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廟歷史沿革怎麼寫

① 定林寺的歷史沿革

根據史籍記載：佛陀後，涅槃有兩顆佛牙舍利留存世間，一顆傳入錫蘭（今斯里蘭卡），一顆傳入當時的烏萇國，後由烏萇國傳到於闐。五世紀中，南朝高僧「法獻」游於闐，把佛牙帶到南齊首都建康（南京）上定林寺佛牙閣里，廣受四方佛徒朝拜，這顆佛牙如今供養在北京西山八大處靈光寺佛牙舍利塔里。
南朝劉宋景平二年（423年）「慧覺」於南京鍾山創建「下定林寺」。
南朝劉宋元嘉十六年（439年），外國高僧竺法秀（曇摩蜜多）在南京鍾山紫霞湖一帶建「上定林寺」。文藝評論家劉勰皈依佛門後，依止大學僧「僧佑」十餘年，所著不朽巨著《文心雕龍》即完成於上定林寺。被《金陵梵剎志》列為中剎。
據《金陵梵剎志》記載：全國佛寺「輪藏」之祖——傅（翕）大士即在方山定林寺建輪藏並廣為弘法，（史載傅翕與禪宗初祖菩提達摩、寶志共尊為「梁朝三大士」）。同時，南朝梁武帝蕭衍時，來自天竺的達摩祖師留在建康期間，曾到方山定林寺舉行佛事活動，方山至今尚保留有「達摩崖」等歷史古跡，為禪宗之祖達摩偃坐之地，故此，在佛教界有「南定林、北少林」之說。
南宋孝宗乾道時(1164～1173)，高僧善鑒將「上定林寺」匾額移至方山，重建定林禪寺，與南京鍾山上定林寺在子午線上南北正對，同時建定林寺塔，此塔已有800餘年歷史，專供佛像，不能上人。
據清同治《上江兩縣志》稱：宋乾道間，善鑒和尚因鍾山定林寺廢，便募資建寺於此，沿襲寺名。塔建於乾道九年，高十三米。底層特高，南面開門，另三面各有佛龕，塔剎和腰檐已毀。此後，遠近信徒、施者接踵而至，佛殿﹑法堂﹑僧房次弟建成。
另載，定林寺曾於元至治年間（1321～1323年）和明天順年間居士朱福寶及其諸子重建（1457～1464年）兩次大修後，隨後即遭到破壞，至清同治年間寺廟已毀，至太平天國時，更被毀殆盡。
清光緒間，由世稱「道明師祖」的僧人向四方化緣重建，增其舊制，規模宏大。而不幸文革期間，寺遭劫毀，僅塔尚存，目前為南京歷史最久的樓閣式硬塔，塔高約14.50米，為七級八面仿木結構樓閣式磚塔，底層較高，邊長1.46米，直徑3.45米。

② 普寧寺的歷史沿革

普寧寺始建於清朝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清朝軍隊平定了准噶爾蒙古台吉達瓦齊叛亂。冬十月，厄魯特蒙古四部來避暑山莊朝覲乾隆皇帝，為紀念這次會盟，乾隆仿照康熙與喀爾喀蒙古會盟建立多倫匯宗寺先例，清政府依照西藏三摩耶廟的形式，修建了這座喇嘛寺。普寧寺的修建和取名都表明清政府希望天下永遠太平統一、人民安居樂業的願望。
1961年被批准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85年被國務院宗教局批准為宗教活動
場所。1994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批准為世界文化遺產。寺廟佔地33000平方米，有殿堂、樓閣各類建築29座，帝佛合一的格局，既有金碧輝煌皇家寺廟的宏大規模，又是佛門聖地「曼陀羅佛國世界的中心」。整座寺廟平面布局嚴謹，以大雄寶殿為界，分為前後兩部分，前半部是漢族寺廟傳統的伽藍七堂式布局（伽藍，即寺廟。七堂一般是以山門殿，天王殿，大雄寶殿為中軸線，左右對稱建有鍾樓，鼓樓，東西配殿）。後半部是藏式形式，是仿西藏三摩耶廟的形式修建的曼陀羅，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便供奉在主體建築大乘之閣中。2007年，普寧寺被評為我國首批4A級佛教聖地。

③ 百丈寺的歷史沿革

唐大歷間（766-778），由鄉紳甘貞創建，初名為「鄉導庵」。當時唐朝極度盛行佛教，倡導因果輪回。佛教為當時「國教」。後延請大智禪師懷海在此住持修行，遂改名為「百丈寺」。懷海到達百丈寺後，勤研佛經，探究禪理，盡改僧尼雲游在外，沿門托缽，不事勞作之習，開創農禪並重的實踐，強化叢林組織形式，終於在百丈寺為禪宗另立一種規式，撰寫了「詔天下僧悉依此而行」的《禪門規式》又稱「百丈清規」。從此百丈寺聲名大振，香火極盛，四方僧人前來朝聖者絡繹不絕，在中外佛教界極負盛名，有「三寺五廟四十八庵」之說。大智懷海禪師影響甚大，溈仰、臨濟、黃龍、楊岐諸宗皆出其下。
唐宣宗登基時御賜「大智壽聖禪寺」匾額。
到南唐，曾遷寺於原寺址的西北面，不久被毀。
宋代元豐年間，又在原址建起寺院。張元盡曾為它寫過文章。
明清兩代達到了鼎盛時期。北門大殿規模宏偉，院內有凌雲亭、師表閣、大雄寶殿等主體建築物。後來幾經興廢，寺院幾乎傾塌殆盡，現大雄寶殿與僧寮二棟尚存。大雄寶殿為同治六年（公元1868年）修建留下，長10米，寬12米，高4米，是寺院中的正殿。大雄寶殿古樸、端莊，從現存的大雄寶殿可以看出當年百丈寺的規制。
清咸豐十一年（1861年），太平天國李秀成，率領大軍路過奉新，再次焚毀百丈寺，只留有一座大雄寶殿、僧療。
1949年後，百丈寺僅存大雄寶殿及右側的兩棟客房，殿內正中的如來佛像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毀，只留下巨石砌成的佛像座及東側地藏菩薩座基。改革開放後，百丈寺又重新進行了維修，有大雄寶殿、玉佛殿、三聖殿及伽藍殿等建築。
2004年當代佛門泰斗，百歲高齡本煥長老集億元善款重建百丈寺祖庭。重建工程於2009年9月順利告竣，寺廟佔地1200餘畝，建築面積4萬余平方米。2011年8月31日舉行了開光慶典。

