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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族文化学校在哪里

发布时间:2022-01-21 12:54:49

‘壹’ 壮族文化最主要的特点是什么

一个民族之所以会被称为民族,是因为它有独特的文化特征。而这些文化特征就是区分民族的标志。我们都知道壮族是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这也就意味着它的文化特征具有多元性。就拿方言而言,壮族有很多语言,有汉藏语,壮侗语等。除此之外壮族是生活在珠江流域的土着民族,地域决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凸显壮族文化的个性以及地域性。

三、壮族文化的反思

壮族是继汉族第二大人口民族,可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却没有出现叱诧风云的人物,没有建立过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或者开放的思想文化,让人不得不反思。当今社会应该针对壮族继续可持续发展,致力于发展壮族的经济文化,壮族拿出该有的风范。

‘贰’ 壮族的文化艺术是怎样的

壮族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90%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少部分居住在云南、贵州、广东等地。壮族曾用过一种“土俗字”,1955年创制了拼音字母,但主要还是使用汉文。壮族地区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壮族人主要从事农业。

壮族的文化艺术丰富悠久。花山崖壁画,长达百余米,高40余米,有1300个人像,已有2000年的历史。铜鼓,历史也在2000年以上,现出土和收藏的共有500面以上。与蜀锦齐名的壮锦是壮族妇女独创的着名工艺品。是用五光十色的丝绒为纬,厚色细纱为经,精工织制成的。织工细腻,质地厚重耐用。现在的壮锦远销美国、法国、日本和非洲东南亚各国,为祖国壮族人民赢得了声誉。

壮族神话、故事、歌谣等作品很多,还有传统的歌舞和壮戏。壮族人民古代有凿齿和文身习俗,至今在一些地区的壮族人中依然保留。

壮族是个能歌善唱的民族,唱歌几乎成为壮族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每到三月初三,四乡的歌手们都来到鱼峰山下对歌。形式多以猜谜、盘问为主。壮族爱好武术,且历史悠久。壮族信仰多神、崇拜巨石、老树、高山、蛇、鸟及祖先等。后又信道教。

壮族早在秦朝时就逐渐发展起来。在历史上,壮族曾多次掀起反抗反动统治者的斗争。

歌仙刘三姐据说是唐代壮族的名歌手,现在还有“如今广西歌成海,都是三姐亲口传”的传颂。

参加太平天国运动的壮族人民占总数的1/4到1/3左右。

‘叁’ 广西壮族特殊特教学校在哪个具体位置

你是找南宁市的吗?南宁市:6所
1、南宁市培智学校
2、南宁市盲聋哑学校
3、南宁市福利院特殊教育学校
4、横县特殊教育学校
5、马山县特殊教育学校
6、南宁市邕宁区特殊教育学校

‘肆’ 壮族的文化有什么特点

一个民族之所以成为民族,最根本的是在于她形成自身特有的文化,不同的文化特质,就成为区别民族的主要标志。民族文化与民族同生共源。壮族是珠江流域的土着民族,壮族先民因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特定的生产方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显示出民族文化的个性和地域性文化的特征。
(一)、自主发展时期壮族先民的文化形态及特点
1.形成了自成体系的话壮0[va6u:6](壮语)的民族语言文化。
语言既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又是民族文化的活载体,是维系民族存在的重要纽带,也是人们区分不同民族最明显和最常用的标志之一,壮族是土着民族,壮语与壮族文化同源共生,壮族的文化特征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当中。
2.形成以那[na2](水田,即稻作)文化为中心的民族文化体系。
壮族先民适应江南主要是珠江流域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气候特点,把野生稻驯化为栽培稻,是我国最早创造稻作文明的民族之一,生产方式决定文明类型,壮族是稻作民族。
3.以咽[en3](铜鼓)为代表的青铜文化
壮族地区的青铜铸造业发端于春秋时期,到战国时期有了较大的发展,铸造的器物除了早期的钺、斧、镞、镦外,还有刀、剑、矛、钟、鼓、鼎、首柱形器、形器等,形制和装饰的花纹图案丰富,具有明显的地方民族特色,中最具代表性的首推铜鼓。
4.以岜莱[phja1la:i2](花山崖壁画)为代表的艺术文化
先秦时期西瓯骆越先民的绘画艺术成就主要表现为用色彩(即赭红色矿物颜料)绘制的崖壁画"在延绵二百多公里的广西左江流域,有178处造型古朴、格粗犷的崖壁画,形成规模宏大的崖壁画长廊,其气势磅礴,堪称世界奇观,中又以左江支流明江畔耀达岜莱,phja1la:i2](壮语,意为绘有花纹图像的山,译称花山,为壮观,其人像之众,物像之多,场面之大,在我国已发现的崖壁画中首屈一指,国外亦为罕见。
5.以[洛陀]pau5lo4to6(智慧祖神)为代表的神话文化
古代神话是人类童年时期的产物,是原始人类的想象力将自然力人格化,用想象力去说明天地万物的起源发展原因和后果,用想象力去战胜自然!征服自然、支配自然,展现他们的原始世界观。乜渌甲,又称麽渌甲,叙述了女性主神的生殖行为和人类的来源,乜渌甲,壮语的音义为:[me6](母)[lk8](孩子)[kjap7](合并),意为母子合体,或/母孕子,即孕育的祖母神"她是一位伟大生育女神,孕育创造了人类,为母系氏族部落时代的主神。布洛陀,叙述男主神改天造地安排山川的功绩。布洛陀,壮语的音义为:[pau5](祖公)[lo4](通晓)[to6](足够、全部),意为知道事理最多的祖公,即智慧祖神"他是一个无所不晓、无所不能的创世神,为父系氏族部落时代的主神。
6.以诺鸡0,[:k7kai5](鸡骨卜)和麽[mo1](麽教)为代表的原始宗教文化
在氏族社会里,人们生活在万物有灵观念的支配下,各种宗教行为,实际上是这种古老的信仰观念的表现,占卜术,是最古老的宗教法术形式。
7.以宇宙、三盖0[a:m1ka:i5](三界)说和万物波乜,[po2me1](公母)观为基础的朴素哲学思想
壮族先民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过程中,观察了解天地万物产生和演变,逐渐产生了朴素的哲学思想观念。从流传下来的大量神话传说中可以看到,壮族先民不仅对天地万物和人类的起源产生了自己的看法,而且对自然万物运动变化和人与自然关系进行了解释,形成了壮族原始哲学的基本观念。
8.以欢敢,[f:n1ka:m3](岩洞歌)和欢娅圭,[f:n1ja6kve3](蛙婆歌)为代表的歌谣文化
壮族及其先民以好歌善唱而着称。春秋战国时期,瓯骆民族的歌谣就以独特的形式、韵律与风格而享有盛誉。
9.以依托,[j1to3](土医、土药)为特征的医药文化
壮族及其先民在生产、生活以及同疾病斗争的实践经验中,总结形成了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民族性和传统性的医药体系。壮语称为依托,[j1to3]依[j1]即医药,托,[to3]即本地。土着,之意,译为土医土药,药物取自自然界,其医疗方法尤以针疗着称。

‘伍’ 壮族的文化内涵概括

语言文字

壮语是中国的大语言之一,使用人口大约2000万以上(包括布依语、岱-侬语)。壮语属于台-加岱语系侗台语族(壮侗语族)台语支(壮傣语支),与泰国语、老挝语、傣族语、掸族语等语言有着十分密切的亲缘关系,国外有学者将壮语称为“北泰”语。壮语北部方言和布依语均属于台语支北部组,壮语南部方言和越南的岱-侬语都属于台语支中部组。另外,泰语、老语、傣语、掸语等组成了台语支西南组。

壮语在壮族聚居的乡村地区和部分城镇仍普遍使用,但壮文由于种种原因至今没有普及;现在散居于部分县城和城市的部分壮族人改以汉语为日常语文,不过城镇壮族在壮族总人口当中比例不大,总体上以壮语为母语的壮族人仍然占壮族人口的九成以上。同时,越来越多的壮族年轻人学会了熟练使用汉语文,成为壮汉双语人口。人民币上印有用壮语文字书写的银行名称和面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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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医药

