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晚清地理环境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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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晚清思想界发生了什么变化
看完这篇文章，你就明白了
清朝的灭亡与明朝不一样。
明朝的灭亡是征战的失败。清军的铁骑一路扫荡，虽有投降的官员与士人，但许多读书人是不合作的，是抵抗的。忠明与殉明，是当时官员与士人所认定的最高境界，许多人出于多种原因没有做到，被认为是怯懦的、自私的和不道德的，尽管也是可以原谅的。清初的统治由此也遇到了许多麻烦。
清朝的灭亡完全是内部的崩溃。在中央，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绝对不忠于清朝；在地方，广西巡抚沈秉堃、安徽巡抚朱家宝、江苏巡抚程德金等人是主动革命。作为清朝统治机器一部分——各省咨议局，普遍地同情或参加革命，许多人就是地方反清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作为清朝统治机器最重要部分的军队多有反叛，尤其是新军，在镇（师）、协（旅）两级的高级军官中，忠清和殉清的几乎没有，叛清的却大有人在。在上海进行南北议和的南方人士，如伍廷芳、赵凤昌，都曾是清朝官员。张謇作为清朝状元，主动倒清，据称是退位诏书的起草者，这在明朝是不能想象的。
作为中国传统思想主体的儒家思想，此时起到了什么作用？此时发生了什么变化？
儒家思想自然有多重的面相，然其最核心的面相是政治思想，讲的是“忠”。“忠”的核心自然是“忠君”。清亡五十年前，咸同之际，儒家思想还催生出诸如曾国藩、江宗源、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骆秉章、沈葆桢、丁日昌、郭嵩焘、刘铭传等等一大批忠义之士。但到了此时，儒家思想表面上还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已经抽出了忠义的精神，清末政治思想的基本面相已变。
清末许多官员与士人之所以不再忠清，是受到了种族革命思想的影响，不愿意为异族效忠；但大多数并不主张种族革命，他们的思想又是如何发生变化，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严修与蔡元培
由此我们可以看一下清末民初的两个重要人物，他们分别是南开大学的创办人严修和北京大学“永远的校长”蔡元培。
严修（1860-1929）从小受到了严格的儒学训练，进士出身，入翰林院。1894年以翰林院编修出为贵州学政，主持一省之学务。很可能受到甲午战争的影响，他于1897年上奏，提议开经济特科。光绪帝接受了，相关的准备也正在进行，成为戊戌变法中的重大改革事项。至戊戌政变后，他请假回到天津，办理女学堂，自我学习西学，曾两次赴日本考察教育。1902年，他应袁世凯之邀，任直隶学校司督办，是直隶（尤其是天津）近代教育的发起人和主持人。1905年，清朝成立学部，他任侍郎，1910年以病回天津，至袁世凯组织内阁，再任学部大臣。他是清末教育改革的主要实践者和领导者。而在这一时期，他的思想从原有的知识结构向新式教育转变，似乎没有遇到太多的障碍。他对清帝的退位，似乎并不意外，是顺从的；对民国的创建，似乎也不意外，是欢迎的。他后来创办的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已经看不到太多过去儒学或经学的特点。
严修
蔡元培（1868-1940），也是受到完整的儒学训练，进士出身，入翰林院。戊戌政变后，请假回籍办理中西学堂，后到上海，参预办理澄衷学堂、南洋公学、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1904年，他参预组织了光复会，后加入了同盟会（他有种族革命的思想）。1906年，清朝派翰林出洋，他销假回京申请，未能成行。次年，他随清朝新任驻德公使孙宝琦到德国，入莱比锡大学旁听三年（孙宝琦曾给予他一定的资助），完整地接受了西学。辛亥革命时回国，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是重要的革命党人。北洋时期，再次出洋赴法国。191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主校期间提出了“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
严修与蔡元培，都是进士出身，都进入翰林院，都去了东洋或西洋，主动从传统思想中走了出来，并进行新思想、新学术的传播，开始办学。就清末时期而言，严修更多一点官方色彩，蔡元培更多一点民间色彩，但并不影响他们的大方向。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他们自我完成了思想革命，并从事于思想革命。他们在当时和后来都是影响极大的人。