④ 昭覺寺的歷史沿革

昭覺寺在漢朝是眉州司馬董常的故宅，宅號「建元」。
唐朝貞觀年間，初名「建元寺」。
唐宣宗時賜名「昭覺」。
唐僖宗乾符四年(877年)，唐代高僧、禪宗曹洞宗傳人休夢禪師任建元寺住持，他興工構殿，擴建寺廟，並奉旨改寺名為「昭覺」。休夢禪師在昭覺寺住持23年，他言峻機悟，啟人思維，曾應召為僖宗說法，僖宗賜他紫磨納衣三事，龍風毯一件，寶器盛辟支佛牙一函。
五代十國時，戰亂迭起，昭覺寺僅存「房舍五間，田土三百廛」。後殿堂衰頹，寺廟荒蕪。
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休夢法師五世法嗣延美禪師住持昭覺，用了30多年的時間進行全面修復，殿堂房舍增至300餘間，建有大雄寶殿、唱梵堂、羅漢堂、六祖堂、翊善堂、列宿堂、大悲堂、輪藏閣等主體建築，塑像、畫像、碑記、寺額等恢復舊貌。寺內經濟實力雄厚。李畋《重修昭覺寺記》中載道：「供食之豐潔，法席之華煥，時一大會，朝飯千眾，累茵敷座，未有一物，愛假外求」。
宋神宗元豐末年(1085年)，禪宗臨宗禪師純白任昭覺寺住持，開堂說法，從者甚多，被稱為「西川第一叢林」。
宋徽宗崇寧年間(1102-1106年)及宋高宗紹興初年(1131年)，圓悟克勤(原號佛果克勤)兩度住持昭覺寺，紹興五年(1135年)在昭覺寺圓寂。至今寺內尚存圓悟禪師墓。
明朝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命蜀獻王迎接智潤禪師任昭覺寺住持，並擴建寺廟。據清代李羽中靄《重修昭覺寺記》記載：「明蜀獻王又拓之，周圍牆垣繚繞七百餘丈，紺殿綺雲，金身撐漢，以致藏閣僧廊，諸天佛祖，莫不宏麗俱備。」
崇禎十七年(1644年)毀於兵火。清代高僧破山和尚發起重建，並開荒種田，植樹造林，修築石堰7.5公里。
清康熙二年(1663年)，丈雪法師在此結茅禪居，籌款重建，先後修建了大雄寶殿、圓覺殿、天王殿、金剛殿、說法堂、藏經樓、八角亭等殿宇，重塑佛像，迎請佛經，恢復叢林大觀。
康熙十二年(1673年)，佛冤法師任昭覺寺住持，又繼建先覺堂、御後樓、五觀堂，客堂、鍾鼓樓及寮房300餘間。佛冤還受清朝政府派遣，深入阿壩、松潘等藏族地區近6年之久，受到藏族群眾的尊敬。回川時，藏胞送他乳誨(椰飄)一支、念珠一串。回昭覺寺後他把它的懸掛在大雄寶殿上，以示友好。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佛冤年邁時，派弟子去松潘迎請藏族格西竹峰入主昭覺，成為修復後的第三任方丈。竹峰在寺內設密壇，供蒙藏族喇嘛僧人修持密法。直至今日，藏僧來成都大都住在寺內。
1919年，朱德曾在昭覺寺避難。
昭覺寺不僅在中國佛教史上佔有重要位置，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也作出過突出貢獻。至今，日本和東南亞一帶的許多佛教寺廟還把昭覺寺視為祖庭。著名高僧圓悟禪師所寫的《碧岩錄》、《圓悟心要》被列入日本的大正藏。他所著《茶禪一味》傳入日本300餘年，至今還被日本茶道界奉為至寶。

