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各国生物武器概况有哪些
生物武器是生物战剂及其施放装置的总称，它的杀伤破坏作用靠的是生物战剂。生物武器的施放装置包括炮弹、航空炸弹、火箭弹、导弹弹头和航空布撒器、喷雾器等。以生物战剂杀死有生力量和毁坏植物的武器统称为生物武器。
德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曾利用间谍撒播马鼻疽杆菌及炭疽杆菌感染对方的骡马。这是20世纪生物武器的第一次应用。1917年德国用飞机在罗马尼亚上空撒播过污染细菌战的水果、巧克力和玩具。但德国更信赖化学战。由于德国的大力发展化学武器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德国放弃了生物武器计划。
但生物武器的发展却进入了一个世界性的繁荣时期，各个大国都制定了生物武器研制计划，进行生物武器研制，并且还公开或秘密的应用于实战。
英国
1916年，英国于波顿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生物武器研究基地。此后波顿成为了全世界最权威的生物化学武器研究机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波顿基地的研制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以下事实可以印证，1942年英国曾计划并生产500万块的混有炭疽杆菌的饲料饼，准备投放到德国居民点，但该计划取消。1941年10月，英国军情五处在“类人猿”计划中，用肉毒素刺杀了德国纳粹头目赖因哈德·海德里希。但是随着欧洲战场吃紧，英国放弃了巨大的生物武器研发计划，转为和美国、加拿大共同研发生物武器。
日本
1935年，在哈尔滨建立细菌战研究所，名称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代号“731”，附设监狱和实验场。731部队进行人体的活体试验，遭杀害者达10000人以上。1940年、1944年日军在我国浙江、湖南、河南等地空撒布伤寒杆菌、鼠疫杆菌和霍乱弧菌致使霍乱流行，仅感染鼠疫致死者达700多人。日本在承德撒布霍乱弧菌导致万余人死亡，而且也导致1700日本士兵死亡。“731”部队在技术上有一定的突破，比如发明了装有活体跳蚤的陶瓷炸弹。此外，日本还在战俘营中用霍乱弧菌进行屠杀。尽管日军屡次应用，生物武器在战争中的效果甚微。战败后，日军大规模的生物武器计划终结。后来美国以包庇战犯为条件，获得了日军的技术成果。而且，美国的生物武器投送技术受到“731”的巨大影响。
前苏联
前苏联曾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使用土拉弗朗西斯菌，但战果不祥。前苏联在冷战期间，进行了大规模的生物武器研究和储备，这可以从以下事件中得到验证。前苏联在阿富汗战争中被怀疑使用BW；1979年4月，前苏联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生物武器工厂发生一起炭疽芽孢杆菌气溶胶外逸事件，导致上千人死于肺炭疽。1982年，前苏联援助越南在柬埔寨战争中曾使用过镰刀菌(TS)毒素黄雨。80年代，前苏联还制定了针对美国的大规模生物武器袭击计划。而且，前苏联生物武器储备全球第一。
其他国家比如澳大利亚、南非在生物武器研究领域都处于领先地位，但未有大规模应用。伊拉克、古巴等后起国家也大力发展生物武器。
但在冷战期间，生物武器的发展却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但只有美国的生物武器政策实现了转变；而且美国生物武器发展最为完善，资料最为公开，生物战实践充分，生物武器决策最为理智，所以下面详细介绍美国的生物武器发展和政策的变化。
美国
美国在一战后开始发展生物武器，而且也参与针对生化武器的军备谈判，这些都是为了保障自身安全。1925年6月17日，美国在日内瓦签署了《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议定书》，但《日内瓦协定》只能在禁止生化武器的首次使用方面发挥作用，在以“防御”为目的的研制和储备不违反这一协定。
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美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研究新型的生物武器，其目的是为了“防御德国或日本可能发动的首次生物武器袭击”，属于防御性质。在1941年，美国开始和加拿大、英国合作研究和生产炭疽炸弹，并进行肉毒素的野外散布实验。英国此时因为人力和财力的限制，开始与美国合作研制生物武器，并派出生物武器专家常驻美国，指导美国生物武器的研制，1942年，美国认为其生物武器的研究达到了世界水平。二战后，美国俘获“731”的第一手资料，而且大大增加了生物武器的经费投入。
1952年初，美军向朝鲜的朔宁、平康等地投放了带有细菌的苍蝇和昆虫，2月美机对铁原地区的志愿军阵地投掷了大量的昆虫，此后发生了着名的宽甸事件和甘南事件，这两起在中朝边境的平民区投放细菌容器的军事行动被“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证实。
在50年代的朝鲜战争中，美国对朝鲜平壤市、江原道、咸镜北道、黄海道，对中国的抚顺、新民、安东、宽甸、临江多次发动了轰炸，轰炸中使用了生物武器，就对美国空军飞机出动的架次、轰炸后发现的各类昆虫的详细调查研究和细菌学实验鉴定后表明，这些昆虫带有鼠疫、霍乱以及其他传染病菌。详见《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对于美国在朝鲜战争中进行细菌战的事实，美国政府迫于压力始终没有承认。
1962年1月美军在新竹布洒了1000加仑的落叶剂，1962年9月3日到10月11日，在金瓯半岛布洒橙剂，美军对越南使用的6种植物杀伤剂给越南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不但使越军不能得到粮食，生存变得困难，而且使25000平方千米的森林遭到破坏，13000平方千米的农作物被杀死，153.6万人中毒，死亡3000余人，其中包括平民。