壮医药于先秦时期开始草创萌芽,经过汉魏六朝的发展,约略于唐宋之际,已大抵形成了草药内服、外洗、薰蒸、敷贴、佩药、骨刮、角疗、灸法、挑针、金针等10多种内涵的壮医多层次结构,并逐步具有理论的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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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锦

中国壮族传统手工织锦。据传约起源于宋代。以棉、麻线作地经、地纬平纹交织,用粗而无拈的真丝作彩纬织入起花,在织物正反面形成对称花纹,并将地组织完全覆盖,增加织物厚度。其色彩对比强烈,纹样多为菱形几何图案,结构严谨而富于变化,具有浓艳粗犷的艺术风格。用于制做衣裙、巾被、背包、台布等。主要产地分布于广西靖西、忻城、宾阳等县。传统沿用的纹样主要有二龙戏珠、回纹、水纹、云纹、花卉、动物等20多种,近年来又出现了“桂林山水”、“民族大团结”等80多种新图案,富有民族风格。
壮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壮族古代叫俚族、僚族、俍族和土族,从宋代起,才改称为僮,现在又改称为壮。

壮锦

壮族有很古老的历史,世世代代居住在中国西南部的广西、云南、贵州和湖南部分地区。壮锦又称“僮锦”、“绒花被”,较厚实。被誉为中国四大名锦之一的壮锦是广西民族文化瑰宝,这种利用棉线或丝线编织而成的精美工艺品,图案生动,结构严谨,色彩斑斓,充满热烈、开朗的民族格调,体现了壮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广西通志》载:“壮锦各州县出,壮人爱彩,凡衣裙巾被之属莫不取五色绒,杂以织布为花鸟状,远观颇工巧炫丽,近视而粗,壮人贵之。”
壮锦是在装有支撑系统、传动装置、分综装置和提花装置的手工织机上,以棉纱为经,以各种彩色丝绒为纬,采用通经断纬的方法巧妙交织而成的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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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拳

壮拳,广西地方拳,流传于广西壮族自治区。

套路共三十五套,其套路短小,内容精炼。结构严谨,动作朴实,拳刚势烈,下盘稳健,多短打,擅标掌,跳跃腿法少,进退以四门为径,常伴有壮语发声,借声助力,以气催力。练功方法多采用站桩,打沙包,树桩。“插芭蕉”,“抓石抹手”,“走梅花桩”,“七步铁线基本桩功”等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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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艺术

壮族民歌

壮族民歌特别发达。壮族人无论男女,从四五岁的童年时代就开始学唱山歌,父教子,母教女,形成幼年学歌,青年唱歌,老年教歌的传帮带习俗。在农村,无论下地种田,上山砍柴,婚丧嫁娶,逢年过节或青年男女间的社交恋爱等,都用山歌来表达情意。有些地方甚至家庭成员之间的对话、吵架有时也以歌代言。唱歌几乎成为壮族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人人能歌,个个会唱。因此,广阔的壮乡,素有“歌海”的美誉。被诗人称为“铺满琴键的土地”.历史上,还涌现出不少像刘三姐、黄三弟这样被称为“歌仙”、“歌王”的着名歌手。

壮族民歌,就形式分,有勒脚歌、排歌、散歌等。排歌为壮族诗歌的自由体,每诗只咏一事,有时长达

300多行。长篇叙事诗比较着名的有《布伯》、《布洛陀》、《嘹歌》、《马骨胡之歌》、《六丘和达七》、《莫一大王》等。其中以《嘹歌》的表现形式较为特别。它不是以叙事方式讲述完整的故事,而是以封建领主的兼并战乱作为背景,通过抒情的对唱表现一对男女青年悲欢离合的感情。四句一组,相互问答,拆开来是独立的抒情诗,连缀起来又是一首有头有尾的故事诗。

壮族民歌浩如烟海,种类繁多,从内容和形式来看,主要有古歌、叙事长歌、生活歌、劳动歌、时政歌、仪式歌、情歌、童谣等。壮乡民歌多,但传唱之时都要遵守约定俗成的礼仪规范,不能瞎唱乱唱。特别是时政歌、仪式歌和情歌,在什么场合唱是有规矩的。比如情歌,在野歌圩里可以尽情地唱,而在家里,在父母面前,在夜歌圩里就不能唱。仪式歌中,祭祀唱什么,婚嫁唱什么,丧礼唱什么,都是绝对不能颠倒乱来的。连迎接不同的客人也有不同的迎客歌。

歌圩

壮族歌圩
在壮语中,歌圩有出田垌之歌﹑山岩洞之歌﹑坡圩﹑垌市等等名称。 多在农闲或春节、中秋等节日于山林坡地举行。届时,男女老少盛装赴会,少者数百人,多者上万人。通常以青年男女对唱山歌为主。还举行抛绣球、碰彩蛋、放花炮等文娱活动。

歌圩是壮族古老的风俗习惯,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和悠久的历史。据说,唐朝时已经有了歌圩。如《广东新语》卷八中载:“新兴女子有刘三妹者,相传为始造歌之人,生唐中宗(684~709)年间,年十二,淹通经史,善为歌,千里内闻歌名而来者……尝与白鹤乡少年登山而歌,粤民及瑶﹑僮诸种人围而观之,男女数十百层,咸以为仙,七日夜歌声不绝,俱化为石。”宋代《太平寰宇记》卷之百六十三中谈到窦州信宜县及昭州平乐县一带风俗时载:“谷熟时里闬同取,戌日为腊,男女盛服,推髻徒跣,聚会作歌。”

歌圩一般在节日时举行,如:春节﹑三月三﹑中元节﹑中秋节等,也有临时形成的歌圩。歌圩的规模有大有小,大歌圩有上万人,小歌圩也有数百人。一次大的歌圩往往延续两三天,白天唱为日歌圩,一般在村外山坡上或田野间举行;晚上唱为夜歌圩,在村中举行。每当歌圩来临,壮族男女青年便着盛装,带上礼物,从四面八方向歌场集中,物色歌友。中午时分或夜幕降临之际便形成对歌高潮,主要是男女互相对歌。有集体对歌,也有二人对歌。对歌内容非常广泛,包括天文地理﹑历史政治﹑生产生活各个方面,有情歌﹑苦歌﹑古歌﹑农事歌﹑花歌﹑盘歌等等。

歌圩是壮族人民进行文化娱乐活动的场所,也是未婚青年唱情说爱的地方。歌圩上唱的歌大都是生活语言的高度提炼,具有生动﹑纯朴﹑深刻的特点,歌词有韵,能唱,易记,赋﹑比﹑兴的艺术手法经常交替运用。未婚青年在歌圩上自由地选择心爱的伴侣,唱得情投意合的时候,便互相抛绣球(有些地区则互碰熟红蛋)或赠礼物,从而建立爱情。

平果嘹歌

用“嘹嘹”衬词来唱的“嘹歌类”山歌(也叫欢嘹),“流传的地区较广,以平果为中心,上到右江上游田东、田阳、百色等县,下到武鸣县,而红水河流域的马山、巴马也有传唱”(《壮族通史》语)。

“嘹歌是右江中游平果县流行的一种歌体的名称。包括三个内容:一为《日歌》,二为《夜歌》,三为《散歌》”(《壮族通史》语)。

七十二巫调音乐

凌云壮族的七十二巫调音乐以单人独立演唱为主,最初只有几个音阶,唱法简单,

唱词多以壮话叙述为主,寄托哀思和祈祷。在不断的融合发展中,七十二巫调音乐变得越来越复杂、动听,终于形成七十二调,并用凌云七十二个人文和自然景点的名称命名,各调有的优美柔和,有的激愤昂扬,有的悲切痛心;在内容上也越来越娱乐性和积极向上。

据专家考证,早在3000多年前,壮族先民就在凌云这片土地上刀耕火种、繁衍生息。在大自然面前,壮族先民显得渺小无力,男人们上山耕种和打猎往往一去不回,疾病和天灾也经常夺去人们的生命。壮族妇女为寄托哀思、缓解悲痛、避免灾难、抒发理想,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了壮族七十二巫调音乐。

