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发动了哪些生物战

1. 生物战的生物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军队正式使用生物武器。1915年，德国间谍把在美国港口等待装运到协约国去的牛马，接种了鼻疽和炭疽杆菌；1917年，他们又在美索不达米亚，使协约国购买的4500匹骡子感染了鼻疽。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德国还用飞机在罗马尼亚上空投掷污染致病菌食品，企图伤害城市居民。 1932～1933年，侵占中国东北的日本军队建立了细菌战实验室和大规模生产生物武器的工厂，1936年，在哈尔滨扩建为细菌武器研制机构(即731部队)，大规模研制生产细菌武器。
1940～1944年，日军多次在中国浙江的宁波、湖南的常德等11个县市，用飞机投撒污染鼠疫杆菌的跳蚤，造成当地鼠疫流行，先后有1000多人发病死亡；1940年，仅宁波一地就发病99人，死亡98人。
美军及某些欧洲国家也曾研制过生物武器。美军在侵朝战争中，仅从1952年1月28日到3月31日，对朝鲜北部和中国东北地区使用细菌武器即达数百次之多。主要使用飞机投掷死鼠、跳蚤、蚊子、苍蝇、小动物及其他杂物，散布鼠疫杆菌、霍乱弧菌、炭疽杆菌、伤寒杆菌等，引起了朝鲜居民鼠疫、霍乱病的发生。 1952年，国际科学委员会经过调查，用8种文字将美军这一罪行写成《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及附件》，并公布于全世界。
中国人民和政府一贯反对生物战。1984年11月15日，中国政府加入1971年12月16日联合国大会制定和通过的《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简称《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并再次声明：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基本精神符合中国的一贯立场，中国是生物(细菌) 武器的受害国之一，中国从未、将来也不会生产和拥有这类武器。

2. 美日交易掩盖“生物战”罪行是怎么回事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75周年来临之际，哈尔滨市社科院“731”问题研究专家独家向新华社记者公布了一批侵华日军生物战新发现，揭露了二战后美日之间秘密交易，为美国掩盖侵华日军731部队生物战罪行增添新证据。

731部队对外称“日本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是二战期间侵华日军从事生物战、人体实验等研究的秘密军事部队，总部基地在哈尔滨市平房区。

哈尔滨市社科院研究员杨彦君多次赴美国查阅美国解密的日本生物战档案，并将档案复印进行翻译、整理、研究。此次发现的新证据主要包括美军审讯731部队成员记录、美军调查人员撰写的调查报告、美国和731部队进行秘密交易的有关文件等内容。这些档案的原始档案保存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国会图书馆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等。

据杨彦君介绍，二战结束后，731部队主要成员逃回日本，美国相继派出4任调查官前往日本，调查生物战和人体实验。从1945年9月到1948年11月东京审判结束，美国至少对25名731部队成员进行了问讯，在此期间美日达成秘密交易。美国以豁免731部队成员战争责任为条件，获得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细菌战等大量数据资料，使731部队成员逃脱东京审判。

1947年10月，美国德特里克堡生化武器基地派出希尔和维克多前往日本调查细菌战，他们根据问讯记录撰写了《细菌战调查的总结报告》。这个报告最后总结写到，美国为了得到731部队人体实验和细菌战的数据资料，花了25万日元。

杨彦君说，通过对获得档案的翻译、整理和分析，还发现美国和731部队进行秘密交易的有关文件，包括驻日美军和美国国防部、联合参谋总部之间的往来电文。

据杨彦君介绍，这些电文为掩人耳目采取了技术性表述，核心内容为以豁免石井四郎及731部队所有成员为条件，达到获取731部队全部实验资料的目的。

(2)美国发动了哪些生物战扩展阅读

731部队

731部队，全名为日本关东军驻满洲第731防疫给水部队，对外称石井部队或加茂部队。是侵华日军假借研究内容主要以研究防治疾病与饮水净化为名，实则使用活体中国人、朝鲜人、联军战俘进行生物武器与化学武器的效果实验。

731部队也是日本法西斯阴谋发动细菌战进行种族灭绝的主要罪证之一。731部队也是日本法西斯于日本以外领土从事生物战细菌战研究和人体试验相关研究的秘密军事医疗部队的代称。设于今哈尔滨平房区。这一区域位于当时日本扶植的傀儡政权“满洲国”内。1945年8月，七三一部队败逃之际炸毁大部分建筑，现仍存部分遗址。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遗址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细菌武器研究、实验及制造基地，是日本军国主义违背国际公约，用活人进行冻伤、细菌感染、毒气实验的大本营，是发动细菌战争的策源地，是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掠夺资源、践踏中国主权的重要罪证。

