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为什么叛逃

A. 中国十大元帅有哪些人

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及叶剑英十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通称开国元帅、十大元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于1955年授予第一次国共内战、中国抗日战争、第二次国共内战中贡献良多的十位中国共产党军事领导人的最高军衔，依序为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及叶剑英十人。

1955年9月27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决议》。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颁发命令状，授予10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十大元帅”由此确立。

每位元帅授勋均为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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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定原因

第一，这十位元帅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时期重要武装起义的领导者或参加者。

第二，这十位元帅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各个时期的重要领导者。

第三，这十位元帅分别领导和指挥或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重要的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

第四，这十位元帅在授衔时的级别很高。

B. 各求各事各行各道 离凡离圣离因离果

语句离不开当时的语言环境，用在不同的场合，它的理解意义也不同。
通常可以理解为：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追求，每个人的追求不同，因此走的道路也不同；
儒家把人分为圣人和凡人，“圣人”指知行完备、至善之人，能给凡人指出千古不变的道理。凡人指普通大众。因果乃佛门用语，佛门讲因果，一切现在的存在，都是过去无量劫以来的因造成。因此下句意思是远离凡圣和因果是非，独自清修。

传说是毛主席得知林彪准备叛逃消息后写的，如果是这样的背景下，下句的“离”字可以理解为"背离" ：林彪的行径完全背离了广大人民群众和无产阶级的神圣事业，背离了事物发展的因果规律，逆历史潮流而动，必然没有好下场。意即既然没法挽救，随他去吧。

C. 林彪为什么是罪臣

因为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阴谋夺取单的最高统治权，是反革命分子，在1971年9月13日叛国北逃苏联，所以是罪人

D. 为什么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

这是林彪1971年叛逃时，毛泽东为了安慰自己说的话，林彪是毛泽东的爱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确立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但是据说林彪之子林立果心急，想篡位，在毛泽东的专列经过的铁路上安放了炸弹，结果专列爆炸，牵扯到林彪，林彪被迫叛逃，林彪的叛逃对毛泽东的打击很大，他甚至生了一场大病。所以毛泽东自己安慰自己说，天总是要下雨的，寡妇总不能一辈子守寡，总要有个人家的，林彪嫌毛泽东这个领导不好，他寻找新主子也在情理之中。就是这样。