七十二巫调音乐器具主要有两大类,静物器具有绒扇、麒麟、凤凰、香包,响物器具有铃铛、铜珠、茭。演唱时以铃声和脚踏声为主要配乐,左手拿一把铜铃扇子,右手拿一张配有铜铃的红手帕,歌声、铃声、脚踏声同起同落。在转调时不断体现出不同风格和个性,柔、凶、散板鲜明,尤其是柔板像清流的溪水又像慢飘的云雾,体现着大自然的美妙灵动。

七十二巫调音乐具有现代科学无法解释的神秘色彩,例如壮族女巫烧香设坛、唱巫歌、做法事,能在一种恍惚的状态下变化各种口音和语言,一问一答,与死者交谈,让生者了解到死者在阴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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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

壮族舞蹈源于对狩猎的模仿,但它常与巫师酬神的活动密切联系。巫师敬神总是边跳边唱,乐神消灾祈福。最早记录,壮族舞蹈的花山壁画实际是当时壮族先民对蛙神的颂歌。这种舞姿的形状是两臂张开弯肘上举,两腿蹲成弓步,动作粗犷有力,赋有特色,被称为蛙形舞姿。魏晋时代,僚人祭鬼神时,跳鬼鼓舞。宋代桂林及桂北民间有傩队,戴假面具跳酬神舞。巫舞一直流传到1949年前,分为师公舞和巫觋舞,是迷信活动的一部分。师公舞戴鬼脸壳,每个神一个,多达30多个,且每个神有不同的动作和唱词。巫觋舞是巫婆装神弄鬼时跳的,手舞足蹈,作神附身之状。与酬神有关的舞蹈还有其他,如铜鼓舞、春牛舞、贺新年舞等。

壮族民间其它舞蹈,多模仿劳动动作。据统计,表现劳动和爱情生活的舞蹈多达几十种。着名的有舂堂舞、扁担舞、蜂鼓舞、采茶舞、戽斗舞、绣球舞、捞虾舞、桃叶舞、斑鸠舞等。

火猫舞

子收割后的颗粒归仓、稻谷不发生霉烂和不被可恶的老鼠偷吃,是农家丰收后最担心的事情。猫是老鼠的天敌,为了保证粮仓中的稻谷安然无恙,集聚在广西梧州地区的壮家便要举行独特的祭祀仪式《火猫舞》,来求助猫神为人们消灭鼠类、扞卫丰收果实。

火猫舞
届时,扮演众“猫咪”的20来个青年男女,身着颜色鲜艳、饰有层层流苏似花猫毛皮的衣裙,头戴用稻草扎成的头箍和延长下来、垂于身后,形如猫尾的长稻草辫子,并在“从头到尾”的稻草辫子上,插上根根“燃香”,每人的前额上方再缚上一张事先绘制好的面具“大猫头”。

在众猫咪队伍前方,由一位头插银钗、身披花团锦簇、下坠流苏绣花披肩的女子率队、后随两名手提书写祈求吉祥语句六角宫灯的妙龄少女和三名吹羊角喇叭的男子共同组成祭祀行列前导,在一旁锣鼓乐队轻快、富有节奏感的敲击和曲调悠扬的号角声中,沉浸在香烟缥缈中的众猫咪在仙女般的前导女子带领下,款款步入表演场地


猫咪们开始表演了,它们在不断变换着各种队形的过程中,模拟猫咪行走跳跃、扑捉活食、伸腰耸背、舔毛搔痒、相互嬉戏等多种姿态
,真令人有犹如进入“猫王国”之感。
接下来,众猫咪又模仿着人类祭祀神灵之态,在背后插满燃香的点点豆光和烟雾缭绕下,双手抱拳频频作揖祭拜,请求天界的大猫神下凡,为民根除鼠害。

在众猫咪围成圆圈翩跹起舞以娱乐猫神之际,一只由两人装扮,前者双手举黑白花纹“猫头”、后者扮“猫身”、“猫尾”身披纯黑色“猫皮”的肥硕大猫登场了。它忽而闲庭信步地观察着四方,忽而攀枝上树爬上竖立在圆圈中的一根高秆,向远方了望搜寻着大小鼠精们的隐藏地。随后跃下树来在一旁悄声闭气地等待着大小鼠精的出现。

这时,众猫咪开始表演起模拟人们丰收后进行最后一道工序
-
收粮入仓的舞蹈。就在为获得丰收而充满欢欣进行舞蹈的同时,一只头顶尖嘴“鼠头”身披灰色“鼠皮”的大老鼠精,以四处窥视、鬼头鬼脑、悄手悄脚的夸张舞姿进入屯粮的场院后,看到座座粮仓放置于静寂的场院内无人看管,便手舞足蹈乐不可支地准备立即开始破仓盗粮。就在大鼠精得意忘形时,隐蔽在一旁的大猫神伴着一声大吼蹿了出来。本企图负隅顽抗的大鼠精,一看来势凶猛的硕大猫神,求饶不成便立刻仓皇逃窜,企图能逃出天敌猫神的利爪,求得活命。

令人倍感亲切和充满美好希望的《火猫舞》,最后结束在人们的尽情欢呼,众猫咪的跳跃旋舞,以感谢猫神为民消灭鼠精,庆贺丰收成果不再被掠夺的高潮中。

扁担舞

扁担舞

扁担舞,其名又称打扁担,流行于广西都安、马山、东兰、南丹等县。每年农历正月初一至元宵节期间举行表演,场地是在村前的晒谷场上。表演者有四人、六人、十人、二十人不等,均取双数,多是妇女。出场表演时,舞者手持扁担,相向而立,围着一条长一丈多、宽一尺的木槽或板凳,大家口喊呼,于是上下左右相互打击,边打边唱边舞,模拟农事活动中的耙田、插秧、戽水、收割、打谷、舂米等姿势动作。舞者时而双人对打,时而四人交叉对打,时而多人连打;有站、蹲、弓步、转身打等,轻重、强弱、快慢错落有致,动作优美自然,整个舞蹈优美清新。1955年,此舞被选参加全国群众业余歌舞观摩大会表演,获优秀奖。扁担舞,至今仍为壮族人民喜爱,表演娱乐。

捞虾舞

其舞流行于广西德保县一带。它形象地描绘了壮族女青年在明媚的春光下,到小河去捞虾,遇上几个男青年在河边钓鱼的情景。表演的动作是捞、扒;演出的方式是:两个男青年手拿钓鱼竿,背着鱼篓,在河边钓鱼。不多时,来了四个女青年,她们手拿捞绞,腰系鱼篮,下河捞鱼虾。男的向女的打招呼,唱山歌;女的亦唱山歌回答。在男女一问一答的嘹亮的歌声中,男女双方翩翩起舞,队形变化三次,对唱三次,场面悠然热烈。唱的歌,其词多是谈情说爱,喜获鱼虾丰收。此舞至今仍在民间流传。

纸马舞

纸马舞又名跳纸马,是流传于文山、马关、砚山等地的壮族祭招性丧葬舞蹈。在文山县,又主要流行于攀枝花下寨、水车寨、新平坝、高末一带的壮族土支系居住区。

纸马舞

纸马是用竹篾扎成马的形状,再以纸裱糊绘制而成。纸马有头有眼有耳有嘴有身有尾却无脚。舞前,舞者从纸马的腹部空心处钻入,把纸马套在腰间,双手提着纸马的腰作舞。参加舞蹈者,多为8名成年妇女。其中,舞纸马者两人,舞大刀者两人,舞小刀、舞鬼面具、舞手巾、舞狮子者各一人。舞时,以单脚起跳,双脚落地为基本动作。每当左脚起跳时,右脚向左前方侧跨步,右脚起跳时,左脚向右前方侧跨步。跳到第三拍子时,跨步的掌还要在地上点两下。在绕场跳动时,戴鬼面具的舞者应与前后的舞者互相照应,起跳的左右脚和步伐都必须一致。舞蹈中,马对马,狮子对手巾,鬼面对小刀、大刀对大刀,作互相拼斗动作。舞纸马者,还要依从步法、节奏、有节拍地左右摇动马头,让两“马”作互相咬、踢、厮斗。舞场上马铃叮当响,灰尘四处扬,真如在战场上打斗一样。

