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卡爾是哪個國家的物理學家

⑴ 溫伯格的直面挑戰

斯蒂芬·溫伯格不僅是一位傑出的理論物理學家，還是一位富於挑戰精神的作家，其影響超出了自身的專業范圍，而為哲學家、社會學家、文化學者及公眾所關注。遺憾的是，他在中國的知名度遠不如另一位斯蒂芬——斯蒂芬·霍金。 科學史上的「一分鍾」
「既然宇宙起源於一次大爆炸，那麼在大爆炸之前發生了什麼呢？」在原本不可思議、莫測高深的宇宙大爆炸理論變得日漸時髦的今天，這個問題也就成了一個為普通人所關心的問題。
任何一門艱深的專業理論在變得無比時髦的同時，必定會受到廣泛的誤解。熱寂說是如此，大爆炸理論也是如此。但碰巧有那麼一回，提出這個外行問題的不是別人，而是一位有權有勢的人。
在溫伯格的文集《科學反擊文化敵手》中，就講述了這樣一個略顯尷尬的場面：提問者是當時的美國副總統戈爾，回答者是包括溫伯格在內的一群頂尖的物理學家。時間是1992年。當時的形勢是，他們試圖游說戈爾撥錢（83億美元）建造一個龐然大物——一台超級粒子加速器，僅對撞環部分，直徑就達到87.1公里！
本來，以這群精英中的精英的才智，回答它應該是區區小事。
「呵呵，副總統先生，你問得很好！但……這個問題是沒有意義的，就像問在絕對零度以下會發生什麼一樣。」
像這樣的回答似乎有點兒粗魯，或者說不夠厚道。其實有時候，在特殊的場合下，對付外行提出的外行問題，這種快刀斬亂麻的方式不失為一種有效的策略：雖然不能解惑，卻能使其繼續保持某種神秘感乃至敬畏感。
但他們沒有採取這個策略，而是用一種更禮貌、更專業的方式去回答這個問題。有趣的是，幾年後就連溫伯格本人也不記得是如何回答的了。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戈爾先生聽了一頭霧水。
這或許就是科學史上的「一分鍾」啊！
奧地利作家茨威格曾用其生花妙筆描寫過歷史上的一個重要瞬間——滑鐵盧的一分鍾。滑鐵盧戰役打響後，拿破崙手下的一位手握重兵的元帥成了決定整個戰役命運的人，但這位元帥只思考了一分鍾，就做出了一個決定。
當然，把此一分鍾與彼一分鍾相比，肯定有諸多的不合適，況且這83億美元最後還需國會批准。但兩者的結局卻是相同的：滑鐵盧以拿破崙的失敗而告終，而這個擬議中的項目以物理學家的失敗而告終。
「那種支持最終變得不冷不熱，且這項工程也被國會取消了。」溫伯格在一條注釋中寫道，大概意識到這件事的重要性。 根據楊振寧的看法，20世紀的物理學有兩段好時光，一段是第一個1 / 4世紀，這是物理學的黃金時代，標志是兩大革命性的理論——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的創立；另一段是二戰之後的二三十年，大體上相當於第三個1 / 4世紀，這是物理學的白銀時代。在理論的革命性方面，白銀時代不能與黃金時代相比，但是這個時期，物理學家在核物理、固體物理、基本粒子構造、量子場論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進展。而楊振寧和溫伯格都是隸屬於白銀時代的代表人物。
對於專業人士而言，溫伯格是基本粒子和量子場論領域里的大家，在弱力與電磁力的統一方面，他走了一步很關鍵的妙棋；對於科學愛好者而言，溫伯格是一部關於宇宙起源的暢銷書《最初三分鍾》的作者；而對於很多人文學者而言，溫伯格是那位惹是生非並暴得大名的索卡爾的老師。
1996年5月，美國著名的左派雜志《社會文本》發表了索卡爾在1994年11月投寄的一篇文化論文，作為物理學家的索卡爾隨即自我揭發，這是一篇胡言亂語、用一些時髦的學術詞彙（後現代理論）拼湊成的詐文，這一事件在整個西方知識界引起了軒然大波，並由此引發了兩個幾乎互不相乾的領域——科學與人文之間的一場大爭論，即所謂的科學戰爭（science war）。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社會文本》的編輯決定發表索卡爾的詐文時，一個次要的考慮是，他是大名鼎鼎的溫伯格的學生。
《科學反擊文化敵手》共收有23篇文章，時間跨度15年，最後一篇是發表在1999年《泰晤士報文學增刊》上的書評，算得上是厚積薄發。但比時間跨度更廣闊的是領域跨度，溫伯格在文中表達了他對哲學、歷史、宗教、詩歌、戲劇、未來社會、科學哲學、生物學、物理學史等方面的看法。哈佛大學出版社2001年出版此書時，大概是為了好賣，起了這樣一個名稱Facing Up? Science and Its Cultural Adversaries（可直譯為「直面：科學及其文化敵手們」），這個略具攻擊性的書名並不確切，其中只有7篇涉及到所謂的Cultural Adversaries。
毫無疑問，溫伯格會堅定地站在索卡爾一邊，倒不是因為索卡爾是他的學生，也不僅僅是因為他們都是搞理論物理出身的，而是因為一種更深刻的共同經驗，亦即最基本的近代自然科學方法的訓練和熏陶。甚至在文體上，他們的喜好也是相同的，都熱愛那種精確、明晰、樸素的文風——但凡受過自然科學訓練的人，這幾乎是一種天然傾向。
對索卡爾的支持，溫伯格不光是停留在口頭上，年過耳順的他親自在報刊上撰寫評論文章。發表在《紐約書評》上的《索卡爾的惡作劇》便是此類文章之一，這篇總的調子看似溫和的文章不但使溫伯格立刻進入到論戰的最前沿，而且還顯示了其性格中嚴厲的一面，他比索卡爾更進了一步，認為這種思潮不僅危及科學本身的健康發展，甚至還會危及人類的文明（雖然是含蓄地指出這一點）。
在很多場合下，溫伯格都顯示出了這種嚴厲性，常常給人以「嚴厲一擊」，而他所謂的「文化敵手們」也不僅僅是那些擅自闖入科學領地並大肆踐踏的文人們。 即便是在物理學中，溫伯格也處於一個相當特殊的位置——基本粒子領域。這個位置不但造就了溫伯格的物理思想，對於其一般的科學思想（譬如廣義的科學方法）乃至世界觀和哲學觀的形成，也是有影響的。
溫伯格反對科學是一種社會建構，即便部分地是一種社會建構，也是錯誤的。這個時候他所代表的是科學界的主流觀點。
而當溫伯格以逼近不動點現象為例進行說明時，則顯示出了物理學領域的經驗對他的影響。
「物理學理論就好像是一些吸引我們走向它們的不動點，起點可能由文化決定，過程可能受個人哲學影響，可是不動點仍然在那裡。那是任何物理理論都會朝著它們運動的某種東西：一旦我們到達那裡，我們就會知道它，然後停下來。」此刻，在逼近的過程中諸如此類的影響已經被清除掉了，「除了像我們所用的數學符號那種不重要的東西外，我們現在所理解的這些物理規律僅僅是對實在的一種描述。」
對於哲學，溫伯格表示自己是一位快樂的門外漢，不喜歡閱讀自亞里士多德、阿奎那直至現代的大多數哲學著作。實際上，他跟他的同行們一樣，骨子裡就不相信這種哲學能夠提出、當然更談不上解決任何有意義的問題。他一方面瞧不起這類「醉漢的胡言亂語」（愛因斯坦評黑格爾語），另一方面卻又希望哲學中的雜交水稻——科學哲學能夠給科學帶來某種實在的幫助。當他以物理學家的謹慎和嚴厲來檢驗這些思想時，卻發現經常是失望遠大於希望。
由於庫恩的研究成果及其所發明的術語諸如「範式」、「不可通約」等對後現代主義的濫觴影響甚廣（「在這方面我的朋友庫恩要負責任」），他便對他的科學哲學做了一番研究，得出了一個值得廣而告之的結論：只有當科學中的革命達到從前科學（亞里士多德學說）到現代科學在認識自然的某些方面的轉變程度，科學革命才似乎符合庫恩的描述。牛頓力學的誕生是一個大的範式轉變，從那以後，我們對運動的認識就沒有符合庫恩所描述的轉變。 1974年，乘著基本粒子理論取得階段性勝利的東風，溫伯格在《科學美國人》雜志上意氣風發地寫道：「人們持久的希望之一就是，找到幾條簡單而普遍的規律，來解釋擁有其全部外在復雜性和多樣性的大自然為什麼會如此。此時此刻，我們所能得出的最接近大自然的統一觀點是按照基本粒子及其相互作用來描述的。」
以我個人的愚見，溫伯格的意思大概有兩點：第一點是希望找到幾條最基本的規律來解釋宇宙間的所有現象，即要圓一個「終極理論之夢」（他本人就寫過這樣一本書）；第二點則規定了實現這一「宇宙大夢」的方向，即從更微觀而非更宏觀的層面上去解決，且宏觀層面的事情最終或原則上都可以還原到最微觀的層面上。
這一回，輪到溫伯格受到嚴厲一擊了。這是物理學家思維方式的一個可怕的例子，恩斯特·邁爾（Ernst Mayr）如此評論道。邁爾是哈佛大學著名的生物學教授，是進化論「綜合學說」的創始人之一。盡管溫伯格是他的老朋友，但他一點也不客氣（呵呵，跟溫伯格一樣嚴厲）。
在獲悉邁爾的批評後，溫伯格在態度上似乎有所松動，認為《科學美國人》上的那段話不過是些老生常談，況且愛因斯坦也曾說過類似的話（這個古老的夢想至少應該追溯到牛頓那裡）。他斷然拒絕邁爾贈給他的那頂「不折不扣的還原論者」帽子，謙虛地表示自己只是個「折衷的還原論者」。
但從溫伯格所做的辯解中（「我願意努力闡述基本粒子物理學何以比其他物理學更基本」），我們仍然可以發現，他其實一點也不「折衷」。
邁爾對當代生物學的各個分支有著深刻的理解，著有《生物學思想發展》一書，大概是最有資格攻擊溫伯格的少數人之一（在這少數人中，應該包括凝聚態物理學家菲利普·安德森，安德森早在1972年就在《科學》雜志上發表挑戰還原論的文章，文章的標題More is different後來成了一句名言，可直譯為「多了就是不一樣」；順便說一句，安德森也是反對超級粒子加速器項目的主要人物之一）。物理學與生物學，這是20世紀最具活力，同時也是對人類生活的影響最為深遠的兩大學科，但《終極理論之夢》的作者與《生物學思想發展》的作者並沒有形成類似愛因斯坦和波爾那樣持久、熱烈、面對面的思想交鋒和碰撞，應該是科學史上的一大憾事。 英國作家喬伊斯在寫作小說《尤利西斯》時，需要藉助一個古代範例（荷馬的《奧德賽》）；溫伯格在敘述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發現時，也需要藉助一個範例，他所藉助的是愛德華·吉本，在一切說英語的國家中最偉大的歷史學家。
1764年10月，27歲的吉本來到羅馬游歷，雖然胸中懷有某些含糊的想法，卻又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什麼。在到處都是古跡、遺址和傳說的羅馬城，吉本墜入了一種如痴如醉般的反常情緒中。10月15日傍晚，當他坐在羅馬議會大廈遺址上沉思默想，忽然聽到赤腳的托缽僧正在朱諾神廟唱著晚禱，情緒的醞釀到達了頂點，靈感之光就在這時閃現了：在他的內心第一次產生了要為羅馬帝國的這座「永恆之都」撰寫一部衰亡史的念頭。
「那是在馬薩諸塞的劍橋大學，當時我正開著那輛紅色的卡瑪洛，在駛往我在麻省理工學院物理系辦公室的途中，我忽然產生了有關這項我最著名的工作的想法。」溫伯格模仿起吉本來，但用的不是吉本的文風。對於科學家而言，吉本的那種澎湃洶涌的文體過於華而不實了，既不精確，也不節制。
吉本的靈感更像是一種感召，他所接受的是命運之神的眷顧；而溫伯格的靈感則是對問題的思考積累到一定程度，豁然開朗，產生突變的結果。
溫伯格最著名的工作，就是在所謂的電弱統一理論方面，該理論把自然界中四種最基本的力的兩種——電磁力和弱力統一起來了。在靈感出現的兩個星期後，溫伯格就完成了他的論文，一篇簡短的論文。而對於吉本，從最初的靈感到《羅馬帝國衰亡史》的最終完成，需要長達23年的時間。
但這並不意味著科學上的成果要來得容易些。從溫伯格1954年去哥本哈根大學讀理論物理專業的博士，到1967年建立電弱統一理論，其間用了13年的時間；而從理論的發表，到它最終被實驗證實——得到了1978年斯坦福大學直線加速器中心的一項關鍵實驗的有力支持，又用了11年的時間。 溫伯格先生有著廣博的人文知識，獲得過劉易斯·托馬斯獎（以《細胞生命的禮贊》的作者命名的這個獎，是專門用來獎勵科學家中的作家的），並因此被人稱為詩人科學家，但以我個人的眼光，在溫伯格身上，藝術更多的是一種修養，而非氣質。在比他年歲稍長的費曼身上，這種氣質要明顯些。不過在這里，我更願意作一個嚴厲的比較——把他與誰都知道的愛因斯坦作比較，並讓他相形見絀。並不是因為愛因斯坦會拉小提琴，而溫伯格不會，我所指的是某種心靈深處的東西，這種東西不僅通過文字，也通過行為反映出來。愛因斯坦本人在為其傳記寫序時就曾說過這樣的話：
「為作者所忽視的，也許是我性格中那些非理性的、自相矛盾的、可笑的、近乎瘋狂的方面。這些東西似乎是那個無時不在起作用的大自然為了它自己的取樂而隱藏在人的性格中的。」
在溫伯格那裡，這種「可笑的、近乎瘋狂的方面」要少得多。這也可以從一個他與一位詩人的爭論中看出來。這位詩人叫安東尼·赫克特，詩寫得怎樣我不知道，但顯然，他擁有一顆像詩人一樣的叛逆之心。當溫伯格聲稱自己活得幸福時，詩人則用叫板的口吻提醒道，他希望溫伯格這樣說是出於口誤，因為古希臘的梭倫使他懂得，人應該把生活中的好事歸功於運氣。
溫伯格在一位朋友的幫助下，充當了一回考據家。在希羅多德的著作中，記載了一段梭倫拜訪呂底亞末代國王的故事。國王讓梭倫列出一個最幸福的人的名單，梭倫說了幾個名字，但都是已經死了的普通人。被激怒的國王質問梭倫，為什麼他認為這些普通人比身為國王的他更幸福，梭倫回答說：在人死之前生活是如此地難以預料，因此「幸福」一詞應該留待身後，通常，活著的人只有幸運可言。
溫伯格指出，梭倫慎言「幸福」，是因為古人生活中的風險（尤其是政治家，國王本人的命運即為一例），而這種風險對於他自己，即便是存在，概率也很小，因此他這樣說並無不妥。
在這場遭遇戰中，溫伯格獲勝了。這是科學家的思維對詩人的思維的勝利。盡管戰場是歷史領域，獲勝的依然是作為物理學家的溫伯格，而不是作為詩人的溫伯格。此時此刻的溫伯格，與那個他所喜愛的歷史學家吉本，以及那個有著強烈命運感的愛因斯坦相距是何等的遙遠啊。