3. 生物恐怖袭击的历史

1、生物恐怖主义的定义：使用生物制剂诱导人类、动物及植物疾病或导致其死亡。生物制剂包括微生物和微生物以及动、植物所产生的毒素。生物恐怖主义行为的动机可以是政治、宗教及意识形态的，及个体报复犯罪。行为主体可以是个人、团体及国家。目前，公认的可用于生物恐怖主义袭击的主要制剂有6种：炭疽杆菌（ANTHRAX），鼠疫杆菌（PLAQUE），天花病毒（SMALLPOX），出血热病毒（如EBOLA）和兔热病杆菌（又称土伦热，TULAREMIA）及肉毒杆菌毒素（BOTULISM TOXIN）。还有其他一些制剂，但危害性较上述6种为轻。另外，提请读者注意的是，定义里的受害对象不仅限于人类，而包括了与人类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动植物，因篇幅有限，笔者将在后面只与以简要介绍。

2、历史回顾及现况： 用生物制剂作为武器打击对手的概念可以追述到远早于19世纪产生的细菌致病理论以前的古罗马古希腊和波斯文明时代及中世纪时代。那时人们以为疾病与恶臭气味及其播散有关，故在战争中将腐败有恶臭的动物尸体扔入水中，企图通过污染对方饮水系统而导致对手患病，十二世纪意大利人巴巴罗沙甚至用腐败的人尸体污染敌方饮水源。而这一古老的方法直到19世纪美国内战时期仍被采用。到中世纪时，人们开始用因病死亡的人体抛弃到敌方城里以播散疾病而求得胜利，最着名的例子是14世纪塔塔尔人围攻Kaffa（现今的乌克兰境内的港口城市Feodossia）时将患鼠疫死亡的己方战士尸体扔入城内，有记载城内暴发了鼠疫，守军被迫弃城撤离。史学家推测，此后因染病逃亡的人们及患鼠随船外逃至其他地中海沿岸港口城市如威尼斯，Genoa及Constantinople等地从而导致14世纪中叶人类文明史上着名的第二次欧亚大陆鼠疫大流行。但有流行病学家对此结论存质疑。而确有年史纪录的则是18世纪（1754－1767）大不列颠北美总司令JeffreyAmherst勋爵建议使用天花来“消除”与之对抗的北美印地安人部落的敌对战斗力。1763年1月24日，联队长Ecuyer率所属部队故意将己方患天花病者使用的毛毯、手绢散发留弃给北美印地安人部落，其在日记里写道：“我希望这能达到预期效果”。不久在俄亥俄河谷区域的印地安人部落确实发生天花流行。在此时期，法国军队也曾采用类似方法对付过印地安人。这些可能是最早的有明确目的及具体方法手段并达到其目的生物战实例，也是西方文明史里的无耻黑暗一页。

19世纪随着医学科学的进步尤其是微生物学的开创、 细菌致病理论的建立、致病菌的分离培养技术的开创，使人们对疾病发生的病因尤其传染病的发生有了正确的认识，为后来的疾病防治研究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同时也给心术不正之徒开了方便之门。生物武器的开发正式始于20世纪初一次大战时期，德国曾使用霍乱菌和鼠疫菌试图引发传染病，用炭疽及马鼻疽杆菌感染生畜并出口到俄国、罗马尼亚、美索波塔米亚和法国等地。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细菌和病理研究所就分离出德国所用的菌种，证实其使用生物制剂于战争。

一次大战结束后，鉴于化学及生物武器的应用带来惨烈可怖的结果，各国通过外交努力以求限制生产和使用大规模杀伤和毁灭性武器。于是有了1925年多国签署的日内瓦条约：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气及其他毒剂以及细菌武器。但此条约并未触及对细菌武器的研制和储存，并且无国际间监督检查机制，而许多国家甚至还要求修改条款保留报复性使用的权力！签署此公约但仍进行细菌武器研制的国家有比利时、加拿大、法国、英国、意大利、荷兰、波兰、及前苏联。而美国直到1975年才签署该公约。

在两此世界大战之间进行细菌战研究最积极且臭名远扬的要数日本的由细菌学专家军医Ishii Shiro领导负责的731细菌战部队及研究所了。其在中国东北的范平县建立了由150座建筑物群5个卫星小区，多达5000研究人员构成的大本营，并在长春、南京等地有分部。有资料显示在1932－1945年间，731部队用中国军人俘虏及平民囚犯做有关炭疽、脑膜炎、伤寒、霍乱和鼠疫等细菌的活体试验，至少杀死10，000多人！被苏联红军俘虏的该部负责人员交代曾在中国11个城市进行过12次大规模范围实地细菌战试验，手段包括直接喷洒霍乱菌污染水源、飞机播撒释放携带实验室培养的含鼠疫杆菌的跳蚤，每次空袭播撒含菌跳蚤多达1千5百万只！据当年报导资料，在1941年常德地区的细菌战试验，导致10，000以上中国人及日军自己部队人员约1700人伤亡，多数死于霍乱。

