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生生物假疫苗进展如何

㈠ 山东孩子打假疫苗后续如何处理孩子打的就是这批！

出现这么大的纰漏，当时国家机构处理啦。监管力度不够，出现这么大纰漏。孩子如果有是国家全权负责。我们对他的信任不是让他们给我们乱来的

㈡ 长生疫苗案件调查情况如何

长生问题疫苗案件调查及有关问责情况汇报

这起问题疫苗案件是一起疫苗生产者逐利枉法、违反国家药品标准和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编造虚假生产检验记录、地方政府和监管部门失职失察、个别工作人员渎职的严重违规违法生产疫苗的重大案件，情节严重，性质恶劣，造成严重不良影响，既暴露出监管不到位等诸多漏洞，也反映出疫苗生产流通使用等方面存在的制度缺陷。

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重典治乱，去疴除弊，加快完善疫苗药品监管长效机制，坚决守住公共安全底线，坚决维护最广大人民身体健康。

㈢ 长生生物被罚344万市值蒸发多少

疫苗造假的代价！长生生物被罚344万， 市值蒸发近100亿。

长生生物狂犬病疫苗造假事件继续发酵，股票在7月20日五连跌停，市值蒸发97.86亿元，控股股东高俊芳身价锐减17.71亿元。

深交所17日向长生生物下发关注函，要求说明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的具体产量、销量和销售金额、此次GMP证书被收回的具体原因及事实、相关产品流向市场的风险、后续可能受到药品监管部门的处罚类型和后果，并请详细测算此次事件对2018年生产经营可能产生的影响。

20日，深交所再次向长生生物下发关注函，要求说明，公司百白破生产车间停产涉及产品占公司营收的比重、对公司的具体影响以及你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此外，作为疫苗生产的主体单位，长春长生的《药品GMP证书》被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要求收回。

长春长生也因生产、销售劣质吸附无细胞百白破联合疫苗，被吉林省食药监局没收违法所得85.88万元，并处违法生产药品货值金额三倍罚款258.40万元，罚没款总计344.29万元。

来源：中国网财经

㈣ 长生问题疫苗引发哪些担忧

长生生物狂犬病疫苗生产记录造假风波尚未平息，其公司子公司长春长生日前又因“吸附无细胞百白破联合疫苗”（简称“百白破”）检验不符合规定，遭到吉林省药监局行政处罚。今天，记者从北京市疾控中心获悉，对于长生生物这两个出问题的疫苗，北京市均未采购，公众可以放心接种疫苗。

7月18日一早，长生生物发布公告称，由于公司对有效期内所有批次的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全部实施召回，该项召回预计将减少公司2018年上半年营业收入约2亿元左右，净利润约1.4亿元。

当天，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局长毛群安局长表示，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违法违规生产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的通告》后，疾控局密切关注事态发展，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保持密切沟通。据了解，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正组织对企业的调查工作。根据《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工作规范》，没有完成全程接种程序的，可以选用其他厂家的狂犬病疫苗按原接种程序继续接种。希望基层卫生工作人员，按有关法规、规范要求，认真做好预防接种工作，保障人民身体健康。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长生生物日前发布公告，其全资子公司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长春长生”）收到《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因是该公司生产的“吸附无细胞百白破联合疫苗”（批号：201605014-01），经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检验，检验结果“效价测定”项不符合规定。

吉林省药监局认为，长春长生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禁止生产、销售劣药”的规定，并于2017年10月27日立案调查。

对此，吉林省药监局对长春长生给予行政处罚：没收库存的剩余“吸附无细胞百白破联合疫苗”186支、没收违法所得858840元。同时，处违法生产药品货值金额三倍罚款258.4万元，罚没款总计344.29万元。

该事件曝出之后，本市不少曾接种过狂犬病或白百破疫苗的公众纷纷表示担心，不确定自己接种的疫苗是否是长春长生公司生产的产品。对此，记者今天采访了北京市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两个涉事疫苗北京都没有，公众可以放心。”