⑵ 索卡爾是哪個國家的物理學家

索拉卡，是眾星之子

⑶ 索卡爾是下面哪一國的物理學家

倫·索卡爾是紐約大學 (NYU) 的一個物理學家，他認為人文學者對科學的攻擊是不公正的，而且這些學者不懂科學卻經常在文章中引用科學來支持自己的觀點，有點欺騙讀者的意思。索卡爾本人是個科學家，同時是個左派，他認為左翼知識分子不應當用這種帶有欺騙性的方式來宣傳自己的主張。

於是索卡爾寫了一篇 「詐文」《超越界限：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釋學》，其中他介紹了不少現代科學的成果和結論，然後把這些科學結論驢唇不對馬嘴地用來支持一些左派主張，例如把數學里的選擇公理和婦女墮胎自由連在一起。反正，這篇文章總的意思是說，最新科學成果表明左翼知識分子的主張是對的。他把這篇文章寄給一家權威的後現代雜志《社會文本》。《社會文本》很有名，但從來沒有著名科學家寫來文章。不久，這篇文章登了出來，登在《社會文本》題為《科學大戰》的一個專刊上。

然而一個月後，索卡爾就在另一個雜志上發表了另一篇文章，說明他在《社會文本》發表的是一篇詐文，裡面引用的所謂科學成果在科學界是些人所共知的東西，而這些成果根本推不出那些社會意義的結論，其中的推導完全是荒謬的，明眼人一眼就知道、。

⑷ 量子物理對哲學唯物論和唯心論的影響如何

你反駁他：「量子力學怎麼就證明唯心主義是正確的了，證明的是主觀唯心還是客觀唯心？」

一般的宗教徒可能就懵了

再給他講一點粗略的量子力學，他就更懵了

之所以有人以為量子力學撼動了唯物主義，是因為實驗中發現這樣一個現象：一個量子力學系統在某個特定狀態被觀察得越頻繁，該系統就越可能保持原來狀態。看似好像是唯心主義然而並不是，觀測是儀器的作用，根本不是人，既然與人無關哪裡來的意識的作用？實驗已經證明，人是在粒子塌縮於感光屏之後才能觀察到粒子的塌縮分布的，粒子既然已經塌縮在屏上，觀察者就是屏，決定粒子塌縮與否的也是屏，有沒有人都毫無關系。把屏換成相機拍照留存圖像過很久人再去看照片也是一樣。足以排除掉任何「意識決定塌縮」的論點。被觀測的對象越小，越容易受到觀測儀器的影響。