1969年，美国基于以下3个理由对生物武器的政策进行了根本性的调整：①由于尼克松主义的收缩战略，美国大力削减军费。②生物武器耗资巨大，但性能不稳定，作战效果差。③美国急于改变政府形象和国家形象，而生物武器的使用已经泛化为道德问题，社会意识形态成本太高。美国生物武器政策改变表现为：①重视化学武器，轻视生物武器；②重技术储备，轻装备部队，在研究中重防御技术和探测技术；③将生物武器泛化为道德问题，制约他国。
70年代，鉴于前苏联生物武器的巨量储备，美国相应的提高生物武器军备，但未到达收缩前水平。美国一方面保持对前苏联的威慑平衡，另一方面进行军控谈判，并在舆论上对前苏联进行制约。
在里根执政时期，中央情报局获得了前苏联进攻性生物战计划的确切信息，美国大大加强了对生物武器的研究，以对抗前苏联所谓的即将到来的“生化威胁”。但是美国此时的重点是二元化学毒剂；在生物武器领域，美国只是进行生物武器基因化的技术储备。
在前苏联解体后，美国对伊拉克的生化武器进行了大规模的核查。并以之借口发动了伊拉克战争，而且对伊朗、利比亚、朝鲜、古巴等国家进行指控；还和前苏联国家展开军控合作。尽管美国在这一时期主要挥舞道德大棒，但美国对生物武器的研究还是比较活跃。这一时期美国提出了生物恐怖袭击、基因武器、人种炸弹等诸多概念。
在遭受炭疽袭击后，美国将生物武器的军事用途向国土防御和公共安全领域倾斜。现在美国提出建立全国性的预警系统的概念。知识点生物战剂的缺点
生物战剂存在许多缺点，所以一般认为生物战剂是战略武器，不是很好的战术武器。使用生物战剂必须考虑气象和气候条件，因为风速和风向影响生物战剂的攻击效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和英国在投放毒气时，因为没有考虑天气因素而遭到可怕的自我伤亡，即“蓝方针对蓝方”的伤亡。
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生物战剂需要几天才能使人丧失能力或被杀死。生物战剂对部队没有持久的影响。生物战剂在一定时间内有效，在此时间内，如果不穿防护服，无法占领使用过生物战剂进行控制的敌军地区，但等生物战剂失效后可以进入那个地区。
生物战剂有天然的敌人。除了受天气影响外，紫外线能够杀死它们；干燥环境不利于它们生存。还有一个问题是使用生物战剂将受到世界舆论攻击，引发政治问题。今天传媒这么发达，没有哪个领导愿意看到新闻节目中出现敌方老百姓被生物战剂杀伤的悲惨镜头。即使最狂热的恐怖主义者也要三思而后行。
B. 历史上有哪些着名的生物武器
一、病毒类，如天花病毒、各种马脑炎病毒、热病毒等；
二、细菌类，主要有炭疽菌、鼠疫杆菌、霍乱弧菌等，这是二战前后使用得最多的生物战剂；
三、立克次氏体类，一种能导致斑疹伤寒、战壕热等流行疾病的特殊病原体；
四、衣原体类，主要有鸟疫衣原体；
五、真菌类，主要有球孢子菌、组织孔孢浆菌等；六毒素类，主要有葡萄球肠毒素、肉毒菌毒素、真菌毒素等。六、毒素类，主要有肉毒杆菌毒素、葡萄球菌糖毒素等。
一位意大利研究人员发现，早在3000多年前，古人就知道在攻城掠池和自我保护时使用这一手段。赫梯王国是一个位于安纳托利亚，即古代小亚细亚的亚洲古国。赫梯人以骁勇善战着称于史，不仅将若干小国统一成一个强大帝国，并曾与埃及展开过激烈的争 霸战争。 意大利学者西罗· 特雷维萨纳托专门对赫梯人最强大时期的历史进行了研究。他在《医学假说》杂志上发表的研究成果称，将感染了兔热病的绵羊放入敌方城市或阵营，导致对方人员染上这种致命疾病，是当年赫梯人无往不胜的一个重要原因。
1859年法国在阿尔及利亚作战时，15000人中有12000人患霍乱而丧失战斗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曾首先研制和使用生物武器（当时称为细菌武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仅一年半的时间内，交战双方患病毒性流感者达5亿之多，有2000多万人死亡，比战死人员数量高出3倍。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研制生物武器，并在中国东北建立研制细菌武器的工场－ 731部队，曾对中国10余个省的广大地区施放鼠疫、霍乱、伤寒和炭疽杆菌等10余种战剂。鼠疫最严重的是湖南常德和浙江宁波。他们甚至拿活人做细菌试验，仅此一项就杀死中国军民3000多人，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灾难。
C. 生物武器都有哪些
目前，美国把下列病毒列为了标准生物战剂：碳蛆杆菌、土拉杆菌、布鲁氏杆菌、Q热立克次体、黄热病毒、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肉毒杆菌毒素和葡萄球菌肠毒、英国疯牛病病毒等。
根据生物战剂对人体危害的程度，可将其分为致死性战剂和失能性战剂两类。
致死性战剂的病死率约在10％以上，甚至达到50％～90％。碳蛆杆菌、霍乱弧菌、野兔热杆菌、伤寒杆菌、天花病毒、黄热病毒、东方马脑炎病毒、西方马脑炎病毒、斑疹伤寒立克次体、肉毒杆菌毒素都属于致死性战剂。
病死率在10％以下的为失能性战剂，如布鲁氏杆菌、Q热立克次体、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等。
根据生物战剂有无传染性，可将其分为传染性生物战剂和非传染性生物战剂。
传染性生物战剂包括天花病毒、流感病毒、鼠疫杆菌和霍乱弧菌等，所致疾病能在人群中传播流行。
非传染性生物战剂有土拉杆菌、肉毒杆菌毒素等。
随着微生物学和有关科学技术的发展，新的致病微生物不断被发现，生物战剂的种类也将不断增加。
目前，为了挖掘新的生物战剂，有的国家从非洲等地搜集拉沙热病毒、伊波拉出血热病毒及马尔堡热病毒等致病性强的病毒，作为新的生物战剂。
除了刻意发现自然界现存的病毒以外，生物病毒专家们还利用微生物遗传学和遗传工程的研究成果，运用基因重组技术进行遗传物质重组，定向控制和改变微生物的性状，从而获得新的、符合生物战要求的、致病力更强的生物战剂。
上述生物战剂尽管林林总总，但其总体趋势是价格比较低廉，生产设备比较简单，投放也很方便，因此生物武器被认为是最便宜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据推算，与其他武器相比较而言，生产1吨核武器炸药(相当于400万吨的TNT炸药)需要100万美元，生产1吨沙林(神经性)化学毒剂需要1万美元，而生产1吨生物战剂仅需要几十美元。相差是多么的悬殊！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迄今仍有许多军事大国还在“孜孜不倦”地进行生物武器的研究和制造，并或明或暗地把它们装备了部队。当然，有生物战就有反生物战，许多国家也十分重视反生物战的训练。
