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青岛的历史名人有谁
1、黄培
黄培(1603~1669),字孟坚,号封岳,即墨城里人。其祖父黄嘉善,明万历年间兵部尚书、赠太保衔。
明亡后,黄培返归故里,忧郁悲愤,常以诗文抒发情感。清康熙五年(1666年),因自刻《含章馆诗集》致祸,遭姜元衡告发,史称“黄培诗案”。
黄培被囚禁于济南,清廷判曰:“黄培因系明朝世宦,隐怀反抗本朝之心,刊刻逆书,已属不法,吟咏诗句,尤见狂悖,且宽袍大袖,延用前朝服制,蓄发留须,故违当朝法令,大逆不敬。应按隐叛诽薄之罪,但律无正文,无从援引,谨援他律比附,定拟绞罪”。
黄培于康熙八年(1669年)四月初一被处以绞刑,临刑时,昂然阔步,从容吟诗明志。终年六十六。
2、黄嘉善
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黄嘉善出生于即墨城,字惟尚,号梓山。黄嘉善从小聪慧,渐大学习勤奋努力,他少年时入崂山石门西麓的上、下书院就读,饱读经史子集,精心体会治国安邦的道理,所作的文章流畅优雅,胸有韬略。黄嘉善成年后仪表端庄伟岸,风度儒雅,人品出众。
3、秦纮
秦纮(1426年-1505年),字世缨,山东单县人。明朝名臣。
景泰二年(1451年)进士。官至三边总制、户部尚书、太子少保。弘治十八年(1505年)卒,年八十,赠少保,谥襄毅。《皇明经世文编》有《秦襄毅公奏疏》。
秦纮长期在西北和南方边区担任巡抚和总督,兢兢业业,忠心耿耿,为明代边疆地区稳定,尤其是西北九边重镇的巩固做出了极大贡献。《明史》赞其“文武兼资,伟哉一代之能臣矣!”
4、尤淑孝
尤淑孝(生卒年不详),字孟仁,大兴人。清干隆十九年(1754年),尤淑孝被任命为即墨知县。在任十几年间,为即墨地方兴利除弊,政声显着。
清干隆二十四年(1759年),他将位于县城南偏西的龙王庙移建至南门外偏东处。当时,位于县城西南的淮涉河(今墨水河)大坝,由于年久失修,经常被洪水冲溃,不能预防河水泛滥。
为使百姓免受洪水之灾,尤淑孝组织民工,重新修建了大坝。同时,由于位于城北部的北大河(今龙泉河)桥年久失修,早已倒塌,为方便地方百姓,1760年,对其进行重建。
尤淑孝还十分重视地方文化建设,在任期间,他组织人员,搜集整理地方史资料,甄别真伪,确定体例,重新编纂了《即墨县志》,共计12卷,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地方史料。
清干隆二十九年(1764年),即墨百姓在县南三里的登高端口建造了遗爱祠,四时奉祀。
5、郭孟泽
郭孟泽(1913—1972),山东省平度县(今平度市)人。七七事变后投身抗日活动。同年冬,受中共胶东特委委派,来平度协助郭士先组织抗日武装。
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3月任平南县行署主任兼县大队大队长。1944年3月任中共平南县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财政部监察司监察专员、甘肃省高级法院办公室主任、中共民勤县委书记、武威地委纪委书记等职。1972年病逝于青岛。
B. 20世纪病原微生物学的主要成就
微生物学发展简史
自古以来,人类在日常生活和生产实践中,已经觉察到微生物的生命活动及其所发生的作用。中国利用微生物进行酿酒的历史,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殷商时代的甲骨文中刻有“酒”字。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列有谷物制曲,酿酒、制酱、造醋和腌菜等方法。
在古希腊留下来的石刻上,记有酿酒的操作过程。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利用微生物分解有机物质的作用,进行沤粪积肥。公元二世纪的《神农本草经》中,有白僵蚕治病的记载。公园六世纪的《左传》中,有用麦曲治腹泻病的记载。在10世纪的《医宗金鉴》中,有关于种痘方法的记载。1796年,英国人琴纳发明了牛痘苗,为免疫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7世纪,荷兰人列文虎克用自制的简单显微镜(可放大160~260倍)观察牙垢、雨水、井水和植物浸液后,发现其中有许多运动着的“微小动物”,并用文字和图画科学地记载了人类最早看见的“微小动物”——细菌的不同形态(球状、杆状和螺旋状等)。过了不久,意大利植物学家米凯利也用简单的显微镜观察了真菌的形态。
1838年,德国动物学家埃伦贝格在《纤毛虫是真正的有机体》一书中,把纤毛虫纲分为22科,其中包括3个细菌的科(他将细菌看作动物),并且创用细菌一词。1854年,德国植物学家科恩发现杆状细菌的芽孢,他将细菌归属于植物界,确定了此后百年间细菌的分类地位。