顺便地说一句，蔡元培主持的爱国学社，“爱国”一词已不是“忠清”，而是有了现代国家的观念。爱国学社的教员与学员，后来大多是反清的。
蔡元培
叶昌炽的课题与废八股改策论
严修与蔡元培，是清朝最重要的学术机构——翰林院中走在最前面的人，或者说从传统主动迈入近代的人。翰林院中的其他人呢？
最近由于上课的原因，我在读晚清四大日记之一的《缘督庐日记》，作者叶昌炽（1849-1917），苏州人，学问精深，今天被视为金石学家、文献学家。他于1889年中进士，入翰林院，1902年以翰林院编修出为甘肃学政。1903年8月，他在兰州求古书院出了三道课题：
允犹翕河义（典出于《诗周颂般》，指允水、犹水合流为黄河）
问欧洲各国皆用金镑，中国用银，金贵银贱，公私漏卮甚巨。即以银币论，西人曰先令每一先令重二钱二分，易中国银，浮于所之重数悬绝，是同一银币，中西贵贱不相敌，不变圜法，匮可立待。何策以维持之？
兰州新设官书局应排印何书议（《叶昌炽日记》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初九日）
求古书院是兰州最重要的书院，此时的学问已经完全变化（叶昌炽在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十五日记中称：“省城兰山书院，督臣为政。求古书院，学臣为政。旧例也。”）。第一题仍比较传统，叶昌炽此时在兰州，似乎也是颂“时周之命”。第二题我不知道今属大学哪个学系的专业内容？经济系、政治系、金融系、社会系似乎都有点关系。第三题是有所指的，即当时最为缺少的时务书。叶本人此类书籍不多，主要来源是西安。西安此类书籍也很少，兰州更少，由此而需要刊刻排印。而这些没有读过时务书或读过不多的兰州学子，又如何比较，如何回答？叶作为一省学政，须在各府、州进行科、岁两试。其中在巩昌府的院试，所出的生古题为：
问地为球体行星之一，其体皆有尽界而浮于空中，所见地面水面有一定界线，试言其理
问巩昌石刻上溯汉魏，下迄宋元，年月书撰，或存或佚。各举所知以对
哥舒瀚论
所出的童古题为：
问空气流动而为风，由于冷热涨缩，试言其理
问巩昌陇右名区，人文所萃，前贤撰述，文献足徵。试以四部条例其目，并论其着书大意，略如提要之例
姜维论
其中第一、二题是“策”，叶昌炽怕生童做不出第一题（分别谈地平线和风的产生），特别说明“两策任择一题，无庸全作”，由此可用地方知识来补其西学之不足（《叶昌炽日记》光绪二十九年二月二十八日）。而他在西宁府的三试题中有：
问古人以兵战，今东、西各国以商战、工战、农战而实以学战，试申言其意（《叶昌炽日记》光绪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从这样的课题出发，学子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来呢？叶昌炽不以西学见长，与冯桂芬、江标、费念兹、张之洞有交往。我很怀疑他对国际汇兑、地平钱、风和“学战”等课题是否有完整并大体准确的知识，也不知道他的评分标准，很可能由他的幕僚来操办之。他不是新学的一派。他这么做，是其职务使然。他所出的题目，应当被认为是晚清最为主流的政治思想与学术思想，表达的是官方的意志。
我读了这一年（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叶昌炽日记，感受很深。我也知道相关的背景，即两年前，1901年，清朝宣布从明年起废八股，乡、会试皆试策论。叶不能不变。1906年，清朝又废学政，改设提学使，叶也就不再做官，返回乡里。他曾任江苏存古学堂历史、地理总校，民国后不再出仕。他听到张勋复辟的消息时，有一点欣慰，但认为不会长久。
叶昌炽日记中所描写的这一年，1903年，清朝进行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经济特科，清朝通过了“癸卯学制”，规定了三段七级的教育体制。后一年，1904年（光绪三十年），清朝在开封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试，即“甲辰恩科”会试。考题大变。第一场史论（五题）：
周唐外重内轻，秦魏外轻内重，各有得论
贾谊“五饵三表”之说，班固讥其疏。然秦穆尝用之以霸西戎，中行说亦以戒单于，其说未尝不效论
诸葛亮无申商之心而用其术，王安石用申商之实而讳其名论
裴度奏宰相宜招延四方贤才与参谋，请于私第见客论
北宋结金以图燕赵、南宋助元以攻蔡论
第二场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题）：