铜鼓舞

铜鼓舞是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壮族、彝族民众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古老舞种之一,分布于广南、麻栗坡、富宁、西畴、马关、邱北等县的壮、彝村寨,而以广南县壮族、彝族和麻栗坡县新寨乡和富宁县木央乡几个彝族白倮支系的铜鼓舞最具代表性。铜鼓舞属族群性的集体舞蹈。舞者围成圆圈,踏着鼓声节奏沿逆时针方向起舞,跳完一组舞蹈动作再跳另一组,内容都是壮族、彝族农耕生产生活的反映。广南那洒镇马贵村壮族的铜鼓舞完整保留了十二套舞蹈动作,反映着一年四季十二个月不同的生产内容。麻栗坡、富宁等几个村寨中的铜鼓舞,主要用于祈雨、求丰收和老人丧葬等民俗活动。壮族、彝族的铜鼓舞流传普遍,动作古朴,舞蹈语汇非常丰富。壮族铜鼓舞表演时,一人敲铜鼓,另一人以木盒辅助形成共鸣滑音,这在其他音乐演奏中是找不到的。彝族的铜鼓演奏则是一种专门技巧,一人用公、母两面铜鼓可演奏十二种音调组合,简称十二调。据称公鼓代表太阳,母鼓代表月亮,十二调代表一年十二个月,因此彝族的铜鼓舞还包含着本地民族的历法文化内容,积淀着壮、彝先民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维系民族生存发展等多方面的历史文化内涵,具有鲜明的民族、地域特色和重要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

翡翠舞

壮族的翡翠舞是用竹片或铁丝结成翡翠鸟骨架,再用绿色毛线装饰形似翡翠鸟,表演该鸟平时的生活活动的舞蹈。据老艺人说,200多年前,由于统治阶级内部发生内讧,造成兵战连年,加上旱涝灾害接踵而来,致使劳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时,一种祈求安宁、自由生活的愿望成了壮族人民的强烈愿望。但是,壮族人民是一个具有惊人聪明才智的民族,他们明知这一愿望在封建统治下,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追求心灵上的自慰与精神上的自娱,并通过其他形式反映出来是可行的。于是民间艺人在劳动生产与生活中,发觉了一种禽鸟动物一翡翠鸟。不但羽毛色彩鲜艳,美丽无比;且性格温驯、善良、不欺异性、勤劳自食,恰与本民族的属性相合;便摸拟翡翠鸟活泼、灵巧的动作特征:它的美丽形态,它的勤劳自食,向往自由、美好的信念。借以体现壮族人民的勤劳、正直、善良的民族特征,激发壮族人民追求美满幸福生活的强烈欲望。

师公戏

壮族“师公舞”是流传于广西武鸣、邕宁、都安、钦州等县的一种属梅山教派的祭祀舞蹈。它历史悠久舞蹈语汇比较丰富,民族特色浓郁,是壮族民间舞蹈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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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器

蜂器

蜂鼓是流传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细腰鼓,因鼓身形似蜂腰而得名,又以横置胸前演奏而有“横鼓”之称。其式样和演奏方法与朝鲜族长鼓相似,两者同出一源。

蜂鼓在古代不仅叫作“仗鼓”,还有“拍鼓”、“正鼓”,在北魏流行一时,因而又有“魏鼓”之称。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

马骨胡

马骨胡
马骨胡在壮语中称“冉督”、“冉列”。“冉”为胡琴统称,督,为骨头,意即用马、骡、牛的骨头制成的胡琴。故通常称之为马骨胡或骨胡。壮语又称“冉列”、“冉森”。“列”、“森”兼有体积小、发音高而尖之意。“冉列”又是由传说中一对青年男女的名字所组成。形制与奚琴类型的乐器相似,音色清脆明亮、悦耳动听,常用于独奏、器乐合奏或为民间歌曲、说唱音乐、壮剧和布依戏等戏剧伴奏。流行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隆林、西林、田林、百色、乐业、凌云等桂西百色地区,贵州省兴义、安龙、贞丰、册亨、望谟等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和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等地。

琴筒原用一段、现用多块马、骡或牛大腿骨拼粘制成,长10-12、直径5厘米,呈椭圆形,前口蒙蛇皮、鱼皮或蛙皮,后敞口。琴杆红木或红椿木制,上粗下细,长46-60厘米,顶端雕马头为饰。置二轴,原黄(一种鹿)角制,现用红木制。张二条钢丝弦。定弦d1、a1,音域d1-e3,两个多八度。

演奏时,琴筒置于腿上,左手持琴按弦,右手执马尾弓在两弦间拉奏。音色近似京胡并较之柔美。常用技法有前挫弓、后挫弓、小跳弓、顿弓、打音、倚音、滑音等。用于独奏、八音乐队合奏、莫伦说唱和壮剧伴奏。是八音乐队的主奏乐器,在壮剧乐队中也居领奏地位。

琤尼

琤尼是壮族拉弦乐器。流行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兰、凤山、巴马等地。“琤”为壮语“七”的语音,“尼”是壮族民间对乐器的统称。也称“壮族七弦琴”或“瓦琴”。明初已在广西西部流行,至今已有600年历史。

琤尼形制古朴,由共鸣箱、岳山、弦轴、琴柱、琴弦和琴弓等部分构成(图)。共鸣箱即为琴身,呈卧式半圆形中空体,它由面板和底板胶合而成。面板为半圆的拱形,用桐木制作,多使用当地所产的泡桐木,将一整段原木从中破为两半,以半边原木掏空内腔,雕凿成半管状的圆槽,凸面刨光成为半圆形的琴面,面板厚0.7厘米~1厘米。底面平直,多使用松木、杉木薄板制作,板厚0.5厘米~0.8厘米,底板上开有一个圆形小孔和一个弯月形大孔,两孔相对。面板和底板胶合后,两端通透,不设音窗。琴箱长60厘米~70厘米、底宽16厘米~17厘米、中高7厘米~9

.5厘米。在距琴面两端5.5厘米~8厘米处,分别设有岳山(弦枕)支弦,岳山用硬木制作,呈半圆形条状,底部与面板相接,岳山高1.3厘米~1.5厘米、底宽1.4厘米~1.6厘米。在琴首与岳山之间,等距竖向排列七个弦轴,弦轴使用柚木等质地较硬、纹理细密的木材制成,当地多用壮语称作“肥外”的木料制作,轴体为圆锥形,轴柄多呈球状。琴尾的岳山外侧,开有七个圆形弦孔,供琴弦穿过而用。琴柱也称琴马,用壮语称作“卜柚”的木料制作,也可用李子木、核桃木或牛角制作,外形呈秦汉古币状或人字形,柱的上端开有小孔,琴弦穿过其孔并支弦于琴面上,七个琴柱在面板中部斜向排列。张七条琴弦,最早使用棕丝或马尾搓成,后用羊的肠衣弦,现在使用丝弦或钢丝弦。琴弦一端缠于弦轴上,另一端穿过弦孔,缚弦于弦孔内侧的小木棍上,或弦头在孔内侧打结,也有直接在琴尾岳山上钻孔系弦的。琴弓用竹片或细竹作弓杆,系以马尾为弓毛,弓杆长50厘米。

壮族三弦

壮族三弦,是壮族弹拨弦鸣乐器。形制与汉族、拉祜族小三弦相仿,音色脆亮,主要用于壮族八音合奏或为壮剧及说唱伴奏,深受壮族人民喜爱。流行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隆林、西林、田林、乐业、凌云、百色、田阳、田东、德保、靖西等桂西和桂南各地。

天琴

天琴,是壮族支系偏人的弹拨弦鸣乐器。偏语称鼎叮。由乐器发声谐音而得名。历史悠久,形制独特,音色圆润明亮,常用于独奏或为歌、舞伴奏,深受偏人喜爱。流行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各族自治县、宁明和龙州等地。至今已经有上千年历史。

