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基督教的歷史發展是怎樣的請盡量詳細。
展開基督教革新運動的旗幟
摘自：《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文選 1950-1992》 作者：吳耀宗
引 言
「中國基督教革新」是解放以後一個新鮮的口號。在過去的三十年中，中國的基督教曾經提出過好幾個口號。最初的一個口號是「國內佈道」，這是西方差會在中國宣教的全盛時期中--1918年，由中國信徒提出來的一個口號。提倡這個口號的人們都是熱心的基督徒，他們覺得外國宣教師到中國來替我們作工，中國的基督徒也應當在自己的園地里為那些沒有信主的人作工。他們最初的工區是雲南、西康那些偏僻的地方，後來在一個短時期中，也曾推廣到別的地方去，但這個運動不久就消沉下去。其次，是「中華歸主」和「本色教會」這兩個口號，這是1922年在上海舉行的全國基督教大會所提出來的口號。所謂「中華歸主」，就是要使全中國的人都相信基督教。那時候，中國基督教的領袖們，像軍隊作戰一樣，把基督教已「佔領」和還沒有「佔領」的地區，都在地圖上清楚地表現出來。這是一個宏願，但也只是一個宏願而已。所謂「本色教會」，就是「一方面求使中國信徒擔負責任，一方面發揚東方固有的文明；使基督教消除洋教的丑號」(已故誠靜怡先生的話)，跟著這個口號同時被提出來的，是另一個口號，就是「自治、自養、自傳」。「自治」也有人寫作「自立」或「自理」。這兩個口號的提出，是在當時反基督教運動發出以後，它們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把基督教裡面「洋」字的涵義洗刷掉，因為當時的反教運動最主要的口號是「基督教是帝國主義的走狗」。但是，時代是不許可這個運動得到多大成功的。一方面基督教的領袖們對這個運動的認識還不深刻，另一方面在不久以後，所謂「國民革命」就叛變了革命，同帝國主義妥協，而基督教也就可以很舒服地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環境里。再其次，是基督教協進會在1931年所提倡的「五年奮進運動」。這是「九·一八」的前夕，國事蜩螗，民氣消沉，而基督教也受到一般情緒的影響。並且，「中華歸主」的口號喊了十年，還沒有什麼重大的進展，這就使基督教的領袖們深深地感覺到基督教本身的弱點。當時的口號是「求主奮興我的教會，先奮興我」。最近又重復提倡一個「奮進運動」。這個運動是四年前由基督教協進會發起的，解放後在名義上還存在著。
現在我們所提倡的基督教革新運動，在意義上雖然和過去的幾個運動是一致的，但在內容和本質上卻是和它們不同的。解放以前的中國，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統治下的中國，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過去基督教的幾個運動，都是在這個社會意識形態下發動的，也沒有超過這個意識形態的范圍。解放後的中國，是打倒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以後的新中國，是新民主主義的中國，是朝著社會主義道路邁進的中國。基督教革新運動是在這樣一個新環境、新意識下提出來的口號。它的目標不只是清算過去基督教個別的弱點，而也是要把中國的基督教基本地、全盤地改造，使它脫離了西方社會傳統的影響，脫離了中國舊社會思想的羈絆，恢復了耶穌福音本來的面貌，使基督教變成新中國建設中一個積極的力量。
動盪的時代中的基督教
解放前後的基督教呈現著混亂的、苦悶的情況。這一種情況的所以產生，是很容易了解的。在過去一百四十多年當中，基督教在中國所過的日子，比較是一帆風順的。庚子的義和團運動，和以後的幾次反教運動，都不過是樹葉上的微風，沒有震撼到基督教的骨幹。這個時期的基督教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社會，是不可能有什麼基本沖突的，因為它的本身就是這樣的一個社會所孕育而成的。中國的解放，卻給基督教帶來了一個不容易了解，而卻又非應付不可的現實。中國的解放是由共產黨領導著的，而共產黨是唯物的、無神的。這似乎是一個思想上的問題，但實際上它主要的是一個利害上的問題，因為共產黨要推翻現行的制度，而現行的制度，也就是基督教在裡面寄生著，受著它蔭庇的制度。反動派和帝國主義的宣傳，更加深了這一個懼怕和成見。現在，這一個革命的運動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推翻了舊的統治，建立了新的政權。怎麼辦呢?有的人是彷徨的，有的是消極的，有的是等著看的，因為他們不知道將要來臨的是什麼。
