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环境与民族图形的关系是什么

‘壹’ 苗族的服饰与其地理环境有什么关系

跟地理环境没多大关系！
1.苗族没有文字，她把服饰作为载体，因而苗族服装不仅具有实用价值、很高薯运枯的美感或观赏价值、很深的文化内涵。
苗族服饰的图案，是穿在身上的一部民族史书：褶裙上的彩色线条，是一条条河流，一条条山路；背牌上的回环式方形纹，是曾经拥有的城市，有街道、城墙、角楼；那披肩上的云纹、水纹、棱形纹，是北方故数洞土的天地和一丘丘肥沃的田土；花带上的“马”字纹和水波纹，是苗族祖先迁徙时万马奔腾过江河的壮观气势……
2.苗族服饰由于性别、年龄、婚否等情况而不同，并且有地区差别，但都保持一种从古至今的悄前传统款式。

‘贰’ 少数名族形成了什么民族关系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各民族长期生活在统一的国家中，共同创造开发了中国的统一、辽阔的疆域与繁荣的民族文化。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泱泱大国，其民族与文化、疆域与统一，在东亚这片土地上，千百年来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一配悉游、地理环境中的民族关系——半封闭内向型的地理环境导致了各民族的内聚趋势
中国的地理环境，从边界的自然环境来看，除东部与南部临海，其他边界大多被山脉、高原、沙漠所阻隔，自然形成了一个半封闭的、内向型的地理区域。这种环境，一方面阻断了区域内各民族与外界的联系，另一方面又有利于区域内各民族之间密切的交往，使各民族的多元文化能在发展中逐渐走向一体，而中国历史上多次分裂后而统一的版图都基本相似也得益于该地理环境。
而从内部环境来看，内部地形变化多样，又造成了各民族社会、经济与文化多样性的发展：北方是蒙古高原，以草原游牧民族为主，相继有北狄、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和蒙古等部落和民族；东北既有茂密的森林丘陵又有辽阔的东北平原，主要以狩猎民族为主，相继有东胡、肃慎（满族祖先）、乌桓、鲜卑（锡伯族祖先）、室韦（蒙古族祖先）、契丹和女真等族；西北地区是一系列的山脉和沙漠，其间有绿洲适合人类发展，不少民族在此孕育了绿洲文化，相继有塞人、乌孙、月氏、匈奴、突厥、回纥和蒙古准葛尔部等居住；西南是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以藏、羌等半农半牧的高原民族为主，自古就有吐蕃（藏族祖先）、门巴、羌、白、苗、傣等几十个民族。
这些周边地区的民族，与边界外的联系被自然地理屏障所阻断，而中原地区温和的气候、肥沃的平原、丰富的资源物产和先进的文化对他们充满了吸引力。所以，尽管周边民族之间互相也有一定的流动与交往，如东北的鲜卑、室韦等民族向西进入蒙古草原，蒙古草原上的匈奴、突厥向西北扩张等，但总体来说，中国历史上的四边少数民族总是向着中原方向发展的，这是地理环境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不断内聚的影响。
二、政治中的民族关系——“中原—四方”的“天下一统”格局和多元一体的政治制度
中国一词作为我们国家的名称，是从辛亥革命以后才开始使用的。在古代，中国是指国家领域的中心部分，而整个国家的概念是以“天下”、“四海”、“海内”等词来称呼的。中国历代皆认为天下既包括中原地区，也包括四方的少数民族地区，历代中原王朝的统治者，不管是汉族还是其他民族，都有“天下一统”的思想。尽管在国家之内有华夏和狄夷的区分，有民族歧视的观念和政策，但几千年来，“夷夏一体”、“四海一家”的思想始终与这些民族歧视的观念并存。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历代统治者都执行或多或少的善待异民族的政策。在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中原王朝，境内都包括了众多的民族，“夷蛮狄戎，犹错处内地”，而即便是少数民族的地方政权，也往往是多民族杂居的局面。几千年各民族日益密切的交往，特别是少数民族的入主中原，使得华夷之分的概念逐渐淡漠，各民族大一统的思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思想则日益深入人心。至清末民初，各民族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意识和中国的国家概念。
几千年来，中国多元一体的政治制度——中央集权制之下允许多种类、层次的管理制度与多种类型的社会经济文化制度的并存，也是多民族得以始终维持统一的重要原因。中央集权制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政治制度中占主导地位，皇帝是国家最高权力代表，独掌大权，首都设立三公九卿或三省六部制的中央政府，其中也有专管少数民族事务的部门，地方上设立郡县制，包括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在内，由中央统辖。这种集中的行政管理制度，便于中央对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等的统一管理，既巩固政权，又强化国家的统一。同时，在培销一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自治或半自治的封国（册封）制和羁縻州府（土司）制度，由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世袭管理。这种多元一体的政治制度既有助于打破民族间的隔阂和地区间的分裂割据状态，又有助于每个民陆岩族内部和不同民族之间的政治凝聚力的形成，使中华各民族既能够独立地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与文化，又能方便地互相交流与学习，并逐渐走向团聚与统一。
