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與文學的對話什麼是天才低調莫言的如果我拿的是物理獎作文

⑴ 愛迪生如何看待手機的來源

2013年6月7日 北京拿到北京的高考作文題，記者眼前一亮，記得2013年5月15日，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楊振寧與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在北京大學展開了一場名為「科學與文學的對話」。在這場對話中，兩位諾獎得主談到了「愛迪生如何看待手機」的問題。而2013年北京高考作文題給出的材料中，雖然沒有點名，但是很明顯，文中的科學家就是楊振寧，文學家則應該是莫言。還記得在當天的對話中，楊振寧突然提到：「我常常在想一個問題，假如今天把愛迪生突然請回來，讓他在21世紀生活一個禮拜，什麼東西是他最感到不可思議的？你們認為會是什麼？」莫言回答道：「手機。」楊振寧說：「對，我同意是！隨便一個人，拿出手機來就可以和美國的朋友通話，這比《封神榜》里最奇怪的事情還要奇怪！」

⑵ 作文假如我來生學物理

昨日，一場「科學與文學的對話」在北京大學舉行，楊振寧、莫言兩位不同領域的諾貝爾獎獲得者相聚北大，與年輕人聊「科學與文學」「天才」「中國夢」等話題。在談到天才話題時，莫言稱研究物理學的楊振寧才稱得上天才，而文學的評定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他笑言：「假如有來生，我要去學物理，研究天文學。」

⑶ 莫言參加《開獎了》我說假如我得過諾貝爾物理學獎 ,你看我低調不，觀眾們都會心一笑，是什麼意思啊，

91歲的楊振寧，58歲的莫言，一個大學教授之子，一個農民之子，兩人本來有著截然不同的人生軌跡，卻因為都獲得諾貝爾獎在北京大學相遇了。5月15日，作為北京大學中國畫法研究院「眾芳所在」系列講座之一，楊振寧和莫言在諾獎頒獎典禮音樂——莫扎特《D大調進行曲》中，開始了一場「科學與文學的對話」。

科學與文學的差異顯而易見。莫言說：「科學家關注物和物質原理，文學家關注人和人的情感。魯迅先生說過，文學家筆下一束美麗的鮮花，在植物學家眼裡就成了植物的生殖器。」楊振寧說：「科學是發現，沒有人類的時候就有了電和磁；而文學是發明，有個門類就是科幻小說。」不過，楊振寧在現場也幻想了一回：「如果把愛迪生請到21世紀，他會覺得什麼最稀奇？」莫言低頭略想，抬頭答道：「手機！」楊振寧也拍手道：「我同意。口袋裡一掏就能和美國的朋友對話，這比《封神榜》還神奇！」

楊振寧覺得文學比科學復雜，諾貝爾獎頒了100多年，科學類獎項幾乎沒有爭議，而文學獎往往眾說紛紜。聽到這，莫言立刻表示自己對科學的「崇拜」：「科學無法改變，1加1就等於2，可是對文學，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判斷。大家都說我低調，假如我得諾貝爾物理獎，你看我還低調不。假如有來生，我一定學物理。」

楊振寧回憶起一段往事：在斯德哥爾摩的宴會廳，他從瑞典國王手中接過諾貝爾物理學獎的獎牌時，國王身邊站著一個10歲的孩子，這個孩子就是給莫言頒獎的瑞典國王。

50年多的時間跨度，也正與中國歷史的轉折有著時間上的契合。「中華民族的近代史，是我和我父親那一輩人靈魂深處的痛楚。中國沒有發展起近代科學，諾貝爾獎成為大家的心結，這很自然。」楊振寧說，「你跟我走了不同的路，一個科學一個文學，但都走上了諾貝爾獎的領獎台。50多年前，中國人走上這個領獎台時的心情，和美國人、英國人是不一樣的。莫言先生，你在領獎時是什麼心情？」

莫言答道：「沒得獎之前，每年九十月份就會接到很多電話，問我今年情況如何；一旦真得獎了，爭論鋪天蓋地，我成為被眾人研究的對象。領獎的時候感覺自己不是在領獎，不是被觀察者，而是在觀察。我看國王、王後，看他兩個漂亮的女兒，當然也看我的太太和女兒。」

不僅是領獎心情不同，楊振寧發現，中國人在做科學研究時有一定偏好，他將其概括為「民族性」。「中國人務實，德國人喜歡走極端。我並不是說誰好誰壞，只是發現這種顯著的差異——一個民族的物理學家，因為文化傳統有不自覺的傾向。」莫言回應道：「文學創作中也有這樣的現象，中國文化傳統強調文以載道。民族性可以理解為國民性，作家是國民的一分子，肯定受到文化傳統的影響。」

這場對話的台下聽眾多為北大學生，有學生問莫言：「自從您得了諾貝爾獎，遊客在參觀您舊居時，總想摳塊牆皮、拔點蘿卜，沾沾『仙氣』，您怎麼看？」莫言笑答：「中國有『造神』現象，好像一個人得了諾貝爾獎就成了天上的『文曲星』。有人來我家挖蘿卜挺好，因為蘿卜本來就是讓人吃的。不過，千萬不要把我想像成什麼了不起的人。」