二百年前已在壮族支系偏人中流传。原为天婆(巫婆)为人禳灾治病时所用,后来,这种巫术性质的弹琴歌舞演变为群众性的娱乐活动,但仍称唱天、弹天、跳天。所用乐器便称天琴。传统天琴长约120厘米。琴杆木制,雕龙纹。琴头雕成凤形、帅印、太阳或月亮形,左右各置一木制弦轴。琴筒用葫芦或麻竹筒制。呈半球状,厚10厘米,前11胶麻竹壳或薄桐木板,面径11厘米,后端镂刻花纹为音窗。竹制琴码,张丝弦。琴体各部可拆装组合,便于携带。现代天琴,琴杆长90厘米、呈半圆柱状,杆身无饰。琴头平顶,琴筒天麻竹或铁制,圆形,直径10厘米,蒙蛇蟒皮,张丝弦或尼龙弦。定弦c1、g或d1、g.里弦定高音,外弦定低音。音域g-g3。

编辑本段
壮剧

壮剧又叫“壮戏”,是在壮族民间文学、歌舞和说唱技艺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旧时壮族自称“布托”,意即“土着者”、“本地人”,把壮戏称为“昌托”即“土戏”,以别于汉族剧

壮剧

由于地域环境、方言土语、音乐唱腔、表演风格及伴奏乐器的差异,壮剧产生了广西的北路壮剧、南路壮剧、壮族师公戏(又称壮师剧)以及云南的富宁壮剧、广南壮剧等分支。其中广西北路壮剧流行于使用壮语北部方言的地区,以马骨胡、葫芦胡、月琴等为伴奏乐器,唱腔主要包括正调、平调、卜牙调、毛茶调、骂板、恨板、哭调、哀调等,部分角色有特定唱腔,剧目有《卜牙》、《文龙与肖尼》、《刘二打番鬼》等;广西南路壮剧包括壮族提线木偶戏和马隘壮戏,流行于使用壮语南部方言的地区,以清胡、厚胡、小三弦等为伴奏乐器,唱腔主要包括平板、叹调、采花、喜调、快喜调、高腔、哭调、寒调、诗调等,行腔时采用帮腔形式,剧目有《宝葫芦》、《百鸟衣》等;壮族师公戏脱胎于壮族民间师公教的祭祀娱神歌舞,流传于广西河池、柳州、百色等地,表演初时着红衣戴木面具,后改为化装着戏服,以蜂鼓、锣、钹和无膜笛伴奏,剧目有《莫一大王》、《白马姑娘》等;流行于云南的富宁壮剧及广南壮剧受汉族地方戏曲影响较大,另有特点。

壮剧植根于民族生活土壤之中,是壮族人民创造的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剧种,是东南亚地区的民族文化交流的桥梁。

‘陆’ 壮族习俗的文化艺术

壮族人民能歌善唱,右江一带称为“欢”,左江一带称为“诗”,桂北一带称为“比”和“欢”,都是唱山歌的意思。有定期举行的唱山歌会,称为歌圩。歌圩日期各地不同。以农历三月初三为最隆重。大山歌圩有万人以上参加。内容有请歌、求歌、激歌、对歌、客气歌、推歌、盘歌、点更歌、离别歌、情歌、送歌等。被誉为“歌仙”的刘三姐就是歌手的典型代表。歌圩期间,还举行男女间的抛绣球、“碰蛋”等娱乐活动。这期间,各家各户吃五色糯米饭。云南文山一带还唱壮戏,兼办物资交流会。过去,壮族一年种一造(即一季)水稻,三月初三是备耕时间,歌圩就是为春耕农忙做物质的和精神的准备。吃五色饭、五色蛋,是预祝五谷丰登的意思。
唐代,壮族已有舞蹈,如舂堂舞以舂米为内容,以敲击声伴舞。宋代有扁担舞、采茶舞、捞虾舞、春牛舞等。男的舞姿刚健有力,女的婀娜多姿。这舞蹈流传至今。在汉族戏剧的影响下,大约在清代,壮族开始出现戏剧。一种是用壮语演唱的壮剧、师公戏、木偶戏;另一种是在民间歌舞基础上发展形成的歌舞剧。壮剧又分为流行于田林、西林、百色一带的“北路壮剧”,是在滇戏的影响下,于民间说唱曲艺“板凳戏”的基础上形成,吸收了滇戏的唱腔,伴奏的乐器有壮族的马骨胡、葫芦胡、木叶和汉族的笛子、三弦、二胡。流行于青西、德保一代的“南路壮剧”,是在马隘土戏的基础上,受邑剧影响而形成演唱合一的戏曲形式,伴奏乐器除本民族的马骨胡]、葫芦胡外,还采用了邑剧的文锣、武锣、大钹、小钹、二胡、三弦、笛子、鼓、梆子。 歌会与歌圩有所不同,大概是从歌圩派生出来的。歌会的会期不一定,只要有需要,随时都可以进行。参加歌会的人数多者上千,少者三二十。歌会上所唱的歌,主要是以表现壮族人民变革社会、变革生活的思想激情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为主题。其内容大体从开篇歌开始,进而到献歌、赛歌、评歌、和歌、学歌、团结歌等。参加歌会的一般是对时政有所感的成年人。
壮族铸造和使用铜鼓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迄今,在壮族地区的绝大多数县份已发掘出不同时期的铜鼓。铜鼓的类型很多,大小不一。鼓面圆平,鼓身中空无底,装饰着各种图案花纹。在历史上,铜鼓既是乐器,也是权力和财富的象征。从冶炼技术和造型技术来看,在广西田东县锅盖岭出土的属于战国时期的铜鼓,在广西贵县、西林县出土的属西汉时期的铜鼓,均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壮锦是壮族人民享有盛名的纺织工艺品。它用棉纱和五色丝绒织成,花纹图案别致,结实耐用。壮锦的生产,远在1000多年前的唐、宋时代已有记载。到了清代,壮锦生产已遍及壮族地区,成为壮族人民的被服所需和市场的畅销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壮锦得到新的发展,花纹图案不断创新,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如壁挂、台布、坐垫、沙发布、窗帘等。现在广西靖西、宾阳等地生产的壮锦,畅销国内外。
壮拳在壮乡不仅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而且还是壮族独特的习俗。如明代桂西壮人,男孩长到十来岁,就要教他练武。当地土司提倡群众习武,群众也崇尚武术,每年冬闲时节,壮乡的各个村寨都延聘师傅传授武艺。这种习俗经久不衰,一直延续到解放前后。而今壮乡的传统武术又逐步恢复发展起来。

‘柒’ 壮族的文化传统

1、三月三歌节

壮族每年有数次定期的民歌集会,其中以“三月三”歌节最为隆重。

壮族一向以能歌着称,壮族民歌形式、内容丰富多彩,有二三句的,也有三四句以至更多的;流行七字句和腰脚韵。有盘歌、哭嫁歌、贺新居歌、生活歌、农事歌、时政歌、历史歌,等等。壮歌的特点是善于触景生情,托物取喻,以猜谜、盘问的形式,唱出有声有色、动人心弦的歌词。

壮族有定期聚会唱歌的传统,唱歌的地点也比较固定,这种集体唱歌的特定场所叫“歌圩”。其源于先民们祭祀神灵祈求生育和丰收的宗教活动,而后逐步演变成为青年男女定期聚集原野,“以歌代言”、“以歌择偶”的一种社交活动,又进而发展成为群众性的游乐节日。

每到圩日,远近几十里内的男女老少,都盛装汇集于此,享受自己民族的狂欢节。1984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式将农历三月初三这一天定为壮族的全民性节日——“三月三”歌节。

2、牛魂节

“牛魂节”,又称“牛王节”、“开秧节”。多在春耕以后的一天进行,有的地区固定于农历四月初八进行,因为相传这一天是牛王的诞辰。传说牛王原来是一位天神,奉玉帝之命下凡帮助人们耕作。

