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成文化学者

⑴ 文化学者是什么意思

对文化学理论和方法、文化现象、文化史以及特定文化范畴进行研究的学者，可以称为文化学者。
国外以往对文化的研究，主要由研究文化人类学的社会学学者进行。在中国，主要由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工作者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发表意见，这些人通常文化实践较少，文化和文化学素养不足，做不到按照文化的发展规律研究文化，所发表的意见不足为法。为与这部分人相区别，近年始有文化学者的研究者分类概念。

⑵ 新明星学者的中国文化学者应敢于面对电视媒体时代的挑战

对于“不务正业”、“学者明星化”批评的声音，易中天却是不畏困难，意志坚定：“人文学科的终极目标是为了人的幸福，所以，除了一部分在书斋里潜心治学的学者以外，也需要有一部分人将学术转化为可以直接为社会现实服务的东西。因此必然会有一小部分的学者走出书斋，走出学院，走向社会，走向大众，走向生活，走向媒体。一个真正希望传播自己思想、而且相信自己的思想和研究对社会有益的学者，是一定不会放过大众传媒这个平台的。”
法国文化学者路易·多洛在《个体文化与大众文化》中说，电视这种大众传播媒介，作为吸收文化的方式，它能够大大促进将文化重新纳入目前的生活之中，它已成为现代人基本需要的组成部分，“现代人离开了电视，差不多和离开面包和葡萄酒一样难受”。这告诉我们，作为一个文化学者，他要接触、共享文化，他要注重文化的创造、更新，他要成为文化的主体，就不可能无视电视传媒的存在，也不可能无视电视和文化的关系。
“明星学者”也好，“学术超男”也好，目前这些媒体的评论，实际上是，体现了这个时代、这个电视媒体时代，对一个文化学者和作家的文化身份、文化行为和文化人格的新规定。历史地讲，一个学者、作家，其本质是一个文化传播者的角色，担当着传播文化的任务，他在每一个时代总要利用和时代经济及技术发展相适应的传播技术手段，来把文化传给社会大众，所以，传统的、古典的口传身授，是一种技术传播手段，现代的着书立说、出版发行，是另一种技术传播手段，今天易中天上“百家讲坛”，面对广大的电视文化受众宣讲历史文化，自然利用的也是与当今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技术传播手段，他只不过是较早、较快地适应了这个电视媒体时代，对于一个文化学者、作家的文化角色的规定性和文化期望。不过，他却是在巨大的争议中，完成着他这种文化身份和角色的艰难转型。
易中天目前的文化行为，是在“艰难转型”，像李敖、余秋雨和易中天们上电视是一种“生存方式”，是因为他们的这种行为方式的选择，更多的是依靠了个人的文化信念和文化意志力量，我们的社会还需要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宽松、自由的文化环境。

⑶ 民国时期的学者是如何做到精通各国语言的

其实语文英语作为语言工具的属性，在某种程度上是相通的。语文英语的学习也不会更不能以牺牲对方为代价。语言是思想的工具，语文、语文教材，紧密联系着社会文化，是文化的载体，能集中反映出一个时期的精神风貌与思想潮流。民国语文，自然承载了我们民族这个时期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价值取向，是我们今天所不能丢弃、离我们最近的文化遗产。当然，面对如今语文日益功利化特别是大学语文日益边缘化，追溯民国也是对现实的镜鉴。