E. 着名外交官的故事

周恩来的外交小故事
1
在一次招待会上，尼克松一次问周恩来总理：“总理阁下，中国好，林彪为什么提出往苏联跑？”周恩来回答：“这不奇怪。大自然好，苍蝇还是要往厕所跑嘛！”一位西方女记者对着话筒匆匆问道：“周恩来先生，可不可以问您一个私人问题？”“可以的。”周恩来微笑着回答。“您已经60多岁了，为什么依然神采奕奕，记忆非凡，显得这样年轻、英俊？”场内顿时响起了友善的笑声和议论声。这正是很多人都想知道的问题。周恩来温和地笑了笑，待场内安静下来，才声音宏亮地坦然回答：“因为我是按照东方人的生活习惯生活，所以我至今都很健康！”翻译流利地译出周恩来的话，整个大厅里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和喝彩声，各国记者无不为周恩来的巧妙回答所折服。
2
—次，他接见美国记者，对方不怀好意地问：“总理阁下，你们中国人为什么把人走的路叫马路呢?”他听后没有急于用刺人的话反驳，而是妙趣横生地说：“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之路，简称叫马路。”对方又问：“总理阁下，在美国，人们都是抬头走路，而你们中国人为什么都低着头走路呢?”他又微笑道：“这个问题很简单嘛，你们美国人走的是下坡路，当然要仰着头走路的，而我们中国人走的是上坡路，当然要低着头走路了。”廖廖数语，使对方哑口无言。
3
一位西方记者问周总理：“请问总理先生，现在的中国有没有妓女？”不少人纳闷：怎么提这种问题？大家都关注周总理怎样回答。周总理肯定地说：“有！” 全场哗然，议论纷纷。周总理看出了大家的疑惑，补充说了一句：“中国的妓女在我国台湾省。”顿时掌声雷动。
这位记者的提问是非常阴毒的，他设计了一个圈套给周总理钻。中国解放以后封闭了内地所有的妓院，原来的妓女经过改造都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位记者想：问“中国有没有妓女”这个问题，你周恩来一定会说“没有”。一旦你真的这样回答了，就中了他的圈套，他会紧接着说“台湾有妓女”，这个时候你总不能说“台湾不是中国的领土”。这个提问的阴毒就在这里。当然周总理一眼就看穿了他的伎俩，这样回答既识破了分裂中国领土的险恶用心，也反衬出大陆良好的社会风气和台湾的对比。哎呀，周总理考虑问题周密细致，同时又那么快速反应，你不佩服他也难啊！
4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时，设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门前的联合国旗降了半旗。自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先后去世，联合国还没有为谁下过半旗。一些国家感到不平了，他们的外交官聚集在联合国大门前的广场上，言辞激愤地向联合国总部发出质问：我们的国家元首去世，联合国的大旗升得那么高，中国的总理去世，为什么要为他下半旗呢？
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站出来，在联合国大厦门前的台阶上发表了一次极短的演讲，总共不过一分钟。他说：“为了悼念周恩来，联合国下半旗，这是我决定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她使用的人民币多得我们数不过来。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分钱存款！二是，中国有10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个孩子。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条，在他逝世之日，总部将照样为他降半旗。” 说完，他转身就走，广场上外交官各个哑口无言，随后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5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一个美国记者先是主动和周恩来握手，周总理出于礼节没有拒绝，但没有想到这个记者刚握完手，忽然大声说：“我怎么跟中国的好战者握手呢？真不该！真不该！”然后拿出手帕不停地擦自己刚和周恩来握过的那只手，然后把手帕塞进裤兜。这时很多人在围观，看周总理如何处理。周恩来略略皱了一下眉头，他从自己的口袋里也拿出手帕，随意地在手上扫了几下，然后——走到拐角处，把这个手帕扔进了痰盂。他说：“这个手帕再也洗不干净了！”
6
有一次周总理应邀访问苏联。在同赫鲁晓夫会晤时，批评他在全面推行修正主义政策。狡猾的赫鲁晓夫却不正面回答，而是就当时敏感的阶级出身问题对周总理进行刺激，他说：“你批评的很好，但是你应该同意，出身于工人阶级的是我，而你却是出身于资产阶级。”言外之意是指总理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说话。周总理只是停了一会儿，然后平静地回答：“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但至少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
——周总理不管在何种场合，遇到什么样的对手，都能唇枪舌箭，以超人的智慧，应酬自如，对手甭想占到便宜。他坦言“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出其不意地将赫鲁晓夫射出的毒箭掉转方向，朝赫本人射去。此言一出，立即在各共产党国家传为美谈。
7
九一三事件发生以后，苏联大使找到周总理，阴阳怪气地问道：“总理同志，听说最近中国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周总理平静地回答： “也没什么大事，只不过是森林里倒了一棵树；一棵树上落下一片叶子而已。”苏联大使故作关心地说：“据权威人士推测，此事对中国的影响极为不利呀!”总理答道：“恰恰相反，一颗毒瘤在肌体上自动消失，有百利而无一害。”苏联大使有些恼怒：“总理同志，有句话我早就想说了，你们在国际上口口声声骂我们是社会帝国主义，把我们说得比厕所还臭。既是这样，那么请问：你们的林副统帅在国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为什么偏要投奔我们苏联呢?”周总理冷笑道：“正因为厕所臭，苍蝇才喜欢那个地方。大使同志既然明白这个道理，又何必多此一问?”苏联大使被说得哑口无言。
——林彪叛逃苏联并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这个消息传出后，国际上一些敌对分子幸灾乐祸。中苏关系当时严重恶化，苏联大使和总理见面时存心想看好戏，让周总理难堪。他见兜圈子达不到目的，就摊出所谓的“王牌”，料想周总理一定无话可说，结果周总理反戈一击，苏联大使陷入十分狼狈的境地。
8
一位美国记者在采访周总理的过程中，无意中看到总理桌子上有一支美国产的派克钢笔。那记者便以带有几分讥讽的口吻问道：“请问总理阁下，你们堂堂的中国人，为什么还要用我们美国产的钢笔呢?”周总理听后，风趣地说：“谈起这支钢笔，说来话长，这是一位朝鲜朋友的抗美战利品，作为礼物赠送给我的。我无功受禄，就拒收。朝鲜朋友说，留下做个纪念吧。我觉得有意义，就留下了这支贵国的钢笔。”美国记者一听，顿时哑口无言。
9
一个西方记者说：“请问，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周恩来委婉地说：“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资金嘛?有18元8角8分。”当他看到众人不解的样子，又解释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面额为10元、5元、2元、 l元、5角、2角、 l角、5分、2分、1分的10种主辅人民币，合计为18元8角8分……” ——周总理举行记者招待会，介绍我国建设成就。这位记者提出这样的问题，有两种可能性，一个是嘲笑中国穷，实力差，国库空虚；一个是想刺探中国的经济情报。周总理在高级外交场合，同样显示出机智过人的幽默风度，让人折服。你说这样的问题事先怎么准备，没有雄辩的口才和飞速的思维怎么可能做到？
10
1945年重庆谈判时，国民党政府的谈判代表对以周恩来为首席谈判代表提出的和平协议难以接受。一官员恼羞成怒地对我方代表咆哮道：“对牛谈琴！”周恩来神态自若，不缓不慢地应了一句：“对，牛弹琴。”
——这位国民党官员说“对牛弹琴”意思是贬低共产党谈判代表的水平，而周恩来原话奉还，还是这四个字，只是在“对”字后停顿了一下，变成两个断句，把国民党官员的言论比作“牛弹琴”，你说绝不绝？