楊振寧對中國的大學生很有信心：「中國和美國的大學生差別很大。一是中國的中學教育對學生的訓練很多，知識基礎扎實；二是中國學生更成熟，清楚自己的前途，也肯努力。我在國內10多年，看到數不清的有能力、有決心的年輕人。加上最近幾10年中國發展迅速，有了這樣的經濟支持，我對科學技術在中國的前途非常樂觀，『中國夢』一定會實現。」

以上是報導內容

我認為就這件事發表見解可以順著莫言的話往下講說科學技術的重要性（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等，也可以逆向思維說當今文學越來越不被重視，說對文化的哀思

⑷ 范曾客串主持，問楊振寧和莫言「什麼樣的人是天才」

天才是冒出來的 。
莫言 楊振寧 范曾-科學與文學的對話

⑸ 2013北京高考語文作文題目出自哪裡

楊振寧和莫言對話成高考作文題———
今年高考北京卷作文題目：
閱讀下面的對話，按要求作文。
科學家：假如愛迪生來21世紀生活一個星期，最讓他感到新奇的會是什麼呢？
文學家：我想，手機會不會讓他感到不可思議呢？
科學家：我同意。手機是信息時代的一個標志物，簡直稱得上是一部掌中電腦，豐富的功能一定會讓這位大發明家感到新奇。
文學家：手機的廣泛應用，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交往方式、思想情感和觀念意識，或許這也是愛迪生意想不到的吧！
科學家與文學家各自對手機的看法，引發了你哪些思考、想像？請自選角度，自擬題目，自定文體(詩歌除外)，寫一篇不少於800字的文章。
昨天北京的高考作文題「愛迪生看手機」選自今年5月15日楊振寧與莫言在北京大學展開的一場名為「科學與文學的對話」。記者發現，近幾年的高考作文題已經有三年均和北大相關。
楊振寧和莫言對話成高考作文題
「作文題目是什麼？」昨天上午，2013年高考正式拉開大幕。作文題目作為歷年來高考最受關注的大分值題目，更是引來了在考場外的家長、老師和媒體記者的極大興趣。
此前社會大猜想的「中國夢」、「正能量」等熱門詞無一命中。不過，楊振寧和莫言這兩位分獲諾貝爾物理學獎和文學獎的大家，此次卻和作文題扯上關系。記者注意到，盡管材料中沒有直接表明科學家和文學家的身份，但這段對話正是今年5月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楊振寧與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在北大展開的一場「科學與文學的對話」中的片段，著名書畫家范曾主持。
兩個多小時中，三位大家對話精彩紛呈，處處閃爍著人生智慧和思想之光。他們對科學與文學、天才與成功、真情與妙悟、「中國夢」以及誠與德、勤與拙等問題的思考和解答，給人以深刻的啟迪。
http://bjyouth.ynet.com/3.1/1306/08/8062657.html

⑹ 莫言曾經送給楊振寧一句什麼樣的話，讓他珍藏在書房多年

2012年公布諾貝爾文學獎的時候，中國轟動了。中國史上第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誕生了。大量媒介的報道，讓我們認識了文學作家莫言。一時之間，莫言成了名人，但大家對他的褒貶不一：有的人說他是一位優秀的作家，為國爭光；有的人質疑他的文學作品。一位是文學巨匠，一位是物理學家，兩位是怎麼認識的？楊振寧的書房還掛著莫言送給他的一句話？這句話是什麼？

⑺ 莫言對話楊振寧：科學與文學的對話

楊振寧不等同於或代表科學，莫言也不等同於或代表文學。說「一個科學家與一個文學家的對話」，這頂高帽子已經高碰天了。嚴格地說楊振寧可稱為「物理學家」，而莫言則可稱為「小說家」。
「科學與文學的對話」那是無厘頭牛逼式胡話！。
以上是說一個概念，與楊振寧和莫言的對話及內容沒有任何關系。這是需要申明的。
至於楊振寧與莫言的對話，肯定對他人會有相當的啟迪與教益。

