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急……请问《史记》三家注注解中的《地理志》是指哪一部
我认为是《汉书·地理志》。
《汉书·地理志》的内容包括三个部分:开头引录《禹贡》全文和《周礼·职方氏》的九州部分,中间以西汉的行政建置为纲,将山川、物产、古迹等各项地理资料分条附记于其中,末尾辑录刘向的《域分》和朱赣的《风俗》,并记载了一些海外交通的情况。
这一结构充分地反映了班固对于“地理”的理解。他在《汉书·叙传下》中称:“自昔黄、唐,经略万国,燮定东西,疆理南北;三代损益,降及秦、汉,革刬五等,制立郡县,略表山川,彰其剖判,述《地理志》第八”。就是说,他观念中的“地理”虽然也包括了山川形势,但更关心的是对它的“疆理”、“剖判”,亦即行政建置。因而他对《禹贡》给予充分的尊重,在《汉书·地理志》开头将其全文照录,并不是象我们今天这样意识到《禹贡》对于地理学所具有的意义,而只是将其当作行政制度之一种,恰好在传说中它曾实行于夏禹时代。同理,他将传为周代行政制度的《职方氏》九州也一并照录,而不辨析其来历及真实与否。正因为如此,当历史行进到秦汉时代,五等之封已经革刬,传说中的九州也已成为过去,此时的“剖判”是通过郡县。班固顺应时变,在正文中将“地理”的纲领由《禹贡》、《职方氏》的九州一变而至于汉代的郡国,这不能不说具有开创之功。这份功劳本应该属于太史公司马迁的。
对“地理”的这种理解也很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古代科学的一个重要特点:重实用、重功利,而轻视学理上的探讨。《汉书·李寻传》载传主之言云:“仰视天文,俯察地理,观日月消息,侯星辰行伍,揆山川变动,参人民谣俗,以制法度,考祸福”。很明显,当时人将地理当作一种应用之学。无论自然要素(山川变动)还是人文状况(人民谣俗),研究的目的都是为了经世济民(法度、祸福)。班固在叙述完西汉的行政建置和相应的地理资料之后,还将当时“犹未宣究”的刘向《域分》和朱赣《风俗》辑而论之,不能不说有其深意存焉。
这一观念再渗透到地理学中,那便是形成一种很强烈的思维定势,即轻自然而重人文。《汉书·地理志》而后,历代正史修撰《地理志》形成一个传统,但内容不过照着《汉书·地理志》亦步亦趋,有些简单的甚至只有光秃秃的政区纲目,其它内容如山川、物产、古迹、水利等一概没有。沈约在《宋书·州郡志》序中称:“地理参差,其详难举,实由名号骤易,境土屡分,或一郡一县,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离合;千回百改,巧历不算,寻校推求,未易精悉”。文中直接将“地理”当作“政区”的同义语,这可以说是古代对于“地理”一词最为极端的理解。
也正因为如此,地理学在我国传统中一直被当作历史学的附庸。一方面,以地理为标的的着作往往成为历史着作中的专篇,如国史或地方志中的《地理志》。另一方面,这样的地理之学往往带有历史地理的性质。即便体例不受《地理志》影响,内容也往往不免带有浓厚的历史色彩。如《水经注》,它以水道为纲,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地理学着作,但从内容看,它又是一部十足的历史着作。——当然,它同时还是一部文学名着。
补充:《汉书》是汉代历史学家班固的着作,《汉书》的体裁是纪传体, 其内容是断代史。在体例方面《汉书》的特点之一就是首创《地 理志)。后来的史书大多全有(地理志》专类,不过有的名称 不同。“ 班固创立《地理志》以西汉时期的孤域政区为主,分录其山 川物产等内容。在地质方面它记录有关郡国的矿产,以及管理 矿产的铁官、铜官、金官、盐官所在的地方,对主要河流、湖海也 有较详细的记载。此书对于研究西汉的矿产资源的开发情况, 具有重要意义。
⑵ 二十四史中含地理志的史书
1《汉书·地理志》班固
郡国户口以元始二年(2)为准,郡国疆域以元延、绥和年间(前12~前7年)为断,系两个不同年代的混
合物。
2《续汉书·郡国志》司马彪
永和五年(140),见河南尹下户口说明。
3《晋书·地理志》房玄龄
太康三年(282)。
4《宋书·州郡志》沈约
大明八年(464)。
5《南齐书·州郡志》萧子显
永明(483~493)末年。
6《魏书·地形志》魏收武定年间(543~550)。
7《隋书·地理志》颜师古
大业五年(609)。
8《旧唐书·地理志》刘
两个:贞观十三年(639)、天宝十一年(752)。
9《新唐书·地理志》欧阳修
以天宝元年(742)为标准年,最晚的沿革叙至天年间。
10《旧五代史·郡县志》薛居正(无)
该志上承唐代,只述五代地理沿革有变化之处,不全。
11《新五代史·职方考》欧阳修(无)
该志上承唐代,全面叙述五代268州的地理沿革,表格齐备。
12《宋史·地理志》脱脱
崇宁元年(1102)。
13《辽史·地理志》脱脱
上、中、西、南、东五京道系重熙十三年(1044)以后的制度,府州县建置最晚的叙至清宁七年(1061)。
14《金史·地理志》脱脱
作为纲目的十九路为大定年间(1161~1189)制度,而州却是泰和八年(1208)制度,泰和八年以后的用小字注明。
15《元史·地理志》宋濂
后至元三年(1337)。
