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界化学怎么样

‘壹’ 大同大学的发展

胡敦复：着书立说，率先垂范
从1911年底酝酿创办大同至1949年离开大陆，将近40年中，胡敦复一直把创建、发展大同作为自己的主要事业，两度出任校长（1912-1927、1941-1945）共长达20年，还一直担任大同大学董事会董事。胡敦复作为校长和立达学社社长，其主要精力放在尽可能多地为大同积累和募集资金上。除社会活动外，他还以身作则尽量在外多兼课兼职，不仅受马相伯之邀，去主持复旦公学（后改大学）教务，还长期在南洋大学（后改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任教。不仅如此，在编写教科书方面，胡敦复更是身体力行，率先垂范
本世纪初，我国新学刚开始兴办，学制、教材多照搬日本或欧美。因此，胡敦复和立达学社社员以亲身的经历感受到，自主办学的目的，就是要为中国争独立的学术地位。在与吴在渊合着的《近世初等代数学》一书的序言中，胡敦复剖明心迹：“自立之道奈何？第一宜讲演，第二宜翻译，第三宜编纂，第四宜着述。”其中，首要的就是，“务使初学科学之人，可尽脱外国文之束缚，而多得参考之材。学者研究既多，自能群趋于发明之一途。”“今尚宜从中学之教科书入手，渐及参考之书，层累而上，以至高深之学。材料不妨浅近而说理务宜精详，结构不必宏大而见地须有独到，务使中学之士，先得观摩之益；至盈科而进，而后引入百宝之林。”因此，大同的教学特色之一，领导教师编写教材和教学参考用书。
大同学院成立不久，胡敦复便领衔成立了“大同学院丛书丛刊”编辑部，编辑成员有胡敦复、朱香晚、吴在渊、胡明复、胡刚复等14人，都是学贯中西的饱学之士，大同所用的教材和参考用书，大都由他们自己编写。
胡敦复率先垂范，先与其夫人、早期留美生华桂馨女士最早合编了初中算术教科书，之后与吴在渊合编了《算术》1册（1922年）、《几何》2册（1923年）、高中《几何学》1册（1925年），都是针对当时初中采用的新学制教科书混合数学而编写的，该书可以补足初中几何未竟之学程，采用的学校较多，后均由中华书局出版。20世纪30年代，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他与荣方舟合编的《平面几何学》、《立体几何学》。1935年，他和范会国、顾澄合译的《积分方程式之导引》，被商务印书馆列为我国最早的一批“大学丛书”之一。他独立编写的《新中学几何学》被教育部审定为高级中学用教科书。40年代，他编写的《英文宝库》第1～5册，被教育部审定为中国初中教科书。此外，他还为多部教科书和教学参考用书作序或校订。他的这些工作，为我国早期的中学教材建设起了奠基性的作用。
胡敦复编写教材，一般都经过亲自试讲，是科学理论和实践经验的结合。在苏步青眼里，“胡敦复是很好的教育家”。上海市原市长汪道涵说：“我曾听过胡敦复教授讲授微积分，胡先生学识丰赡、讲课清晰。当年创校时，以‘大同’为名，就有着美好的深意。‘大同’很有名气，培养出许多人才。”胡敦复20世纪30年代的学生李立柔、黄正中教授回忆说：“这门课（指微积分）他教了多年，已经熟透了。但是，每次上课前仍然必须备课，从不马虎上阵，学生们都愿意听他讲课。”
胡敦复博闻强记、精力过人，他在“大同”，除教数学外，还先后教过英语、拉丁语、哲学、国学、物理等多课，哪门课缺教师，他就教哪门课，人称“全能教授”，而且教学效果都很好。苏步青曾评价胡敦复：“非常和气，非常聪明，当时我们议论，数学家中英语最好的就是胡敦复先生，他的文学也非常之好。”
1941年，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全国设置部聘教授，以奖励在大学任教授10年以上，且教学确有成绩、声誉卓着，对于所任学科具有特殊贡献者。经反复酝酿，决定第一批部聘教授在24个学科中遴选30人，其中中国文学、数学等6科各2人，其余各科皆1人。在这30人中，还包括当时在敌占区暂不正式公布姓名的2人。胡敦复当选为数学科和敌占区的两个2人之一，在记录的名单中，敌占区的部聘教授实际只有胡敦复1人，这是对他过去30年教学成绩的充分肯定。 在胡敦复的动员下，他的弟、妹胡明复、胡刚复、胡范若、胡芷华，堂弟、妹胡宪生、胡卓，子女胡宜南、胡新南等亲属，在国内外学成后到大同大学服务多年，他们也都全力支持父、兄的事业。其中尤以被元济称为“奇童”的胡明复(1891—1927)、胡刚复(1892—1966)兄弟贡献最大。