⑻ 對於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感受作文

首先，它提醒我們中國作家必須摒棄中國文人的劣根性，回歸到人與人和諧相處的正確軌道，營造一個單純、潔凈的文壇。在莫言獲獎前，很多所謂的專家、作家都預言莫言根本不可能獲獎，有不少人甚至對莫言竭盡抹黑、誣陷之能事，有的說莫言崇洋媚外，太迷信諾獎了；有的指其在炒作，借機多賣幾本書；有的乾脆朝他身上潑污水，說他收買諾獎評委。實際上，此前普通百姓對莫言獲獎也表現出極大的關注和強烈的期待，但與文人不同的是，他們更關心是不是中國作家獲獎，而文人的反應所以如此齷齪，是因為他們首先想的是不是自己獲獎，如果不是那寧可其他中國作家也不要獲獎，這樣他們才覺得咱們中國作家都在一個水平線上，也才心安理得。可以說，圍繞莫言獲不獲獎，將中國文人的膚淺浮躁和文人相輕的劣根性再一次攤在了陽光下，而這其實正是影響中國作家走向世界、影響中國文學融入世界文學主流的關鍵所在，這個問題不解決，就不可能保持文壇的純凈，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中國文學，也不可能讓中國文學走得更遠。其次，它告訴我們中國作家必須克服浮躁的心態，堅持深入生活，堅持把火熱的生活當作創作的動力。莫言憑什麼能獲得諾獎，人們給出的回答通常是憑借的是他的實力，可筆者要問的是莫言的實力從何而來？仔細閱讀莫言的作品，我們不難發現其中不僅散發著強烈的鄉土氣息，而且有著厚重的歷史和文化積淀，這種實力不是一日之功，更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靠著對祖國的愛、對人民的愛、對生活的愛，靠著植根於人民、植根於生活，靠著對歷史和現實的深刻理解、無情的解剖及深邃的思考，更靠著一個作家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感，才會創作出那麼多震撼人心的偉大作品，難怪瑞典文學院在頒獎詞中贊揚莫言的作品「用魔幻般的現實主義將民間故事、歷史和現代融為一體」。可反觀當下的中國作家，有幾個能像莫言那樣踏踏實實深入中國農村體驗生活，且一呆就是一年半載甚至好幾年？有幾個能像莫言那樣不為名利所累，潛心創作，寫出那麼多影響巨大而廣泛的作品？有幾個能像莫言那樣虛懷若谷、寬以待人，面對各種流言蜚語始終保持低調而不願意傷害別人？可以毫不誇張的說，縱觀當今文壇能出其右者實在是鳳毛麟角，有的只是半吊子作家，或是浮光掠影、追風逐日的作家，再就是借著所謂的文學作品大發橫財，渾身上下沾滿了銅臭的作家。文學作品源於生活，諾獎青睞植根於生活的作家；文品即人品，諾獎偏愛行事低調的作家，莫言的獲獎即是明證，中國的作家如果不能就此作深刻的反省，不能像莫言那樣立足生活，深入社會的最底層，搭准中國歷史和現實的脈搏，深刻揭示小人物的命運，那中國文學絕不會因為此次莫言獲獎而走向世界，更不會迎來文學的復興、文學的繁榮和文學的輝煌。由此看來，莫言獲獎只是中國文學一個新的起點，繁榮文學創作，讓中國文學真正屹立於世界文壇，未來的路還很長，中國作家任重而道遠！

