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學專業文獻綜述開頭怎麼寫

❶ 論文文獻綜述怎麼寫

論文文獻綜述寫法如下：

內容要求：文獻綜述是在研究選題確定後並在大量搜集、查閱相關文獻的基礎上，對相關課題或相關領域已有研究成果進行的綜合性介紹，目的是理清本課題已有的研究基礎及尚存的研究空間，它既可以給研究者在充分借鑒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礎上如何進一步深化本課題的研究指明方向，還可以幫助讀者(或論文審閱者)明確本研究的新意所在。

3、正文。這是文獻綜述的核心部分。應在歸類整理的基礎上，對自己搜集到的有用資料進行系統介紹。撰寫此部分時還應注意以下兩點:

其一、對已有成果要分類介紹，各類之間用小標題區分。以下是常見的分類線索:按時空分類(如:本課題的研究歷史與研究現狀、國外研究現狀與國內研究現狀)按本課題所涉及的不同子課題分類;按已有成果中的不同觀點進行分類，等等。

其二、既要有概括的介紹，又要有重點介紹。根據自己的分類，對各類研究先做概括介紹，然後對此類研究中具有代表。

❷ 數學論文的文獻綜述怎麼寫

文獻綜述是對某一方面的專題搜集大量情報資料後經綜合分析而寫成的一種學術論文，它是科學文獻的一種。文獻綜述是反映當前某一領域中某分支學科或重要專題的最新進展、學術見解和建議的它往往能反映出有關問題的新動態、新趨勢、新水平、新原理和新技術等等。
文獻綜述與「讀書報告」、「文獻復習」、「研究進展」等有相似的地方，它們都是從某一方面的專題研究論文或報告中歸納出來的。但是，文獻綜述既不象「讀書報告」、「文獻復習」那樣，單純把一級文獻客觀地歸納報告，也不象「研究進展」那樣只講科學進程，其特點是「綜」，「綜」是要求對文獻資料進行綜合分析、歸納整理，使材料更精練明確、更有邏輯層次；「述」就是要求對綜合整理後的文獻進行比較專門的、全面的、深入的、系統的論述。總之，文獻綜述是作者對某一方面問題的歷史背景、前人工作、爭論焦點、研究現狀和發展前景等內容進行評論的科學性論文。
格式與寫法
文獻綜述的格式與一般研究性論文的格式有所不同。這是因為研究性的論文注重研究的方法和結果，特別是陽性結果，而文獻綜述要求向讀者介紹與主題有關的詳細資料、動態、進展、展望以及對以上方面的評述。因此文獻綜述的格式相對多樣，但總的來說，一般都包含以下四部分：即前言、主題、總結和參考文獻。撰寫文獻綜述時可按這四部分擬寫提綱，再根據提綱進行撰寫。
前言部分，主要是說明寫作的目的，介紹有關的概念及定義以及綜述的范圍，扼要說明有關主題的現狀或爭論焦點，使讀者對全文要敘述的問題有一個初步的輪廓。
主題部分，是綜述的主體，其寫法多樣，沒有固定的格式。可按年代順序綜述，也可按不同的問題進行綜述，還可按不同的觀點進行比較綜述，不管用那一種格式綜述，都要將所搜集到的文獻資料歸納、整理及分析比較，闡明有關主題的歷史背景、現狀和發展方向，以及對這些問題的評述，主題部分應特別注意代表性強、具有科學性和創造性的文獻引用和評述。
總結部分，與研究性論文的小結有些類似，將全文主題進行扼要總結，對所綜述的主題有研究的作者，最好能提出自己的見解。
參考文獻雖然放在文末，但卻是文獻綜述的重要組成部分。因為它不僅表示對被引用文獻作者的尊重及引用文獻的依據，而且為讀者深入探討有關問題提供了文獻查找線索。因此，應認真對待。參考文獻的編排應條目清楚，查找方便，內容准確無誤。