忽然，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舉行了，《共同綱領》通過了。在政協會議裡面，有五位基督教民主人士的代表。共同綱領清楚地規定了宗教信仰的自由。這一個事實，在基督教裡面普遍地鼓起了樂觀、希望的情緒。許多基督徒鬆了一口氣，他們曉得他們過去的憂慮是過分的、是多餘的。
但是，過了不久，許多基督徒樂觀的眼光，又被一陣黑雲遮蔽住了。從舊解放區和新解放區里不斷地傳來苦悶的聲音。教堂被借用或徵用了，《聖經》被沒收了，教會的許多工作受到阻礙了。這樣的情形並不是普遍地發生的；有些地方--尤其是大城市，是幾乎沒有問題的。也有些地方，經過相互了解以後，問題就解決了。然而問題既然發生，它們就常常會被強調、被誇大、被歪曲。於是，許多基督徒又陷在懷疑和苦悶的深淵里。
基督教為什麼會遭遇到困難
關於基督教所發生的困難，主要的責任是應當由基督教本身來擔負的。基督教同時代脫了節；基督教不但同時代脫了節，基督教並且發生了反時代的作用——這就是基督教所以遭遇困難的主要原因。為什麼說基督教同時代脫了節呢?基督教同資本主義在意識形態上是同一時代的產物；目前基督教的信仰內容和儀式制度，大部分是受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影響。中國的基督教除了這種影響以外，當然更受了一百年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影響。這一個復雜的情況，就使中國的基督教在中國的社會里，呈現了兩種不同的現象。由於原始基督教的積極性與革命性，基督教對中國的社會曾經有過相當的貢獻。這個貢獻不只表現在基督教的教育、醫葯、慈善等社會事業上，也表現在基督教對中國革命事業的影響。孫中山先生是一個基督徒；參加五四運動、救國運動，和其他的革命運動，也有不少的基督徒。為什麼基督教的積極性與革命性，在中國的社會里更有發揮的機會呢?那就是因為中國的基督徒同樣是中國的人民，而中國的人民，都受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的壓迫與剝削，因此，或多或少地，都有革命的要求。
然而，這只是事實的一面；事實的另一面，就是造成目前基督教所遭遇困難的原因。在基督教裡面，有許多言行不符、吃教貪污、門戶水火的弊病。有不少的基督徒不能在言行上為耶穌救人救世的福音做見證；相反地，他們生活的表現，常常使教外的人輕視基督教，甚至厭惡基督教。其次，是一些基督徒的「關門」主義。他們手捧《聖經》，虔心祈禱，以為天下的大事，都可藉此而得到解決。他們害怕「政治」；他們一口咬定基督教不應當同政治發生關系。其實，他們並不是害怕政治；他們所害怕的，主要的是他們所認為是「左傾」的政治。對維持現狀的任何東西，他們的顧慮是比較少的。由於他們的「關門」主義，他們對現實就不了解，而他們就同時代脫了節，變成保守的、甚至是反動的力量。再其次，是基督教同帝國主義的關系。基督教和帝國主義有沒有發生關系?基督教有沒有受到帝國主義的影響?關於這些問題．我們要在下面做一個說明。在這里，我們只要指出：基督教同帝國主義的關系的問題，是目前基督教對外關系的最主要的問題，也是基督教在解放後所以遭遇困難的最重要的因素。這個因素，在個別的事件中，可能被誇張，被歪曲了，但這個因素的存在，是不能否認的。
除了基督教本身應當負起的責任以外，一般人對基督教的成見，和地方幹部處理宗教問題的偏差，當然也是使基督教遭遇困難的原因。基督教是「洋教」，是帝國主義的工具；基督教是迷信的，反科學的，是人民的鴉片。這是一般人，尤其是受過唯物思想訓練的人，對於基督教的看法。基督教當然並不是完全如此的。然而，基督教普遍地給人這樣一個印象，卻是事實。更不幸的，是一般人把基督教同天主教裡面的某些成分混合起來看，也把基督教同迷信反動的「會門」混合起來看。這就是使基督教除了它本身的弱點以外，更在一些與它不相乾的事上，代人受過。
怎樣應付困難