1910年，胡明复顺利通过了第二批庚款留学直送生的考试。赴美后，胡明复先在康奈尔大学读文科，1914年毕业后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专攻数学，并于1917年获博士学位，为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位数学博士。他的博士论文《具有边界条件的线性积分——微分方程》，在《美国数学会会刊》发表，也是中国学者在国外发表的首篇现代数学论文。
胡刚复则于1918年夏获哈佛物理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统称为“X射线的研究”，在当时是世界科技前沿课题。后论文分为三篇在权威杂志《物理评论》上发表。他是我国第一个从事X射线研究的科学家。
学成之后，等待他们的当然是锦绣前程。北京大学和南京高等师范都向他们发来了聘约，同时，他们的美国导师也希望他们留校工作，继续他们的研究。可是，兄弟两人却责无旁贷地于1917年底和1918年秋先后回到上海，加入了大同学院的创建队伍。他们在大同同样不取薪水，同样须将在外面代课收入的一部分交给学校做资金积累。胡刚复在寄给美国母校的信中说：“1918年夏我的研究工作暂告完成……我终于决定离开我愉快逗留过8年多的美国回到自己的祖国担任教师一职了。我国十分贫困，物资缺乏，生产落后，急需振兴实业。由于经费和物资短缺，致使教育事业也难以推动……今后我的一生将面临艰苦的斗争了。”
胡明复到大同伊始，便全面挑起了校务和教学工作的重担。为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办好大同，胡明复住进了学校，从教学安排、人事调配，到学校的基建改造，他一一过问。那时，大同的基建任务十分繁重，有些新开设的系科就等着教室上课。为加快进度，节省资金，胡明复就自己动手设计，至今仍坐落在新闸路、西康路口的大同大学旧址校舍，就是胡明复亲自绘制图纸的。大同的经费一直入不敷出，为维持正常教学，胡明复不得不将自己的积蓄垫入。他们这些早期庚款生留学期间，每月生活费就有80美金，同学中有人因为善于攒钱甚至成了“小财主”。胡明复则早已将省下的一部分生活费用在了创办《科学》杂志上，现在他又将几乎所有的积蓄都投进了学校。有人统计，他10年间垫费总数达2万余元，真可谓“毁家兴学”了。
胡刚复则着力创办和主持大同物理系，当时，国内的物理学教授可谓凤毛麟角。他通过南通实业家张謇父子的捐助，在大同创建了我国最早的近代物理实验室，其中有用以测定光波和光的折射率的迈克耳孙干涉仪，有测量电子电荷的密立根油滴仪等，其设备之先进与丰富，在国内私立大学中是绝无仅有的。同时，胡刚复也是大同在外面兼课最多的教授，长年累月地在沪宁和南北地域之间穿梭奔波，风尘仆仆，异常艰辛。他曾兼任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上海交大、厦门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北洋大学，以及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他还创办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物理系，并在抗战期间主持浙大文理学院，被李约瑟博士称为可与牛津、剑桥和哈佛相媲美。作为开创中国物理学教育的一代宗师，胡刚复可谓桃李满天下，为我国科学和科学教育作出重大贡献的着名科学家，早期学生有吴有训、严济慈等，稍晚有钱学森、吴健雄、卢嘉锡等，都是中国现当代科学界叱咤风云的人物。 与一般私立大学主要发展方向为文商法不一样，大同大学一直以理工闻名沪上。大同这一办学特色自然与立达学社社员教师群体的学问背景有极大的关系。社员教师群体中前期是文理各半，后期以理工为主，总体上是以理工背景为特色，如在中国近代数学发展史上有重要贡献的胡敦复、吴在渊、胡明复，着名物理学家和教育家胡刚复，着名化学家和教育家曹惠群、陶慰荪等。
所以在办学方针上，也以吸引理工人才为主，例如数学方面的张镇谦、高扬芝、范会国等，物理、化学与工学方面的顾静徽、叶蕴理、戴岂心、曹简禹、郑昌时等，此外，物理研究先驱吴有训，数学家、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何鲁，数学家、吴文俊恩师武崇林、无机化学家顾翼东等人都曾在大同任教。教师群体的理工特色与学校发展的方向也是一对互相促进的因素。与发展文商法仅需一本讲义、一张黑板、一支笔不一样，发展理工必须花费大量经费购置实验仪器与设备，这是大多数私立大学不发展理工科目的主要原因。但正是由于大同在整个私立高等教育系统独树一帜，发展理工，致使其在吸引有志理工的学生方面尤其独到的优势，这自然适应了教育市场的需要。 1912年学校创办时，首期招收学生仅91人,教职员10余人。初设普通科和预科,开国文、数学、物理、化学、英文等课程,学生可根据文化程度自由选读。普通科设高中、初中(高中2年,初中4年),预科设文、理科(均2年)及英文、数理两专修科(均5年,招初中毕业生)。1914年迁址后有学生126人，同时因感国家急需人才，决定再办大学预科，为出国留学作准备；自1916年起，先后增设英文和数理两个专修科，后来又设大学文科、理科及商科。