❸ 跪求文獻綜述寫法及範文！！！

文獻綜述範文的寫作步驟如下：
（一）選題
選題是寫好文獻綜述的首要條件。選題要從實際出發，具有明確的目的性，在理論或實踐上有一定意義。選題來源包括：1）與自己實際工作或科研工作有關的、較為熟悉的問題；2）某護理問題的研究今年來發展較快，需要綜合評價；3）從掌握的大量文獻中選擇反映本學科的新理論、新技術或新動向的題目。  文獻綜述的題目不宜過大，越具體越容易收集資料，從某一個側面入手，容易深入。
（二）搜集資料
文獻資料是撰寫文獻綜述的物質基礎，選定綜述的題材後要大量的搜集和閱讀有關的中文和外文文獻，文獻越多，就越好些，綜述的質量就越高。選擇文獻應先看近期的（近3-5年），後看遠期的，在廣泛閱讀資料的基礎上，在深入復習幾篇有代表性的文章，必須找到原文閱讀，特別是有權威性的文章應細讀。在閱讀文獻過程中應做好讀書卡片或筆記，為撰寫綜述准備資料。
（三）整理資料
綜述不是眾多文獻資料的堆積，而是作者在閱讀了一定量的資料的基礎上，根據資料的重要程度進行細讀，抓住其主要觀點和結論，對掌握的資料進行分析、綜合，先列出提綱，寫出各級的大小標題，然後將觀點相同的資料分別歸入有關問題，並排好順序。綜述要如實反映原作者的觀點，不能任意改動，但對引用的資料也要加以選擇，不可能把搜集和閱讀過的所有資料都寫進去，應有所取捨。
（四）寫作
根據寫作提綱，逐項將內容展開，並注意觀點與內容的一致。在寫作過程中，可根據需要調整結構和補充內容。論述觀點時，作者可有傾向性，但不同觀點也應列出。初稿寫出後，要反復修改和補充，包括內容增減、結構統一、數據核對和文字潤色，綜述發表前，最好請有關專家和同行審閱，力求做到主題明確、層次清楚、數據可靠、文字精練、表達准確。

範文1：
從政府到企業：關於中國民營企業研究文獻的綜述

一、引言
在過去的20多年中，中國經濟在轉軌過程中的不俗表現，一直令中外經濟學家為之著迷，作為其背後主要支撐力量的民營企業更是倍受關注。從民營企業的發展支撐著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和市場化進程的基本假定出發，經濟學家們運用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方法，去觀察、解釋民營企業的成長績效，及其所創造的「中國奇跡」。一些學者甚至認為，中國民營企業的成功挑戰了「傳統智慧」（Montignola，Qian and Weingast，1993），為主流經濟學的發展作出了新的貢獻。
以此為背景，我們嘗試對該領域內主要貢獻者的觀點進行歸納，並梳理其理論邏輯，力求從另一個側面去理解民營企業，進而理解中國經濟改革的實質。具體講，作為一種制度安排的民營企業，從其產生、發展和變遷的全過程看，它的特殊性究竟是什麼？從產權已基本清晰的民營企業發展現狀出發，將會把我們引導到一種什麼樣的未來狀態？隨著各種形式壁壘的消除，我們如何預測它下一步的表現？本文期望能為人們進一步尋求上述問題的答案提供一些有益的視角。
本文對文獻的綜述基本上按照民營企業的實際發展進程展開。第二部分評價斯蒂格利茨（Siglitz）等人的觀點。與早期的政治經濟環境相適應，產權安排被視為外生變數，市場競爭、激勵與信息等因素得到了強調。第三部分介紹圍繞產權安排提出的各種理論假說。盡管文獻的視角各不相同，但大多數都是從Grossman－Hart－Moore的剩餘控制權理論起步的。第四部分比較分析各種關於企業改制原因的假說。一般認為，地方政府退出與企業改制內生於市場化改革的總體水平。隨著環境的變化，民營企業作為一般意義上企業的性質被更多地展現出來。