基督教在新時代中發生困難，這並不是一件特殊的事。中國的社會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階段。轉入新民主主義的階段，這是一個巨大的轉變；在這個轉變中，社會生活的各方面都需要一番徹底的調整與改造，基督教自然也不能例外。這個調整與改造，不可避免地會引起許多問題。基督教所遭遇的困難，就是這些問題的一部分。雖然每一個問題都有它的特殊性，但是，在一個轉變中的時代，一切問題的一般性是不應當被忽視的。
問題發生了，怎麼應付呢?在一個短的時期中，許多基督徒都為這一件事苦思著、焦慮著。他們幾乎不能想到基督教其他方面的問題；在華北五省，我們曾匯集了一百六十多件關於基督教的案件，送給有關當局處理。還有許多個別的案件，在可能范圍內，我們都送請地方或中央的當局處理。有些案件是迅速地滿意地解決了。有些案件，因為情形復雜，或公文來往費時，就拖延下去，或竟不能得到合理的解決。地方和中央人民政府也會為這些問題發出若乾的指示。1949年12月，湖北省人民政府為了貫徹尊重宗教信仰自由、保護教堂的政策，特向所屬各級政府發布通令。1950年1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內務部發出「機關部隊借用教會房屋，應采協議方式」的指示。同年1月22日，中央人民政府主管機關對平原省人民政府所詢問關於城市地產房屋問題，予以詳細答復，其中數項是關於教會房屋的。同年2月1日，湖北省人民政府根據內務部的指示，再向所屬機關發出尊重宗教信仰自由，保證教會教堂的通知。這些文件都證明了人民政府對這件事是關心的。然而，因為許多問題不是能在一個短時期內解決的，有些人便以為這件事沒有獲得應有的注意，其實事實並不如此。
1950年4月，基督教訪問團到北京去訪問，這個訪問團是由政協宗教界民主人士代表、中華全國基督教協會、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全國協會等五個單位的代表組織而成的。當他們訪問基督教團體工作完畢以後，他們就去拜訪若干政府首長和人民團體的負責人。他們也參加了政協全國委員會宗教事務組的兩三次座談會。在他們的拜訪中，最重要的是他們同周總理的三次談話。參加談話的除了訪問團團員——鄧裕志、劉良模、塗羽卿、崔憲詳、艾年三和本文作者——之外，還有趙紫宸、陸志韋、江長川、王梓仲、高鳳山、龐輝亭、趙復三、凌俞秀靄、陳文潤、劉維誠、楊肖彭、鄧錫三、霍培修等京津方面基督教領袖，全體共十九人。我們拜訪周總理的目的，主要的是給他報告解放後基督教一般的情況，並請他幫助我們解決、目前基督教所遭遇的困難。周總理對我們的報告，表示非常的關切。在聽取了我們的報告以後，他便表示他自己對基督教的意見。他承認了基督教過去對中國社會的貢獻；他認為：在新民主主義的階段中，唯心與唯物可以並存，那就是說，相信宗教的，和不相信宗教的，可以在《共同綱領》的基礎上長期合作；就是在社會主義的社會中，只要基督教是人民所需要的，它還是可以存在的。當我們把基督教二十幾年來所提倡的自治、自養、自傳的理想告訴周總理的時候，他不但表示贊同，也表示嘉許，認為這是基督教今後必須遵循的途徑。但周總理談話的中心，卻在指出基督教同帝國主義在歷史上的聯系，和帝國主義在目前國際形勢中利用基督教去進行反革命工作的事實與可能。基督教同帝國主義的關系這個題目，在參加談話的基督教人士當中，並不是完全新鮮的。然而，周總理所做的清楚的分析，卻給了我們一個深刻的印象和鮮明的啟示。這個啟示是什麼呢?用一句簡單的話來說，這個啟示就是：「基督教應當自動地肅清帝國主義在它裡面的力量和影響。」一個沒有參加談話的讀者，是不容易了解這句話的涵義的。為什麼基督教要肅清帝國主義的力量和影響呢?這一件事同基督教的許多問題，又有什麼關系呢?讓我們在下面對這些疑問做—個簡單的解答。
基督教與帝國主義
基督教的本身就是一個宣教運動。使徒保羅就是基督教的第一個，也是最偉大的宣教師。一個相信了基督教，被耶穌的福音所逮住了、變化了的人，是不能不把他所感受到的東西宣揚出去的。保羅說：「若不傳福音，我便有禍了」就是這個意思。基督教最初傳到中國來，除了少數別有用心的以外，是完全出於這種純潔的動機的。一直到現在，大多數從外國到中國來的宣教師，至少在他們主觀的意圖上，也是抱著一種純潔的目標的。但是，盡管基督教是一個崇高的宗教，是救人救世的福音；盡管多數的宣教師和其他基督教的負責人士，主觀上是要服務中國人民，沒有宗教以外的企圖；基督教是可能被人歪曲，被人利用的。任何一種宗教，任何一種主義，任何一種學說，都是可以被人歪曲利用的。基督教的歷史和世界文化思想的歷史，都可以充分證明這個事實。基督教是從西方傳到中國來的；西方的國家都是資本主義的國家；從十九世紀中葉以後，這些國家大多數都變成了帝國主義的國家。在這些國家裡培養出來、傳播出來的基督教，是不可能不深深地受到這些國家的文化的影響的。如果文化是一種意識形態，文化當然就反映了一個國家的社會物質生活。在這種情形之下，從西方傳到中國來的基督教，是不可能不受到西方國家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影響的。