16《明史·地理志》张廷玉
⑶ 汉书地理志的开创政区地理志
班固《汉书·地理志》的结构内容共分三部分:卷首(从“昔在黄帝”至“下及战国、秦、汉焉”)全录《禹贡》和《周礼·职方》这两篇,并依汉代语言作了文字上的修改;卷末(从“凡民函五常之性”至卷终)辑录了以《史记·货殖列传》为基础的刘向《域分》和朱赣《风俗》;正文(从“京兆尹”至“汉极盛矣”)主要写西汉政区,以郡为纲,以县为目,详述西汉地理概况。这部分是以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全国疆域、行政区划为基础,叙述了103个郡国及所辖1578县(县1356,相当县的道29,侯国193)的建置沿革、户口统计、山川泽薮、水利设施、古迹名胜、要邑关隘、物产、工矿、垦地等内容,篇幅占了《汉书·地理志》的三分之二。正文这种以疆域政区为框架,将西汉一代各种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现象分系于相关的政区之下,从政区角度来了解各种地理现象的分布及其相互关系的编写体例,可以称之为政区地理志。这种体例创自班固,表现了他以人文地理为中心的新地理观。
班固以前的地理着作,如《山海经》《职方》等,一般都以山川为主体,将地理现象分列于作者所拟定的地理区域中,而不注重疆域政区的现实情况。《禹贡》虽然有了地域观念,以山川的自然界线来划分九州,分州叙述各地的地理。但“九州”仅是个理想的制度,并没有实现过。所以《禹贡》还不是以疆域、政区为主体、为纲领的地理着作。
班固之所以形成以人文地理为中心的新地理观,除了他本人的原因之外,还因为他生活在东汉这个具体的历史时代。我国行政区划起始于春秋战国之际,但尚未有统一四海的封建国家出现。随后的秦代虽然一统天下,但历时很短。自汉朝建立到班固生活的东汉,已经有了200多年长期稳定的历史,在疆域广袤的封建大帝国内,建置并完善了一套郡(王国)—县(邑、道、侯国)二级行政区划。长期实施的社会制度,促成了新地理观念的产生。班固的这种新地理观随着大一统观念的加强,随着重人文、轻自然、强调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巩固而一起被长期继承下去。不但各正史地理志都以《汉书·地理志》为蓝本,而且自唐《元和郡县志》以下的历代全国地理总志也无不仿效其体例。班固的地理观及其《汉书·地理志》模对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是为我国保留了一大批极有价值的人文地理资料,另一方面也妨碍了自然地理观念的发展。直到明末《徐霞客游记》问世之前,我国始终缺乏对自然地理现象进行科学描述和研究的专着,至多只有记录自然地理现象分布和简单描述的作品,往往还是像《水经注》那样以人文地理资料的记录为主。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班固的地理观及其《汉书·地理志》模式的影响不能不说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班固不仅在《汉书·地理志》中首创了政区地理志的模式,同时也完成了首例沿革地理着作。《汉书》虽然是西汉一朝的断代史,但《汉书·地理志》记述的内容超出西汉一朝。它“因先王之迹既远,地名又数改易,是以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春秋,下及战国、秦、汉”。它是一部西汉的地理着作,又涉及到各郡国的古代历史、政区沿革等。比如,卷首写汉前历代疆域沿革,除全录《禹贡》、《职方》两篇外,班固还在《禹贡》前增以黄帝至大禹、《禹贡》与《职方》间加以大禹至周、《职方》后缀以周至秦汉的简略沿革,保持了汉以前区域沿革的连续性。又比如,卷末辑录了刘向的《域分》和朱赣的《风俗》,分述以秦、魏、周、韩、郑、陈、赵、燕、齐、鲁、宋、卫、楚、吴、粤(越)等故国划分的各地区概况,其中沿革是重要内容之一。再比如,班固在正文中于政区地理的框架中纳入其他门类的地理现象,将其分系于各有关的郡国和县道之下,并主要采取注的形式叙述各郡国从秦代到王莽时的建置沿革。县一级政区并载明王莽的改名。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注重地理沿革的做法被以后的正史地理志、全国地理总志和大量的地方志所沿用,使后世的沿革地理着作成为中国古代地理学的重要部分。