⑸ 沈語冰：我為什麼要批評後現代主義

理論界流行著這樣的見解：20世紀乃是批評的世紀。單從一波接一波風起雲涌的批評理論(critical theories)而言，這種說法似乎並不誇張。從上世紀初的英美新批評、俄國形式主義、精神分析學派，到上世紀中葉的結構主義、新結構主義、女權主義、新馬克思主義，再到世紀末的新歷史主義與後殖民文化批評，批評理論在20世紀的人文學科中確乎風光無限。即就視覺藝術批評來說，與上個世紀潮流迭起的藝術運動一樣，藝術批評同樣充滿了精彩紛呈的景觀：阿波利奈爾(Apollinaire)、羅傑。弗萊(Roger Fry)、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克萊門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阿爾法雷德。巴爾(Alfred Barr)、哈羅德。羅森伯格(Harold Rosenberg)、約翰。伯格(John Berger)、波普藝術批評家群體、查爾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奧利瓦(Oliwa)、阿瑟。鄧托(Arthur Danto)、漢斯。貝爾廷(Hans Belting)、羅莎琳德。克勞斯(Rosalind Krauss)、彼得。貝格爾(Peter Burger)、加布利克(Suzi Gablik)、胡伊森(Huyssen)、T.J。克拉克(T. J. Clark)、麥克爾。弗萊德(Michael Fried)、西爾蓋。吉博(Serge Guibaut)、唐納德。庫斯比特(Danald Kusbit)、希爾頓。克萊默(Hilton Kramer)，斯蒂芬。莫拉夫斯基(Stefan Morawski)以及，或許是上世紀最偉大的批評家泰奧多。阿多諾(Theodor Adorno)。
然而，這些批評家及其理論在中國的命運卻大不相同。當國內文學批評界對上世紀的各種文學批評理論如數家珍的時候，上述藝術批評家當中的許多人在國內藝術批評界甚至聞所未聞。藝術史向來被認為是本國史學中最弱的學科之一，而藝術批評理論的匱乏無疑加劇了它的落後狀況。上世紀最著名的藝術批評史家文丘利(Venturi)曾經斷言：一切藝術史都是批評史，因為藝術史中對作品的描述、解釋與評價無不涉及藝術批評，或者不妨說就是批評的任務。20世紀下半葉對西方藝術史的不滿程度，可以從歐美各國質疑藝術史的方法論基礎的出版物的持續升溫這一事實中見出。可以這樣說，批評理論的迅速發展已經改變了藝術史的方向。相應地，它的缺失也就成了國內藝術史學科的重災區。
批評家作為現代藝術潮流的孵化者、報導者、仲裁者甚至製造者，早已被公認為當代藝術動力機制中的關鍵。試想一下這些批評家在催化與幫助人們理解那些藝術運動中的角色：弗萊之於後印象派、阿波利奈爾之於立體派、格林伯格之於抽象表現主義。也許，我們可以援引美國藝術批評家庫斯比特的觀點作為我們對藝術批評的一般性質的初步認知。他認為，藝術批評家的角色經常是悖謬的。因為當藝術品還很新鮮和怪異時，他就率先，常常是最鮮活地做出反應，並且初步向我們解釋它的意義。然而，他的反應又常常不很全面，因為這樣的藝術品還沒有被廣泛地體驗過：作品尚未有一個歷史，一個據此可以解釋"文本"的語境。當批評家將藝術品當作一個當下產品來遭遇時，它還缺乏歷史"負載"。事實上，批評家的部分工作就是要在歷史的法庭上贏得勝訴。這就是為什麼，正如波德萊爾所說，批評家經常是一個對藝術品"充滿激情和黨派性的觀察家"，而不是對其價值做出無利害的判斷的裁判員的原因。正因為它的當代性，他扮演著鼓動家的角色，只能從作品本身的角度來處理整個案子。對敏感的批評家來說，作品始終讓他感到驚異，而他則始終對它保持熱度。他會讓未來的歷史家們去處理諸如解剖藝術品--到那時，它通常已被假定有一個公認的意義--之類的事情。
然而，批評家的當下的觀點常常成為有關該作品的本質特徵的基本評價。批評家的反應，如果說不是所有未來解釋的范型，至少是所有未來解釋的條件。他的關注是作品進入歷史的門票。現代批評家權力的標志，就是他對新藝術的命名。比如，路易斯。瓦克塞爾(Louis Vauxcelles)的標簽"野獸派"和"立體派"就曾大大地影響了人們對這些風格的理解。通過命名，這些藝術品對未來的人們來說就被賦予了某種本質特徵。而且，只不過以"符號圈地運動"(semiotic enclave)--借用烏貝托。埃科(Unberto Eco)的術語--作為開端的理解，成了話語構型的一整套語言，並且開創了各種觀點的全部氛圍。說白了，其責任是重大的。格林伯格有一回曾寫道，批判性地趨近藝術品的最佳時機是當它的新穎性已經逝去而它自身卻尚未成為歷史之時。然而，正是在這一時刻，藝術品的闡釋最是未曾得到解決，最是易受攻擊的時候；也是在這樣的時刻，批評家以即席命名的形式所作的當機立斷，能夠一勞永逸地封存它的命運。因此，正如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在《作為藝術家的批評家》(Critics as Artists)當中所說的那樣，批評對藝術至關重要；批評把握、保存、培育、提升藝術。
由於對批評的效驗估計不足，也由於對歐美上百年的現代藝術批評缺乏起碼的參照，國內藝術批評多少尚處於黑暗中摸索階段。最近10年來，雖有不少西方當代藝術材料被介紹進來，但是，令人遺憾的是，甚至介紹者本人對這些材料也不甚了了(國內亂轟轟的後現代主義理論研究即是明證)，或者以一種繞口令般的伶牙利齒在美術界搗漿糊，使本來嚴肅的學術工作往往成為一場混仗。於是，甚至出現了--據說流行於美術學院--"西方藝術沒有什麼，他們要等到塞尚以後才有文人畫"之類的荒謬絕倫的觀點。如果說本書有什麼主題的話，那麼其中之一肯定是對這種觀點的批評。正當我們奮力抵抗所謂的"西方中心主義"的時候，曾幾何時，中國中心主義早已偷偷地從後門溜回來了。事實上，它又何曾從我們央央大國五千年文明的"中國"血液中離開過？將藝術界(包括藝術教育界)觀念的混淆單純地歸結為缺乏真正意義上的藝術批評(因為批評的原義之一是"辨析"，亦即使觀念盡可能清晰地得到表達)，可能失之簡單。但是，對西方藝術批評的漠視與無知，已經讓我們的學生吃足了苦頭。
後果之一便是今日中國藝術走向了兩個--至少在我看來--毫無希望的極端。在一極，藝術成了一種單純的筆墨游戲與自娛自樂，一種與當下感性毫不相關的文人雅玩或匠人的玩意兒。這類所謂的畫家像龜縮在洞穴中的爬行類動物，固執而有耐心地蟄伏在他們的蛋丸之地，他們堅固的硬殼足以抵擋任何來自外界的風雨的騷擾，社會的轉型、生活的演化、感受性的變遷、審美觀念的變化，在他們看來都是毫無意義的東西，或者乾脆是不存在的。其理論依據據說來自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的文化矛盾學說，一種認為在經濟－技術、政治－社會與審美－文化之間有著不同步的結構的觀點。問題在於，在貝爾那裡只是一種"事實"(fact)的描述(還是相互"矛盾"的事實)，到了中國的文化保守主義者那裡卻成了一種可以遵照無誤的"規范"(norm)。另一種理論據說是波普爾(Karl Popper)的"問題情境"學說與貢布里希(E. Combrich)的"圖式理論"，一種認為藝術史的風格是藝術家在一定的情境中解決藝術問題的結果的思想。在這里，波普爾的多樣性的"問題情境"被還原為單純的"形式問題"，而在貢布里希那裡是如此豐富而多層次的"趣味邏輯"則被簡化為純粹的"程式與匹配"的"形式課題"。
文化保守主義者的另一個理由據信來自"對20世紀中國藝術史邏輯的觀照"。在他們的觀照中，20世紀的所謂"三大藝術思潮"，即主張水墨畫西化的徐悲鴻與主張中西融合的林風眠都或多或少地失敗了，唯獨主張"拉開中西繪畫距離、各自邁向各自高峰"的潘天壽取得了偉大的成功，並與吳昌碩、黃賓虹、齊白石一道，成為20世紀中國藝術史上最偉岸的大師。本書作者無意否定上述諸人的成就，對諸大師之間(包括徐、林在內)的排隊問題也絲毫不感興趣。我想指出的只是這樣一個從未或很少處在人們反思范圍中的事實：即上世紀30至40年代的中國現代藝術(特別是在上海)是如何在上世紀中葉的政治謀殺與保守主義分子的群起而攻之之下漸漸消亡的。所謂"三大思潮"，不管是西化派、融合派還是距離派，在我看來，只是文化保守主義陣營內部的爭吵。而20世紀中國藝術史真正的三大思潮中，只有文化保守主義獲得了空前成功，來自蘇聯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過去在國內就沒有得到過心悅誠服的承認，如今則早已成為新左派批評家反芻的草料，而現代主義的嬰粟卻像曇花一樣煙消雲散。但是，它頑固的毒素在被壓抑了整整30年以後，終於在80年代中期悄悄綻放。