鉴于“大同”十年的发展，1922年，北京北洋政府教育部批准立案，大同学院改名为“大同大学”，有学生563人，增设商科及教育科。校长一职仍由胡敦复担任，直到1928年曹惠群出任大同第二任校长。1928年，增设测绘专修科，9月大学部的文理商各科相继正式改为文、理、商3个学院。文学院设文学、教育、政治3学系；理学院设数学、物理、化学3学系；商学院设经济、会计、商业3学系。1932年2月6日，上海市教育局准予中学部立案，改称附属中学，除教室、宿舍分开外，行政和经费仍与大学统一办理，大学预科停办。1937年增设工学院,设电机、化工、土木、机械各系。其中数理、电机两系的教学质量更蜚声全国。
20世纪20年代，大同大学成绩显着，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社会中人无不知大同之敦复先生者”，称“胡敦复为中国第一流教育家”。到了30年代，学校已成为上海地区极具规模的私立完全大学，其规模和教学质量均可列入国内第一流高等学府。基地发展到110余亩，建有校舍17座及运动场、绿地等, 建筑颇具规模，图书仪器充实完备，全校大、中学生近千人,其中大学部学生300多名。1935年，《三十年之上海教育》对大同大学的评价：“该校办理，处处经济，绝不浪费。教员刻苦耐劳，精神贯注，学生朴素好学，教师辅导学生自动研究，尤为可贵。”
此时的“大同”主要有以下四个主要特点：①资金自筹，教学自主，不受任何外力的干涉；②在国内首倡男女同校同班，胡敦复的堂妹胡卓是“大同”的第一个女生，1916年入学；③从开办之日起就采用学分制，是国内率先采用学分者，为国家培养一专多能的人才创造了条件；④师资队伍整齐，虽然至1916年，全校教职员总共21人，到1932年才32人，但精兵简政，个个学有专长、人人都能登讲台授课，大家齐心协力、团结合作，确保了良好的教学质量。 在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中，因连天炮火和飞机轰炸，大同学府被毁于一旦。10月，华界沦陷，大同师生没有经济实力转移到后方，胡敦复只好率领部分师生留守孤岛上海，再次依靠立达学社社友员、团结广大师生员工，在学校董事会的支持下，开始了第二次艰苦的创业历程，使“大同”获得了新生。
他们从南市迁至租界，借中国无线电工程学校及位育小学继续上课。1938年9月，租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律师公会大厦为临时校舍，此时，中学部979人、大学部850人。后大学部改借公共租界光夏中学校舍。1939年9月，新闸路新校舍建成，并附设附中二院，原在律师公会大厦的附中改称附中一院。抗日战争胜利后，附中一院迁回南车站路劫后校舍，即今上海市大同中学；大学部及附中二院（即今上海市五四中学）仍在新闸路。
1945年11月，校长胡敦复辞职，胡刚复任校长，并于1945年11月3日由渝飞沪到校视察。至1948年，大同大学部学生人数已达2700人，中学部学生达2500人，在当时上海公立和私立学校中占第一位，是1912年初办时学生人数的50倍。1949年10月校长胡刚复北上，由平海澜担任代理校长。1951年2月，中共蓬莱区委调闻人馨来校任党支部书记、政治教师。 1952年10月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大同大学建制被取消，其中商学院并入上海财经学院，理学院并入复旦大学，工学院相关科系分别并入同济大学、交通大学和华东化工学院，文学院并入华东师范大学。
如今，“大同大学”虽然已成为名词，但是那段辉煌却铭刻于史册。在我国内忧外患频仍的年代，胡敦复带领十多位教书先生，白手起家创建“大同”，在没有外援、十分艰难的条件下，两度将其发展成为一所我国着名的现代高等学校，其特殊性在我国别无多得。上世纪70年代后期，胡敦复在美国接受记者采访时总结了大同大学办学的六条经验：“1.降低办学费用，使有更多的钱用于教学与科研。2.有一支热情而有能力的工作班子，使开支降低而工作效率增强。3.有一个能事先规划周详的领导班子。4.有良好的信誉，博得人们的信赖。5.取得广泛的信誉后，需要的时候，就容易向外筹款。6.组织一支良好的教师队伍，他们不为名利，热心教育。”他的成功的办学经验，对于我国当今的高校建设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贰’ 什么是学术界和学术研究可以通俗告诉我吗