⑤ 凈慈寺的歷史沿革

凈慈寺近城臨湖，踞南山之勝。宋時為其鼎盛時期，人文薈萃，儒釋交融，與靈隱寺相埒。南宋時被評為江南禪院「五山」之一。
宋
北宋時，凈慈寺名僧接踵，大德輩出，有的成為佛教禪宗一代宗師。宋初有「兩壽」，即延壽和洪壽，均師法於德韶，興教於南屏，其佛學教觀盛行於當時。繼「兩壽」之後，又有圓照宗本和大通善本相繼住持凈慈寺，世稱之為「大小本」。他們都曾遍訪名山，弘揚禪宗佛法，而且都先後成為北宋京都開封的高僧。宋神宗曾贊圓照宗本為「真福慧僧」、「僧中寶」，要他「方興禪宗，宜善開導」。大通善本為漢董仲舒後裔，也被尊為「大通師」。 正是由於這些高僧住持，才使「名藍有光」；受到宋王朝的重視。北宋統一中國後，宋太宗於太平興國二年（977年）賜慧日永明院為「壽寧禪院」，並重加修葺。翌年（978年），吳越王錢弘俶聽從延壽禪師遺囑，「上表入宋，盡獻十三州之地」。後人評錢弘俶之舉時稱：「重民輕土，舍別歸總，用師之勸諭也「（《大明統志》）。由此，朝廷對凈慈寺格外青眼相待。天禧二年（1018年），宋真宗曾特賜壽寧禪院銅毗盧迦佛像等。從此，諸多達官名流紛紛與佛門弟子結為方外之交。延壽禪師所著《心賦》由吳越王錢弘俶之子錢惟善撰序。延壽弟子法涌在校《宗鏡錄》時，就由尚書郎中楊傑為序。歷代杭郡州官大多與壽寧院僧人往來莫逆，互相唱和，參佛論經，甚至蹉商政事。如雷峰慧才法師逝世後，時為杭州知府的趙抃（即趙閱道）在壽寧禪院見其壁間畫像，不禁黯然神傷，他題詩雲：
白鶴叢林古梵宮，壁間留像見真風。
憶師去歲雷峰別，只似南柯一夢中。
圓照宗本原在蘇州住持瑞光寺，經杭州二任郡守陳襄、蘇軾相邀，最後經上疏奏准才來杭住持壽寧院。蘇軾治杭時，對佛門好友至為關切，曾抱病探訪圓照宗本，並和大通善本長老，楚明寶印（後為該寺十三代住持）、法涌（延壽弟子）、臻謙（即梵臻法師）等「參請最契」，還常在一起商談竣湖救荒善策。他曾請法涌進京「繼揚宗法」。熙寧五年（1072年），臻謙由朝廷詔命居壽寧院，蘇軾「以師敬事之」，相交甚厚；蘇軾元祐時第二次來杭任知州，聞臻謙已逝，不勝傷感。在《東坡志林》中，蘇軾對這些僧人都各有評價，對圓照特別推崇，稱其為「志行若卓，教法通洽，晝夜行道二十餘年，自辨才歸寂，道俗皆宗之」。所說之辨才，即上天竺寺住持元凈，也是壽寧院第十八代住持。他和趙抃、蘇軾以及詩僧道潛（即參寥子）等均曾反對王安石變法，受過牽連和迫害。
北宋熙寧年間（1068－1077年），圓照宗本住持該寺，時屬歲旱，湖水盡涸，寺西有甘泉，據傳泉內有「金色鯉魚游焉」，於是鑿泉為井，寺眾千餘，飲之不竭，故名「圓照井「。同時壽寧禪院經多次營建修繕，規模不斷擴大，還在寺前經募化集萬人開鑿水池，名「萬工池」，以備汲水滅火之用。明時因盛行凈土，提倡行善放生，該池改為「放生池」當時的壽寧院號稱「南山之冠」。宋人陳堯佐贊壽寧院雲：
附郭山光峭若懸，倚空樓閣白雲顛。
孤軒半出青松杪，灝氣疑游碧漢邊。
元豐元年（1078年），凈慈寺雷峰慧才法師在靈芝、元照等寺授菩薩戒，據稱曾見觀音像放光，朝廷命僧人法真、守一為此撰《證戒塵記》，由米芾書記，辨才（元凈）立石於寺中。此時，辨才於蘇軾離杭後已遷往南屏凈慈寺。
宋徽宗趙佶即位之初，也曾籠絡各地高僧，曾詔告天下，凡「為眾師法」的有名德僧可奏請賜謚師號和封贈。但至北宋末年，道士林靈素以方術得宋徽宗寵信，奉行排佛崇道，壽寧禪院為宋徽宗占為香火院。北宋末，方臘起義中燒廟，湖寺盡毀，唯壽寧院獨存。
宋室南渡，建都臨安（杭州）。建炎二年（1128年），宋高宗趙構下旨敕改壽寧院為「凈慈禪寺」。不久寺毀，宋高宗又親臨察看，然後下詔命湖州佛智寺道容來杭，由其聚集工匠，主持重建殿宇，五年而成。其功業卓著者為依據《涅盤經》塑五百羅漢，置田字殿。
道容在凈慈寺先塑十六應真像，再塑五百羅漢，據說塑像都出一僧之手，而儀貌各異，神氣如生，像塑成而僧化去；所建田字殿，將五百羅漢分四層背座，尊尊異形，位置曲折，屈指多迷，為一大奇觀。道容建田字殿為江南佛寺之首創，田字形平面既能供奉眾羅漢像，且都面向信眾，採光較好，便於參拜禮佛，這是佛教中的特殊建築。節度使曹勛為此撰記稱該寺重建後，「金碧輝煌，華梵絢麗，行都道場之盛，特冠諸山」。紹興九年（1139年），宋高宗大赦天下，為表示奉祀宋徽宗，特將凈慈禪寺改名為「報恩光孝禪寺」，並將惠照寺並入。紹興十九年（1149年）十月，又改稱為「凈慈報恩光孝禪寺」（簡稱凈慈寺），詔命道容住持該寺，並賜予經藏。繼道容住持凈慈寺的肯堂彥充曾師事廬山東林寺僧顏，學凈土法門。杭州名僧痴絕道沖、無准師范等均師從肯堂學法，得以傳承。
南宋時凈慈寺幾經毀建。淳熙十四年（1187年），朝廷起用退谷義雲禪師，命其在凈慈寺說法並主持寺務，杭城士民都很崇敬，愛國詩人陸游贊他為「才能絕人」。一日，退谷義雲率眾僧入城，當晚火起，凈慈寺盡毀，據陸游《凈慈退谷義雲禪師塔銘》所記：
是夕寺焚無遺宇，比師歸，獨山門巋然瓦礫中，師不動容曰，成壞相尋，亦豈有常今日之壞，安知不為四眾作福之地哉。
所謂「成壞相尋」，為佛教法眼宗「六相」教義，意指「成」和「壞」是常常互相轉換變化的，類老子所說「福兮禍所倚，禍兮福所伏」。宋孝宗聞悉後，立即出內帑庫金重建凈慈寺。重建後的凈慈寺「廣殿邃廡，崇閎傑閣」，比前更加宏偉，宋孝宗親臨察看並手書「慧日閣」額。嘉泰四年（1204年），凈慈寺又毀，住持德輝禪師隨火焚化，由郡守奏請賜金重建。時道濟（即民間傳說中的濟公）依德輝為師，並為該寺書訪，由他參與募化，再建寺院。，嘉定三年（1210），少林妙崧奉旨住持該寺十二年，他效永明大師，常上山坐禪修持，並曾重新整修，於嘉定十三年（1220年）重建，翰林程珌記文稱該寺：
濕紅映地，飛翠侵霄，檐轉鸞翎，階排雁齒。星垂珠網，寶殿洞乎琉璃；日耀璇題，金椽聳乎玳瑁。
這次重建後的凈慈寺，「寺故宏大，顯於湖山」，可謂壯觀之極。為此，妙崧於嘉定十四年（1221年）奉召入內廷說法，宋寧宗賜予紫衣並封號「佛行禪師」，下旨為妙崧建「泰寧庄」。
南宋嘉定年間，曹洞宗第十三代祖如凈曾兩度來杭住凈慈寺。如凈原在雪竇寺出家，從智鑒學法，為杭州高僧歇清了再傳弟子，他浪跡江湖二十餘年，於南宋嘉定三年（1210年）受法，住持建康清涼寺，後遷台州瑞岩凈土寺、杭州凈慈寺，又轉定海瑞岩寺，再住凈慈寺，於寶慶元年（1225年）住天童寺。如凈參學臨濟，得法於曹洞，成為一代宗匠。日本僧人永平道元最後得如凈授法，回國後創曹洞宗，奉如凈為日本曹洞宗祖師。如凈圓寂後歸葬南屏，至今凈慈寺仍保留有如凈墓塔，被日僧奉為祖塔。
嘉定年間，朝廷品第江南諸寺，凈慈寺以「閎勝甲於湖山」列為禪宗五山之一。並以「南屏晚鍾」稱勝湖上。當時該寺中心五層主殿，兩旁「配有偏殿，各類閣、堂、軒、樓等三十三座，寺僧達數千人。