F. 方面有没有什么经典对话比如说记者问道外交官时

你好
周恩来的外交小故事
1
在一次招待会上，尼克松一次问周恩来总理：“总理阁下，中国好，林彪为什么提出往苏联跑？”周恩来回答：“这不奇怪。大自然好，苍蝇还是要往厕所跑嘛！”一位西方女记者对着话筒匆匆问道：“周恩来先生，可不可以问您一个私人问题？”“可以的。”周恩来微笑着回答。“您已经60多岁了，为什么依然神采奕奕，记忆非凡，显得这样年轻、英俊？”场内顿时响起了友善的笑声和议论声。这正是很多人都想知道的问题。周恩来温和地笑了笑，待场内安静下来，才声音宏亮地坦然回答：“因为我是按照东方人的生活习惯生活，所以我至今都很健康！”翻译流利地译出周恩来的话，整个大厅里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和喝彩声，各国记者无不为周恩来的巧妙回答所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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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他接见美国记者，对方不怀好意地问：“总理阁下，你们中国人为什么把人走的路叫马路呢?”他听后没有急于用刺人的话反驳，而是妙趣横生地说：“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之路，简称叫马路。”对方又问：“总理阁下，在美国，人们都是抬头走路，而你们中国人为什么都低着头走路呢?”他又微笑道：“这个问题很简单嘛，你们美国人走的是下坡路，当然要仰着头走路的，而我们中国人走的是上坡路，当然要低着头走路了。”廖廖数语，使对方哑口无言。
3
一位西方记者问周总理：“请问总理先生，现在的中国有没有妓女？”不少人纳闷：怎么提这种问题？大家都关注周总理怎样回答。周总理肯定地说：“有！” 全场哗然，议论纷纷。周总理看出了大家的疑惑，补充说了一句：“中国的妓女在我国台湾省。”顿时掌声雷动。
这位记者的提问是非常阴毒的，他设计了一个圈套给周总理钻。中国解放以后封闭了内地所有的妓院，原来的妓女经过改造都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位记者想：问“中国有没有妓女”这个问题，你周恩来一定会说“没有”。一旦你真的这样回答了，就中了他的圈套，他会紧接着说“台湾有妓女”，这个时候你总不能说“台湾不是中国的领土”。这个提问的阴毒就在这里。当然周总理一眼就看穿了他的伎俩，这样回答既识破了分裂中国领土的险恶用心，也反衬出大陆良好的社会风气和台湾的对比。哎呀，周总理考虑问题周密细致，同时又那么快速反应，你不佩服他也难啊！
4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时，设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门前的联合国旗降了半旗。自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先后去世，联合国还没有为谁下过半旗。一些国家感到不平了，他们的外交官聚集在联合国大门前的广场上，言辞激愤地向联合国总部发出质问：我们的国家元首去世，联合国的大旗升得那么高，中国的总理去世，为什么要为他下半旗呢？
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站出来，在联合国大厦门前的台阶上发表了一次极短的演讲，总共不过一分钟。他说：“为了悼念周恩来，联合国下半旗，这是我决定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她使用的人民币多得我们数不过来。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分钱存款！二是，中国有10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个孩子。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条，在他逝世之日，总部将照样为他降半旗。” 说完，他转身就走，广场上外交官各个哑口无言，随后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5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一个美国记者先是主动和周恩来握手，周总理出于礼节没有拒绝，但没有想到这个记者刚握完手，忽然大声说：“我怎么跟中国的好战者握手呢？真不该！真不该！”然后拿出手帕不停地擦自己刚和周恩来握过的那只手，然后把手帕塞进裤兜。这时很多人在围观，看周总理如何处理。周恩来略略皱了一下眉头，他从自己的口袋里也拿出手帕，随意地在手上扫了几下，然后——走到拐角处，把这个手帕扔进了痰盂。他说：“这个手帕再也洗不干净了！”
6
有一次周总理应邀访问苏联。在同赫鲁晓夫会晤时，批评他在全面推行修正主义政策。狡猾的赫鲁晓夫却不正面回答，而是就当时敏感的阶级出身问题对周总理进行刺激，他说：“你批评的很好，但是你应该同意，出身于工人阶级的是我，而你却是出身于资产阶级。”言外之意是指总理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说话。周总理只是停了一会儿，然后平静地回答：“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但至少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
——周总理不管在何种场合，遇到什么样的对手，都能唇枪舌箭，以超人的智慧，应酬自如，对手甭想占到便宜。他坦言“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出其不意地将赫鲁晓夫射出的毒箭掉转方向，朝赫本人射去。此言一出，立即在各共产党国家传为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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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三事件发生以后，苏联大使找到周总理，阴阳怪气地问道：“总理同志，听说最近中国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周总理平静地回答： “也没什么大事，只不过是森林里倒了一棵树；一棵树上落下一片叶子而已。”苏联大使故作关心地说：“据权威人士推测，此事对中国的影响极为不利呀!”总理答道：“恰恰相反，一颗毒瘤在肌体上自动消失，有百利而无一害。”苏联大使有些恼怒：“总理同志，有句话我早就想说了，你们在国际上口口声声骂我们是社会帝国主义，把我们说得比厕所还臭。既是这样，那么请问：你们的林副统帅在国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为什么偏要投奔我们苏联呢?”周总理冷笑道：“正因为厕所臭，苍蝇才喜欢那个地方。大使同志既然明白这个道理，又何必多此一问?”苏联大使被说得哑口无言。
——林彪叛逃苏联并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这个消息传出后，国际上一些敌对分子幸灾乐祸。中苏关系当时严重恶化，苏联大使和总理见面时存心想看好戏，让周总理难堪。他见兜圈子达不到目的，就摊出所谓的“王牌”，料想周总理一定无话可说，结果周总理反戈一击，苏联大使陷入十分狼狈的境地。
8
一位美国记者在采访周总理的过程中，无意中看到总理桌子上有一支美国产的派克钢笔。那记者便以带有几分讥讽的口吻问道：“请问总理阁下，你们堂堂的中国人，为什么还要用我们美国产的钢笔呢?”周总理听后，风趣地说：“谈起这支钢笔，说来话长，这是一位朝鲜朋友的抗美战利品，作为礼物赠送给我的。我无功受禄，就拒收。朝鲜朋友说，留下做个纪念吧。我觉得有意义，就留下了这支贵国的钢笔。”美国记者一听，顿时哑口无言。
9
一个西方记者说：“请问，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周恩来委婉地说：“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资金嘛?有18元8角8分。”当他看到众人不解的样子，又解释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面额为10元、5元、2元、 l元、5角、2角、 l角、5分、2分、1分的10种主辅人民币，合计为18元8角8分……” ——周总理举行记者招待会，介绍我国建设成就。这位记者提出这样的问题，有两种可能性，一个是嘲笑中国穷，实力差，国库空虚；一个是想刺探中国的经济情报。周总理在高级外交场合，同样显示出机智过人的幽默风度，让人折服。你说这样的问题事先怎么准备，没有雄辩的口才和飞速的思维怎么可能做到？
10
1945年重庆谈判时，国民党政府的谈判代表对以周恩来为首席谈判代表提出的和平协议难以接受。一官员恼羞成怒地对我方代表咆哮道：“对牛谈琴！”周恩来神态自若，不缓不慢地应了一句：“对，牛弹琴。”
——这位国民党官员说“对牛弹琴”意思是贬低共产党谈判代表的水平，而周恩来原话奉还，还是这四个字，只是在“对”字后停顿了一下，变成两个断句，把国民党官员的言论比作“牛弹琴”，你说绝不绝？