D. 可以毁天灭地的生物武器是什么
生物武器与核武器、化学武器一起被联合国认定为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它的科研和发展备受世界的关注。生物武器无声无息。不但可应用于前线战场，也可在后方使用。如果说一欧洲作家所描绘的法国生物战图像纯属科学的虚构的话，那么前苏联019部队生物战实验基地的事故则是活生生的事实。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日本73l、石井四郎的恶行，虽已成为历史。但却时刻昭示着人们：警惕生物战！
石井四郎与生物战
在生物战的历史上，有一名臭名昭着、被世界人民永远钉在耻辱柱上的人。他就是日本军国主义细菌战制造者石井四郎。石井四郎是军国主义的怪胎。他在发展日军生物武器方面，为日本侵略者立下了犬马之劳，杀害了无数亚洲人民。全世界都不会忘记这样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怪胎自有怪才，他在生物武器方面的活动，也是值得人们重视的。
石井四郎1892年6月25日生于千叶县山武郡千代田村大里街，在本地的私塾“池田学校”上学时，便聪敏过人。他能一目十行，过目不忘。他头天学过语文之后，一夜之间便能全部记在心头，第二天就能倒背如流，使老师大为惊讶。私塾出师后，他顺利升入千叶中学。
石井四郎的父亲是当地一个有名望的地主。四郎是其石井家第四个男孩。千代村有个小村落，名叫加茂。这是石井家孩子经常玩耍的地方。这里在他们的童年中留下了深刻印象……石井四郎从千叶中学以优异成绩升入高中，然后又考入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大学毕业后，他作为军官候生进入陆军，后来又作为军队委派的学员进入帝大研究生院。这使得这个年轻人在军队培养下，选择了军人的职业生涯。
石井四郎天生残忍，性格怪僻，学生时代就曾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毒气战拍手叫好。他特别崇拜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法国拿破仑。有趣的是，他在喜欢这些人物的同时，又非常注重自然科学，特别是医学、生物学。这在疯狂的军国主义分子中是少见的。正是因为他才华出众，赢得帝大校长的宠爱，最后竟招他为自己的东床快婿。
从帝大研究生院毕业后，石井简直是青云直上，1927年完成关于防疫学的学位论文成为医学博士，1931年晋升三等军医主任、少校军衔并成为陆军军医学校教官，同时是陆军兵器总厂教官。石井在这一时期，有两件事对他的未来有深刻的影响：一是欧洲之行，二是“石井式滤水器”。前者可以说是科技指导思想的启迪，后者则是科学硬件之创新。
1930年春天，石井四郎前往欧洲考察。这次考察对他的影响深远，使他从幼小萌生的法西斯发明家梦想，向日军的研究细菌武器现实过渡。石井在欧洲逗留期间，考察了各国，特别是德国的化学工业、化学武器以及细菌武器的研究和进展情况。回国后他在考察报告中说：“日本如果还不在这方面赶快付诸实施、进行基础研究的话，就可能错过时机，被甩在时代后面。”正是这种机不可失、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打动了当局。当局决心按石井之建议，弥补日本无此类设施(细菌武器研究)之缺陷，在陆军军医学校内部建立起以石井军医主任为首的所谓防疫研究室（即日军细菌武器研究室）。
石井在成立研究室之前，就特别重视鼠疫菌的研究。早在军医学校当教官时，他就曾与助手做过许多实验。据说有几个从事细菌研究的助手，皆因受到细菌感染而死亡，其中包括感染上鼠疫而死亡。石井关心重视鼠疫，虽早就如此，但从德国返日后，才从理论上坚定下来。他认为应当把欧洲各国排除在外的鼠疫空白，由日本独自研究进行填补。这种选择在科学上是合理的。欧洲，包括德国在内，之所以要把鼠疫菌排除在武器之外，是因为欧洲对于14世纪鼠疫在本地区的猖獗，记忆犹新，谈虎色变。当时1亿人的欧洲，被鼠疫夺去了1／4的生命。欧洲越是恐惧鼠疫，石井越想对其进行挑战、进行研究。在这一点上，石井有一种独树一帜、标新立异的思想。这在科学研究上值得重视。
谈到石井滤水器，这是石井初出茅庐之作。所谓石井滤水器在石井刽子手生涯中与其杀害成千上万无辜生命的罪恶勾当相比，只是雕虫小技，然而它却是石井进入仕途、引起上层注意的敲门砖。石井滤水器是在石井以防疫研究为课题时的产品，应该说那是真正用于防疫或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但若用在远征军进行侵略则另当别论。野外行军、作战、生活，包括平民百姓，往往任意饮用稻田、河湖池塘之水而生病。为解决这个问题，石井采用硅藻土，将其研碎，加水成型，然后烧成瓦罐状或其他形状，再附加以引水、导流及储水的器具，便成为石井式滤水器。这种滤水器效果良好。它使经过瓦器的细微粒子过滤之后的河水能达到普通水的饮用标准。
当时日本出于作战考虑，迫切需要一种野战净水装置。石井不失时机地带着器材到陆军参谋部去作推销表演。表演开始，石井叫三名士兵与他一起如厕，令一士兵持一烧瓶。三人不解其意，长官意志，唯有服从。片刻，3人站到台上，一人手举烧瓶，向陆军参谋部官兵证实，烧瓶之内的黄色液体确系石井四郎军医主任之尿液。接着石井亲自操纵，使尿液流入石井式滤水器。经过滤后，一股清水流出，只是温度稍高于室温。石井将此过滤之清水一饮而尽，博得大家一阵掌声。石井滤水器从此便闻名遐迩。
石井滤水器最初服役于日军与苏军、蒙军作战的诺门坎布尔德地区。由于地域辽阔，车马行动自如，因而作战时，前线部队配属防疫供水班，每班10人，每班配置一辆装有石井式滤水器的供水车，随部队行动。据说这种大型滤水装置可以保证一个百人连队1周用水。经过过滤的水储存于木制的大型水箱之中。以后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石井式滤水器便活跃在中国的大陆及东南亚的深山密林之中，成为日本远征军官兵在防疫上的有力器材。
