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地理科学专业可写的论文题目
人文方面：如某省的城市化进程和特征；
中国粮食生产布局的空间变化研究
城市与城市间投资环境比较研究
中国小城镇发展中的问题与对策
某地投资环境评价研究
某某省人口的主要问题及对策研究
某某省人口产业结构研究
某地乡村旅游开发研究
旅游商业化对目的地的影响—以某某镇为例
自然方面：气象和气候的分析、某地区的地质水资源的分布和利用等等
还可以写地理教材改革和地理教师和学生方面的论题
⑵ 怎样写高一地理小论文，关于人口的，500字以上
中国是一个经历了人口迅速转变的人口大国，也是一个正处于经济迅速发展和社会、文化巨大变革的发展中国家，同时还是一个生态环境处于敏感时期的国度，在这样一个国家的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其人口问题的研究因而也具有了世界意义和世纪意义。
从本质上讲，人口问题是指人口过程内部以及人口过程与其它社会、经济或自然过程之间出现的矛盾或者失衡，并导致了不利后果或负面影响。严格来讲，所谓人口问题应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人口过程内部出现的矛盾或者失衡；另一类是由于某种人口现象或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某个(些)方面产生了矛盾或者失衡。后一类问题的出现则有三种情况：其一，主要是由人口变动或人口现象导致的，我们可称其为人口主因的社会、经济或环境问题；其二，人口作为次要因素和其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我们可称其为人口次因的社会、经济或环境问题；其三，是由于社会、经济、或生态环境条件变化导致的人口过程内部的失衡，我们可称其为社会、经济或生态环境主因的人口问题。其中，第一种和第二种情况是人口相关问题，本质上属于社会、经济或环境问题，而第三种情况和前述第一类问题则属于人口问题。正确认识人口问题的本质，将直接影响到我们对21世纪中国面临的主要人口问题的准确判断，以及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的制定及其执行效果。
21世纪中国面临的人口问题和人口相关问题将会更加复杂和多变，其影响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都将更加凸显。面对这种形势，一方面，我们需要树立正确的人口价值观和科学的认识论，坚持人口问题和人口相关问题研究的综合性、实证性、社会性和微观化；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拥有一支专业复合型的人才，并吸引更多的相关学科领域的学者加入人口问题和人口相关问题的研究，各相关学科领域学者在共同研究中的互补、互动将会成为21世纪中国人口科学研究的重要特色。
⑶ 关于人口的论文怎么写，是地理老师布置的，教教我，
是论文当然首先要提出论点！你可以论述有关人口分布特点的，经济发展对人口分布的影响什么的，还有像人口聚居区的民族特点，风俗习惯都可以写！确定了论点就要论证了！当然一般采用的是举例论证！你可以搜集一些相关的资料整理一下就可以了！呵呵…我的能力有限，就能帮你这些了！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⑷ 地理人口论文如何写
范围太大，先从各个大洲的人口进行分析，然后再分析每个大洲各个国家的人口，最好分析各个国家的地区之间的人口特点及差异，当然论文最好结合历史及气候等各方面的因素进行分析。个人拙见，呵呵。
⑸ 关于地理论文题目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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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 求一篇以人口分布与地理环境为主题的小论文 要 河南 新乡的 河南的也行
河南位于黄河中下游，东接安徽、山东，北界河北、山西，西连陕西，南临湖北，呈望北向南、承东启西之势。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发源地。2000多年前，为中国九州中心之豫州，故简称“豫”，且有“中州”、“中原”之称。
河南位于我国中部偏东、黄河中下游，处在东经110°21′ ～116°39′，北纬31°23′～36°22′之间，与冀、晋、陕、鄂、皖、鲁6省毗邻,东西长约580公里，南北跨约550公里。全省土地面积16.7万平方公里，在全国各省市区中居第17位。