来自网易

㈤ 中国的疫苗事件如何处理

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问题疫苗事件仍在持续发酵。因“狂犬病疫苗生产记录造假”事件被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通报3天后，长春长生再因2017年10月被调查的“百白破疫苗效价不合格”事件被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罚款344万余元。近日来，疫苗事件在舆论场中引起发热议，也让公众普遍产生了焦虑和不安的情绪。

㈥ 疫苗造假案背后有什么故事

涉嫌“狂犬病疫苗生产记录造假”的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春长生”），是如何跃上国内狂犬病疫苗市场份额的第二位？

“狂苗”事件引爆后，上市公司长生生物64岁女掌门人高俊芳从国企高管转型为上市公司掌门人、家族资产积累达51亿元的经历，不断被人提起。

，2009年至2010年的一次“狂苗”行业大洗牌，给长春长生“狂苗”带来了崛起机会。因中检院检测标准的提高，当时能通过的企业仅有辽宁成大一家，外资赛诺菲巴斯德也退出国内狂犬病疫苗市场，“狂苗”持续紧缺。其后长春长生及时升级工艺，迅速进入市场。

2012年，重新拿到GMP证书的长春长生，在市场需求和产能增加的作用下，一跃成为业内第三。

2016年“山东非法经营疫苗案”后，长春长生继续主动抢占市场，2017狂苗批签发量市场份额跃至第二。

通报时间是在飞检一周后

7月15日（周日）下午，国家药监局通报称：根据线索，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对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开展飞行检查，发现该企业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生产存在记录造假等严重违反《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行为。

据悉，国家药监局在接到线索后，早在7月6日-8日已前往该公司“飞检”，实际通报时间则是一周后。

国家药监局审核查验中心相关人士曾对澎湃新闻透露，“有因飞行检查”的情况大多来自于内部人士举报，在收到线索后中心将会对线索进行初步分析，待确认举报合理性之后会以双随机的形式抽调检查组组长和检查员，组成3-4人的检查小组。

“考虑到廉政问题，一般检查小组成员事先并不知道要检查哪家药厂，而是在到达当地后才能打开密封信封，拿到线索。”相关人士透露。

中国证券报7月17日的报道称，长春长生的“飞检”源于内部员工举报。

曾是长春长生一线员工的于飞（化名）告诉澎湃新闻，由于疫苗行业专业性高，如果不是内部人士举报，外界很难发现，“算是行业潜规则吧，有的数据记录本身就是为了应对检查的。”

另一名在某疫苗公司担任多年高管的资深人士许利（化名）则告诉澎湃新闻，疫苗的生产环节是没有十全十美的，每次检查也总会被查出大大小小的瑕疵，“相当于从80分到100分的区别，也是允许企业不断完善整改的。”

但许利也表示，长春长生此次被发现的可能并非“小瑕疵”，“监管部门轻易不会闹到公众面前”。

长春长生否认50升“大罐”违规

关于事件中造假环节的细节，至今仍无权威披露。

中国证券报7月17日的报道中援引一名长春长生供销商的说法，称生产记录造假或涉及企业在病毒发酵过程中以“大罐”替代“小罐”所致。

按照上海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科主管医师、疫苗科普作者陶黎纳的说法，如果将疫苗的生产环节简化，大致为：将狂犬病病毒导入细胞中，让其在细胞中增值，同时需要培养这些细胞，让细胞大量增值，最后收集病毒进行灭活后，添加各种佐剂后做成疫苗。

陶黎纳认为，如果基于上述报道的猜测进行分析，长春长生“作假”的环节便应该是指向“细胞培养”，即药厂通过GMP认证的方案中是使用的是小罐培养，但实际生产中却用的大罐，目的是为了提高产量。

“从普通人理解上来看，大罐小罐的区别似乎并不大，差不多类似于大碗和小碗蒸蛋的区别，但在制药领域中，一个工艺的不经意变更有可能会带来‘蝴蝶效应’。”陶黎纳告诉澎湃新闻。