G. 周恩来机智巧答的故事

一次理发师为周总理刮脸时，总理咳嗽了一声，刀子不小心把他的脸刮破了。理发师十分紧张，不知所措。周总理和蔼地说：“不用着急，这不能怪你，我咳嗽前没有向你打招呼，你怎么知道我要动呢？”这桩小事，使我们从周总理身上看到了一种美德——宽容。
1、周总理VS基辛格

1971年，基辛格博士为恢复中美外交关系秘密访华。在一次正式谈判尚未开始之前，基辛格突然向周恩来总理提出一个要求：“尊敬的总理阁下，贵国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发掘成果震惊世界，那具女尸确是世界上少有的珍宝啊！本人受我国科学界知名人士的委托，想用一种地球上没有的物质来换取一些女尸周围的木炭，不知贵国愿意否？”
周恩来总理听后，随口问道：“国务卿阁下，不知贵国政府将用什么来交换？”基辛格说：“月土，就是我国宇宙飞船从月球上带回的泥土，这应算是地球上没有的东西吧！”
周总理哈哈一笑：“我道是什么，原来是我们祖宗脚下的东西。”基辛格一惊，疑惑地问道：“怎么？你们早有人上了月球，什么时候？为什么不公布？”
周恩来总理笑了笑，用手指着茶几上的一尊嫦娥奔月的牙雕，认真地对基辛格说：“我们怎么没公布？早在5000多年前，我们就有一位嫦娥飞上了月亮，在月亮上建起了广寒宫住下了，不信，我们还要派人去看她呢！怎么，这些我国妇孺皆知的事情，你这个中国通还不知道？”周恩来总理机智而又幽默的回答，让博学多识的基辛格博士笑了
2、周总理VS美国记者1

50年代，有一次，周恩来和一位美国记者谈话时，记者看到总理办公室里有一支派克钢笔，便带着几分讽刺，得意地发问：“总理阁下，也迷信我国的钢笔吗？”周恩来听了风趣地说：“这是一位朝鲜朋友送给我的。这位朋友对我说：“这是美军在板门店投降签字仪式上用过的，你留下作个纪念吧！”我觉得这支钢笔的来历很有意义，就留下了贵国的这支钢笔。”美国记者的脸一直红到了耳根。
3、周总理巧对毛泽东

1960年5月，毛泽东、周恩来一行视察长沙，工作之余，到江边散步。遥望橘子洲头，百舸争流，万帆竞发，毛泽东逸兴遄飞，口占一上联：“橘子洲，洲旁舟，舟行洲不行”，此联动静相对，意境悠远，三个断句，两处“顶针”，“洲”和“舟”又是谐音，应对难度极大。毛泽东对身边的周恩来说：“恩来，我一时江郎才尽，请你来个锦上添花如何？”周恩来才思敏捷，熟谙地理，了解长沙竟于百步之内得佳句：“天心阁，阁中鸽，鸽飞阁不飞。”天心阁系长沙市内一景，与橘子洲相对。即工整又流畅，整个对联浑然一体，两位伟人相对而笑。