河南正处于我国第二阶梯向第三阶梯的过渡地带，位置适中。河南在全国的版图上，从政区和交通地位来看，占着居中的地位。以河南为中心，北至黑龙江畔，南到珠江流域，西到天山脚下，东抵东海之滨，大都跨越两至三个省区。若以省会郑州为中心，北距京津唐，南下武汉三镇，西入关中平原，东至沪、宁、杭等经济发达地区，其直线距离大都在600—800公里之内。在历史上，河南一向是我国人民南来北往、西去东来的必经之地，也是各族人民频繁活动和密切交往的场所。现代的京广、京九、焦枝、陇海、新菏等铁路干线纵横交织于河南，这种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方便的交通条件，更加密切了河南与全国各地的联系。因此，无论从与全国经济联系考虑，还是从相邻省区经济技术交流着想，河南均处于中心位置。在当前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发中西部地区的形势下，对全国经济活动中的承东启西，通南达北的重要作用是其它省区不可比拟的。
气候特点 河南地处北亚热带和暖温带地区，气候温和，日照充足，降水丰沛，适宜于农、林、牧、渔各业发展。其特点为：其一，过渡性明显，地区差异性显着。河南处于中纬度地带，我国划分暖温带和亚热带的地理分界线秦岭淮河一线，正好穿过境内的伏牛山脊和淮河干流。此线北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半干旱地区，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70％，此线以南为亚热带湿润半湿润地区，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30％，气候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点。全省由于受季风气候的影响，加上南北所处的纬度不同，东西地形的差异，使河南的热量资源南部和东部多，北部和西部少，降水量南部和东南部多，北部和西北部少，气候的地区差异性明显。其二，温暖适中，兼有南北之长。河南气候温和，全省年平均气温12．8-15．5℃，冬冷夏炎，四季分明，具有冬长寒冷雨雪少，春短干旱风沙多，夏日炎热雨丰沛，秋季晴和日照足的特点。河南处于暖温带和亚热带的过渡地带，南北两个气候带的优点兼而有之，具有南北之长，有利于多种植物的生长。其三，季风性显着，灾害性天气频繁，河南西靠广阔的欧亚大陆，东近浩瀚的太平洋，冬夏海陆温差显着，风向随季节变化明显。季风气候对农业有利的方面是主导的，但也有其不利的一面，主要在于它的不稳定性，具体表现在年降水量的时空分布不均，往往全年的降水量主要集中在夏季，约占全年降水量的45-60％，降水的不稳定性极易引起旱涝灾害。
地貌特征,河南地质条件复杂，地层系统齐全，构造形态多样，是我国地质条件比较优越的省区之一。河南的地貌主要有两个特点：其一，地势西高东低，东西差异明显。河南位于我国第二级地貌台阶和第三级地貌台阶的过渡地带。西部的太行山、崤山、熊耳山、嵩山、外方山及伏牛山等属于第二级地貌台阶，东部的平原、南阳盆地及其以东的山地丘陵，则为第三级地貌台阶的组成部分。河南地势的总趋势为，西部海拔高而起伏大，东部地势低且平坦，从西到东依次由中山到低山，再从丘陵过渡到平原。河南最高处与最低处相差2390．6米，正是这样的地势，使河南境内较大的河流，大都发源于西部山区。其二，地表形态复杂多样，山地、丘陵、平原、盆地等地貌类型齐全。河南地貌形态复杂多样，境内不仅有绵延高峻的山地，也有坦荡无垠的平原，既有波状起伏的丘陵，还有山丘环抱的盆地。多种多样的地貌类型，为河南农林牧和工矿业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河南山脉集中分布在豫西北、豫西和豫南地区，北有太行山、南有桐柏山、大别山、西有伏牛山。河南的丘陵多数是低山经过长期风化剥蚀的石质丘陵，有些是黄土高原经流水切割而形成的黄土丘陵，丘陵与山地往往相伴而分布，主要集中分布在豫西北少数地区、豫西山地东缘和豫南东部边缘地带。河南平原广布，辽阔坦荡。省内中部、东部和北部平原由黄河、淮河和海河冲积而成，亦称黄淮海平原，西起太行山和豫西山地东麓，南至大别山北麓，东面和北面至省界，面积广阔，土壤肥沃，是我国重要的农耕区。西南部为南阳盆地，具有明显的环状和阶梯状地貌特征，面积约2．6万平方公里，是河南最大的山间盆地；盆地中部地势平坦，水热资源丰富，多种植物均可在此生长发育。
地质土壤 河南省由于气候、地貌、水文等自然条件的影响，加以农业开发历史悠久，因而土壤类型繁多，其分布情况如下：
京广线以东，沙、颍河以北的广大黄河、海河冲积平原，是河南分布面积最大的潮土区，山丘区较大河流的河滩地一般也是潮土分布区。河南的潮土可分为砂土、淤土、两合土3个土属。砂土主要在黄泛上游和主泛道附近，淤土在下游或河间地带的静水沉积区，两合土则介于两者之间，这些地区因耕垦历史久，一般有机质缺乏，自然肥力不高，因为漏水漏肥，灌溉指标和施肥水平都要较高的标准。
沙、颍河以南的淮北平原和南阳盆地唐、白河两岸的南阳、唐河、新野、邓州等是砂疆黑土分布区，这些地区土质粘重，水分物理性差，排水不良，下部常有砂疆阻隔，但有机质较高，有较大的潜在肥力。
黄河两岸的新乡、商丘、开封、濮阳等4地区的部分县是盐碱土的分布区。由于含盐量过高，影响农作物的生长，重度盐碱土则寸草不生，成为盐碱荒地。建国初期盐碱地面积约600多万亩，后因灌溉不当，1961年发展到1300多万亩，70年代后大力推行挖沟排水等措施，目前已降到约400万亩。
淮河以南的洪积倾斜平原，淮河北岸的淮滨、息县、正阳及省境内的唐、白河下段河流两侧等地区有水稻土的分布。总的来说，河南省水稻土有机质含量较低，耕层欠松宣，其肥力水平不及长江下游的水稻土，但仍是河南的高产土壤之一。