羁縻制度是封建国家治理边疆少数民族的一种制度，用以维系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自西汉以来，羁縻制度经历了边郡制、羁縻州府与册封制、土司制三个阶段。
边郡制：西汉对边疆地区新设的郡成为边郡或初郡，大多是少数民族地区，以当地民族或部落原有的地域为郡的范围，保持当地原有的头人和风俗法纪。边郡有两套官吏系统，一是由中央政府直接派遣任免的官吏，属于流官系统；二是由原当地民族的首领世袭充任的官员，属于土官系统。当地少数民族原有的部落和人民由土官管理，不缴赋税，只是想政府交纳一些土贡，以此对中央政府表示政治上的臣服。
羁縻州府与册封制：到唐朝时，采取“偃武修文”的方针，以通使、和亲、册封和互市等政策和经济的手段为主，武力威慑为辅的策略，对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政权进行招抚。对较强大的民族政权，如吐蕃、回纥、南诏等采取通过册封、和亲和互市，建立甥舅、属国关系，维持双方友好往来，在其他民族地区则直接建立大量羁縻州府，由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世袭充任州府的都督和刺史，同时又在这些边疆地区设都护府和节度使来统领这些羁縻州府。总的来说，这些接受册封的地方民族政权和羁縻州府，都是由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世袭管理，地方首领和政权与中央政府保持联系，在军事上要“奉征调”，中央政府在这些地区不收赋税，仅接受以政治象征意义为主的土贡。
土司制度：元朝时，对边疆地区实行有别于内地的土司制度。土司既土官，除最高一级的宣慰使司官署内为由中央政府任命的流官外，其他的官署都是土官，由地方少数民族首领世袭。土司所管辖的境遇实行自治。
三、经济中的民族关系——各民族各地区之间密切而又互相依存的经济联系
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第一步通常是从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开始的。由于各民族居住地自然环境的不同，各民族的经济发展模式也不尽相同。北方民族多为游牧业和狩猎业，南方民族多从事农业和渔业，边疆地区民族的经济往往比较单一，而中原地区物产丰富，经济文化较为发达，因此，由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使得各边疆少数民族都有与其他地区，特别是与中原进行物质交流的迫切愿望，中原地区也得到了自己所缺乏的畜牧业等产品的补充。这种交流既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有朝贡、赏赐、互市等各种形式。这种经济上的联系，形成了一种自然的凝聚力，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是几千年来四边少数民族都向中原发展的动力，也是各族之间关系日益密切的基础。
在各民族中，以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农业、手工业产品的依赖和向中原的积极发展表现最为突出。游牧经济产品比较单一，牧民日常生活的所需的粮食、布匹、金属工具和各种手工业品等都需要用畜产品从中原换回，所以游牧经济对商业有很强的依赖性。历代中原与北方民族之间经济交流的方式主要有互市、朝贡、赏赐、通使、和亲等。当交流比较顺利时，双方关系就比较友好，而当交流不顺利时，草原上的生产生活就会受到严重影响，他们就会利用游牧民族武力上的优势对中原施加压力，要求互市，甚至发动大规模战争南下掠夺。如隋唐时期，北方突厥部落与中原地区保持着大规模的贸易，双方互惠互利，关系友好，当时也有一部分突厥贵族，特别是后突厥汗国，与唐朝为敌，后唐朝对其实行经济封锁，后突厥遂逐渐衰亡；明代，明朝廷将与北方蒙古政权的经济交流视为维护边防和控制蒙古的羁縻之术，对互市诸多限制，不仅影响双方关系和各自的生产生活发展，蒙古更为此发动了多次对明战争，双方损失惨重。
四、文化中的民族关系——各具特点又互相学习、互相融合的各民族文化 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在世界上独树一帜、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来源于各个民族的创造与发明。各民族不仅发展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随着历史上与其它民族的交往交流并不断互相学习互相融合的过程，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和心理特征也逐渐产生出来。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就是各民族大融合的结果。随着民族之间日益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的交往，民族之间杂居、通婚、通商现场越来越明显，少数民族受汉族文化影响，融入汉族，而汉族也学习和接受少数民族的风俗文化，与其互相融合甚至有些汉族进入少数民族地区融入少数民族文化之中。