⑷ 一位国学大师究竟是怎样炼成的

现在很多人都被称为国学大师，但是否算得上，真见仁见智。章祖安(又名章秋农)。近70岁的章祖安教授是着名国学学者姜亮夫、书法家陆维钊的弟子(陆维钊曾是王国维的助教)，国学功底深厚。除了书法，章祖安还在中国美术学院开讲国学基础课，深入浅出，极受学生欢迎。章祖安在一篇名为《再说慎言国学大师》的文章中，对怎样能称为“国学大师”阐述了他的看法。他说，国学的根基是小学、章句之学，因此，所谓“国学大师”必须以博通、精研先秦时代的原典为前提。在此基础上列出三个条件：一、在其中某一领域有原创性成果。二、精通小学，古文辞(各体式)、古体诗、近体诗词都能自由挥洒，出色当行。如果是20世纪的国学大师，还必须加上条件三：能汲取外来之学说，而不忘民族之本位，中西兼通，而又以传统文化为其治学指归。即使如此，可能称文豪，但也不一定能称国学大师。章祖安还提出，凡是研究先秦以后的文化学者，即使成就卓着，也不得称国学大师。谁听说过研究唐诗宋词、明清小说的被称为国学大师的？章祖安还对大家公推的国学大师做了——鉴别：“章太炎、王国维、马一浮是公认的国学大师。陈寅恪，人称史学大师；夏承焘，人称词学大师；吕叔湘、王力，人称语言学大师。”启功去世时媒体都一窝蜂地称他为“国学大师”，章祖安说，启功先生如果地下有知，必会以其固有幽默高喊：“饶了我吧！”他“着作俱在，岂能随便冠以‘国学大师’？”章祖安最后说，钱钟书是我国最后逝世的一位国学大师，自此以后已经不可能再有大师，因为时代不同，年轻人已丢失“沉潜”二字，国学原典也太厚重了。寂寞人生路，热闹身后事。对此标准我很表赞同。我孤陋寡闻，觉得只有饶宗颐、汤一介、吴小如等算得上。

⑸ :从《围城》中知识分子的形象,分析知识分子身上存在的缺陷,总结为何出现这样t并作出评价

正如钱钟书在《围城》的序中所说：“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从他熟悉的时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会阶层取材，以旧中国的知识分子为标本，大量描摹知识分子的人性。在《围城》中病态知识分子形象大致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一、贪慕虚荣之疾
首先知识分子的特点是对于文化的虚荣。小说中所谓的哲学家褚慎明靠的是外国哲学家的三四十封回信；就因为写给柏格森的信被退回，他从此对直觉主义痛心疾首；因为罗素肯敷衍中国人，请他喝过一次茶，他便从此研究数理逻辑。其次是知识分子对物质财产的贪慕虚荣。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人不得不为了躲难背井离乡。没想到原本罪恶的战争倒成为了这些文人吹嘘子虚乌有的产业的大好契机。日本人怎么也想不到他们“烧了许多空中楼阁的房子，占领了许多乌托邦的产业，破坏了许多单相思的姻缘。”
二、不学无术之痼
痼，指“经久难愈的疾病”，这些病态知识分子不学无术的文化劣根性也恰似经久难愈的顽疾般。这些知识分子深知文化学识是根生立命的资本，因此靠着伪装、作假在文化圈子中苟延残喘。小说中充斥着熙熙攘攘的所谓专家学者、名士之流，也不乏“学成”归来的留洋博士，更不乏像高松年这样德高望重的教授名师。靠着弄虚作假和装腔作势他们伪装成文化学者，一旦剥掉他们高贵的外衣，剩下的只是故作高深的浅陋、貌似聪慧的愚笨。
不学无术之痼首先体现在所谓的“教授学者”身上。“三闾大学的命名耐人寻味，屈原曾任三闾大夫，也称三闾，历来是文人节操的榜样。然而三闾大学的一帮文人却互相倾轧。”三闾大学的教授讲师在《围城》中是不学无术的另一类群体。三闾大学的校长高松年不把精力放在教学治学，而是“潜心研究”拉帮结派、勾心斗角；怀疑方鸿渐知道了自己和汪太太的“桃色事件”后利用职权，一心挤走方鸿渐。
不学无术之痼还体现在留洋学生身上。苏文纨是在法国留学的文学女博士，方鸿渐在无意间道破苏小姐名下的作品是抄袭，被拆穿的苏文纨却依然理直气壮地抵赖。后来她嫁给了“剑桥出身”但同样写得一手令人作呕的歪诗的曹元朗，又一次证明了她对诗的鉴赏力并无多少高明之处。这群留洋学生的文凭“只仿佛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
三、懦无能之瘁
瘁，指“面黄肌瘦”，指代先天不足的毛病。怯懦无能这种病态有点类似先天不足的“胎里毛病”，集中体现在主人公方鸿渐身上。作者借赵辛楣之口这样说方鸿渐： “你不讨厌，可是你全无用处。”这“全无用处”四个字准确地点明了方鸿渐怯懦无能的性格。方鸿渐名字中的“鸿渐”二字来源于《易经》中的“鸿渐于干……鸿渐于木……鸿渐于陵……鸿渐于阿……”寓意便是无论方鸿渐怎么努力，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注定他就是一名失败者。