豫西的黄土丘陵的白土阶地和缓丘上中部的立黄土、低山丘陵区位置较高处的红粘土、太行山及伏牛山东侧向潮土过渡地区的油黄土等，都是褐土类的土属。这些地区有些肥力尚好，有些则属瘠旱薄地，但水土流失严重，是需要采取水保措施的主要土类。
由秦岭入河南段（灵宝南部）起，东到嵩山、东南到方城北，熊耳山、嵩山和伏牛山2支层叠的中山山地，太行山的中山山地均分布着棕壤。这些地区层厚变化大，一般土层较薄，是林业用地，宜控制开垦、合理利用。
豫西低山与丘陵的南坡和大别山北坡，或称坡积侵蚀缓岗坡地，发育有黄棕壤。是河南亚热带林木，特别是茶叶、油桐等经济林木的适宜土壤。但这种低山丘陵风化严重，水土流失较厉害。此外在南阳盆地和信阳地区的低丘岗地上，由黄棕壤或黄褐土经耕种熟化而来的黄刚土亚类，是旱地土壤，土质粘重，干时坚硬易于龟裂，通气性能不良，有机质含量偏少，易旱易涝，是河南低产土壤之一。
综上所述，河南的土壤大类型有黄棕壤、棕壤、褐土、潮土、砂疆黑土、盐碱土和水稻土7种。若以质地分类，它们占总耕地的百分比是：粘质47．1、沙质19．9、壤质15．1、沙壤质底层加胶泥14．0、砾质3．9。
截止2001年底，全省辖17个省辖市，1个省直管市，21个县级市，48个市辖区，89个县，2123个乡镇，4.80万个行政村。省辖市为：郑州、开封、洛阳、平顶山、安阳、鹤壁、新乡、焦作、濮阳、许昌、漯河、三门峡、南阳、商丘，省辖地区为：周口、驻马店、信阳，省直管市为济源市。
⑺ 高一地理人口小论文，800字左右
迄今为止，中国社会是一个差异性极大的社会。此种差距已有长久的历史，今日中国社会的突出问题之一，仍然是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同处在一个历史时期，既有非常原始的农耕社区，也有达到欧美水平的后工业化发达社区，比如上海的浦东社区。差异如此悬殊的社会结构，在世界上并不多见。一般说来，城市的生活水平、生活方式、基础设施、资金投入等，都是农村所无法比拟的。尤其是中西部落后的农村与东部一些发达的城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以城乡居民的消费差异为例。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城市居民消费水平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倍数大约为2.6－2.8倍，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城乡经济差距曾经有所缩小，从指标上看，降到2.2－2.3倍。但到了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此种差距又有回归的趋势，即城市居民消费水平为农村居民的2.8－3.0倍左右。90年代中期，差距扩大到3.3－3.4倍，到了90年代末、21世纪初叶，两者的差距更扩大到了超过3.5倍的水平。城乡之间的巨大经济差异，是导致农民大量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基本动因。
由于地区之间的差异性大，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城市化就处于不同的阶段。一些发达地区，比如北京、上海、广州，已出现了生活富裕起来的阶层从城里向郊区迁移的趋势，也就是说，进入了城市化发展的第二阶段：“市郊化阶段”。然而，绝大多数地区，却仍处在第一阶段，即人口由农村向城市集中的阶段。由于不同发展阶段同处于一个历史时期，这样，政策上就无法统一，顾及了第一阶段的对策，必然就与进入了第二阶段的对策相忤逆，反之亦然。此乃城市化困境之二。
此外，根据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国内地人口总数已达12.658亿，即使按照较高的指标计算，城市人口也仅占到总数的36.09％，这样，即使达到不太高的标准：60％的人口城市化，也面临着完成3亿农村人口迁入城市的任务。如此巨大人口的城市化，在世界上是没有先例的。这不仅面临着城市多方面设施的投资与建设任务，而且还面临着使数亿人改变生活方式的艰巨努力。此乃城市化困境之三。
现阶段我国的城市化战略问题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采取的是一律严格控制的对策，即在对策上不鼓励任何一种城市发展模式。改革开放以后，采取的是鼓励发展小城市战略，同时，对于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的正式居民人口仍然实行比较严格控制的做法。当然，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放开了暂住型的流动人口，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因此，实际上，农民工还是更多地流向了大城市。
希望能给你帮助，祝你好运！
⑻ 求一篇高一地理小论文，关于人口的，800字以上
城市农民工、流动人口与社会发展
