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語文書是在哪個朝代誕生
據《六十年」語文「史論（1887-1950 》，「語文」一詞產生於19世紀末，在解放前已是一個常用詞了，但作為課程名稱的時間較晚。1905年，清朝在廢除科舉制度以後，開始開辦新學堂。當時的課程以至教材，都是從西方引進的，只有稱為「國文」課一科，傳授的仍是歷代古文。五四運動爆發以後，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國文課受到了沖擊，小學於是改設「國語」，教材具有鮮明的口語特點，選用的都是白話短文或兒歌、故事等。
中學仍設國文課，白話文的比重也明顯增加，選用了魯迅、葉聖陶、冰心等新文學作家的作品。在20世紀30年代後期，葉聖陶、夏丏尊聯名提出了「語文」的概念，並嘗試編寫了新的語文教材，可惜因日本侵略中國而被迫終止。全國解放後，葉聖陶先生再次提出將「國語」和「國文」合二為一，改稱「語文」。這一建議被華北政府教育機關採納，隨後推向全國，從此，「語文」成了中小學甚至擴張到其他國家的一門主課。 [2]
舊中國，語文是古今書面語言作品——語體文和文言文——的簡式統稱。現今，語文是學科名。語文，還是一個人文素質衡量術語，指人的內部言語機製品質和外部言語技術能力綜合水平。（陳金海《釋「語文」》）
1932年，上海大江書鋪刊印了復旦大學陳望道先生的修辭學名著《修辭學發凡》，書中大量使用了「語文」一詞！有「漢語文」、「語文分離」、「語文合一」、「語文正常關系」、「語文改進」、「語文的體式」、「完美的語文」等。大教授這些「語文」是指什麼呢？細讀《修辭學發凡》全書，清楚得很，「語」是來源於口語的書面語，「文」是來源於文言（文飾之言）的書面語，未形成文字的口語叫「話」，形成了文字的是「文」。陳望道先生花費筆墨篇幅要說的是「『語辭』和『文辭』都是需修之辭」。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走上了新的發展道路，與上層建築關系密切的語文教育也面臨著創新發展的需要。恰逢此時，時任華北人民政府教科書編審委員會主任的葉聖陶先生提出了「語文」這個新概念。
1949年8月，葉老主持草擬《小學語文課程標准》及《中學語文課程標准》時，第一次使用「語文」作為學科名稱，用來取代當時在小學稱為「國語」、在中學稱為「國文」的課程。
1950年，由國家出版總署編審局編寫出版全國統一使用的中小學課本時，統一名為「語文」，並在初中語文教材的「編輯大意」里作了如下說明（小學教材中也有大致相同的陳述）：說出來的是語言，寫出來的是文章，文章依據語言，「語」和「文」是分不開的。語文教學應該包括聽話、說話、閱讀、寫作四項，簡稱為：「聽說讀寫'。因此，這套課本不再用「國文」或「國語」的舊名稱，改稱「語文課本」。1950年8月1日，隨《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頒發中學暫行教學計劃（草案）及中等學校暫行校歷（草案）令》的公布，一個嶄新的學科名——語文，庄嚴誕生。除1956年3月19日至1958年3月8日語文被分設為漢語和文學兩科間隔兩年，一直沿用，已經60多年了。然而，由於60多年來新中國教育事業發展空前迅猛，加上「文革」的遭折，語文學科還沒有完整的「科學定義」。
1964年2月1日，葉老在給友人的信中進一步回憶了「語文」的由來：「語文」一詞，始用於一九四九年華北人民政府教科書編審委員會選用中小學課本之時。前此中學稱「國文」，小學稱「國語」，至是乃統而一之。彼時同人之意，以為口頭為「語」，書面為「文」，文本於語，不可偏指，故合言之。亦見此學科「聽」「說」「讀」「寫」宜並重，誦習課本，練習作文，固為讀寫之事，而苟忽於聽說，不注意訓練，則讀寫之成效亦將減損。原意如是，茲承詢及，特以奉告。其後有人釋為「語言」「文字」，有人釋為「語言」「文學」，皆非立此名之原意。（詳見《少為人知：「語文」一詞從何而來？》作者王本華，供職於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學語文室）註：江西真語文陳老師指出，王本華該文存在嚴重錯誤，是經不 [2] 起推敲的。「葉聖陶是『語文』一詞的創始人」之說法，在漢語語言學上，在語文課程論上，都無真理性可言。