班固的《汉书》是我国西汉的断代史,其中记载了当时大量的自然和人文地理资料,尤其集中在其中的《地理志》以及《沟洫志》和《西域列传》等篇目中。例如,仅《汉书·地理志》的正文中就记载川渠480个,泽薮59个,描述了全国300多条水道的源头、流向、归宿和长度,是《水经注》出现以前内容最丰富的水文地理着作。正文中还记载有153个重要山岳和139处工矿物产位置分布情况;有屯田的记录;有水利渠道的建设;有各郡国及首都长安、少数重要郡国治所及县的户数和人口数统计资料113个,是我国最早的人口分布记录,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完善的人口统计资料。书中有陵邑、祖宗庙、神祠的分布;有具有历史意义的古国、古城及其他古迹记录;有重要的关、塞、亭、障的分布以及通塞外道路的内容等。总之,《汉书》中所记载的自然地理、经济地理、人口地理、文化地理、军事交通地理等内容为今天研究汉代的社会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班固的《汉书》在《地理志》《西域列传》等篇中记载了大量的边疆地理资料。西汉是我国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之一,幅员辽阔,交通、文化、经济发达。经过武帝时张骞的几次出使西域和汉军的几次出征,开通了丝绸之路;经过张骞等人的“通西南夷”,对当时西南地区有了一定了解。此外,西汉时对东南沿海、南海及印度洋的地理也有一定认识。这些在《汉书》中有丰富的记载。如《汉书·地理志》最早记载了一条从今徐闻西出发到印度南部和斯里兰卡的航海线,对沿途各地的地理现象做了记录。又如,《汉书·严助传》记载淮南王说闽越(即福建)的情况是“以地图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过数寸,而间独数百千里,阻险林丛弗能尽着。视之若易,行之甚难”。再如,《汉书·匈奴传》记载汉元帝时候应上书说:匈奴“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又说:“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这些描述蒙古高原的内容说明汉代人们对边疆地理已有相当程度的认识,给我们今天留下了丰富的研究材料。
班固是我国东汉着名的学者,《汉书》中有关地理方面的记述是他根据档册进行抄录、编纂而成的,特别是《地理志》博采西汉以前的地理着作汇为一篇。着书的宗旨是“追述功德”、表彰汉朝使之“扬名于后世”,同时为当时行政管理服务。因此,地理的内容以政区沿革地理为框架,自然地理内容排在其次。这样以人文地理为主的地理观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一致,《汉书·地理志》的模式容易被后世的正史地理志、全国总志、地方志仿效,从而对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班固所开创的《汉书·地理志》模式对后世沿革地理的蓬勃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但也阻碍了自然地理的进步;它记录了大量的人文和自然地理资料,但也阻碍了理论的发展,特别是自然地理学理论的发展。从《汉书·地理志》的内容来说,它是从事中国疆域政区沿革研究的基础,是研究我国疆域地理必读的书,是研究汉代地理必读的书。
总之,班固在沿革地理学的开创和地理资料的保存方面都是卓有成就的,他是中国封建社会颇有影响的历史地理学家。
⑷ 历史地理学的内容
历史地理学以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为其研究对象。这里所谓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是限于在人类活动影响下的地理环境。人类出现在地球上已经有几百万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岁月里人类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而在自然环境中打上了人类活动的烙印,甚至创造出只有在人类的活动下才能出现的地理现象。
但是,人类的活动所引起的地理环境的变化是个逐渐演变的过程,这一演变过程只是在原始农业出现之后才日益明显和重要。据今所知,原始农业的起源至今将近一万年,距今一万年前在地质史上是第四纪全新世的开始,在考古学上则是由旧石器时代进入到新石器时代。
在此以前,自然环境变迁一般属于古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在此以后,自然环境变迁一般则属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范围。事实上,古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是相互渗透的。在过去很长的时间内,历史地理学研究主要限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曾长期局限于研究历史人文地理。从20世纪50年代起,美国克拉克等特别强调了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重要性。现在多数学者认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除去理论和方法论的探讨外,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区域历史地理和历史地图。