宋理宗當政，對佛教十分信奉。嘉熙四年（1244年），荊湖總臣竟奏請朝廷下旨，著令僧道都要買紫衣和師號，有師號才能住持佛寺。時笑翁妙堪住持凈慈寺，他上書反對說：如果這樣，那麼有千金的人都可「主法」，則「吾道殆矣」，平息了這場爭論。淳祐九年（1249年），名僧無准師范住持凈慈寺時，宋理宗曾於修政殿召對。無准師范奏對既詳情，又明了，使宋理宗深為感動，賜予金襕衣；第二天又宣他在慈明殿垂簾問政，無准師范直言奏稱：「法要示陳，參政貴誼，奏雲簡明直截。才有補聖治」。宋理宗十分贊賞，賜以金帛，並封號為「佛鑒大師」。翌年（1250年），宋理宗命凈慈寺建千佛閣，並親書「華嚴法界正遍知閣」八字。當時寺內廡壁由名師鍾鼎、丁清溪繪有五十三參像，規模與靈隱寺相仿，「北有靈隱，南有凈慈」由此而出。南宋後期，日僧紛紛入宋求法。日僧無關普門（日本「聖一國師」圓爾辯圓弟子）、寒山義尹、南浦詔明等先後來杭在凈慈寺從斷橋、義遠、虛堂等禪師學法。這些日僧在杭長期修學，均得要旨，學有成就，回國後均成為日本禪宗巨匠。
直至景定五年（1264年），宋理宗末年，他還賜田凈慈寺，並命建毗盧閣。
元
元初，「江南釋教總統」，楊璉真伽原奉蒙藏密宗（喇嘛教），對佛教禪宗不予過問。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凈慈寺火焚後，都由各代住持募化重建。經古田德垕、愚及至慧、方山文寶等禪師悉心籌劃，先後修建了蒙堂、兩庫司、觀音殿、大殿、羅漢殿、法堂、最後重建山門，才恢復了舊觀。 對於異族統治，凈慈寺一批名僧，大多採取消極抵制。元初，晦機元熙，為凈慈寺書記，其兄唐元齡原系南宋臨江通判，隨文天祥起兵抗元而戰死。當時，楊鏈真伽曾邀晦機元熙同去阿育王寺取捨利，他就托辭探母避往江西。元代王室對凈慈寺第六十代住持千瀨善慶（人稱「瀨翁」）大加封賞，除授以金襕衣外，並封號「慧光普照文明通辨禪師」。而千瀨毫不動容，置之度外。住持本源善達還和住寺名僧及庵法師等相約「誓不歷職」，在當時佛門弟子中形成了很大影響。
由於凈慈寺是南宋評定的禪宗五山之一，故從元代中期開始，朝廷對該寺一些高僧採取懷柔政策，藉以安撫僧徒。幾經邀請，晦機元熙於至大元年（1308年）重來杭州並請其住持凈慈寺，入寺之日，中書省、宣政院大批官員曾俯伏迎請，竭盡尊禮；在晦機上堂說法時，參加的僧眾數以千計，其中還有高麗、日本等國的佛徒。此後，朝廷對凈慈寺歷代高僧都常加封賞，如大辨希陵，因他是宋末凈慈寺住持東叟促穎和石林行鞏門下的內記和外記（都是書記），他在徑山寺說法時，雲峰法師就曾稱他有「諸老遺風」，於是元世祖、元成宗、元仁宗三代皇帝都有封賞，前後封號就有佛鑒、大圜、慧照。原叟行端亦因他是宋末石林行鞏門下弟子，除元成宗賜號「慧文」外，元仁宗又賜號「普照師」。高峰原妙、中峰明本等都是當時住凈慈寺的名僧，他們先後上西天目山，元仁宗、元英宗、元文宗三代帝王對中峰也都有封贈，並賜號「智覺」，中峰均迴避拒受。圓寂後又追謚「普應國師」。其他如悅堂、會堂、孤峰等名僧也都受過朝廷封賞，分別封號為慧通、普濟、圓明定慧。而石屋清珙以「清苦自守」聞名，斷絕外緣，但元至正年間，朝廷也「降香幣以旌」，皇後親賜金衲衣。其實，朝廷封賞所費財力甚微，對佛門弟子卻起到了一定安撫作用。此時杭城佛教重心已轉移西天目山。當時人稱「凈慈三峰」的高峰原妙、中峰明本、孤峰明德都是名聞南宋京師的高僧，都先後離開凈慈寺，對朝廷遠而避之，千岩元長等都追隨高峰、中峰轉入浙西山區修持弘法，孤峰則離杭游歷名山，不再返回。為顯示朝廷崇佛，一批大臣仿效前朝遺風都紛紛與佛門結方外交，並採取護教措施。如浙江行省的達識貼木爾丞相和康里公丞相都與凈慈寺的平山處林、愚庵智及、清遠懷渭等禪師常有來往，互通信函。愚庵智及就由達識貼木爾推舉為凈慈寺住持；平山處林於元後期至元五年（1339年）由樞密使高納麟推薦並由元惠宗下詔命其住持凈慈寺。平山在朝廷支持下重建殿堂，修飾羅漢堂群像，「尊而祖堂、幽而三塔，凡所宜有，煥然一新」，而他不論冬夏，布衲一領，受人尊敬，一時「學徒雲集，動以萬指」。而平山處林將歸寂前還不忘「肩輿入城別丞相」。千瀨上堂說法，元仁宗就親下璽書表彰護教。悅堂顏明在南屏設四大道場，樹大法幢弘法，「名聞京國」，「藩王大臣無不函香問道，黑白駿奔，如眾歸市」，而元帝也遣使者「再下璽書護其教」，可謂盛況空前。
元代統治近百年，凈慈寺研習佛學之風逐漸衰微。徐玉岡蒙潤著有《四教儀集》為台宗學徒入門之書，千瀨善慶遺有《扶宗顯正論》外，即使被當時名流稱頌學行甚高，「奇采爛然」，曾受元文宗封為三品官階的笑隱大欣和為元代學者宋濂等尊崇的悅堂顏明等名僧都沒有遺世之作。元代後期，佛門風行參禪語錄，大多名僧都以問法參佛時論述的言論編輯成語錄，如平山有《四會法語錄》大辨、石屋、高峰等都有以自己法號命名的《語錄》，成為有別於歷朝的一代佛門文風。
另一方面，凈慈寺在元代後期的寺規禮儀也有所廢馳。據掛單僧恕中無慍所見：元泰定初（1324年），凈慈寺寺規嚴肅，上堂僧人五百多人，不準圍爐閑談，不準檢閱外書（指佛教經典以外書籍），不準外人隨便出入；恕中在閱讀《莊子》時曾受到嚴厲斥責。但二十年後（約於元至元年間）他再度到凈慈寺時，但見「人員叢雜」、「寮舍圍爐」、「撫琴奕棋」，卻很少有寺僧研習功課。反映了元代漢地佛教的衰落現象。
明
明初，明太祖朱元璋竭力倡導佛教，整頓佛門，凈慈寺等名剎高僧也都開始致力於重振佛門，凈慈寺等名剎高僧也都開始致力於重振佛門宗風，杭州佛教再次興盛。
洪武四年（1371年），明太祖於開國伊始，在金陵（明代京城、今南京）鍾山天界寺舉行「無遮大會」，招攬佛門弟子，兩浙名僧都參加了這次大會，凈慈寺愚庵智及名列榜首，但他自稱老病，未能參加大會和奏對。於「無遮大會」第二年（1372年），明太祖又於金陵蔣山寺舉行「廣薦法會」，命各地舉薦高僧集會點校藏經，凈慈寺由清遠懷渭、逆川智順兩代住持參加，逆川還升座說法，明太祖親臨加以慰問。在此同時，明太祖曾下旨召中天竺名僧季潭宗泐赴京封為左善世師，但宗泐對明王朝限佛等措施頗具戒心，於是急流勇退，辭官返杭住持凈慈寺，由此開罪朝廷。當時，由於元末兵亂，凈慈寺寺宇破敗，宗泐只能傾其筐篋籌資修葺，而朝廷不予置理。宗泐與工匠商議動工時，忽然寺監又涉訟累及宗泐，被迫將修寺集資代償，從此無力修繕。最後，宗泐也和愚庵智及一樣，被朝廷遷往外地終老。
洪武七年（1374年）朝廷決定舉薦「耆碩名僧」住持江南名剎，先後命中竺無旨可授（號休庵）和德隱普仁住持凈慈寺，他們都以凈土法門為佛事，弘揚延壽、圓照「凈土之業」。德隱在奉旨繼凈慈寺法席入院時講法，日夜環聽者達萬人，都表嘆服。洪武十一年（1378年）由同庵易簡主凈慈寺，他募化集資，聚銅二萬余斤，葺殿治鍾，栽竹植松，不數年寺宇為之一新。史稱「兩山闃寂之秋，獨南屏成此宏偉」。為此，明太祖封其為僧錄司左善世師，奉旨清理全國寺僧，徵集高僧住金陵善世院。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十二月寺毀，由祖芳道聯募化重建，使殿宇堂室金碧交輝，深受贊賞。