二、市場競爭、激勵機制與效率改進

眾所周知，中國的改革具有漸進性、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非同步性的特點。這構成中國民營企業成長的初始環境。早些時候，依照Sachs（1989）等人所設計的「大爆炸」模式進行改革的前蘇聯及東歐國家的經濟出現持續衰退，而「摸著石頭過河」的中國經濟卻保持了持續強勁增長的勢頭。尤其令經濟學家感興趣的是，推動這種增長的竟是有驚於主流經濟學（企業）定義的鄉鎮企業。起初國內學者曾從經濟行為的邏輯性與財產所有制無關的假定出發，運用蘭格（Lange）的市場社會主義理論作過一些探討，但基本沒有得出什麼有解釋力的假說。根據主流經濟學的標准理論模型似乎也一時難以給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面對理論與現實的強烈反差，斯蒂格利茨（Stiglitz，1994）在詳細考察了中國經濟改革過程後認為，鄉鎮企業的成功表明，缺乏主流經濟學所強調的私有產權關系並不是傳統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問題所在，同時市場社會主義也存在一個嚴重失誤，那就是低估了激勵問題的重要性。由於假定信息完全，像阿羅—德布魯（Arrow－Debreu）模型一樣，作為市場社會主義理論基礎的蘭格—勒納—泰勒（Lange－Lerner－Tallor）定理，並沒有對信息不完全的現實予以足夠的重視。在信息不完全的情況下，經濟活動中會產生嚴重的委託一代理問題。此時的首要問題是改變管理人員的激勵結構，而這一點在不改變企業產權的情況下也能做到。由於競爭機制的引入和企業「軟預算約束」（Kornai，1998）的改變，致使經理的激勵結構發生變化，即使不進行私有化也可使企業效率得到提高。正像人們已經觀察到的，與積極推行私有化的前蘇聯、東歐國家相比，中國在給予經理人員更多的利潤方面走得最遠（熱若爾·羅蘭，中譯本，2002）。鄉鎮企業早期的成功案例表明：激勵機制的改進向相關行為主體提供了有力的激勵。例如，隨著企業生產率水平的提高，經理人員的收益不斷增加；鄉村居民生活狀況得到改善；同時地方政府也可以獲得企業所創造的大部分稅收和利潤（蕭好，2000）。
沿著競爭與激勵之間關系的思路，田國強（1995）通過一個基於激勵理論的分析框架，較為系統地解釋了激勵機制變化對鄉鎮企業效率的影響。他從產權界定與資源有效配置的關系出發，認為明晰產權通常是資源有效配置的充分條件，卻不一定是必要條件。很多情況下，資源的有效配置並不取決於產權的明確界定。因為在市場機制中，行為主體的激勵來源於佔有財產和獲取利潤，所以不像人們通常所理解的那樣，只有私有產權才會產生高強度激勵。為此，田國強用中國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成功案例作了進一步說明：盡管土地仍然歸國家所有，但將努力程度與收益水平緊密結合起來的措施使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提高，最終導致農業生產效率的改進。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產權並不是解釋中國鄉鎮企業效率的最關鍵變數。依照激勵機制設計的理論邏輯，在公有制條件下也可能通過選擇恰當的激勵機制來使資源配置優化。中國鄉鎮企業表現出高效率的主要原因就是其制度安排滿足了激勵機制最基本的先決條件：把個人的收入和勞動貢獻聯系起來；企業經理和職工擁有更多的選擇自由等等。
可以認為，斯蒂格利淡和田國強等人的上述理論比較成功地解釋了早期中國鄉鎮企業的成長績效。隨著時間的推移，當外部環境參數發生變化時，經濟學家進而發現，鄉鎮企業的決策權逐步由地方政府向企業轉移（Jefferson et al，1994）。正如田國強同時所強調的，鄉鎮集體企業作為中國特定階段特定條件下的特有現象，它誕生於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早期階段。隨著經濟體制轉型的深入，當市場體系日益完善、產權明晰的企業不斷增加時，鄉鎮企業的競爭優勢可能會越來越小，很有可能競爭不過產權得到明確界定的企業（田國強，1995）。很顯然，僅憑對競爭、激勵的強調已不能更深入解釋鄉鎮企業後來的表現。