⑼ 2012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在瑞典學院發表演講的有關作文

尊敬的瑞典學院各位院士，女士們、先生們：
通過電視或網路，我想在座的各位，對遙遠的高密東北鄉，已經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們也許看到了我的九十歲的老父親，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兒和我的一歲零四個月的外孫子，但是有一個此刻我最想念的人，我的母親，你們永遠無法看到了。我獲獎後，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榮，但我的母親卻無法分享了。
最痛苦的事是目睹母親被人扇耳光
我母親生於1922年，卒於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莊東邊的桃園里。去年，一條鐵路要從那兒穿過，我們不得不將她的墳墓遷移到距離村子更遠的地方。掘開墳墓後，我們看到，棺木已經腐朽，母親的骨殖，已經與泥土混為一體。我們只好象徵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從那一時刻起，我感到，我的母親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訴說，就是對母親的訴說。
我是我母親最小的孩子。
我記憶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著家裡唯一的一把熱水壺去公共食堂打開水。因為飢餓無力，失手將熱水瓶打碎，我嚇得要命，鑽進草垛，一天沒敢出來。傍晚的時候我聽到母親呼喚我的乳名，我從草垛里鑽出來，以為會受到打罵，但母親沒有打我也沒有罵我，只是撫摸著我的頭，口中發出長長的嘆息。
我記憶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著母親去集體的地理揀麥穗，看守麥田的人來了，揀麥穗的人紛紛逃跑，我母親是小腳，跑不快，被捉住，那個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扇了她一個耳光，她搖晃著身體跌倒在地，看守人沒收了我們揀到的麥穗，吹著口哨揚長而去。我母親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臉上那種絕望的神情我終生難忘。多年之後，當那個看守麥田的人成為一個白發蒼蒼的老人，在集市上與我相逢，我沖上去想找他報仇，母親拉住了我，平靜的對我說：「兒子，那個打我的人，與這個老人，並不是一個人。」
我記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個中秋節的中午，我們家難得的包了一頓餃子，每人只有一碗。正當我們吃餃子時，一個乞討的老人來到了我們家門口，我端起半碗紅薯干打發他，他卻憤憤不平地說：「我是一個老人，你們吃餃子，卻讓我吃紅薯干。你們的心是怎麼長的？」我氣急敗壞的說：「我們一年也吃不了幾次餃子，一人一小碗，連半飽都吃不了！給你紅薯干就不錯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滾！」母親訓斥了我，然後端起她那半碗餃子，倒進了老人碗里。
我最後悔的一件事，就是跟著母親去賣白菜，有意無意的多算了一位買白菜的老人一毛錢。算完錢我就去了學校。當我放學回家時，看到很少流淚的母親淚流滿面。母親並沒有罵我，只是輕輕的說：「兒子，你讓娘丟了臉。」
我十幾歲時，母親患了嚴重的肺病，飢餓，病痛，勞累，使我們這個家庭陷入了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產生了一種強烈的不祥之兆，以為母親隨時都會自己尋短見。每當我勞動歸來，一進大門就高喊母親，聽到她的回應，心中才感到一塊石頭落了地。如果一時聽不到她的回應，我就心驚膽戰，跑到廚房和磨坊里尋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間也沒有見到母親的身影，我便坐在了院子里大哭。這時母親背著一捆柴草從外面走進來。她對我的哭很不滿，但我又不能對她說出我的擔憂。母親看到我的心思，她說：「孩子你放心，盡管我活著沒有一點樂趣，但只要閻王爺不叫我，我是不會去的。」
我喜歡講故事名字「莫言」像諷刺
我生來相貌醜陋，村子裡很多人當面嘲笑我，學校里有幾個性格霸蠻的同學甚至為此打我。我回家痛苦，母親對我說：「兒子，你不醜，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裡？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變美。」後來我進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後甚至當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親的話，便心平氣和地向他們道歉。
我母親不識字，但對識字的人十分敬重。我們家生活困難，經常吃了上頓沒下頓。但只要我對她提出買書買文具的要求，她總是會滿足我。她是個勤勞的人，討厭懶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為看書耽誤了幹活，她從來沒批評過我。
有一段時間，集市上來了一個說書人。我偷偷地跑去聽書，忘記了她分配給我的活兒。為此，母親批評了我，晚上當她就著一盞小油燈為家人趕制棉衣時，我忍不住把白天從說書人聽來的故事復述給她聽，起初她有些不耐煩，因為在她心目中說書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務正業的人，從他們嘴裡冒不出好話來。但我復述的故事漸漸的吸引了她，以後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給我排活，默許我去集上聽書。為了報答母親的恩情，也為了向她炫耀我的記憶力，我會把白天聽到的故事，繪聲繪色地講給她聽。
很快的，我就不滿足復述說書人講的故事了，我在復述的過程中不斷的添油加醋，我會投我母親所好，編造一些情節，有時候甚至改變故事的結局。我的聽眾也不僅僅是我的母親，連我的姐姐，我的嬸嬸，我的奶奶都成為我的聽眾。我母親在聽完我的故事後，有時會憂心忡忡地，像是對我說，又像是自言自語：「兒啊，你長大後會成為一個什麼人呢？難道要靠耍貧嘴吃飯嗎？」