‘叁’ 民族服饰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1、服饰的原材料源于不同的地理环境

我国亚热带的浙江杭嘉湖地区、广东的珠江三角洲是我国蚕丝的生产基地，人们穿戴的各种丝稠就来源于桑蚕。我国西北内陆的太阳辐射强的新疆地区是我国长绒棉的最重要产区，人们钟爱的羊毛衫与皮制衣物，原料主要源于我国西部牧区盛产的羊毛和各种皮革。

2、服饰样式与地域特征密切相关

在我国东北的鄂伦春、达翰尔、鄂温克等到民族的服饰与西南少数民族的服饰就是因为气温的不同，在质地、款式等到方面出现了很大的差异；众所周知世界屋脊、日温差比较大的青藏高原，藏民们时常穿一个露胳显臂的“不对称”大袍，也就是穿皮袍仅套一袖，适应青藏高原多变的气候。

3、服饰变化与气候变化紧相关

在春、夏、秋、冬四季分明的地区，就有按照季节变化换穿单、夹、棉、皮的习俗，目前，人们一般都要购置几套与季节相适应的衣服，比如夏季男士的短袖、春秋季节的休闲装，冬季的滑雪衫、皮夹克和羊毛衫等。然而在四季如春的云南昆明一带，则形成了人们“四季服装同穿戴”的另一番人文景观。

(3)地理环境与民族图形的关系是什么扩展阅读：

地理环境对服饰的用料和形制产生直接的影响，复杂多样的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使各民族选择的服饰面料和款式都与所处的生态环境相适应。各地各民族传统服饰的用料，大多就地取材。

滇西畜牧业较发达，普遍养羊，有的还饲养牦牛，能确保羊皮和羊毛、牦牛毛用于人们表装的需求，从牲畜养殖到衣服加工，基本上都由各家自己完成。其他地区各民族以麻、棉等天然纤维布、织锦、土布来缝制衣服。民族服饰的制作，在四十多年前多数是由各家手工操作完成的。

近几十年，由于经济迅速发展，许多手工业逐渐让位于机械加工业，工业棉、毛织品占领了大部分市场．各民族制在用料来源因此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例如：

藏族、普米族和摩梭人男女都普遍穿戴的长衣(袍)裙裤靴装；彝族、纳西族、白族、部分汉族和苗族男子的披皮或披毡衣裤装 ； 汉族、白族、彝族、傣族、阿昌族、满族、纳西族、拉祜族、壮族、瑶族、哈尼族、傈僳族、回族的上衣下裤装；。