⑹ 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都很有名，它们两个有什么不同

就文化领域而言，其涵盖面很广泛，以字义方面来说，就是在某一领域，指哪些专门搞学术与文化研究的，从事与文化有关工作的，其职业也以文化有关的人，都可统称为文化学者。举例来说康震老师郦波老师，都是文化学者，不能称其为作家。而有的文化学者，进行文学创作，有作品，那就是双重身份，即是文化学者又是作家。而作家则是写作文学作品并取得相当文学成就的专业人员。文化学者有可能是作家，但作家却不是文化学者。二者的区别就在这里。

而作家，是码字工，他不需要对某个领域很专业，他的主要工作是用码出的字拷问文化现象，拷问社会学、人类学问题，更像是社会工作者。两者都需要很强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能力。作家是有社会认的丰硕成果的作者，多指长短篇小作的创作其实区别不是→_→很大文化学者本身就是有文学的底蕴只要他他沉下去去写作自然就成为作家了哈哈者。其它文体的另有称谓，如诗人(写诗为主)，散文家(以散文为主)，写学术论文的是科技工作者或科学家。

⑺ 如何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提升国民人

第一，亮即将传统文化的亮丽面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是宝剑就得用上沙场，而不是藏而不露甚至在不知不觉中消逝。如何理解这一问题，到现实生活中走一趟就明白了，在大学生中调查，有又多少人看过四大名着，恐怕为数不多吧。倘若在问他们对《论语》的看法，他们恐怕也知道”子曰”吧。由此可见，对于真正的古典文学内涵，当代人知之者甚少。从这些广泛文化来说，国人尚且不够了解，更不用说那些本来就不出名的文化了，基于这一状况，政府部门需要加大力度彰显地区文化，打造属于自己特异的文化，并对外多举行一些活动进行宣传，不然再精髓的东西都不能端上菜盘子上，让大家尽情享用文化大餐。其实，现在的旅游文化承载了不少其它优秀的传统文化，并且吸引了大量游客，在此期间，这些游客慢慢地接受者文化的熏陶，自然而然会对优秀传统文化予以继承和发扬。举个例子来说，一位游客去过黄鹤楼，那么，他定然会联想到崔颢的诗，进而可能阅读唐诗宋词，甚至古代文学，这样下去，就产生了连锁反应，当然这是比较乐观的想法，但这至少是一个方面，我想我们更该做的就是把文化多元化，多样化地呈现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当然不能把文化低俗化，比方说将文化变卖成获利工具。然而我们不能不承认，近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了史无前例的压制和废弃。在传统文化深入人心的时代，人民身心安稳，过着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生活；而当今的人们却将自己锁在一道道铁栏内，社会活动中还会受到频发恶性事件的威胁，这是多大的反差啊！看看二战后的日本，在吸收西方先进技术的同时，继续在家庭、学校、公司、政府部门保持固有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以兼收并蓄的方式得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强国。美国是现代西方文明的代表，其犯罪率居高不下。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在为其日益严重的社会乱象深感不安，有识之士已明显地体会到他们崇尚个体，倡导竞争的想法是社会动乱的根源。他们开始在东方文化中寻找救世的良方。许多着名大学纷纷开办汉学系，美国政府还设立专门的基金，组织学者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我们现在比较重视软文化的输出，也举办了很多展现传统文化的活动，比方说法兰克福展，中国就展现了很多传统文学，在德国书画展中也带去了活字印刷相关内容。

太多人对于传统文化过于冷淡，原因是很多的，如今的网上快餐文化队传统文化就产生了不小的冲击，大家在生活节奏飞快的现在，都把眼光投向了五彩缤纷的都市生活，迷恋上了网络，喜欢在网上吃快餐文化，其实自己接受的文化精髓很少，大部分都只有一时的感验。如今的这种情况让众多文化学者产生了危机感，因为一旦传统文化被抛弃，我们将不再是炎黄子孙，我们将不再是一个拥有多文化的民族，所以唤醒当代人继承发扬传统文化是很急迫的，非常必要的。