据说希特勒曾颁布命令禁止细菌武器研制，但在一些高级纳粹官员支持纵容下，德国一些科学家确实进行过细菌武器研制，尽管直到纳粹灭亡其也未能实用化。当时其主要目的尚不象日本是要在战争中作为主要武器使用，而主要是研究立克茨氏体及其他细菌的致病机理以及研制相应疫苗和磺铵药物。一些纳粹医生分别在奥斯维辛和达豪集中营对犹太人和战俘注射立克茨氏体、甲肝病毒、疟原虫等病菌然后观察疫苗及试验药物的作用效果。仅有的一次战术应用生物武器是1945年5月德军对Bohamia西北的一个水库进行过投掷垃圾废物进行污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此同时盟军却为防止德军生物战进攻而进行报复使用的生物武器开发研制，英国在苏格兰Gruinard群岛进行的投掷含炭疽杆菌芽孢细菌弹试验造成了该岛严重污染，英政府后来耗费巨资及人力，用了280余吨的福尔吗林液及2000多吨海水进行消毒，从1979年一直进行到1987年才彻底清除该岛土壤的炭疽污染！

美国的进攻性生物武器研制开发计划始于1942年，是由位于马里兰州的CampDetrick＾T（1956nian 重新命名为Fort Detrick）的非军方机构战争储备署（War ReserveService）领导进行的，生产基地在印地安纳州，试验基地在密西西比和犹它州。先后进行过炭疽、布氏杆菌细菌弹试验。但由于生产环节的安全措施不利，造成多次泄漏污染，难以大规模生产，使得美军未能在二战中实施，尽管当时已装配了约5千枚含炭疽芽孢的细菌弹。二战结束后该工厂关闭转为民用药厂，但基础研究和开发仍旧在马里兰进行。而且731部队人员如Ishii Shiro等因向美军交代有关细菌战技术资料而免于战犯起诉。在1950－1953年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生物战研究开发计划得到发展，在阿肯色州Pine Bluff新建了具良好生物污染保护措施的得以大规模生产、储存及武器装配生产基地并于1954年正式生产。同时，相应的反生物战计划包括军队的防护生物武器袭击的疫苗、抗血清及抗生素生产也一并上马。用”自愿者“进行人活体试验始于1955年。陆军并采用无毒或低毒的普遍存在于环境的常见菌种在纽约、旧金山等城市进行过气溶胶播撒试验以研究在大范围条件下其效果及自然环境（如阳光中紫外线、不同气象条件）对气溶胶内菌种的影响。在这些地区，一度曾报告有可疑的常见菌种引起的感染率增高，并有死亡病例发生。被媒体暴光后，民众反应强烈，国会召集听证会，导致军方受到严厉指责并中止相关试验。从1943至1969年间，Fort Detrick共发生456 例与进攻性生物武器研制相关的职业病例，3例死亡（2例为炭疽，1951和1958年，1例病毒性脑炎，1964），另有48例其他生产基地发生的职业病例但无人员死亡。这里不能不提到有争议的关于50年代初朝鲜战争时有关美军使用细菌战的问题。 中国、前苏联和北朝鲜都曾指控美军曾对中朝军队使用了细菌武器袭击， 并得到有关国际科学委员会（ISC）的调研和支持，但其报告为北朝鲜和中国政府严加控制予以发表的。而美国当时承认有进行生物战的能力但否认使用过细菌武器，并要求进行公正的调查。当时国际红十字会和世界卫生组织（WHO）都曾介入提出组成特别委员会调查组进行调查，但从未得到中、朝政府回应，WHO的提议并被认为是欲进行间谍活动的企图。结果美国及其他15个国家向联合国提议组成一个中立的调查团进行调查，但此提议被前苏联否决。此后的冷战时代，美苏双方进行了一系列的口水战，相互指控对方进行过细菌战。如美国对加拿大爱斯基摩人试用过鼠疫菌、对古巴、哥伦比亚、和玻利维亚及越南等使用过进攻性细菌武器，苏联在阿富汗也用过用细菌武器等等。但所有的指控都缺乏令人信服的科学证据或是所谓的证据相互矛盾。直到1969－70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签署了美国中止进攻性生物武器研究开发计划的总统令，研究计划严格地仅限于防御性范围，如针对生物武器袭击的诊断试剂、疫苗、及治疗药剂。所有的生物武器包括储备的制剂及投放设施在联邦政府农业部、卫生总署、以及阿肯色州、科罗拉多州、和马里兰州政府有关部门的主持监督下与以销毁。