三、產權配置與民營企業的績效

盡管競爭機制的引入有助於改善民營企業的績效，但我們知道，從計劃到市場的轉軌本質上是一個制度變遷過程，作為這一過程的微觀基礎，企業內部的制度安排特別是產權配置對效率的改進十分重要。此前有關東歐國家轉軌的經驗研究表明，在不穩定狀態下，市場競爭的潛在功能難以完全發揮，過分強調競爭，會形成新的扭曲。但有關中國民營企業的案例似乎並不支持這一觀點。究竟是什麼抵消了扭曲造成的效率損失？現實使經濟學家們最終認識到產權問題是無法迴避的。Grossman－Hart－Moore所發展的剩餘控制權理論為更深入地分析提供了一個共同的理論基礎。以此為出發點，學者們從不同視角提出假說，積累了大量文獻，並由此構成中國民營企業研究的主流。
Weitzman－Xu（1994）較早發展了一個有關中國鄉鎮企業內部產權安排的模型用以解釋民營企業的績效。在模型中，鄉鎮企業被刻畫成一種產權模糊的合作性組織。雖然鄉鎮企業名義上歸社區全體成員所有，但其控制權實際上掌握在鄉鎮基層政府手中。與私有產權相比，其產權安排是模糊的。然而在中國，它卻表現出了與私營企業相近的績效（Svejnar，1990；Pitt andPutterman，1992；Dong and Putterman，1997）。Weitzman－Xu進而認為，鄉鎮企業的出色表現挑戰了標准產權理論。根據Grossman－Hart－Moore的理論，產權特別是剩餘控制權的配置對一個企業來說是極為重要的，它可以在合約不完備的情況下向相關主體提供激勵，並解決組織內可能發生的沖突。中國的經驗似乎表明，產權的重要性與組織內沖突發生的可能性是正相關的，但這種相關性依文化中合作精神的不同而異。同西方相比，中國高合作精神的文化氛圍（自利性動機弱，合作意識強）使得鄉鎮企業的模糊產權具有了一定效率。然而，Weitzman－Xu並沒有清楚地解釋文化作用的機制。如果真是高合作精神導致了中國鄉鎮企業的效率，那麼處於相同文化環境中且產權同樣模糊的國有企業效率的相對低下就是不正常的（田國強，1995）。很顯然，要對中國鄉鎮企業的獨特表現做出更具說服力的解釋，還應當引入新的變數。
……
四、企業改制與政府退出

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中國在兩個方面發生了顯著變化：（1）短缺經濟時代結束，經濟市場化水平進一步提高，以及（2）政治上對私有財產的看法較之以前寬容多了，甚至在形式上開始承認其合法性。在此背景下，一個被普遍觀察到的現象是，鄉鎮企業增速減緩，以及緊接著的大范圍改制。此時，文獻關注的中心開始轉向鄉鎮企業改制的原因。伴隨著地方政府的退出，「模糊產權」這一中國民營企業的標志性特徵，也逐漸褪色。蔡防（1995）用一個委託一代理理論的分析框架探討了鄉鎮企業改制的動因。他假設地方政府是委託人，鄉鎮企業經理則被看作代理人，企業績效取決於對經理的激勵和約束。給定地方政府的監督能力，其監督效果內生於鄉鎮企業的數量和個體規模。在早期，企業個數少、經營規模小，加之經理的就業機會較少，企業面臨的委託一代理問題尚不嚴重。隨著地方政府所掌管的鄉鎮企業在規模和數量上的擴張，及經理就業機會的增多，監督效果逐漸變差。地方政府只得默許經理人員以灰色收入的形式獲得部分剩餘索取權以達到激勵效果。因為經理所獲得的剩餘是「灰色的」，具有較高風險，作為補償，對集體資產的侵蝕在所難免。結果鄉鎮企業的運作成本日益提高，以企業所有權（在地方政府和經理之間）重新配置為核心內容的鄉鎮企業改制也由此啟動。
至此，整個理論演進的邏輯逐漸變得清晰起來。正如人們已經觀察到的，隨著政府的全面退出，中國民營企業的內容也在發生著實質性的改變，其內涵越來越接近主流經濟學關於「企業」的標準定義。民營企業首先是一個普遍意義上的企業，其特殊性就在於被嵌入中國的體制轉軌過程。伴隨著經濟市場化水平的進一步提高，它的一般性會被更多地展示出來。解決了這一關鍵認識問題後，有關中國民營企業的發展問題似乎開始逐步淡出主流經濟學的分析視野。最近的文獻考查表明，學者們的研究方向已開始由「解釋問題」向「解決問題」轉變。例如，姜長雲（2000）對鄉鎮企業資本短缺問題的研究；張傑（2000）、格雷戈里和塔涅夫（2001）對民營企業融資；習題的研究；范從來等（2001）對鄉鎮企業產權制度改革模式和股權結構的研究；Sun（2002）對股份合作制內部治理機制合理化問題的研究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各種經驗與對策性研究逐漸成為主流的現象，並不意味著民營企業的發展問題已不再具有重大的理論價值。在我們看來，產權已基本明晰的民營企業，在當前的政治經濟環境下，能否盡快成為國家應對全球化帶來的一些重大社會、經濟問題的主要力量，仍有許多問題需要從理論上進行解釋。很顯然，只有一種綜合了政治學。社會學和經濟學的多元化視角才能勾勒出它未來的成長軌跡。如何預測民營企業下一步的表現？隨著它的成長將會對整個改革進程施加怎樣一種影響？無疑是現實對理論提出的又一大挑戰。（來源：經濟研究）