第二，拓展，即将传统文化用一种易接受的方法输送给当代人。对于传统文化，很多人可能觉得非常枯燥乏味，他们不愿意花太多时间去耗，因此，我们就得一反常态，用创新的思路来教导他们，当然不能改变了文化的实质。比方说用讲座的方式来讲述传统文化的精髓，这样既生动有趣味，定然会起到比较好的效果。我们还通过电视来讲授文化，如今的百家讲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很明显，这样的形式吸引了很多知识分子，更不用说像易中天这样的教授，讲的既有风趣又比较深刻，还有于丹的条分缕析，道理其然，能够被大多数人喜欢。又如中国眉山东坡国际文化节，此次文化节充分体现了党的十七大精神，眉山人民的热情好客给远道而来的宾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使眉山人的荣誉感和集体主义思想得到了一次质的飞跃。无论是开幕式上500余名演员用豪放的气势演绎的的《千古东坡》，还是闭幕式上，城区的十余所学校的200余学生为广大观众奉献上的一道丰盛的文化大餐。整个东坡国际文化节，我们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一份难得的荣誉感和集体主义感。这样的活动无疑对文化起着宣传的作用。还有中非文化节、孔子文化节等等都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石湾陶瓷源远流长，在中国陶瓷史上有着独特而不可替代的地位。石湾河宕贝丘遗址出土的几何印纹陶片，见证了五千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石湾陶瓷历史，显示了先人的聪明才智；而大雾岗唐宋窑址的挖掘，证实了唐宋时期石湾已成为岭南陶器生产基地；发展至明代更有“石湾瓦甲天下”的美誉。数千年后的今天，陶瓷业在传承和创新中以崭新的形式名扬四海。为展现陶业的历史演变，馆内展览共分陶瓷拾隅、陶的形成、窑的演变、石湾二十四行、石湾陶艺、陶瓷发展六大部分。其中以第四部分“石湾二十四行”为重点，介绍了明代至民国时期石湾陶业的历史源流。整个展览表现手法新颖而多样，在视觉、听觉、触觉上都给民众以全新的感觉。今年十一月，就在佛山举办了陶瓷展，我们学校也去了不少学生，也吸引了很多社会上的人，可以说是把石湾陶艺推广了出去。我们知道，前些年，陶艺品没有市场，这样直接导致陶艺技术的流失，甚至让这样的文化瑰宝从此绝于世间，如果到了那种地步，实是一个悲剧。我觉得我们对于传统文化不该持保守态度，中国文化包括保守文化，更多的保守的是传统文化，文化保守主义显然他界定的保守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传统。从建国以来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文化的轴心的这种情况下融汇的西方优秀文化和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这个文化，我觉得这个文化应该是现代文化，而文化保守主义的这个文化，功能上作为传统梦魇的这种文化，保守的文化，显然不是指现代中国的文化，而是指古代传统的中国文化，那么我现在就古代传统的中国文化保守的这个东西。我们总是处在一个传统文化的笼罩下，喘不过气来，如果稍微有些思想上的改变或者是形式上的改变的话，这也是不为过的，所以我在这里特别强调要将传统文化拓展开来，形成一种现代式的传统文化，好让新一代青年更容易消化吸收。打破常规当然是需要勇气的，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要不忘本质的将传统文化转化成自身的一部分，学以致用，这样才是将传统文化发扬光大的不二法宝，也是我们实践传统文化的一种最有效的手段。