早在冷战时代之前的二十年代，列宁已认识到生物武器的战略价值，前苏联自那时即已开始进行实验研究，并于二次大战后建立了现代化的生物武器研究开发工业。其在一秘密部门BIOPREPARAT领导由国防部直接控制，以民用生物工程研究机构为掩护进行活动。领导人为科学家身份出现的尤利。卡里宁将军，有5－6万受过良好教育和训练的科技人员，其总经费的85％用于生物武器的研制和开发生产。其保密程度甚至超过核武器研制部门。研究方向是应用基因工程生物技术改变增强致病菌的致病毒力、产生毒素的能力、对已知抗菌素的抵抗力、及在储存和气溶胶状态下的生存力。并研制了可由巡航导弹投放的设备。其甚至研究制备出新的嵌合体菌种，如天花和依波拉病毒的杂交毒株！前苏联生产了约30余吨炭疽芽孢，20余吨天花病毒。据悉，其可进行天花和鼠疫的战略性细菌战攻击。70年代前苏联KGB曾多次使用过由形似雨伞的刺杀装置发射致死性毒素蓖麻碱谋杀叛逃或旅居国外的持不同政见者，保加利亚人乔治。马尔克夫即被害死，而弗拉基米尔。科斯妥夫幸免于难，据信另有六起谋杀案与此类似。前苏联生物武器计划的可怕内幕的暴露是由于1979年4月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城（现今EKATERINBURG，俄国）上风头4公里外的生物武器工厂过滤系统障碍导致大量炭疽芽孢气溶胶雾泄漏，引起该市发生至少79例炭疽病，其中68例死于吸入性肺炭疽病。而距工厂远至50公里处也有大量牲畜发病死于炭疽。苏联当局对外宣称是由于食用污染的肉制品所致，直到10多年后的1992年，俄国前总统叶利钦才公开承认是意外泄漏事故所致！虽然叶利钦曾宣称要中止进攻性生物武器研制开发，但其真实程度无人知晓，1995年美海军情报分析部门认为俄国还至少有2－3万人仍在从事生物武器研制开发。1999年，一位叛逃到美国的前BIOPREPARAT高级负责人肯。阿历伯克出版了一本题为“Bioharzard：The chilling True Story of The Largest ，Told from the Inside by the Man Who Ran it”（蓝灯书屋）进一步揭开了铁幕后的可怖真面目。其声称1988年，戈尔巴乔夫就签署命令将携带有炭疽芽孢及其他生物制剂弹头的SS－18 洲际弹道导弹瞄准美国的纽约、洛杉矶、西亚图和芝加哥。其研制开发生产出多种具广泛抗药能力的炭疽芽孢，以及鼠疫菌、兔热杆菌、马鼻疽杆菌、天花病毒、森林脑炎病毒等，并声称在阿富汗试用过马鼻疽杆菌。前苏联解体后，过去的BIOPREPARAT依然在俄国当局保护下继续进行生物武器研制开发和生产。然而由于俄国经济崩溃，其必然也受严重影响。美国克林顿政府出于战略安全的考虑，为防止其研究人员和技术及武器外流到恐怖分子和敌对国家手里，为俄国提供了几十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以助其核武器、化学和生物武器系统的安全维护和人员的稳定。但这些经济资助是否又转眼用于进一步武器研制开发，谁也不敢肯定说不，甚至有情报分析认为尤利。卡里宁将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提供的经费用于在外层空间进行生物武器研制。所以，美国国内从国会、军方、学术界及普通民众都颇有置疑，认为为俄国经济输血是养了一条毒蛇。

