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台灣中學語文教材都選的什麼文章
被魯迅罵過的人在現代文學史上，魯迅先生曾與當時的一些文化名人發生過筆戰，其中有一些與這些筆戰有關的文章選入了中學語文課本。而教材在涉及這些文化名人的注釋中又簡之又簡，很不全面，基本上都是只介紹他們在與魯迅先生筆戰當時的任職等情況，致使現在的中學生對這些人的了解很大程度上就停留在魯迅對他們的態度及注釋的那些簡單情況的程度上。這些學生如果將來不學人文學科??這樣的學生恐怕還是大多數，那麼這種情況將更加嚴重。於是，魯迅先生對那些人的評價就很有可能成為他們眼中的定論，這無疑是不公平、不科學，甚至也不是魯迅先生所願意看到的。有鑒於此，我在此向讀者朋友們簡要介紹幾位中學語文教材中涉及到的被魯迅先生「罵」過的文化名人，使大家對他們有一個更真實、更全面的認識。梁實秋，看到這個名字，我們恐怕馬上就想到了魯迅先生的《「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一文。而他也是與魯迅先生筆戰時間最長的一位現代文化名人。二人的筆戰，起初系由對文學的階級性的不同看法引起，後又延伸到很多方面。留學美國，師從白璧德的梁實秋主張文學的人性論，而魯迅卻持相反的意見。可以說，論戰之初，還主要在文藝思想的學術范圍內，但漸漸雙方都過火了，都在一定程度上摻雜進了強詞奪理、意氣用事，甚或抵毀謾罵，正是在此特定的氛圍中，魯迅先生才寫下了《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一文，而梁實秋也著文《魯迅與牛》予以反擊。梁實秋1949年去了台灣，成了台灣首屈一指的文學家、翻譯家，曾翻譯了《莎士比亞全集》《英國文學史》，並寫下了數量可觀的高質量文學作品，堪稱卓有成就的一代文化名人。晚年的梁實秋雖離開大陸多年，仍思念故土，眷戀鄉邦，但歸鄉之願終難實現，只好把濃濃的鄉思寄託在一篇篇文章之中。尤其值得大書一筆的是，1971年，他移居美國，並得到了長期居住證，卻始終不加入美國國籍，因為加入美國國籍就必須宣誓忠於美利堅，他是不願做到這一點的。如此民族情感，後人觀之，除了深深敬佩，還能說什麼。當然，筆者在這兒並不是否定魯迅先生與這些文化名人論戰的必要性與正確性，只是想說明，從魯迅先生的有關文章中，我們只能認識到．這些文化名人的一個片斷、一個方面，而以這一個片斷、一個方面來評價一個人，(這不是沒有過，而且還曾長期存在過，甚至現在也還存在)．恐怕是很不恰當的，也不符合實事求是的辯證原則。陳西瀅，即陳源。女師大風潮及「三.一八慘案」發生時，他在《現代評論》的「閑話」專欄發表文章，貌似公正而實偏袒校方，甚至暗示此次風潮系由魯迅先生等人「挑剔」而致，暗指他們是此次風潮的主使，引起魯迅先生的極度反感，遂撰文反擊，並在《記念劉和珍君》等文中譏之為「正人君子」。這是魯迅先生在現代文化史上的第一次筆戰，現在看來也是一場正義之戰，無可挑剔。但如果我們因此就把陳西瀅視為和段祺瑞反動政府一樣的劊子手，可就大錯特錯了。他甚至不是段政府的幫凶：在公開發表的文章中，他也曾明確指責段政府的行為：可是，如果我們不看陳西瀅的原文。僅從《記念劉和珍君》等文章來看，很可能會把他當作和段棋瑞執政府一樣的劊子手，只不過是用筆殺人。女師大風潮之後，陳西瀅應友人之邀出任武漢大學文學院院長一職，此後又赴英國任國民政府駐英國大使：1943年，曾與夫人凌叔華(現代著名作家)幫助意欲回國但受英政府多方阻撓而滯留異邦的著名地質學家李四光擺脫厄運，踏上歸程。1945年。聯合國成立並設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第二年，他受國民黨政府委派赴法國巴黎擔任該組織的我國首任常駐代表；1965年，中法建交，台灣當局駐法大使降旗返台，而他奉命以聯合國代表名義駐館看守，頂著冬寒和斷炊之苦，猶自頑守，直到被法國軍警強行架出，仍拚命掙扎，以至血壓升高，心臟衰竭，當場暈厥。此後陳西瀅便「引咎辭職」，1966年退休，從此居住在英國倫敦，1970年病逝。楊蔭榆，錢鍾書夫人楊絳的姑母。1924年，楊蔭榆就任女師大校長，依附北洋政府，推行封封建色彩極濃的奴化教育，搞家長統治，把她和學生的關系看成是婆媳關系，禁止學生參加課外活動，特別是政治活動，引起學生的極度不滿。1925年3月，因楊蔭榆又禁止學生參加公祭孫中山的活動，使得雙方矛盾進一步激化，並最終因其開除學生而引發女師大風潮。風潮過後，楊蔭榆辭去校長之職，居於蘇州。她的侄女楊絳曾著文《回憶我的姑母》，介紹了她晚年的一些情況，可以幫助我們更全面地認識她的為人。據楊文介紹，楊蔭榆的「四鄰是小戶人家，都深受敵軍(指日軍??引者注)的蹂躪」。她曾不止一次跑到日本軍官那裡，責備其縱容部下，迫使日本軍官責其部下退還搶掠財物，從而引起日本兵的憎恨。「1938年6月1日，兩個日本兵到三姑母家裡不知用什麼話哄她出門，走到一座橋頂上，一個兵就向她開槍，另一個就把她拋人河裡。他們發現三姑母還在游泳，就連發幾槍，看見河水泛紅，才揚長而去。」看看此時的楊蔭榆，想想如果我們僅憑魯迅的《記念劉和珍君》一文給我們提供的信息去評價她，會犯多麼大的錯誤。章士釗，這位魯迅先生的同齡人，早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就因提倡復古而與魯迅交惡。女師大風潮期間，他擔任段祺瑞執政府的司法總長與教育總長，《記念劉和珍君》一文中「率領男女武將」，「強拖」學生「出校」的劉百昭即受他指使。後魯迅又由於支持學生，而被這位教育總長開除教育部僉事一職。在這里，章士釗完全一副幫凶的嘴臉。但光認識到這一點顯然是不夠的，還應該認識到他的另一面。他早年就曾參加反清斗爭，策劃過暗殺清庭要員的活動，並與孫中山、黃興等人過從甚密。1949年，作為國共和談的國民黨政府代表，章士釗識大體，顧大局，毅然留在北平，站在了人民的一邊，此後便成為毛澤東的摯友。作為愛國民主人士，他多次上書直言，甚至上書毛澤東。1971年，90歲高齡的他出版了百萬言的四大卷《柳文指要》，可見其治學之勤，學問之深。1973年，受毛澤東、周恩來之託，他以92歲高齡之軀遠赴香港，為祖國統一大業而奔走。如果說章士釗是一位近現代卓有影響的愛國民主人士，恐不為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