4、周总理VS美国记者2

一次，周恩来接见的美国记者不怀好意地问：“总理阁下，你们中国人为什么把人走的路叫做马路？”他听后没有急于用刺人的话反驳，而是妙趣横生地说：“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之路，简称马路。”这个美国记者仍不死心，继续出难题：“总理阁下，在我们美国，人们都是仰着头走路而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低头走路，这又怎么解释呢?”周总理笑着说：“这不奇怪，问题很简单嘛，你们美国人走的是下坡路，当然要仰着头走路了，而我们中国人走的是上坡路，当然是低着头走了。”记者又问：“中国现在有四亿人，需要修多少厕所？”这纯属无稽之谈，可是，在这样的外交场合，又不便回绝，周总理轻轻一笑回答到：“两个！一个男厕所，一个女厕所。”
5、周总理VS“纳粹”

50年代初，有一次周总理在中南海勤政殿设宴招待外宾。客人们对中国菜的花样之繁多，风味之独特，味道之鲜美都赞不绝口。这时，上来一道汤菜，汤里的冬笋、蘑菇、红菜、荸荠等都雕刻成各种图案，色、香、味俱佳。然而，冬笋片是按照民族图案刻的，在汤里一翻身恰巧变成了法西斯的标志。贵客见此，不禁大惊失色，忙向周总理请教。对于这个问题，周总理也感到十分突然，但他随即泰然自若地解释道：“这不是法西斯的标志!这是我们中国传统中的一种图案，念‘万’，象征‘福寿绵长’的意思，是对客人的良好祝愿!接着他又风趣地说：“就算是法西斯标志也没有关系嘛!我们大家一起来消灭法西斯，把它吃掉!”话音未落，宾主哈哈大笑，气氛更加热烈，这道汤也被客人们喝得精光。
6、周总理VS赫鲁晓夫

周总理在几十年的外交生涯中，一直以德高望重，幽默风趣着称，不管在何种场合，遇到什么样的对手，周总理都能唇枪舌箭，以超人的智慧，应酬自如，对手甭想占到便宜。有一次周总理应邀访问苏联。在同赫鲁晓夫会晤时，批评他在全面推行修正主义政策。狡猾的赫鲁晓夫却不正面回答，而是就当时敏感的阶级出身问题对周总理进行刺激，他说：“你批评的很好，但是你应该同意，出身于工人阶级的是我，而你却是出身于资产阶级。”言外之意是指总理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说话。周总理只是停了一会儿，然后平静地回答：“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但至少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出其不意地将赫鲁晓夫射出的毒箭掉转方向，朝赫本人射去。据说，此言一出，立即在各共产党国家传为美谈。
7、周总理VS米高扬

有一次，周总理从日内瓦开会回来顺道访问莫斯科。在为他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他用英语向苏联人祝酒。这时米高扬(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抱怨道：“周，你为什么不说俄语?你的俄语很好嘛!”这句话显然是很不友好的。周总理的方法是先不予理睬，他仍用英语回答说：“米高扬，该是你学习汉语的时候了。”以促米高扬说出不学汉语的原因。米高扬果然上钩，抱怨说：“汉语太难学了。”此话一出，周总理马上轻快地说：“没关系，下回到我们使馆来，我们将非常高兴地教你。”一下子将米高扬置于一种学生的地位
8、周总理VS国民党政府
有一次，周恩来总理同国民党政府谈判。在我方义正词严面前，对方不但不接受，反而说同我方谈判是“对牛弹琴”！周恩来总理当即灵机一动，利用对方抛来的词语，将计就计，巧妙地回敬了对方：“对！牛弹琴！”在这里，周恩来总理把对方抛来的”对牛弹琴”这个成语巧妙地进行了结构上的调整，变成了一个内涵丰富的“对！牛弹琴！”，从而既摆脱了困难，又迫使对方陷入无地自容的窘境。
9、周总理VS印度

1960年4月下旬，周恩来总理与印度谈判中印边界问题，印方提出一个挑衅性问题：“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吗？”周恩来总理说：“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远的不说，至少在元代，它已经是中国的领土。”
对方说：“时间太短了。”
周恩来总理说：“中国的元代离现在已有700来年的历史，如果700来年都被认为是时间短的话，那么，美国到现在只有100多年的历史，是不是美国不能成为一个国家呢？这显然是荒谬的。”
印方代表哑口无言。
在周恩来的反驳中，用了两个对比性材料来否定对方的观点。700年与100年相比较，你要否认700年而承认100年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其结果是承认100年就得承认700年这个事实。对比在这里产生了巨大的力量。
10、周总理VS西方记者

一次记者招待会，周恩来总理介绍我国建设成就。一个西方记者问：“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这涉及到国家机密，不可能直言相告。总理眉头一皱，很快答道：“有18元8角8分。”在场的人全都愕然。总理解释说：“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面额为10元、5元、2元、1元、5角、2角、1角、5分、2分、1分，共十种主辅人民币，合计为18元8角8分。中国人民银行有全国人民作后盾，信用卓着，实力雄厚，人民币是世界上最有信誉的一种货币。”话音刚落，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总理有意回避问题的实质，以“总面额”替代“总金额”，于是堵了外国记者的口，又不损害招待会和谐的气氛。运用曲解，使语言犀利而风趣，充分表现出他过人的应变能力和高超的语言艺术。

H. 如何成为一个最好的执行者

最好的执行者与一般执行者很大的一个区别在于：一流的下级总能提醒上级，末流的下级总要上级提醒。

一般执行者的想法是：既然是领导，做的决定肯定是正确的，我只要照着去做就行了；即使觉得有什么不妥当，也是领导说的，就算出了差错，也不是我的责任，我何必多事?领导都没有想到，我怎么可能替他想到?