历史自然地理是研究历史时期自然地理环境的变化及其规律的学科。历史时期自然地理环境的变化早已引起人们的注意,但进行深入的研究是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达比的一系列着作,为历史自然地理学奠定了基础。中国自50年代以来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是这一时期的初步总结。历史自然地理学如同现代自然地理学一样,也有各种不同的分支和领域,现在研究较多的是历史气候、历史植物地理、历史地貌和历史水文地理。
历史人文地理是研究历史时期人文地理环境的变化及其规律的学科。人是改造自然的主导者,是各种人文地理现象和环境的创造者。农村、城市、田园、矿区、道路、进口等各种各样的活动场所,都是人类长期活动的产物。与此同时,创造了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的文化,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因此,历史人文地理学与现代人文地理学一样,也有许多分支,但研究程度远不如现代人文地理学。其中研究较多的是历史人口地理、城市历史地理和历史经济地理等。
随着历史自然地理学和历史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深入,区域历史地理学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代表性着作有达比关于英格兰历史地理的几本专着,布朗的《美国历史地理》,苏联德罗华热夫的《苏联历史地理》。中国有《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和在台湾省出版的王恢编着的《中国历史地理》等。
从3世纪时中国裴秀的《禹贡地域图》至今,已有1700年的历史。至今不少国家已有大型的国家历史地图集的出版。例如1987年出版的由哈里斯主编的《加拿大历史地图集》,很有特色。但对历史地图的理论和绘制内容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历史地理学是从现代地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分化出来的,而它的发展又大大丰富了现代地理学的内容。历史地理学的任务,不仅要尽可能地去“复原”过去时代的地理环境,而且还要揭示地理环境发展演变的规律及其特点。因此,历史地理学研究不仅有助于地理科学的前进和理论发展,也影响到历史科学的发展。
历史地理学在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如在现代沙漠历史地理的考察中,揭示了中国西北地区一些前汉时期的草原后来变成了荒漠,以及这一演变的具体过程。这不仅加深认识当前该地区的地理环境,而且有助于防治荒漠化和改造沙区的工作。
又如对城市的研究,仅满足于现状及其目前地理诸因素的考察,是难以通明一个城市的起源及其发展规律的。惟有通过历史地理的研究,“复原”已经变化或消失了的当初赖以发展的各种自然的和人文的因素,才能认识这一墟市的起源和发展的全过程,揭示出其发展的规律,从而为其今后的规划和建设提供必要的科学依据。
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它的进一步发展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如何加强理论上的研究以促进本门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二是在研究方法上如何积极引进新的科学技术。
近年来放射性碳测定、孢粉分析、树木年轮等方法,已经开始被应用到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中来,但计量方法和航空热红外、遥感技术的应用,还有待引进。它们的引进必将有助于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自然、人文地理现象以及人地关系发展演进规律的科学。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是在历史学和地理学交叉处诞生、具有明显边缘性质的一门新兴学科。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在经历了二千多年的发展之后,中国历史地理学已成为当代的一门显学,并呈现出蓬勃兴旺的发展势头。
中国历史地理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说它古老,主要是因为其前身沿革地理学的形成至少可上溯至两汉时期;说它年轻,主要是因为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历史地理学迟至本世纪50年代初才得以确立。纵观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术发展史,不难看出,这门学科的发展明显经历了以沿革地理学为主体的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地理化”逐步加强的近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的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这三个主要阶段。