学堂之设，其旨有三，所以陶铸国民，造就人才，振兴实业。国民不能自立，必立学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爱之心，自养之技能，必需之知识，盖东西各国所同。日本则尤注重尚武之精神，此陶铸国民之教育也。讲求政治、法律、理财、外交诸专门，以备任使，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分设农、工、商、矿诸学，以期富国利民，此振兴实业之教育也。三者孰为最急策
泰西外交政策，往往借保全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实，盍缕举近百年来历史以证明其事策
日本变法之初，聘用西人而国以日强，埃及用外国人至千余员，遂至失财政裁判之权，而国以不振。试详言其得失利弊策
《周礼》言农政最详，诸子有农家之学。近时各国研究农务，多以人事转移气候，其要曰土地、曰资本、曰劳力，而能善用此三者，实资智识。方今修明学制，列为专科，冀存要术之遗。试陈教农之策
美国禁止华工，久成苛例，今届十年期满，亟宜援引公法，驳正原约，以期保护侨民策
第三场四书五经义（三题）：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义（《大学》）
中立而不倚，强哉矫义（《中庸》）
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义（《易系辞下》）
从考题的内容与形式来看，与原来的科举会试有了本质性的区别。以今天的知识水准来判断，第一场史论，大约最优秀的历史学家都难以解答清楚，且也不能依据史实来回答，出题者另有其意在内；第二场西政与艺学，属政治家和各行专家讨论的问题，且也不可能有标准的答案；第三场四书五经义，实际上也潜藏着对当时国政的新解。用这样的题目来选拔人才，果真能找到经国济世之才？
清代最后一榜（也是中国最后一榜）会试进士共两百七十六人。如果去分析这两百七十六人的后来经历，真是什么样的都有。此时离清朝灭亡已经很近了，但我记得这一批人中没有忠清、殉清的。该榜探花为商衍鎏，在清朝、北洋、国民政府任职，其中在国民政府任职极短，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时，出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
又一年，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科举废除了。在新的教育体系之中，经学只是其中一科。抽去科举的支撑后，传统的儒学软软地塌了下来，在青年学子的心中变得没有什么用处了。传统的由“知书”通向“达礼”的路上，人迹渐稀。
叶昌炽
张之洞的内心世界
科举试题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官方的意识形态，而科举消亡又显示着官方主流政治思想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张之洞（1837-1909），主持着晚清的学制改革。他的主要代表作，当称《劝学篇》，虽由其幕中人士代笔，仍体现出他的思想，完成于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即戊戌）。
我最近重读《徐世昌日记》，发现很有意思的记录。1897年，翰林院编修、袁世凯的幕僚徐世昌来到武昌，张之洞与徐相见多达十六次，每次谈话的时间都很长，经常是夜半谈到三四更，甚至天明。他们是同乡。张又是喜欢夜谈之人。更重要的是，甲午战争初期，1894年10月，徐世昌上奏提议调张之洞主持朝政大局，朝廷为此命张之洞进京，后因两江总督刘坤一赴山海关督师，改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张由此对徐另眼相待。徐世昌日记记录了他们的谈话内容，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张的内心世界：
问当今挽回大局之要，当从何处下手？芗翁云其要有三：曰多设报馆，多立学堂，广开铁路。而曰收三者之效之曰士农工商兵，然必欲观此五者之成，仍不外乎变科举。多设报馆，可以新天下之耳目，振天下之聋瞆；多立学堂，可以兴天下之人材，或得一二杰出之士以搘拄残局；广开铁路，可以通万国之声息，如粤汉之路、卢汉之路，奉天之路修到伯都纳与俄国之路联接，五六年内一律告成，中国可不至于危亡。大哉斯言，高出寻常万万矣。至于变科举，尚不可以旦夕变，然终必至于变而后已。（《徐世昌日记》，光绪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芗翁”即张之洞，号香涛。奉天，今沈阳。伯都纳，今吉林扶余。张之洞之意是中国新修的山海关到奉天的铁路，延至伯都纳，与俄国的中东路相连接。当时俄国已获得修筑中东路（满洲里经哈尔滨到绥芬河）之权，该铁路连接西伯利亚大铁路，至海参崴，尚未获得修筑中东路支线（哈尔滨经长春、沈阳到大连）之权。
张之洞