十几年来，城市农民工、外来工、流动人口已经逐渐成为城市生活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群体，城市中的众多基础设施建设、城市中的众多制造业、服务业工作是由这个群体完成的。虽然他们在城市中并不居于核心地位，客观地说他们只是城市中的边缘群体；但是，毋庸置疑，城市农民工、流动人口的问题，意义却极为重大。它涉及未来50年中国社会能否持续发展、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和社会能否长治久安的基本问题。
近代以来，大规模的城市化现象发端于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大规模的使用机器的生产活动，要求劳动要素相对集中，再加上工业区域劳动市场价格的吸引作用，造成了农村人口向某些中心区域的迅速集中。人群的集中也带来了市场活动、商业经营以及服务业的发展，人群集中本身也创造就业机会。上述诸种因素的相互影响，使得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以及所谓“现代化”成为同样的一个历史进程。这样，在将近200年的时间里，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实现了“城市化”，即多数人口形成了聚集居住的格局。20世纪中叶，一些西方国家的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比例分别为：美国72％，英国87％，联邦德国79％，荷兰86％，加拿大77％，澳大利亚83％。
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中叶，由于受到世界列强的侵略，以及受到军阀割据的困扰，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十分不均衡，有些地区，比如上海，城市迅速扩张，另一些地区则完全处在工业化的进程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城市布局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划。但是，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建立了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使得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更有甚者，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实行的是“反城市化”战略，即大规模地将城市人口迁往农村，比较典型的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市民返乡，干部下放，等等。由于中国的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这样，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就呈现出一种突然爆发的局面，而没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由此可以看到，由于矛盾长期积蓄，中国城市化任务的压力就显得无比沉重，需要在短期内解决长期积蓄的问题，出现了短期内城市化需要加速发展的局面。显然，这会带来新的发展上的不协调。此乃城市化困境之一。
迄今为止，中国社会是一个差异性极大的社会。此种差距已有长久的历史，今日中国社会的突出问题之一，仍然是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同处在一个历史时期，既有非常原始的农耕社区，也有达到欧美水平的后工业化发达社区，比如上海的浦东社区。差异如此悬殊的社会结构，在世界上并不多见。一般说来，城市的生活水平、生活方式、基础设施、资金投入等，都是农村所无法比拟的。尤其是中西部落后的农村与东部一些发达的城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以城乡居民的消费差异为例。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城市居民消费水平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倍数大约为2.6－2.8倍，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城乡经济差距曾经有所缩小，从指标上看，降到2.2－2.3倍。但到了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此种差距又有回归的趋势，即城市居民消费水平为农村居民的2.8－3.0倍左右。90年代中期，差距扩大到3.3－3.4倍，到了90年代末、21世纪初叶，两者的差距更扩大到了超过3.5倍的水平。城乡之间的巨大经济差异，是导致农民大量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基本动因。