第三、用一种合时合宜的方式引导当代人去接触传统文化并学习发扬传统文化。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很多人都被利益熏陶着，很多父母亲总是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成龙成风，从小就叫他们长大后要有出息，什么叫有出息，要不是做官，要不是做老板。更多的是忽视了对小孩子的一种道义上的引导，告诉他们怎么样才能算合乎道义，怎么样去提高自己的教养。这种情况尤其在农村甚为严重，因为他们的父母本来就在文化教养上处于低水平，对于他们而言，自然生计是最重要的了，儿子在学识修养方面有没有高的造诣对他们来说是没有多大的意义的。这样看来，这种不合理的思想方式下的当代某些人深受着家庭的影响，即使上了高中，这种思想也不容易转变过来。所以说一个家庭的文化背景对子女来说是尤为重要的，一个有文化的家庭中培养的孩子多数是有文化的，我说的当然是在文化方面比较敏感的。而对于传统文化，我们更需要去引导当代人，毫不夸张地说，从小时候就应该给予这种引导，让他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这个引导的任务似乎很艰巨，但是面对着如今传统文化遭到遗弃的情况，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去担负这个使命，那就是将中国传统文化搬到每个中国人面前，让我们每个都去继承发扬它。怎么样引导，方法很多。在学校，我们的老师就应该起一个领头作用，面对一群思想活跃且厌倦传统文化的学生，老师应该在课堂上插入适量的传统文化，这样起到一个慢慢感染的效果。我想如果做得更细的话，可以通过自身的言行、衣着来体现一种传统文化的优越性。当然，学生也得发挥一个主动作用，平时在学校就得自发主办一些传统文化知识讲座或者一些讨论，有条件的就集体去参观一些传统文化展。在家里的话，就如我上面说到的，父母长辈得起引导作用，要科学地向他们指出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并支持下一代加强自己的文化修养，而不是放肆地鼓吹名利论，让原本涉世不深的他们迷失自己的方向，这样的话，对传统文化也是一种损失，因为新一代是继承发扬传统文化的主体。在社会中，要加强这种引导作用更具挑战，因为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里面包含了多个层次，各种不同阶层的人物，要达到引导的效果，当然就得采取综合的手段，比方说，举办企业的文化节，加强企业文化的建设，而这些企业文化的建设当然要以传统文化为主，这样一来员工们就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深刻感受到传统文化，而且自己还在实践着传统文化。对于政府来说，建立必要的传统文化馆，和一些传统文物馆是很有效果的，因为民众对这样形式的展览能够在业余时间去享受一番，对于他们而言，既能丰富业余生活，又能学到某些东西，何乐而不为。

⑻ 作为一名学者，王康取得过怎样的成就

作为一名民间思想家，王康在很多国际关系的问题之上，有着非常独到的见解。凭借着这些独到的见解以及老道的眼光，王康很快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于是人们将他称之为是着名的民间思想家。王康所取得的成就虽并不十分繁多，可却都非常瞩目。

很多的学者对王康都有着极高的称赞，这源自于他个人的性格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在当时的社会之中，王康勇敢地表达着自己内心的想法，可是却并不被当时的社会所接受。社会的冷漠对待，让王康在当时那一种环境之中甚至有些迷茫，不过他从来都没有放弃。他一直所坚持的除了眼前的生活，还有心中的理想，他所希望的便是能够更好的去推广传统文化。