基督教傳到中國不久以後，帝國主義便開始在中國活動。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是依靠了不平等條約所規定的特權，而不平等條約的訂立，有不少是由於教案的糾紛。在這樣的基礎上生長出來的基督教，就必然地被一般人看做「洋教」。外國的宣教師，受了不平等條約的蔭庇，住在高樓大廈，養尊處優；有的時候，他們還會依勢凌人，作威作福。基督教學校里的教育，甚至教會醫院里的服務，都帶了洋氣。如果這一種洋氣，不過是單純外國的氣氛，那還不是太壞的；但所謂洋氣，是同帝國主義分不開的。過去基督教學校教育的奴化成分，就是一個例子。
外國宣教師所宣傳的宗教又怎樣呢?似乎宗教是宗教，宗教裡面不可能羼雜其他的成分。但事實並不如此，宗教是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它也是一種意識形態。宗教所追求的是絕對的真理，然而，任何時代的宗教，都不是絕對的真理，甚至不是相對的真理。歷史上許多的罪惡，是借宗教的名義而行的；而帝國主義，就是這些罪惡中最毒辣的一種。
但是，帝國主義同基督教的關系，究竟是不容易被一般人所認識的。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之役、日本侵華戰爭--這是帝國主義，這是大家所能看得見的。但是，基督教裡面的帝國主義，卻往往是看不見的。基督教同帝國主義究竟怎樣發生了關系呢?帝國主義並不只是飛機和大炮，也不只是間諜和其他秘密的工作，這都是可以看得見的。還有一種無形的帝國主義，那就是帝國主義通過文化、思想、教育甚至神學所發生的影響。舉一個眼前的例來說吧。美國侵略朝鮮、台灣，這是帝國主義，那是沒有人能否認的。在中國的基督徒裡面，有許多人曾經對美國的物質文明，對美國的所謂自由、民主，對美國式的生活，表示無限的嚮往。他們從這個嚮往中產生一種對美國文化的錯覺與幻想。現在呢?這個錯覺與幻想是部分地被打破了。在過去的兩個月中，基督徒的團體和個人，在上海、南京、鎮江、廣州、韶關、北京、西安、太原、蘭州等地都曾發表宣言，反對美帝侵略台灣、朝鮮，反對美機大量屠殺朝鮮和平居民，反對美機侵略我領空及其暴行。這是一種鮮明的表示，這個表示證明了中國的基督徒們，已經開始認識美帝國主義的真面目。
但是，這個帝國主義又怎樣在基督教裡面發生了它的作用呢?讓我們說得具體一點，坦白一點吧。絕大多數的美國宣教師是反蘇反共的；絕大多數的美國宣教師對中國革命的態度，是反對的或懷疑的。即使他們表示同情，這個同情也是有限度的。他們對於美國又怎樣呢?無疑地，他們不承認美國的社會制度有什麼基本上的毛病，即使他們承認它有些毛病，他們認為這些毛病是可以改善的。他們當然不承認美國是帝國主義的國家。至於美國一般的國策呢，他們即使不能完全同意，他們至少是基本上同意的。他們認為美國式的生活是最寶貴的；他們認為實行美國式的生活的，就是一個「自由世界」；他們不惜用任何的代價，去保證這個「自由世界」的存在與發展。
Ⅱ 基督教的歷史認識和救贖的認識是什麼
「救贖」這個詞就是「贖回」的意思，就是一件東西押給人家了，現在又贖回來。
我們得救贖，是從哪裡贖出來呢？在許多遺傳的教訓裏，說我們是從魔鬼手裏贖出來，因為我們曾在魔鬼手下為奴僕，主耶穌流血，就把我們從它手裏贖出來了。這樣說，豈不是說神承認我們在魔鬼的手裏是合法的麼？比方，有人把你的東西偷了去，你知道是誰偷的，你就出代價去贖了回來，你這樣去贖，等於承認他的偷是合法的了。如果說主耶穌出了血的代價向魔鬼贖出我們，那就是說承認人類那一次落在魔鬼手裏是合法的了。這樣說當然是不對的。所以不能說是從魔鬼手裏贖出來。