微生物学的研究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进入生理学阶段。法国科学家巴斯德对微生物生理学的研究为现代微生物学奠定了基础。他论证酒和醋的酿造以及一些物质的腐败都是由一定种类的微生物引起的发酵过程,并不是发酵或腐败产生微生物;他认为发酵是微生物在没有空气的环境中的呼吸作用,而酒的变质则是有害微生物生长的结果;他进一步证明不同微生物种类各有独特的代谢机能,各自需要不同的生活条件并引起不同的作用;他提出了防止酒变质的加热灭菌法,后来被人称为巴斯德灭菌法,使用这一方法可使新生产的葡萄酒和啤酒长期保存。
后来,他开始研究人、禽、畜的传染病(狂犬病、炭疽病和鸡霍乱等),创立了病原微生物是传染病因的正确理论,和应用菌苗接种预防传染病的方法。巴斯德在微生物学各方面的科学研究成果,促进了医学、发酵工业和农业的发展。
与巴斯德同时代的德国微生物学家科赫对新兴的医学微生物学作出了巨大贡献。科赫首先论证炭疽杆菌是炭疽病的病原苗,接着又发现结核病和霍乱的病原细菌,并提倡采用消毒和杀菌方法防止这些疾病的传播;他的学生们也陆续发现白喉,肺炎、破伤风、鼠疫等的病原细菌,导致了当时和以后数十年间人们对细菌给予高度的重视;他首创细菌的染色方法,采用了以琼脂作凝固培养基培养细菌和分离单苗落而获得纯培养的操作过程;他规定了鉴定病原细菌的方法和步骤,提出着名的科赫法则。
1860年,英国外科医生利斯特应用药物杀菌,并创立了无菌的外科手术操作方法。1901年,着名细菌学家和动物学家梅契尼科夫发现白细胞吞噬细菌的作用,对免疫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俄国出生的法国微生物学家维诺格拉茨基于1887年发现硫磺细菌,1890年发现硝化细菌,他论证了土壤中硫化作用和硝化作用的微生物学过程以及这些细菌的化能营养特性。他最先发现嫌气性的自生固氮细菌,并运用无机培养基、选择性培养基以及富集培养等原理和方法,研究土壤细菌各个生理类群的生命活动,揭示土壤微生物参与土壤物质转化的各种作用,为土壤微生物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892年,俄国植物生理学家伊万诺夫斯基发现烟草花叶病原体是比细菌还小的、能通过细菌过滤器的,光学显微镜不能窥测的生物,称之为过滤性病毒。1915~1917年,特沃特和埃雷尔观察细菌苗落上出现噬菌斑以及培养液中的溶菌现象,发现了细菌病毒——噬菌体。病毒的发现使人们对生物的概念从细胞形态扩大到了非细胞形态。
C. 科赫在病原微生物学的贡献
科赫则是发现了微生物的纯培养,以及科赫三原则。
纯培养最重要的是在于微生物的生理研究,方法是依靠灭菌和分离,是由巴斯德(L.Pasteur)和柯赫(R.Koch)建立起来的。在自然界中,有的培养条件很困难,特别是具有密切共生关系的生物及进行寄生性营养的生物;也有一些在理论上不可能进行纯粹培养的生物。
纯培养(pure culture)——微生物学中把从一个细胞或一群相同的细胞经过培养繁殖而得到的后代,称纯培养.
如果在一个菌落中所有细胞均来自于一个亲代细胞,那么这个菌落称为纯培养(Pure culture)。在进行菌种鉴定时,所用的微生物一般均要求为纯的培养物。得到纯培养的过程称为分离纯化
真菌纯培养——通常是指获得一个单个真菌的孢子,让孢子发芽产生菌丝体。
细菌纯培养——即从混杂菌种中分离出单个细胞,然后使其二分裂。
病毒纯培养必须在受精卵中,因为病毒必须在活的组织中增殖。
伟大的科赫总结的“科赫三原则”
第一条:这种细菌要恒定的与该病的病 理症状有关;
第二条,能在病人中找到这家伙并把它揪出来,分离,培养,纯化;
第三条:把这家伙放到健康的动物上也能引出相同的症状和病理特点。
D. 生物制剂包括哪些什么算是生物制剂举5~6个例子
常用的生物制剂有干扰素、白介素、肿瘤坏死因子等。其主要特点为:
1、生物活性功能多,均具有抗肿瘤、抗病毒和免疫调节活性。
2、作用范围广,在体外这些生物制剂几乎对所有肿瘤细胞都有抑制效应。
3、对机体的免疫功能有调节增强作用。
生物制剂 是用病原微生物(细菌、病毒、立充次体)、病原微生物的代谢产物(毒素)以及动物和人血浆等制成的制品,可用于预防、治疗和诊断疾病。用于防治传染病的生物制品可分为人工自动免疫制品(如疫苗和类毒素等)和人工被动免疫制品(如丙种球蛋白、白喉抗毒素、破伤风机毒素等)
如何识别微生态制剂
1、是否是正规合格厂家生产
好的微生态制剂厂家有农业部颁发的微生物生产许可证;非正规生物制剂厂家无农业部颁发的微生物生产许可证。
2、是否为复合微生态制剂
好的微生态制剂为菌类品种结构合理、性能稳定、功效明显,在水体中能迅速形成绝对优势,对各类好氧类、厌氧类、兼性厌氧、兼性好氧病原微生物具有很强的抑制能力,将各类有益菌以最佳方式复合并构成稳定状态时,其综合功效会超出其原有功效的几十倍乃至上百倍,可将复合制剂的功效发挥到极致;而生物制剂为单一菌,起不到上述作用。
3、好的微生态制剂显微镜观察菌体着色,形态均匀一致,菌数含量高;劣质生物制剂则不然。
4、好的微生态制剂结构稳定,且不含杂菌,其保质期长;劣质生物制剂结构不稳定,且含杂菌,其保质通常不超过6、7个月。
E. 武威:从此相逢最凉州
一.