海湾战争之前美情报部门就认为大约自1974年以来，伊拉克已开始积极进行生物武器的研制开发并达到可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程度，其大量生产产品包括炭疽芽孢、气性坏疽梭状杆菌芽孢2种细菌，肉毒杆菌毒素、蓖麻碱毒素等4种生物毒素，及5种病毒和1种霉菌。据估计自1989年大规模生产开始已制备：8千升炭疽芽孢溶液（含炭疽芽孢109／ml），其中6千升已武器化（即填装于运载武器弹头内，50枚400磅R－400弹头）；生产了340升气性坏疽梭状杆菌芽孢溶液；2千2百升黄曲霉毒素（7枚R－400弹头）；2万升肉毒杆菌毒素，其中1万2千升已武器化（100枚R－400弹头）。所有弹头分两处储藏可随时启用。伊拉克并用苏制射程300公里的SCUD导弹改造成射程达600公里可携带投射生物弹头的运载工具其中13枚带肉毒杆菌毒素，2枚带炭疽芽孢，10枚黄曲霉毒素生物弹头。另有数目不详的可发射生物弹头的火箭炮。1991年1月伊拉克还进行了改装的可携带2200升气溶胶罐进行远程生物战攻击的米格21战斗轰炸机模拟（用非致病菌）播撒试验。在海湾战争中伊拉克没敢使用生物武器有多方面因素，如恐惧美国核报复、其气象台站尽数被摧毁无法预测气象条件尤其风向风速等参数以指导伊军进行生物战攻击，还有其武器系统的安全稳定性并不可靠等等。虽然海湾战争结束后，伊拉克在联合国特别检查委员会及国际原子能委员会监督下被迫销毁其已拥有的生物弹头及运载工具，但在此过程中其做了不少手脚，并未完全按要求程序进行销毁，有转移隐藏其制造设备和装置的极大嫌疑。目前联合国特别检查委员会及国际原子能委员会及美国情报部门估计伊拉克仍在进行大规模杀伤武器研制开发计划，只不过隐藏的更深，在核子、化学和生物武器中，大概后者最有可能第一个重新恢复达到海湾战争之前水平，而其所需时间大约仅仅6－12月之内。

近10余年内已知的生物恐怖袭击事件有：1984年9月美国Oregon，Dalles镇发生的宗教极端分子在2个餐馆的沙拉台里播撒了沙门氏伤寒杆菌导致该镇751人患急性肠炎，其／中45人需入院治疗。此行为目的是为阻止该镇镇民投票表决否定该组织在镇里建立该教派总部！另一起是1996年10月在德克萨斯州某大医学中心的一个实验室12个工作人员发生食物中毒，经化验检查是志贺氏2型痢疾杆菌污染食品柜内点心所致。根据各方面调查研究认为是一起人为的生物袭击报复行为，此事至今仍未破案。还有一起着名的案件就是由麻原为首的奥姆邪教在日本东京地铁进行的沙林毒气袭击，在此事件中及之后，其同时在东京8处地点播撒了炭疽芽孢，但由于不明原因，炭疽芽孢并未造成伤害后果。在其后警方的搜查中令人惊讶地发现该邪教确拥有炭疽芽孢等生物制剂并已制定了生物恐怖袭击的行动计划和具体实施手段。

4. 生物战始于何时

生物战的英文是Biological Warfare，英文缩写为BW。使用生物武器（原称细菌武器）伤害人畜、毁坏农作物的一种作战手段。在作战中，通过各种方式投放生物战剂，造成对方广大地区传染病流行，大面积农作物坏死，从而达到削弱对方战斗力，破坏其战争潜力的目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军曾利用马鼻疽、炭疽病菌袭击协约国军队的人员和马匹，开了使用生物武器的先例。侵华日军从1935年起在中国的哈尔滨等地大规模研制细菌武器，1940～1942年间向浙江、湖南、河南、河北等省的11个县、市撒布鼠疫杆菌，引起一些地区鼠疫流行。美国及一些欧洲国家也曾研制过细菌武器。美军在侵朝战争中，对朝鲜北部及中国东北某些地区，使用细菌武器数百次。1952年，“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和“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调查了美军这一罪行，并公布于全世界。

生物武器一般没有立即杀伤作用，但有较强的致病性和传染性。因此，有些外国军队主张把生物武器主要用于战略目的，强调秘密突然地使用在对方广大后方地区，造成对方军民传染病流行，以破坏对方生产和运输，削弱其战斗力和战争潜力，并造成心理上的恐慌。主要攻击的目标是：①军队集结地域，人口集中地区，交通枢纽；②重要的工农业区、牧场、水库、水源及粮食仓库；③军队后方地域、海港、海空军基地、机场、舰队和岛屿；④被包围的城市、要塞等。在外国军队中有人主张，生物武器也可用于战役战术地幅，造成严重的污染区，限制对方的机动。进攻顺利时，一般不使用生物武器，但对设防坚固的孤立据点可能使用；防御中，对进入集结地域的对方有生力量，主要使用潜伏期短的生物武器。

5. 人类第一次生物战是什么时候

1918年，全世界经历了两件导致人口大量死亡的事件：一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另一个是西班牙大流感。

显微镜下的流感病毒

因此，也有人怀疑，西班牙大流感极可能是人为释放的病毒，或许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生物战，然而这种阴谋论到底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他将永远的淹没在历史之中。