能不能說是從神手裏贖出來呢？也是不可能的。第一，這樣說，就抹煞了神的愛。主耶穌來，是神差他來的。聖經是說神愛我們。(全部新約說到「基督的愛」這句話只有三次。當然，主耶穌也愛我們，所以肯照神的意思來救我們。)是神愛我們，所以想出一個救法來，就差遣他的兒子來救我們。我們不可以把神的性情弄錯了。第二，如果說從神手裏贖出來，那麼，人是屬乎誰的呢？既說從神手裏贖出來，怎麼仍是屬乎神的呢？
那麼，能不能說是從罪裏贖出來呢？也不能。如果說是從罪裏贖出來，那麼，是誰收取這個代價呢？主出代價，不錯，但罪不能收這個代價。
聖經裏只有一個地方，可以解決這個問題。我們讀加拉太書三章十三節：「基督既為我們受了咒詛，就贖出我們脫離律法的咒詛。」所以，我們的斷案是：從律法的咒詛裏贖出來。我們在神面前是罪人，我們就是在律法的咒詛之下。主耶穌替我們死了，就把我們從律法的咒詛之下贖出來了。我們要注意，不是從律法裏贖出來，乃是從律法的咒詛之下贖出來。如果從律法裏贖出來，就是不義。從律法的咒詛之下贖出來，意思是從律法的結局裏贖出來。不是脫離幾條律法，乃是因犯罪的就要受刑罰，主耶穌流血答復了律法的要求，就贖出我們脫離律法的咒詛。聖經是如此說，所以我們也只能如此說。少一點，過一點，就都要錯了。
http://www..com/s?tn=monline_dg&ie=gb2312&bs=%BB%F9%B6%BD%BD%CC%B5%C4%C0%FA%CA%B7%C8%CF%CA%B6&sr=&z=&cl=3&f=8&wd=%BB%F9%B6%BD%BD%CC%C0%FA%CA%B7&ct=0基督教歷史
Ⅲ 談談你對基督耶穌的認識
基督教於公元一世紀三十年代耶穌受難、復活、升天之後由耶穌的門徒建立。繼承了猶太教的一神論，更完善了一神論信仰。
Ⅳ 基督教對歷史概念的影響有哪些
人類的歷史觀念在中世紀有很大的飛躍。西方學者柯林伍德認為人類關於歷史的觀念在公元後第四和第五世紀，由於基督教思想的革命性的影響得到了重新的塑造。他詳細地分析了基督教是怎樣揚棄古希臘—羅馬時期在歷史學中兩個主導的觀念，即對人性的樂觀主義觀念和作為歷史變化過程基礎的實質主義的觀念。在古希臘，人們習慣把人看成是有理性的動物，由於理性的指導，人們會走向至善。歷史變化過程的基礎是人的理念或心靈。對柏拉圖來說，事物的實質是非物質的，是理念。對亞里士多德來說，最終的真實的實質是心靈。人們的歷史觀念被這種實質主義弄得黯淡無光。歷史事件只不過是這種實質的偶然表現，事件的重要性主要是它們對永恆的和實質的整體投射了一道光芒。人們至多隻是記錄事件，歷史學的范圍被限制在描述人們和事物都在做什麼，而這些人和事物的性質始終被停留在歷史的視野之外。對柏拉圖主義而言，歷史學是不能有什麼實用的價值的。對亞里士多德而言，歷史學也只是像詩一樣的東西。而基督教思想的影響卻為改變這種狀況提供了可能。
根據基督教的創世說，除了上帝之外，沒有什麼東西是永恆的，並且其他的一切都是上帝創造的。人的靈魂不再被看作一種在永恆中的存在，每個靈魂都被看作是一種新的創造物。靈魂不滅的觀念在這個意義上被否定了。歷史不再是人類自己智慧和才能的創造，而是由於上帝的智慧，由於上帝的恩惠，人的慾望才被導向有價值的目的。因此，歷史的過程並不是人類的目的，而是上帝目的的實踐。正如克羅齊所說的：「從基督教看來，歷史既然變成了真理史，它同時也就放棄了意外和機遇，而古人則常使歷史沉溺於這些東西，它認識了它自己所固有的法則，這不再是一種自然的法則，甚至不再是星宿的影響(奧古斯丁反對異教徒的這種學說)，而是理性、智慧、天意了」。基督教對歷史帶來的新問題和新答案，克羅齊認為是對人類精神的構成的一份永遠有效的可靠財富。
基督教思想為歷史觀念帶來的第二個革命性的變化，就是打破了古希臘關於歷史的循環論觀點，在天意的指引下為歷史帶來了秩序的觀念。正如阿奎那所說的，天意要為一切事物貫徹一種秩序。在他看來，人的所作所為，所取得的某些成就，並不是由於他自己的智慧，而是由於上帝的智慧，這是一種關於歷史的新的觀念。按照這種新的歷史觀念，歷史過程並不是人類的目的，而是上帝的目的的實踐。因為上帝的目的就是一種對人類的目的，是一種一定會貫徹下去並且通過人類的意志活動而體現出來的目的。
基督教思想對歷史觀念的第三個革命性的影響，是對於歷史的一種普遍主義和世界主義的態度。在上帝的眼中人人平等，沒有什麼選民，沒有什麼特權的階級，沒有哪個集體比其他的集體更重要。所有的人和所有的民族都包括在上帝目的的規劃之中。基督教不會滿足於一些民族的局部和特殊的歷史，要求一部普遍的歷史，一部世界史。