範文2：
關於《中國財政分權問題研究》的文獻綜述
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後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越來越多的國內外學者圍繞中國的財政分權問題展開研究。財政分權問題涉及到諸多因素，對其研究必須採用多層次的視角。既有的研究成果多囿於財政分權的某個局部層面，尚未見一個能夠解釋、分析中國財政分權問題的完整理論框架出現。財政分權，從政府間財政關系的角度而言，是指通過法律等規范化的形式，界定中央（或聯邦）政府和地方各級政府間的財政收支范圍，並賦予地方政府相應的預算管理許可權，其核心是地方政府具有一定程度的財政自主權。1980年代開始，在全世界范圍出現了一股財政分權的浪潮。據世界銀行統計，截至1990年代中期，全世界人口超過500萬的75個發展中國家中，有62個進行了程度不同的財政分權改革（世界銀行，1997）。伴隨著財政分權實踐的蓬勃興起，涌現了大量理論文獻。這其中的大部分研究集中於探討發展中國家和經濟轉軌國家的財政分權問題，而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經歷了令人矚目的快速發展後，其財政分權問題被越來越多的學者所重視。已有的研究中國財政分權問題的文獻主要沿著下述幾條線索展開：
1.對財政分權和市場化改革之間次序問題的研究。新中國成立後，具有制度變遷意義的財政分權改革肇始於1980年代初「分灶吃飯」財政體制的實施。將中國的財政分權置於其市場化進程的宏觀視野中考量，學者們首先對於兩者之間的先後次序問題進行了研究。高培勇（2001）認為，在國民經濟調整的大背景下，分權化的財政體制改革先行一步，在改革啟動初期扮演著為推進整體改革「鋪路搭橋」的角色。賈康（2000）也認為，只有先從財力增量的分配格局入手，向地方政府放權，才能使傳統的體制有所松動，為以後計劃、物價、工資、企業等方面的改革提供空間。總之，多數學者的觀點認為「分灶吃飯」式分權體制的實施，是中國市場化改革的突破口，是中央出於經濟理性主動向地方進行放權讓利的產物，其目的是縮小國家干預范圍、增強市場經濟的調節作用。
胡鞍鋼和王紹光（1997）雖然也認同先行一步的財政分權對於中國市場化經濟改革所具有的積極意義，但他們認為，1980年後的分權化改革並非是中央純粹按照經濟理性所做出的決策。事實上，這種「放權讓利」是中國在1979和1980年連續出現巨額財政赤字，增收和減支皆不可行的背景下，為了緩解財政壓力，中央被迫向地方妥協的產物。
與前述學者們的觀點不同，黃佩華（1991）認為財政分權應當在市場化改革之後進行，否則會給地方政府帶來盲目發展經濟的負面激勵。按照黃佩華的觀點，中國1978年開始的經濟改革的重要特徵之一是財政分權先於對計劃經濟體制的市場化改革，且中國的財政收入主要來源於工業部門企業繳納的稅利，這就給地方政府提供一種負面激勵：大力擴張地方工業規模，實施地區保護主義，以實現地區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最大化。正是地方政府的這種行為導致了1980年代經濟運行的過熱。基於上述分析，作者認為，轉型國家的財政分權必須要選擇合適的時機，確定正當的順序，即中央向地方的財政分權應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基礎上進行。原因在於，只有先經歷市場化的改革，割斷政府和企業間的非正常聯系，企業才能擺脫政府附庸的地位，成為獨立自主的經濟主體。接下來再實施財政分權，就可以避免給地方政府提供「鋪攤子」的負面激勵，更可以有效地實現財政分權所帶來的諸多收益。楊燦明（1996）也持類似的觀點。他認為1978年以來的財政分權化改革不僅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分配層面的問題，反而帶來了市場分割、區域間交易費用提高及地方政府對地方企業控制加強等諸多問題。究其原因，主要是由於政企分開等其他層面的市場化改革滯後於中央向地方的財政分權，沒有把分配問題與整個宏觀經濟協調起來；其次，也是因為分權改革一開始並沒有把促進市場經濟發展作為明確的目標，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對計劃經濟條件下政府間分權體制的量變。