第二個極端--在我看來是一個更陰險也是更惡毒的極端--就是在90年代以後以發燒似的熱度迅速傳播的流行性病毒：後現代主義。正如在歐美，後現代主義是無法挑戰現存資本主義的情況下左派激進沖動的一種替代性選擇(特別參見法國少壯派理論家費里與雷諾〔Luc Ferry and Alain Renaut〕對後現代老大師們的反擊之作《60年代的法國哲學》〔French Philosophy of the Sixties〕，以及伊格爾頓(Eagleton)的《後現代主義的幻象》〔The Illusions of Postmodernism〕)，中國式後現代主義的盛行也是80年代末中國激進知識分子新啟蒙運動受挫的結果，從此，後現代主義立刻成為文化保守主義與新左派的最佳救命稻草，並加速了文化保守主義與新左派在反對現代主義這一點上的同盟，再次完成了對80年代中國現代主義的謀殺(情形與40年代末有著驚人的相似)。
後現代主義是興起於西方60年代，在70年代達到猖獗的哲學、社會文化與藝術思潮。80年代初，主要由於哈貝馬斯(Habermas)的分水嶺之作《現代性：一項未完成的方案》(Modernity: An Unfinished Project)的宣讀，西方思想界開始了對後現代主義的強大的批判運動。80與90年代西方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的一個主題，可以被歸結為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之爭。這在思想界表現在伽達默爾／德里達(Gadamer/Derrida)之爭、哈貝馬斯／福柯(Habermas/Foucault)之爭這樣的大師級理論交鋒中，表現在法國新生代思想家費里與雷諾等對前此20年中拉康(Lacon)、福柯、德里達、布爾迪厄(Bourdieu)、博德利亞(Baudrillard)、德勒茲(Deleuxe)與利奧塔(Lyotard)的壓倒性的後現代思潮的直接對抗上，體現在德國中生代思想界(魏爾默〔A. Wellmer〕、霍內特〔A. Honneth〕與法蘭克〔M. Frank〕)對法國思想的全面挑戰中。在批評界體現在希爾頓。克萊默對後現代主義"庸人的報復"(參同名批評文集The Revenge of the Philistines)所作的反擊上，體現在哈貝馬斯與魏爾默對詹克斯的"後現代主義建築理論與批評"所作的駁正上，也體現在藝術批評界持久的"沃霍爾(Warhol)還是博伊斯(Beuys)"的爭論中。在藝術運動中，它不僅體現在德國"新表現主義"對美國波普藝術的宣戰中，體現在98－99年美國現代藝術博物館所舉辦的波洛克(Pollock)大型回顧展中(並比較80年代批評波洛克及其高度現代主義的著名論文集《波洛克之後》〔Pollock and After〕，以及99年出版的"批判之批判"論文集《波洛克：新的取向》〔Pollock: New Approaches〕)，還體現在人們對晚期德朗(Derain)、巴爾蒂斯(Balthus)與莫蘭迪(Morandi)的具象繪畫那種持久高漲的熱情中。
90年代以來，幾個特殊的案例事實上已經宣判了作為一種持續的哲學、思想文化與藝術思潮的後現代主義的死亡，盡管它的某些假設還將產生持久的影響。這也是拙著《透支的想像：現代性哲學引論》(學林出版社2022年版)的結論之一。在這些案例中，"海德格爾(Heidegger)事件"、"保羅。德。曼(Paul de Man)事件"與"索卡爾(Sokal)事件"具備足夠的典型性。據說海德格爾是20世紀最具原創性的思想家，只有維特根斯坦(Wittgenstein)一人堪與媲美。但是，海氏將希臘的存在本體論、中世紀的神學本體論與現代的邏輯本體論一概削平，一視同仁地概念化為"存在－神－邏輯學"(Onto-theo-logy)是一種典型的還原論。相應地，他將蘇格拉底以後的整個西方歷史一律視為"遠離神的黑暗"，並於20世紀來到"黑夜之夜將達夜半"的最黑暗時期，也是對西方歷史的過分簡化的圖解(顯然是尼採的反啟蒙後現代思想"人類歷史不是一部進步史，而是一部退化史"的翻版)。由於海德格爾戴上了這樣一副哲學墨鏡，他就不可能對20世紀現實中的色彩與層次做出區分，從而將國家社會主義、極權主義與自由民主制一律視為"現代性的產物"。在他看來，德國納粹主義、蘇聯共產主義與美國自由主義，統統都是"同一回事"。這在某種程度上解釋了他在德國納粹運動中以及在其後的"非納粹化"運動中的所作所為。"海德格爾事件"的復雜之處固然不容許人們在一個思想家的思想與他的在世行動中做簡單的彼此類推，亦即，說海德格爾的思想直接導致了他的納粹行為，或者說海德格爾一度的行為證明了他的思想是納粹主義的，這都是不明智的。但是，如果說海德格爾的思想，再寬泛一點講，德國20－30年代右翼知識分子(海德格爾、容格爾〔Ernst Junger〕、舍勒爾〔Max Scheler〕、卡爾。施米特〔Karl Schmitt〕，"漢語學界"右翼知識分子最為心儀的"四爾")叫囂著大地、鮮血、戰爭、種族的非理性主義思潮，與納粹意識形態之間沒有一點關聯，那也委實太天真了！
上世紀60年代，基本上由尼采與海德格爾培育出來的法國後結構主義思潮，漂洋過海去到美國後，在美國獲得了更為赤露的後現代主義動機：正當美國陷於越戰的泥潭而遭致自由民主價值的最大的合法性危機之時。由德里達打頭，所謂的"耶魯四人幫"為後盾的美國後現代主義思潮迅速地在全球漫延開來。其中最著名者，叫保羅。德。曼。此人極其聰明，文筆流暢，思路清晰。其基本觀點是，一切文本都是作者袒露與隱瞞的運作，記憶與遺忘的策略。一切閱讀都是誤讀。而寫作與閱讀則構成作者與讀者之間一種揭露與掩蓋、設訪與投射的游戲。80年代末，從他年輕時期的某些檔案材料中，人們發現了他原來是納粹時期一個積極的反猶主義者。於是，美國大學特別是英文系裡那些天真的解構主義信奉者們，突然驚訝地意識到了某個事實：解構主義與罪惡意識的壓抑(遺忘)之間的不經意流露的關聯。
90年代初，美國的"索卡爾事件"使後現代主義的最後一點美麗幻象也破滅了。索卡爾是一位美國物理學家，他花費了差不多整整兩年的時間，處心積慮地炮製了一篇題為《超越界線：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釋學》(Transgressing the Boundaries: Toward a Transformative Hermeneutics of Quantum Gravity)的詐文，其中充滿了常識性科學錯誤同時卻充斥了後現代主義者最喜愛的奇思妙想與時髦術語，並把它投給了美國最著名的後現代主義刊物之一《社會文本》(Social Context)(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座上賓詹明信〔F. Jameson〕是該刊的主編之一)，結果是：此文被登了出來。盡管這一事件的深遠意義遠未為人們充分意識到，但是，人們普遍認為，此舉表明了後現代主義者的學術水準已經下降到了何種荒唐的地步。