但是，一个最好的执行者，不仅不需要领导来提醒，而且总会想到领导前面——上级想到的自己当然要想到，上级没有想到的，也要主动替他想到。

有一次，一位培训界的同行向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他经常要出差，一忙或者一着急，就容易忘记带一些东西，如名片、资料和相机等。为此，他跟秘书说，记得提醒他一下，免得耽误事情。

秘书老是不记得提醒，后来终于学会提醒了，但是执行起来，往往又很不到位。

有一天，他在北大高级总裁班讲课，下午讲完课后就直接去机场，到外地出差。

中午时，他接到秘书发来的短信，上面写着：“您下午要出差，别忘了带名片、资料和相机。”

一经提醒，这位老师一想糟了，相机在家中，又忘带相机了。可等讲完课再回去拿相机已经没有时间了，只好就不带了。

尽管是一件小事情，但也能反映一个员工的执行能力。这位老师感慨地说：“如果是一个合格的执行者，她完全应该熟悉我的日程安排，提前一天提醒我：‘您明天就要出差了，如果现在方便的话，请把需要带的资料、名片和相机放到包里，以免忘记。’有了这样的提醒，我还会忘记带相机吗?”

很多下属都有一个错觉，领导哪会有什么想不到的事情。可别忘了，领导不是神，也有考虑不周全时，也有需要你提醒的地方。

不要说普通人需要提醒，就算是非常杰出的人，有时候也需要下级帮他把关。担任过周总理秘书的纪东，在他所写的《难忘的八年——周恩来秘书回忆录》中写了这样一个故事。

1971年，林彪“九·一三”叛逃事件发生后一个月左右，一天上午，周总理在连续工作了17个小时之后，离开办公室去卧室办公。

不久，总理打电话让他过去一下。他以为总理要安排任务，像往常一样拿着本子和笔，迅速赶过去了。

但出乎意料的是，总理并没有交代他办理任何事情，只是很郑重地看着他说：“我要跟你说一件事情。”

然后，总理拿起一个大信封，对他说：“你看，我写错了一个信封。”

他接过信封一看，只见上面写着：“呈主席、林副主席批示周恩来某年某月。”

林彪叛逃之前，总理给毛主席和作为当时党中央副主席的林彪写报告，通常都是这么写的。但当时林彪已经叛逃，再这样写就是大错误。

由于连续工作了那么长的时间，在极度疲劳下，写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总理在叮嘱他把信封销毁的同时，还特意提醒他：“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你，让你知道，注意以后要帮我把关。”

按照一般人的想法，写错了信封，自己把它销毁就行了，总理为什么还要特意把秘书叫过来，郑重其事地嘱咐一番呢?因为即使是领导，即使平时考虑得再周全再细致，也难免有在特殊情况下疏忽的时候，这时候就尤其需要下级能够替自己把关。