大一的暑假,有幸在北京的一家都市报实习,“一带一路”建设正如火如荼地开展,自然也是报社内的重点选题。我和部门主任主动请缨,跟随记者老师做河西走廊的实地探访。
是什么样的心情呢,时隔三年,总是要回去看看,像是给自己的青涩岁月,一个心安理得地逝去的借口。
从华北到西北没有高铁和动车,最快的列车也需要将近20个小时。一路的舟车劳顿后终于抵达,武威武威,五味杂陈。
在出站前,我回头看了看那个阔别三年的武威站。暖色调的建筑,呈四平八稳的对称形,渐次低下去,帝王挥袍的威严中,像宣誓着对这片土地的主权。武威古称凉州,谁敢想象,这座沉默在祖国西北的那么容易被忽视的小城,曾是连接中原和西域的重要战略城市,曾是规模和名气仅次于长安城的历史古都。
大概,这就是岁月的魔力吧,再光辉的历史也可能消散在时光长河,渺小如你我,自然也会顺理成章般,任一些东西悄然改变。
在住处短暂休整后,我和记者老师拿上设备出门了。
七月的西北日光正盛,赶到北关中路的时候正是正午。阳光明晃晃地照着,遒劲的汉隶写成的“雷台”赫然出现在路旁。雷台汉墓是我们正式采访的第一站,这处汉文明遗址曾因为出土了后来作为中国旅游标志的“马踏飞燕”声名鹊起。
在采访前,我们亲自进入汉墓拍摄,古老的墓穴空间十分狭小,入口也只是高不足一米的拱形门,进去时,记者老师错误估计了拱门厚度,提前一秒钟起身,“砰”地一头撞在了石壁上。
撞得不轻,三十岁出头的她像小女孩一样倏然落泪,手足无措中我想起了儿时的“经验”——碰头要冷敷。然而,我们正站在人挤人的墓室通道里,慌乱中,我信手“借”来了一个路人手中的冰镇可乐:“不好意思借用一下有人……”
一边是拿着可乐手足无措的记者老师,一边是被“抢”了可乐不知所以的旅客,但老师身旁的我和那个旅客身旁同行的另一个他,却同时愣在了那里——我从未想过会再见方呈,更不会想到在这样的情景下。
世界那么大,但巧合那么多。
在古诗词中潇洒风流的凉州城,果然不似看起来那般安分。
二.
第一次踏上这片陌生的土地,是在五六年前。我的马尾还没有剪成利落的短发,正摇头晃脑地,享受年少时的风华。
那一年,我在读初二。老妈受单位指派外出培训学习,每年只回国两次,老爸要忙工作的事又无瑕照顾我,他们最终决定送我到武威的姑姑家。
没空照顾我是理由之一,博士姑姑是我家最高学历是理由之二,她家还有一个成绩出色的表姐是理由之三。我似乎只能“从命”。
听爸爸讲,姑姑在兰州读本科时结识了同校的研究生学长,也就是我后来的姑父。姑父是武威人,毕业后留在家乡工作,坠入爱河的姑姑便也执意读完了博士,在一所高校的武威分校做了老师。
其实来之前,我对武威的全部理解,除了姑姑每年访亲带回的葡萄酒和蜜瓜,就是小时候里背过的无数首《凉州词》,是“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式的荒芜与苍凉,不过也掺杂着“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式的洒脱和浪漫。
真的身临其境,这座城倒也没有那么多的豪气冲天,相反,比起故乡的车水马龙和夜晚美好的霓虹,这座西北小城,显得多了些质朴和疏朗,天高地阔中,总觉得有种厚重而不被打扰的骄傲。当“千城一面”的洪流涌过,还是保留着一点自己不一样的味道。
就那么以“入侵者”的身份停在了武威。
表姐比我大两岁,那年正在武威一中读高一,我在离一中不远的十中借读。每天放学,我穿过两条街到一中门口,等表姐一起回家。
也是这么水到渠成般地,结识了方呈。
那天,许是表姐临时有事,过了放学时间很久也没有出来。当时学校不许学生带手机,所以我只得苦等,门口石狮的脚趾数到第七十四遍的时候,俊朗的少年把自行车停在了我身旁:“你是褚晴的妹妹?”
比我大两岁的方呈那时候已然高出我一头,他告诉我说,表姐临时受命排练教师节的节目,让我先走。西北的黄昏色彩浓艳,被夕阳镶嵌在时空中的少年,谦恭而温和,像极了我之后几年中的无数个旧梦。
我点点头,没说话。一个人回家。
他骑上车,从不远处的岔道离开。我一个人踱着步子,没多久发现他又骑了回来,一言不发地送我回家。两个言语不多的人一路沉默,一句拘谨有礼的“谢谢”,是年少的我们第一次相遇的结语。
后来,我们又见过几次,有时在一中门口的文具店,有时在胡同口的关东煮摊位前,有时他从我们身边骑行而过,轻声打着招呼,有时干脆和表姐一起在学校门外等我回家。
“他是方呈,我们班的学委;这是我表妹既禾。”表姐曾这么介绍我们认识,“方程几何,好歹都在同一张数学卷子上,认识下哈。”
十三四岁的我,彼时还是个幼稚迷糊的小姑娘,从未想过心动是什么样的节拍,更不知道每个故事开始时的模样。
三.