6. 生物战发展史是怎样的

进行生物战的手段，时常与化学战不同。前面描述的生物战后果表明，敌人是在不放一枪一炮、兵不血刃的情况下取胜的。联合国在有关生物战的报告中指出，近代世界要进行生物战可能有以下几种途径：①与化学战一样，使用炸药进行爆炸，将生物战剂，即细菌或病毒分散开来。这种方法倒是干脆，但却存在诸多缺点，即难以准确对准目标、炸药的破坏性冲击和爆炸产生的热量使很大一部分菌剂损失而不能发挥作用。②用喷洒器喷洒，喷出可悬浮于大气中的菌剂。③用飞机布撒干剂或制成细菌战弹。此外，还存在着专门适用于秘密战和恐怖行动的生物战手段，它们与特务、间谍之谋杀、纵火、投毒等行径相似，是新时期值得人们重视的罪恶行径。

生物战的图景之一，就是前述那些神秘的带手提包的放毒者，对水库、通风系统、车站、商店等场所进行布毒污染。这种行动在战争中，如在核袭击后的敌国卫生机构混乱中或紧急动员时，就会变得更为有效。一旦生物战付诸实施，其造成的损失将无法估计。苏联专家说，若将核武器、化学武器与生物武器三者进行比较，生物武器对人员所造成的伤亡损失，将是最大的。

生物战古已有之，只是其方法更加天然，几乎没有什么科技含量，但也体现了人类的智慧。据我国史书记载，公元前483年，晋侯伐秦时，就有“秦人毒泾上流，师人多死”的毒杀对方的作战战例。这是对世人的战争启迪，当然会有后续的战例。真正列入生物战史册的是法卡要塞之役。1374年，鞑靼人围攻黑海附近热那亚地区的法卡要塞时，因守卫者顽强抵抗，久攻而不下。于是便有人提出建议，将自己队伍中死于鼠疫的人的尸体投到敌人要塞之中。守塞之人不知其中是计，放松警惕，要塞内果然暴发了鼠疫，疾病迅速蔓延，人员大量死亡，被迫弃城而逃，致使鞑靼人兵不血刃地得到胜利。

几百年后，又一场生物战发生。这场生物战虽然也是利用天然病菌，但是已带有人工痕迹，在某些地方加入了人的智能操作，使用了传播病菌的媒体。1763年，英国殖民主义者军队入侵加拿大，遭到当地印第安人的顽强抵抗，进攻连连受挫。在此情况下，英国的一位将军杰佛里·阿莫斯德便给英军上校亨利·博克特指挥官写了一封信，信中建议：“我们必须用各种计策去征服他们，不能只是强攻，可否设法将某种病菌带到印第安人之中?”博克特照此提示，便遣人将医院中天花病人用过的几条花色鲜艳的毛毯和几块绣满美丽图案的手帕收集起来，以派人和印第安人谈判为名，用“化干戈为玉帛”的方式，将这些东西带去以示亲善。朴实的印第安人首领不知是计，便欣然而隆重地接待了使者，接受了礼物。几个月后，几个首领便卧床不起，发高烧、头痛、呕吐，皮肤出现大量皮疹和脓包，接着便很快死去。随后，又有很多人得了天花病倒下，形成了一次瘟疫。这便是历史上又一次有名的细菌战。

20世纪以来，科学进一步发展，生物学、微生物学和武器生产技术的发展，为研制生物武器提供了条件。细菌战、生物战也随着科技发展的足迹发展起来。生物武器的研究、发展和实战大致可分下述3个阶段：

（1）从20世纪初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主要研制国家为德国，研制的战剂仅仅是人、畜共患的致病细菌，如炭疽杆菌、马鼻疽杆菌和鼠疫杆菌等。其生产规模小，施放方法简单，主要由间谍用细菌培养物秘密污染水源、食物和饲料。1917年，德国间谍曾在美索不达米亚用马鼻疽杆菌感染协约国的几千头骡马。