這種新的歷史觀把歷史看作是一個過程，歷史的歷程不過是客觀的天意的計劃的實施，有它的客觀必然性，甚至連最明智和擁有權力的人也都捲入其中。上帝是有遠見和富有建設性的，決不允許什麼人來干擾他的計劃。歷史事件的總歷程就是一種准則，它是用來判斷參與其中的每個人的。歷史是一種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必然性所塑造的歷史過程。這種歷史觀念的變化是空前的，也是深刻的。
Ⅳ 基督教創立的歷史背景是什麼，別亂說，不用太復雜。不要說什麼基督教和別的教的區別
耶穌基督與公元1世紀左右降臨在巴勒斯坦，當時的巴勒斯坦地區信仰是猶太教，也是信奉上帝的。猶太人作為上帝最初的選民，受賜十誡，擔負著上帝傳播福音的使命。但是後來因為猶太人貪婪，迂腐的天性辜負了上帝的期望，上帝這才派耶穌季度來到世間撥亂反正。可惜猶太人非但不承認耶穌是救世主，還密謀將耶穌基督害死了。耶穌基督在世時還沒有基督教會，耶穌基督被猶太人害死後耶穌基督的信徒們以耶路撒冷為中心形成了猶太教中一個新派別，他們尊崇耶穌基督為主，他們相信耶穌就是彌賽亞，已經復活、升天。不久又要再次降臨審判世界，建立千年王國。耶穌門徒宣揚耶穌的生平和他的思想以吸引更多的人到基督這一方面來。這一時期在基督教歷史上被稱為「基督教社團」時期。早期基督教社團由耶穌的門徒彼得、雅各、約翰所鄰導，最初的活動范圍實在耶路撒冷周圍，到後來逐步擴展。他們派使徒向外宣傳福音，尤其是聖保羅（可以說是基督教會的創始人）的傳教活動才使基督徒社團獲得巨大發展，地中海東部沿海各大城市中幾乎都是他們的組織，大批非猶太人也加入了社團，最終使基督徒社團逐步脫離猶太教而成為一個完全獨立的教會組織。
ps：如果樓主還有什麼要問的盡管追問就好了。
Ⅵ 基督教的發展歷史,從基督教的發展歷程得到什麼啟示
基督教發展是通過清朝，明朝的時候通過國外逐步傳給我過的 通過外國人在中國建起了一座一座的基督教發展錯，一座座都在集中，叫做最帥這個歷史充分說明了外國人在中國發展的已經歷史已久了 紅，做一個中國人可以 小心點
Ⅶ 基督教的歷史
基督教最早由猶太人建立，被古羅馬立為國教。在古羅馬分裂為東羅馬帝國（拜占庭帝國）與西羅馬帝國時，基督教也分裂為東正教和天主教（也可稱公教或羅馬公教）。16世紀神學教授馬丁路德撰文叱責教皇銷售贖罪卷惡行，拉開宗教改革的序幕，提出因信得救的教義，分裂出天主教建立新教，這事件引起連鎖反應，許多西歐國家也紛紛脫離了天主教的控制，建立起如安立甘宗、信義宗、歸正宗等其他各派，東正教、天主教、新教（現在基督教泛指新教）及其他教派的共同教義是敬畏上主是人的光榮、誇耀、喜悅和歡愉的冠冕。敬畏上主，悅樂心神，賜與喜樂、愉快和長壽。敬畏上主的人，終必得福；在他臨終之日，必蒙祝福。（參考尼西亞信經），盡管有三大教派，但是基本教義都是相同的。即上帝創世說，原罪救贖說，天堂地獄說。《聖經》，由《舊約全書》和《新約全書》兩部分組成，是基督教的經典。十字架是基督教的標志。他們信奉的「上帝」或「天主」本體上是獨一的，包括聖父、聖子、聖靈（聖神）三個位格，格不能亂，體不能分。
11世紀基督教大分裂，因羅馬帝國滅亡後的差異化發展，形成羅馬天主教（羅馬大公教會）為首的西方基督教，和希臘正教（正統大公教會）為首的東方基督教。[7] 16世紀西方基督教宗教改革，由路德宗、加爾文宗、安立甘宗奠定新教（更正教）基礎，同時基督教各派也以地理大發現為契機傳入世界各地。[8]
20世紀，世界基督教會聯合會成立。截至21世紀初，基督徒超過二十億人，約佔全球人口三分之一，與佛教、伊斯蘭教並列世界三大宗教，[9] 並在中國五大宗教占據兩席。[10] 而天主教為首的教會，也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非政府教育、醫療和慈善機構。
Ⅷ 基督教的發源及其歷史意義
1.基督教早為猶太教分支，產生於猶太教，由耶穌創立，使用猶太教舊約經文，後加入耶穌及其弟子的言行（新約），強調了平等，破除猶太教等級制度和一些陋習，頗的貧苦大眾之人心，由於指出猶太人甚至整個人類違背了與上帝（耶和華）的約定，本來因該滅亡，後上帝指派其兒子耶穌替人類釘上十字架，承擔了人類的罪行，人類才得以拯救，該教義受到猶太教抵觸，猶太人和羅馬人長期迫害基督徒，直到於羅馬帝國內外交困，日見衰落，民眾信仰基督教的人越來越多，最終羅馬皇帝君士坦丁宣布基督教合法，基督教漸成羅馬國教，隨著羅馬的疆土擴張，歷次宗教戰爭，影響到西方各國，再由西方傳教士隨西方國家的貿易擴張和侵略擴張（不能迴避的歷史）傳播到全球