2013年6期《教育學報》上的《六十年」語文「史論（1887-1950）》，從語文教育發展史的角度梳理了「語文」一詞的流變，從學理上辨析了關於「語文」的各種闡釋的源頭，還原了「語文」的本義，即「語言（口語）文字（書面語）」，這篇論文是中國第一篇系統研究「語文」課程命名的學術文章，是對王本華博士的2012 年《少為人知：「語文」一詞從何而來？》一文的學理糾錯。
因此，60多年來語文教育界見仁見智、莫衷一是，應試教育的白熱化浪潮現將語文教育推倒了業內外人士公認公憤的「少慢差費」困境之中。如何使語文教育走出「少慢差費」筆者認為應實事求是理性思維，抽薪止沸，對「語文」這個概念作出科學的辨證，並取得共識，盡快解決語文學科基礎理論方面的問題。語文科學概念問題已60多年了，也有必要總結成功的最根本經驗，上升到理論。有了科學的理論指導，實踐就不至於徘徊不前。所以「語文」必須解釋。（引用自《陳金海：釋「語文」》）
② 語文一詞最早出現在誰的作品中，它指的是什麼意思
語文」一詞出現的歷史並不長。在20世紀30年代後期，葉聖陶、夏丏尊二人提出了「語文」的概念，並嘗試編寫新的語文教材，可惜因戰爭被迫終止。全國解放後，葉聖陶先生再次提出將「國語」和「國文」合二為一，改稱「語文」。這一建議被華北政府教育機關採納，隨後推向全國，從此，「語文」成了中小學甚至擴張到其他國家的一門主課。
③ 語文的由來
「語文」一詞出現的歷史並不長。1905年，清朝在廢除科舉制度以後，開始開辦新學堂。當時的課程以至教材，都是從西方引進的，只有稱為「國文」課一科，傳授的仍是歷代古文。五四運動爆發以後，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國文課受到了沖擊，小學於是改設「國語」，教材具有鮮明的口語特點，選用的都是白話短文或兒歌、故事等。中學仍設國文課，白話文的比重也明顯增加，選用了魯迅、葉聖陶、冰心等新文學作家的作品。在20世紀30年代後期，葉聖陶、夏丏尊二人提出了「語文」的概念，並嘗試編寫新的語文教材，可惜因日本侵略中國而被迫終止。全國解放後，葉聖陶先生再次提出將「國語」和「國文」合二為一，改稱「語文」。這一建議被華北政府教育機關採納，隨後推向全國，從此，「語文」成了中小學甚至擴張到其他國家的一門主課。
④ 語文的歷史
語文學習的方法是多種多樣的，其中重要的一種，就是與歷史課橫向聯合。中國古代的學問中，原本就是「文史哲不分家」，只是到了近代，隨著西方科學傳入我國，這才深刻地影響了我國的傳統學問。
同學們也都清楚，我國最偉大的歷史學家司馬遷。他既是偉大的歷史學家，也是偉大的文學家。倘若你到陝西省韓城市芝川鎮去的話，你一定要恭恭敬敬地拜謁一下「太史祠」，在那裡你會看到一塊牌匾，上書四個大字「文史祖宗」。什麼意思呢？這是對司馬遷的偉大文學才華和歷史才華的稱誦。其實，幾乎一切偉大的歷史著作都是文學著作。班固的《漢書》不是么？《左傳》《戰國策》不是么？《東周列國志》不是么？還有那麼多的評書，比如單前芳的《隋唐演義》，劉蘭芳的《岳飛傳》，袁闊成的《水滸傳》等等，不都是歷史么，其實也是文學、文藝、曲藝，說不定你還很喜歡呢。