我理解母親的擔憂，因為在村子裡，一個貧嘴的孩子，是招人厭煩的，有時候還會給自己和家庭帶來麻煩。我在小說《牛》里所寫的那個因為話多被村子裡厭惡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時的影子。我母親經常提醒我少說話，她希望我能做一個沉默寡言、安穩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卻顯露出極強的說話能力和極大的說話慾望，這無疑是極大的危險，但我說的故事的能力，又帶給了她愉悅，這使他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話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盡管我有父母親的諄諄教導，但我並沒有改掉我喜歡說話的天性，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對自己的諷刺。
我是有神論者相信萬物都有靈性
我小學未畢業即輟學，因為年幼體弱，幹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灘上去放牧牛羊。當我牽著牛羊從學校門前路過，看到昔日的同學在校園里打打鬧鬧，我心中充滿悲涼，深深地體會到一個人，哪怕是一個孩子，離開群體後的痛苦。
到了荒灘上，我把牛羊放開，讓它們自己吃草。藍天如海，草地一望無際，周圍看不到一個人影，沒有人的聲音，只有鳥兒在天上鳴叫。我感到很孤獨，很寂寞，心裡空空盪盪。有時候，我躺在草地上，望著天上懶洋洋地飄動著的白雲，腦海里便浮現出許多莫名其妙的幻象。我們那地方流傳著許多狐狸變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著能有一個狐狸變成美女與我來作伴放牛，但她始終沒有出現。但有一次，一隻火紅色的狐狸從我面前的草叢中跳出來時，我被嚇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沒了蹤影，我還在那裡顫抖。有時候我會蹲在牛的身旁，看著湛藍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時候我會模仿著鳥兒的叫聲試圖與天上的鳥兒對話，有時候我會對一棵樹訴說心聲。但鳥兒不理我，樹也不理我。許多年後，當我成為一個小說家，當年的許多幻想，都被我寫進了小說。很多人誇我想像力豐富，有一些文學愛好者，希望我能告訴他們培養想像力的秘訣，對此，我只能報以苦笑。
就像中國的先賢老子所說的那樣：「福兮禍之所伏，福禍福所倚」，我童年輟學，飽受飢餓、孤獨、無書可讀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們的前輩作家沈從文那樣，及早地開始閱讀社會人生這本大書。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聽說數人說書，僅僅是這本大書中的一頁。
輟學之後，我混跡於成人之中，開始了「用耳朵閱讀」的漫長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鄉曾出了一個講故事的偉大天才--蒲松齡，我們村裡的許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傳人。我在集體勞動的田間地頭，在生產隊的牛棚馬廄，在我爺爺奶奶的熱炕頭上，甚至在搖搖晃晃地進行著的牛車社，聆聽了許許多多神鬼故事，歷史傳奇，逸聞趣事，這些故事都與當地的自然環境，家庭歷史緊密聯系在一起，使我產生了強烈的現實感。
我做夢也想不到有朝一日這些東西會成為我的寫作素材，我當時只是一個迷戀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聽著人們的講述。那時我是一個絕對的有神論者，我相信萬物都有靈性，我見到一棵大樹會肅然起敬。我看到一隻鳥會感到它隨時會變化成人，我遇到一個陌生人，也會懷疑他是一個動物變化而成。每當夜晚我從生產隊的記工房回家時，無邊的恐懼便包圍了我，為了壯膽，我一邊奔跑一邊大聲歌唱。那時我正處在變聲期，嗓音嘶啞，聲調難聽，我的歌唱，是對我的鄉親們的一種折磨。
文學創作必須頤指氣使獨斷專行
我在故鄉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間離家最遠的是乘火車去了一次青島，還差點迷失在木材廠的巨大木材之間，以至於我母親問我去青島看到了什麼風景時，我沮喪地告訴她：什麼都沒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頭。但也就是這次青島之行，使我產生了想離開故鄉到外邊去看世界的強烈願望。
1976 年2 月，我應征入伍，背著我母親賣掉結婚時的首飾幫我購買的四本《中國通史簡編》，走出了高密東北鄉這個既讓我愛又讓我恨的地方，開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時期。我必須承認，如果沒有30 多年來中國社會的巨大發展與進步，如果沒有改革開放，也不會有我這樣一個作家。
在軍營的枯燥生活中，我迎來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學熱潮，我從一個用耳朵聆聽故事，用嘴巴講述故事的孩子，開始嘗試用筆來講述故事。起初的道路並不平坦，我那時並沒有意識到我二十多年的農村生活經驗是文學的富礦，那時我以為文學就是寫好人好事，就是寫英雄模範，所以，盡管也發表了幾篇作品，但文學價值很低。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在我的恩師著名作家徐懷中的啟發指導下，我寫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紅蘿卜》、《紅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說。在《秋水》這篇小說里，第一次出現了「高密東北鄉」這個字眼，從此，就如同一個四處游盪的農民有了一片土地，我這樣一個文學的流浪漢，終於有了一個可以安身立命的場所。我必須承認，在創建我的文學領地「高密東北鄉」的過程中，美國的威廉·福克納和哥倫比亞的加西亞·馬爾克斯給了我重要啟發。我對他們的閱讀並不認真，但他們開天闢地的豪邁精神激勵了我，使我明白了一個作家必須要有一塊屬於自己的地方。一個人在日常生活中應該謙卑退讓，但在文學創作中，必須頤指氣使，獨斷專行。我追隨在這兩位大師身後兩年，即意識到，必須盡快地逃離他們，我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他們是兩座灼熱的火爐，而我是冰塊，如果離他們太近，會被他們蒸發掉。根據我的體會，一個作家之所以會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響，其根本是因為影響者和被影響者靈魂深處的相似之處。正所謂「心有靈犀一點通」。所以，盡管我沒有很好地去讀他們的書，但只讀過幾頁，我就明白了他們幹了什麼，也明白了他們是怎樣乾的，隨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該干什麼和我該怎樣干。