明成祖永樂初期，朝廷篡修《永樂大典》，凈慈寺祖芳道聯和希古師頤都奉詔參加了修典。永樂四年（1406年）徵召祖芳為「釋教總裁」，他博通經典，纂集有方。明成祖重其聲望，命他到各地名剎徵集古代文物彝器歸朝，得朝廷封賞；藏典校定後，又賜佛像等物。翌年，禮部奏請命祖芳赴五台山大祐國寺，祖芳宣稱「吾世緣殆盡」，三日後趺坐而化，朝廷對此甚為驚奇，命工部備龕由僧錄司奉靈骨歸葬南屏，禮儀隆盛，禮部尚書胡濙盛贊祖芳，稱其：
篤意禪學，廢寢忘食，用志精專，由是智藏豁開，詞源湧出，隨機問答，辯若懸河，同袍無出其右者。
在修典中，希古師頤也曾居第一座，至永樂十六年（1418年）住持凈慈寺；他開堂闡法時，佛徒甚多，時稱「靈山再會」，很得人心。明永樂年間，因杭州高僧道衍（即姚廣孝）助燕王靖難復國有功，明成祖即位後封其為上柱國，太子少師榮國公，道衍雖居高位，仍不忘禪事，上朝冠帶，下朝僧服，佛學著述甚多，並常來杭州各寺參佛，特別與凈慈寺止庵德祥，祖芳道聯等均為同參佛友，對杭州市佛教發展也很有影響。
永樂年間，凈慈寺曾有一件歷史疑案，始終沒有定論。明惠帝朱允炆因年號「建文」，故也稱「建文帝」，當燕王朱棣率靖難軍進軍金陵時，建文帝就不知下落，或說已死，或說出逃。至永樂四年（1406年），朝廷聞知凈慈寺有僧在篡修文典，即征其為「釋教總裁」，遷住五台，而此僧卻悄然隱遁不知去向，後人傳說此僧即隱匿於凈慈寺的建文帝，並有其畫像為證。此說雖不足信，但杭州名僧溥洽（時已徵召為右僧錄司）卻因此涉嫌助建文帝國出逃，先後系獄十五年。
明正統年間，朝廷認為自設善世院後，在該院闡佛弘法的大多出自凈慈寺高僧，於是明英宗於正統十年（1445年）二月十五日下旨，將《大藏金經》（共四龕）賜藏凈慈寺，並頒有《護藏敕》稱：
恭成皇曾祖考之志刊印大藏經典，頒行天下，用廣流傳。慈以一藏安置浙江杭州府凈慈禪寺，永充供養，聽所在僧官僧徒看誦贊揚，上為國家祝馨，下與生民祈福，務須敬奉守護，不許縱容閑雜之人私借觀玩，輕慢褻瀆，致有損壞遺失。敢有違者，必究治之。
自此佛門修學之風又盛。景泰二年（1451年）寺僧南宗廣衍特在雷峰塔旁臨湖建藕花居，作為歸老退居別業，林亭幽雅，夏荷飄香，他長期在此研修佛學大典。成化十年（1474年），住持古淵智源，「倡新寺宇，開堂說法，四方僧衲，奔集參請」，常有數百人來此聽法，並修葺殿堂，弘揚凈慈宗風。時人贊稱：「自五代（道）潛、（延）壽兩師而下，至師（智源）百代相繼，法席益盛。住持得人，是不特有功山門，實有功《宗鏡錄》者」。
明代後期，海盜倭寇屢屢侵擾，飢荒連年，致使寺廟不寧。嘉靖三十二年至三十四年（1553－1555年），島夷連結倭寇自海鹽登陸侵犯杭城，時浙江按察御史胡宗憲統率軍民出城拒敵，在湖墅一帶戰死數千人，又調集廣西、山東、湖廣和浙江括蒼山區精兵萬餘人，屯兵於臨湖大剎，凈慈寺駐兵三千人，此時寺廟成為兵營，僧徒竄伏林莽。倭寇圍城時，巡撫李天寵下令廢寺廟大鍾溶為兵器，又恐寺廟屯駐倭寇，准備燒毀沿湖佛寺。當時凈慈寺住持瞭然道富頭頂「敕建凈慈禪寺」匾額，泣跪於轅門，幾經哀求才倖免燒毀，而昭慶等寺已成灰燼。如此戎馬紛紜，征鼓喧雜幾十年，才得平息，而南屏喬松修竹全被砍伐，寺宇破敗不堪。遂後又遇連年飢荒，特別是萬曆十六年（1588年）時，杭城大荒，米價昂貴，杭城市民在上竺挖「觀音土」和樹皮充飢，「樹無完膚」，餓殍難以數計，當時內監孫隆出資命凈慈寺施粥賑濟災民，日施粥米十石，經六月至八月的賑災，杭城有半數市民得以生存。
萬曆十七年（1589年），司禮監孫隆奉明神宗之命將皇太後親手繪制，皇帝御題贊辭的「瑞蓮觀音大士像」賜凈慈寺。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孫隆又以凈慈寺位居禪院五山，奏准將《大藏經》安放該寺。
清
清初康、乾之治，對杭州寺廟倍加重視，兩代帝王南巡，必到寺院遍訪。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玄燁曾親臨凈慈寺；三十三年（1694年）以御書《金剛經》一卷賜凈慈寺；三十八年（1699年）三月，玄燁再次到凈慈寺，改「凈慈報恩禪寺」為「凈慈禪寺」，由康熙手書「凈慈寺」寺額和「西峰」兩字，並書對聯雲：
雲開樹色千花滿，竹里泉聲百道飛。
康熙還題《南屏曉鍾》、《由凈慈寺經南屏諸山》等詩。雍正、乾隆間，朝廷對凈慈寺屢有封賞，曾賜贈智覺（延壽）禪師法像、畫軸、菩薩碑圖等。
雍正十一年（1733年）四月六日，清世宗胤禎下諭：
佛教自達摩西來，闡揚宗旨，濟拔群迷，利益眾生，福田慧果，曹溪以下，代不乏人，朕留心內典，深明此事。歷古來名僧言句，宋初永明延壽智覺禪師實為出類拔萃，其所著惟《心訣》、《心賦》、《宗鏡錄》、《萬善同歸集》等書，實皆宗教合一之論，與後學參證禪徒大有裨益。朕親加選錄，刊刻頒示天下叢林，禪師可謂曹溪以後善知識中傑出之人，著加封妙圓正修智覺禪師。因念師生宋時，居杭之慧日，開堂說法，其寺為今之凈慈，今寺內僧徒未知仍舊供養禪師法相與否，現在承其支派者何人，著地方官並行詳查；如香火已廢，著為庄嚴法相，令僧徒朝夕瞻禮，香燈供養；其支派如已無人，著具摺奏聞，朕酌量擇人承嗣。其塔院現在何處，亦著查明修理。夫三教一貫之理，朕已別降諭旨，深切開示，諒僧俗人等必已灼然無疑。朕今此舉，與褒錄先賢之典，非有二義。爾督撫率該地方官敬謹遵行。特諭，欽此。
由於雍正朝對永明大師的褒揚，至今香山碧雲寺五百羅漢殿正中仍供奉永明延壽銅像。
乾隆十六年（1751年），弘歷南巡時曾為凈慈寺手書「正法眼藏」、「敕建凈慈禪寺」等殿額和門額，此後曾五臨該寺吟詩題吟，仍將「南屏曉鍾」改為「南屏晚鍾」，並撥庫銀重修寺宇，時人熊學鵬撰《凈慈禪寺重修碑記》稱，重修後的凈慈寺「重軒廣墀，崇宏堅固，旁及偏廂，夾道樓閣堂亭，金碧丹綠，無不聿新」。
明清時，杭州曾以凈慈寺為主，形成南山香火。每年正月六日為「定光（即燃燈佛）誕辰」，杭城男女傾城出遊，成為舊時風俗，俗稱「賽爆竹」，遊人取道凈慈寺至法相寺進香，「沿途張筵，笙歌雜奏」，多以爆竹相互斗放。每遇除夕，則官府設筵寺中燃放焰火，全城男女來觀者摩肩接踵，不下數萬人，昭慶、靈隱、三竺都如此，而凈慈寺尤甚。常有無賴子在人叢中放肆喧擾，甚至擠死香客，禍及寺僧。若省城官員來寺則需索酒食，寺中主持要撞鍾率眾迎來送往，俯伏道旁，稍有疏忽，常受凌辱，寺僧無法安於禪法。後人稱之為「末法陵遲，教微僧弱」。意為此時佛法已經衰頹，佛教已陷入微弱的境地。
自清初後，隨著國事衰落，凈慈寺一直由寺僧募化自理，禪風不振，長期來並無起色。
新中國成立，凈慈寺在 1955 年進行大修，寺廟更顯庄嚴瑰麗。文革中寺廟遭到破壞。 1985 隨著宗教改革的落實，凈慈寺逐步得到恢復。
改名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改名為「凈慈禪寺」，由玄燁親書寺額。乾隆十六年（1751年）弘歷南巡時，又親書「敕建凈慈禪寺」寺額，為僧眾仰慕的東南古剎。千百年來，滄海桑田，寺塔相繼刻廢圮，凈慈寺亦屢毀屢建，成為南山孤寺。上世紀八十年代得海內外佛徒信眾襄助，重修寺宇，再懸洪鍾，凈慈寺煥然一新，又開始為湖山增輝添色。