做学术研究的人常常会说到“学术界”，一般有“学术界普遍认为”、“学术界同仁”等等说法。但这个“学术界”究竟是什么，人们并不追究，似乎是不言而喻的。我也已经做了很多年的学问，但对学术界至今仍是陌生的，我想学术界对我也同样的陌生。因而我对于学术界也没有深厚的感情。这就让我怀疑我是不是一个学人，并会思考学术界与我是什么关系，结论是：我应是一个纯正的学人，而学术界与我的关系并不大。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对于他人的学术劳动一无所知，做着一种闭门造车的事情，而是实事求是地说明了我与“学术界”的客观关系。我之所以没有身在“学术界”的自居感，固然与我的独立研究的性格有直接的关系，但根本的原因是我感觉中的学术界和我理想中的学术界是大相径庭的。

在我看来，学术界是以学术为目的和内容的一个精神文化世界。支撑这个世界的硬件是学术人、学术组织、学术活动和学术媒体，支撑这个世界的软件则是学术信念、学术道德、学术组织、学术规范、学术制度和学术传统。这样看来，“学术界”是一个既真实又虚拟的世界。说它真实，是因为这些“支撑者”的客观存在，说它虚拟，是因为这些“支撑物”许多是无形的，即便有形的学术规范和制度，也无法与日常世界的“法度”相比，更重要的是“学术界”存在与学术人的心中，它只是偶尔进入到学人的意识之中。由于学术是神圣的，它生产新知、探求真理，所以“学术界”也应是神圣的。

然而，我感觉中的学术界并不完全是一个神圣的精神文化世界。我之所以这样说，来源于我的一些真实的感觉。

第一， 学术人多了许多世俗的品质。虽然不喜欢热闹，也参加过一些学术会议，见过许多平日里只在刊物和着作封面看到的学人。这些人中，往往是长者容易接近，年富力强者多了几分豪气甚或霸气，而少年早成者则常有些骄气。人与人的交流中，很少有学术气味，多是家长里短、“名人轶事”，时常能听到“上次北京的会你怎么没去”或“下次上海的会你去不去”之类的话。在我的感觉中，学术会，基本上成了熟人的联欢会和旅游节。学术人本是做学问的、搞研究的，即便不能免俗，也应是天下最脱俗的人。而今天的许多学人，不只未能脱俗，几乎成为大俗。

第二， 学术组织成了世俗权力世界的影子。学术组织是群众性的组织，既然是组织，就会有一个组织所需要的各种角色，这是正常的事情。学术组织中的角色，应该以学者的学力和学术声望为依据安排才合乎道理，而实际的情形却往往不是这样。在学术组织中担当重要角色的一般是世俗权力世界中的强者。这种现象使得学术组织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不翼而飞，只不过是再现了世俗权力世界的组合方式。学术组织的天然使命应是组织学术活动、凝聚学人，为学术交流提供平台，推动学术事业向前发展。就此而论，目前的学术组织最热衷于组织各种会议，而这些会议的学术含量和韵味往往乏善可陈，但组织者的经济收益和业绩效益一般是可以的。

第三， 学术活动常常是“明星”表演活动。学术组织组织的学术活动以会议为最主要的形式。一部分学术会，尤其是小型的专题讨论会是很好的，而几百人的甚至更多人的学术大会就没有多少值得称道的了。我常把学术大会比作学术“明星”的表演场所，虽不见的恰当，还是能说一些问题。学术大会一般都要有大会发言人，按理说，谁作大会发言应取决于谁的研究成果具有大会发言的价值，可是，现实的大会发言者往往是在世俗世界里有地位的学人，至于他们发言的内容似乎是次要的。每每看到这样的情形，总让人觉得“学术界”简直有些像“江湖”，那是一个学术“明星”的演艺竞技场，而非真才实学的交流场所。