中国的历史地理学是从沿革地理学发展而来的,这是学术界公认的结论。历史上第一篇比较成熟同时也最优秀的沿革地理着述是东汉班固所作的《汉书·地理志》,因而目前大多数学者皆将班固看成是沿革地理学的开山鼻祖。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自班固而后,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在相当长时间内确实以沿革地理为主要内容,但是在班固以前,处于萌芽时期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却并非以沿革地理为限,而且就班固本人来说,其有关沿革地理的学问亦明显受到了前代地理着述如《尚书·禹贡》、《周礼·职方》以及《史记·河渠书》的影响(注:史念海:《班固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创建性贡献》〔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3辑。)。这样一来,如果追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渊源, 就必须从《尚书·禹贡》等着述谈起。
《禹贡》是《尚书》的一篇。关于《禹贡》的着作时代,晚近大致有四种说法:(1 )辛树帜的西周说(注:辛树帜:《禹贡制作时代的推测》〔J〕,《西北农学院学报》1957年第3期。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亦曾认为《禹贡》为周初人所作。);(2 )王成组的春秋孔子说(注:王成组:《从比较研究重新估定禹贡形成的年代》〔J〕, 《西北大学学报》1957年第4期。);(3)顾颉刚的战国中期说(注:见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名着选读·禹贡(全文注释)》〔M〕,科学出版社,1959年。);(4 )日人内滕虎次郎的战国末至汉初说(注:〔日〕内滕虎次郎:《禹贡制作年代考》〔M〕, 载江侠庵译:《先秦经籍考》,商务印书馆,1931年。)。目前历史地理学界普遍采用的是战国说,只是在作者方面尚有一些不同看法,顾颉刚先生认为“《禹贡》的作者是西北人”,并推测说“可能是秦国人”,而史念海先生在所着《论〈禹贡〉的着作时代》(注:载《河山集·二集》,三联书店,1981年。)一文中,则据《禹贡》中有“南河”、“西河”之称,认定作者为魏国人(注:关于《禹贡》着作年代和作者的综合性论述,详参靳生禾:《中国历史地理文献概论》第29~30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刘起@①:《〈禹贡〉作者》,载谭其骧主编:《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
《禹贡》全文仅有1189字,篇幅虽小,但却是先秦时期最富科学性的地理着作。其“九州”一章分述了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各州的疆域、山川、原隰、土壤、赋税、贡物、贡道等,“导山”和“导水”章记述了全国山川分布大势,“五服”一章提出了一个以甸、侯、绥、要、荒五服为构架的理想的大一统政治蓝图。从现在的角度来看,《禹贡》的内容已涉及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诸多方面,可称是我国第一部结集性的地理着作。正因如此,明人艾南英在《禹贡图注·序》中说:“《禹贡》一书,古今地理志之祖者”。清代学者李振裕在为胡渭《禹贡锥指》作序时亦称:“自禹治水,至今四千余年,地理之书无虑数百家,莫有越《禹贡》之范围者”。可见《禹贡》对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影响之大。应该特别强调的是,《禹贡》虽为托古之作,但其内容基本上是以夏代史实为基础的。以战国人而写夏代事,这显示《禹贡》应是一部历史地理着作。惟处于地理学萌芽时期的地理着作,大都是当代地理与前代地理不分,《禹贡》亦不例外。