但上述说法并未得到药监部门和长春长生方面的证实。

前述疫苗行业资深人士许利则认为，“如果仅仅是小罐变大罐，药监局不会闹到人民群众面前”。

“前些年，广州诺诚出现过类似问题，但药监局后来评估认为对质量影响并不大，只是让企业先停产，等提交了补充资料之后又恢复了生产，恢复生产后也获得批签发量。”许利说。

7月20日，上市公司长生生物董事长高俊芳在短信中回复了澎湃新闻有关生物反应器问题，强调公司于2017年拿到50升罐（生产）批件。

2010年的“狂苗大洗牌”给长春长生带来机会

长春长生“狂苗事件”的舆论影响和得以预见的对疫苗行业的冲击，让许利颇为感慨，“不应该啊，国家这几年质控、监管真的做得不错，也得到了WHO的认可，我认为国产疫苗质量还是很好的”。

回顾近年来我国生物制品质控规范、批签发检测项目的改革，不得不提到的便是2009到2010年期间的“狂苗大洗牌”。

陶黎纳清晰地记得，2010年国家提高了生物制品检测标准后，“当时的（狂犬病疫苗）生产企业中，只有辽宁成大一家通过了新检测标准，其他的都不合格”。

资料显示，2009年4月2日，中检院发布《关于人用狂犬病疫苗（vero）细胞批签发检验增加项目的通知》，决定“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将对此后申请批签发的人用狂犬病疫苗（Vero细胞）在成品疫苗中实施DNA残留量检测，达不到规程标准要求的将不予签发”。

此次标准改变，将原先要求冻干人用狂犬疫苗DNA残余量的标准不高于10ng/剂提高到不高于100pg/剂。

该通知下达后，曾有多家企业认为当局并未提前给予过渡期，导致2009年之后长达两年多的时间，国内市场只有一家狂犬疫苗企业（辽宁成大）能供应“狂苗”。

这项改革，还直接导致了狂犬病疫苗的发明公司——赛诺菲巴斯德退出了中国狂犬病疫苗市场。

陶黎纳说，巴斯德疫苗当时也未能通过DNA残余量的关，“虽然直到今天，还没有实验能证明巴斯德疫苗的DNA残余量有直接的不良反应”。

检验标准的提高、巴斯德的退出让“狂苗”市场进行了一次大洗牌。

前述疫苗行业资深人士许利说，2010年检验标准升级之后，长春长生连同多项检测标准一起，将工艺从原先的转瓶升级到生物反应器，并顺利拿到了GMP证书。

升级后的狂苗生产线产能效果明显，据上市公司长生生物年报信息，2012年当年因更新生产线，产量下降，加上固定费用分摊使得单位成本上升，导致2013年该“狂苗”产品毛利率下降至21.90%。但随着工艺成熟，2014年“狂苗”产品毛利率达到78.75%，市场占有率跃居行业第三位。2015年1-3月，进入稳定生产后，该产品单位成本大幅下降33.71%，毛利率也相应提高至83.55%。

从整个疫苗行业来看，超过50%的利润率并不少见。许利对此表示，疫苗受种人群相对固定，市场规模平稳，“利润率不高一些的话没有企业愿意做”。

一名就职于某肝炎疫苗生产企业的员工向澎湃新闻表示，该公司曾研发过狂犬疫苗，但中途停止了，原因便是市场稳定的前提下，生产厂家已经饱和。

安信证券行业报告中曾评价：总体而言，疫苗是医药生物子行业中一门相对不错的好生意。疫苗研发周期长且技术壁垒较高，预防属性决定了疫苗上市后放量的节奏较快，3-5年就有望达到销售峰值。

上市公司长生生物2017年年报显示，按照中检院同品种批签发量计算，长春长生年签批发量达到355万人份，已经跃至国内第二，市场份额仅次于辽宁成大，排名前列的还有宁波荣安和广州诺诚。

“山东疫苗案”后长春长生继续增长

长春长生“狂苗”从市场第三上升到第二的过程，不得不提的就是2016年的“山东非法经营疫苗案”，直接导致了《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的修改。

2016年6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修改《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的决定，要求第二类疫苗由省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组织在省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集中采购，由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向疫苗生产企业采购后供应给本行政区域的接种单位。