这个故事给所有执行者一个警示：即使像周总理这样的伟人，有时候也需要下级提醒和把关，更何况是我们的上级呢?这就更需要我们多考虑一点，甚至想到领导的前面。

——引自延边人民出版社《开创智慧人生的九大法则》

I. 十年动乱的十年动乱 - 历史是公正的审判官

全国性的大动乱继续发展。所谓的“二月逆流”黑干将，不断受到批判、声讨。1969年2月初，毛泽东提出，要让一些老同志到“六厂二校”去蹲点，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徐向前被指定去了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厂。
这是一幢二层楼的宿舍。徐向前和一些接受“再教育”的老人，分别住在楼上、楼下。铺盖是随身带的，睡的是单人床。冬天还没过去，夜晚寒气袭人，往往不能成眠。徐向前患着病，和工人们吃一样的饭食，还要到车间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工厂开批判大会要参加，车间的批判会也要参加。
这时，在“二七”厂参加“接受再教育”的还有王恩茂、廖志高、江渭清、江华、朱德海等，住在徐向前的楼下。大家看到徐向前瘦弱的身体，上下楼步履艰难，都暗暗为老帅的健康耽心。每天见了面，总要问候几句。徐向前笑笑说：“没什么，这样很好嘛，你们都要注意保重。”过普通工人的生活，大家看来，太委屈老人了。但是，徐向前过惯了艰苦朴素的生活，并不觉得有什么难熬。
在“文化大革命”动乱的日子里，徐向前仍把心思放在国家的经济复兴和军队安定上，虽然被指责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一次次受到批判，但他始终认为，要稳定军队，要注意国家的经济建设，要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他和工人、干部交谈时，总是鼓励大家要把生产搞好。一位老工人回忆起徐向前等人在那里“接受再教育”的情景时说：“他们以自己的行动，深深地教育了我们工人！”
在“蹲点”后期，周恩来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让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四位老帅成立一个“国际形势研究组”。组长陈毅虽然受到批判，还是以饱满的热情，每周在中南海紫光阁召集大家开一次讨论会。老帅们每次坐到一起，谈笑风生，忘却了对他们的种种指责。他们看材料，交换思想，以他们丰富的经验和高瞻远瞩的胸怀，分析研究世界局势。这种座谈会召开了许多次。经过认真讨论，最后写出了《对国际战争形势的分析》；针对苏军人侵珍宝岛事件，写出了《从世界森林中看一棵珍宝树》等报告，以精僻的见解，分析了中国的实际情况，以及美苏之间的矛盾，提出国防建设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
1969年4月1日，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会议的议程，本来是讨论“修改党章、召开四届人大”等问题，但在这次大会上，林彪、江青一伙却借机批判“二月逆流”。在选举“九大”代表时，中央碰头会议成员作为当然代表，而与“二月逆流”有关的几位老共产党员，经毛泽东提名，下面非选不可，才当上了代表。上海的代表，专门带了材料来批陈毅。朱德在会上几次检讨过不了关，最后还是毛主席说了话才算罢休。徐向前和叶剑英分在军队的一个组，两人轮番受批判。会上，有人公然指着徐向前说：“你态度不老实，我们要做你的喷气式。”逼着徐向前承认是“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和其他一些莫须有的事情。徐向前只回答一句话：“总要实事求是嘛！”他的沉默和冷语是最好的回答。
大会在选举中央委员时，林彪、江青一伙又践踏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玩弄阴谋诡计，对几位老革命家，采取各组分配票数，指定人投票，以达到控制不准超过得票半数太多的目的。1500名代表的大会，徐向前得票最少，只有808票。徐向前回家后苦笑着说：“我得了五个鸡蛋。”林彪的政治报告和“九大”结束的公报，又公开批判“二月逆流”是“党内最大的一次反党活动”，是“为刘邓翻案”，是“破坏新生的红色政权的反党夺权阴谋”等等。“九大”闭幕后，全国各地传达“九大”会议精神时，都批判“二月逆流”的“错误”，点名批判陈毅、徐向前等人是“老右”、“老机”、“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黑干将。然而，错误的批判和咒骂无损于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声誉。在共产党内和人民群众中正直的人们，都从心底热爱着这些老革命家。
“九大”之后，徐向前又返回“二七”厂，继续“接受再教育”。10月20日，中苏两党决定会谈，接着，两国总理在北京会晤。10月17日，林彪借口防止敌人搞突然袭击，要加强战备，快速疏散人口，遂发出反革命政变预演的第一号号令。借机将几位老帅、副总理等，从北京“疏散”到外地。
所谓的一号号令——“紧急通知”，作为国家元帅和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的徐向前，事先什么情况也不知道。他于10月18日接到“疏散”通知，要他去河南开封，20日晚就离开了北京。到达郑州时，有关单位还没来得及安排住地，在一个招待所暂住一晚上，第二天才移到开封军分区一个师团干部休养所。徐向前到开封的第二天，《开封日报》上便披露出“二月逆流”黑干将到了开封的话。徐向前到开封，当地负责接待的单位是按照“不冷不热，偏重于冷”的规格对待的。在此期间，因为房子改装暖气，徐向前一度移居到一家银行的楼上。楼下，有一间阴暗的屋于，没人居住。徐向前后来才知道“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被囚禁死在那里。
徐向前被“疏散”在开封一年半之久。当地冷淡他，北京也很少有人过问他，和许多被“疏散”的老革命家一样，他每日每时思虑的是：国家的前途，军队的命运，人民的生活。他期待着什么，又耽心着一切。孩于们受他的牵连，也遭厄运。女儿徐鲁溪在大学里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小女儿徐小涛才18岁，当兵没单位接收，去建设兵团也不要。后来走了“后门”，才当上内蒙生产建设兵团军垦战士。老人心里牵挂她们啊！1970年8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徐向前上庐山参加会后，又回到开封。1971年4月8日，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军队中几位老帅，才陆续由外地被接回北京。徐向前是被“疏散”的人中最后一个回北京的。
从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至庐山会议，在5年的大混乱中，徐向前经历了建国以来空前的一场灾难。他莫明其妙地被推进了全军文革小组，很快又陷入了受批判的大包围。先后3次被抄家，多次受围攻，又从“接受再教育”被迫“疏散”到河南。他和许多老革命家一样，精神、身体上受到了极大的压抑摧残。但是，他对革命事业始终怀着无限的希望。他光明磊落，“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