由于地区之间的差异性大，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城市化就处于不同的阶段。一些发达地区，比如北京、上海、广州，已出现了生活富裕起来的阶层从城里向郊区迁移的趋势，也就是说，进入了城市化发展的第二阶段：“市郊化阶段”。然而，绝大多数地区，却仍处在第一阶段，即人口由农村向城市集中的阶段。由于不同发展阶段同处于一个历史时期，这样，政策上就无法统一，顾及了第一阶段的对策，必然就与进入了第二阶段的对策相忤逆，反之亦然。此乃城市化困境之二。
此外，根据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国内地人口总数已达12.658亿，即使按照较高的指标计算，城市人口也仅占到总数的36.09％，这样，即使达到不太高的标准：60％的人口城市化，也面临着完成3亿农村人口迁入城市的任务。如此巨大人口的城市化，在世界上是没有先例的。这不仅面临着城市多方面设施的投资与建设任务，而且还面临着使数亿人改变生活方式的艰巨努力。此乃城市化困境之三。
现阶段我国的城市化战略问题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采取的是一律严格控制的对策，即在对策上不鼓励任何一种城市发展模式。改革开放以后，采取的是鼓励发展小城市战略，同时，对于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的正式居民人口仍然实行比较严格控制的做法。当然，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放开了暂住型的流动人口，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因此，实际上，农民工还是更多地流向了大城市。
户籍制度以及人力资源配置的分析
像中国这样实施严格户籍制度的国家在世界上是很少的。为什么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我国要建立起严格的户籍制度呢？
户籍制度在当时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对策。从本质上看，户籍制度是一种“社会屏蔽”制度。其核心是在为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资源之间的关系建立起秩序。1949年以后，我们曾尝试了打碎阶级的实验。先是在50年代初进行了土地革命。接着，在1956年实行了城市私营经济的改造。到了50年代中后期，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关系，并不存在经济意义上的阶级关系了。从法律上说，财产资源属于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了。然而，全民所有与集体所有究竟应该怎样实现，却是件难事。因为，财产、资源的分配需要一定的规则或秩序。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建立起一种社会屏蔽的机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户籍制度便应运而生了。该制度将人口的大多数限制在农村，仅允许居住在城市的人享有城市的基础设施。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在城市和农村人力资源配置的基本倾向就是试图最大限度维持较多农村人口和较少城市人口的格局。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放松了对于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限制，加之产权、文凭、技术证书等作为社会屏蔽和筛选的功能越来越突出，户籍制度的社会功能已经大大削弱，中国才开始从人口的城乡逆向流动，转变为城市化的正向流动。尤其是在1982年以后，由于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了“允许农民进城开店、设坊、兴办服务业，提供各种劳务”的经济政策，农民工流入城市骤然增多，从此出现了持续不断的民工潮。
从宏观结构的角度看，大量农民工的流入城市，表现为人力资源配置方式的重大变迁。农民工的流入城市并不是政府计划运作的，而是农民工自主的一种选择。对于农民工的流动，我曾在四川、重庆地区十余个县对于外出农民工的家庭做了问卷调查。从调查中可以看到，农民工在市场流动中实现的劳动力配置，确实与政府、单位的计划管理没有太大关系，政府组织的流动仅占3％，而90％以上都是农民工自己或亲友运作的。
在市场环境下，劳动力流动有两条基本规律：第一、劳动力总是从价格低的地方流入价格高的地方；第二，流动人口的经济活动能力高于流出地人口的平均水平。我们的调查数据印证了这两条定理。首先，我们发现，远距离迁移、到本省以外去打工的占大多数。我们知道，四川、重庆位居我国西部，而收入较高的地区大多在东部沿海、所以，多数人为追求高收入，自然是远距离外出。对于此数据的进一步分析证明，外出地点排在第一位的是广东，可见是经济规律使然。