这对所有疫苗生产企业而言都是新的挑战。

长生生物年报中称，“山东非法经营疫苗案”后适龄人群主动接种疫苗的意愿出现下降的情况，同时国家修订了《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受新政的衔接、实施等因素影响，对公司产品销售短期内也产生了重大不利影响。

不过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2016年，长春长生疫苗销售达到10.15亿元，同比增长28.52%。

对此，长生生物的解释是：由于产品的刚性需求较强，在疫苗行业整体受到影响的背景下，公司仍然取得了较为乐观的经营业绩。

澎湃新闻记者查阅了2017年陕西、福建、广东等省的二类疫苗集中采购入围名单发现，在冻干人用狂犬疫苗（vero细胞）品种中，有辽宁成大、长生生物、广州诺诚、宁波荣安、吉林迈丰、河南远大等主流狂苗生产企业。

上述厂家的疫苗，从价格和针剂次数上来说，每一单支针剂的价格均在40-60元；接种方法上来讲，除辽宁成大为独有的2-1-1（四针法、三次接种）外，其余均为5针法（五次接种）。

陶黎纳多次在科普文章中提及，辽宁成大有接种次数少的优势，而且从完成全部针剂的花费总价上来看也最便宜。

“但实际接种时选择的品牌，决定权在市县疾控中心的采购选择上。”陶黎纳表示，“包括辽宁成大、长春长生在内的几家疫苗厂家，一般都能进省级疾控中心的白名单（招标采购入围名单），在这之后就看县区级疾控中心如何选择了。”

接近长春长生的人士透露，长春长生在此之后自建销售渠道，“原先的代理商成了供销商，实际上就是签个合同，成为公司的销售员”。

陶黎纳分析，对于原先在市场上不占优势的品牌来说，此时更有机会提高品牌知名度。

上市公司长生生物年报中这样描述：2017年，长春长生积极适应新的疫苗管理政策相关规范要求，加强销售管理，积极推动新的推广服务团队的整合和销售渠道的搭建，同时通过加强学术推广会议和公司调研，强化与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联系，提高公司疫苗产品的品牌影响力，有效地推进了公司业绩的快速增长。

从财务上来看，该公司当年销售的费用达到5.83亿，同比增长152%，增长的原因其解释为“营销模式受疫苗流通条例影响的推广费、市场服务费、会议费和运输费增加所致”。

同年（2017年），长春长生疫苗销售达到15.39亿元，同比增长51.67%。从批签发量上来看，长春长生已跃居国内第二，占25%市场份额。

除了在工艺和销售上的发展，长春长生投资7.5亿元的狂苗和水痘技改车间原定于2018年底完工，资料显示，技改完成后，该公司狂苗年产量将达到1000万人份。

高俊芳：从国企高管到民营疫苗公司掌门人

7.5亿元的技改车间投资额，来源于2015年长春长生借壳上市后的募资所得。

资料显示，2015年长春长生借壳黄海机械上市后，高俊芳与其配偶张永奎、其子张洺豪一起持有长生生物33.7%的股份，成为实际控制人。

2017年胡润中国富豪排行榜中，高俊芳家族以51亿资产位列820位。

此次“狂犬病疫苗生产记录造假”事件后，高俊芳等人在长春长生在上市之前，如何通过资本运作手段，将一家由长春高新（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长生所（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联合发起成立的国企变成家族企业的往事，被人不断提起。

据看看新闻报道，在2003年长春高新董事会决议将全部转让公司持有的长春长生股权时，在有包括云大科技、福尔生物等多家第三方报价3元/股的价格下，高俊芳得以2.7元/股的低价受让得到34.6%的公司股权，转让金额4161.6万元。

澎湃新闻梳理发现，长春长生从国企到民营，经历了十多年时间，期间经历19次股权转让以及2次增资。在此期间，高俊芳配偶张友奎、其子张洺豪等家族成员陆续浮出水面。

不仅如此，在股权的频繁交易中，现任康泰生物（深圳康泰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杜伟民及其合作伙伴韩刚君也确曾以个人或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参与交易，并在完成对高俊芳家族的股权转让后，又悄然退场。