我該乾的事情其實很簡單，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講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說書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爺爺奶奶、村裡的老人們講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說，講述的時候，我沒有想到誰會是我的聽眾，也許我的聽眾就是那些如我母親一樣的人，也許我的聽眾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親身經歷，譬如《枯河》中那個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紅蘿卜》中那個自始至終一言不發的孩子。我的確曾因為干過一件錯事而受到過父親的痛打，我也的確曾在橋梁工地上為鐵匠師傅拉過風箱。當然，個人的經歷無論多麼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動地寫進小說，小說必須虛構，必須想像。很多朋友說《透明的紅蘿卜》是我最好的小說，對此我不反駁，也不認同，但我認為《透明的紅蘿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徵性、最意味深長的一部。那個渾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說的靈魂，盡管在後來的小說里，我寫了很多的人物，但沒有一個人物，比他更貼近我的靈魂。或者可以說，一個作家所塑造的若幹人物中，總有一個領頭的，這個沉默的孩子就是一個領頭的，他一言不發，但卻有力地領導著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東北鄉這個舞台上，盡情地表演。
《豐乳肥臀》獻給天下母親
自己的故事總是有限的，講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須講他人的故事。於是，我的親人們的故事，我的村人們的故事，以及我從老人們口中聽到過的祖先們的故事，就像聽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樣，從我的記憶深處湧出來。他們用期盼的目光看著我，等待著我去寫他們。我的爺爺、奶奶、父親、母親、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兒，都在我的作品裡出現過，還有很多的我們高密東北鄉的鄉親，也都在我的小說里露過面。當然，我對他們，都進行了文學化的處理，使他們超越了他們自身，成為文學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說《蛙》中，就出現了我姑姑的形象。因為我獲得諾貝爾獎，許多記者到她家采訪，起初她還很耐心地回答提問，但很快便不勝其煩，跑到縣城裡她兒子家躲起來了。姑姑確實是我寫《蛙》時的模特，但小說中的姑姑，與現實生活中的姑姑有著天壤之別。小說中的姑姑專橫跋扈，有時簡直像個女匪，現實中的姑姑和善開朗，是一個標準的賢妻良母。現實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滿，小說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卻因為心靈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身披黑袍，像個幽靈一樣在暗夜中游盪。我感謝姑姑的寬容，她沒有因為我在小說中把她寫成那樣而生氣；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確地理解了小說中人物與現實中人物的復雜關系。
母親去世後，我悲痛萬分，決定寫一部書獻給她。這就是那本《豐乳肥臀》。因為胸有成竹，因為情感充盈，僅用了83 天，我便寫出了這部長達50 萬字的小說的初稿。
在《豐乳肥臀》這本書里，我肆無忌憚地使用了與我母親的親身經歷有關的素材，但書中的母親情感方面的經歷，則是虛構或取材於高密東北鄉諸多母親的經歷。在這本書的卷前語上，我寫下了「獻給母親在天之靈」的話，但這本書，實際上是獻給天下母親的，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東北鄉」寫成中國乃至世界的縮影一樣。
寫作者必須站在人的立場
作家的創作過程各有特色，我每本書的構思與靈感觸發也都不盡相同。有的小說起源於夢境，譬如《透明的紅蘿卜》，有的小說則發端於現實生活中發生的事件--譬如《天堂蒜薹之歌》。但無論是起源於夢境還是發端於現實，最後都必須和個人的經驗相結合，才有可能變成一部具有鮮明個性的，用無數生動細節塑造出了典型人物的、語言豐富多彩、結構匠心獨運的文學作品。有必要特別提及的是，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讓一個真正的說書人登場，並在書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十分抱歉地使用了這個說書人真實姓名，當然，他在書中的所有行為都是虛構。在我的寫作中，出現過多次這樣的現象，寫作之初，我使用他們的真實姓名，希望能藉此獲得一種親近感，但作品完成之後，我想為他們改換姓名時卻感到已經不可能了，因此也發生過與我小說中人物同名者找到我父親發泄不滿的事情，我父親替我向他們道歉，但同時又開導他們不要當真。我父親說：「他在《紅高粱》中，第一句就說'我父親這個土匪種'，我都不在意你們還在意什麼？」
我在寫作《天堂蒜薹之歌》這類逼近社會現實的小說時，面對著的最大問題，其實不是我敢不敢對社會上的黑暗現象進行批評，而是這燃燒的激情和憤怒會讓政治壓倒文學，使這部小說變成一個社會事件的紀實報告。小說家是社會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場和觀點，但小說家在寫作時，必須站在人的立場上，把所有的人都當作人來寫。只有這樣，文學才能發端事件但超越事件，關心政治但大於政治。
可能是因為我經歷過長期的艱難生活，使我對人性有較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麼，也明白真正的悲憫是什麼。我知道，每個人心中都有一片難用是非善惡准確定性的朦朧地帶，而這片地帶，正是文學家施展才華的廣闊天地。只要是准確地、生動地描寫了這個充滿矛盾的朦朧地帶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並具備了優秀文學的品質。