与《禹贡》大约同时期的《山海经》和《穆天子传》,也是比较重要的历史地理着作。《山海经》由《山经》(又称《五藏山经》)、《海经》、《大荒经》三个部分组成,全书30825字, 其中《山经》21265字,占全书近百分之七十的篇幅。《山经》中包括有大量的山名、 里程、植物、动物、水系、矿产等项资料,对研究历史地理有重要的价值(注:于希贤:《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略》〔M〕第47~51页,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穆天子传》开我国游记体地理撰述之先河,今本《穆天子传》共六卷,前五卷记周穆王西游的经历,第六卷记盛姬死事。是书“记载各地山川地理,显得真实而且形象”(注:史为乐:《〈穆天子传〉的作者》〔J〕, 载谭其骧主编:《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亦有较高的地理学价值。不过比较而言,与开“征实的一派”的《禹贡》不同,《山海经》和《穆天子传》皆属“幻想的一派”,丰富的地理素材附丽于神话传说之中,多少减弱了其科学性,因而其学术价值自不能与《禹贡》相提并论。
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一直到两汉时期才趋于成熟,其标志性着述为司马迁《史记》中的《河渠书》和《货殖列传》以及班固《汉书》中的《地理志》。《史记·河渠书》专记川流变迁和历代水利,兼历史水文地理与历史经济地理于一身,而《货殖列传》不仅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区域经济地理的创始”(注: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学区域经济地理的创始》〔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辑。), 更是研究历史风俗地理和历史商业地理的重要素材(注:吴宏岐:《司马迁的地理学思想及其历史地位》〔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2 辑。)。《汉书·地理志》首次将“地理”之目列入正史之中,对推动地理学的发展功绩显赫。这篇地理着作固然以记述西汉政区地理为主,但亦论述了夏、商,周三代的地理,而且兼述春秋、战国、嬴秦和王莽。“在当时来说,这是上起夏代,下迄王莽,相当完备的沿革地理,不过中间只是强调了西汉一代而已”(注:史念海:《班固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创建性贡献》〔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3辑。)。《史记·河渠书》、《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三篇着作,皆以历史史实为依据,全无虚构成份,并首次将当代地理与前代地理区分开来,叙述历史地理的变化沿革,条理分明,一目了然,因而不仅是成熟的地理着述,更可视为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典范之作。
以往的学者每以沿革地理学与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相提并论,于是认定班固为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开山鼻祖。实则如果以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眼光来衡量,班固的《汉书·地理志》由于采用了行政地理志的体裁,所述内容相当局限,地名沿革情况虽然一览无余,但却未考察诸多历史地理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司马迁的有关历史地理着述则有所不同,皆采用专题研究形式,更能充分体现地理事物的综合性、区域性和时空发展特征,学术价值之高,应在班固的《汉书·地理志》之上。
两汉以后,历代言地理者多奉班固为正宗,抛弃了司马迁的专题研究方法,只讲地名沿革,鲜及其他内容,这样一来,沿革地理学遂俨然成为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主流。二十五史中,继《汉书·地理志》之后,先后有十六种正史列有地理志(有的易名为郡国志、州郡志、地形志、郡县志、职方考),分别是《续汉书·郡国志》、《晋书·地理志》、《宋书·州郡志》、《南齐书·州郡志》、《魏书·地形志》、《隋书·地理志》、《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旧五代史·郡县志》、《新五代史·职方考》、《宋史·地理志》、《辽史·地理志》、《金史·地理志》、《元史·地理志》、《明史·地理志》、《清史·地理志》。这十六种地理志,除了写进各自时代独有的疆域政区特点外,基本内容和写作体例与《汉书·地理志》大同小异,而且学术质量也远非后者可比。除正史地理志外,受《汉书·地理志》的影响,大多数官修或私修方志,如魏晋南北朝时期乐资的《九州要记》、阚yīn@②的《十三州志》和黄恭的《十四州记》,唐代李泰的《括地志》、贾耽的《郡国县道记》和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宋人乐史的《太平寰宇记》、王存的《元丰九域志》,以及后来的《大元大一统志》、《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和顾祖禹的《读史方域纪要》等,内容虽更为浩繁,但撰述体例却无大的革新。古代地理学家中,只有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明人刘献廷的《广阳杂记》、徐宏祖的《徐霞客游记》,清初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少数着作,能够承继司马迁的地理学思想,对专题地理问题做过一些探索,但论其影响,皆不足与正史地理志和官修一统志相抗衡。