张之洞本是科举健将，虚岁十四岁中生员，虚岁十六岁中举（顺天府试解元）、虚岁二十七岁中进士，殿试探花（同治二年，1863），入翰林院。过了这些年之后，竟然主张变科举。而他讲的报馆、学堂、铁路，与传统的儒学体系是有冲突的，而与前文提到的叶昌炽新式考题却是联通的。徐又记：
芗翁云：士农工商兵五者，兵须藉商之财之为养，而又非农工不能成，然农工商兵又非士之考究训教不能精。今日泰西以商务立国，梦梦者几疑商可冠乎四民矣，得此言可以破群疑、息众喙。而为士者仍不力求实学以副其名，能无惧乎。又言中国之弱，上溯其源，始于老氏之清静，继之于佛学之空虚，又继之以理学之迂拘。老氏盛于汉，一洗秦之苛扰；佛盛于晋，亦稍弭一时杀戮之惨；理学盛于宋，大有功于五代之乱。是皆有益于世，可救一代之弊。然皆以静为之，不欲其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其不动也，以至于积弱而不能振，至今日而已极矣。又自唐专以文字取科名，有所为词章之学者其汩人材益甚。直至本朝，更求工于小楷试帖，束缚为已极矣。官到卿贰，不免于文字之考，何由得经济之才。不思变计，中国断无振兴之机，彼饰皮毛，无益也。又言：能师管、葛，必大有功于世。（《徐世昌日记》，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二日）
张之洞认为，士农工商兵五者，士是最为关键者，即“农工商兵又非士之考究训教不能精”。他此时反对老学、佛学与理学，更反对科举之制度，主张“变计”，主张师从管仲、诸葛亮。作为清朝的高官，作为当时许多读书人的精神领袖，张的这种思想将会发生重大的作用。徐又记：
三更，芗翁约谈，座有念劬，极言科举之当变，而又申说其办法缓急、难易之故。一尊小酌，横论古今，直至四更□尽始散。（《徐世昌日记》，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四日。“念劬”，钱恂）
芗翁酌夜话，小酌，论中西学术，论西政、西学之分，论时人之愚闇，太息痛恨。问余志学之所向属，择一事言之。告以时事孔亟，愿闻经世立身之道。云：目前新学，中年通籍之人，以讲求西政为先，西学随性之所近而涉猎之，仍以中学为主。因论中学甚晰，立身以必有守然后有为。又论同治中兴名臣。寅正始就寝。（《徐世昌日记》，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七日。寅正，早上四点。此外，徐世昌还记：“芗翁约夜酌，深谈，论各直省生人材质性情，欲提倡直隶人材有三要，曰多看书，多走路，多见人。俟通俄干路成，能多出洋游历，方有实济。”）
徐世昌是很谨慎的人，日记中一般不太会记录太多的事情。他之所以会写下这么多，自然是受到了张的内心世界的感染。
从徐世昌日记之中，我惊诧地发现，张之洞的这些言论与梁启超此期在《时务报》上发表的《变法通议》等政论文章，有着很多相似之处。我们不能认为张之洞受到了康、梁的影响，他与徐的谈话中，清楚地说明：“宜极力讲求与诸务并举，不可惑于邪说。”“邪说”一语，指的就是“康学”。然而，从光绪二十三年武昌总督府的一次次夜谈中，我们可以隐隐看到“江楚三折”的影子，看到“癸卯学制”的影子，看到张上奏停止科举的影子。张之洞一生都在阻止政治革命，但他实际上已经发动了思想革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他的设计——持续长达数百年的传教事业，已为这个国家铺垫了最为基础的西学知识；持续长达数十年的洋务企业，也显示了西学知识的实际运用效果。但是，旧的科举制度改变之后，新的教育制度建立之后，中学渐渐地不能为体了。
在这里，我似乎还需帮“中体西用”说几句话。今天的人们对“中体西用”有着误读之处，甚至指责其不能彻底地改为“西体西用”。最早明确使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法的是孙家鼐，他是光绪帝的老师，也是京师大学堂的首任管学大臣。在“中体”与“西用”之间，张之洞、孙家鼐强调的是“西用”（“中体”在当时根本不存在任何疑问），即容纳西学，使西学能正式进入清朝官方的意识形态体系之中。这从《劝学篇外篇》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他们的这一提法在当时还有一定的政治风险：戊戌政变后，守旧的势力上台，“西用”被打了下去；而到了庚子（1900，光绪二十六年）之变，与“西”与“洋”有点关系的五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徐景澄、袁昶、徐用仪、联元，内务府大臣立山），被守旧派杀了。
徐世昌
思想革命的主体
由此可见，晚清的思想革命是从甲午战败开始的。过去的人们过多地关注康有为、梁启超的自我宣扬，认为他们甚至认为革命党人是思想革命的发动者。从广大的人群来看，从宽阔的地域来看，康、梁和革命党人的宣扬效果有限。以上谈到的人士，张謇、严修、蔡元培、叶昌炽、张之洞、徐世昌，以及后面还将提到的张百熙，都是两榜进士、翰林出身，都是康、梁影响不了的人物，甚至是反对康、梁的人物。他们代表着那个时代学术的主流，代表着知识的最高阶层，也是思想影响力最大的团体。