前面讲过，这些只是石井的开端。为了进行细菌研究，石井四郎似有尚方宝剑在手。要钱有钱，这一点仅举一例便可说明，参加731部队工作的，即使是青年人，也能轻而易举地经常接触到奥林巴斯名牌光学显微镜，而这种显微镜在一个中学却难得有一台让学生使用。要人有人，石井为部队搜罗了一切有医学才能的人入伙731，这里有教授、医学博士、理学博士，其中不少人是从石井母校中选出来的，即使有些人不愿意从事这种勾当，石井也总能利用种种手段将其网罗进来。最后是上司支持，首先是全力支持石井在细菌战方面的一切设想及科研活动，其次，为石井的种种错误(贪污、嫖妓等)开脱，再次是大力提拔奖励其“工作”成果。有了这些使石井完全沉浸在种种细菌杀人的设计之中……以石井为首的731细菌战部队发明创造了不止一种细菌战武器。
石井认为研究最充分的是50型开花弹。下面是原731部队的证词：“1944年2月的一天上午，在哈尔滨平房村装上约40多个中国人以后，我们的汽车便驶出哈尔滨市，朝着齐齐哈尔方向开去，在白茫茫的冰天雪地里一直走了4个多小时，才到达安达特别实验场。这个试验场并无围墙，周围几百千米荒山野岭空无人烟，试验的人员不可能逃走。安达试验场是用来对被俘的中国人‘马路大’进行细菌战活人试验的地方。40多名‘马路大’下车了。他们虽然穿着棉衣，却依然冻得发抖。当长官一声就位令下达之后，士兵们便把他们一个个绑在了十字架形的立柱上。当时立这种十字架柱子并不费事，先是把积雪往旁边一扒拉，把柱子朝中间一立，然后用水一浇就行了。安达的气候，即使白天也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浇上的水很快结冰。立起来的十字架柱子相当结实，光用人力是拔不掉的。按照试验要求，每隔30米竖一个柱子，40根十字架形柱子一字排开，长1千多米，而在这一排十字架的正中，也就是距两端五六百米的地方，放着一颗鼠疫菌炸弹。所谓鼠疫菌炸弹，就是731部队研制的一种开花弹，或称‘50型宇治式’炸弹。它的内部是先用一根根细长的圆铁筋扭出麻花棱，然后再将它切成1厘米长的小条条，最后再往这些麻花棱的缝里抹满鼠疫杆菌。这样的处理方法，一是使细菌容易黏附靠挂；二是其不光滑的表面能够掖藏更多的细菌。开花弹就是将这些弹心装料，装进一个稍大的弹壳之中，然后利用炸药的力量使它炸开，弹心装料便四散出去并击中人体。当时使用的是一种变性菌。它的毒性比一般鼠疫菌高出10倍……开始试验之前，试验场的风袋指示着方向，在离绑着‘马路大’的十字架3千米远的上风处，二三十名队员通过双筒望远镜观察一切。此时，我们给全体‘马路大’戴上铁帽，套上用铁板做的护胸，以便使‘马路大’不致被炸弹硬件直接穿透头部和胸部，从而影响炸弹软件的效果。一句话，一切便于细菌试验，让他们顺利染上病菌。”
这种炸弹是石井的得意之作。石井主张，要把细菌战从过去那种利用少数敢死队的间谍谋略战的狭隘方法中解脱出来，把它放在现代战争正面作战的位置上。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用飞机、大炮，特别是用飞机投掷细菌炸弹。
考虑到这里存在许多问题，石井反复思索，反复研究。首先，投掷飞机低飞，如被击落有可能自受其害，而飞得过高，跳蚤可能会因空气稀薄而死亡。其次，炸弹爆炸产生高温，跳蚤难于承受而死亡，如何既使炸弹爆炸，又使跳蚤不死，这就是上述用“马路大”反复试验的目的。“一天半夜，石井忽然命令值星人员呼喊全体队员集合。大家都以为发生了什么情况，听了集合后的训话方才得知，原来是石井队长想出了一种使用陶器制造细菌弹的方法。”一名731部队队员作证说。这样有了麻花弹的特殊装料，又有了陶制的特殊弹体，一个完全的石井式特制细菌弹完成了。“50型宇治式炸弹”设计结构十分精细。炸弹由3部分组成：装有定时引信和炸药的弹顶、装有内含麻花钢筋的陶制容器弹体和控制炸弹下落的弹翼。炸弹空重约25千克，容量10升，弹体自飞机投下后，定时引信在距地面300米左右引爆，紧接着分散药起爆。“50型宇治式炸弹”弹体长700毫米，直径180毫米。炸弹弹体壁厚8毫米。炸弹总重35千克。
细菌炸弹大体可分3种类型：①装有带菌鼠、蚤的炸弹；②装有细菌溶液并可散布成细菌气溶胶的炸弹；③附着细菌，爆炸后可广泛飞散的榴霰弹型炸弹。
此类细菌武器，不管是哪种装料类型，都要谨慎操作。石井说，陶制的炸弹弹体即使受到极小的震动，也很容易破碎，不能像对待普通枪炮子弹那样粗鲁。但是如果提高陶制容器的壁面强度，又难于达到我们所要求的细菌炸弹“在空中粉碎而不留痕迹”的目的；另外，还会因增加爆炸所需火药量而使细菌及其载体蚤虱等死亡。
在研制中，石井确实为此费尽苦心。许多具体问题的处理都是经过石井独立思考而解决的。所有这些设计特点都使美国、英国等从事这类研究的国家专家惊叹不已……石井所执掌的731部队还研制过“100型宇治式”、“A型”、“B型”、“C型”、“D型”、“旧宇治式”等细菌弹。在20世纪生物武器的发展史上，人们对石井四郎的罪恶活动始终铭记心头。创造性应该发挥，发明应当鼓励，但谁也不愿意再次看到石井式的罪恶发明、兽性创造出现在21世纪的文明史上。
生物武器踪迹难觅
2002年5月1日，法国巴黎，暮春，气候转暖，天空蔚蓝如洗，街头绿地花坛、树林中一片鸟语花香。据国家气象台预报，气温将逐渐增高，到5月中旬，最高可达20℃。
清晨，马路两侧人行道上，咖啡厅前的空地上，便已经出现了一批身着节日盛装的青年男女。孩子们举着五彩缤纷的气球穿过街道。从凯旋门、埃菲尔铁塔附近不时传出了乐队的演奏声。所有这一切都向市民表明，节日已经来到，整个城市将沉浸在欢乐中。
然而，在巴黎火车站的一个售报亭前，一位30岁上下的男人在买了一张《费加罗报》以后，突然感到身体不适，竟一屁股坐在了一个台阶前。
“喂！你怎么啦？”报贩轻声地问道。
“我感到浑身难受，不舒服。我想，我要赶快回家。”
这个男人又坐了一会儿，然后站了起来，蹒跚着离开了报亭，消失在行人之中……“我真闹不清这是怎么回事，”报贩对周围买报的顾客们说，“你看！今天一大早，这样的人已经出现三个了，甚至还有一位身穿黑上衣的先生曾一头栽倒在地上，别人好不容易才将他搀扶着起来，送往医院。”
“说的是呀！”一位妇人搭了腔，“刚才，我上汽车时，正碰上一位女邻居下车。她出去连东西都没买就空手回来了。她说她身体感到不适。在另一个车站，我甚至看到了一个军士冻得发抖，像是在冬天一样，真奇怪，都春天了，怎么会冻成那个样子，脸都青了，真是少有。”
这类现象从清早起，就在巴黎几个区发生了。一些病人在头天晚上已有感觉，于是便早早地去睡觉了。