其次，流出的人口多是具有较强经济活动能力的，这一点在年龄结构上展现得一目了然。35岁以下的外出农民工占到总数的88％，所以说，外出的几乎都是高能量的劳动力。所以，在国内的招工告示中，我们常常看到对于应聘条件的限制，如“年龄在35岁以下”等等，这种对于年轻劳动力的规定，在全世界其他国家很少见到，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外出劳动力的年轻特点。
所以，市场配置的结果是将十分有活力的年轻劳动力与资本密集的东部沿海区域相结合、与投资高度密集的城市区域相结合，此种结合的结果，当然会创造较高的效益。
采用市场手段配置劳动力当然也存在不少问题，比较典型的问题就是，大量高素质、高经济活动能力的劳动力流入了收入较高的城市地区，从而使得农村中出现以老人、儿童、妇女居高的人口结构问题。但是，反过来看，如果产业的升级、经济的跃进已经使得资本聚集到了沿海地区和城市地区，那么，远离资本的劳动力既不能获得收入也不能创造效益，我们确实没有道理让强壮劳动力呆在农村守穷，所以，不流动反而是对谁都不利。
关于社会财富的初次分配与再次分配
在市场条件下，市场的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是优胜劣汰，于是，市场形成的第一次分配往往非常残酷，即优胜者与失败者之间形成巨大差异，优胜的企业可以成为亿万资产的集团，失败的企业则一文不名，甚至宣布破产。然而，在市场体制下，分配绝不是仅仅通过这样一次环节，而是要经过多环节的再次分配。比如，税收制度、个人所得税制度、社会福利制度、贫闲线制度、医疗保障、失业救济制度等等。在再次分配的多环节中，比较多的是体现出分配结果上的公平因素。
然而，当我们考察流入城市的八千万到一亿农民工时，我们却发现无论在初次分配环节，还是在再次分配环节和多次分配环节，城市农民工均处于不利的地位上。以往多次调研证明，相对于农民工所付出的劳动而言，农民工的收入是较低的。在不少国营工厂里，农民工的收入，仅相当于正式职工的一半甚至更少。
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所完成的初次分配中只能获得较小的份额。市场分配的原理告诉我们，在市场分配的体制中，应通过多次分配的途径，使得对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得到应有的补偿，这样，在体现社会公平的同时也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⑼ 关于人口的地理论文
摘 要 上海市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通车10年以来,对城市人口分布的影响逐步显现。通过分析上海市轨道交通1号线沿线主要区的近10年人口数量变动情况,说明轨道交通沿线中心城区是主要人口迁出地区,而沿线的近郊和郊区是主要人口迁入地区。作为人口迁入区的闵行区,新迁入人口主要分布在轨道交通沿线乡镇。城市轨道交通具有引导城市人口从高密度地区向低密度地区迁移分布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城市轨道交通,交通廊道,人口迁移
轨道交通的建设,提高了沿线地域的可达性,进而改变沿线土地的利用类型,影响城市土地利用的空间分布。连接城市中心区与郊区的轨道交通则又是城市空间向外扩张的发展轴,郊区的轨道交通站点能够提高其周边土地的利用价值,促进郊区的城市化发展。而由轨道交通所引起的城市空间在结构和内容上的发展变化,都将影响城市人口流动,改变城市人口密度分布,诱导人们远离城市中心居住[1]。研究轨道交通对城市人口迁移的驱动作用,是研究城市轨道交通对城市发展与环境总体影响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城市人口流动研究的补充。当然,影响城市人口迁移的因素非常复杂,包括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本文的目的是建立城市轨道交通系统与城市人口迁移的内在联系,证明轨道交通对城市人口分布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1 研究背景
1.1 基本资料
文中所用到的上海市各区县人口统计资料来自于上海市统计年鉴,其中闵行区各乡镇人口统计数据摘自闵行区统计局编写的《辉煌的成就》一书。人口统计数值表示该年份年末该地区户籍人口数。
1.2 上海轨道交通1号线简介
上海市轨道交通1号线是上海市第一条轨道交通线路,该线一期工程自1990年1月19日正式开工建设,1995年4月开始试运营;二期工程(由锦江乐园延伸至莘庄)于1997年7月1日通车;1号线北延伸线于2004年12月28日通车。本文所研究的范围只限于轨道交通1号线上海火车站———莘庄站区段。
2 研究内容
2.1 上海市市区人口变动情况