第四， 学术媒体少了些公正与尊严。学术媒体实际上才是学者学术真正的舞台。新的思想、新的建树，通过学术媒体广而告之，使同行知晓，这是学者的一大快事。但如今的学术媒体很难让纯正的学者快乐起来，其根源是学术媒体失去了公正与尊严。一些假冒伪劣的学术产品可以占有媒体资源，同时，一些优质的学术产品却难见天日。恐怕我们不能否认学术媒体与世俗权力、财富和人情的交易，这是学术腐败的集中表现。或许有人会说，既然这样为什么那些学术媒体还会红红火火、蒸蒸日上呢？这要归咎于简单、幼稚、机械的学术评价制度。只认学术媒体的门第，不问学术作品的内容，只谈学术作品的数量，不谈学术作品的质量。这样的评价制度使得学术媒体永远处于高枕无忧且有利可图的情境中，怎能不红火呢？然而，这样的学术媒体在纯正的学者那里是没有任何价值和地位的。

我的感觉自然是片面的，我相信学术界并不是历来如此的。但我更知道我感觉到的这一切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学术的神圣在这样的学术界被彻底化解了，学术腐败有了肥沃的土壤。这样的学术界至少有三种危害：（一）容易使学术事业庸俗化。能在学术界活动的庸人和俗人多了，学术事业自然就庸俗化了。（二）容易使学术事业的尊严丧失。我深信学术研究不是一日之功，而我深知急功近利、想走捷径的人就像病毒一样在学术世界中繁殖。对于刚刚步入学术领域的年轻人来说，学术界的状况对他们具有引导作用。我看到许多青年人耐不得寂寞，不愿意积累，总想着一夜成名，总感到很悲哀，但回头想想我们的学术界，也就释然了。（三）容易使学术腐败在学术界蔓延。这是任何一个真正的学者都不愿意看到的，也是任何一个关心学术界的学者能够看到的。对于这样的学术界，我宁愿和它陌生些。

我并不是一个要自闭的人，我希望有一个学术界，能让真正的学者有说话的地方，能让真正的学问有见光的地方。这个学术界不是我感觉中的学术界，而是我理想中的学术界。这样的学术界应该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它是学术人真诚交流学术研究成果、研究方法和研究理想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世俗的等级和权力，只有智慧的真诚面对；没有山头和霸权，只有平等的、独立的学人。

第二，它是青年学人的可靠的学术学园。学术事业要发展，需要一代接一代的人的努力，所以，前一代人给后一代人留下什么是十分重要的。回顾自己的成长，当我刚刚在研究的道路上学步的时候，我感到学术界很神圣、学者很崇高、学术很严肃，现在的学术界、学者和学术给人的印象又是什么呢？青年学人是容易赶时尚的，学术界的品格对于他们的成长至关重要。

第三，它是学术正义、学术道德和学术使命的宣传阵地。学术事业是一种精神文化事业，需要有学术精神灌注其中。学术界对于学术正义、学术道德和学术使命的宣传义不容辞。我注意到这多年来，学术正义的弘扬总是表现为少数的学者呐喊，这是可贵的，也是可悲的，因为学术的正义，本应由学术界维护和宣扬，学者个人的声音毕竟是微弱的，而当他们的声音被很多人听到之时，你知道他们牺牲了多少？

这就是我理想中的学术界。如果有这样的学术界，我会积极主动地融入其中的。在这样的学术界中，我不必媚俗，不必阿世，只需思想和直诚，我会很快乐。

‘叁’ 怎样配置20ug的钠离子标液

在配置Na离子标准液的时候，可以采用氯化钠进行配置。20ug的标准液可以氯化钠加水溶液。

‘肆’ 什么时候开始叫上海市

上海历史悠久，系1986年国务院颁布的第二批38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上海西部在6000年前就已成陆。市区成陆约在10世纪前叶才全部形成。