各个医院已接待了第一批留院观察的病人，但仍有病人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药房的阿斯匹林成了热门货，人们争相排队购买。更使卫生专家迷惑不解的是，中午以后，从里昂到圣艾蒂安，从马赛到瓦朗西安，乃至所有法国城市，传来了几乎与巴黎情况完全相同的消息，各地都有不少同症状的病人出现。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5月2日，厂矿企业的缺勤率迅速上升。铁路、航空与纺织部门缺勤率之高为法国历史上罕见。《法兰西晚报》称此为瘟疫；《世界报》通栏标题是《流感席卷全国》；《自由报》更带有讽刺意味地报道：“瘟疫示威，禁止工人上班。”5月3日，法国鲁瓦西机场发生的恶性事故尤其使人们不安。一架波音737客机驾驶员在着陆前突然晕倒，飞机一下子失去控制，偏离跑道，冲上公路，造成160人死亡。就在同一天，一些城市发生了骚乱。人们开始加深了思索，法国人固有的幽默消失了。人们感到此事的沉重。保健站、药房和医院受到了各种干扰与冲击。染病的人心情暴躁，未染病的人想不惜任何代价接种疫苗、注射预防针，而有些卫生机构又没有这些药品，因而冲突不断。病人还在增加。社会活动开始受到影响。人们议论着关闭学校、工厂和影剧院等公共场所。一些市民已感到势头不对，正悄悄地收拾行李，想离开闹市去乡村暂避，甚至还有不少人盘算着旅居国外，但又听说欧洲其他城市也受到疾病侵袭。布鲁塞尔感冒流行，洛桑、日内瓦和慕尼黑同样发生大量疾病病例。这些地方正在考虑封锁边界，因为法国是病源国。
3天过去，到了5月4日清晨，法国议长受总统委托，在巴黎爱丽舍宫召开紧急会议。查理·杜利叶这位反对党议员和老政治家，几年前已退休，从没想到会有一天要他行使总统职权。但是，按照法兰西共和国宪法第七条规定，他必须接受这项使命，因为让·路易·道拉特总统病倒了，在总统康复之前，他要主持爱丽舍宫的政务。早晨6点多钟，临时代总统乘车到达爱丽舍宫。门卫因为稍感突然，礼节不甚周到，在连总统、总理都病倒了的时候，没人再计较这些。查理·杜利叶慢慢走近总统的病床。总统私人医生站在一旁，神态严肃而沉重。总统看到议长到来，勉强站起来迎接：“政府总理刚睡下。”这位总统低声对其代理人说道，“他发烧40℃，睡着之前还在说胡话。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简直不可思议。”
临时代总统耸了耸肩，然后开始对部长们讲道：“先生们。我们的责任是立即召开一个特别会议。这种疾病已蔓延了几天。我们的形势非常严重，共和国现在处于危机时期。”内务部长没有患病。他负责维持公共秩序，加强公民物质和精神文明的保护，保证公共设施和资源设备的安全。在危机中，他有权强制公民服从某些规定。内务部长的作用非常重大。卫生部长必须负责有关全国民众的疾病预防和制订处理措施。
混乱从5月3日就开始了，整个法国都有麻烦。内务部长决定请调军队干预，特别要让宪兵出来行动，这样才能加强全国各类警察的力量。采取这项措施，在众多警察因病缺勤的时候尤其重要。然而，即使军队投入也不见得能控制住局面，因为病人的数字在巴黎已有几十万，而其他城市中也有几万人。到目前，除了鲁瓦西机场的非直接死亡之外，尚未发生死亡事件，但是人们惧怕染病，惧怕死亡。就感冒而言，欧洲人十分清楚，1918年—1919年的流感中，世界死亡人数达2 000万，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交战国双方死亡人数的总和还多。恐怖导致许多不理智的行为发生。人们像害怕接触鼠疫病人一样，互相躲避。病人被家庭亲人和朋友遗弃，无人照管，任其听从命运摆布。极其自私之人则拿着手枪或匕首，随时准备对接近他们的人行兇。
接近中午时分，政府对报界代表发布简短的疫情公告，许诺在近日内进行疫苗注射，并要求公民保持镇静。然而政府的号召并未奏效。当天夜晚，边境便发生了冲突。比利时、瑞士、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相继关闭了国境。
在这种暴力、恐怖和紧张的气氛中，谣言比疾病传播得还快：难道这种流感是自然形成的吗？会不会是敌对国家的恐怖集团在搞鬼？这就是现代生物战吧？
谣言和猜测不胫而走，有时居然还能得到一些验证或根据。2天来，人们纷纷质问国家科学和军事顾问处，要求公布国际背景。因为生物武器不同于其他武器，它完全可以由一个有经验的特遣行动小组，实施放毒恐怖作业以后，迅速离开。当生物战之后果即疫情发生时，他们早已逃之夭夭，远走高飞，躲在一个不惹人注意的地方，幸灾乐祸地静观事态发展。而入侵部队只待瘟疫在敌国军队中蔓延以后才会出动，占领这个国家。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么就要从最坏处着想，因为敌人使用的病毒，肯定是经过选择的。它会使现行一切预防措施都无济于事，使用一种能抵御现行任何杀灭办法的疫菌。
医生和专家彻夜不眠地查阅资料、档案，终于找出一种似乎可以进行注射的疫苗。他们赶快报告卫生部长。到了部长官邸，出来回话的是一个女人，可能是他的夫人或秘书，说不能惊动部长，因为他在黄昏时突然肚子疼得难忍，脊椎骨发麻，躺下一试体温，高烧40℃……1小时之后，医生们又驱车来到内务部长家。感谢上帝，他还健在，没有受到疾病袭扰。医生向他汇报了形势。经过简短协商，部长决定采取措施。每个防疫地段、每个地区、每个单位，不管是行政长官，还是卫生厅人员都要执行他的指示，一切可动卫生设施都要交付医生使用，以便严格隔离病人，疾病极易传染，凡是与病人有关接触者，要尽快进行注射。
但是，这样的措施并不容易执行，很难对所有人隔离。医院床位爆满，部分医务人员病倒缺勤，很多病人仍在家中，时刻威胁着亲友和邻居。
法国才找到的疫苗即使有效，也只能满足极少部分人员注射。有些地方有药，但医务人员奇缺，不够分配。况且，对那些精神上近于崩溃、丝毫不能保持镇静的众多居民进行注射，也不会收到良好效果。
政府无奈之下，宣布法国处于紧急状态：白天禁止3人以上人员聚会，夜晚严格执行宵禁，病人强制不准外出。5月7日，第一批患者死亡。这一消息突然诱发了一场真正的骚乱。治安警察无力控制局面。法兰西全国一片恐怖。首都巴黎，夜晚有一群歇斯底里的闹事者冲进巴斯德医学院。几名警察无能为力。他们只能勉强保护人员不受捣乱分子伤害。在暴力面前，科研中心和医学院守门人悄然离去。不到半夜，一座楼房起火了……人们整夜忙于救火、抢救危险和贵重物品。邻近的几条街发生了殴斗，有人甚至听到了枪声。