2.對財政分權和宏觀經濟運行績效的研究。總體而言，對於1980年代初開始的財政分權改革的績效，多數學者的看法是，中央向地方權力的下放，地方收入留成比例的提高，強化了地方政府的利益動機，促進了地方經濟的發展（Qian和Weingast，1996；Qian和Roland，1999）。但也有學者指出，財政分權所帶來的這種激勵機制僅僅在沿海地區發揮了作用，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主要是由這些地區帶動的。因為這些地區充分受益於外來直接投資的流入、濃厚的企業家傳統以及國有企業面臨的預算軟約束（Young，2000；Tsai，2004）。這一方面已有的文獻主要集中在分權與經濟增長以及分權和宏觀經濟穩定兩個問題上。
（1）與經濟增長相關關系的研究。關於財政分權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定量研究，學者們有著不同的結論。主要是因為在不同的研究中衡量財政分權的方法存在著差別。Zhang和Zou（1998）注重於財政資源在中央和地方間的分配，用人均省及省以下的財政支出與中央財政支出的比例衡量財政分權程度，並據此估計財政分權的影響。解釋變數中包括了勞動力增長、投資增長以及以實際稅率衡量的稅收。其研究結果表明中國的財政分權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負相關關系。與他們的結論不同，林毅夫（2002）等人認為財政分權積極地影響了中國經濟的增長。林毅夫的研究注重於地方政府對中央財政政策激勵的反應，使用邊際留成比例衡量財政分權，選擇了28個省級政府1970-1993年的數據進行研究，得到的結論是財政分權主要通過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而不是促進投資來推動經濟增長。馬駿（1997）同樣發現財政分權促進了中國的經濟增長。不同的是，馬駿選用的衡量財政分權的指標是省級政府的平均留成比例，而非邊際留成比例。喬寶雲（2002）就財政分權對於經濟增長和財政資源分配均等的影響以及兩者之間的取捨關系進行了探索。他使用中國1985-1998年間分省的有關數據，建立聯立方程組計量模型，對經濟增長率、分配均等和財政分權之間的關系進行了估計。結果顯示，財政分權對於促進中國的經濟增長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這種正面影響並不是線性的。
（2）與宏觀經濟穩定相關關系的研究。Rajiv Lall和Bert Hofman（1994）在分析改革開放後中國宏觀經濟波動的財政根源時發現，實施財政分權後，中國的行政管理體制是一種特殊的雙重領導和條塊管理的體制。在這種體制下，地方政府官員負有雙重受託責任。1980年以來開始的放權讓利改革，強化了地方政府官員的權力和促進本地區經濟發展的激勵，地方官員的受託責任也產生扭曲：對本級政府負責成為其首要目標，「條條管理」讓位於「塊塊管理」。這種分權所帶來的財政後果是，中央收入比重的逐年下滑以及中央對地方財政赤字控制能力的削弱。這些負面的財政後果進而成為導致宏觀經濟波動的財政根源。然而，也有學者認為財政分權改革是維護中國宏觀經濟穩定的重要因素。Montinola（1995）認為「中國式的財政聯邦主義」在為地方政府發展經濟和展開競爭提供激勵的同時，也產生了一種保護改革的作用，這主要包括為中央政府的經濟攫取和其他非正規資源配置能力施加了一種可信的限制。錢穎一和Weingast也持類似的觀點（Qian and Weingast，1996），他們認為1980年代中國的財政分權改革確立了一種「維護市場」的財政分權框架，改革賦予地方政府管理本地經濟的責任，強化了地方政府預算約束。同時，改革也有助於消除地區間的市場分割，促進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形成。與錢穎一等人的觀點不同，Li和Lin（1999）將中國的成功歸因於改革過程中「維護市場的威權主義」的確立。他們認為，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得益於實現了在中央政治控制和協調下經濟分權化和地方預算自主間的平衡。