2.基督教提倡平等，積極介入宗教和政治改革，援助科學和技術研究，建立人道主義救助機構，不管其理論是否真實或科學，基督教催生了近代的一系列政治和經濟，科技的變革，產生了近代民主政治的國家政體，基督教的不斷革新也催生了工業革命等等重大的人類歷史變革，對於現代人類社會影響之深遠，其他宗教尚不能及
Ⅸ 基督教的歷史作用
公元四世紀，古羅馬誕生了第一位基督教皇帝君士坦丁，在他的庇護下，基督教由屢受迫害的異教變成了正統國教。當徒手的耶穌戰勝了持劍的愷撒之後，基督教逐漸征服了西方人的精神，對西方文明的發展做出了諸多貢獻。
一、馴化野蠻人的基督教
從人性進化的角度講，特別是在精神及其倫理層面上，基督教在古希臘的理性精神之外，提供了統一的持久的超驗信仰，對天堂的期待安撫著地上的苦難，信徒的良知反抗著世俗權力的蠻橫，並通過聖徒的殉道和懺悔為人們提供道德典範（比如，耶穌殉難之後，又有聖彼得和聖保羅的殉教，聖·奧古斯丁的懺悔）。這信仰，這典範，提升著西方人的精神世界，也作為在道德上凝聚社會的紐帶連接起世世代代的倫理傳承。由基督教和古希臘形而上學的結合而形成的超驗倫理，在西方文明中具有超越世俗功利的絕對價值，並逐漸演變為普遍有效的公德標准。來自上天的超自然的恩惠和制裁，許給為善者入天堂的萬世至福，降給作惡者下地獄的永生懲罰，又通過懺悔的途徑給人以贖罪和自新的機會。上帝之子耶穌用甘願上十字架的代價，背負起人的「原罪」，以絕對的非暴力對抗暴力，以絕對的愛與寬恕降恩於所有罪人。生而有罪的人類，唯有終生向上帝祈禱和懺悔，在行為上不斷行善積德，才能在無限的贖罪之路上接近天國。正是這種恩罰並重、懺悔贖罪和良知反抗的超驗倫理，逐漸把兇悍的野蠻人和貪婪的惟利是圖之徒，馴化為平和、節制和反省的文明人，也就是把本能人提升為具有信仰的理性人。
從歷史進程的角度講，基督教興盛於大一統的羅馬帝國開始走向衰敗之時。北方蠻族的入侵、內部的暴虐統治、腐敗奢侈、權爭陰謀和底層反抗，已經失去道德方向的羅馬帝國，強大的武力只能帶來更大的災難。幸運的在於，羅馬帝國在武力上敗給了蠻族，基督教卻在精神上馴服了野蠻人，使之逐漸變成文明人。古羅馬帝國的統一傳統與北方蠻族的分離勢力發生武力沖突，在世俗意義上，促成了羅馬帝國的衰亡和民族國家的紛紛獨立，但在屬靈意義上，教權之下的信仰及教會的統一，等於在另類意義上延續著昔日的羅馬帝國統一。正如英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政治領袖溫斯頓·邱吉爾所言：「羅馬帝國滅亡以後，獲勝的野蠻人也同樣被基督的福音迷住了。雖然他們並不比今天的善男信女更能剋制自己的邪欲，但是他們有共同的教義和神靈的啟示。一條聯接著歐洲各個民族。一個世界性機構遍布所有國家，它無比強大，而且是羅馬時代倖存下來的惟一成為系統的機構。這一機構的首腦是羅馬的主教，他在精神上或者至少以教職的形式，恢復了羅馬皇帝已經喪失的權威。」（《英語民族史》第一卷《不列顛的誕生》，溫斯頓·邱吉爾著，薛力敏林林譯，南方出版社2003年版P83）
正是憑借著聖徒的榜樣激勵、教會的超然權威、教義的普世正義、教士之佈道安慰、儀式之庄嚴魅力、信徒之堅定虔誠……才培育出互助、慈善、剋制、苦行等社會公德。僧侶們的開荒拓土，教堂和修道院對弱勢者的庇護、對窮人的賑濟、收養鯀寡孤獨、安頓迷途旅客，教會醫院救死扶傷，特別是救助那些被遺棄的罪犯和傳染病人……等等，宗教場所不僅成為施善育德和救死扶傷之地，也成為維護世界和平的源泉，交戰雙方不得進入宗教場所，已經成為世界通則。
二、改變社會結構的基督教
從社會發展的角度講，基督教對西方社會的發展具有三大功能。
1，教會成為凝聚社會大家庭的組織紐帶和自治權威，也成為秩序與和平之源。不僅是羅馬教廷提供了西方屬靈世界的統一權威，而且各地方教會也成為社區自治的組織核心。這種以教會為組織核心而形成的秩序，對結束無政府的混亂狀態來說，具有著遠比世俗政府更強大的功能。怪不得有人戲稱：「梵蒂岡的世界性權威就是宗教領域的『聯合國總部』。」但與現在的聯合國相比，梵蒂岡的統一權威具有悠久的傳統，而聯合國的權威僅僅是二戰後的產物，所以，梵蒂岡對世界各地的天主教會的權威之有效，遠非紐約聯合國總部對各成員國的權威所能比擬。梵蒂岡訓令對全世界的教徒具有強大的約束力，而聯合國決議卻難以真正約束各主權國家的行為。