傣族、布朗族、景颇族、阿昌族、德昂族、佤族、哈尼族、基诺族、苗族、藏族、怒 族、傈僳族女子的上衣下裙装等四种类型。如细致划分估计不下几十种。

‘肆’ 民族对地理环境有什么影响

共同的地域作为民族划分的必备条件至关重要,同时对民族的产生及民族的特性有着极大作用.我认为世界范围内按地理环境可主要区分为草原民族、大河流域民族、山地沿海民族三类.
草原民族依赖游牧,逐水草而生,例如蒙古.当本民族控制区水草丰茂时其与同类民族及其它类民族间很少发生冲突,但当遭遇天灾、水竭草枯时则与同类民族及其它类民族间经常发生冲突乃至战争.一个例外是成吉思汗时期的蒙古.其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动因前期时是掠夺,后期则是征服.这些草原民族闲时游牧、战时掠夺,生活形态单一,其发动的掠夺和征服战争带来的是对其它民族的灭绝和对文明的破坏.草原民族是历史发展的破坏力量.
大河流域民族围绕大河流域形成,例如历史上围绕黄河长江的汉民族、围绕尼罗河流域的埃及人、围绕中东地区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人和印度河流域的印度人.这些流域的民族往往从原始氏族时期就有着较为严密的等级制度,本人认为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对大河的治理.不管是黄河还是尼罗河都会有泛滥和洪水的问题,而居住在这些大河流域的民族只有通过并且接受一个有力的首领和阶层的指挥和领导才能治理好大河.而伴随着对大河的治理,特殊权力阶级出现了,他们作为民族首领享有野敏极高声望并逐渐演变为帝王.中国的大禹及其建立的夏就是例子.大河流域民族因为有充足的水和丰腴的土地而主要从事农耕和粮食生产,在辛勤的农业劳动中创造财富,同时接受特权阶级的管姿岩理,此类民族大都顺从,重视农业、轻视商业,在政治上即便一个王朝倒台还是会有另一个同样性质的王朝替代,而生产生活方式总体上没有太大变化.大河流域民族是历史发展的迟滞力量.
山地沿海民族居住在陆上交通不便的沿海地区,这类民族既没有可供游牧的草场也没有可供耕作的土地,例如希腊的雅典城邦.这类民族主要依赖渔业、手工业和从事商业交易,航海业发达于其它类民族,并且富于探险精神,在制度上则很少有集权统治,多为较为民主的公民会议或元老院制度.这类民族逐渐通过与其它类民族的交易积累财富,积极对外扩张贸易圈,对世界各地的联系也有着重要作用,并且有着对新科技和新思想的渴望,是历史发展的进步力量.
这三类民族所建立的民族国家因此也具有不同的行为特性.匈奴、蒙古等草原民族国家在历史上除了对外侵伐造成破坏没有贡献,这些国家大多成为当今世界的边缘国家.中国、埃及等大河流域民族国家则拥有先进的农业技术和因农业需要而确立的先进天文历法,这些国家大多成为当今世界的发展中国家.高山沿海民族国家则通过贸易逐步扩大势力,有着先进的航海技术,并且对当今的民主制度有着深远的影响.随着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和工业革命,这类民族及受这类民族特性影响的民族国家大多成为当今世界的发达国家.
我们能够比较容易地看到,上述由于地理环境差异而分出的三类民族及其建立的民族国家在世界形成一体前是很有解释力的.在地球正日渐成为一个村落的今天,上述的地理环境作为一个解释变量虽然仍然能够比较准确地解释民族特性,但很难解释这些民族国家的行为模式和发展走向.因为世界变小了,原来由于地理和技术而相对隔绝的几大区域已经没有了界限,各种民族文化和特性彼此冲突、交融,各个国家基本都有或者即将有相似的社会阶层,这使得上述三大类民族的界限变得模糊了.总的来说,地理环境造就民族特性和国家行为的论点在古代和近代历史上是有解释力的,但是对于现在,我们只能通过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建构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来比较有力地解释民族国家的行为及其之间的关系,而地理环境只是作为国际关系中地缘政治解迹脊御释的一个重要因素.