⑥ 佛寺的歷史沿革

東漢至東晉（約1～4 世紀） 此時佛教被看作類似黃老之學。史載漢桓帝時「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浮屠」為梵語Buddha的音譯，也譯作「佛」。佛教剛傳入時其建築曾借用中國傳統的「祠」的名稱，後又稱為「佛圖」或「浮圖」。據《魏書·釋老志》，「自洛中構白馬寺，盛飾佛圖，畫跡甚妙,為四方式。凡宮塔制度,猶依天竺舊狀而重構之，從一級至三、五、七、九。」東漢末笮融在徐州建浮屠祠：「上累金盤，下為重樓，又堂閣周回，可容三千許人。」說明最初的佛寺以塔為中心，四周用堂、閣圍成方形庭院。屬於這時期的佛寺遺址尚未發現，但可從《洛陽伽藍記》記述的北魏洛陽永寧寺推知大概。此期佛寺數量不多，西晉首都洛陽周圍也只有40多所。
南北朝至五代（約4世紀中葉至10世紀中葉） 這是佛教在中國的鼎盛時期。佛教為統治者所信仰，許多僧徒成為權勢者，擁有政治影響和經濟實力，佛寺的數量和規模都大大超越前代。南北朝時，佛寺主要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前期舊型的延續，以北魏洛陽永寧寺為代表；雲岡石窟第六窟為方型窟室，中心立塔柱，四壁環繞有浮雕的廊院,北面正中雕殿形壁龕,可資佐證。另一種是宮室第宅型。北魏中晚期通過舍宅為寺的「功德」活動，許多王侯的宮室、第宅改建佛寺，以原前廳為佛殿, 後堂為講堂,廊廡環繞,有的還附有花園, 形成與前期迥然不同的風格，成為以後佛寺建築格局的主流。《洛陽伽藍記》記載的約50座重要佛寺中，以塔為中心的浮屠祠型約佔四分之一，前廳後堂的宮室第宅型約佔三分之一。隋唐時期已很少有以塔為中心的佛寺了。從初唐律宗創立者道宣撰《關中創立戒壇圖經》中所繪理想的律宗寺院，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畫所繪佛寺和有關文獻的描述，可知唐代佛寺是繼承北魏宮室第宅型佛寺發展而定型的。 佛教傳入中國後,「寺」隨之而出現。公元第一世紀東漢明帝時，西域高僧迦攝摩騰和竺法蘭應請來到洛陽，最初是住在中國專門接待外國使節和貴賓的官署「鴻臚寺」。
後來為供養這倆位高僧安置佛像經典和長期居住，就另給建造了一所住處，同時用他們馱運經卷的白馬為新居「寺」命名為「白馬寺」。
這就是我國最早開始建立的第一座佛寺。從此原做為官署名稱的「寺」也就成為中國佛教寺宇的專稱，而在「寺」前加以廟名，成為慣例。 佛寺最初是按照朝廷官署的布局建造的，也還有原來是貴族和富人將自己現成的住宅施捨為寺的，因此，許多佛寺原來就是一所有許多院落的住宅。由於這些歷史原因，中國漢族地區的佛寺在近兩千年的發展中，其構造基本上採取了中國傳統的院落形式作為佛寺的布局，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屋脊六獸、筒瓦紅牆的標志，一看就知道是佛寺。
佛寺內有許多院落，其中房舍稱「堂」或者稱「寮」。自宋崇寧二年（一一0三年）以孔子廟為大成殿，於是佛寺建築除堂寮之外，其主體部分也稱為殿。 隨著佛教流傳日益深入民間，佛教的寺廟建築和佛菩薩像的塑造也就在我國各地普遍的建造起來，寺廟建築和工藝也就更加發達。我國中古時期勞動祖先所留下來的珍貴的藝術結晶和偉大的文化遺產差不多都是經過佛寺建築和佛像塑造而得以保存的，乃至佛像藏內都有，例如，我國最早的木構建築，山西的南禪寺和舉世馳名的敦煌、雲岡、龍門、麥積山、炳靈寺等佛窟，這些都是無數寶貴文化遺產中的一部分。由此可見，佛寺建築和佛像塑造對我國民族文化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它的歷史價值、文化價值、完美的建築藝術和它所體現出的文化底蘊、教化內涵、更是廣大精深不可思議。
寺廟雄偉巍峨的殿閣建築及妙相庄嚴的佛菩薩像是「住持三寶」佛、法、僧的形式體現，是僧伽和合共住焚修和弘法利生的道場。自他二利、是佛弟子們的恭敬福田，使到過寺院的人們善因深入八識田中，增長趨向覺道的善根，同登華藏玄門，共入毗盧性海。