那一天的雷台汉墓中,来往的游客很多。我扶着记者老师逆着人潮走了出来,方呈和同伴也跟随其后。
我不知道当时我的挂着怎样复杂的表情,不过方呈眼中的,是一丝略微隐忍的温情。记者老师坐到树荫下的长椅休息,方呈的同伴帮忙去买更多的冰块。我们僵持着站在烈日下,中间似乎隔着太多需要讲出来的故事,但一时,反倒不知道如何开口。
汉墓的上空飞着很多不知名的鸟类,或许因了厚重的历史,来客都步履轻巧、小心翼翼,鸟们的叽叽喳喳则尤显聒噪。它们的盘旋,让我生了天旋地转的错觉。
尴尬之余,我们决定到外面的雷台公园走走。周围的树干奋力地朝上伸展着,仿佛要把天空捅个窟窿。几年前,也是在这里,我们张牙舞爪地学着那些树干的姿态,度过了不知多少个没心没肺的午后。
我甩了甩头发,抛开了那些并不让人开心的思绪。转头和他闲聊着分别后的琐碎。简短的交谈中得知,已然要步入大四的他在读土木专业,最近在做家乡古建筑保护的暑期实践。
“我在北京读书。”他说,但突然欲语还休地,没有继续下去。
北京,离我的故乡那么近,可世界那么大,我们没有重逢。
他依旧是当年的温和模样,不过比几年前更多了俊朗和成熟。默契地,我们谁都没有提及“曾经”,连关系最好的表姐,也不曾提及。
四.
那段被“曾经”标注的往事中,我和表姐同行的回家路,后来渐渐成了三人行。
方呈家住在天祝街那边,比姑姑家远些。他每天骑自行车上学,但放学后会推着车和我们一起西行走到姑姑家门口,然后在向北走,折回东边的住处。
很久后我看到过一句话,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当时,因为觉得自己并不是人家“顺路”的主角,还暗自难过了一番。
那时候的我,内向安静,加上远在异乡,更多了一份胆怯和沉默。因而每天只是悄然走在他们身旁,听着他们闲聊着学校的生活,过去与远方。
比起性格活泼的表姐,方呈言语少了很多,不过,性情温和内敛的少年,总是给人很安心的感觉。他会随时顾及作为入侵者的我不被冷落,会随手捡起路边的饮料瓶丢进垃圾桶,会绅士地走在最靠近马路的一边,会在分开前提醒表姐不要忘记第二天要上交的实验材料……许是偏于敏感,我总能捕捉到那些微不足道的细节。
有一天,姑姑临时出差,姑父外出应酬,表姐和我只得从外面买些零食应付了晚饭。在卖手抓饼的摊位前,我一如既往地沉默着,表姐在一旁翻找零钱,方呈见我又在走神,突兀地冒出一句“你为什么总是不笑”。在我尚未回答,他拿过了阿姨手中的番茄酱,在我的手抓饼上,画了一个大大的笑脸。
你知道吗,他这个稚气却真诚的举动,在我心里,一住就是许多年。
渐渐熟悉起来,彼此也少了最初的拘谨。方呈仗着比我大,常玩笑般地叫我“小屁孩”,我也渐渐地开朗了起来,会叫嚣着“几何终将消灭方程”反击。表姐笑我俩幼稚,不过很快加入其中,和我一起“声讨”方呈。
我曾在日记中写:那条不长不短的达府街,是我的青春中最好的路。
初三那年的夏天,武威的雨水依旧不多。我们借着为我中考减压的理由跑去天马湖边散步。盛夏的天马湖微风拂面,湖面云蒸霞蔚,让原本应该粗狂浩大的西北也诗情画意了起来。,表姐在一旁逗蹒跚学步的小孩子,我坐到湖面人行道的木制栏杆上,看方呈拿着相机拍水草。突然觉得,当初被自己调侃为“流放”的西行,实际上是多么美好的事啊。
恰好方呈蓦然回头,我匆忙错开了撞在一起的视线。他逆着阳光走过来,随意地斜靠在我身旁的栏杆上:“小屁孩中考加油喔,考来一中我们就是校友了。”
三言两语,却让我突然手足无措起来。我含糊地答着“好啊我会加油的”,却无故地脸红了起来。
我知道,那是少女心刹那的觉醒,用成语形容,叫“怦然心动”。
五.
三年后的雷台汉墓重逢,草草地又各自离去。
那个下午,结束了采访任务后,我一个人跑去了一中的门口。卖手抓饼的小摊依旧在一中的不远处,却再也不是曾经的老板。我买了一个提在手里,里面没有番茄酱画的笑脸。我给重修了的一中大门拍了照,还过去抚了抚石狮的脚趾。你知道的,某些仪式性的行为,是对往事致敬的最好方式。
放学时间到了,小学弟学妹们陆陆续续地朝外走。依旧有人在石狮门口等同行的同伴,但年轻的每个人,都有着各自专属的戏码。
我想过方呈会回母校看看,但没想到是同一个黄昏。和很久很久之前一样,他带着少年温和美好的微笑朝我走来。若不是他没有穿校服,我甚至会脱口而出“走吧回家啦”。我掩饰般地把手中的手抓饼塞到了嘴里,手背顺势抹了抹眼睛。
“走了好几年了,回去看看呗。”方呈随意地丢来一句,便迈开步子朝一中走了过去。
他熟稔地和门卫老师打过招呼,我们便堂皇地成了校服中的逆行者。没有小说中挖许愿瓶的桥段,也没有电视剧中寻找当年在树干刻下的名字的场景,我们只是绕着操场一前一后地走,走了一圈又一圈……
看啊,表姐不在,我们之间总是那么多让人尴尬的沉默。
我有些苦涩地笑了,叫住走在前面的方呈,声音干巴巴的:“走吧,要关校门的。”
他看了我一眼,点点头,和曾经一样,总是温润如玉的模样。
美梦成了旧事,故事成了固执。三年中发生了什么,我从未问及表姐,更从未联系过方呈,一无所知,是最好的概括。不过,就算知道又能怎样呢,一阵木已成舟的悲戚又忽然涌起,我压抑了一天的泪水终于喷薄而出。
泪眼朦胧中,眼前的大男孩皱着眉慌乱了起来,但最终也没有抛出诸如“你怎么了”之类的问题,只用不变的温和说了句“别哭啊小屁孩”……
“你们武威温差太大,感冒了。”我搪塞,故意用了最冰冷的字眼,决绝地和过去的自己划清界限。
他轻叹了口气,没再说话,接过我吃了一半的手抓饼,放一包纸巾在我手中。依旧是曾经那个细心到让我难过的方呈。
我自顾自地跑出了一中,像一头闯出往事的牢笼。
六.