喋喋不休地講述自己的作品是令人厭煩的，但我的人生是與我的作品緊密相連的，不講作品，我感到無從下嘴，所以還得請各位原諒。
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為一個現代的說書人，是隱藏在文本背後的，但從《檀香刑》這部小說開始，我終於從後台跳到了前台。如果說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語，目無讀者，從這本書開始，我感覺到自己是站在一個廣場上，面對著許多聽眾，繪聲繪色地講述。這是世界小說的傳統，更是中國小說的傳統。我也曾積極地向西方的現代派小說學習，也曾經玩弄過形形色色的敘事花樣，但我最終回歸了傳統。當然，這種回歸，不是一成不變的回歸，《檀香刑》和之後的小說，是繼承了中國古典小說傳統又借鑒了西方小說技術的混合文本。小說領域的所謂創新，基本上都是這種混合的產物。不僅僅是本國文學傳統與外國小說技巧的混合，也是小說與其他的藝術門類的混合，就像《檀香刑》是與民間戲曲的混合，就像我早期的一些小說從美術、音樂、甚至雜技中汲取了營養一樣。
最後，請允許我再講一下我的《生死疲勞》。這個書名來自佛教經典，據我所知，為翻譯這個書名，各國的翻譯家都很頭痛。我對佛教經典並沒有深入研究，對佛教的理解自然十分膚淺，之所以以此為題，是因為我覺得佛教的許多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識，人世中許多紛爭，在佛家的眼裡，是毫無意義的。這樣一種至高眼界下的人世，顯得十分可悲。當然，我沒有把這本書寫成佈道詞，我寫的還是人的命運與人的情感，人的局限與人的寬容，以及人為追求幸福、堅持自己的信念所做出的努力與犧牲。小說中那位以一己之身與時代潮流對抗的藍臉，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這個人物的原型，是我們鄰村的一位農民，我童年時，經常看到他推著一輛吱吱作響的木輪車，從我家門前的道路上通過。給他拉車的，是一頭瘸腿的毛驢，為他牽驢的，是他小腳的妻子。這個奇怪的勞動組合，在當時的集體化社會里，顯得那麼古怪和不合時宜，在我們這些孩子的眼裡，也把他們看成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小丑，以至於當他們從街上經過時，我們會充滿義憤地朝他們投擲石塊。事過多年，當我拿起筆來寫作時，這個人物，這個畫面，便浮現在我的腦海中。我知道，我總有一天會為他寫一本書，我遲早要把他的故事講給天下人聽，但一直到了2005年，當我在一座廟宇里看到「六道輪回」的壁畫時，才明白了講述這個故事的正確方法。
我如看戲人般看眾人表演
我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引發了一些爭議。起初，我還以為大家爭議的對象是我，漸漸的，我感到這個被爭議的對象，是一個與我毫不相關的人。我如同一個看戲人，看著眾人的表演。我看到那個得獎人身上落滿了花朵，也被擲上了石塊、潑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著從花朵和石塊中鑽出來，擦乾凈身上的臟水，坦然地站在一邊，對著眾人說：對一個作家來說，最好的說話方式是寫作。我該說的話都寫進了我的作品裡。用嘴說出的話隨風而散，用筆寫出的話永不磨滅。我希望你們能耐心地讀一下我的書，當然，我沒有資格強迫你們讀我的書。即便你們讀了我的書，我也不期望你們能改變對我的看法，世界上還沒有一個作家，能讓所有的讀者都喜歡他。在當今這樣的時代里，更是如此。
當哭成為一種表演應該允許有人不哭
盡管我什麼都不想說，但在今天這樣的場合我必須說話，那我就簡單地再說幾句。
我是一個講故事的人，我還是要給你們講故事。
上世紀六十年代，我上小學三年級的時候，學校里組織我們去參觀一個苦難展覽，我們在老師的引領下放聲大哭。為了能讓老師看到我的表現，我捨不得擦去臉上的淚水。我看到有幾位同學悄悄地將唾沫抹到臉上冒充淚水。我還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學之間，有一位同學，臉上沒有一滴淚，嘴巴里沒有一點聲音，也沒有用手掩面。他睜著大眼看著我們，眼睛裡流露出驚訝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後，我向老師報告了這位同學的行為。為此，學校給了這位同學一個警告處分。多年之後，當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師懺悔時，老師說，那天來找他說這件事的，有十幾個同學。這位同學十幾年前就已去世，每當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這件事讓我悟到一個道理，那就是：當眾人都哭時，應該允許有的人不哭。當哭成為一種表演時，更應該允許有的人不哭。
我再講一個故事：三十多年前，我還在部隊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辦公室看書，有一位老長官推門進來，看了一眼我對面的位置，自言自語道：「噢，沒有人？」我隨即站起來，高聲說：「難道我不是人嗎？」那位老長官被我頂得面紅耳赤，尷尬而退。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許久，以為自己是個英勇的鬥士，但事過多年後，我卻為此深感內疚。
請允許我講最後一個故事，這是許多年前我爺爺講給我聽過的：有八個外出打工的泥瓦匠，為避一場暴風雨，躲進了一座破廟。外邊的雷聲一陣緊似一陣，一個個的火球，在廟門外滾來滾去，空中似乎還有吱吱的龍叫聲。眾人都膽戰心驚，面如土色。有一個人說：「我們八個人中，必定一個人干過傷天害理的壞事，誰干過壞事，就自己走出廟接受懲罰吧，免得讓好人受到牽連。」自然沒有人願意出去。又有人提議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們就將自己的草帽往外拋吧，誰的草帽被刮出廟門，就說明誰幹了壞事，那就請他出去接受懲罰。」於是大家就將自己的草帽往廟門外拋，七個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廟內，只有一個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這個人出去受罰，他自然不願出去，眾人便將他抬起來扔出了廟門。故事的結局我估計大家都猜到了--那個人剛被扔出廟門，那座破廟轟然坍塌。
我是一個講故事的人。
因為講故事我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我獲獎後發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這些故事，讓我堅信真理和正義是存在的。
今後的歲月里，我將繼續講我的故事。
謝謝大家！