‘伍’ 求中国民族服饰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

服饰一直以来都是人类必不可少的日用品，纵观人类发展史，原始社会时期，原始人类用树叶，动物的皮毛遮蔽身体，保暖防守之用，在此时期，已为以后的服装发展奠定了基础，封建社会时期，人类用麻，线纺织出了布料衣物，而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服气发展为一个繁荣时期，而在中国，更可见其辉煌。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分布不均，形成了全国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而我国民族服饰也如同花海中的花朵，各有风姿，各有千秋，各自闪烁着光彩，散发着其独特的民族气息，民族服饰，民族文化与地理环境有着深远的关系，各地自然条件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生产特点和生活习惯、生产、生活方式，孕育了各具特色，就地取材，有其独特文化历史渊源，因地制宜的服饰。我国山区面积广大，地域辽阔物产丰富，地形复杂多样，各地形区有着不同的特色民族服饰，其中我国较为典型地区为东北地区，高原地区，西南这三个地区。东北地区地处在中高伟地区，气候较为寒冷，人们冬天常穿皮衣，除毛皮具有良好的防御保暖性能外，更因当地自然条件不宜植棉，而在严寒气候条件下，兽类的皮毛长得特别丰厚，保暖防寒性能好。例如，大兴安岭，一带的鄂伦春族，“食肉寝皮是鄂伦春族的传统生活方式，在长期的游猎生活中，鄂伦春人独具匠心创造了极富民族特色的毛皮服饰文化，他们的服饰，上至帽子，下至鞋袜，乃至各种寝具、生活用品，都多用毛皮为原料，因为“林海雪原”为他们提供了熊皮等兽类皮毛。俗话说得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生活在乌苏里江畔的赫哲族人以捕鱼皮，兽皮。因此，他们的衣服多由鱼皮制成，由以上例子，我们可知，服饰的特征与当地的气候，人们的生活方式有关，也难怪，东北地区的居民总是给我们一种十分厚重的感觉。东北这样的平原地区尚且这么寒冷，更何况高原地区，而高原地区特有的服饰，也为中国的民族服饰平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高原上的民族，都有穿皮长袍的习惯，高原气候变化无常，白天日照强烈，气温上升，夜间气温骤降、寒气袭人，所以常常用“早穿棉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这句话来形容高原上的人们的生活，高原上的牧民，多穿着皮制长袍，既耐严寒和飞沙走石的 侵袭，又能在游牧途中的夜间当防寒的铺盖，素有“世界屋脊”之称的西藏，是藏族的主要聚居地，他们的服饰主要是长袖，宽腰大襟，即使在夏天也多穿长袍，白天在烈日下，将一只胳膊露出皮袍外，行走劳动时，干脆将双袖扎于腰间。一旦天气骤然变冷，可将胳膊穿进袖筒，以适应高原多变的天气。位于西北地区的蒙古高原上住着善于骑马的蒙古族，他们的服饰以长袍为主，袍的腰身肥大，男女长袍都不开叉，以利于骑时，护膝防寒，衣袖俏长，骑马持缰绳时，冬季可御寒，夏至季可防蚊咬。蒙古人穿的皮鞭，有翘头的适宜在深草中行走，圆头的适于在浅草或无草区行走，因此，我们可知蒙古人们的服装设计主要与骑马和防寒有关。西南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分布最多的地区，因此，民族服饰多种多样，因他们的生产、生产方式、文化因素而各不相同。彝族不同支系服装各异，有其独特的文化渊源，凉山地区彝族男子保有着古代遗风，他们在头顶前脑们蓄一绺长发，象征男性的尊严神圣不可侵犯。彝族俗称“天菩萨”，川、滇大小凉山彝族男子喜爱用青布或蓝布包裹头部，并在前额处扎出一长锥形结，以表示英勇威武的气概，习称“英雄结”，大小凉山山势险峻气候寒冷，当地彝族群众故用毛毯护身，俗称“擦尔瓦”，擦尔瓦是用羊毛织成的披衫，有白、灰、青等色，上部用羊毛绳缩口，下部缀有须，制作一条擦尔瓦，往往要用几个月时间，彝族人的擦尔凡一年到头不离身，白天御风寒、夜晚当被盖。西南地区还有一个很具地方特色的民族，就是哈尼族，哈尼族服饰无论在原料、色彩、款式、装饰手法等，无不与梯田农耕生产密切相关，以梯田农耕生产和梯田文化，为主体的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方式决定了其服装的改良，发展均以反映，梯田文化内涵，适应梯田生产需要为原则，哈尼族崇尚黑色，哈尼族无论男女，其服装均以黑色为主基调，这是其在漫长的迁徙过程中，形成的历史沉重感和审美的心理要求以及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程度及哀牢山自然环境和梯田稻作农业所决定的，哈尼族以梯田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黑色，对高山农耕生产者来说在保暖，耐脏，耐磨等方面都有独特优势，另外，这一习俗，也是地理环境，社会生活的封闭以及“避世深隐”的民族心理，落后的传统原料和印染技术的客观体现。哈尼族服饰的款式设计也以适应梯田农耕生产为主要原则，其男子的服饰以紧身短衣宽松衣裤，短衣斜襟无领月夜下一扣紧衣，外配一坎肩，坎肩无扣，长裤为大腰，大裤脚，直筒裤，上紧下松的服装特点：一是为在山高谷深的自然环境中上坡下坡行走方便，二是便于梯田中的生产，体现出哈尼族对于哀牢山自然环境，与梯田稻作农业的适应性。哈尼族服装上的装饰，是梯田农业的记录和象征，例如：哈尼族衣服上绣制的图案与银饰的排列，就像层层梯田一样重重叠叠，可见地理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从上述例子中，我们知道了地理环境对人类服饰，生产生活影响，也共同见证了人类服饰的繁荣，以及中国灿烂的民族文化，这些文化是中国悠久历史的见证，应将其发扬光大，促进其进一步繁荣与辉煌。