其实一中算不得我的母校,因为我在这里只停留了不到一年。
时间匆匆,那一年,我的中考成绩还不错,得以到借读,表姐和方呈也从悠闲的高一到了紧张的高三。我们更方便地聚在一起,再不必辛苦地等人齐了再回家。
那时候,相处的时间多了,渐渐发觉心里萌生的某个幼芽,在不断不断地长大。
我懂得了一句话,叫: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从前连偶像剧都不看的我突然矫情了起来,一遍一遍地问自己:“他会不会喜欢你啊?”
但我始终犹疑着,对自己预设的问题,不敢作答。却试图在任何毫无逻辑关联的地方寻求证明:吃彩虹糖的时候我会想,如果最后一颗是红色,你就是喜欢我的;爬山的时候我会想,如果最后是左脚登上山顶,你就是喜欢我的;买杂志的时候我会想,如果报刊亭有我喜欢的杂志,你就是喜欢我的……
事实却是,我在吃糖时故意留下一颗红色的糖果,然后心满意足地吃掉;我在爬山时故意一步迈上两个台阶,只为了用左脚来登顶;我在买杂志时故意绕远路去那家报亭,因为那里总会有我喜欢的杂志……
那时候,我自欺欺人地试图解答,而感情的试卷却给了我另一份答案,让原本百分之五十的概论,也瞬间跌倒了零点。
寒假的一天,我早早从故乡回到了武威,天知道所谓的努力学习和对某个人模糊的想念哪个更有说服力。
我们依旧“混迹”在一起,有时跑去乡下拍农舍,有时去野外吃烧烤,把最盛大的青春,装进不大的武威。
一天,我去和同学排练四月份话剧节的节目,黄昏时回家,发现方呈正在姑姑家的楼下徘徊,手里拿了一个精致的礼物盒。
那个时间,表姐正在家弹琴吧。
那一天,是2月14,情人节。
武威的冬天,是毫不含糊的凛冽,我愣在那里,感觉有什么东西,被这扑面而来的西北风,硬生生地吹碎了。
想来,自己还曾伸出手细数:他每天步行和我们一起回家多走很长的一段路,他会在假期陪我们一起去图书馆看漫画,他会……那么,他可能是喜欢我的吧?
多可笑。分明,自己只是那些场景中的配角啊。那些用来陶醉自己的细节,换做另一种可能,依旧说得通。
暗恋就是一场暗无天日的跋涉,像在广袤的沙漠里苦行,仅凭心里那点儿微薄的信念向前走,事实上连自己都不知道,哪里是真正的出口。
有海市蜃楼,就全当绿洲。
我不管不顾地跑进了楼道,任凭吓了一跳的方呈在后面叫我,我很小气的,才不愿意做你传递爱意的鸿雁鱼龙。
方呈最终没有上楼,至于那份礼物,也没有从表姐那里看到。但这些并不影响我的某些心绪直直地沉入了水底,然后窒息到,把整片海洋化成了眼泪。
此后的日子,我们一如既往地一起放学,一起去图书馆,一起外出游玩,但我知道,打碎了的东西,是很难还原的。
那是段什么样的日子啊,就像藏在眼睛里的沙粒、踩在鞋底下的石子,那种隐隐作痛的难过,并不尖锐,却又没有办法忽略。
我打电话问明了老妈培训的归期,打着想家的幌子,匆匆让姑姑帮我办理了各种琐碎的手续,然后遁逃般地回家了。
那一年,我高一。
离去的列车缓缓移动,姑姑一家来送我,你也前来。我听完姑姑姑父的嘱托,拥抱了表姐,唯独固执地不肯与你讲话,甚至不肯拿出专门的目光。我自圆其说地对自己讲,你的前往,是对姐姐的陪伴,而不专为与我的告别,何必多此一举呢。又或许,我不肯承认的是不知该用什么样的姿态面对一场年少时的离别。
汽笛搅得心情烦乱不堪,启程了。
我又一次顺着那两道铁轨远去了,对我而言,它们就像是一根铁棒,一头绑着华北,一头拴着西北,一头是家,一头是爱。是了沉甸甸的哑铃,扛在肩上,满满都是归来与远方的重量。
傻子似的伸手擦了擦车窗,手指触到有些凉意且还算干净的玻璃,低头,自嘲地笑了。以为是站台上的人把深情粘在了车窗上,其实不过是自己把自作多情放在眼眶里打转。承认吧,当心心念念的人成了驿站,而不是再次归来的牵绊,我离开时的表情,一定很难看。
七.
转眼三年过去了,三年里,不知多少次想起那个少年,那座城。听见“方程”依旧条件反射,但随后的效果不再是心动,而是心酸;去敦煌旅行,列车在武威站停6分钟。短短的6分钟,我有600次想要冲下车去,又生生按捺住了自己的冲动。
我没有想到,原以为的一别两宽,在一次不甘心般的回访中,再次有了起点。
那段日子,我跟随记者老师一路奔波,方呈则打着暑期实践的幌子和我们一起,又是一年盛夏的武威城,依旧是那片天高地远的厚土,却因为跌宕的重逢,显得愈加地厚重。
系列报道结束后,我和记者老师请假去了姑姑家探望。那个晚上,我终于鼓起三年的勇气问表姐:“你们……在一起过吗?”算是给自己漫长的暗恋一个果决的交代吧。
我像穿越进了八点档的电视剧,分明听表姐一字一顿地说:“他喜欢的是你,为什么要和我在一起?”表姐云淡风轻,每个字句却叩击在我心上,“当年,还我以为是因为你不喜欢他才那么匆忙地回老家了。”
所以,每天放学后的同行,放假时的陪伴,以及徘徊在楼下时手中的情人节礼物……统统为了,毫不知情甚至会错意的我?