人们感激他的功劳,便在其诞辰祭祀牛魂。这一天,各家各户都将牛梳洗一番,并修整牛栏,带着一篮五色糯米饭和一束鲜草,到牛栏旁边祭牛魂,然后把一半食品及鲜草分给每头耕牛吃。

3、中元节

农历七月十四日的“中元节”,又称“鬼节”、“敬祖节”,是仅次于春节的大节日,主要内容是祭祖和祀鬼。这天,家家户户杀鸡宰鸭,蒸糕做馍,并用彩色纸裁成四季衣裤,以备祭祀之用。白天在家祭祀祖先之后,入夜还要到山角河边,进行野祭,燃香点烛,焚烧纸衣,祈求野鬼别来作祟。

4、陀螺节

在广西壮族聚居的地方,每年都举行一次有名的体育盛会——陀螺节。时间是由旧历年除夕前两三天至新年正月十六日,历时半个多月。

陀螺,壮语叫“勒江”,它有大有小,有轻有重。有大如河田柚的,重一斤左右,有小如鹅蛋的,也有二三两。制作陀螺一定要选用质地优良的坚木。它的“头”要圆滑。

“打”的时候,用两三尺长的麻绳一圈一圈往上缠,一直缠到自己认为适当的地方,再用右手的无名指和小指挟住麻绳的尾端,迅速往地面一旋,陀螺就“呼呼”地转动起来。据说打陀螺自兴起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了。

5、吃立节

吃立节,是广西壮族自治区龙州县、凭祥市一带壮族人民特有的节日。“吃立”壮语意为“欢庆”。壮族人民素有欢度春节的传统。

但在1894年春节来临之际,法国侵略者侵略我边境,为了打击侵略者,青壮年奔赴疆场,英勇杀敌,保卫了家园。正月三十日,出征的将士凯旋归来,乡亲们杀鸡宰羊,做糯米粑,盛情款待,共同欢庆胜利,补过春节。

从此以后逐渐形成吃立节。节日期间,人们舞狮子、耍龙灯、唱歌跳舞,热闹非凡。

‘捌’ 南宁的壮族文化体现在哪些方面

要说壮族文化南宁各方面都有体现,最具特色的壮乡风情那个地方南宁万达乐园。
结合壮族文化,让人在感受快乐的同时还能感受到热情的民族文化。

‘玖’ 壮族的文化主要有哪些

壮族人民在集中本民族民间文学、音乐、舞蹈、技艺的基础上,创造了壮戏。铜鼓是壮族最有代表性的民间乐器。壮锦是壮族民间流传下来的一种独特的织锦艺术,已有一千年的发展史,与南京的云锦、成都的蜀锦、苏州的宋锦并称“中国四大名锦”。
壮族人民能歌善唱,壮族的山歌因南北方言不同而有“欢”、“西”、“加”、“比”、“抡”等不同称谓。壮族人定期还举行唱山歌会“歌圩”,以农历三月初三为最隆重,大山歌圩有万人以上参加。右江一带称为“欢”,左江一带称为“诗”,桂北一带称为“比”和“欢”,都是唱山歌的意思。

有定期举行的唱山歌会,称为歌圩。歌圩日期各地不同。以农历三月初三为最隆重。大山歌圩有万人以上参加。内容有请歌、求歌、激歌、对歌、客气歌、推歌、盘歌、点更歌、离别歌、情歌、送歌等。被誉为“歌仙”的刘三姐就是歌手的典型代表。

广西壮族古老的歌圩集会和绣球一直流传至今。

关于绣球最早的记录可见于宁明花山壁画,当时是一种球状青铜武器,打猎时投出去砸猎物,这也是古书上将壮族的绣球称作飞砣 ( 驼 ) 的原因。歌圩期间,还举行男女间的抛绣球、“碰蛋”等娱乐活动。这期间,各家各户吃五色糯米饭。云南文山一带还唱壮戏,兼办物资交流会。过去,壮族一年种一造(即一季)水稻,三月初三是备耕时间,歌圩就是为春耕农忙做物质的和精神的准备。吃五色饭、五色蛋,是预祝五谷丰登的意思。

‘拾’ 关于文化学校

中学生反学校文化在我国已初见端倪。多数研究者将中学生反学校文化纳入到中学生“偏差行为”中加以研究,未能从文化学的角度加以揭示。中学生反学校文化作为一种亚文化,是对学校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异化,其产生与社会文化因素、家庭教育因素、学生个体因素、教育本身因素有密切关系。应对这一中学生反文化现象,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或同时采取同化、渗透和包容的策略。

反学校文化 中学生 内涵 成因 对策

随着现代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大众传媒的普及和各种娱乐方式的出现,现代学校教育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教育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师生冲突、校园暴力、逃课厌学、拉帮结派、破坏公物、自私冷漠、酗酒追星等现象在校园中随处可见,尤其是处于“叛逆阶段”的中学生表现得更加突出。从大量教育事实来看,学校在对中学生的教育上既有和谐一致的一面,也存在着分歧、冲突的一面。

众所周知,文化对社会的发展具有无以伦比的巨大作用,同样,学校文化对学生及学校本身的发展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首先,学校是传播主流文化的主要场所;其次,学校中一切文化因子都可以作用于人的心灵,并使其自由地陶冶、教化、丰富和升华。教育的最终目的并非仅仅是传授已有的知识,更应该是将人的创造力诱导出来,唤醒其生命感、正义感、道德感并逐渐建立其价值观和信仰,在这个过程中学校文化就充当着这样一种“唤醒”的职责。然而,对有些学生而言,学校并不是一个“乐园”。学校越想促使他们顺应主流文化方向发展,能有良好的表现和反应,却越会激起这些学生的不满与反抗。面对这种反抗学校行为的现象,一般的研究者大多将这些学生的行为视为一种“行为偏差”(deviant),然后极力的从心理辅导、心理咨询方面入手,甚至予以生理方面诊断治疗。

学生的内心世界宛如一个大黑箱,若未能适当的开启,细心地察觉,即使教育付出再多的努力,也难以实现教育目标。如果对于学生反学校文化处理仅仅用行政手段给予处罚:警告、记过、甚或开除,而未能窥视到他们产生反学校文化的真正原因,其效果有可能适得其反。因此以中学里那些经常被学校视为“偏差行为”的学生为重点研究对象,探讨中学生反文化的成因,探询整合中学生反学校文化的对策,不仅能提供一个新的角度来了解学校与学生冲突的原因,而且对学校存在的不当文化体制与教育价值观念的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反学校文化的内涵及表征

谈到反学校文化,首先便涉及一个如何界定“反文化”的问题。提起“反文化”(counter-culture)一词,人们会很自然地联想起美国60年代的摇滚乐、吸毒、性反常、堕胎、裸奔等迷恋怪癖和追求荒诞的嬉皮文化,以及嬉皮士们在纽约中央公园、旧金山金门公园和纽约郊外伍德斯托克(Woodstock)的昼夜狂欢,及至以后的“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多元文化(muti-culture)及其对主流文化的挑战;如果严格从字面上理解,“反文化”运动是指美国60年代在青年人当中流行的以反战和反主流文化为特征的一种价值观、文化和生活方式[1]。对于学生反学校文化,我国学者郑金洲认为:“反学校文化是与学校主流文化相对立的一种文化,它所倡导的价值标准与行为规范是与学校的主导价值规范相悖的” ① 。国内多数学者研究认为“反学校文化”是“偏差行为”中的一种类型,他们大多是从教育学、心理学的角度出发的,对此进行解释。例如对待“师生冲突”,持教育学观点的人认为:师生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教与学的关系,只要教师教学方法得当,讲究教育教学艺术,师生冲突就可以避免了;持心理学观点的则认为:与学生关系融洽的教师总是具有人格上的某种魅力———富有爱心、和蔼可亲、公正、知识渊博;相反,冷漠、偏心、不负责任、才疏学浅的教师很容易同学生发生冲突[2]。