再說了，在語文課學習當中，老師竟經常會提到一個說法，特別是學習古典詩詞時，老師經常會說「要知人論世」。什麼意思呢？意思是說，要深入的理解一首詩詞，必須了解作者生平和這首詩詞相關的時代和社會背景，而了解這些就是了解歷史。反過來說，歷史課本里還有我們很多要記憶的名人名言，比如林則徐的「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這不是語文課里要求記憶的內容么？大家也非常清楚，歷史課本里往往引用很多文言文，作為歷史佐證。比如，講述人類的產生和發展時，就引用了《韓非子》里的一段話：「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人民不勝禽獸蟲蛇。」這段話不理解怎麼學習？高中同學更覺得棘手的還有歷史科高考，往往引用文言文或者詩詞，讓大家分析材料，看看材料反映的是哪一歷史時期的什麼問題。你的文言文功底差，怎樣去分析？怎樣去確認？倘若當初學習歷史課認認真真地記憶，認認真真地理解的話，學習歷史，回答問題不是很容易么？學習語文不夜省了一些力氣么？
寫作文時，同學們常常苦於沒有材料，殊不知歷史課本中的很多人和事，就是一個豐富的寫作素材庫呀！無論翻開高考滿分，還是中考滿分作文，你會發現，很多文章都在打歷史的主意，沾歷史的光。動輒春秋戰國如何如何，要麼古代近代怎樣怎樣，簡直是俯拾即是，不一而足。雖說這樣作文還有些欠缺，但畢竟是一種為文之法呀！雖然我不主張甚至反對那種花里胡哨引用歷史典故的作文，但是我認為只要深入理解歷史人物並進入其內心，領會其精神，有了自己的體會和感悟，就仍然是好文章。
好的文章必須要有深刻的思想，而學習歷史會加深我們對當前社會的認識，提高我們的思想境界，使我們學會歷史地看待問題，而不是簡單作結論。比如關於曾國藩，我們究竟該怎樣看待，怎樣認識，這就是很值得思考的問題。少年兒童時期，我們大概會把人分為兩類——好人和壞人，同樣也會把世間的事情分為兩類——好事和壞事。作為一個少年兒童，這是可以原諒的；但是對於一個系統學習各科知識的人來說，我們就不能這樣簡單地評價一個人。這就需要我們學會「歷史唯物主義」，動態地看待一切人和事。曾國藩鎮壓太平軍，這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無疑是不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做法。但是《曾國藩家書》是不是就要隨著他鎮壓太平天國的行動而一律歸為反動呢？恐怕不是那麼簡單。現代史上，中共產黨不是多次與中國民黨進行合作么？世界著名的100篇演講中，不是還有蔣介石的一篇么？你看學習歷史就有這么大的作用，它使我們變得更聰明、更復雜豐富，使我們能夠從歷史發展的角度去認識和看待一切人和事，從而得出一個比較可靠的、具有思想深度的結論。
我們學習語文，就是在學習文化，而廣泛的「文化」是包括「歷史」在內的。總之一句話：語文離不開「歷史」！親愛的同學們，希望大家能夠盡快的改變單一的學習模式和學習方法，飛向更加廣闊的歷史天空，去收獲一份從未有過的、新奇的學習快樂！
⑤ 語文是什麼時候創建的的
「語文」一詞出現的歷史並不長。1905年，清朝在廢除科舉制度以後，開始開辦新學堂。當時的課程以至教材，都是從西方引進的，只有稱為「國文」課一科，傳授的仍是歷代古文。五四運動爆發以後，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國文課受到了沖擊，小學於是改設「國語」，教材具有鮮明的口語特點，選用的都是白話短文或兒歌、故事等。中學仍設國文課，白話文的比重也明顯增加，選用了魯迅、葉聖陶、冰心等新文學作家的作品。在20世紀30年代後期，葉聖陶、夏丏尊二人提出了「語文」的概念，並嘗試編寫新的語文教材，可惜因日本侵略中國而被迫終止。全國解放後，葉聖陶先生再次提出將「國語」和「國文」合二為一，改稱「語文」。這一建議被華北政府教育機關採納，隨後推向全國，從此，「語文」成了中小學甚至擴張到其他國家的一門主課。
⑥ 語文創始於多少年代