我想起了很久前看过的一条微博:加菲和欧迪走失了,被卖到宠物店,加菲很痛苦。但一个清晨,乔恩走进了宠物店,他看见了加菲,意外之喜,立刻又把加菲买了回去,一家团圆。故事的最后,加菲说,我永远不会问乔恩,那天他为什么会走进宠物店。
有人评论说:他又回到这里,或许只是看看,自己家的笨猫有没有被人卖进宠物店。
我的心跳漏掉了一拍。
那天,在正在修缮的鸠摩罗什寺,记者老师挂着一脸“我都懂”的识趣表情独自去采访工作人员,留我和方呈在院子中。
寺庙的围墙上贴满了诗词禅语,我百无聊赖地从头看到尾,无意回头,发现方呈正愣愣地站在不远处,看着墙壁失神。精瘦的西北男生,在浓烈的西北阳光下,像立在韶华中的旗帜,写满了青春往事。
我走过去,发现他在盯着墙上的黄底黑字看,是明时诗人的句子:无情莫抱东风恨,作意开时是谢时。
一个理工男,盯着一句别有深意的古诗若有所思,我“扑哧”笑了出声。
“不想再错过了,‘等’比‘找’还煎熬。至少‘找’有目标,而‘等’根本无归期。”
方呈的声音却兀自在耳边响起,“终于等到了,别走了,行么?”
刹那的莫名其妙后,是许久许久的难过。
三年了。三年之后,我们默契地不提过往,却终于以全新的自己,站在了彼此身旁。而那场沙漠中漫长的苦行,终于换来了真实的绿洲。
我们一起去登寺看天,大团的云朵悠悠地荡在天际,不被打扰,纤尘不染。忽然觉得,原来风流潇洒的武威城那么广大,而相逢的人再相逢,是多么幸运啊。
F. 什么是非同一般药物的生物制品
生物制品是用基因工程、细胞工程、发酵工程等生物学技术制成的免疫制剂或有生物活性的制剂,可用于疾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
生物制品不同于一般医用药品,它是通过刺激机体免疫系统产生免疫物质(如抗体)才发挥其功效,在人体内出现体液免疫、细胞免疫或细胞介导免疫。通过基因工程技术改造的大肠杆菌可产生某种病毒的抗原,酵母菌可经过基因重组而产生乙型肝炎表面抗原,重组痘苗病毒也可产生乙型肝炎表面抗原。细胞工程杂交瘤技术问世,杂交瘤细胞可以分泌抗体,所以抗体不一定要免疫动物的血清等。这样就打破了生物制品的传统概念,而是菌苗不一定要用细菌,疫苗不一定要用病毒,血清的产品不一定要用血液。
中国生物制品事业基本可满足控制传染病流行的需要,但仍落后于某些发达国家。生物制品分人用生物制品和兽用生物制品,下面介绍人用生物制品。
在10世纪时,中国发明了种痘术,用人痘接种法预防天花,这是人工自动免疫预防传染病的创始。种痘不仅减轻了病情,还减少了死亡。17世纪时,俄国人来中国学习种痘,随后传到土耳其、英国、日本、朝鲜、东南亚各国,后又传入美洲、非洲。1796年英国人E.詹纳发明接种牛痘苗方法预防天花,他用弱毒病毒(牛痘)给人接种,预防强毒病毒(天花)感染,使人不得天花。
此法安全有效,很快推广到世界各地。牛痘苗可算作第一种安全有效的生物制品。微生物学和化学的发展促进了生物制品的研究与制作。19世纪中期,“免疫”概念已基本形成。1885年法国人L.巴斯德发明狂犬病疫苗,用人工方法减弱病毒的致病毒力,做成疫苗,被狂犬咬伤的人及时注射疫苗后,可避免发生狂犬病。巴斯德用同样的方法制成鸡霍乱活疫苗、炭疽活疫苗,将过去以毒攻毒的办法改为以弱制强。D.E.沙门、H.O.史密斯等人研究加热灭活疫苗,先后研制成功伤寒、霍乱等灭活疫苗。19世纪末日本人北里柴三郎和德国人贝林,E.(A.)用化学法处理白喉和破伤风毒素,使其在处理后失去了致病力,接种动物后的血清中和相应的毒素,这种血清称为抗毒素,这种脱毒的毒素称为类毒素。R.科赫制成结核菌素,用来检查人体是否有结核菌感染。抗原—抗体反应概念的出现,有助于临床诊断。这些为微生物和免疫学发展奠定了基础,继续发展出各种生物制品,在预防疾病方面越发显得重要,是控制和消灭传染病不可缺少的手段之一。
中国的生物制品事业始于20世纪初。1919年成立了中央防疫处,这是中国第一所生物制品研究所,规模很小,只有牛痘苗和狂犬病疫苗,几种死菌疫苗、类毒素和血清都是粗制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在北京、上海、武汉、成都、长春和兰州成立了生物制品研究所,建立了中央(现为中国)生物制品检定所,它执行国家对生物制品质量控制、监督,发放菌毒种和标准品。后来,在昆明设立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生产研究脊髓灰质炎疫苗。生物制品现已有庞大的生产研究队伍,成为免疫学应用研究和计划免疫科学技术指导中心。汤飞凡1957年发现沙眼病原体,他对中国生物制品事业有很大贡献。
在控制和消灭传染病方面,接种预防生物制品效果显着,在公共卫生措施方面收益最佳,这不仅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而且是世界性的措施。世界卫生组织(WHO)1966年发表宣言,提出10年内全球消灭天花,1980年正式宣布天花在地球上被消灭。1978年 WHO又作出扩大免疫规划(EPI),目的是对全球儿童实施免疫。EPI是用4种疫苗预防6种疾病,即卡介苗预防结核病;麻疹活疫苗预防麻疹;脊髓灰质炎疫苗预防脊髓灰质炎;百白破三联预防百日咳、白喉和破伤风,有计划地从儿童开始,使世界儿童都得到免疫。1981年,中国响应WHO的号召,实行计划免疫,按要求用国产4种疫苗预防6种疾病。1988年以省为单位达到了85%的疫苗接种覆盖率。1990年以县为单位,儿童达到85%的接种覆盖率。诊断制剂品种的增多和方法的改进,促进了试验诊断水平的提高;现已应用到血清流行病学以及疾病的监测。中国生产血液制剂已有30多年的历史,品种在逐年增加。