⑦ 龍山寺的歷史沿革

初建
艋舺龍山寺初建於清乾隆三年五月十八日（西元1738年），至五年二月八日落成。建寺的費用是由晉江、惠安與南安等所謂三邑人所捐獻。後又有泉郊武榮的貿易商人出資增建後殿，供奉天後、五文昌及關帝。乾隆時期龍山寺即已形成了前殿、正殿與後殿的三殿式格局。
第一次重修
嘉慶十九年（西元1814年）六月五日，龍山寺建築毀於一場地震，三邑人於是倡議捐獻資金以重建，經幾個月籌款，同年十月十八日開工重建。這是艋舺龍山寺第二次的大修建，它的形式為清代中期台灣較大寺廟常採用的院落型三殿式格局
第二次重修
同治六年（西元1867年）八月二十日又遭到台風肆虐，山牆略有崩損，復於同年再度整修。
第三次重修
大正八年（西元1919年，即民國八年）時，棟梁皆遭蟲蝕之害，而且壁柱丹青剝落，情況十分危岌，地方有力人士遂又倡議修建。經過籌募款項之後，於西元1920年元月十八日正式動工，至四年後的三月十二日落成。
光復後重修
正殿在二次世界大戰末期不幸中了盟機所投下的燃燒彈，全都毀損，直到民國四十三年才重建，四十六年完成。
重修
後殿文昌廳在民國七十一年因回祿重建，七十二年十二月完成，關帝廳、媽祖廳因受黴菌腐蝕及白蟻蛀蝕，在民國八十六年十二月重修，八十八年六月卅日完成。
龍山寺從清乾隆三年初創以後，經過了嘉慶年大修、同治年小修、日據大正年間的大改修，以及台灣光復後的數度修築。當然其間還有數十次的小修理，例如屋嵴的裝飾，梁架彩繪、鍾鼓樓換屋頂及後殿文昌祠因祝融之災而重建。參觀龍山寺時，如果很仔細的觀察，將會發覺這是座既宏偉又精美的寺廟，到處都仍保有歷次修建的遺留物。
因此，艋舺龍山寺可說是一座由清代、日據時代與光復後三段時期綜合表現的寺廟藝術。龍山寺不僅是台灣頗具代表性的大寺廟，它在台北的發展史上也佔有一席地位。因為龍山寺一直是艋舺地方之公廨與核心象徵，寺的管理董監事亦為士紳所組成，對外有很大的影響力。清代凡是蓋上龍山寺大印的公文，皆具有舉足輕重的力量。

⑧ 寺廟園林的歷史沿革

寺廟園林最早出現於公元四世紀。東晉太元年間（公元376～396年），僧人慧遠在廬山營造東林寺。據慧皎《高僧傳》說：「卻負香爐之峰，傍帶瀑布之壑；仍石壘基，即松栽構，清泉環階，白雲滿室。復於寺內別置禪林，森樹煙凝，石徑苔生。」這已經是在自然景觀環境中設置人工禪林的先驅。《洛陽伽藍記》描述北魏洛陽城內外的許多寺廟：「堂宇宏美,林木蕭森」；「庭列修竹，檐拂高松」；「斜峰入，曲沼環堂」。可以想見當時城內寺廟園林的盛況。從兩晉、南北朝到唐、宋，隨著佛教、道教的幾度繁盛，寺廟園林的發展在數量和規模上都十分可觀，名山大岳幾乎都有這種園林了。

⑨ 海會寺的歷史沿革

萬曆四十二年（1614年），朝廷敕賜海會寺新名「萬善寺」，並頒大藏經卷，但丹陽民間仍習慣稱「海會寺」。同一時期，丹陽地方人士為「鎮風水」，在丹陽東門古運河畔興建寶塔，因此地臨近萬善寺，修建的寶塔被命名為「萬善塔」。明天啟末年，丹陽開工建萬善塔，至明崇禎十年(1637年)建成。塔身7層，高47.76米，為木檐樓閣式，平地而起，直上蒼穹，故又稱通天塔。按層建成塔室，外觀為8面，各層均有外廊。各室架有木樑，上鋪樓板，有木扶梯按層折上。
萬善海會寺建成後，一度香火旺盛，1644年，明朝滅亡，清朝建立，萬善海會寺正常運行。清康熙二十年，寺廟大殿毀於火災，僧寶相募建。此後的100多年，中國經歷了康乾盛世，社會穩定，經濟繁榮，萬善海會寺得到了快速發展，高僧輩出，寺名遠播數百里。至清朝末年，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爆發，咸豐庚申（1860年），天平軍攻佔丹陽城，縣城遭到嚴重破壞，在這次戰火中，萬善海會寺遭到毀滅性破壞。
同治四年（1864年），丹陽重新被清軍佔領，這時的萬善海會寺已是「荊棘縱橫，瓦礫堆積」。上升授權寬鴻重新募建，歷盡艱辛，從同治六年（1866年）至光緒九年（1883年）這十八年中，恢復了寺廟百分之九十的建築，只有藏經樓尚未告成。為了表彰功德，啟迪後人，第二年，丹陽地方紳士徐錫麟等人特意撰文並刻寫了《重建萬善禪寺碑記》，豎立在寺內。碑高2.5米，碑寬0.50米，碑首雕刻著「二龍戲珠」圖案，上刻「十方常住，重建碑記」八個楷體大字。到抗日戰爭爆發前夕，萬善海會寺寺院保存完好，時為丹陽名寺之一。1949年後，萬善海會寺受到嚴重影響，「文革」中，僧人被迫還俗。但寺廟基本保存完好，1970年前，寺院共為3進，有僧舍、方丈樓、藏經樓等計50餘楹。第一進5間，每間6檁，寬3.6米，脊高4米，前後檐高3米。兩側塑有四大金剛，高丈余。第二進5間，為大雄寶殿。為硬山式磚木結構，內塑有彌陀佛1尊，為佛龕座像。每間8檁，寬3.6米，脊高8米，前後檐高分別為3.6米、4.2米。在一、二進天井內，有鑄鐵爐亭兩只。第三進5間，為藏經樓，亦為硬山式磚木結構，樓2層，每間8檁，寬3.6米，脊高12米，前後檐高8米。底層有走廊，廊寬2.3米。在寺院東側，建有浮雕1座，與萬善塔相映，里人稱之為小寶塔。後來，萬善海會寺舊址作為丹陽市委黨校辦公處，到了21世紀處，殘存的大雄寶殿也被拆除，如今除藏經樓外，其餘寺舍均已不存。藏經樓前兩株銀杏今仍挺拔參天，古枝蒼節，為明萬曆年間萬善海會寺初建時的遺物。