我以为，晚清的思想革命起于近代教育：从废八股到废科举，从办学堂到派留学，西学进来了，一点点扩大，成为知识的主体部分。然而，所有这一切的发生和发展，都来自于朝命，都是清朝政府中张之洞、孙家鼐、严修、徐世昌等一大批官员推动的，叶昌炽等一大批官员裹挟其中。即便是蔡元培，也于1906年在清朝的京师译学馆教了一个学期的国文与西洋史。由此，我以为，晚清的思想革命是由清朝政府主导的，其主体是包括翰林院众多官员在内的清朝最高精英层。
我以为，似不能低估政府倡导在那个时代的决定性作用。在科举制的时代，大多数苦心读书的人，决非为个人知识的增加、个人修行的提升，而是为稻粱谋，为了能进入政府谋得官位与名利。到了此时，清朝政府主办或倡导的各类新式学堂，需要大量的教员，需要大量的教科书，引出更多的士人与近代读书人投身于此；新式学堂的毕业生除了继续从事近代教育外，也进入社会，进入政府，进入军队，进入各行各业。他们所凭借的，不再是对圣贤经典的理解，不再是八股文章和诗赋、小楷，而是数算格致、声光化电、各国语言文字，乃至各行各业的专业技能。为了弥补中国知识（中学）的不足，外国知识（西学）被放到更重要的位置；为了弥补中国知识人（新学人才）的不足，留学又成为清朝的国策。外洋的博士，最初还只是比附中国的进士，后来又凌驾之。
科举与教育的变化，促进了近代传媒的发展，促进了各类社会团体的产生。我在前面提到了叶昌炽的课题，兰州求古书院的学子、甘肃各地的生童，只能通过这类新书刊来获取新知识。以各种知识名义成立的社会团体，吸引着许多知识饥渴的青年。比起以往千年不变的四书五经，比起那些科举参考的高头讲章，这类新书报更具吸引力；在旧的知识体系之中，从读者到作者需要几十年的功力，且成功者很少，而在新的知识体系之中，由于需求的旺盛，许多读者很快就成为作者。上海、天津、汉口等地租界，由此成了翻译、出版、书报等文化产业的中心，进而成为舆论和社会团体活动的中心，成为新式文明与文化的中心。
作为晚清思想革命的重要成果，清末新式学堂的师生普遍地反清或同情政治革命，与清末新式教育相联系的海军与陆军（新军），也有相当大比例的军官反清或同情政治革命，清末出现的新式媒体——报馆、出版机构的从业人员亦多有倾向或同情政治革命者。更为明显的现象是，清朝的官员，尤其是中央政府的官员，后来大多成了民国的官员。北京政府似乎只是换了一块招牌，内部人员没有太多的变化，外交部和海军部尤其如此。我曾经帮忙审看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写的人物传纪，主要是光绪朝后半段，发现其中许多人按照传统史学应列入“贰臣传”。从清末到民国以至到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许多清朝官员不仅是“贰臣”，而且当了“三臣”甚至“四臣”。徐世昌做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晚清官员弃旧朝而投新朝，自然有着生计的原因，但他们在做政治选择时，并没有太多的思想痛苦。这样的情景与明末清初大不相同的。当然，还有一些官员不是不想投新朝，而是被新朝所弃。
作为晚清思想革命的重要成果，相当大数量的留学生被清朝政府派了出去，或者在清朝政府的支持下自费留学。为此，清朝建立了留美预备学校。其中一位，名为胡适之，是清朝政府选派的“庚款”学生。清朝留下的京师大学堂，在民国年间成为思想革命的中心；清朝派出的留学生，成了民国思想革命的中坚。晚清开始的思想革命，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了结局。我们今天可以清楚地看出两者之间的连续性。1898年张之洞提出“中体西用”时，意在中学容纳西学；1917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提出“兼容并包”时，已是对旧式学人和儒学的宽容。不到二十年间，中学与西学已是主客易势。
由此，我以为，从晚清开始的思想革命，通过近代教育和传媒工具，通过张之洞、叶昌炽、严修、蔡元培、胡适之等人，一步步到达彼岸。西学的内容进来了，其中的政治学说也是清朝最为警惕的部分，清朝学部对教科书亦有审查，然这类审查只能去掉一些敏感的词汇。西学作为一个整体，不是一些名词的变换即可以拦截，而传统的“四书五经”崇高至上的地位无可挽回地一天天坠落。我们再来看恽毓鼎日记中的两段话：
……近来新学盛行，四书五经几至束之高阁。此次各卷，往往前二场精力弥满，至末场则草草了事，多不过三百余字，且多为随手掇拾，绝无紧靠义理发挥者，大有如不欲战，不屑用心之势。阅卷者以头、二场既荐，于末场亦不能不稍予宽容。久而久之，圣贤义理不难弃若弁髦矣。学术人心，可忧方大。张、袁二制军立意欲废科举，其弊害至于是，更有不可胜言者。袁世凯（慰庭）不足道，张香老举动乃亦如此，岂不可痛哉！书至此愤懑万分。