可以並不誇張地說，上述三個事件事實上已經宣告了哲學、文學藝術與社會文化三個層次上的後現代主義思潮的破產。"事件"之所以為"事件"，乃是因為人們在其中傾注了大量熱情，因而捲入了無數文獻。圍繞著這些事件，人們能夠組織起紛紜的思緒，從而給予一個時代的精神狀況以實體表現的形式。而這個時代的精神狀況則是：人們對於後現代主義應當被理解為20世紀下半葉西方社會的一種病理症狀這一點已經獲得了清楚的自我意識。後現代主義以其智性上的反理性主義、道德上的犬儒主義與感性上的快樂主義，即便在最為流行的時候，也沒有逃脫西方有識之士的尖銳批判。本書多次提及的哈貝馬斯就是這樣一位思想家。而另外一些學者，則將後現代主義看成西方高度現代主義(high modernism)的一個反題。現在，走向終點的反題已經失去了昔日的鋒芒，一種新的綜合開始到來。那就是"後現代之後"：魏爾默與霍內特之堅持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辯證觀，當作如是解。然而，本書作者寧願堅持一種拓展了內涵的現代主義立場，並認為哈貝馬斯的"未完成的現代性"，或貝格爾的"後前衛藝術"的提法更為可取。因為，如果說現代主義是西方現代藝術的正題，那麼，貝格爾所說的旨在摧毀現代主義自主原則的"歷史前衛藝術"(Historical avant-garde, 指達達主義、早期超現實主義與蘇俄前衛藝術)才是現代主義的反題。而後現代主義某種意義上只是歐洲歷史前衛藝術(以杜桑為代表)的延續，某種意義上則是歐洲歷史前衛藝術的一個搞笑的美國版(以沃霍爾為代表，參本書所述胡伊森精彩的分析)。因此，導源於對現代性的敏感意識的現代主義，其潛力遠未窮盡，而它在遭遇歷史前衛藝術與後現代主義之後，反而顯出了更頑強的生命力。這就是本書所說的"無邊的現代主義"的意思。
然而，正當後現代主義在它的原發地已經走向終結的時候，它在中國卻獲得了始料未及的繁衍契機。與某些論者不同，本書作者並沒有簡單地將中國式後現代主義歸結為學術界與藝術界鸚鵡學舌的結果(所謂"話語的平移")。後現代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有著深層次的歷史原因，也有著更為具體可感的現實動機。後現代主義的反基礎主義、反總體性、反主體性、強調動態過程勝於靜態結構，與中國前現代性思維是如此合拍，以至於人們稍加思索就不難從後現代主義當中辨別出中**守主義者的弦外之音。而它所宣揚的後現代主義視覺美學：非線性幾何、不對稱、反崇高、散點透視乃至中國園林式"後現代空間"……也與中國前現代性美學如出一轍。不是偶然的是，西方鼓吹後現代主義建築最起勁的查爾斯。詹克斯先生的太太就是一位研究中國園林的專家。而歐美某些後現代主義"建築大師"到中國來兜了一圈後，欣快地大叫"後現代建築在中國"也就不難理解。於是，貧困時代的災難性混亂、粗野的地方性崇拜與不加克制的復活主義立刻被宣布為後現代性的前衛性。而近年所謂"經濟起飛年代"的那些拙劣的偽現代建築與陳詞濫調的現代主義當然不加區分地被宣布為"現代主義的垃圾"。
後現代主義在中國落腳的時候，正是80年代尚未分化的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的"新啟蒙"遭到重創的時候。這賦予了後現代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以千載難逢的大好機會。由90年代初的北京大學出版的《走向後現代主義》開路，北大與中國社科院一路高歌走向"後現代主義"的文化出版事業大遊行：《後現代主義文化研究》、《後現代主義文化與美學》、《後殖民文化批評》，直到蔚為大觀的"知識分子圖書館"(似乎只有後現代主義分子才配稱得上"知識分子"的稱號)。顯然，除了迎合文化保守主義的心態，後現代主義太切合新左派的胃口了。在中國的文化保守主義者與新左派眼裡，難道還有比宣揚形而上學的恐怖主義、理性社會的大監獄、西方中心主義的險惡用心、自由民主的烏托邦、全球化的謊言、身份與差異、文化與價值相對主義的後現代主義更好的東西嗎？
與保守主義者忽然從後現代主義中找到了中國前現代性的新的合法性一樣，中國的後現代主義者則從西方後現代主義"沒有底盤的游戲"(德里達)、"一切皆可"(鄧托)、"快樂的虛無主義"(奧利瓦)以及"正經不起來"(蘇姍。桑塔格〔Susan Sontag〕)那裡，發明了"政治波普"、"潑皮現實主義"、"新文人畫"、"玩得就是心跳"、"一點正經沒有"，以及各式各樣假冒的觀念藝術。但是，與保守主義的危險不同，中國式後現代主義的危險並不在於它與當下感性全然無關的形式玩物與裝飾，而是走到了另一個極端：即不顧一切形式法則與視覺質量的純粹的觀念。西方"歷史前衛藝術"的合理因素在於：他們的反形式(anti-form)與反藝術(anti-art)是建立在西方現代藝術史特別是經典現代主義的高度形式主義的正題之上的。這樣，前衛藝術的反題才擁有了一定的合法性。而中國式後現代主義在沒有任何語境的前提下，一下子走到了反形式的前衛藝術，因此它除了孤零零的各別事件之外，不可能產生真正的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效應。不僅如此，它的真正危險在於，它以貌似激進的觀念掩蓋了這樣一個基本事實：即中國現代性的先天不健全；並以這種思想的短路形式扼殺了中國當代藝術的現代性訴求。
在本書即將完成之際，我讀到了英國著名批評理論家伊格爾頓的如下一段話，我在拍手叫好之餘不免暗暗叫苦：如此洞見卻需要一位與我們相隔千萬里的外人來點破，難道還不足以使國人(當然包括我自己在內)感到羞恥嗎？他說："今天在北京大學設有一個後現代研究的機構，中國在進口減肥口樂的同時一起進口德里達(北大還以聘請到德里達做名譽教授為能事--筆者按)。一種需要深入探討的時間扭曲。殖民主義的進程有助於在好壞兩方面剝奪第三世界社會的發達的現代性，現在這個進程讓位於新殖民主義的進程，由於這個新的進程，那些部分地是前現代性的結構被吸入了西方後現代性的旋渦。這樣，沒有繼承一種成熟的現代性的後現代性日益成為它們的命運，好像落伍造成了一種形式的早熟。一個進一步的矛盾是，在古老與先鋒的痛苦張力中，在文化的領域里，再造了一種現代主義藝術的某些經典條件。"(伊格爾頓：《後現代主義的幻象》，第139頁)
中國是否已經具備了現代主義藝術的經典條件，本書暫且不論。這里能說的是，從意識到我們的參照系的情形--西方現代主義事業的未競使命及其後現代主義的幻覺--的那一刻起，這種條件就已經在形成之中了。因為，意識的照亮之處，正是救贖的開始之時。本書作者並不自命為這一救贖的努力當中的一部分。我只能滿足於在四處彌漫著的保守主義與後現代主義大霧中保持清醒的嘗試，並且堅信，正如保守主義－後現代主義同盟曾經歡呼雀躍地宣布中國可以並且應當繞過現代性直接躍入後現代性是一場白日夢一樣，那種認為後現代主義乃是中國藝術的命運的說法也只不過是一紙謊言。曾幾何時，人們是那麼醉心於中國可以避開工業化、城市化與社會化的現代性命題直奔信息化、鄉土化與社群化的"後工業社會"的美夢，然而，一個越來越被認可的事實卻是：中國一向試圖繞過去的工業化進程、市場法則、理性化管理、程序合理性、法治原則，乃至於統治的合法性基礎，卻原來是繞不過去的現代性的硬核！而我們在走向社會的現代化與文化的現代性過程中所遭遇的種種挫折，無不可以追溯到這樣一個事實：即我們沒有從思想意識到行動習慣上真正確立主體性--黑格爾認為的現代性的本質--的基礎地位。文化的中斷與意義的失落(我們在處理傳統與現代性問題上的曲折與反復)、社會的未分化和並非建立在真正的個體主體性基礎之上的社會的虛假團結，以及個性的匱乏，解釋了以下社會事實：由於我們在處理傳統與現代性的關系問題上的笨拙，以至於"創新"需要被當作一種政治口號由政府來加以提倡；由於我們並沒有真正確立起一種自我選擇、自我負責的現代性的自律道德的基礎，以至於"誠信"居然成為一個"擁有五千年文化的文明禮儀之邦"在遭遇現代市場法則與新型人際關系時最大的問題；由於強大的儒家傳統與20世紀極左派集體主義意識形態對個體主義的壓抑，以至於"個性"的不健全始終成為中國各種社會現象最有解釋力的終極原因：由於缺乏個性，整個社會才循環地陷於各種"群眾運動"之中；由於沒有個性，整個社會才經常承受著未分化(在某種意義上就是沒有多元的價值體系及其相應的多元的生活方式)所帶來的巨大壓力。以至於，人們可以說，一個龐大的無邊無際的未分化社會的海洋(特別是農村)，為頑固的文化保守主義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社會資源；而一個尚未形成自我意識中心、自我價值定位與自我道德承擔的"無中心的"(non-centered)個人，恰恰成了"去中心的"(de-centered)、陶醉迷狂的、"一切皆可的"和不負責任的後現代主義的最佳溫床。