2001年，韩刚君以1932万的价格，从长生所处拿到了长春长生30%的股权，6年之后，韩刚君将股权全部转让给了深圳豪言（深圳市豪言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同年，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杜伟民的广州盟源（广州市盟源生物工程发展有限公司，杜伟民、韩刚君各持股50%）以43.70万元从长生所拿下了长春长生0.68%的股权。

在参与受让长春长生股权6年后，2007年，杜伟民又和韩刚君一同离场：广州盟源以54.74万元的价格，将股权转让给了于广谦。而韩刚君则将长春长生30%股权转让给了深圳豪言，具体金额未透露。2010年，于广谦将全部股权又转让给了高俊芳配偶张友奎。

深圳豪言的背后，是高俊芳家族。据天眼查APP，高俊芳持有深圳豪言51%的股份，深圳豪言持有的长春长生股权，到了2010年，被无偿转让给了高俊芳和张洺豪。随后，深圳豪言被清算注销。

从2001年入场，到2007年离场，杜伟民和韩刚君所扮演的角色，隐于高俊芳家族之后，又在高俊芳资本操控掌握长春长生股权环节中，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高俊芳曾任职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财务处处长，1992年长春长生成立，高俊芳即出任该公司副总经理，次年出任董事长并兼任总经理。1996年，母公司长春高新上市，高俊芳又晋级为长春高新副董事长。长春高新2001年和2002年年报显示，作为国企高管，高俊芳年薪先后为5.98万元、8.4万元（含税），而收购长春长生1734万股股权需支付4161.6万元。

本文来源：澎湃新闻

㈦ 北京疾控中心如何回应长生生物问题疫苗

近日，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针对药监部门公布的关于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狂犬病疫苗、长春长生生物公司百白破联合疫苗(批号:201605014-01)、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百白破疫苗(批号:201607050-2)进行了认真核查。

该事件曝出之后，北京市不少曾接种过狂犬病或白百破疫苗的公众纷纷表示担心，不确定自己接种的疫苗是否是长春长生公司生产的产品。对此，记者今天采访了北京市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两个涉事疫苗北京都没有，公众可以放心。”

来源: 新京报(北京)

㈧ 长生生物疫苗案致市值蒸发多少亿

7月18日，陷“狂犬病疫苗”风波的长生生物连续第三日跌停。自爆发疫苗造假风波以来，长生生物市值已经蒸发近65亿元，当前市值缩水至174亿元。

公开资料显示，长春长生目前为国内第二大狂犬疫苗生产企业。公告显示其2017年狂犬疫苗销售额为7.34亿元，占上市公司当年营收的47.26%。

7月18日一早，长生生物发布公告称，由于公司对有效期内所有批次的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全部实施召回，该项召回预计将减少公司2018年上半年营业收入约2亿元左右，净利润约1.4亿元。

㈨ 长生生物造假利益链涉嫌什么腐败

长生生物:造假利益链涉嫌30亿腐败,为拉高套现借壳上市。

进一步抽丝剥茧还发现，在北京华筹的上述出资人名单中，竟然与北京伯乐纵横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下称“北京伯乐”）的出资人名单高度重合。其中，除了周楠昕与北京华筹同时突击入股长春长生时为独立持股外，于俊德、尹波、上海华轩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等出资人在北京华筹的出资比例分别为14.22%、7.11%和10.43%，同时也是北京伯乐中直接或间接的主要出资人，出资比例未披露。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伯乐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北京伯乐纵横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后者法人代表为格春来。私募排排网显示，伯乐纵横的格春来2000年10月至2013年9月任职于北京证监局。

此外，调查还发现，周楠昕1999-2001年曾任职于北京翰林汇股份有限公司；2002-2006年曾任职于汉唐证券（汉唐证券因涉嫌坐庄和挪用巨额客户保证金而破产清算）。除了突击入股长春长生，周楠昕还先后突击入股了蒙草抗旱（300355）和东方新星（002755）等IPO项目。

