨著教會醫療事業的發展、醫學著作的流傳、醫學教育的開展，中國人對於西醫的認識逐漸加深。1884年《全體通考》出版時，中國人對西方解剖學的認識就與以往大不相同了。當時為之作序的有廣壽、榮祿、陳蘭彬、張斯桂等人。廣壽評曰：「中國學醫者，由此悟入，將見施針用葯不爽毫釐。此書之功豈不大哉。」同時，中國人對西醫內、外科的態度也發生變化。俞樾在《中西內症玄機·序》指出：「吾華之爭羨西醫也，莫不稱其精於外科，而不知其內科尤精」；西醫之所以精於內科就是因為它對生理解剖有準確的了解。中國人對西葯的認識也不斷加深，不僅認識到中、西葯的不同，還認識到西醫用葯的內在差別。

可見，晚清中國人對西醫的認識經歷了一個從感性到理性、由片面粗淺到全面精到的過程。

晚清中國人的中西醫觀

在接受和認識西醫的過程中，晚清中國人產生了四種不同的中西醫觀。

（一）信奉西醫而排斥中醫。晚清出身教會醫學教育的西醫大都持這種觀點，轉而信奉西醫的人中也有持此觀點者。如吳汝綸在信奉西醫後對中醫即大加排斥，說《靈樞》、《素問》、《本草綱目》等醫書都不足據；西醫解剖學相當准確，葯品又多由化學家所定，所以「百用百效」。他認為中醫遠不如西醫，宋以後的一些醫書「盡可付之一炬」。吳氏的看法過分誇大西醫，完全否定中醫，是一種極端的看法。

（二）主張中西醫會通。一些信奉西醫的人比較中西醫，認為西醫可補中醫之不足，形成以下兩種中西醫會通主張。一是認為中西醫各有所長，主張二者會通。李鴻章在《萬國葯方·序》中說：中國醫學和醫葯均有不足之處，西醫的長處在於醫學教育、醫葯、解剖學上。他還認為西醫解剖學在某些方面同中國傳統醫書有相合之處。鄭觀應認為中西醫各有短長，「棄短取長，中西合璧，必能打破中西界限，彼此發明，實於醫學大有裨益。」此外，李經邦、陳熾、鍾天緯、許克勤等人均持此種觀點。朱沛文等近代名中醫也持這種主張。另外，教會醫學教育培養出來的醫生也有人持這種主張，蘇州醫學傳教士柏樂文的學生顧福如就是例證。二是認為中西醫可以互補，但西醫有許多不足，會通應以中醫為主。這以唐宗海為代表，他在《中西匯通醫經精義》中提出「集靈、素諸經，兼中西義解之，不存疆域異同之見，但求折衷歸於一是。」但他又說，西醫在葯物、用葯、解剖學、外科治療等方面遠不及中醫。

（三）有限地肯定西醫，實際上反對或不接受西醫。這以朱一新和陳虯等人為代表。朱氏在《無邪堂答問》中說：「醫學則中國針石之技，久而失傳，西醫擅長在此。其內科之學，遠不如中國。」同時，他還從體質差異和醫理不同來反對西醫。陳虯雖承認西醫的疫病來源於病菌之說，卻又說「其實中國古籍皆已引而不發」，事實上他並沒有接受西醫。這種觀點反映了對待西學上的「西學中源」。

（四）堅持中醫排斥西醫。在反對西醫的中國人中，有的是從保存國粹出發來反對西醫的，有的是出於利益考慮而反對西醫。如19世紀七八十年代東北、浙江的一些中醫和官紳為了自身利益，製造謠言煽動群眾來反對西醫。葉德輝在《西醫論》一文中則說基督教在利用醫學傳教上成效很大，要有所防備，並從生理解剖、華夷之辨、醫理和醫葯不同等方面提出反對西醫的五個理由，最後提出要振興中醫。

綜上所述，晚清中國人西醫觀的演變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在西醫的沖擊之下，中醫一統的局面被打破，從而造成了近代中國人醫葯觀的多元化格局。這對近代中國醫學和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F. 葯學的歷史發展