⑹ 索卡爾事件的文章由來

索卡爾是受到美國生物學家格羅斯與數學家萊維特的《高級迷信》（1994）一書的激勵決定寫這篇「詐文」的。這本書對以後現代主義，文化研究和科學研究名義而出現的科學元勘（Science studies）思潮進行了猛烈抨擊。這本書獲得了其支持者（其中有很多科學家）的一致喝彩，認為它勇敢地揭露了後現代知識分子的「皇帝的新裝」。在讀了這本書之後，索卡爾為後現代反科學思潮的泛濫而感到震驚和不安，於是決定撰寫這篇文章。他計劃要在文章中充滿科學元勘和文化研究中的最荒唐的錯誤，如它求助於權威而不是論證的邏輯、證據，胡亂套用科學理論，肆意攻擊科學方法等等。也就是要讓它「壞」到極點，變成一篇純粹是胡說或錯誤的文章；另一方面，又要讓文章「好」得不能讓雜志的編輯們察覺出作者的真正意圖。為此索卡爾做了充分的准備。為了收集後現代主義與當代科學的「聯系」，他收集了幾乎所有的重要文章。在充分佔有材料的基礎上，一篇幾近「完美」地表明後現代哲學的進步已經被後現代科學，特別是量子物理學的後現代發展所「證實」的文章就這樣完成了。完稿後，索卡爾向他的朋友透露，他准備把文章投給《社會文本》，這份創刊於1979年的雜志在文化研究者中享有很高的聲譽，被《紐約時報》稱之為「一種善於在文化論戰領域中創造一種趨勢的雜志」。索卡爾的朋友告誡他：他可能會被這一著名雜志精明的編輯們識破，所以最好另投一家不太出名的雜志。但索卡爾還是堅持己見。
在收到索卡爾的稿件後，安德魯·羅斯代表編輯部向索卡爾表示感謝，稱這是一篇「十分有趣的文章」，並准備把此文收集到「科學大戰」專刊中。在編輯們看來，此文難得之處在於它出自一個物理學家之手。索卡爾回信表示感激，並稱自己感到十分鼓舞。與此同時，索卡爾已經開始著手准備對自己的文章進行曝光的工作。在他的「詐文」發表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他的另一篇文章便在《大眾語言》雜志上發表，題目是：《曝光：一個物理學家的文化研究實驗》。

⑺ 索卡爾事件的介紹

1996年5月18日，美國《紐約時報》頭版刊登了一條新聞：紐約大學的量子物理學家艾倫· 索卡爾向著名的文化研究雜志《社會文本》遞交了一篇文章，標題是「超越界線：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釋學」。在這篇文章中，作者故意製造了一些常識性的科學錯誤，目的是檢驗《社會文本》編輯們在學術上的誠實性。結果是5位主編都沒有發現這些錯誤，也沒有能識別索卡爾在編輯們所信奉的後現代主義與當代科學之間有意捏造的「聯系」，經主編們一致通過後文章被發表（但事實上這篇文章最終並沒有被發表），引起了知識界的一場轟動。這就是著名的「索卡爾事件」。

⑻ 如何理解「索卡爾事件」的意義

□轟動一時的索卡爾詐文事件，發生到現在也已經六、七年了。一開始，我就很自然地站在欣賞——如果不是支持的話——索卡爾的立場上。老實說，對於那些所謂「後現代」的、被索卡爾斥為「時髦的胡說」的學說，我一直是不太不認真看待的。在我的下意識里，經常將這些學說和 「刻意標新立異」、「吃飽了撐的」等概念和諺語聯系在一起。索卡爾嘲弄了這些玩意，我覺得很好玩，「詐文」的運作也大有新意。 ■我注意到你講的是「一開始」，那麼，現在你如何看這件事情呢？與一開始的反應是否又有了些不同呢？我覺得，在這個事件背後，是包含著很深刻的內容的，而絕不僅僅是「好玩」。在目前關於「科學文化」的一些討論中，這個事件也經常被人們提起，用作某種「證據」。這也就讓我們不得不正視它，思考它，而不可能事不關已地只是遠距離欣賞而已了。 □我現在還是欣賞索卡爾——要是你能夠在這次對談中改變我的立場，那將是多好玩的一件事啊！當然我相信此事後面確實有深刻背景，但是「詐文事件」本身，至少暴露了那些時髦的學術游戲中的漏洞，索卡爾至少佔了上風，難道你不承認是這樣嗎？
但是，從另一個方面來看，我認為「詐文」的做法本身是有問題的。《社會文本》在刻意引誘下犯了錯，不等於他們平時也一直是這樣的。這使我想起《閱薇草堂筆記》卷十六中的一則故事：有一位先生平日道貌岸然，喜歡從道德方面對學生苛求，學生又無法反駁他，就買通了一位美貌妓女，讓她深夜到書館去引誘先生先生，那美人「言詞柔婉，顧盼間百媚俱生」，先生經不起誘惑，就和她上了床。誰知早上美人故意遲遲不去，等學生們都來了，還坐在講壇上搔首弄姿，結果先生無顏為師，只好卷鋪蓋逃走了。其實這位先生道德上未必有太大問題，但你讓他深夜獨對「百媚俱生」的美人，一時把持不住，就出問題了。然後人們就認定他是「偽君子」、「假道學」等等，這並不十分公平，盡管確實「好玩」。現在索卡爾其實就扮演了這位美人的角色——不過他是自告奮勇的。■你講，你「欣賞」索卡爾，我倒確實並非如此。不過，這個問題實在有些太復雜，簡單地說起來，很可能會有些歪曲或變形，但我們還是值得試試吧。
如果認真地讀一下這《「索卡爾事件」與科學大戰》這本書，就會發現，論戰的雙方其實並不是在相同的意義上就同樣的問題用同一種語言來說話，這也確實正像該書中不斷提到的那樣，表徵著在目前「兩種文化」的一種新的沖突。有些遺憾的是，此書的選編者看起來（如在封底的內容介紹等處）是公允地對待這個事件以及由之引發的爭論，但在書中收錄的他們的文章來看，卻也與你的觀點有相似之處，是明顯地站在索卡爾一方的，將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強納領、女性主義科學觀、後殖民主義的科學和激進生態主義都列在反科學的陣營，這我是絕對無法贊同的，也不知道這樣的立場是否會影響到對書中所收文章的先擇。
不過，至少我覺得此書中收錄的《社會文本》編輯的一篇文章的解釋還是可以說得通的：不是他們沒有錯誤，但即使有，在他們的解釋中，也還是可以理解的。而且，索卡爾的做法雖然機智，或者說「好玩」，但如果排除了他的特殊身份在這一事件，特別是在他的文章能被刊出的考慮中的作用之外，其實，他並不是真正在用一種後現代主義或社會建構論研究者中慣用的語言和思維邏輯來說話的。他的另外三篇文章也同樣如此。而那些支持他的文章，也大致是如此。因此，我覺得，首先，在這一「事件」的發生，是情有可原的（盡管不能說另一方沒有錯誤），其次，隨後引發的「爭論」，並不是一場真正的對話。再次，這里確實涉及到「兩種文化」之沖突的深刻問題，而不僅僅是可以由後現代主義因索卡爾的惡作劇而表明不再是一種合理的「學術」這簡單的結論就可以概括了的。 □雖然我們以前幾乎沒有就此事交換過意見，但我猜得到你的立場——你不欣賞索卡爾的做法。但是你既然也承認「不能說另一方沒有錯誤」，那你怎麼解釋這一現象呢？或者說，對於《社會文本》在此事中所出的洋相，你願不願意為它辯護呢？如果願意，你將怎樣辯護呢？此外，如果你不滿意《「索卡爾事件」與科學大戰》編者的立場，你將對此給出怎樣的批評呢？■首先，講「不能說另一方沒有錯誤」，這當然是指《社會文本》的編輯們在工作中有疏忽，有疏忽，當然是一種錯誤。但我同時也覺得編輯做出的解釋，恐怕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吧，至少是可以理解的，特別是他們希望有像索卡爾這樣的物理學家能站在這一陣營中來的心情以及由此帶來的問題。其實，任何一個雜志，在一種精心的策劃下，讓其出出「洋相」，也不是絕對辦不到的事。設想一下，如果反過來，讓科學雜志去審查對方的文章，也會是有同樣困難的（當然，科學雜志對對方的文章不感興趣，這是另一個差異，但也表明了一種立場）。更不用說，難道科學雜志上就沒發表過不恰當的文章？那些在事後才被揭露出來的作偽的文章，或是在科學上有錯誤的文章，不也是經常出現的嗎？人們會因此而認為科學界就完全「失范」了嗎？關鍵在於，在這種疏忽下出現的這一事件，是否就可以作為對對方整個研究狀況的徹底否定的依據呢？在目前實際存在的「兩種文化」依然分裂的現狀下，其實這兩個陣營的對話是很少的，存在有相互的不理解。當有人試圖去溝通時，即使出現某些問題（而且不一定就是對此方致命的問題），也屬於可理解的正常現象。在此事件中，索卡爾的做法確實是反常規的，也恰恰由於這種反常規，才相當程度在削弱了其批判性的力量。所以，我以為，在這一事件中，誰出了「洋相」並不是關鍵，重要的是它所表現出來的問題和帶來的討論。因為那些討論，才更多地反映了雙方的嚴重分歧。
至於《「索卡爾事件」與科學大戰》編者的立場，我覺得在他們同時收入該書的文章中已經表現的比較明確了，是明顯傾向於索卡爾一邊，而對目前有關科學的人文研究中最有影響的若幹流派，都列入被批判的行列。對此，我當然有不同的看法，不過，這說來話長，可以在後再結合對此事件的討論再講。至於這種立場是否影響了對此書的選編，我只是提出了一種疑問，但並無確切根據。因為我並未完全掌握後來雙方爭論的整體文獻，對此無從做出判斷。