⑩ 麓山寺的歷史沿革

麓山寺創建於西晉武帝泰始四年(268年)，是第一個到湖南傳播佛教的僧人竺法祟所建，距佛教傳入中國僅200年左右，它不僅是湖南第一所佛教寺廟，也是我國早期佛寺之一。因此，麓山寺山門上有一副「漢魏最初名勝，湖湘第一道場」的對聯，說明了它的歷史地位。繼開山祖師竺法崇之後，晉代住錫麓山寺的高僧還有法導和法愍和尚。南北朝的期，麓山寺得到歷朝統治者的護持，不少官宦留書藏石，別構正殿，「建涅盤像於寺中」，「獻貝葉經於層閣」，使這座寺廟建築更加完備。
隋文帝開皇九年(589年)，天台宗創始人智額游化荊、湘二州，住麓山寺開講《妙法蓮華經》，弘揚天台宗「一念三千」和「三諦圓融」教義及「圓頓止觀」禪法。後人將他講經處命名為講經堂。今講經堂已毀，原址在今蔡鍔墓處。隋文帝仁壽二年(602年)，文帝在麓山寺賜建舍利塔一座，供奉印度僧人帶來的舍利。唐代的麓山寺殿堂雄偉，規模宏大，杜甫稱它是「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腳插入赤砂湖」。頭山門在湘江之濱，二山門即今天的麓山門，大雄寶殿在今嶽麓書院處，前有放生池，兩側為鍾、鼓樓，沿清風峽迴廊婉蜒而上，經舍利塔、觀音閣、藏經樓、講經堂、法華泉，直至山頂之法華台。活動於麓山寺的著名僧侶有曇捷、權武、智謙、摩訶衍那、首楞嚴、惠鏡、惠齊、興哲等人。摩河衍那是唐代高僧，唐德宗時曾入藏講經，力倡禪宗，一時西藏僧人風靡相從，貴族婦女30餘人從其出家。後赤松德贊派人從印度請來寂護的弟子蓮花生，傳印度佛教，於是發生了長達三年之久的兩派辯論，史稱「頓漸之爭」或「拉薩法諍」。據西藏史書記載，摩訶衍那辯論失敗後，返回內地。摩訶衍那與蓮花生的這場辯論，至今還是國際佛教學者研究的課題。唐朝盛時，許多書法家、文學家和詩人游覽麓山寺，給我們留下了千古傳誦的佳作。杜甫、韓愈、李邕、沈傳師、唐扶、韋蟾、劉長卿、宋之間、曹松、羅隱、喻鬼、戎縣等都寫詩吟文，贊美麓山寺。
唐武宗會昌五年(845年）滅佛時，麓山寺殿堂全部被毀，僧侶離散。847年又開始逐步恢復。景岑禪師在舊址上重建麓山寺，改名麓苑。現寺內「虎岑堂」就是為紀念他重修麓山寺而建的。寺院的建築范圍在清風峽以上，清風峽以下殿堂未能修復。宋代來麓山寺弘揚佛法的高僧有山惲、文襲、從悅、清素、慕哲、悟新、惠洪、智才、智海等。元、明時，麓山寺兩廢兩興。明神宗萬曆年問(1573一1620年)，妙光和尚在清風峽寺舊址處重建大雄寶殿、觀音閣、萬法堂、藏經樓等建築，賜名「萬壽寺」。明末高僧憨山大師德清(1546一1623年)曾住寺講經。李東陽、張洵、張邦政、蔣希禹、陶汝鼎、馮一第、胡爾愷等詩人留下了佳句。
清朝時，在智檀、文惺等法師主持下，對麓山寺進行了幾次大規模的修建，前殿、大雄寶殿、法堂、方丈室都煥然一新。彌篙、天放、笠雲等詩僧輩出，稱為中興時期。他們能詩擅文，工於書畫，並著述行世。智檀法師有《嶽麓衡書》、《剪曼篇》、《滇游集》、《望雲草》行世，文惺法師著有《妙法蓮華經箋》、《南嶽遊仙記》、《嶽麓雜詠》、《曉雲詩集》。彌篙著有《三會語錄》、《南嶽山居詩》、《嶽麓山居詩》等。天放著有《十笏齋詩集》，並編纂《麓山寺志》3卷，使我們對麓山寺歷史能有較多的了解。二十世紀以來，筏喻、道香等僧人任過麓山寺。他們曾隨簽雲法師出訪日本，受到日本佛教界的歡迎。抗戰時期，麓寺的彌勒殿、大雄寶殿、禪堂和齋堂等大部分建築被日本飛機炸毀，僅留山門、觀音閣、虎岑堂等建築，佔地面積約800平方米，寺院總面積為8428平方米，四周築起圍牆。
1953年9月，長沙市人民政府把麓山寺交給佛教團體管理使用，「文化大革命」前仍有7名僧人住寺。「文化大革命」中停止佛教活動，改成公園。1983年，麓山寺被國務院確定為漢族地區佛教全國重點寺院。嶽麓公園將麓山寺移交給長沙市佛教協會管理。1985年1月，僧人進駐寺內，恢復了中斷許久的佛事活動。這些來，府撥款重修了大雄寶殿、彌勒殿、講堂、神堂，使這座佛教古剎補具規模。寺內僧眾濟濟，塑像齊備，藏書甚豐，佛教叢林制度度得到恢復。僧人還興辦了「麓山寺服務部」，向遊人香客供應名菜、素菜和各種副食品，也增加了以寺養寺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