应该承认,司马迁的《史记·河渠书》和《史记·货殖列传》与班固的《汉书·地理志》一样,都是作为正史的组成部分而存在的,但司马迁有关历史地理的专题研究更接近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要求,而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将研究视角集中在地名沿革方面,只能起到辅助历史学的作用。由于后世地理着作多以《汉书·地理志》的撰述体例为准绳,虽代有新作,但皆不出沿革地理范畴。这也正是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长期作为历史学附庸而存在的主要原因。
⑸ 在我国古代关于地理志的记载有哪些
在我国古代,地理志是史学的一部分,正史中有“地理志”,典志史中有州郡或舆地。地理类史书作为专门记载地理沿革变迁的典籍,在魏晋南北朝就发展起来了。此期关于地理的着作有300种之多,最着名的有裴秀《禹贡地舆图》、陆澄《地理书》、任防《地记》、顾野王《舆地志》、阚驷《十三州志》、郦道元《水经注》,这些历史地理典籍已大部分亡佚,仅《水经注》流传下来。隋唐以后,舆地书续作不断,较着名的有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宋代乐史的《太平寰宇记》、欧阳的《舆地广记》、祝穆的《方舆胜览》、王象之的《舆地纪胜》、王存的《元丰九域志》,清初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等。
⑹ 《汉书·地理志》由谁创作,为何秦汉以来被各个朝代推崇
这个《汉书·地理志》是由班固所着,在那个年代,想要走个远门都困难,这个班固居然将天下近百分之八十的地理地貌都记录下来,汇成了一本图册再加上文字记述,这样的东西就相当于现在的卫星啊,虽然不能实时定位,但是这样一本地图类型的书籍,怎么可能不发扬光大呢。
对当时的政府来说,中原是地大物博,但是要是不知道自己地区里面有什么那是很可悲的,于是这本书应运而生,为秦汉统一的中原集权的多民族国家制度提供了历史依据,这就是它作为一部正史地理志而被秦汉及以后的王朝特别推崇的原因。
⑺ 二十五史中,有哪些涉及到了地理志
二十五史是指钦定二十四史加上后补的一“史”。
二十四史是指《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北史》、《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新加的一史的清代柯劭忞写的《新元史》,合称“二十五史”。具体需要多少册(不是古代的卷,是现代装订的册)不太好说,如果是中华书局的文言文版(无白话文),在书架上码起来需要3.4米(我刚量的)。
你据此掂量着吧!
至于《史记》的卷数,各有版本不同,主要原因是流传中的散失与补救。班固在《汉书》中的《司马迁传》中就写到过:“十篇有缺,有录无书。”东汉及后世曾有多人补过。如果你的版本有“褚先生曰”的字样,就是一种东汉补过的版本。因此《史记》现在很难说有多少卷。就看那是补没补过的,谁补的了
⑻ 元史地理志能提炼出哪些有效信息
《元史》,“二十四史”之一。是系统记载元朝兴亡过程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成书于明朝初年,由宋濂(1310~1381年)、王袆(1321~1373年)主编。全书二百一十卷,包括本纪四十七卷、志五十八卷、表八卷、列传九十七卷,记述了从蒙古族兴起到元朝建立再到元朝北逃蒙古高原的历史
⑼ 《汉书•地理志》的写作有哪些历史意义
《汉书•地理志》作为记述疆域政区的始祖,为我国2000年来沿革地理着作树立了规范。在《汉书•地理志》的影响下,后世以论述疆域政区建制沿革为主的着作不断涌现。
自唐代以后编修的历代地理总志,如《元和郡县志》、《元丰九域志》和宋代以来大量增加的地方志如各府志、州志和县志等,无不受到《汉书•地理志》的影响。元明清时期的《一统志》等,也都与《汉书•地理志》同为疆域地理志性质的着作。
⑽ 地理在古代人眼里有多重要,古代地理学有哪些着作
在中国古代,历史学与地理学密不可分,又互相独立,地理学还有个独特的名称——“舆地”,就是取自《淮南子》以地为舆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