余秋雨先生认为:“文化思考最明显的优势在于它更善于进行时空上整体把握”[3] 。当我们打破观察教育现象的眼界,用文化的观念理解学校教育就会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上揭示出真实。综观国内对学生“偏差行为”的相关研究能真正放在文化层面去思考的少之又少,能从教育社会学、教育哲学的观点出发,从学生对学校反对行为的解释中,去探究学生反文化的内在价值观及行为特征的研究更为罕见,可以说在这方面的研究我国还是一个盲点。

西方反文化的创始人罗扎克认为,反文化是同现有的文化彻底决裂[4]。而从我国中学生反学校文化表征来看,“反学校文化在本质上是校园文化中根本价值观之异化”,以此观点来分析当前我国中学生反学校文化较为恰当[5]。在与正统学校文化的对抗中,我国中学生反学校文化体现在侮辱师长、挑战权威、违反校规、考试作弊、网络成瘾、酗酒赌博、穿奇装异服、留怪异发型、甚至打架斗殴等。按外部表征,学生反学校文化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五种类型。

偏激反抗型:这类学生对于学校的管理、教育,通常采取直接而明确的对抗方式,如在课堂上直接与老师冲突,不接受老师训导,甚至要求罢免教师、上访、破坏公物、与学校打官司等。他们对其它同学表示出一种轻蔑的态度,称这些学生为“应声虫”;他们有一定的号召力,在非正式群体中的有较强的影响力,破坏性较大。

阳奉阴违型:这类学生表面上看认同学校文化,并遵守学校的规范,实际上心里并不真正认可学校的教育目标。阳奉阴违,时而附和着学校的主流文化,时而又站在反对学校的一方,在特定的场合还会表现得非常激烈。

疏离逃避型:学校里出现的 “逃课族”就属于此类,他们对于自己不喜欢的科目或不喜欢的老师所上的课采取逃课躲避。对他们而言,逃课已不再是一种太大的过错,而是一种很时髦、很刺激的举动。他们整日不愿与老师见面,处处躲避老师或躲避劳动、集体活动等。

冷漠消极型:这类学生并不十分讨厌学校生活,但学习无目标,到学校来唯一目的就是在学校环境的庇护下,逃避家长和社会的压力,对任何事情都无兴趣,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他们缺乏爱心、缺乏热情,认为所有人的善举都是“矫揉造作”,或另有目的。

自傲玩乐型: 这类学生从心里看不起老师,自傲自大,到学校来就是为了玩得快活。酗酒赌博,捧歌星追女孩,就象《流星花园》中的F4。他们过度沉溺于网络游戏,在虚拟世界中寻找体验。

上述五种类型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对学校主流文化价值的怀疑、批判、叛离、拒斥,是对学校核心价值观的异化,但还没有出现西方研究者所提出的“反文化的主要目标不是获得经济上的权利,而是在文化上提出强烈挑战②”,用自己的一套价值观来取代学校的核心价值。不过从收集到的信息上来看,我国学生反学校文化正呈现出:显性化、多样化、强烈化、长期化、低龄化的发展趋势。[6]

二、中学生反学校文化的问题归因

我们通过访谈调查(为了重视学生的“主体性”,了解学生反抗学校文化的深层意义,研究者利用本地三所中学为研究基地,一方面了解学生反抗学校的态度、类型、表征;另一方面,也从学生对反抗学校的解释中,探究影响学生反抗学校文化的真正原因。)、参与型观察(我们和被观察者一起生活、学习,在密切的相互接触和直接体验中倾听和观察他们的言行。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我们都以相同的身份参与、观察教育现场,在亲历中探索和建构我们研究课题。)发现,反学校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既有社会文化因素、家庭教育因素、学生个体因素、也有教育本身因素。

(一)社会文化因素

1、社会转型导致价值观念重估。当前,中国正处于世界大变动、社会大转型、教育大变革的时代。社会转型期所产生的种种矛盾、对立以及自身特有的不确定性,滋生着各种各样的文化形式。文化既面临发展问题,又面临转型问题,这两类问题互相交织在一起,使得问题更为复杂,矛盾也更为突出。社会转型期所特有的模糊性和弥散性,使得人们对未来发展的预见能力降低。处于世界观形成关键期的中学生,原有相对恒定的主流价值观陷入迷茫,发生重估,价值趋向陷入混沌之中。

2、社会分层导致利益分配不均。中国现有社会阶层已呈现分化明显、贫富悬殊、教育失衡、利益分配不均等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文化态势。同样的学生却享受者差异较大的教育资源;有钱人可享受到特殊的教育;阶层常常影响着学生能否进入学校以及进入学校所享有的不同的价值观念。部分学生在利益分配不均中,“自我”得不到保障,失去自身尊严的感觉。学生的反学校文化的情绪也就随之出现。

3、文化多元导致精神向度混乱。在现代社会中,多元文化虽然不像一些研究者所说的充满了各种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对抗和冲突,但也确实体现和渗透于社会的各个方面。文化的“坚冰”已被打破,社会结构急剧变动,文化多元的状况也已基本形成,如何在多元中保持相对一致的价值规范成了学校教育的一个难题:道德理想主义色彩已经淡化,世俗化的倾向日趋加强。从而使学生在各种各样的社会变化和社会问题面前,精神向度变得混乱,形成了道德观念的真空感。

4、大众传媒导致传统理想断裂。大众传媒的发展,一方面使大众文化与艺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贴近,为青少年的成长营造一个相对自由和宽松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它的繁荣又猛烈地冲击着以人文精神为价值目标的精英文化和体现官方意识的主流文化。大众媒体经常以事件“真实”的面目,原原本本的呈现出来,甚至加以渲染夸大,忽略事实背后的不良影响,尤其是心智未臻成熟的中学生,对于事件只看到表面,不能深入了解事理,价值观与人生观容易受到混淆,误导他们的判断,致使当代青少年的发展失去方向。特别是大众传媒中蕴涵的日益突出的暴力帮派、色情赌博等,严重影响着学生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使中学生的传统理想断裂,心灵受到污染。美国学者派克(Paik)和卡姆斯托克(Comstock)通过对大量的事实和数据分析,说明大众多媒体所提供的暴力、色情已经成为青少年学生不良行为的罪魁祸首。[7]

5、“英雄主义”导致盲目冒险。我们经常在闹市区的宣传牌上看到:“崇尚拼搏、鼓励冒险、宽容失败”的标语,这些标语本来是鼓励人们自主创业。然而,现今社会上存在着不管所冲所拼的目的是对还是错,只要敢冒险就被封为“英雄”,就是众人瞩目的焦点,甚至成为大众崇拜的偶像。思想简单、热情有余、敢拼敢冲的中学生,无不受其影响,形成了不服管束、自由散漫、盲目冒险的性格特征。

(二)家庭教育因素

1、家庭不和或父母离异,使孩子缺乏归属感,易结成帮派。随着社会开放程度和文明教化的提升,越来越高的离婚率使越来越多孩子缺乏归属感。家庭不和,缺乏亲情,使孩子更向往在同辈团体中找到乐趣。而缺乏正确引领的非正式团体极易形成帮派,个体极易形成暴虐、多疑的性格,成为反抗学校主流文化的成员。

2、家教不当导致“代沟”,形成叛逆性格。在学生家庭教育中存在着过于严格、专制的教育,也存在着放任、溺爱的教育。两种教育产生的结果使孩子要么孤僻、任性、报复性强;要么骄横、抵触、逆反挑战以致目无法纪。另外,在调查中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贫困学生和富裕学生,也为反学校文化的学生群体增加了一定数量的成员,也就是说,贫富学生成为反学校文化的比例远远高于一般家庭的学生。

3、家长对学校的消极态度助长了中学生对学校文化的反抗。对于学生在学校受到老师的批评或惩罚,家长们态度迥异:有的能积极站在学校一边责怪学生过错,有的站在孩子一边责怪学校失职。这两类家长对学生的影响特别大,消极对待学校态度的家长,其孩子更容易与学校的主流文化唱反调。