三年新政，举中国二千年之旧制，列圣二百年之成法，痛予铲除。无事不纷更，无人不徇私，国脉不顾也，民力不恤也……日朘月削，日异月新，酿成土崩瓦解、众叛亲离之大避，而吾属横被其忧，念及此，不禁放声大哭，罪魁祸首则在张之洞、张百熙之力主令学生留学东洋。（《恽毓鼎日记》，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初一日、宣统三年九月初六日）
光绪二十九年会试，形式改变：头场为史论，二场为策论（包含西政西艺之内容），三场为四书五经义。按照以往的习惯，会试只重视头、二场，三场多为陪衬。第二年，即光绪三十年最后一次会试，仍沿用之。
恽毓鼎也是进士出身，亦曾任翰林院编修。前一段话写于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他任“癸卯会试”同考官，阅卷有感，矛头指向张之洞。后一段话写于武昌起义之后，清朝大势已经不稳。张之洞、张百熙皆是清朝的管学大学，是近代教育体制的设计者，也是留学日本的推动者。在恽看来，清朝之所以灭亡，在于思想的变动，尤其是儒家思想受到“日朘月削”而造成的地位变化。
清朝灭亡了，这是不变的事实。然而清朝该不该亡，又是另一回事。从历史的过程来看，辛亥革命有其偶然性，四川的保路运动和武昌的新军起义，都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政治革命即便不发生，思想革命已经在进行。清朝即便不灭亡，其主导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须得有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其政治结构与学术制度须得有一个革命性的变化，才能适应新知识之下的士人和近代读书人。
3. 地理环境变化是包括哪些因素的变化啊
自然因素：气候、水文、生物、土壤、地貌。
地理环境从长期来看是由自然过程形成的，因此大尺度的变化也是由于自然原因，例如太阳辐射的变化，地质活动，风化作用，成土作用等，而小尺度的变化通常是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例如环境问题、资源问题等，归根究底是由于人类数量增加和不当的生产方式引起的。
4. 晚清社会生活习俗变化的特点有哪些，并说出这些特点的原因
材料一 “凡物之极贵重者，皆谓之洋。重楼曰洋楼，彩轿曰洋轿。……挂灯名曰洋灯，火锅名曰洋锅，细而至于酱油之佳者亦名洋酱油，颜料之鲜艳者亦呼洋红洋绿。……大江南北，莫不以洋为尚，洋乎洋乎？盖洋洋乎!”
——陈作霖《秉烛里谈》
材料二 传统社会的价值观是“贵义贱利”，居于“四民之末”的商人是没有社会地位的。但是，晚清时期“重商”不仅发展为影响深远持久的社会思潮，而且也改变了清王朝的国策，由“重农抑商”变为“以工商立国”。表现在社会风尚方面，就是习俗更易具有了商业化趋向。商人不仅捐纳功名跻身于绅士之列，而且有名望的绅士们也相率从商，在绅与商的交互渗透中形成了颇具影响力的“绅商阶层”。在社会交往中，也出现“交往重衣冠而不问出身”的时俗。
——《新编中国通史·晚清社会风貌》
材料三 在西方民主平等思想的影响下，维新派人士倡导发动女权运动。康有为在广东南海首创《不缠足会草例》，其后与康广仁等在广州正式成立了“不缠足会”，并逐渐推广，新学堂则以不缠足为基本的入学条件，不缠足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经济成长历程》（岳麓版必修Ⅱ）：新潮冲击下的社会生活
（1）根据上述三则材料，概括晚清社会生活习俗变化的特点。
（2）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说明出现这些特点的原因。
（1）特点：西化、商业化和平等化。（9分）
（2）原因：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汇；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鸦片战争后社会经济发生的重大变化；晚清政策的调整；民主进步人士的推动；人们观念的变化。（12分）
5. 从清朝到民国成立初期，我国学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请论述这一现象的背景、主要内容和历史意义
学校是各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和后备军，他是跟着这个时代的教育这个时代的经济状况和人的理念而定，学习制度的。
6. 概括指出晚清中央集权发生了什么变化
19世纪50-60年代中央集权体制危机和洋务新政的发生,甲午新政和地方利益的扩大，1901-1905年新政时各省独立地位的初步形成及与中央的矛盾，预备立宪时期中央与各省关系的重新调整........因此，晚清中央集权的衰落造就了地方势力，地方势力的兴起又加速了中央集权衰落.于是后来形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
7. 清末明初中国社会生活面貌发生了哪些重大的变化.为甚麽会出现.