語文」一詞產生於19世紀末，在解放前已是一個常用詞了，但作為課程名稱的時間較晚。1905年，清朝在廢除科舉制度以後，開始開辦新學堂。當時的課程以至教材，都是從西方引進的，只有稱為「國文」課一科，傳授的仍是歷代古文。五四運動爆發以後，中學仍設國文課，白話文的比重也明顯增加，選用了魯迅、葉聖陶、冰心等新文學作家的作品。在20世紀30年代後期，葉聖陶、夏丏尊聯名提出了「語文」的概念，並嘗試編寫了新的語文教材，可惜因日本侵略中國而被迫終止。全國解放後，葉聖陶先生再次提出將「國語」和「國文」合二為一，改稱「語文」。這一建議被華北政府教育機關採納，隨後推向全國，從此，「語文」成了中小學甚至擴張到其他國家的一門主課
⑦ 「語文」一詞從何而來
「語文」一詞出現的歷史並不長。1905年，清朝在廢除科舉制度以後，開始開辦新學堂。當時的課程以至教材，都是從西方引進的，只有語文一科，教授的仍是歷代古文，當時稱為「國文」課。
五四運動爆發以後，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國文課受到了沖擊，小學於是改設「國語」，教材具有鮮明的口語特點，選用的都是白話短文或兒歌、故事等。中學仍設國文課，白話文的比重也明顯增加，選用了魯迅、葉聖陶、謝冰心等新文學作家的作品。在20世紀30年代後期，葉聖陶、夏丐尊二人提出了「語文」的概念，並嘗試編寫新的語文教材，可惜因日本侵略中國而被迫中止。
全國解放後，葉聖陶先生再次提出將「國語」和「國文」合二為一，改稱「語文」。這一建議被華北政府教育機關採納，隨後推向全國，從此，「語文」成了中小學的一門主課。
⑧ 「語文」一詞的來歷
「語文」一詞出現的歷史並不長。1905年，清朝在廢除科舉制度以後，開始開辦新學堂。當時的課程以至教材，都是從西方引進的，只有語文一科，教授的仍是歷代古文，當時稱為「國文」課。
五四運動爆發以後，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國文課受到了沖擊，小學於是改設「國語」，教材具有鮮明的口語特點，選用的都是白話短文或兒歌、故事等。中學仍設國文課，白話文的比重也明顯增加，選用了魯迅、葉聖陶、謝冰心等新文學作家的作品。在20世紀30年代後期，葉聖陶、夏丐尊二人提出了「語文」的概念，並嘗試編寫新的語文教材，可惜因日本侵略中國而被迫中止。
全國解放後，葉聖陶先生再次提出將「國語」和「國文」合二為一，改稱「語文」。這一建議被華北政府教育機關採納，隨後推向全國，從此，「語文」成了中小學的一門主課。
⑨ 語文的歷史和由來
標簽：
「語文」一詞出現的歷史並不長。 1905年，清朝在廢除科舉制度以後，開始開辦新式學堂。當時的課程以及其他教材，都是從西方引進的，只有語文一科，教授的仍是歷代古文，當時稱為「國文」課。 五四運動爆發以後，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國文課受到了沖擊，小學於是改設「國語」課，教材具有鮮明的口語特點，選用的都是白話短文或兒歌、故事等。中學仍設國文課，白話文的比重也有明顯增加，選用了魯迅、葉聖陶、謝冰心等新文學作家的作品20世紀30年代後期，葉聖陶、夏丐尊兩人提出了「語文」的概念，並嘗試編寫新的語文教材，可借因日本侵略中國而被迫中止。qzzhuang20130314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葉聖陶先生再次提出將「國語」和「國文」合二為一，改稱「語文」。這一建議被華北政府教育機關採納，隨後推向全國。從此，「語文」成了中小學的一門主課。
⑩ 語文的來歷
漢語
漢語 世界主要語言之一。屬漢藏語系，是這個語系裡最主要的語言。除了中國大陸和台灣省以外,漢語還分布在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以漢語為母語的人大約有 9.4億。漢語是聯合國的工作語言之一。