(三)学生个体因素

1、身心发展不平衡。中学生正处于身体急速成长的阶段,心理的成熟跟不上身体成长的脚步,以至于身心无法平衡适应。心理学研究认为,当中学生头脑已经形成的某些思想或心理因素,阻碍他对社会行为规则的理解,从而不能把这些要求转化为自己需要,叫着意义障碍[8]。出现意义障碍就会影响到行为表现,尤其在情绪上表现出强烈、不稳定,具有暴性,常常会意气用事,忽略事后的不良后果,从而形成与主流文化不相容的性格特征。

2、迁移作用。根据调查,反学校文化的学生大都是学业成绩较差的一群,正当求学时期无法在功课上有满意的收获,得不到老师和同学的赞赏与掌声,只好转移其他方面来发展,以寻求失落后的满足感。青少年意志力较为薄弱,当缺乏明确的目标与方向时,很难掌握自己,容易随波逐流,盲目从众。他们组成“拜把兄弟”,相互怂恿,违反校规。另外,到了中学阶段,由于自我意识增强,活动范围扩大,各种成人特征出现,他们希望和教师、父母和其它成人一样获得平等的独立生活权。他们开始对教师、父母的权威怀疑,甚至出现反抗行为。

3、缺乏法律意识。据调查统计,学校里的法制教育往往流于形式,许多学生竟是法盲。因为法制课不是“主课”,所以不受学校重视,自然也就不受学生重视。另外,法制课是作为“思想政治课”的一部分而进入中学课堂的,缺乏专业教师,学生觉得这门课枯燥乏味,其作用也就大大降低。很多学生特别是那些不服学校管教,试图与学校抗衡的学生不知法而犯法的情形屡屡发生。“激情犯罪”、“游戏犯罪”在青少年犯罪中居高不下。

(四)教育本身的因素

1、学校评价体系的相互矛盾。目前,追求升学率在学校里仍占有很大的市场,学生的学业负担过重有增无减,学校追求的价值规范常常背离形式上的价值规范和目标,致使学生无所适从。教师作为学生学业负担的“执行者”和“制造者”,很容易成为学生的对立面。学校的文化形式与实质的相背离,教育评价 “一元化”,导致学生对自己的满意与否、优点和缺点的认定都以成绩为定位。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学业成绩相对较差的学生常常成为学校中的边缘群体,长期缺乏关爱,久而久之,这些学生就走上与学校主流文化相异之路。

2、教学内容与社会现实的脱离。教材与社会现实脱离是目前中学生反学校文化的又一因素。因为,在学习过程中,中学生不能很好地理解他们所学知识的必要性和现实性,因而容易产生挫折感,形成消极的学习态度,并由此导致他们的各种违规行为,特别是在课堂上与老师直接发生冲突,反学校文化的倾向随之出现。

3、师生关系欠佳易导致冲突与对立。《中国教育报》1999年9月1日发表的“今天,学校的师生关系怎么样?——新时期中小学师生关系大调查”得出如下结论:学生在回答“你觉得自己有心里话时最想找谁说”时,回答最想找班主任或最想找某个教师的仅占4.8%,最想找父亲或母亲的占12.2%,最想找要好的同学或朋友的67%,找不到要说的人的占15.9%。而教师在回答“在与学生交知心朋友问题”时,61.3%的教师表示很愿意和所有学生交朋友,5.3%的教师表示只能与少数学生交朋友,8.6%的教师表示不存在与学生交朋友的问题,4%的教师表示说不清楚。学生在回答“你在学习、生活中发生了困难,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你首先想到是找谁?”时,12.3%的学生回答找班主任或找某个教师,2.8%的学生回答找父母,52.5%的学生回答找同学,7.25%的学生回答找其他人。这项调查中,61.3%表示很愿意和所有的学生交朋友,而只有4.85%的学生最想把心里话告诉教师,12.3%的学生在有困难的时候首先想找教师。这样,教师和学生能进行经常地深入地交流,几乎是不可能的。[9]学生对老师印象不好,自然就不会尊重教师,就不会服从教师的教导,学校的主流文化就很难通过教师有意识的向学生传递。

4、学校管理缺乏人文性,使学生合理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从而形成中学生反学校文化。过分严格的学校管理,特别是对班级这种比较特殊的社会群体所进行的过分组织化的管理模式,也常常是导致中学生反学校文化的重要原因。“学校不是兵营,不是军队,但是,现在好多名牌学校混淆了学校与军队组织的区别。他们在电视报纸上做广告时竟然宣称他们是实行全封闭、半军事化管理。……这种所谓的广告语‘半军事化’是胡言乱语,是违反当代起码的教育科学常识的,居然炒得火热,实际上这是反教育、反发展的一种举措 [10]”。在这种模式管理下,中学生丧失了许多其他的发展乐趣和机会,充沛的精力得不到发泄,从而导致对主流学校文化的反叛。

5、部分教师素质偏低,缺乏对学生文化引领的能力。部分教师缺乏专业技能,缺乏组织能力、授课缺乏艺术性,从而导致学生对学校、老师的不满。中国教育组织机构基本属于科层权威体制,教师对学校或对领导不满时,往往会出现教师不是运用法律去据理力争,而是在领导背后发牢骚,课堂里的学生成为他们倾诉的对象,有些偏激的话也向学生灌输。不明究理的中学生很容易被这些教师的情绪所感染,成为与学校抗衡的力量。

三、引导和调适学生反学校文化的策略思路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要应对反学校文化,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和配合。我们在对“学生反学校文化成因的探讨”的阐述中,其实也包括了对学生反学校文化应对方法的思考。例如有人认为:就教师这方面来说,需要教师反省自身的价值观念,充分认识自己,提高自己的教育教学和思想道德水平;倾听学生,注意发现学生存在的不同文化现象;形成文化视野,运用文化的观点分析、诊断学生反学校文化行为;关注边缘群体,提高他们在学校中的地位;注重课程间、学科间、教师间的统合,形成对反学校文化的共同的干扰手段;把握学生文化发展的动向等。作为教育者,在引导和调适学生反学校文化的策略时,我们尝试提出以下三种模式。

(一)强制性同化

中学生反学校文化是与学校主流文化相悖的一种文化,是对学校主流文化的异化。从文化性质说,他具有反文化的性质,从文化的类型上说它是一种亚文化。因此相对于学校主流文化来说,它具有消极的破坏作用。它可能会使部分学生形成狭隘、自私、暴虐、贪婪、懒散、放任、目空一切,不负责任等性格特征和文化心理。对此,教育工作者、教育机构和社会团体要通力合作,要像《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的那样:“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是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全党全社会都要十分关心青少年的思想道德建设,学校、家庭、社会密切配合,为他们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环境”。③强制同化一切对中学生有重大危害的文化思潮,净化校园,高扬主旋律、倡导崇高理想,克服反文化的消极影响。

(二)渗透性融化

对于文化的整合仅仅依靠强制性同化是远远不够的。在学生的反学校文化的价值观中,我们还需要主流文化的渗透,润物而无声。例如中学生的早恋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学校当然不能任其发展,否则对中学生的健康成长会有较大影响。但如果强制性取缔,势必会由公开转入“地下”,教师再进行教育更为困难。我们要把握中学生的自我意识、能力水平、心理需求、发展愿望,采用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对其价值观的善恶趋向、优劣真伪进行辨别,渗透主流文化意识,培养健康向上的文化信念和文化行为。

(三)民主多元化

现代教育的目标并不只是培养默默遵守规则的好公民,更要培养有批判精神、有解放意识,有创新能力的“新生代”。对于学生的有些呼声或做法,例如面对“书包最重的人是我,作业最多的人是我,每天起得最早的、睡得最晚的是我,是我还是我”;“读书苦,读书累,读书还要交学费,不如加入黑社会,有的吃,有的穿,还有美女陪着睡”等校园灰色歌谣,作为教育工作者要从中反思我们的教育内部是否有不当机制?我们的教育价值趋向是否错位?从这个意义上说,学生反学校文化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因此,对于学生当中的一些反文化现象(例如反权威),如果暂时尚未发现其对学生身心有太大的负面影响,我们不妨静心观察,说不定它将是我们教育改革的一种趋势。宽容、多元也不失为一种引领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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