文藝復興前期 （1）古典葯學；原始時代由於文化不發達，不可能有單獨記載葯學知識的專著。把現存用文字記載葯物治療的書稱為古典書，如中國的《本草綱目》、《神農本草經》，埃及的紙草書（papyrus），印度有吠佗經（veda）。巴比倫亞述的有關碑文也可列入葯學文獻中，因其中記存最早的葯學知識。埃伯斯伯比書（Ebers Papyrus）中記載葯700餘種。
（2）羅馬時期：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377年）對古代醫葯學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由於他醫學成績巨大，被後人稱為醫聖，其後戴歐斯考利狄斯（Dioscorides）編著的《Demateria Medica》一書，載葯500餘種。該書被認為是數個世紀以來葯物學的主要著作。古羅馬最傑出的醫學家格林（Calen，公元130~200年）與我國醫聖張仲景同時代。他有許多著作，現存80餘種，對後世葯學發展影響很大。尤其對植物制劑技術作出了巨大貢獻。後人為紀念他，仍把用浸出方法生產出的葯劑稱為格林制劑（Calen cals）。由於其創造性的研究工作，對醫葯學的發展起著奠基作用。被稱為葯劑學的鼻祖。
2．中世紀葯學 中世紀（約3~15世紀）歐洲正處於黑暗時期，由於戰爭的破壞，古羅馬文化被摧毀，因而，醫學的中心也隨著社會的變動發生轉移，阿拉伯人繼承了古希臘羅馬的醫學遺產，博採兼收了中國、印度和波斯等國的經驗，塔吉克醫生阿底森納（Aricennna,980~103）編著的《醫典》分為5冊，總結了當時亞洲、非洲和歐洲的大部分葯物知識，對後世影響頗深、被奉為葯物學的經典著作。伊爾·阿爾――拜塔爾（1197~1248）是一位傑出的葯用植物學家，他的《葯用植物大全》描寫了1400餘種葯物。
3．現代葯學 隨著化學、物理學、生物學、解剖學和生理學的興起，大大促進了葯學的發展。其主要標志就是學科分工越來越細，尤其是20世紀以來，早期沒有分科的葯物，因科學技術的發展，已先後發展成為獨立的學科，從而使葯學分離出去。而且又與其它學科，互相滲透成為新的邊緣學科。尤其是受體學說和基因工程的創立，為葯學事業的發展產生了一個新的飛躍。

G. 西醫有多少年歷史了

所謂西醫,實際上是一種錯誤的說法,我們一般所說的西醫,實際上是指近代和現代醫學,在過去的中國被稱為新醫,與舊醫(中醫)相對立.
文藝復興以後，西方醫學開始了由經驗醫學向實驗醫學的轉變。1543年，維薩里發表 西醫解剖學研究《人體構造論》，建立了人體解剖學。這既表明一門古老的學科在新的水平上復活，又標志著醫學新征途的開始。
中醫學以陰陽五行作為理論基礎，將人體看成是氣、形、神的統一體，通過望、聞、問、切，四診合參的方法，探求病因、病性、病位、分析病機及人體內五臟六腑、經絡關節、氣血津液的變化、判斷邪正消長，進而得出病名，歸納出證型，以辨證論治原則，制定「汗、吐、下、和、溫、清、補、消」等治法，使用中葯、針灸、推拿、按摩、拔罐、氣功、食療等多種治療手段，使人體達到陰陽調和而康復。中醫治療的積極面在於希望可以協助恢復人體的陰陽平衡，而消極面則是希望當必須使用葯物來減緩疾病的惡化時，還能兼顧生命與生活的品質。此外，中醫學的最終目標並不僅止於治病，更進一步是幫助人類達到如同在《黃帝內經》中所提出的四種典範人物，即真人、至人、聖人、賢人的境界。
傳統的中醫學思維模式與源於歐洲的現代科學並不相容，然而，當今之科學期刊已多有論文研究之，並試圖用現代醫學的角度分析中醫中的部分現象和治療機理。
中西醫各有所長，不能相比較。治療主要看醫生，如果是庸醫，中西醫都不好用。