本文选取1号线沿线的黄浦区、卢湾区、徐汇区、闵行区作历年的人口数据统计,并以普陀区为对照市区。图1为1号线沿线区域人口变化情况。黄浦区行政区划在过去10年间有所变化。本文所统计的黄浦区人口数为黄浦区和南市区人口总数。1992年以及1992年之前的人口数则包含有原黄浦区浦东部分的行政区域人口。
根据上海市发展历史以及现状,城市区域可分为中心城核心区、中心城边缘区、近郊区和远郊区[2]。黄浦区、卢湾区属于中心城核心区,全区或者大部分在内环线内;普陀区、徐汇区属于中心城边缘区;闵行区则属于近郊区。
2.1.1 中心城核心区人口逐年递减
从图1中可以看出,1993年之后,作为城市中心城核心区的两个区的人口数均呈现逐年递减。1995年轨道交通1号线建成通车之后,由于交通便利,路途花费时间大大减少,使得居住在郊区,工作、娱乐、休闲在市区成为可能。而在这之前,将居住地点尽量安置在繁华中心市区是市民的第一选择。黄浦区人口在1990—1993年间的变动趋势反映了上述情况。黄浦区人口从1993年始逐年减少:1993年户籍人口数为81.9万,密度为65995人/km2;而2002年为63.22万人,密度为50943人/km2,降幅达到23.9%。当然,1993年之前黄浦区人口数所表现的增加趋势也有可能是因为当时的黄浦区有部分行政区区域位于浦东,而浦东部分行政区域的户籍人口数逐年增加,并且增加量大于其浦西部分人口数的减少量。卢湾区的户籍人口数也呈现逐年降低的变化规律:在1993年,户籍人口数为42.04万人,人口密度为52224人/km2;到2002年,户籍人口数为33.38万人,人口密度为41465人/km2,降幅达20.6%。以上数据说明,轨道交通1号线沿线区域中的上海中心城核心区,户籍人口数逐年降低。
2.1.2 中心城边缘区和近郊区人口逐年增加
中心城边缘区的徐汇区,户籍人口数逐年增加:1993年为76.71万人,人口密度为14008人/km2,2002年为88.45万人,人口密度为16152人/km2,增幅为13.3%。近郊区的闵行区的户籍人口数量自1993年起逐年增加,到2002年人口密度增加至1927人/km2,增幅为28.4%。可见在地铁沿线区域中的近郊区和中心城边缘区,户籍人口数保持稳定的增加趋势。
普陀区属于中心城边缘区,地理区位与徐汇区相似,但其行政区域中并未建设有地铁线路,而轨道交通3号线在2001年开通,因此在本文所讨论的1990—2002年期间的人口迁移中未表现出较大影响。为此可将普陀区作为徐汇区、闵行区的对照。1988—1992年间,普陀区人口增长较快,从70.75万人增加到80.45万人,增幅为13.7%。但从1993年开始,普陀区户籍人口增加趋缓,10年间增加不到4万人,并且在1998和2001年出现户籍人口负增长。可见,在未建设有轨道交通线路的中心城边缘区区域,户籍人口数在近10年间增长缓慢,趋于稳定。
在城市人口统计中,常常出现人户分离现象,即已经迁出的人口仍然保留其原居住地的户籍,或者已经迁入的人口并未更改户籍。我国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主要为当地常住人口。表2显示了本文研究区域的户籍人口数和人口普查数之间的对比。
从表2中不难发现,中心城核心区的黄浦区、卢湾区在1990年时户籍人口数都低于普查人口数,而在2000年时户籍人口数均高于普查人口数。以常住人口考察这两个区的人口变动,在1990—2000年之间,减少量分别为98.46万人和14.69万人。人口减少量大于通过户籍人口数所表示的人口减少量,人口变动幅度更大。同样,徐汇区的人口变动,用人口普查数据表示,其增加量为28.8万人,大于用户籍人口所表示的变动量。由于闵行区在1990年之时并未建区,因此仅有2000年的户籍人口数和第五次人口普查数相比较,其人口普查数大大高于户籍人口数。可以断定,该区的常住人口增量大于户籍人口数增量。
普陀区的人口数量变动类似于徐汇区但又有所区别。上海市在近10年来,城市郊区的发展处于城市化阶段,上海中心城边缘区和近郊区不断繁华,因此普陀区的户藉人口数量在1990—2000年间持续增加。若以人口普查的常住人口为标准,则普陀区的增加量小于徐汇区的人口增加量。但是由于人口普查时间处于1990—2000年时间段的端点,不能判别其常住人口在这10年间的增长速度变化。所以,当时未建设轨道交通的普陀区常住人口增量小于轨道交通沿线的徐汇、闵行等区。
综上所述,在轨道交通沿线的上海市区中,中心城核心区的户籍人口数逐年降低,常住人口在10年之间减少量大于户籍人口数的减少量;而相对远离核心区的徐汇区、闵行区则表现出户籍人口数逐年增加的趋势,且2000年的常住人口远大于当年的户籍人口数,其常住人口增加量必定大于户籍人口数增加量。同时,地理区位相似于徐汇区的普陀区表现为户籍人口增加趋缓,且增加量低于徐汇区,也远低于闵行区的户籍人口增加量。
2.1.3 地区人口变动原因分析
地区人口变动有两个因素:①人口自然增长率;②人口机械变动,即迁出人口与迁入人口的对比[3]。就上海市而言,人口自然变动对城市人口数的影响不大,上海市区在1991年就开始出现人口负增长。据资料显示,近10年上海市区的人口自然减少不足15万人。因此,上海市区的户籍人口变动主要是因为迁入迁出人口对比。轨道交通1号线沿线的上海市中心城核心区黄浦区、卢湾区户籍人口数在近10多年来都大幅度下降,人口迁出是其关键原因。徐汇区、闵行区同样处于轨道交通沿线,但作为上海中心城边缘区和近郊区的这两个区域,在近10年中,户籍人口数持续增高,人口迁入是其主要原因。从高密度地区向低密度地区迁移,是轨道交通沿线市区城市人口再分布的主要方向。若以常住人口数衡量,在沿线的这4个行政区中,迁入迁出人口数都大于通过户籍人口数所表现出的迁入迁出人口数,人口从高密度向低密度迁移的表现更为明显。