（2）20世纪30—70年代，这是生物武器空前发展的时期。其突出表现是机构增多，经费增加，专家从业人员剧增，科技含量特别是高科技含量空前增多。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发展的战剂增多，生产规模扩大，主要施放方式是用飞机施放带有战剂的媒介物，扩大了攻击范围。1936年，日本侵略军在中国东北哈尔滨等地区建立了大规模研究、试验和生产生物武器的基地，其代号为731部队。该部队司令官为日本军官中将石井四郎，基地有工作人员约3000人。基地编有众多医学专家和部队文职人员。基地设有细菌研究部、实战研究部、滤水器制造部和细菌生产部等。不少专家直接深入课题研究班内。这些班似乎既像研究室，又像专题组。班的名称各异，内容不同，它们是昆虫班、病毒班、冻伤班、鼠疫班、赤痢班、炭疽班、霍乱班、病理班、血清班、伤寒班、结核班、药理班、立克次氏体班、跳蚤班等。这些课题班针对中国气候、土壤、疫情等具体情况，以中国人或前苏联人、朝鲜人为实验对象，进行以中国为目标的细菌战研究活动。基地建成后，细菌战剂每月生产能力为鼠疫杆菌300千克、霍乱弧菌1吨，每月能生产45千克的跳蚤并研制出包括石井式细菌炸弹在内的8种细菌施放装置。1940年7月，日军无视国际公约，在中国浙江宁波地区空投伤寒杆菌70千克、霍乱弧菌50千克和带鼠疫杆菌跳蚤5千克；1941年夏季、1942年夏季又分别在湖南常德，浙江金华、玉山一带投放细菌，污染土地、水源及食物，造成上述地区近千人死亡。在这期间，英国自1934年开始从事对生物武器的防护研究，1939年决定从防护性研究过渡到进攻性生物武器研究。1941年—1942年，英国曾在苏格兰的格林亚德荒岛上进行炭疽杆菌芽孢炸弹的威力试验，受试羊群大部得病而死。多年来，该岛仍被炭疽病威胁。德国于1943年在波森建立生物武器研究所，主要研究如何利用飞机喷洒细菌气溶胶的方法、装置。研究的菌剂有鼠疫、霍乱、斑疹、伤寒、立克次氏体和黄热病病毒等。

美国也是细菌战大国。美国国防部1941年11月成立了生物战委员会，1943年4月在马里兰州的迪特里克堡建立了生物战研究机构，该机构占地5.2平方千米，有2500名雇员和500名研究人员，1944年在犹他州达格威试验基地建立生物武器野外试验场。此外，埃基伍德兵工厂和松树崖兵工厂也承担某些研制任务。美国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有2个重要的成就，在当时轰动世界，并被认为是生物武器技术的2大突破，即①完成了一系列空气生物学的实验研究，即“气雾罐计划”，对生物战剂在气体中悬浮的存活情况、动物染病机理和感染剂量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奠定了生物气溶胶云雾作为攻击方式的基础。此乃一切细菌、生物或器材，特别是炸弹、布洒器方面的设计、使用之基本理论。②研制成功大量冷冻燥粉状生物战剂，提高了生物战剂的稳定性和储存时间。这一点作为储存、运输和使用有重大意义。生物战剂与化学战剂之间的重大区别就在于前者是活性生命物质。美国军队研究的战剂有炭疽杆菌、马鼻疽杆菌、布氏杆菌、类鼻疽杆菌、鼠疫杆菌、鸟疫衣原体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大的细菌生物战行动属美国50年代的细菌战活动。50年代的朝鲜战争中，美国曾在朝鲜北部和中国东北地区猖狂地进行细菌战。细菌战的主要方式是用飞机撒布带菌昆虫、动物及其他杂物。经国际调查证明，它使用的生物战剂有鼠疫杆菌、霍乱弧菌及炭疽杆菌等10余种，进犯次数达3000次。60年代后期，美国政府宣布放弃使用生物武器。1972年4月10日，美英苏三国签署了《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此类武器公约》。美国等国家的生物武器研制表面上停止了。

前苏联在这个时期也进行过细菌生物战研究活动。据外电报道，由微生物细菌携带者蚊蝇蚤虱转向鸟类，特别是定期迁徙的候鸟是苏联生物战之一大发明，引起人们的重视。另外，前苏联在生物战研制活动中，曾发生前面所叙述过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爆炸事件，受到世界的强烈谴责，此后活动便大大收敛。

（3）开始于70年代中期。由于生物技术迅速发展特别是脱氧核糖核酸，即生物的遗传物质基因的发现和重组技术的广泛应用，为生物战的发展展现了极为广阔的前景，因为它不但有利于生物战剂的大量生产，而且还为研制、创造和生产特定的适合于生物战要求的新战剂创造了条件。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已将传统的生物武器带进了“基因武器”新阶段，从而再次引起一些国家对生物武器的重视。尽管已有禁止生物战公约在世，尽管生物武器已被带入“基因武器”范畴，我们仍应对生物战战剂有一基本了解。

生物战，原名细菌战，其所以称生物战，是因为现在使用的战剂不光是原有的那些球菌、杆菌、螺旋体菌，而且还包括不能称之为细菌的立克次氏体、病毒、毒素、衣原体和真菌等。细菌是单细胞生物。在显微镜没发明以前，人们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而把病、死看成是神鬼作怪。有了显微镜，人们发现了细菌，才从病人身上找到致病原因。立克次氏体是一种比细菌还要小的东西，其体积在细菌和病毒之间，在显微镜下呈球形或短杆形。这种微生物低温冻不死，但惧怕高温，可用其作为生物战剂传播Q热和斑疹伤寒等。病毒小到即使在普通显微镜下也不能看到。它没有细胞结构，只能在一定活细胞内寄存。病毒分动物病毒、植物病毒和细菌病毒，可成为生物战剂的有多种动物病毒，如黄热病病毒及各种脑炎病毒等。毒素是在某些致病性细菌在其生长繁殖过程中合成出的有毒害作用的物质，如肉毒杆菌毒素、葡萄球菌肠毒素等。