历史是无情的，历史是公正的审判官。1971年9月13日，林彪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彻底败露，折戟沉沙，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沙漠上。这一事件犹如在中国上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全国上下，大感意外，无不惊喜林彪终于自食其果，人民拍手称快。
“九·一三”事件后的第一天，三座门会议室里充满了严肃的气氛。工作人员听说很久没有露面的老帅们都要来开会，觉得这个会非同寻常。黄永胜一反常态，早早地站在门口迎候老帅。徐向前走进来，黄永胜迎上去问好。老帅面无表情，不予理睬。聂帅来了，黄永胜急忙迎上去，并解释说在北戴河没有去看老帅。聂帅说：“划清界限嘛！”黄永胜十分尴尬、狼狈。
会议由黄永胜传达中央第57号文件，通报林彪叛逃，机毁人亡。黄永胜作贼心虚，浑身颤抖，念文件语不成句，只好由别人代读。
自从批判“二月逆流”以来，老帅们难得相聚。这天相逢，格外高兴。又闻林彪自我爆炸，更是内心喜悦。一向豪爽的陈毅老总提议，就地摆宴，举杯相庆。这时，陈老总已身患重病，老帅们关心他的健康，纷纷劝说作罢。
会议一结束，黄永胜的司机习惯地第一个把车子开到了门口。黄永胜急得大声叫喊：“开走，开走，让老帅们先走！”司机被弄得莫名其妙。
“疾风知劲草”。毛泽东主席在斗争中识别了林彪，也理解了包括徐向前在内的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他逐步起用一些老革命家，亲自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并为“二月逆流”平了反。特别是请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并在中南海接见了各位老帅。毛主席握着徐帅的手，满怀深情地连声说：“好人！好人！”
1972年，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群众都觉得徐向前等几位老帅会进政治局，有的还买了鞭炮，准备庆祝。结果大出意料，徐向前等几位老帅们又一次被排斥在政治局之外。
周恩来总理带病支撑着困难的局面。他为老帅们能出来工作花费了许多心思。在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徐向前参加了频繁的国务活动。
接待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是徐向前复出后第一项工作。西哈努克亲王在1971年出国访问，国内发生了政变。在困境中，他来到中国，受到中国政府高规格的接待。周恩来总理亲自参加接待工作，并请德高望重的领导人陪同他。从1972年到1974年，徐向前承担了陪同西哈努克亲王的任务。先是于1972年5月，陪同西哈努克亲王访问中国东北，到了丹东、沈阳、抚顺、大连、鞍山、长春、吉林、哈尔滨、大庆等地，历时近一个月。又于7月，访问了山东济南和青岛，所到之处，受到数十万群众的盛大欢迎。1973年11月2日，徐向前和夫人黄杰专程到广州，迎接西哈努克亲王的母亲哥沙曼王后。1974年10月8日徐向前又和黄杰一起参加了周总理为庆祝西哈努克亲王52岁生日举行的宴会。西哈努克亲王在为柬埔寨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斗争中，把中国政府和人民作为忠实的朋友，和徐向前结下了难忘的友谊。
1973年5月，徐向前受周总理委托，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使，出访斯里兰卡，出席中国援建的班达拉奈克国际会议大厦落成典礼。把国际会议大厦的金钥匙，移交给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班达拉奈克夫人为此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国际会议大厦成为中斯友谊的象征，屹立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
1973年7月10日，阿尔巴尼亚建军30周年。这时，中阿两党已出现分歧，但尚未公开。周总理从多做团结工作，维护中阿友谊的愿望出发，拟派一高级军事代表团前往地拉那参加庆祝活动。周总理提议徐向前为代表团团长。叶剑英也十分重视徐向前这次出访，并向徐帅开玩笑说：“我给你派一架最好的飞机。”徐向前肩负重任，飞赴阿尔巴尼亚，受到了热情欢迎。徐向前的阿尔巴尼亚之行，既坚持了原则，又注意了团结，圆满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
从1972年到1975年，徐向前还先后参加接待了赞比亚副总统齐纳、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塞拉利昂总统史蒂文斯、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尼日尔爾利亚总统戈翁、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南也门总统委员会主席鲁巴伊、加蓬总统邦戈。
徐向前一方面为国事忙碌，另一方面又为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担忧。他和夫人黄杰对江青一伙的胡作非为深恶痛绝，有时也和亲密的战友谈谈自己的忧虑。特别是在邓小平被第二次打倒，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毛泽东主席相继去世之后，徐向前的这种忧虑日深，常常夜不能寐。
“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顺应全国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四人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及其同伙，终于被押上了审判台。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1981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75岁高龄的徐向前，又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他望着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欢腾的群众队伍，仿佛觉得中国人民获得了第二次解放，看到了劫难后的新中国的光明前景。

J. 九一八事件中机毁人亡的人物是谁

林彪及其家人，还有跟随他的人。
1971年9月13日凌晨，林彪带着叶群等人仓皇从山海关海军机场强行起飞，要叛逃国外。此举立即震惊了党中央，周恩来亲自在人民大会堂指挥，并派出李德生、纪德奎等人坐镇空军各要害部门。最后，林彪等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机上的所有人员，包括林彪夫妇，无一生还。
林彪机组的潘景寅等四人，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其性质被认定为正常死亡。解放军总政治部的证明书中写的是“随飞机坠毁死亡”——即鉴于当时的特殊情况和事实，既没认定他们是跟随林彪叛逃，是“叛徒”，也没认定是以身殉职的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