2.2 闵行区乡镇人口变动
1992年新闵行区设立以来,该近郊区的经济建设硕果累累,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轨道交通1号线沿线区域的城市化水平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对此,城市轨道交通的作用可谓功不可没。在轨道交通沿线区域,交通可达性的提高,城市基础建设投资的加大,居住生活环境的改善,都强有力地吸引城市中心区的居民迁移入住。
图2为本文研究的闵行区部分乡镇与轨道交通1号线的区位示意图。图3为这些乡镇近10年来的户籍人口变动情况。轨道交通1号线通过的莘庄镇、梅陇镇保持稳定的人口增长,且增长速度较快:1992—2002年户籍人口增长率分别为104.6%和89.0%;颛桥镇的人口有所波动,1992—1996年间人口数量比较平稳,1996—1997年间却出现较快增长,2001—2002年间却出现很大的下降。2001年10月,闵行区调整所辖区域的乡镇行政区划,颛桥镇位列其中,因此,较大的波动可能是行政区划的变革所引起。而浦江镇和虹桥镇的户籍人口数基本稳定在一定的数值范围内,前者在9万～9.5万人之间,虹桥镇户籍人口在2万～3万人之间。
在城市轨道交通通过提高沿线地域的可达性来提高沿线土地的利用价值、带动沿线区域的城市化进程中,沿线区域的人口集聚程度主要还表现在非农业人口数量的提高。图4反映了上述乡镇的非农业人口数量的变动。
莘庄镇和梅陇镇非农业人口数量从1992年起高速增长,到2002年分别从23224人和14642人增加到71172人和65942人,增长率分别达到了206.5%和350.3%。从变化曲线图中可以看到,它们的增长速率相当,并且到2002年止依旧保持较高速度的人口增长率。其它3个镇则表现出与莘庄、梅陇不同的变动状况:颛桥镇和浦江镇的非农业人口以缓慢的速度增长,10年间的增加量不足1万人;而虹桥镇的人口变化在10年间有所起伏,1996年之后以较低的增长速率持续增加。
非农业人口数量高速增长的莘庄镇和梅陇镇都位于轨道交能1号线沿线,这说明轨道交通能够加大非农业人口的集聚。在轨道交通1号线沿线区域,建成有大量的住宅区,并以轨道交通1号线为一条城市扩展的轴线,住宅区不断的向外沿辐射扩展。正因为此,距离轨道交通1号线终点站不远的颛桥镇,非农业人口的增长速度略大于浦江镇和虹桥镇(这两个镇的非农业人口增长比较缓慢)。虹桥镇可能是因为城市化进程已经接近或达到完成阶段,因此变化量不大。浦江镇位于黄浦江以东,所辖区划面积较大,而非农业人口仅占全镇人口的21.4%,城市化水平较低;同时,浦江镇距离城市轨道交通较远,并未受到轨道交通系统建成通达之后的有利影响。所以该镇的城市化进程缓慢与其可达性较低有一定关系。
通过上述对闵行区部分乡镇人口变动以及乡镇区位与轨道交通线路相对位置的分析可知,城市郊区的轨道交通对沿线区域人口具有集聚效应,轨道交通的通达有利于加快该区域城市化进程。
3 结论
上海第一条城市轨道交通线自1995年通车以来,对城市人口的迁移作用非常明显。在上海城市发展过程当中,轨道交通的建设对于改变城市人口密度分布,引导城市人口从中心城区向城市近郊区迁移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上海市轨道交通1号线沿线区域的人口变动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轨道交通线路通达的上海市中心城核心区是主要的人口迁出地区;
(2) 轨道交通线路通达的近郊区和郊区是主要的人口迁入地区;
(3) 近10年来,轨道交通改善了郊区的可达性,大大促进人口从高密度区域向低密度区域持续迁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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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向东,江取珍.对上海人口分布变动和郊区化的探讨.城市人口,2002,26(1):66～69
3 彭镇伟,路建普.上海城市人口布局优化研究.城市规划汇刊,2002(2):21～26
⑽ 人口地理方面的论文，可以写人口迁移人口老龄化，人口流动等方面，网友们可以推荐几个题目吗
小题1:C 小题2:D 本题考查人口迁移。小题1:上海和江苏迁入的人口比例和四川迁出的人口比例相等，从图中看农村向其他第三产业转移的人口就达到22%，图中迁出的6个省份江西、安徽、河南、湖南都在第三级阶梯，图中迁入的6个省份都位于东部经济地带。小题2:农村大量劳动力迁入城市，城市人口增多，城市化水平提高，可以促进迁入地区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增加了城市交通的压力，影响城市环境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