春秋时期的上海，属吴国，战国时期的上海先属越国，后属楚国。楚考烈王以黄歇为相，封为春申君，上海是他封邑的一部分，上海的别称“申”就源出于此。

上海的另一个别称“沪”，源于“沪渎”，古时，上海地区的渔民发明了一种竹编捕鱼具“扈”，当时还没有上海这个地名，这一带被称为“沪渎”。

“上海”这一名称的真正由来始于宋代，当时的上海，已开始成为我国的一个新兴贸易港口，那时的上海地区有十八大浦，其中一条叫上海浦，在今外滩至十六铺的黄浦江中，它的西岸有个上海镇，这些便是“上海”这一名称的由来。

元代的上海镇已有很大的发展，并设立了市舶司。此后，上海镇又升格为上海县。明代的上海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棉纺业中心，商业经济日趋发达。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在上海设立了海关。清干隆、嘉庆年间，上海逐渐成为中国的贸易大港和漕粮运输中心，被称为“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

1843年，在鸦片战争后，上海被殖民主义者强迫开辟为通商口岸。1845年，英国首先在上海设立了租界。之后，美国在上海设立租界。

1849年，法国也在上海设立租界。1863年，英美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后，上海实际上被划分为华界、公共租界、法租界三部分，自1843年以后100多年里，上海成了外国殖民主义者在中国倾销商品，搜刮原料、钱财的主要口岸，上海因此也有了“冒险家的乐园”之称。

1925年1月奉军进人上海，当时的北京政府将上海改为淞沪市。1927年7月7日，上海特别市宣告成立。1930年7月1日上海特别市改称上海市。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租界收回。

1949年5月27日，上海获得解放，经过上海历届政府与人民长期不懈的改造和建设，上海成为新中国的重要的工商业基地。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上海仍为中央直辖市。上海市划分为20个市区和10个郊区。

上海，简称“沪”或“申”，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中华人民共和国直辖市，国家中心城市，超大城市，沪杭甬大湾区核心城市，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首批沿海开放城市。

上海地处长江入海口，是长江经济带的龙头城市、G60科创走廊核心城市。隔东中国海与日本九州岛相望，南濒杭州湾，北、西与江苏、浙江两省相接。

上海市地处东经120°52′至122°12′，北纬30°40′至31°53′之间，面积6340平方公里，位于太平洋西岸，亚洲大陆东沿，中国南北海岸中心点，长江和黄浦江入海汇合处。北界长江，东濒东海，南临杭州湾，西接江苏和浙江两省。

上海境内缺乏金属矿产资源，建筑石料也很稀少，陆上的能源矿产同样匮乏。70年代以来开始在近海寻找油气资源，在多口钻井中获得工业原油和天然气。

据初步估算，东海大陆架油气资源储量约有60亿吨，是中国近海海域最大的含油气盆地。附近的南黄海，经过调查和勘探，也发现油气资源，估算有2.9亿吨储量。东海海水中化学资源丰富，在长江口浅海底下，还发现一些矿物异常区，有锆石、钛铁砂、石榴石、金红石等重要矿物。

上海市境内天然植被残剩不多，绝大部分是人工栽培作物和林木。天然的木本植物群落，仅分布于大金山岛和佘山等局部地区，天然草本植物群落分布在沙洲、滩地和港汊。栽培的农作物共有100多个种类，近万个品种。蔬菜多达400多种，居全国之冠，瓜果和观赏花卉品种也很多。

上海市地处长江入海口、太湖流域东缘。境内河道（湖泊）面积约500多平方公里，河面积率为9%～10%；上海市河道长度2万余公里，河网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3公里～4公里。

上海市统计局统计公报显示，2015年末上海市常住人口总数为2415.27万人，相比2014年末减少10.41万人。

统计显示，2015年末上海市户籍常住人口1433.62万人，外来常住人口981.65万人。相比2014年末，外来常住人口减少14.77万人，同比降幅为1.5%。

‘伍’ 19世纪末上海社会和经济发展到了什么阶段

19世纪60～90年代，是上海租界体系基本定型、上海大城市特点逐渐凸显、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时期。其间，清咸丰十年至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军3次进攻上海，战事主要发生在外围地区，对上海地区产生不小影响，对上海县城和租界影响不大。

租界体系方面，清同治二年，英租界与美租界合并为英美公共租界，吴淞江两岸的租界连为一体，上海4家2方的市政格局变成3家2方。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英美租界又改称国际公共租界。同治八年会审公廨的建立，确立租界当局对华人的司，法管理权，使得租界更像“国中之国”。租界面积逐步扩展，到光绪二十五年，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面积分别达33503亩和2135亩。