具体的：
社会生活的变化 清末民初，经过辛亥革命的冲击，中国社会风尚急剧变化。最大的变化是剪去了发辫。清朝强迫汉族男子束发留辫，晚清的进步人士把辫子视为民族的耻辱。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动员群众剪除发辫。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发布法令，要求人们剪辫易服。其次是服饰变化。封建社会，以服饰区分人们的身份地位。辛亥革命后，千百年来以衣冠“昭名分、辨等威”的作法被社会废弃，于是人们的服装样式开始多样化。当时人们对沿袭已久的缠足之俗进行了严厉批评，出现了不缠足运动，各种不缠足团体和禁缠足宣传，遍及全国。1912年3月13日，南京临时政府颁布《劝禁缠足文》，对改变缠足陋习起到重要作用。南京临时政府还发布了《严禁鸦片通令》，严厉禁烟。 清末民初的女性 清末的中国社会众生相 服饰变化与衣冠之治的解体 从习俗和观念的变化看中国近代社会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出现了鼎新革故的社会潮流，社会风尚新旧并存，而革命新潮流涉及领域广泛、气势之大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崭新的气象。 清末民初外国人在中国的活动
思想观念的更新 南京临时政府发布法律，要求民众革除前清腐朽生活习俗，革新礼仪称谓，废除叩拜、作揖、请安、打千、拱手等旧式礼节，改行鞠躬、脱帽、握手、鼓掌等礼节。婚丧礼节也改为新式，废除旧式婚丧的各种落后礼俗。人们的称谓，不再使用“大人、老爷”，一律以“先生”、“女士”、“君”相称。传统观念逐渐被新观念代替，认识到封建君权、神权、族权、夫权是对个人人格的摧残，提倡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力求打破封建枷锁，给人民平等权利和地位。 晚清帝国的“市民社会”问题
南京临时政府以法律的形式，给各种职业的人们以平等的公民身份和权利，取缔买卖人口及卖身契约。当时全国反对卖淫纳妾，要求实行一夫一妻制，要求有财产独立权，个人自立，不苛待佣工等。各种以人道主义、解放人权为宗旨的社会团体纷纷建立，辛亥革命打破了禁锢人的个性发展的封建枷锁。这时，人们开始对国事政事发生兴趣，各种集会、结社、选举活动得到广泛发展。知识妇女也开始投身于政治。
当时人们重视工商业的作用，认为办实业是救国的重要手段。人们打破了传统的四民观念，为发展实业殚心竭虑，投资设厂，各地出现工商业大发展趋势。 清末的工商金融 民初，新学大倡，学生选择专业，考虑其实用价值及利益，法政科招生，成千上百人报考，传统的作诗填词、习经读史、心学理学，不再受人重视。社会上也出现了追求奢侈浮华的风气，社会各类消费性行业得到发展，对封建社会传统道德伦理观念进行冲击。与此同时，中国固有的学术也发生了显着变化。 清末学术观的变革 晚清学术分科观念及方案 学术史：清末民初的显学 王国维：国学与西学 晚清国学大师王国维 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与敦煌学的发展
文学艺术的繁荣 清末民初出现了揭露社会腐朽黑暗的“谴责小说”，如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和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揭露了清朝各级官吏、衙门的腐朽黑暗。还出现了一些反映革命的小说，如《广州乱事记》、《新汉演义》、《血泪黄花》，描写了黄花岗起义和武昌起义。
知识分子积极研究和宣传欧美的思想和文化，出现了许多译着，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约翰·穆勒的《自由原理》等，从中吸取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西方近代政治方案，作为反对封建专制的思想武器。文艺作品也被大量翻译，莎士比亚、狄更斯、巴尔扎克的作品，陆续翻译出版。最着名的翻译家是林纾，他根据别人口译，把外国作品翻译成中国的古文。 晚清文化、文学与现代性 莎士比亚全集 狄更斯作品选 巴尔扎克作品选
此外，出现了现代话剧和新式音乐，当时“学堂乐歌”的创作大为盛行，出版了不少课堂歌曲的教材。在美术方面，涌现出一大批具有新思想、掌握新技巧、勇于创新的画家。如李叔同、吴昌硕、高剑父、刘海粟等。蔡元培则第一次提出了必须对国民进行美术教育。
新闻出版业的进步 清末民初，西学得到很大发展，加上新印刷技术的普遍使用，新闻出版业步入新的发展时期。1897年，夏瑞芳、鲍咸恩等人联合创建上海商务印书馆，开始时只有印刷所，后成为集编辑、印刷、发行为一体的综合性出版企业。1921年1月，陆费逵、戴克敦、陈协恭、沈知方等人创办中华书局。它集编辑、印刷、发行为一身，是民国初年影响极大的近代出版企业。民营出版发行业的发展，很快就超过了教会和官办的出版机构。
革命派在活动期间，也促进了出版活动。如1902年陈范创办《苏报》，聘请章太炎任主笔，发表了大量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的文章。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刊《民报》，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据推算，当时全国的各种报刊杂志有1000余种。中国近代新闻出版事业的兴起和发展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分不开。 清末民初的中国文化情形（图片）