最后还有衣原体及真菌，它们也可成为生物战剂。它们中有粗球孢子菌以及鸟疫衣原体等。所有这些战剂物质，现都可以人为地在实验室大量培养，并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增加它们的毒性，提高它们的传染能力，然后借助各种载体(包括昆虫、鸟兽、器材武器乃至人员)进行分散、传播，最终使人致病，形成瘟疫，从而达到使用者的政治目的。

然而不管使用哪种生物战剂载体和哪种生物战剂，总是要有一定途径，才能达到使人致病的目的。致病的细菌，有的从空气中来，如通过带菌者咳嗽、喷嚏排出的痰液和唾沫等，使病人成为二次媒介，造成天花、流感、脑膜炎等蔓延起来。有的细菌出自粪便，由苍蝇的行迹来决定，通过食物、饮水，从口而入，到达胃肠内作病，如霍乱、伤寒、痢疾等。有的细菌潜伏在灰尘、泥土、兽毛和兽皮上，通过人的血液孔进入人体，专门从皮肤伤口潜入作病，如炭疽杆菌所致的炭疽病等。还有的躲在蚊子、跳蚤、虱子身上，通过它们咬人时，乘机进入人体，引起鼠疫、疟疾、黄热病、立克次氏病等。当然，人类在发现生物战剂、研究生物战剂和发展生物战剂的同时，也在研究生物战剂的防护、预防和治病。我们作为公民则应锻炼身体，增强体质，讲求卫生，减少疾病。强壮的体质，讲求卫生的习惯，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警惕性，不但是国防的需要，也是国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需要。知识点对付生物战的办法

对付生物战的主要办法是：采取各种侦察手段，了解敌人研制使用生物武器的动向，积极做好各方面的准备；以积极打击的手段，摧毁敌人发射生物武器的阵地和施放工具；采取各种防护措施，预防人、畜、农作物受染和发病，迅速消除其后果。生物战给对方造成危害程度的大小，取决于对方的防护准备、防护措施和卫生条件。

因为生物战的危害是巨大的，所以世界各国大多都非常慎重，1971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禁止细菌（生物）和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贮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并于1972年在苏、美、英三国首都开放签署。但一些国家违犯公约原则，仍在继续研制生物武器，并装备部队。因此，许多国家军队都重视反生物战的训练，强调在平时做好反生物战的准备。那些病毒捕手那些病毒捕手

7. 美国历史上发动过多少次“生物战争”

在世界各国的历史长河中，美国想必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国家，也是非常年轻的，自从1783年取得独立战争胜利，美国历史仅仅只有200多年。

但在200多年里，美国参与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已经超过200次，粗略计算，每1年几乎都有1场战争。而这些战争中就存在生物战，这比真刀真枪的战争还可怕，具体美国发动过多少次生物战争，恐怕只有美国自己知道，外人已经无法完全进行统计。

1981年中情局在美军的协助下，悄悄地飞到古巴上空，秘密发动了一场生物战，释放了一种叫登革热的病毒，最后造成27.3万古巴人感染，有158人死亡（101名是儿童）。

美国政府对此事后来还矢口否认，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解释道是驻扎在安哥拉或非洲地区的军队，返回古巴造成的。

后来查清了真相，1981年古巴疫情就是中情局投毒造成的，因为中情局经常给尼加拉瓜组织运送物资，帮助这个非法组织做着非法活动。

由于很多资料无法考证，比如美国在格鲁吉亚高加索地区、埃及的昆虫生化战等，无法进行详细介绍。美国丰富的生物战理论研究和试验，是美国黑历史中积累下来的，这次还借着疫情给中国抹黑，我国外交部也做出有力回应，病毒起源属于科学问题，科学问题就要由科学研究的结果去解释。美国生物战的黑历史远远不止这些，奉劝美国还是好好自我反省吧。

8. 人类史上第一次生物战发生了什么

1918年，世界正经历2场导致人口锐减的大灾难，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是一战，6500万人参战，伤亡人口达3000万人，经济损失难以估量；另一个杀伤力更是超过一战，全球10亿人口感染，死亡人口超4000万人，这便是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

因此，西班牙大流感也被认为是人类史上第一次生物战，不过真相究竟如何，早已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