2，基督教信仰，逐漸凝聚起整個西方教徒的信仰共識，從而形成了相對於世俗權力及其利益的超驗良知，隨著教會的普及和日漸擴張，這種獨立於世俗王權之外的道德的或精神的普遍共識，逐漸變成了高度組織化的宗教權威，在世俗政權本身無法形成對最高權力的內部制度化制約的情況下，基督教作為社會性的精神權威，發揮著從外部制約世俗王權的作用。由此，基督教改變了西方社會的整體結構，即在世俗政府的權威之外，造就了另一個獨立的屬靈權威，構成了兩種權威、兩套法律、兩種責任的並存。神權的確立及其教會財產的合法化，在使西方人的宗教信仰由多神教變成一神教的同時，也使古希臘遺留下來的一元社會隨之退出歷史舞台，西方社會的權力結構逐漸由一元變成二元，神權與王權、教會與政府、僧侶與俗人、宗教法與世俗法……的並存，構成了古羅馬社會結構的二元化：一是僧俗並存並日趨走向政教分離，二是自上而下的封建和自下而上的自治並存。正是在兩種不相上下的社會力量及其制度的相互對抗中，西方社會才能逐漸形成兩種統治力量相互制約的權威均衡，為西方制度向自由憲政的演變提供了成熟的社會條件。
3，為西方法治秩序的形成提供超驗基礎。在基督教成為古羅馬的國教之後，不僅教會法在技術上為世俗法提供了可資效仿的對象，而且對來自超驗正義的教會法為法治秩序的超驗基礎，於是，西方人逐漸形成了這樣的法治思想：法律如若要形成穩定的普遍的規則，首先，法律來上帝的意志，乃善法而非惡法，《摩西五經》是法律的原型；而法律如果僅僅來自愷撒，就很容易變成主要服務於統治者意志的惡法。其次，法律只有被信仰，才會被尊重、被自願服從，整個社會才能具有以遵紀守法為榮的公共意願。否則的話，法律要麼變成「惡法」，只服務於統治者的意志；要麼形同虛設、被法律之外的潛規則代替。
三、培育西方人文精神的基督教從人文精神的特質和文化發展的角度講，基督教為西方文化提供了精神、制度和物質的偉大貢獻。
1，基督教的教義及其神學思想，對西方的人文學具有全面而深刻的影響。教義提供普世道義，拉丁文提供統一文字，自耶穌殉難以來的西方，沒有基督教背景的一流精神產品，幾乎是不可想像的。無論是神學、哲學、文學，還是繪畫、音樂、建築，只要是人文和藝術的創造，無一不打上鮮明的基督教印跡。不要說神權時代的人文精神被基督教信仰所左右，即便是在理性化世俗化的近、現代西方，基督精神也為人文創造提供深層的滋養，文藝復興運動、啟蒙運動和非理性主義運動之中誕生的文化巨人們，盡管以復興古希臘的理性精神來對抗神權主宰的中世紀，但是從但丁的《神曲》到義大利三傑的繪畫，從莎士比亞的戲劇到歌德的《浮士德》再到貝多芬等人的交響曲，從康德的絕對律令到尼採的超人，人們都能看到基督受難的形象和聽到天國的鍾聲。可以說，基督教已經滲入了西方文化的血肉之中。特別是那種指向絕對價值的超越精神，已經成為西方文化的最醒目的標志。
2，基督教教會和神職人員在保存古代文化遺產方面貢獻卓著，不僅是與基督教傳承直接相關的古典遺產，還有大量異教和異端的文獻資料。經院神學家對古典哲學做出的獨特性解釋，對古典精神的傳承具有承前啟後的意義。教會開辦的神學院為西方高等教育體制奠基，是西方的近、現代的大學及其研究制度的母體。教會、修道院和神學院訓練出大量的教師、學者、法官、外交官和內閣大臣。教會的慈善事業也包括資助藝術創作，西方的音樂、繪畫和建築所達到的藝術高度，沒有教會所提供的精神資源和物質
支持，也是難以想像的。
近現代以來，藉助於強大的經濟、先進的技術和優越的制度，基督教的信仰征服已經從西方向非西方國家擴展，而且一直持續到當代世界。基督教及資本主義文明具有強烈的擴張性，先後造就了羅馬帝國、大英帝國和二戰後的美利堅新帝國，並由武力的征服和佔領的殖民擴張演變為資本的擴張和福音的擴張（道義擴張），基督教為西方文明的擴張意識注入了「傳播上帝福音」的道義動力，其世俗化進程表現為經濟上的自由市場的全球化和政治上的自由民主的全球化。在「資本」為了利潤而進行的無遠弗界的擴張中，虔誠而富於獻身精神的傳教士，也不惜歷盡千難萬險地傳播福音，甚至於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西方傳教士的足跡。
進入20世紀之後，人類歷史富於戲劇性的發展證明：自發形成於特定地區的基督教、市場經濟和自由憲政，之所以具有難以抗拒的擴張性，就在於它們具有其他文明所缺乏的與人性的內在契合性——善待人性、確立人的尊嚴、鼓勵自由競爭、確保和平秩序和激發人的首創精神。所以，西方文明逐漸顯露出其普世性品質，被越來越多的其他地區和其他文明所接受，甚至演變成難以抗拒的歷史大勢，順治者昌而逆之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