漢語的標准語是近幾百年來以北方官話為基礎逐漸形成的。它的標准音是北京音。漢語的標准語在中國大陸稱為普通話，在台灣稱為國語，在新加坡、馬來西亞稱為華語。 在廣義上是指漢族的語言，狹義上指普通話，另外還有國語、華語、中文等稱呼都是指漢語。毫無疑問，漢語是世界上使用人數最多的一種語言，世界上大約有1/5的人使用漢語作為母語。漢語也曾對其周邊的國家的語言文字產生過重要影響。例如日語、韓語、越南語中都保留有大量的漢語借詞以及漢語書寫體系文字。漢語是聯合國工作語言之一。漢語是或是一種中國語文。
漢語作為世界特有的象形文字語言，文字高度的統一與規范，現代漢語有統一和規范的語法，盡管方言發音差異特別大，但是書面語言規范，沒有方言差異造成的書面交流障礙。
漢語屬於獨立語，分析語。漢語的書寫方式是一種象形文字的漢字。五四運動之前所使用的書面語叫做「文言」，是一種以孔子時代所使用的以「雅言」為基礎的書面語。五四運動之後所推動的書面漢語通常被稱為「白話」，即以北方話為基礎的現代書面語。在現代漢語的書面語中，文言已經很少使用了。
語音
漢語的音節可以分析成聲母、韻母、聲調3部分。打頭的音是聲母，其餘的部分是韻母，聲調是整個音節的音高。把聲調也看成音節的組成部分，是因為漢語的聲調是辨義的。例如「湯、糖、躺、燙」4個字的聲母都是[tang],韻母都是[ang]（方括弧里是國際音標,表格里的國際音標省去括弧），只是因為聲調不同，意義就不一樣，在語言里分別代表 4個不同的語素（最小的有意義的語言單位），在書面上寫成 4個不同的字。
1918年由當時的教育部頒布的國語注音字母是利用漢字字形制定的一套拼音字母。這套字母把主要母音與韻尾合在一起用一個符號表示（例如：ㄠ＝[au]，ㄢ＝[an]），體現了傳統的聲母韻母兩分的精神。注音字母廣泛流傳，影響很大。台灣省一直沿用至今。
1958年公布的漢語拼音方案採用拉丁字母(表2北京話聲母、表3北京話韻母)。自1978年開始，中國人名地名一律改用漢語拼音字母拼寫，取代了威妥瑪式等各種舊拼法。
語法
漢語的語素絕大部分是單音節的（手│洗│民│失）。語素和語素可以組合成詞（馬＋路→馬路│開＋關→開關）。有的語素本身就是詞（手、洗），有的語素本身不是詞,只能跟別的語素一起組成復合詞(民→人民│失→喪失）。現代漢語里雙音節詞占的比重最大。大部分雙音詞都是按照上面提到的復合方式造成的。
文字
從目前我們能看到的最早的成批的文字資料——商代甲骨文字算起，漢字已有3000年的歷史。由於甲骨文字已經是相當成熟的文字體系，我們可以推斷漢字的發生一定遠在3000年以前。漢字的發展可以劃分為兩個大階段。從甲骨文字到小篆是一個階段；從秦漢時代的隸書以下是另一個階段。前者屬於古文字的范疇,後者屬於近代文字的范疇。大體說來，從隸書到今天使用的現代漢字形體上沒有太大的變化。
從漢字跟漢語的關系看，漢字是一種語素文字。從漢字本身的構造看，漢字是由表意、表音的偏旁（形旁、聲旁）和既不表意也不表音的記號組成的文字體系。
漢字起源於圖畫。在漢字產生的早期階段，象形字的字形跟它所代表的語素的意義直接發生聯系。雖然每個字也都有自己固定的讀音，但是字形本身不是表音的符號，跟拼音文字的字母的性質不同。象形字的讀音是它所代表的語素轉嫁給它的。隨著字形的演變，象形字變得越來越不象形。結果是字形跟它所代表的語素在意義上也失去了原有的聯系。這個時候，字形本身既不表音，也不表義，變成了抽象的記號。如果漢語里所有的語素都是由這種既不表音也不表義的記號代表的，那麼漢字可以說是一種純記號文字。不過事實並非如此。漢字有獨體字與合體字的區別。只有獨體字才是純粹的記號文字。合體字是由獨體字組合造成的。從構造上說，合體字比獨體字高一個層次。因為組成合體字的獨體字本身雖然也是記號,可是當它作為合體字的組成成分時,它是以有音有義的「字」的身份參加的。合體字可以分成以下3類：