近代教育的发展 清朝末年开始建立新的教育体制。1903年清朝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规定了在全国范围内实际推行的学制，称为“癸卯学制”，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基础。章程颁布后，各类学堂迅速发展，到1909年，全国各类小学已达5万多所，高等学校123所。在创办新式学堂的同时，清朝廷还先后派遣青年学生和官员出国留学，民间也大量出现自费留学生。留学生在在国外大大开阔了眼界，接受了新知识，成为中国社会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分子。 张之洞与晚清学部 京师大学堂章程
民国政府对清末的教育体制又进行了改革，主要措施包括：设置新教育机构。如将学堂改称为学校，男女可以同校，废止读经，禁用清学部颁行的教科书，禁止体罚，取消清朝贵胄学堂等。改定教育宗旨。把清学部教育宗旨中关于“忠君、尊孔”的内容取消，以“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为教育的根本宗旨。重订学制。初小4年为义务教育，高小3年，中学4年，大学本科3年或4年，师范学校本科4年等。又陆续颁布各种学校令，补充已公布的《学校系统令》，全称为《壬子癸丑学制》。民国初年的教育制度改革，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促进了中国新式教育的快速发展。
简略的：
剪发辫易服饰,改称谓废跪拜,禁缠足倡女权,大众传媒的兴盛,物质文明的进步,民族工业的发展,社会习俗的变化,新式教育的发端,科学技术的发展,思想文化的演进
8. 帮在中国历史地理网查一下中国历史时期气温变化分哪几阶段清末之后还有没有变化
西周至汉气温逐渐升高，汉代达到高潮，中国和外族势力的此消彼长在气温上也是有反映的，气温升高，则汉族远征夷狄，气温降低，外族便入寇中华。汉代后气温逐年降低，这股降温流一直伴随着中原的大动乱——五胡乱华，南北朝时气温回升缓慢。直至隋唐，气温大幅度回升，正统王朝迅速统一全国，封建社会进入又一个黄金时代。但这一阶段，正是北极全加拿大地区冰层快速融化的时期——欧洲学者称为小冰河时期。几百年中气温迅速回落，全球粮食大幅减产，此时中国正处于备受欺凌的宋朝。南宋时气温达到最低点，中国第一次亡国。明清两代气温稳中有升，直至今日仍在不断升高，这也预示着一些历史的重演。
9. 在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生活面貌发生了那些重大的变化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重大的变化
清末民初，中国的大门被打开。随着西方列强的政治、经济侵略，西方的思想、文化、科技、生活习俗也同时传入中国。中国的社会生活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不少新事物、新气象，不论是人与人之间的称呼，还是人们日常的穿戴，都在除旧布新。
一、照相与电影出现
二、剪发辫、改称呼
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为改变愚昧落后的生活习俗，颁布了剪发辫、易服装和废止缠足的法律。强令男子剪掉发辫，女子停止缠足。同时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还颁布法令，革除“大人”、“老爷”等清朝官场的称呼，规定民国政府的职员相互之间一律改称职务。还规定，民间普遍通称呼改为“先生”或“君”。还规定体现了资产阶级追求平等的愿望。
三、服饰的变化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近代人们的服饰也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西服是西方人的传统服装。由于设计科学，穿着方便，逐渐被广大中国人接受，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服已经在中国城市中十分盛行了。中山装是这一时期最具特色的服装，由于孙中山的创制和带头穿着而得名。它是西服与中式服装的完美结合，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成为革命的象征，其阶级性与西服完全相反。女士高领服装的盛行。是由当时的人们吸取了西洋服装的特点，对满族女子的旗袍加以改良而成。后又经改革发展成为流行至今的旗袍，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女性的代表服饰，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服饰。
社会的进步、人类文明的发展、世界文化的交流，使中国社会生活面貌发生乐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也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