⑼ 中国文化如何全球传播

国际上一般提倡外语翻母语。母语翻外语，尽管可以做到不出差错，但对国外读者而言，阅读起来还是有隔膜。 ●我们需用更开阔的视野去理解中外文化传播，要看到，翻译之后，还有出版、传播、接受，最后才谈得上影响力。杨先生的贡献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有太多的事情有待我辈继续努力。推荐阅读2011年搞笑版新闻联播：Q币潘币实现自由兑换(图)A股转机尚需一两年[时政] 也谈“新冷战”[经济] 中国股市十年与国足十年[社会] 90后人文素养最高？[热帖] 明星获奖感言背后的故事[文史] 杨钰莹复出 当年为何被封杀[文史] 1972年朝鲜黄金时代(图) 水皮：郭树清救市说法只能当故事 ●嘉宾：谢天振（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翻译研究所所长，比较文学暨翻译学教授） 龚丹韵：译界泰斗杨宪益先生的去世，引起了大众对翻译和中外文化传播的热议。杨先生一生致力于把中国文学翻译成英文，让中国文化走出国门。您觉得这个领域今天我们做得怎样？ 谢天振：杨先生毕生的愿望，就是把中国文化介绍给全世界。如果我们真的认同杨先生的理念，那就应该把他所追求的，踏踏实实地做下去。毕竟，中国文化的全球传播，并不是译文翻完就算成功了。它还涉及到一个更大的命题：中国文化如何才能走向世界？这个问题上长期以来一直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以为只要把中文翻成外文，就自然而然走向世界了。其实并非如此。 作家刘心武告诉我，他去巴黎时惊讶地发现，法国的文化学者们竟然都没听说过鲁迅，而其实我们已经翻译了大量的鲁迅作品。此外，我的一位博士生，论文就是“《红楼梦》英译史研究”。她发现，尽管《红楼梦》的全译本中，杨宪益先生的译本比起英国汉学家霍克斯的译本更加准确高明，然而令人沮丧的是，她在国外知名的几大图书馆发现，借阅率、引用率最高的是霍本，看过杨本的寥寥无几。 其实换位思考一下，我们中国读者如果想看西方名着，一般也会首选国内翻译家的译本，比如巴尔扎克的小说，就会选傅雷的译本。傅译文笔流畅漂亮，贴近中国人的审美趣味，懂法文的专家甚至觉得比巴尔扎克的原文更美。 龚丹韵：既然选择本国人的译本是不可避免的倾向，而西方汉学家毕竟有限，中国文化想要走向世界，突破口究竟在哪里？ 谢天振：现在大家都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意愿很强，成百上千种中国文化典籍被翻成了英文，初衷很好，但最后往往是：国内出版，国内发行几千册，躺在国内图书馆里。最多让国外留学生看，留学生回家乡后，可能还是选择他们国家的译本。与此对比的是，中法文化年上，有位中国作家的小说译本销售高达9万多册，关键就在于它由法国出版社出版，很容易经由法国的文化渠道流传开来。 国际上一般提倡外语翻母语。母语翻外语，尽管可以做到不出差错，但对国外读者而言，阅读起来还是有隔膜。毕竟本国的译者更了解本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文化趣味。不过对中国而言，国外精通中文的人才实在有限，任其自然是不行的。所以目前的策略上，我们不妨积极鼓励国外学者、国外出版社多翻译点中国名着，甚至可以给他们配备中方的顾问，或者中外合作翻译等，在国外的流通渠道出版，如此才能事半功倍。 我们需用更开阔的视野去理解中外文化传播，要看到，翻译之后，还有出版、传播、接受，最后才谈得上影响力。杨先生的贡献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有太多的事情有待我辈继续努力。 龚丹韵：让外国人来翻译，难免对中国文化有所误读。对我们而言也是如此，比如村上春树的小说换了一位译者，让读者们大为吃惊，与原来的风格感觉居然可以完全不同。翻译究竟该怎么处理文化之间的差异？ 谢天振：中国的翻译历史经过两个阶段：清末民初时，我们对西方了解太少，为适应国内读者的阅读习惯，采取的方法是“归化”。比如林纾翻译《福尔摩斯》时，说他“拂袖而去”，现在我们都知道西装袖口是做不出这个动作的。翻译中的这类扭曲，当时也无可奈何，必须先让中国人理解为先。鲁迅首先注意到这个问题，极力强调保持语言的原汁原味，可惜他的实践并不成功，但那种高瞻远瞩的眼光值得肯定。随着我们对西方文化了解愈深，新时期的翻译，追求的方法是“异化”，尽量把有差异的文化信息直接翻给中国读者。其实翻译永远不可能百分百契合原着。有一句名言：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 我曾对村上春树小说的第一个译者林少华说，“中国读者首先是通过你的翻译，接受了村上，喜欢上了村上，这就是你的贡献。”而现在，因为对村上有了一定的理解和兴趣基础，读者希望有更贴近原文的译文，这也是很正常的。翻译异域文化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有一个过程。我们了解西方文化用了100多年的时间，而西方对我们的了解才刚刚开始起步，不可能指望西方短时间内就能奉献出非常忠于原文的中国典籍译本。 龚丹韵：随着年轻人的外文水平普遍提高，网友们组成了各种翻译小组，第一手的外国文化作品，从小说、电影到电视剧等，大多经由这些“字幕组”先在网上流传，您对此怎么看？ 谢天振：我对年轻人参与翻译持肯定态度，社会对翻译的热情，有助于整体翻译水平的提高，人们会更了解翻译是怎么回事。上外高翻学院的学生中，最优秀的学员往往是非外语专业出身，反而外语专业的学生，局限于单纯的语言训练，缺少文化训练，知识面狭窄，视野不够开阔，在翻译上显示不出自己的优势。 现在翻译已经进入到一个职业化时代，充分利用因特网、电脑翻译软件，正是这个时代的一大特征。网上的字幕组也许还无意成为职业翻译，但是若干年后其中说不定也会冒出几个优秀的网络翻译家。 翻译本来就交汇着各种学科、各种专业，职业化时代的翻译更是一个开放的大平台，这样，翻译事业才会更加兴旺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