①形聲字。形聲字由表示意義的形旁和表示讀音的聲旁兩部分組成。拿構造最簡單的形聲字來說，形旁和聲旁都是由獨體字充當的。作為形聲字的組成部分，這些獨體字都是有音有義的字。不過形旁只取其義，不取其音,例如「鳩」字的偏旁「鳥」；聲旁則只取其音,不取其義，例如「鳩」字的偏旁「九」。 由於字義和字音的演變，有些形聲字的形旁或聲旁現在已失去了表意或表音的功能。例如「球」本來是一種玉的名稱,所以以「玉」為形旁。現在「球」字不再指玉,這個形旁就沒有作用了。再如「海」字本來以「每」為聲旁。由於字音的變化，現在「海」和「每」的讀音相去甚遠，聲旁「每」也就不起作用了。有的時候，形旁和聲旁都喪失了原來的功能,例如「給、等、短」。這一類字已經不能再作為形聲字看待了。
形聲字和非形聲字之間並沒有明確的界限。造字之初，形聲字和它的聲旁的讀音本來就不一定密合。發展到現代漢字，出入就更大了。有人拿7500多個現代合體漢字進行統計。就普通話讀音來說，合體字跟聲旁完全同音(聲母、韻母、聲調全同)的不到 5％。聲母、韻母相同而聲調不同的約佔10％。只有韻母一項相同的約佔20％。如果我們只把前兩類看作形聲字，那麼形聲字大概只佔通行漢字的15％。如果把以上三類全看作形聲字，形聲字大概會占通行漢字35％的樣子。要是把標准再放寬或者完全根據來歷確定形聲字，那麼通行漢字中形聲字的百分比還要高得多。
②合體會意字。古人說「止戈為武」，「人言為信」。對於「武」、「信」兩個字來說,這種解釋是錯誤的。不過漢字體系裡確實有按照這種方式造成的字，例如「不正為歪」，「不好為孬」。這一類字的特點是會合偏旁的字義來表現整個合體字的意義。這種字為數很少，只有個別的例子。
以上兩類合體字里的偏旁有的有表意作用，有的有表音作用。下邊一類的情形不同。 ③合體記號字。這一類合體字的偏旁既不表意，也不表音。這主要有兩種情形。一是由於字音和字義的變化,原來的聲旁和形旁已經不再表音、表意了。例如上文舉過的「給、等、 短」一類字。 另一種情形可以舉「章」字為例。 按照漢代許慎《說文解字》的分析，「章」字從「音」從「十」。 可是現在一般人說「立早章」 (以區別於「弓長張」)的時候,是把它分析成「立」和「早」兩部分。其實從古文字看,「章」本來是一個獨體象形字,跟「音、十、立、早」都沒有關系。
漢字用來記錄漢語已經有3000年以上的歷史，一直沿用到今天，沒有中斷過。在如此長的歷史時期里，漢字不僅為人們的現實生活服務，而且記錄下極其豐富的文化資料；甚至跨越國界，被日本、朝鮮、越南等鄰國借去記錄非漢語語言。
另一方面,長期以來也不斷有人批評漢字的缺點,主要是說漢字難認、難寫、難於機械化（印刷排版、打字等）。因此在掃盲、兒童識字教育、文化傳播等方面，都不如拼音文字效率高。
跟拼音文字比較起來，漢字有它的短處，但是也有它的長處。漢字最大的長處就是能夠超越空間和時間的限制。古今漢語字音的差別很大。但由於2000年來字形相當穩定，沒有太大變化，字義的變化比較小，所以先秦兩漢的古書今天一般人還能部分看懂。如果古書是用拼音文字寫的，現代人就根本無法理解了。有些方言語音差別也很大，彼此不能交談，可是寫成漢字，就能互相了解，道理也是一樣的。
50年代開始進行簡化漢字的工作。1986年重新公布的《簡化字總表》規定了2200多個簡化漢字（包括用簡化偏旁類推的字）。這項工作目前已告一段落，今後在一個時期內將保持穩定，不繼續簡化。因為不斷簡化會破壞文字的穩定性，而且簡化一批字以後，原來的繁體字並不能廢除。結果是漢字的總數有增無減，反而加重了學習和使用的人的負擔。
關於文字拼音化問題，長期以來一直有爭論。從理論上說，任何自然語言都可以用拼音文字記錄。但是由於漢語方言分歧,在推廣普通話的工作沒有取得廣泛、切實的成效以前，改用拼音文字會給方言區的人帶來很大的困難。此外，由於漢字歷史悠久，大量的文獻都是用漢字記錄的。一旦改弦易轍，勢必在文獻的廣泛利用上造成一定困難，在社會心理和民族感情上也可能引起波動。事實上，由於長時間使用漢字這一可以表意的書寫系統，漢語中可以存在大量同音字詞，而且這個現象確實發生了，現在一個音節最多可以對應幾十上百個漢字，如果使用拼音來記載語音，會出現不讀出來就看不懂的現象，即使經過長時間的訓練也無法徹底解決這個問題，因此如果真要進行漢字拉丁化的工作，決不是一朝一夕能夠完成的，在漢語發展到合適的程度以前，最好擱置拉丁化的計劃。