⑼ 科技時代如何看待科學

思想者 思想者小傳 劉大椿 1944年生，中國人民大學一級教授、圖書館館長、科學技術哲學專業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副理事長、自然辯證法史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著有《科學活動論》、《互補方法論》、《新學苦旅：中國科學文化興起的歷程》、《在真與善之間：科技時代的倫理問題與道德抉擇》、《轉型驅動力：現代科技革命與社會變革》、《科學哲學》等。主要研究領域為科學哲學、科學技術與社會、創新方法、交叉學科、人文社會科學評價等。 科學在今天已經深入人心，但實際上，究竟該怎麼看待科學，還是存在許多爭論和不同看法，最主要的分歧在兩個方面。一、什麼是科學？也就是科學和非科學之間，到底有沒有界限，究竟怎麼劃分為好？比如，有人提出中醫不是科學，有人認為風水也是科學，等等。這些都是有爭議的。二、科學的價值，或者說作用，到底怎麼看？有人熱情稱贊科學，說它是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動力；也有人認為，人類發展進程中的許多問題，包括生態問題，精神危機等，都是科學技術的發展造成的。那麼，科學的價值到底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呢？我們對科學的基本態度應當是怎樣的？ 為科學辯護的基本態度 盡管科學會出現這樣或者那樣的問題，科學本身也不一定像科學哲學家原來所論述的那麼純粹，但是如果從根本上否定它，人類沒有科學的發展，就真沒有辦法繼續生存下去了。這是一個非常基本的態度。 我想從上世紀90年代一場非常重要的論戰講起，這場論戰又被稱作「索卡爾事件」。 艾倫99索卡爾（Anlan Sokal）是美國紐約大學的一位理論物理學家。 1996年，他在《社會文本》雜志發表了一篇文章，叫做《超越邊界：邁向量子引力的變革性詮釋學》。 《社會文本》是美國著名的左派文化批評先鋒刊物，對科學持一種質疑的態度。索卡爾其實是捍衛科學、為科學辯護的，但是由於當時關於科學與反科學的論戰正酣，作為一個物理學家，索卡爾狡黠地採取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論爭方式，他把自己偽裝成對方陣營的人，也來反對科學，批判科學。這篇文章把物理學、特別是量子力學的最新成果拿來，然後用詮釋學的觀點，批判科學、質疑科學。索卡爾在行文中做了一些小動作，故意將一些在自然科學家看起來是常識性的錯誤，放到這篇文章裡面，洋洋灑灑地說來道去。文章發表後，有的人認為非常好，你看科學家都持這樣的觀點，也對科學採取質疑態度了；也有的人說這個科學家太小兒科了，連基本的科學常識都不懂。 與此同時，索卡爾又在一本相對中立的雜志《大眾語言》上，發表了另一篇談話文章，叫做《曝光：一個物理學家的文化研究實驗》，表示前一篇文章不過是模仿嘲弄後現代派的游戲之作，其中的論斷大部分既無邏輯前提，又無經驗根據或概念論證，不過是一派胡言。這在當時引起了廣泛的反響。 這種做法顯然對捍衛科學的這一派比較有利――你看連基本的自然科學常識都不懂的人，就可以寫出批判科學的文章，而且還頭頭是道，還引起了反對科學派的喝彩，可見批判科學的人、批判科學的觀點，是多麼的不堪一擊。但是同時，批判科學派也認為，這樣一種噱頭並不代表他能夠真正捍衛科學，也並不能夠把質疑科學、批判科學的觀點真正駁倒。所以此事又引起了一番新的爭論，而且愈演愈烈，這就是所謂的「科學大戰」。 此事件可以說明什麼呢？就是當下對科學具有不同看法，這是世界性的。應當說，20年前在我國，質疑科學、批判科學的聲音很少；但是今天，批判和質疑科學的聲音，漸漸多起來了。特別是近年來，隨著低碳觀念的出現，隨著福島核泄漏事件的發生，人們對科學技術有了更加多樣的看法。 那麼，究竟應當怎麼來看待科學？從科學哲學的角度來看，科學作為一門學問，它有三個基本特徵：客觀性、普遍性和構造性。 所謂客觀性，就是指一個東西、一門知識，它是可檢驗的，而檢驗是能夠被重復的。比如，我們說一種治療的方式、一種葯物，它是符合科學的，那一定是，它用在你身上有效，用在別人身上也應當是有效的。否則，就不能夠被稱為科學。這是客觀性的一個基本含義。 所謂普遍性，就是抽象性，或者是非地方性，無國界性。比如牛頓的著作《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它並不只是17世紀英國的物理學，我們今天世界各地所教授的物理學，基本都是一樣的。所以，我們判斷一個東西是不是科學的，首先要看它是不是具有普遍性，只有具有普遍性的東西才是科學。 什麼叫構造性呢？就是指科學的知識應當是具有邏輯性，或者更嚴格地說是具有數學性，即能夠用數學表示。比如自由落體定律，可以用數學公式來表示。 一般認為，只有符合客觀性、普遍性和構造性這三個特點的，才可以叫做科學。但是這個觀點也引起了很多的質疑。 今天的捍衛科學派，還是非常強調科學的這三個特點，只是不會講得那麼絕對了。當然，盡管科學會出現這樣或者那樣的問題，科學本身也不一定像科學哲學家原來所論述的那麼純粹，但是如果從根本上否定它，人類沒有科學的發展，就真沒有辦法繼續生存下去了。這是有關科學辯護的一個非常基本的態度。這方面的代表作，一本是1994年美國科學史家霍爾頓的 《科學與反科學》，對反科學現象提出了批評，還有一本是美國生物學家格羅斯和數學家萊維特合著的《高級迷信：學界左派及其與科學之爭》，認為批判科學是一種高級迷信。 那麼，為什麼科學的知識應當為我們所遵循？一些科學家提出了新的論證，它和我們原來所講的客觀性、普遍性、構造性有一些區別，但實質是一樣的。其中，頗為出名的是自然科學家哥特弗里德和威爾遜在《自然》雜志上撰文提出的七條證據，他們以此說明科學能夠掌握真理。 這七條證據分別是：第一，穩定提高的預測力；第二，日益准確和廣泛的數據；第三，不斷具體和綜合的理論；第四，種種組合證據；第五，描述和解釋自然的不斷進步；第六，可重復的實驗；第七，基於科學而起作用的技術。尤其是最後一條，它不僅僅是理論，還可以變成技術，而且這個技術正越來越深刻地影響到人類社會生活。我要說，這些證據在當下是非常精彩的。 理性看待質疑科學的聲音 批判工具主義、批判技術至上、批判無節制的經濟擴張，這是對的。但是，必須首先正視現實中各種存在的問題，然後才能向前推進，如果試圖把現實中那些工業化的成就都廢掉，返回到從前那個前工業社會去，那隻能是一種倒退。 與捍衛科學相對應，另外一種態度，也就是批判科學、質疑科學，是怎麼一回事呢？ 這樣一種態度其實是隨著科學技術的日益發展而出現的。原本大家以為，科學技術的成長壯大給人類生活帶來了巨大進步，大家理應越來越喜歡科學、維護科學。但是，科學技術迅猛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它有可能會走向反面。 我們知道，強烈批判科學的聲音首先出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第一次世界大戰由於毒氣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使用，死傷了幾千萬人，這在過去的戰爭中是很少見的。是什麼讓戰爭具有這么大的破壞力呢？人們很自然地將之與科學技術聯系起來。第二次世界大戰更加殘酷，納粹的毒氣室、核武器的使用等，都與科學技術發展息息相關。包括核能的利用，核電站的建設，也可能後患無窮。前蘇聯的切爾諾貝利事件，影響至今未消除；日本的核電安全技術，相對來講，原來認為是比較先進的，但福島核泄漏，居然弄成這個樣子，大家也都看到了，不得不進行反思。 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們難免會對科學產生質疑。所以，對科學的批判，並不是幾個吃飽了沒事乾的人隨便想出來的，而是社會發展到今天，科學技術發展到今天，以及與科學技術發展相關的社會問題在今天頻發以後，人們很自然的一種反思。當然，這樣一種反思走向一個極端，就會產生一些非常尖銳的所謂另類的觀點。 當下在科學哲學領域有一批頗具影響的學者，他們認為科學其實是我們今天人類問題的根源。而且，他們從很多方面對這一觀點加以論證。在他們看來，科學技術首先是與政治共謀的權力，是為政治服務的。比如，美國的國際戰略靠什麼？就是靠它的科學技術，才使得它自認為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能夠為所欲為。