还有一个细节是，TCL集团1999年04月参股北京翰林汇股份有限公司并于2002年07月通过增资扩股而成为其控股股东。而在2004年TCL集团IPO期间，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颜羽和施贲宁均为经办律师。

三

根据重组报告书披露，上海沃源于2011年10月由上海沃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孙田志和孙明明共同出资成立，执行事务合伙人为上海沃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辛玉海。

2014年10月22日，孙田志、孙明明退出合伙企业投资；孙仁莉作为普通合伙人入伙，何艳、李岩、金美华、顾群、孙晓芳作为有限合伙人入伙；合伙企业认缴出资、实缴出资由10,001.00万元减至4,251.50万元，并委托孙仁莉为上海沃源执行事务合伙人。

2015年8月，孙仁莉与上海沃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协议转让其全部出资份额，何艳为上海沃源执行事务合伙人。

深入调查发现，上海沃源背后与芜湖卓瑞同样有着原南方证券高层的渊源。作为上海沃源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何艳1995年1月至2005年12月，就职于南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任办公室主任；2005年4月至今，就职于南京兆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07年5月至今，就职于济南国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任执行董事；2014年9月至今，就职于南京洁深源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任执行董事。

需要补充的是，作为何艳的配偶，孙田志曾经共同出资设立了上海沃源，但在完成突击入股以后、长春长生借壳上市前夕孙田志、辛玉海等人纷纷选择了退隐。

但调查发现孙田志、辛玉海等人的真实身份非同寻常：2005年12月26日，原南方证券副总裁孙田志因轰动全国的南方证券操纵市场案以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原天发公司副总经理兼任南方证券南京分公司资产管理部经理辛玉海，原华德公司投资总监孙明明均判有期徒刑一年零五个月，该团伙被市场称之为凶悍的“猛庄”。

公开信息显示，孙田志目前担任上海洁深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1994年6月至2003年12月，就职于南方证券任副总裁；1997年7月至2003年12月，就职于上海南证财务顾问有限公司任董事长；2000年8月至2003年12月，就职于上海天发投资有限公司任董事长；2001年7月至2003年12月，就职于华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任董事长；2009年1月至2010年9月，就职于上海泽汇投资有限公司任执行董事；2015年2月至今，就职于上海洁深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任执行董事、总经理；2016年1月至今，就职于上海玄古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任董事长；2017年2月至今，就职于上海灵智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任执行事务合伙人。作为南方证券“坐庄”时期的重要搭档，孙明明目前也在孙田志大量公司中扮演着股东、法人代表、监事或财务总监等重要角色。

此外，在孙田志、何艳、孙明明和辛玉海等南方证券隐秘圈层中，还有一位重要成员——傅晓峰，曾在南方证券操纵市场案期间担任南方证券杭州证券文晖路营业部总经理，曾经持有上海泽汇投资有限公司（已吊销）12%的股权，目前在该圈层中的上海埃林哲软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董事、副总经理和财务负责人。

四

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在2014年4月至2014年12月期间上述相关各方通过受让内部职工股实现突击入股的过程中，长春长生的经营层面也迎来了爆发式增长。

公开信息显示，2012年、2013年和2014年长春长生净利润分别仅为12,737.39万元、12,979.69万元和20,775.00万元。但在2015-2017年净利润分别为3亿元、4亿元和5亿元的业绩承诺支撑下，根据当时最新经营情况及未来收益情况，采取收益法对拟借壳上市的长春长生100%股权给出550,094.83万元的估值，增值率为417.49%。

调查发现，上述各方累计斥资58218.34万元，合计持有长生长春22.66%的股权，在短短几个月以后的借壳上市过程中所获得的交易对价增值了57430.65万元，增值率接近100%。

与此同时，长春长生狂犬病疫苗业务收入2014年开始持续爆发式增长。其中，2013年公司狂犬病疫苗业务收入仅为846.81万元，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仅为1.91%；但2014年则高达21,268.41万元，占比飙升至34.36%，2017年则更是高达73,425.95万元，占比已经接近50%，成为长生生物业绩持续爆发的重要来源。

文章来源： 贤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