更多的医生病倒了，再也不能为别人注射、服务，自己再注射也没用了。他们和其他人一样处于绝望之中。在这前一天，爱丽舍宫中的代理总统查理·杜利叶第一个注射了疫苗，其他的部长、国务秘书们也进行了同样的预防措施。但是，共和国总统失去了这种机会，病魔严重缠身，他已奄奄一息。在弥留之际，他用无限悲伤的目光，看着他的医生、妻子和几位政府同事。上帝留给总统的时间不多了，几天，也许最多还有几小时。他的妻子和同事都怀着依恋的心情看着他。所有这一切，使这个装饰富丽堂皇的大厅显得格外肃静，而大厅之外的法国正陷入一片混乱和喧嚣之中。
5月8日，巴黎埋葬了瘟疫的第一批死者。如果疫情持续下去，不久可能连进行殡葬事务的人员乃至掘墓人都难以找到。公共运输已经瘫痪，城市的各种供应也已中断，生活开始发生困难。
到了5月9日晚，临时支撑共和国大厦的顶梁柱倾倒，代理总统由于夜以继日的操劳而晕倒。命运对现实进行了尖刻的嘲讽：查理·杜利叶代总统倒下后再也没有醒来。代理人竟然比被代理的总统早几小时死去。5月10日凌晨4时，共和国总统在昏迷中停止了呼吸，当天上午，政府总理也在马提翁地区逝世。事情到了这步田地，宪法再也不发生效力，政权自然落到军人手中。流行感冒的死亡率已高达30%，乐观的专家预计将达到50%，而持悲观论调的专家认为，最终会达到70%。
2个星期后，情况终于真相大白。这年年初，即2002年元旦刚过，有一个十几人的组织在巴黎租赁了一处住房。他们行动诡秘，有时甚至是昼伏夜行。其头目登记注册说是推销医疗器械用品，而下面又有人声称是行医治病。他们住在地下室内，对气溶胶雾状病毒进行处理、分装。一切准备就绪后，这些歹徒便于4月18日开始四出活动。他们在一些大商店、超级市场和建筑物的空调进气孔处，在地铁车站的墙壁以及旅客周转量在10万～20万的火车站进行细菌、病毒的散布。他们无处不到，甚至还借口观赏花卉，在爱丽舍宫、马提翁等政府的各个部门、各个地区政府、军队营房、戏院、舞厅、酒吧以及影院等地及公共场所进行布毒、污染。通常使用的媒介是通道、门把手、电梯开关等。同样的活动还在法国各省城展开，一直到5月初。但是，事情明白得太晚了。1个月的动荡，也就是敌人行动后的1个多月后，法国已完全处于毫无抵抗能力状态之中。而野心或恐怖势力或许是敌对国家的军队，他们经过特殊疫苗预防措施处理后正整装待发，准备接受这个欧洲大国的投降，实施占领，先迎接那悄悄到手的生物战战果，然后再迎接联合国为谴责侵略而进行的挑战。
这就是法国化生战专家笔下的可怕景象，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人希望这类事情发生，但确有一些人在进行此类行动的研究，东京地铁沙林事件就是一例。因此，要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神秘019
一辆福特牌大型轿车沿着美国华盛顿近郊的波托马克河畔飞驶，几分钟后便到了美国国防部所在地——五角大楼。车子刚在这座城市般的大型建筑前面停下，便从车内下来两名美军文职人员。他们夹着皮包，穿过长长的通道，来到了主管外军情报的一个办公室。上司模样的人一进门，就让下级把皮包里的图片打开，拼好，自己则走到一个写字台前按了一下电话机旁的电钮……
这是第三次由国防部调阅卫星图片。半年前，美国的一个监视卫星——“守卫者”号初次在亚欧两大洲交界的苏联西伯利亚地区发现情况。接到报告后，国防部要求严密监视、继续扫描这一地区。前两次的卫星图片都因摄影装置和地区大气环境欠佳，而没能得出可读性强的照片。最近一次的照片冲洗得非常清晰，分辨力很高，明显地看出一些异常景象，所以他们立刻赶来汇报。
两三分钟过后，一名上校在两名助手陪同下走了进来：“哈罗，今天天气很好，风和日丽。”上校一边寒暄，一边走到会议桌前。“感谢上帝帮助，我们终于获得成功！”一名文职官员拿起教鞭式的指示棒，几个人的目光即随着它转到卫星照片上。“在东经60度，北纬57度，即前苏联乌拉尔山麓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地区，发现一处特别建筑：长长的围墙，密密麻麻的通风管道，类似动物室的一排排小屋以及这一堆堆的各种铁笼，似乎是一个研究单位的表面特征。这片空白地是试验场，但很少有人活动。建筑物以东是一个砖厂，这边是居民楼……”
“有情报说，这是苏军019部队。”另一人插话，“但军人很少外出活动。这个小型建筑是配电站，高压输电线从这里通过。我们怀疑这是一支B字生物战部队，但检查其通信，未截获到明显的证据。”“请将这些情况输入计算机储存。”上校指示助理人员记录下来。突然，上校走到对面的地图下，将一个红星标在了前苏联中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城的位置上：“我们对此很感兴趣。然而再高明的医生也不能只从一个症状就确诊疾病，我们还要继续工作，谢谢诸位！”几个人包括两名文职人员很有礼貌地退了出去，上校一个人还在那里琢磨着……半年过去了，卫星依旧从西向东在原轨道上运行着、窥视着，但却没有送回更新的信息。可是在此半年内，美国政府的海外谍报人员却默默地从东向西送来了来自前苏联移民的宝贵情报：1979年4月初的一个夜晚，苏联乌拉尔山东边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发生了一次爆炸，声音虽然不很大，但却打乱了这个地区的宁静生活。
爆炸后的第二天凌晨，医院门前突然排起长龙。他们当中有工人、集体农庄庄员，也有士兵。这些人披着毯子、穿着大衣，有的连被子也抱了出来。大家都在等着挂号。急诊室内挤满了男女老少。两名夜班护士忙得不可开交，而从患者手中接过来的体温计几乎个个都超过38℃。走廊里也站
E. 生物武器的种类有哪些有是如何分类的
生物武器的种类很多，至少有160种。
目前，美国把下列病毒列为了标准生物战剂：疽杆菌、士拉杆菌、布鲁氏杆菌、Q热立克次体、黄热病毒、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肉毒杆菌毒素和葡萄球菌肠毒、英国疯牛病病毒等。
根据生物战剂对人体危害的程度，可将其分为致死性战剂和失能性战剂两类。
致死性战剂的病死率约在10％以上，甚至达到50％-90％。炭疽杆菌、霍乱弧菌、野兔热杆菌、伤寒杆菌、天花病毒、黄热病毒、东方马脑炎病毒、西方马脑炎病毒。斑疹伤寒立克次体、肉毒杆菌毒素都属于致死性战剂。
病死率在10％以下的为失能性战剂，如布鲁氏杆菌、Q热立克次体、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等。
F. 生物武器有多少种类