随着微生物学、免疫学和分子生物及其他学科的发展,生物制品已改变了传统概念。对微生物结构、生长繁殖、传染基因等,也从分子水平去分析,现已能识别蛋白质中的抗原决定簇,并可分离提取,进而可人工合成多肽疫苗。对微生物的遗传基因已有了进一步认识,可以用人工方法进行基因重组,将所需抗原基因重组到无害而易于培养的微生物中,改造其遗传特征,在培养过程中产生所需的抗原,这就是所谓基因工程,由此可研制一些新的疫苗。20世纪70年代后期,杂交瘤技术兴起,用传代的瘤细胞与可以产生抗体的脾细胞杂交,可以得到一种既可传代又可分泌抗体的杂交瘤细胞,所产生的抗体称为单克隆抗体,这一技术属于细胞工程。这些单克隆抗体可广泛应用于诊断试剂,有的也可用于治疗。科学的突飞猛进,使生物制品不再单纯限于预防、治疗和诊断传染病,而扩展到非传染病领域,如心血管疾病、肿瘤等,甚至突破了免疫制品的范畴。中国生物制品界首先提出生物制品学的概念,而有的国家则称之为疫苗学。
G. 生物制品的特点
生物制品和生化药品的不同有:
1、定义不一样:生化药品是从生物体分离、纯化以及用化学合成、微生物合成或现代生物技术所得到的用于预防、治疗和诊断疾病的物质。 生物制品是指应用普通的或以基因工程、细胞工程、蛋白质工程、发酵工程等生物技术获得的微生物、细胞及各种动物和人源的组织和液体等生物材料制备的,用于人类疾病预防、治疗和诊断的药品。
2、特点不一样:生化药品的特点是生物体中的基本生化成分或类似物,这些成分均具有生物活性或生理功能。生物制品的特点是,他是一种生物活性制剂,例如疫苗,就是由细菌或病毒加工制成的生物活性制剂。
3、制作方法不一样:生物制品是用病原微生物(细菌、病毒、立充次体)、病原微生物的代谢产物(毒素)以及动物和人血浆等制成的。生化药品是以生物化学方法为手段从生物材料中分离、纯化、精制而成的。
H. 被称为微生物学之父的科赫,对科学有何贡献
被称为微生物学之父的科赫在传染病方面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他所做出的研究也让传染病的研究进入了快速车道。科赫的童年生活和很多科学家有很多的相似之处,贫苦的家庭生活让他有了更加坚毅的品格。但是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科赫的父母很重视他的教育,想让他通过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家族的命运,科赫从小就表现出了过人的天赋,5岁可以通过看报纸自学读书,从小就是我们口中“别人家的孩子”。
不过这种说法过于绝对,在后来很多的科学实验当中都证明这个逻辑并不严谨。有些病原体并不完全满足该法则的所有条件。
I. 为什么说巴斯德和科赫是微生物学的奠基人
理由:
化学家出身的巴斯德涉足微生物是为了治疗“酒病”和“蚕病”。他论证酒和醋的酿造以及一些物质的腐败都是由一定种类的微生物引起的发酵过程,并不是发酵或腐败产生微生物。
他提出了防止酒变质的加热灭菌法,后来被人称为巴斯德灭菌法,使用这一方法可使新生产的葡萄酒和啤酒长期保存。
科赫对新兴的医学微生物学做出了巨大贡献。科赫首先论证炭疽杆菌是炭疽病的病原菌,接着又发现结核病和霍乱的病原细菌,并提倡采用消毒和杀菌方法防止这些疾病的传播。
微生物学作用:
1、在自然界物质循环中作用。
2、空气与水净化,污水处理。
3、工农业生产有菌体,代谢产物,代谢活动。
4、对生命科学的贡献。
微生物学专业研究方向主要包括:真菌及地衣学、微生物资源、分类、系统学、多样性、群体遗传与演化、协同代谢分子机理、环境微生物学、工业微生物学、系统生物技术、微生物生理学、微生物生理学等。
J. 什么是科赫原理
罗伯特科赫
罗泊特·科赫(Robert Koch),1943年生于德国汉诺威州克劳斯塔尔小城,父亲是矿山职员。5岁时他告诉父母,自己能借助报纸学会读书,预示了其超凡的智慧和毅力,高中时他表现出对微生物学的浓厚兴趣。1862年他考入格廷根大学医学院,头两个学期学习植物学、物理学和数学,后转学医学,受到解剖学家亨利(Henle,J)的指导,1866年毕业,而后先是在军队中当随军医生,普法战争后在东普鲁士一个小镇当医生。
1872年被推荐到波森州沃尔施顿(现属波兰)的地方卫生机关任职。他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开始了业余的细菌学研究。当时的沃尔施顿正好流行牛炭疽病,他便对这种疾病进行了认真细致的研究。他在牛的脾脏中找到了引起炭疽病的细菌,并且把这种细菌移种到老鼠体内,使老鼠相互感染了炭疽病,最后又从老鼠体内重新得到了和从牛身上得到的相同的细菌。这是人类第一次用科学的方法证明某种特定的微生物是某种特定疾病的病原。而且,他用血清在与牛体温相同的条件下在动物体外成功地培养了细菌。随后他又研究炭疽杆菌的生活史,发现了杆菌——芽孢——杆菌的循环。1876年他在《植物生物学》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在医学界引起巨大的反响。