会审公廨的设置，对上海政、治、社会发展影响巨大。同治四年，会审公廨的前身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设立。同治八年会审公廨成立，确立了外国领事观审会审制度。此后，法租界也设立会审公廨，陪审官权力更大于英美租界。英、美领事乘机夺取中国官员在租界的司、法权， 在领事法庭上审讯租界内的中国居民。
经济方面，最大的变化是以国内端口际贸易为主而变为以国际贸易为主。进出口贸易，清道光二十四年，上海仅为广州的七分之一，到咸丰二年和广州相当，到咸丰五年是广州的两倍，取代了广州的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地位。同治三年至光绪二十年，进出口贸易年均占全国一半以上，其中进口占六成以上。近代金融业开始出现。同治四年汇丰银行开设分行，后成为上海最大的外资银行。光绪二十三年，第一家中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开办。

19世纪中后期，工业发展，特别是船舶修造业、军事工业、纺织业，在全国均居领先地位。同治四年，江南制造局创办，其枪，炮制造水平、金工技术，在全国堪称一流。光绪二十五年，工部局电气处安装东方最大的新型水管式锅炉。

航运业发展，五六十年代美商旗昌洋行，英商太古洋行、怡和洋行的轮船进入上海，竞争激烈。同治六年，进入上海港的外轮有34条，吨位在570～1040吨，在远东港口城市中居首位。同治十一年，轮船招商局创办，标志中资轮船公司创办并加入航运竞争。

新式文化事业发展迅速。40年代创办墨海书馆，60～90年代先后出现美华书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土山湾印书馆、广学会等新式出版机构，翻译出版数以百计的西书，占全国译书八成以上。学科涉及数学、化学、天文、地质、生物、法学、兵工等多方面。50年代，《北华捷报》、《六合丛谈》等报刊创办，后出现《上海新报》、《万国公报》、《申报》、《新闻报》等报刊，数量之多、影响之大均为全国之最。广方言馆、圣约翰书院、中西书院、格致书院、梅溪书院等国内着名新式学院创办。清光绪二十三年，上海第一所中国人创办的大学南洋公学开办。任伯年、吴友如等创作的文人画，开一代新风，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以海上画派独立于国内画坛。

人口、市政发展迅速。长达10多年的太平军与清军的对峙，上海周围地区战火不断，大批江浙难民流入上海，带来丰裕的资金、众多的廉价劳力和消费者。上海经济与社会发展，商业繁荣，加上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机器织布局等大型企业的建成，加大了上海对外地人口的吸引力。上海开端口时有人口54万人，同治四年近70万人，光绪二十六年已超过100万人。市政建设方面，碎石路、石库门房屋和较完备的城市地下排水系统出现，煤气、电灯、电报、电话、自来水、洒水车、垃圾车、大自鸣钟、马车、自行车的使用，跑马、跑人（田径）、划艇、球类等运动的开展，外滩公园、跑马场及愚园、张园、徐园等私家花园对外开放，林林总总的烟馆与赌，场，使上海五光十色，形成与国内其他城市迥然不同的风格，上海始被称为东方巴黎。

甲午战争后根据《马关条约》，日本和其他各国取得了在中国通商口岸投资设厂的特权。上海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的理想之地。光绪二十一年后，各国在上海投资猛增。至宣统三年（1911年），外商在中国共投资开办91家企业，41家在上海，开办资本占总额43%。外国资本在上海的投入及迅速扩大，既拓展了西方列强对上海的掠夺范围，也刺激了上海的经济发展。另外，对增强上海的经济实力，密切上海与国际的联系，提高上海的国际地位，对城市的发展，都带来了重要和多方面的影响。

光绪二十一至光绪二十四年维新运动中，上海成为全国舆、论宣、传中心。上海《时务报》风行一时，为戊戌时期影响最大的报纸。出现不缠足会、农学会等新式社团并影响全国。戊戌政变之后，上海成为维新人士的避难所，反对清廷倒行逆施的重要城市。光绪二十六年初，1000多名上海士绅通电反对慈禧拟通过预立皇储而废除光绪帝，反对缉捕通电为首之人，均取得成功。上海在全国的特殊地位越发明显。

光绪二十五、二十六年，发生庚子事变，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 ，华北严重战乱。为免战火波及上海等长江流域，在上海官绅策划下，清廷官员与英国驻沪领事等，议定《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实行东南互保。实施结果，既阻止了英国等帝国主义对长江流域的占领，也抗拒了清廷对外宣战的命令。这一举动，对上海城市发展关系甚大。阻止了北方战火向南方蔓延，上海避免可能发生的一场兵燹，对稳定上海、凸显上海城市的独特性、增强上海对内和对外吸引力，都有重大作用。