目前，美国把下列病毒列为了标准生物战剂：疽杆菌、士拉杆菌、布鲁氏杆菌、Q热立克次体、黄热病毒、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肉毒杆菌毒素和葡萄球菌肠毒、英国疯牛病病毒等。
根据生物战剂对人体危害的程度，可将其分为致死性战剂和失能性战剂两类。致死性战剂的病死率约在10%以上，甚至达到50%~90%。炭疽杆菌、霍乱弧菌、野兔热杆菌、伤寒杆菌、天花病毒、黄热病毒、东方马脑炎病毒、西方马脑炎病毒。斑疹伤寒立克次体、肉毒杆菌毒素都属于致死性战剂。
病死率在10%以下的为失能性战剂，如布鲁氏杆菌、Q热立克次体、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等。
根据生物战剂有无传染性，可将其分为传染性生物战剂和非传染性生物战剂。
传染性生物战剂包括大花病毒、流感病毒、鼠疫杆菌和霍乱弧菌等，所致疾病能在人群中传播流行。
非传染性生物战剂有土拉杆菌、肉毒杆菌毒素等。
随着微生物学和有关科学技术的发展，新的致病微生物不断被发现，生物战剂的种类也将不断增加。
目前，为了挖掘新的生物战剂，有的国家从非洲等地搜集拉沙热病毒、伊波拉出血热病毒及马尔堡热病毒等致病性强的病毒，作为新的生物战剂。
除了刻意发现自然界现存的病毒以外，生物病毒专家们还利用微生物遗传学和遗传工程的研究成果，运用基因重组技术进行遗传物质重组，定向控制和改变微生物的性状，从而获得新的、符合生物战要求的。致病力更强的生物战剂。
生物武器不同于通常的爆炸杀伤性武器。根据军事上的需要和战场上想要达到的目的，生物战剂可以使用火箭发射，飞机布撒，也可以通过带菌昆虫及特务投放；既可单独使用，也可混合使用，甚至可以与放射性物质。化学武器同时使用。
第一种方式是施放生物战剂气溶胶。这是现代生物武器的主要施放方式。
鉴于生物战剂的特点，在攻击目标的上方，可用飞机、军舰或其他运载工具装载的气溶胶发生器，直接喷洒形成生物战剂气溶胶。
气溶胶颗粒的大小，既要有利于顺风传播，保持稳定性，又要使人吸进后迅速吸收。形成气溶胶的方法大致有三种类型：投掷式发射、机械发生器和喷雾装置。
归纳起来，气溶胶这种生物战剂的施放方式，可分为以下三种：
一是线源施放。如由飞机连续喷洒形成空中线源；军舰喷洒形成地面线源；飞机连续投掷小型生物弹，也可连续形成地面线源。
二是用机械发生器，向单点施放。比如用生物战剂作为装药制成的弹头，可以瞄准一点进行射击，从而达到打击有限目标的目的。
三是多点源施放，用爆炸性生物弹造成，当风向不定时，许多点源可连成一片污染区。
另外一种生物战剂施放方式是散布带菌的媒介物。可以携带致病微生物的媒介物有：小昆虫，比如跳蚤、蚊、蝇、虱、螨、婢、蜘蛛、黑跳虫等；小动物，如老鼠、青蛙、蛤蜊等；杂物，如树叶、羽毛、食品、玩具、棉花、纸片等。
其他生物战剂投放方式，如派遣特务潜入对方领地施放病毒，在战场上遗弃污染物品、尸体，释放感染病毒的战俘等。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进步，基因工程、发酵工程、细胞工程和蛋白质工程新技术相继出现，微生物的致病力、对外界的耐受力和对各种药物的抵抗力都得到了增强，甚至还可能生产出传统方法所无法大量生产的致命微生物。
今后，生物武器发展的总趋势是什么呢？概括起来不外3个方向：利用生物技术研制基因武器；寻找新的病原体用作生物战剂；继续完善已有的生物战剂。
G. 生物武器有哪些种类
生物武器按性质分类可分为：细菌包括炭疽杆菌、鼠疫杆菌、霍
乱弧菌、马鼻疽杆菌、野兔热杆菌、布鲁氏杆菌、军团杆菌等。
病毒包括黄热病毒、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天花病毒、森林脑炎
病毒、登革病毒、拉沙热病毒、裂谷热病毒等。
立克次体如斑疹伤寒立克次体和q热立克次体等。
衣原体如鸟疫（鹦鹉热）衣原体等。
毒素如肉毒杆菌毒素、葡萄球菌肠毒素等。
真菌如球孢子菌、组织胞浆菌等。
如按毒害作用大小划分，生物武器又可分为致死性战剂和失能性
战剂。按有无传染性划分，它又可分为传染性和非传染性战剂。
H. 生化武器都有那些
旧称细菌武器。生物武器是生物战剂及其施放装置的总称，它的杀伤破坏作用靠的是生物战剂。生物武器的施放装置包括炮弹、航空炸弹、火箭弹、导弹弹头和航空布撒器、喷雾器等。以生物战剂杀死有生力量和毁坏植物的武器统称为生物武器.
生物战剂是军事行动中用以杀死人、牲畜和破坏农作物的致命微生物、毒素和其他生物活性物质的统称。旧称细菌战剂。生物战剂是构成生物武器杀伤威力的决定因素。致病微生物一旦进入机体（人、牲畜等）便能大量繁殖，导致破坏机体功能、发病甚至死亡。它还能大面积毁坏植物和农作物等。
1. 根据生物战剂对人的危害程度，可分为致死性战剂和失能性战剂：
（1）致死性战剂。
致死性战剂的病死率在10％以上，甚至达到50～90％。炭疽杆菌、霍乱狐菌、野兔热杆菌、伤寒杆菌、天花病毒、黄热病毒、东方马脑炎病毒、西方马脑炎病毒、班疹伤寒立克次体、肉毒杆菌毒素等。
（2）失能性战剂。病死率在10％以下，如布鲁氏杆菌、Q热立克次体、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等。
2. 根据生物战剂的形态和病理可分为：
（1）细菌类生物战剂。主要有炭疽杆菌、鼠疫杆菌、霍乱狐菌、野兔热杆菌、布氏杆菌等。
（2）病毒类生物战剂。主要有黄热病毒、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天花病毒等。
（3）立克次体类生物战剂。主要有流行性班疹伤寒立克次体、Q热立克次体等。
（4）衣原体类生物战剂。主要有鸟疫衣原体。
（5）毒素类生物战剂。主要有肉毒杆菌毒素、葡萄球菌肠毒素等。
（6）真菌类生物战剂。主要有粗球孢子菌、荚膜组织胞浆菌等。
I. 生化武器包括哪些
生化武器（Biochemical Weapon）旧称细菌武器。是指以细菌、病毒、毒素等使人、动物、植物致病或死亡的物质材料制成的武器。作为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至今仍然对人类构成重大威胁。生化武器是利用生物或化学制剂达到杀伤敌人的武器，它包括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
生物武器是生物战剂及其施放装置的总称，它的杀伤破坏作用靠的是生物战剂。生物武器的施放装置包括炮弹、航空炸弹、火箭弹、导弹弹头和航空布撒器、喷雾器等。以生物战剂杀死有生力量和毁坏植物的武器统称为生物武器.