方言
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方言情況復雜。下邊把漢語方言粗分為官話和非官話兩大類來說明。官話分布在長江以北地區和長江南岸九江與鎮江之間沿江地帶以及湖北、四川、雲南、貴州4省,包括北方官話、江淮官話、西南官話幾個方言區。官話區域的面積佔全國3/4，人口佔全國2/3。官話方言內部的一致程度比較高。從哈爾濱到昆明，相距3000公里，兩地的人通話沒有多大困難。非官話方言主要分布在中國東南部，包括吳方言（江蘇南部，浙江大部）、贛方言（江西大部）、湘方言（湖南大部，廣西壯族自治區北部）、粵方言（廣東大部，廣西壯族自治區東南部）、閩方言（福建，台灣，廣東的潮州、汕頭、海南地區）、客家方言（廣東省東部和北部，福建西部，江西南部，台灣）。非官話區域比官話區域面積小，可是方言差別大，彼此一般不能通話，甚至在同一個方言區內部（例如浙南吳方言與蘇南吳方言之間、福州話和廈門話之間），交談都有困難。
書面語和口語
書面語和口語的差別一直相當大。在「五四」時期白話文運動以前，書面語和口語的區別實際上是古今語的區別。以唐宋時代為例，當時人口裡說的是白話。筆下寫的是文言,即以先秦諸子和《左傳》、《史記》等廣泛傳誦的名篇為範本的古文文體。這種情形往上大概可以推到兩漢時期。往下一直延續到20世紀初葉。孫中山1925年立的遺囑就還是用文言寫的。不過2000 年來作為書面語的文言本身也在變化。仿古終歸難以亂真，後世人模仿古語不可能不受當時口語的影響。有人指出韓愈的文章里就有明顯的不合先秦語法的地方。清代桐城派古文家模仿先秦文和唐宋古文家的文章，結果當然更為駁雜。清末梁啟超用一種淺顯的文言文寫政論文章。由於通俗易懂，風行一時，為報章雜志所廣泛採用。目前台灣、香港以及海外中文報刊多數仍舊沿用這種文體。
歷史 方言反映歷史。漢語方言之間語音的差別大，語法和詞彙的差別相對說來比較小。同樣，古漢語和現代漢語之間也是語音的差別大 ， 語法和詞彙的差別小。從總體上看，從上古音（先秦時代）到中古音（隋唐時代）再演變到現代北京音，經歷了逐漸趨向簡化的過程。在先秦時代，塞音聲母和塞擦音聲母都有濁音、不送氣清音和送氣清音三套。鼻音聲母也分清濁兩套。很可能還有[kl-、 pl-、gl-、bl-、sn-、st-、sk-]等形式的復輔音。所有的音節都以輔音收尾，沒有開音節。輔音韻尾除了見於現代方言（例如廣州話）的[m、 n、□、p、t、k]之外，還有[b、d、g]。到了隋唐時代，復輔音聲母和清鼻音聲母早已消失，輔音韻尾也只剩下了[m、 n、□、 p、t、k]。只是塞擦音和擦音卻按發音部位的不同分化為舌頭、舌面和捲舌三套。在現代北京音里濁塞音和濁塞擦音都清化了，輔音韻尾只有[n]和[□]兩個。
聲調的演變是另一種情形。隋唐時期只有平、上、去、入 4個調類。在現代方言里，同一個古調類有時以聲母的清濁為條件分化成陰陽兩類。因此有些方言調類的數目比隋唐時期多，許多非官話區的方言就是如此。
隋唐以來，在調類的分合上發生過兩件大事。一是在許多方言里，古全濁聲母上聲字跟古去聲字合為一類。二是官話方言的入聲韻尾消失以後，入聲字分別歸入平、上、去三聲。北京話就是如此。
分析諧聲字和經典的注音，可以發現上古漢語有過以變調和／或變化聲母的清濁作為轉變詞性（包括分別自動詞和使動詞）的手段的痕跡。在句法方面，先秦漢語的一個明顯的特點是否定句和疑問句里的代詞賓語要提到動詞的前邊去（吾誰欺│不我欺）。
宋元時期漢語語法發生了一些重要的變化。例如動詞詞尾「了」 和「著 」的產生、動補結構的產生等等。「了」和「著」原來都是動詞，後來意義逐漸虛化，終於演變為詞尾。動補結構〔包括不帶「得」的（染紅）和帶「得」的（染得紅）兩類〕也是在這個時期才定型的。