科學技術也是依靠金錢運轉的游戲。現在的人不可能靠一支筆、一個腦袋，在自家後院的儲物間裡面做實驗，就弄出一個定理來。你要進行科學研究，沒有資源是不行的，必須有很大的投入。隨便弄一個項目，那都是幾百萬上千萬。科學技術還是聽命於贊助人的工具。不管是科學家也好，還是技術工作者也罷，都是某個機構的工作人員，要靠別人給他資助、給他錢，他才有自己的事業和利益。更嚴重的，科學技術還是殘酷統治自然的幫凶。在古代，人與自然的關系是比較和諧的，人類知道怎樣在自然中生存，也知道必須服從自然。現代工業社會以來，人們發現自己可以做那麼了不起的事情，少數人因而產生了一種狂妄的態度。主客觀長期較量和演變的結果，就把自然變成了充滿生態危機的這種狀態。 以上種種，就是另類科學哲學或者說批判科學諸流派的主要觀點，它們大致可以分為三類。 第一類，主要是溯源於歐洲大陸傳統的一些思想流派，如以歐陸哲學為基礎的存在主義，以馬爾庫塞和哈貝馬斯為代表的法蘭克福學派，以福柯、利奧塔等為代表的後現代主義等。第二類，主要的批判者原本是正統的科學哲學家，但是在研究過程中，隨著社會和思想的變化，他們背叛了自己的觀點，而從原來的營壘中殺了出去，他們以費耶阿本德和羅蒂為代表。第三類，我們稱之為科學知識社會學，這是從英國興起並迅速擴展到歐美各國的一個學派，他們採取一種所謂人類學的方法，大量運用民族志、田野調查和案例研究，關注具體的科學活動，由此得出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結論，成為批判科學的根據。 為了更好地說明問題，我給大家舉個例子。 兩位著名的法國學者――拉圖爾和伍爾伽寫了一本書 《實驗室生活：科學事實的建構過程》。他們通過對實驗室科研活動全過程的細致觀察和分析，發現在實驗室里工作，跟在其他單位、作坊工作，基本是一樣的。比如，在實驗過程中，誰更有經驗、地位更高，那就聽誰的；或者得出一個數據，有人認為這個數據不夠可信，那就重新再做，直到他覺得好為止。由是，該書的結論就是：在實驗室裡面進行的科學工作，其實也是社會建構的，沒有所謂純粹的、客觀的、記錄下來就行的知識，實際上它們大部分都是人為的。 如果你從這個例子中得出一個質疑和否定、批判科學的結果，這並不奇怪。我們常說，科學的一大特點是其客觀性，但這個例子很顯然向我們展示了，科學工作是純粹客觀的這個結論是不成立的，因為所有的科學工作都是人做的，這樣一種研究帶有某種主觀性，就不足為怪了。 這個例子其實揭示了一個新的方面，即人們不是純粹地從哲學、從思辨角度來否定科學、批判科學，而是從科學活動的實踐中，從科學家這個共同體的行為方式中去進行研究，由此得出的一些結論，是非常具有啟發性的。當然，更是需要再三斟酌的。 顯然，從科學活動和科學家兩個方面來看，所謂客觀性、普遍性和構造性都不是絕對的、純粹的，科學活動的過程一定會摻雜進很多社會因素，會打上某種個人或社會的烙印。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結論：科學就是沒有客觀性、沒有普遍性、沒有構造性的。沒有純粹的客觀性並不等於說沒有客觀性。這一條很重要。 下面，我再給大家介紹幾個比較極端的例子來分析和思考一下。 第一個是「女性主義」，代表作是桑德拉99哈丁的 《女性主義中的科學問題》。她的主要觀點是：在科學中跟在社會上一樣，性別其實主要不是自然的、生理的東西，而是社會建構的。現代的科學共同體，其實是男性、男權占統治地位的，女性科學家一直受到排斥。因此科學的主要的問題是什麼？就是要破除男性的霸權。果真如此嗎？ 第二個是「後殖民主義」，也有一本比較有代表性的書，是印度學者蘭丁主編的《科學、霸權與暴力》。他認為，現代科學其實就是西方帝國主義的餘音。西方帝國主義在16世紀以後靠殖民主義取得霸權，20世紀殖民地都解放了，獨立了，但是殖民主義實際上還存在，所以叫做「後殖民主義」。在這種格局下，西方就靠著它在科學中的霸權來統治全世界，特別是統治東方，統治非西方的文化。蘭丁認為，印度的占星術就是印度的傳統科學，不幸被西方的天文學取代了，像伽利略、笛卡爾、牛頓這樣一些西方科學家，其實是西方帝國主義霸權最重要的支撐。所謂理性主義，也不過是一個重要工具，是用來對東方、對非西方的科學和文化進行侵略和剝奪的。他宣稱，要真正把殖民主義的毒害消除掉，必須在科學中也排除掉殖民主義霸權。這樣一種觀點，也是比較極端、片面的。 最後一個是關於「生態主義」的。生態主義的思想在今天已經非常流行，我也覺得很有道理。科學發展了，技術發達了，容易產生一種技術主義的傾向或價值觀，認為技術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確實，技術有很大的作用，但並不能解決一切問題。但是相反的觀點認為，科學就是破壞生態的元兇，主張應當回到那種完全自然的狀態中去，我覺得這其實是非常不現實的。 批判工具主義、批判技術至上、批判無節制的經濟擴張，這是對的。但是，必須首先正視現實中存在的各種問題，然後才能向前推進，如果試圖把現實中那些工業化的成就都否定掉，返回到從前那個前工業社會去，那隻能是一種倒退。 當然，有關社會建構的這樣一些觀點，的確對我們應該怎麼看待科學提供了新的視角，但因其極端，自然也具有很大的片面性。極端的觀點比較容易吸引眼球，但是你如果照它去實行的話，不僅行不通，可能還會出大亂子。 警惕科學主義成為新迷信 對待科學應持一種審度的態度，盲目地辯護和極端地批判都是不恰當的。既要支持科學、尊重科學，又要保持對科學的警醒，不要迷信科學、認為科學是萬能的，這才是真正科學的態度。 回到開頭提出的問題，應當怎樣看待科學呢？我以為，盲目地辯護和極端地批判都是不恰當的。應當以一種平和的、多元的、理性的、寬容的態度，以一種具有時代性、針對性和實踐性的觀點，既不是簡單地辯護，也不是簡單地批判，而是持一種審度的態度來看待科學。 當前在學界也已出現了這樣一種反思的新潮流。例如，舍格斯特爾主編了一本《超越科學大戰》，他主張回到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的傳統，就是既研究科學內在的認識論的規律，同時也研究它和社會的相互作用。蘇珊99哈克的代表作是《理性地捍衛科學》，她提出了一種折中的批判常識主義，認為批判科學的觀點往往違背常識，所以要回到常識，但是又不能簡單地回到常識，要吸取批判觀點中的長處。還有阿伽西，2003年出版了一本書《科學與文化》，他提出多元論的批判理性主義，主張把科學作為文化的一個內在組成部分來看，不能把科學跟人文截然分開。這種思想很具啟發性。不要老是認為科學是一種外來文化，只有人文才是傳統文化，其實這種看法是不太符合實際的。 特別需要提一下：在西方，為科學辯護和批判科學，兩種聲音都非常強烈，而且批判科學似乎還更加時尚。對於這樣一種思想文化現象，在當下的中國，我們應當怎樣對待呢？ 首先，要清醒地看到，在發達國家，對科學的基本堅持已經成為社會的常態，而對科學的批判，主要是為了矯正唯科學主義的片面性。批判科學的觀點，普通民眾並不反感，但是真正完全接受它的人也不是太多。這就好比法律是一個國家的基本制度，盡管有很多人批判法制，但是人們並不會因此而主張廢除法律，相反，遵紀守法已經成為人們的生活常態。我想這一點，是需要我們特別注意的。我們應該特別重視科學，而不能輕易地去簡單否定它。 在我國，目前科學還主要是被當作一種器物層面的工具，它能解決我們的實際問題，但是，人們尚沒有從精神層面、制度層面來看待它。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我們不是去努力弘揚科學，去說明科學精神其實跟人文精神是一致的，而是簡單地去批判科學，那是會出問題的。當然，如果我們僅僅去鼓吹器物層面的科學，認為它就是絕對真理，根本不能碰的，那也成問題。 所以，我們既要從簡單的科學萬能論中解脫出來，又要與反科學保持距離，不能人雲亦雲，指責科學是我們一切問題的根源。如果大家都反科學，我們的發展、我們這個國家的未來就麻煩了。這一點非常重要。 極端的科學主義，把科學理想化、神聖化，就等於把科學變成了一種新的迷信，這是不對的。具體科學並不意味著它一定是真理，一定是正確的，科學也可能會出錯。任何具體的科學，它都要往前發展，都是會被修正、甚至被取代的。科學知識並非絕對正確，這正是科學的偉大之處。 最後我想說的是：既要支持科學，尊重科學，又要保持對科學的警醒；不要迷信科學、認為科學是萬能的，這才是科學的態度，而且是真正科學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