清末10年，文化事业有很大发展。清廷废除科举以前，上海新式学校已蓬勃兴起，科举废除以后发展更为迅速，澄衷学堂、文明学堂、爱国女学、震旦学院、复旦公学、中国公学等学校相继兴办，到宣统三年有新式学校百余所。学校教育水准得到提高。光绪三十二年圣约翰大学学位与美国有关大学具有同等性质。出版事业发展迅猛，继光绪二十三年商务印书馆创办后，20世纪初10年成立文明书局、广智书局、会文学社、中国图书公司等50多家出版机构，与众多的报社、杂志社一起，大多集中在福州路、棋盘街一带。出版书籍绝大部分是译自日文的西学书籍和一些西方社会科学和文学着作。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等新式教科书，成为全国学校的主要教材。

市政和社会方面，租界越显繁荣，华界建设和管理以租界为学习目标，大事举办各项事业。光绪三十一年至宣统三年，地方士绅开展颇有声势的地方自，治运动，先城厢内外总工程局，后城厢内外自治公所，推进租界以外上海市区的市政近代化进程。辟建、修筑道路100多条，修理、拆建桥梁60余座，新辟、改建城门9座，建筑驳岸10处，修造码头6个，每年裁决民刑诉讼及违警事件1700多起。以向租界市政看齐为主要内容的市政近代化运动，对于改变华界旧貌，缩小华界与租界差距，提高整个上海城市近代化水平，都有积极作用。
上海开端口后上海经济迅速发展，至20世纪初基本确立上海在全国的经济地位。其间：（1）为适应进出口贸易发展需要，首先形成外商加工工业。外国资本势力以上海为中心在华进行大规模的商业贸易活动，上海出现大批洋行，港口、航运业迅速发展，外商在上海形成船舶修造工业和缫丝、轧花、制革、打包等出口加工工业。甲午战争后，外资势力继续把上海作为对华倾销商品和收购原料并用以出口的主要基地，同时开始大规模输出资本，广泛投资各行业，棉纺工业和卷烟工业发展成为上海最大的产业。（2）外商银行进入上海，钱庄等传统金融机构经营活动活跃。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上海首家外商银行英商丽如银行成立，至同治四年（1865年）上海有11家外商银行，其中10家为英商银行。银行业务以经营国际汇兑为主，有的还利用东西方金银差价经营金银套做等业务。19世纪90年代，美、日、法、俄、德、荷、比等国银行进入上海，银行对上海乃至中国的金融的影响进一步扩大，英国人攫取清廷关税存管权，垄断中国国际汇差，擅自发行钞票，扩大经营范围。（3）官办军用工业、官督商办工业和华商工业迅速崛起。19世纪60年代起仿制生产洋式武器。同治元年设立洋炮局，四年创办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出现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近代企业。19世纪80年代开始，华商工业投资活跃，投资领域从船舶与机器修造、印刷、木材加工等3大行业，扩大到缫丝、棉纺织（包括轧花）、造纸、面粉、玻璃、制革、火柴、制冰及冶炼等行业。华商工业规模小，又受到国内外势力双重压迫，发展困难，为求得生存和发展，注重改革生产技术，灵活经营。

‘陆’ 段元满是什么人

她是汇鑫集群的董事长。

北京汇鑫集群国际管理咨询中心于2010年创办。中心主任、国情研究员段元满女士肩负着党和国家的民族责任与使命，是探索我国“三农”滞后问题的建设实践家和勇于创新的改革者、国际科技农业交流与合作的活动家、我国新农村建设新型大农业综合产业集群示范基地推动者和企业家。

段元满带着中华儿女的使命和国际华界领袖的重托积极推动我国新农村建设工作，带领无数参与“三农”建设的国内外知名专家和新农村建设志愿者及企业家，历经十六年，深入广大农村进行专题调研与实践，走遍了中国东西南北中的广阔农村，行程上百万公里，深入到最基层访问农户，对如何根治解决我国“三农”的实际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在她带领下公司不断研发高新科技成果，创新建立因地制宜的农业科技标杆示范区，不断完善我国“三农”建设的创新模式。积极促进与世界各国关于农业建设的交流与往来，孜孜探索总结社会各界关于新农村建设工作的正确建议，撰写了高达650万字的关于新农村建设的论述与专着研究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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