詞彙演變的主要趨勢是雙音節詞的不斷增長。本來在先秦漢語里占優勢的單音節詞逐漸雙音節化。這種趨勢近百年來尤為明顯。據統計，在 180萬字的現代文資料里,一共出現了3萬多個不同的詞，其中70％以上是雙音節詞。
漢語研究 在中國傳統的語言學領域里,音韻學、文字學、訓詁學都有輝煌的成就。最古的按字義編排的字典《爾雅》是戰國時代編的。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是最早的按漢字偏旁編排的字典，同時也是第一部對漢字的結構作出全面、系統的分析的著作。在古代的韻書里,隋代陸法言的《切韻》（601）地位特別重要。無論是研究現代方言,還是上推《切韻》以前的音韻系統,都是重要的資料。9世紀開始出現的韻圖(《韻鏡》、《七音略》、《切韻指掌圖》等）是一種表示整個音韻系統及聲韻調三者配合關系的表格。從現代語言學的角度看，描寫漢語的音韻系統,這種性質的表格是不可缺少的。古音的研究在清代有飛躍的進步。段玉裁首先指出諧聲字系統跟《詩經》用韻基本上相符。清代學者根據這兩種材料給上古音韻母分部，取得了顯著成績。到了王念孫、江有誥，這項工作幾乎已經達到了頂點，可以補充修改之處已經不多。在訓詁學方面，清代學者也有重大貢獻。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和王念孫《廣雅疏證》可以說是這方面的代表作品。
語法學方面，中國學者向來著重虛詞的研究。清代王引之的《經傳釋詞》是最有影響的著作。馬建忠(1845～1900)的《馬氏文通》出版於 1898年。這是第一部系統地研究漢語語法的書。
20世紀上半葉，古音研究取得了重要進展。主要的成績是對中古音和上古音的構擬。這方面工作的開創者是瑞典學者高本漢。其後李方桂在上古音研究上也作出了重要貢獻。
《馬氏文通》研究的對象是古漢語。現代漢語語法的研究是從 20世紀開始的。呂叔湘 《中國文法要略》(1942～1944)和王力《中國現代語法》（1943）兩部書反映了前半個世紀漢語語法研究達到的水平。丁聲樹等《現代漢語語法講話》(1952)雖然是通俗性著作，但是在近年來的語法研究上有一定的影響。60年代以來，漢語語法研究進步很快。趙元任《中國話的文法》(1968)是這個時期比較重要的著作。
在歷史語法學方面,呂叔湘《漢語語法論文集》(1955；增訂本,1984)里的一部分論文開創了近代漢語語法的研究。王力的《漢語史稿》中卷（1958）和日本太田辰夫《中國語歷史文法》(1958)也是這方面有影響的著作。
趙元任《現代吳語的研究》(1928)是第一部用現代語言學方法調查方言的報告。這部書對以後的方言調查工作有重要影響。1956～1957年起在全國范圍內進行了一次方言調查。1979年創辦了專門性的方言刊物《方言》，對方言調查和方言研究起了推動的作用。
20世紀考古方面的重大發現——商代甲骨文字和戰國、秦、漢簡帛的出土，為古文字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貴的資料，促進了這一門學科的發展。
參考書目
李榮：《語音常識》，文化教育出版社,北京,1955。
朱德熙：《語法答問》，商務印書館，北京，1985。
Yuen Ren Chao， A Grammar Spoken Chines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商務印書館,北京,1987。
中國社會科學院、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合編：《中國語言地圖集》，第一冊,朗文出版（遠東）有限公司,香港，1988。
Fang-Kuei Li, Archaic Chinese, in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ress, 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