H. 葯物起源的歷史真實是什麼

按照我國歷史進程，伏羲氏反映了我國原始社會的漁獵畜牧時期的早期；神農氏反映了我國原始社會晚期農業出現的時期，約距今六七千年的時期。無論是漁獵時期的肉食，還是農耕時期的素食，或是更古的採集野生食物，都要有千千萬萬個人每天進行著數次，乃至無數次飲食的實踐。所謂「飢即求食，飽即棄余」。哪些植物之種子、根塊、枝葉莖干可食或有毒，哪些動物之肌膚皮肉、內臟血髓可食或有毒，哪些湖河山泉之水等可食或有毒，這種先民必須不斷實踐的經驗積累，是完全可以而相信的。可食者即逐漸用以充飢和營養。有毒者則逐漸地認識積累著毒性反應的情況：能使人眩暈，能使人嘔吐，能使人泄瀉，能使人汗出，甚而不止，能使人尿利……等等。這些毒性反應，也可視之為原始葯性的感性認識，積累多了，重復出現多了，就會日益由不自覺的經驗積累向著自覺的總結認識過渡，雖然這種過渡是十分漫長的，但這種過渡是不可缺少的。偶然中毒使腹脹、胸悶等病症減輕或消失，人們逐漸認識了物質毒性與葯性之間的聯系，這正是葯物起源的歷史真實。這樣的實踐經驗多了，葯物即從而得到豐富。

I. 西醫到中國多少年了

19世紀以來，在西學東漸的背景下，西醫通過多種渠道傳入中國。鴉片戰爭前，東印度公司的醫生郭雷樞、李文斯敦等在廣州、澳門一帶向華人行醫，將西醫傳入中國。1835年，伯駕在廣州創辦近代中國第一所教會醫院。此後，教會醫療事業不斷拓展。1876年，新教在華所辦教會醫院有16所、診所24所，1905年分別達到166所和241所。同時，傳教士還翻譯出版西醫書籍，創辦一系列教會醫學院校和護士學校。洋務運動開始後，中國人也開始興辦近代醫療事業，但起步晚、進展慢。晚清時期，也有少數中國人因出國時受西方文化影響，或因接觸通商口岸的外國私人醫生而認識和接受了西醫。相比之下，教會醫療事業是晚清影響最大的西醫事業，它與其他因素一同影響了中國人西醫觀的演變。

晚清中國人接受西醫的過程

關於晚清中國人對西醫的接受，熊月之在《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中指出：中國人接受西醫經歷了「疑忌－接觸－試用－對比－信服」五個環節。這無疑是對晚清中國人接受西醫的總體態勢的精闢概括，但就不同地區不同的人群而言又表現出較大的差異性。

首先是不同階層在接受西醫時表現出明顯的差異。一般而言，在接觸西醫之初，下層社會往往走在前列。由於西醫具有較強的實用性，下層社會生活貧窮，較少受主流文化的影響，因此他們進入教會醫院時顧忌較少，較早接受了西醫治療。伯駕在第一季度的醫院報告中就說，「除極少數之外，病人都表達了完全的信任。」中上層人士則不同，他們一般都有較優越的生活條件，可以聘請名中醫治病，再加上文化上的優越感，促使他們對「夷人」的醫學嗤之以鼻，有些人則是因「疑忌」而不接受西醫。但是，下層社會求西醫治療的靈驗，久而久之對中上層社會也產生影響，特別是在中醫治療同種疾病無效時，西醫治療就成為可能。1840年前後，在大量下層群眾求伯駕治病的影響下，不少官紳也常請伯駕治病。