因为这项重大贡献,科赫在1880年被聘任到德国柏林的皇家卫生局工作,得到了良好的实验室和优秀的助手。1881年他发明了使用固体培养基的“细菌纯培养法”, 并开始研究结核病。他研究结核病死亡者的肺,但是没有找到结核菌,可他把肺磨碎擦在老鼠和兔子身上后,却让他们感染了结核病,反复的试验使他意识到结核菌很可能是透明的,必须给它染色才能观察到。于是他用各种色素进行染色试验,并不断改变染色方法,终于在第271号样品中发现了染上蓝色素呈细棒状的结核杆菌。他又用血清培养基对结核杆菌进行培养,获得了人工培养出的结核杆苗。他将结核杆菌制成悬液注射到豚鼠的腹腔内,豚鼠因此感染了结核病,科学地证明了结核杆菌是结核病的病原菌。1882年3月24日,他在德国柏林生理学会上宣读了他发现结核杆菌的有关论文,并与同年4月10日将论文发表在《柏林医学周报》上,再一次引起医学界的轰动。发现结核杆菌后,科赫通过进一步研究又阐明了结核病的传播途径是空气和接触,科赫提出:为征服结核病,“首先要尽人类的能力封锁传染病菌的来源。这些来源之一并且最重要的一个是结核病患者的痰。”
1883年,科赫作为德国霍乱调查委员会的成员,到埃及和印度,不仅发现了霍乱的病原菌霍乱弧菌,而且成功地找到了霍乱弧菌交叉感染的途径——经过水、食物,衣物等用品的传播,并找到了控制它的办法。
1885年任柏林大学卫生学、细菌学教授和该校卫生研究所所长。1886年,科赫与弗吕格(Flugge.C)合作创办了《卫生学杂志》,至今仍具有权威性。1890年他研究出结核菌素,并将它应用于结核病的诊断。为了调查研究传染病,科赫先后十次出国,到非洲、印度和远东.先后在卫生学研究所和传染病研究所带领一批学生研究了疟疾、鼠疫、伤寒、牛瘟以及回归热、昏睡症等热带病,取得了许多新的重大发现,培养了贝林、艾利希、北里柴三郎等优秀科学家。1891年任传染病研究所所长。1897年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902年被选为法国科学院的国外院士。1905年,科赫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主要是为了表彰他在肺结核研究方面的贡献。
科赫根据自己分离致病菌的经验,总结出了着名的“科赫原则”。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使得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的20年代成了发现病原菌的黄金时代。例如1883年和1884年两位科学家各自独立地发现了白喉杆菌,1884年还发现了伤寒杆菌,1894年发现了鼠疫杆菌,1897年发现了痢疾杆菌。在此期间先后发现了不下百种病原微生物,包括细菌、原生动物和放线菌等。不仅是动物病原菌,还有植物病原菌。
科赫除了在病原体的确证方面作出了奠基性工作外,他创立的微生物学方法一直沿用至今,为微生物学作为生命科学中一门重要的独立分支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科赫首创的显微摄影留下的照片在今天也是高水平的。这些技术包括分离和纯培养技术、培养基技术、悬滴标本检查法、组织切片染色法。
晚年科赫得出了引起人结核病与引起牛结核病的结核杆菌并不完全相同的结论,虽然这一观点在当时引起了许多争议,但今天已完全证明了其正确性。1910年5月27日,67岁的科赫在德国巴登的寓所里,坐在他的圈手椅中安样地长眠了。他的骨灰被安葬在柏林传染病菌研究院内,纪念碑上刻有这样的诗句:从这微观世界里,涌现出这颗巨星;你征服了全世界,所有人都感谢你;献上花环不凋零,世世代代永铭记。
科 赫的一生主要着作有《炭疽病病原学,论炭疽杆菌发育史》(1876)、《创伤感染的病原学》(1878)、《论结核病》(1882);《抗结核药物》(1891)、《与伤寒病的斗争》(1902)等。
1982年3月24日,在纪念科赫发现结核杆菌一百周年之际,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防痨与肺病联合会共同倡议,将每年的3月24日定为“世界防治结核病日”,以表达对科赫的纪念以及提醒公众对结核病防治的重视。这一天,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发行了《科赫发现结核杆菌一百周年》纪念邮票,附图是民主德国发行的《科赫兹发现结核杆菌一百周年》小型张(左图),邮资图为科赫头像及其签名.边纸图案为科赫于1882年4月10日发表在《柏林医学周报》上的关于发现结核杆菌的论文;右图为我国邮电部发行的一枚纪念邮票,纪念他发现肺结核病原菌一百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