生物战剂是军事行动中用以杀死人、牲畜和破坏农作物的致命微生物、毒素和其他生物活性物质的统称。旧称细菌战剂。生物战剂是构成生物武器杀伤威力的决定因素。致病微生物一旦进入机体（人、牲畜等）便能大量繁殖，导致破坏机体功能、发病甚至死亡。它还能大面积毁坏植物和农作物等。由于它伤害太严重，性质极其恶劣，所以已被定为禁用武器。
中文名
生化武器
外文名
Biochemical Weapon
旧称
细菌武器
包括
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
安全性
危险，国际禁用
J. 什么是生物武器
生物武器是一种特殊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它由生物战剂及其施放装置组成。战争中，用来杀伤人畜、毁坏农作物的致病微生物和细菌毒素叫做生物战剂；装有生物战剂的各种炸弹、导弹弹头以及布洒器等是现代意义上的生物武器。
如前所述，在19世纪末以前，人们在进行生物战时，主要还是以自然物为生物武器。如以上所说的那些人畜尸体和各种媒介物，它使敌方人员因受传染而得病。
然而，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战争狂人开始大量培养各种会造成传染病与瘟疫的细菌和病毒，制成生物战剂，并应用于战争。
英国在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开始建立细菌武器试验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前夕，德国纳粹就制造出了小型细菌弹。后来法西斯又在集中营里进行了一系列细菌武器的实验，屠杀无数无辜的犹太人和战俘，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更令人愤慨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侵略者使用了大量细菌武器来攻击抗日的军队和手无寸铁的中国百姓，还建立了专门研制生物武器的特种部队，如臭名昭着的“黑太阳”731特种部队，对我国人民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杀害。
生物武器的种类很多，至少有160种。
目前，美国把下列病毒列为了标准生物战剂：疽杆菌、士拉杆菌、布鲁氏杆菌、Q热立克次体、黄热病毒、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肉毒杆菌毒素和葡萄球菌肠毒、英国疯牛病病毒等。
根据生物战剂对人体危害的程度，可将其分为致死性战剂和失能性战剂两类。致死性战剂的病死率约在10％以上，甚至达到50％~90％。炭疽杆菌、霍乱弧菌、野兔热杆菌、伤寒杆菌、天花病毒、黄热病毒、东方马脑炎病毒、西方马脑炎病毒。斑疹伤寒立克次体、肉毒杆菌毒素都属于致死性战剂。
病死率在10％以下的为失能性战剂，如布鲁氏杆菌、Q热立克次体、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等。
根据生物战剂有无传染性，可将其分为传染性生物战剂和非传染性生物战剂。
传染性生物战剂包括大花病毒、流感病毒、鼠疫杆菌和霍乱弧菌等，所致疾病能在人群中传播流行。
非传染性生物战剂有土拉杆菌、肉毒杆菌毒素等。
随着微生物学和有关科学技术的发展，新的致病微生物不断被发现，生物战剂的种类也将不断增加。
目前，为了挖掘新的生物战剂，有的国家从非洲等地搜集拉沙热病毒、伊波拉出血热病毒及马尔堡热病毒等致病性强的病毒，作为新的生物战剂。
除了刻意发现自然界现存的病毒以外，生物病毒专家们还利用微生物遗传学和遗传工程的研究成果，运用基因重组技术进行遗传物质重组，定向控制和改变微生物的性状，从而获得新的、符合生物战要求的。致病力更强的生物战剂。
上述生物战剂尽管林林总总，但其总体趋势是价格比较低廉，生产设备比较简单，投放也很方便，因此生物武器被认为是最便宜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据推算，与其他武器相比较而言，生产1吨核武器炸药需要100万美元，生产1吨沙林化学毒剂需要1万美元，而生产1吨生物战剂仅需要几十美元。你看，相差是多么的悬殊！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迄今仍有许多军事大国还在“孜孜不倦”地进行生物武器的研究和制造，并或明或暗地把它们装备了部队。当然，有生物战就有反生物战，许多国家也十分重视反生物战的训练。
生物武器不同于通常的爆炸杀伤性武器。根据军事上的需要和战场上想要达到的目的，生物战剂可以使用火箭发射，飞机布撒，也可以通过带菌昆虫及特务投放；既可单独使用，也可混合使用，甚至可以与放射性物质。化学武器同时使用。
第一种方式是施放生物战剂气溶胶。这是现代生物武器的主要施放方式。
鉴于生物战剂的特点，在攻击目标的上方，可用飞机、军舰或其他运载工具装载的气溶胶发生器，直接喷洒形成生物战剂气溶胶。
气溶胶颗粒的大小，既要有利于顺风传播，保持稳定性，又要使人吸进后迅速吸收。形成气溶胶的方法大致有三种类型：投掷式发射、机械发生器和喷雾装置。
归纳起来，气溶胶这种生物战剂的施放方式，可分为以下三种：
一是线源施放。如由飞机连续喷洒形成空中线源；军舰喷洒形成地面线源；飞机连续投掷小型生物弹，也可连续形成地面线源。
二是用机械发生器，向单点施放。比如用生物战剂作为装药制成的弹头，可以瞄准一点进行射击，从而达到打击有限目标的目的。
三是多点源施放，用爆炸性生物弹造成，当风向不定时，许多点源可连成一片污染区。
另外一种生物战剂施放方式是散布带菌的媒介物。可以携带致病微生物的媒介物有：小昆虫，比如跳蚤、蚊、蝇、虱、螨、婢、蜘蛛、黑跳虫等；小动物，如老鼠、青蛙、蛤蜊等；杂物，如树叶、羽毛、食品、玩具、棉花、纸片等。
其他生物战剂投放方式，如派遣特务潜入对方领地施放病毒，在战场上遗弃污染物品、尸体，释放感染病毒的战俘等。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进步，基因工程、发酵工程、细胞工程和蛋白质工程新技术相继出现，微生物的致病力、对外界的耐受力和对各种药物的抵抗力都得到了增强，甚至还可能生产出传统方法所无法大量生产的致命微生物。
今后，生物武器发展的总趋势是什么呢？概括起来不外3个方向：利用生物技术研制基因武器；寻找新的病原体用作生物战剂；继续完善已有的生物战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