3.對財政分權程度的研究。在這一問題上學者們的看法比較一致，即中國的財政已經過於分權。既有的研究主要是通過設計一定的指標體系來衡量財政分權的程度。趙志耘和郭慶旺（2005）在研究中所選取的兩類指標是地方政府收入自主權和地方政府財政支出占國家財政支出的比重。在地方政府收入自主權的三個衡量指標中，地方政府的稅收控制指數比較小，表明中國地方政府的稅收自主權較小，其他兩個指標——地方財政本級收入占國家財政收入的比重和地方財政本級收入佔地方財政總收入的比重，都表明中國的財政分權程度已相當高。特別是第二類地方財政支出占國家財政支出比重的指標，充分反映了中國是一個財政高度分權的國家。
國際比較也表明相同的情況。王紹光（1994）認為分權存在底線。通過研究34個國家中央財政收支的情況，他發現盡管各國國情不同，但當今世界一國中央政府財政收入或支出不應低於財政總收入和總支出比重的50％或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0％。如果某一國家在上述四個方面全部低於這些指標的話，就可以認為超出了分權的底線。他發現，前南斯拉夫在1980年代就超過分權底線，隨後即出現了國家的動盪不安。而中國的上述四個方面也低於相應指標，表現為中央政府所應承擔的公共服務數量和質量能力十分低下。這表明，中國的「放權讓利」改革已經走過了頭，超過了分權的底線，需要作出新的制度創新和制度安排，才能避免出現最壞的結果。
盡管普遍認為，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初步帶來了政府間財政分配關系的規范化、科學化與公正化（樓繼偉、李克平和項中新，2002），實現了提升「兩個比重」的既定目標（高培勇，2004），是中國政府間財政關系的一次重新集權化（EraDabla—Norris，2005）。但是，財政分權依然處於過度的狀態。由於過度分權， 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沒有促進經濟增長，同時也沒有改善財政資源分配的均等（喬寶雲，2002）。姚洋 （2003）也認為，適度的財政分權有積極的作用，但目前中國財政分權由於制度供給的失衡而遠遠超過了適度的界限，其後果是導致了各級政府對事權的推諉和由此而產生的矛盾在基層的積累、政府行為的商業化和機會主義傾向、地方公共品提供的分散化和小型化、地區差距的擴大，以及政府預算約束的軟化等諸多問題。
4.簡要評價和思考。通過對相關研究中國財政分權問題文獻的梳理，不難得到以下結論：第一，財政分權是一個復雜的問題，需要運用多種方法，進行多層面的考量。從研究方法看，以往的研究既有規范分析，也有實證分析；研究視角上，歷史和現實相結合，國際經驗和中國國情相結合。既有的研究不僅涉及到宏觀經濟穩定等經濟領域問題，也關乎政治體制和法律制度設計等政治、法律問題。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了，財政問題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也是一個政治問題、管理問題。對其研究和處理必須拓寬視角，不能拘泥於財政本身。第二，需要構建一個能夠解釋、分析中國財政分權問題的理論框架。目前，一些學者在研究中國財政分權問題時，往往直接照搬西方財政分權理論對中國情況進行分析，缺乏對中國特殊國情的深入考量。傳統西方財政分權理論建立在發達國家的基礎上，其關鍵性的前提，如成熟的代議制民主體制等，在中國並不存在，因此，正如Bahl所言，中國財政分權所獲得的「好處」不能用傳統的分權優點所解釋（Bahl，2003）。另一方面，也有部分文獻在立足中國國情的基礎上，對現行財政分權制度安排的弊端進行了中肯的分析，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議，但由於缺乏宏觀層面的理論指針，這些政策建議只能是局限於財權或事權劃分等方面的零敲碎打式的制度創新，尚未有能夠指導中國財政分權制度建設進程的系統化的理論出現。這一點也許正是下一步研究中國財政分權問題的關鍵所在。

❹ 文獻綜述怎麼寫

下面教大家文獻綜述怎麼寫：

文獻綜述簡稱綜述。是對某一領域，某一專業或某一方面的課題、問題或研究專題在閱讀、提煉、整理後作出的綜合性介紹和闡述的一種學術論文。文獻綜述一般包括四部分：前言、正文、總結和參考文獻。

文獻綜述寫作期間，導師讓我們大量的閱讀已經成功發表的相關論文，從中找出論文寫作的創新點和要點，對完成自己的論文很幫助。

以上內容參考：網路文庫-文獻綜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