到第二次鴉片戰爭前，教會醫療事業在向其他地方推進時，並沒有發生因中國人疑忌西醫而發生的教案，這表明中國人一開始並不反對西醫。1860年以後，教會醫療事業向內地拓展時，開始與頻繁發生的教案發生聯系。雖然西醫在某些方面易引起中國人的猜疑，但反教者的惡意宣傳往往是引發教案的主因。不過經過一段時間，西醫很快為當地一般民眾接受，接著中上層開始接受。可見，內地和沿海在接受西醫時均表現出「下層社會在先，中上階層在後」的情形。如在19世紀末的蘇州，「中戶以上不樂西醫」。就個人而言，李鴻章可謂典型。他在19世紀60年代初就接觸到西醫；1879年，他的夫人生病，天津中醫均束手無策，後經傳教士馬根濟和郝維德治癒，至此他才接受西醫。

其次是不同地區在接受西醫方面也表現出一定的差異。很明顯，最早接受西醫的地方是最先舉辦教會醫院的通商口岸。接著，由於西醫的靈驗得到體現，加上人員往來、信息流通，周邊地方一些對西醫素無所知的人也主動前往接觸西醫。如雒魏林在上海行醫之初，蘇州、松江等周邊城市都有人前去治病。

1860年後，教會醫療事業開始向內地滲透，影響不斷增強。中國社會流動性也日趨增強，信息傳播的速度、范圍超過以前。在此背景下，西醫信息傳播到了許多地方。在以排外著稱的湖南，早在1879年就有人對西醫感興趣。據郭嵩燾日記載，當年長沙中醫夏洛林向他索要西醫書，他將《內科新說》、《西葯略釋》等四本醫書送給夏氏。在封閉的四川，19世紀80年代成都的羅定昌就很想獲得上海出版的西醫書，1886年終於購得《全體新論》、《婦嬰新說》，後據此撰著了《中西醫粹》。可見，19世紀七八十年代，內地中國人通過信息傳播對西醫已有所認識和接受。

在內地已有人對西醫感興趣時，西醫在沿海地區並未被普遍接受。據《教會新報》載：19世紀70年代初，在廣州、上海、寧波、福州等地的西醫院，有病接受治療的人「實多佩服，惟不敢就醫者亦很多」。19世紀70年代，上海的仁濟醫院、格致書院都很難找到合適的中國人學西醫，《格致匯編》答復杭州讀者說：華人開設公病院還太早，因為中國人不明醫理，「西醫之法眾人不信」。因此，在19世紀70年代，通商口岸也只是在較大程度上接受了西醫，而通商口岸的附近地區對西醫的認識和接受還處在起步階段。到19世紀八九十年代，隨著西醫事業的發展、中國社會的開放，通商口岸華人對西醫的認識在實用和學理上均有很大的進步，這時西醫也開始為當地人普遍接受。進入20世紀，西醫逐漸為內地一些主要城市接受。1915年，北洋政府正式承認西醫，西醫在中國才算真正立足。

晚清中國人對西醫認識的變化

接受西醫並不等於說完全認識了西醫，晚清中國人在長期接觸的過程中逐漸正確地認識了西醫。

起初，大多數中國人對西醫缺乏深入的接觸和了解，他們信奉西醫的一個原因就是「喜西醫之簡便與西葯之奇異」。在沒有科學地認識西醫之前，很多中國人在治病上自作主張。一些人根本不遵醫囑，有人經常把開的葯一次吃完，有的人在病情好轉後就不再繼續治療，很多人不敢接受西醫麻醉手術。