⑽ 開講了 楊振寧 莫言你有針尖我五麥芒讀後感

《開講啦》楊振寧、莫言：科學與文學的對話觀後感 2013 年 5 月 19 日晚， 撒貝南主持的央視 《開講啦》 請到兩位重量級嘉賓―― 諾貝爾獎得主楊振寧和莫言，令人不禁眼前一亮。本人有幸觀看了這場講課，以 下是我的感受。 一、故事內容本次《開講啦》的主持人是繪畫大家范曾，小撒則很「知趣」地躲到觀眾席中，不時機敏
詼諧地說笑調侃一下， 使現場氣氛更加輕松活躍。 嚴肅的充滿正能量的演講內容和生動活潑
的節目形式。而這次一位自然科學家與一位作家的「科學與文學的對話。「科學與文學的對 話」，是這期《開講啦》的最大看點。 范主持一開始就向楊振寧提出一個問題， 他認為英國天文學家霍金是個了不 起的人物，霍金的《宇宙》 《時間簡史》他只讀懂了十分之二，為什麼霍金沒得
諾貝爾獎？ 而楊振寧實話實說： 我拒絕回答你這個問題。
但他馬上反問范、 莫二人： 「我 常想一個問題，假如今天把愛迪生請來，在 21 世紀生活一個星期，他會對什麼 東西最感新奇？」 莫言馬上搶答道：「手機！」
?真情妙悟著文章?。其實這也是科學研究必經的過程。先有?真情?，即對這 件事情的濃厚興趣，才會有努力鑽研的動力；研究中有了進展就是?妙悟?，然後
才有最終結果?著文章?。這三部曲，道盡了科研的必經之路。」。楊振寧認為， 科學研究的是宇宙和自然界中已有的現象，在探索過程中需要猜想，所以科學是
一門「猜想」的學問。他問莫言：你喜歡幻想文學，有沒有幻想科學？ 當范主持要求兩位諾獎得主用最簡潔的語言談談各自的「中國夢」時， 楊振寧 說，中國最近幾十年的發展給中國人描繪了一個美好前景，我對「中國夢」的實現
充滿樂觀態度；莫言則詼諧表示：近日看到外國一家公司徵集火星移民，報名者 中中國人最多，這也表達了一種「中國夢」：到天上去！
從科學與文學的關系談到文學創作，楊振寧饒有興趣地問莫言：你說從小喜
歡講故事， 但能講故事的人未必能成文學家， 這里有兩關需要過， 一是過文字關， 1 二是選擇故事。
對這個輕車熟路的問題，莫言不慌不忙，娓娓道來：「我小時候是個愛聽故 事的小孩，聽過之後再向別人轉述，在轉述過程中會添油加醋，相當於一種口頭
創作；然後讓故事變成書，還得會寫字。我幸運地讀了五年小學，學了 500 個漢 字。有人分析，趙樹理的小說中，常用的漢字也就 500 個。小學五年級我因為調
皮搗蛋被學校開除了，在家沒書看待著無聊，家裡有一本新華字典，我背了一些 生辟的字，我小說里那些華麗的字都是背下來的。後來出來一個謠傳，說我是天
才，一本新華字典可以倒背如流，其實沒這回事兒，我一頁也背不下來……」 關於第二道關，莫言說他有一個思想轉變過程：「對一個作家來說，選擇故 事非常重要。
我早期的寫作是挖空心思找故事， 後來文學觀念發生了變化， 由?我 找故事?變成?故事找我?。我在農村生活了幾十年，我所認識的人、經歷的事，我
的親朋好友、左鄰右舍，慢慢變成我寫作的對象。我的長篇小說《蛙》中的姑姑， 就是以我的堂姑為模特兒，又把很多婦科醫生加上我的想像構思完成的。」
之後還增加現場提問環節，分別由三個大學生提問，非常精彩，也代表可青 年力量對科學和文學的心聲。
二、思想和智慧的火花滋養心靈總體來說對我的感覺是關於此次兩位諾貝爾獎得主走上央視熒屏，進行「科
學與文學的對話」，多數觀眾和媒體給予好評和正面報道，但也有人覺得「對話」 並無太多新意，有失大師水準。依記者看，其實是因時間所限，兩位大師未能充
分展開話題，對期待值很高的觀眾而言不夠「過癮」。 客觀來說， 九十一歲高齡的楊振寧還有如此活躍的思維、敏銳的反應和清淅 的表達，已是人中之傑，令人驚嘆；而相對年輕的莫言是位農民的兒子，從外形
到講話都保持著誠實質朴的本色，二人都是實幹家而非演說家，不能用演說家的 標准和「范兒」要求他們，但兩位大師「對話」本身，便可給人一些思考和啟示。
其一，楊振寧和莫言，一個是物理學家，一個是文學家，兩位諾貝爾獎得主
同時出現在一個講台上，進行「科學與文學的對話」，本身就意義不凡。因為我們 的媒體很少做這種高端的跨界的討論，尤其很少涉及健康、美容和養生之外的自 然科學話題，
這幾乎成了我們的一個軟肋和盲點。 記得上中學時不大喜歡數理化， 2 卻對一本十分流行的外國科普讀物 《趣味物理學》 愛不釋手， 同學之間相互傳閱，
說明生動活潑深入淺出的科普教育更能讓青少年接受和喜愛。 因此， 如果我們的電視中能增設科普類節目，經常邀請科學家講述自然科學
知識，配以相應的圖片和影像資料，必定會吸引觀眾眼球，開發他們的智力和創 造力。 例如， 當我們的探月工程和載人飛船上天時， 請專家講述什麼是地球軌道、
失重、宇宙速度等；當社會上流傳「世界末日」論時，請專家從地球物理學角度、 從瑪雅歷法的真相來駁斥反科學的繆論……長期堅持下去，對提倡科學，反對迷
信，提高整個民族的科學素養功莫大焉。 其二， 在一個充斥著游戲和選秀節目的泛娛樂化時代，央視能開創這樣一檔
相對高端的談話節目，讓人靜下心來聆聽榜樣人物的演講，共同分享對生活、生 命的感悟，哪怕時間段不夠好，收視率不夠高，也是有積極意義的。大眾需要通
過休閑娛樂的方式來放鬆心情，舒緩壓力，但這些「快餐文化」不能給人多少思想 啟迪和審美享受，對一個民族整體文化素質的提高作用也不大。 以莫言為例，
做為中國首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他在接受瑞典國王頒獎時為 全球所矚目的熱度， 似乎並未保持到國內， 像有些一夜成名的歌星那樣大紅大紫，
到處做節目、出鏡頭――雖然他本人很低調，沒有這樣的奢望。但多給文學開辟 一些平台，讓作家有更多話語權，卻是倡導精英文化的應有之義。例如，國內許
多有影響的電視訪談節目， 訪談對象多是娛樂明星， 很少出現作家和編劇的身影； 有關文學和讀書的欄目更如鳳毛麟角。如果我們有這樣的欄目，就可以做一個莫
言作品賞析系列節目，也可請莫言現身說法，講述自己的創作過程和人生感悟， 幫助讀者深入理解他作品的思想意義和文學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