在學理上，中國人起初對於西醫的理解是相當片面的。較早從學理上對西醫進行評判的是潘仕成。他在《全體新論·弁語》中說：《全體新論》有所創見，但與《靈樞》、《素問》有不同之處，只能是「一家之言」。他對西方的解剖學也存有懷疑，認為它是解剖死人而得出的，不能反映活人的真實情況。開始時，中國人往往從表象出發，認為西醫長於外科，內科不精，對一些外科手術也感到奇異。至於西葯，很多人認為它比中葯「猛烈」。隨著教會醫療事業的發展、醫學著作的流傳、醫學教育的開展，中國人對於西醫的認識逐漸加深。1884年《全體通考》出版時，中國人對西方解剖學的認識就與以往大不相同了。當時為之作序的有廣壽、榮祿、陳蘭彬、張斯桂等人。廣壽評曰：「中國學醫者，由此悟入，將見施針用葯不爽毫釐。此書之功豈不大哉。」同時，中國人對西醫內、外科的態度也發生變化。俞樾在《中西內症玄機·序》指出：「吾華之爭羨西醫也，莫不稱其精於外科，而不知其內科尤精」；西醫之所以精於內科就是因為它對生理解剖有準確的了解。中國人對西葯的認識也不斷加深，不僅認識到中、西葯的不同，還認識到西醫用葯的內在差別。

可見，晚清中國人對西醫的認識經歷了一個從感性到理性、由片面粗淺到全面精到的過程。

晚清中國人的中西醫觀

在接受和認識西醫的過程中，晚清中國人產生了四種不同的中西醫觀。

（一）信奉西醫而排斥中醫。晚清出身教會醫學教育的西醫大都持這種觀點，轉而信奉西醫的人中也有持此觀點者。如吳汝綸在信奉西醫後對中醫即大加排斥，說《靈樞》、《素問》、《本草綱目》等醫書都不足據；西醫解剖學相當准確，葯品又多由化學家所定，所以「百用百效」。他認為中醫遠不如西醫，宋以後的一些醫書「盡可付之一炬」。吳氏的看法過分誇大西醫，完全否定中醫，是一種極端的看法。

（二）主張中西醫會通。一些信奉西醫的人比較中西醫，認為西醫可補中醫之不足，形成以下兩種中西醫會通主張。一是認為中西醫各有所長，主張二者會通。李鴻章在《萬國葯方·序》中說：中國醫學和醫葯均有不足之處，西醫的長處在於醫學教育、醫葯、解剖學上。他還認為西醫解剖學在某些方面同中國傳統醫書有相合之處。鄭觀應認為中西醫各有短長，「棄短取長，中西合璧，必能打破中西界限，彼此發明，實於醫學大有裨益。」此外，李經邦、陳熾、鍾天緯、許克勤等人均持此種觀點。朱沛文等近代名中醫也持這種主張。另外，教會醫學教育培養出來的醫生也有人持這種主張，蘇州醫學傳教士柏樂文的學生顧福如就是例證。二是認為中西醫可以互補，但西醫有許多不足，會通應以中醫為主。這以唐宗海為代表，他在《中西匯通醫經精義》中提出「集靈、素諸經，兼中西義解之，不存疆域異同之見，但求折衷歸於一是。」但他又說，西醫在葯物、用葯、解剖學、外科治療等方面遠不及中醫。

（三）有限地肯定西醫，實際上反對或不接受西醫。這以朱一新和陳虯等人為代表。朱氏在《無邪堂答問》中說：「醫學則中國針石之技，久而失傳，西醫擅長在此。其內科之學，遠不如中國。」同時，他還從體質差異和醫理不同來反對西醫。陳虯雖承認西醫的疫病來源於病菌之說，卻又說「其實中國古籍皆已引而不發」，事實上他並沒有接受西醫。這種觀點反映了對待西學上的「西學中源」。

（四）堅持中醫排斥西醫。在反對西醫的中國人中，有的是從保存國粹出發來反對西醫的，有的是出於利益考慮而反對西醫。如19世紀七八十年代東北、浙江的一些中醫和官紳為了自身利益，製造謠言煽動群眾來反對西醫。葉德輝在《西醫論》一文中則說基督教在利用醫學傳教上成效很大，要有所防備，並從生理解剖、華夷之辨、醫理和醫葯不同等方面提出反對西醫的五個理由，最後提出要振興中醫。

綜上所述，晚清中國人西醫觀的演變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在西醫的沖擊之下，中醫一統的局面被打破，從而造成了近代中國人醫葯觀的多元化格局。這對近代中國醫學和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