‘陆’ 谈中国地理环境因素对民族关系的影响有哪些

历史的面貌与发展方向,一向与自然地理条件有密切的联系.中国的长期统一和各民族的内聚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于东亚的自然环境.中国的地理环境,由于其天然特点而自成一个半封闭的、内向型的区域.这种环境一方面阻隔着同这一区域之外的交通,另一方面又保证着这一区域之内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密切交往.中国虽然多次分裂,但最终总能归于统一,而且每次统一的版图都大体相似,与地理环境有密切关联.总之,这个地理区域的环境特点促成了多元文化的产生,又使多元文化在发展中逐渐走向一体,走向统一

‘柒’ 各民族之间差异他们所在地理环境有关吗

各民族之间差异与他们所在的地理环境是有关系。

就我国来讲，我国民族众多，国土辽阔，地形地貌复杂，地理环境差异巨大。各民族生活在不同的环境和区域中，身着这各式各样的绚丽多彩的民族服饰，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无不体现着所处的地理环境的特色和民族风情。就民族服饰来讲总体可以概括为北方长南方短，北方宽南方窄，北边后南边薄。

比如，青藏高原地区的主要人口为藏族。青藏高原的海拔高，气温低。当地冬季漫长，夏季短暂，因此他们一年四季都穿着长袍。冬天以皮袍为主，夏季则是棉袍。长袍袖长宽松，白天可以当衣服，而晚上则可以当被子。

苏杭地区，河流弥补，湖海相连。常年降水充沛、气候湿润、地势平掘闷坦。在这里生判拍弯活的民贺没族不管是性格还是服饰都比较典雅别致，小巧玲珑。服饰以薄、短、轻柔为主。

地理环境的区别还体现在各民族的饮食上。比如，藏族人民以游牧生活为主，平时餐桌上常出现肥美的牛羊肉。而新疆地区，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这里生产哈密蜜瓜、葡萄。

‘捌’ 请详细介绍一下我国民族服饰和地域环境的关系，谢谢

我国民族众多,现仅就北方少数民族服饰文化作一分析. 北方少数民族服饰文化是中国少数民族在黄河以北的地理环境中,基于不同的生产活动、生活方式、民情风俗的历史演进,所形成的具有浓郁的地域特征、各异的文化品格、独特的审美情趣和迷人的宗教色彩的文化体系。由于我国北方疆土广大,各少数民族的风俗不同,衣着习惯也表现各异,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北方少数民族创造了复杂而特殊的服饰文化,形成了各民族服饰既各具特色,又颇有相近之处的风格。这些民族服饰通常不仅反映出当地的自然环境特点,更映射出处于不同人文环境中各民族特有的精神风貌。
一、自然地理环境
地理环境不仅决定着服饰面料的型制选择,而且还潜移默化地影响北方少数民族服饰特点的形成与发展。北方少数民族大多数聚居在我国的西北、华北、东北等生活条件较为恶劣的边疆地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那里的生产力水平普遍低下,大多处在自给自足的半自然经济状态之中,缺少与外界的交流与沟通,处于一种远离经济、社会、文化主流的边缘化状态。在地大物博的北方少数民族地区,表现为大分散、小聚居的居住形式,活动范围相对狭小,各少数民族在相对隔绝的地域空间中,独立地形成了具有本民族文化特点和艺术风格的服饰个性。“这种民族服饰个性特征的形成,在其特定区域内的群体中,是随着最初服饰的个体表达而被不断推进的。当群体中某些个体的服饰被周围的人们接受,它就会被普遍认同。进而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的表现形式被传承,而后在不断选择那种能够明确表示本民族文化个性的衣着过程中,使其成为一个民族特有的外部表征与符号被长久地固定和保留下来。”由于自然环境的差异和民族风俗习惯、审美情趣的不同,北方少数民族服饰显示出林区、平原和草原的巨大差别,表现出不同的风格和特点。如善于打猎采集类型的鄂温克、鄂伦春和赫哲族,主要生活在人烟稀少、气候寒冷的大小兴安岭林区。他们的服饰多以野生的鱼皮和鹿皮为原材料,经过简单的缝制,加工成保暖性强、防水隔潮的袍服为主的衣、鞋、帽、靴子及手套等。属于草原畜牧类型的蒙古、哈萨克、裕固、柯尔克孜、达斡尔等民族,主要分布在内蒙古高原、准噶尔盆地一带。他们均以畜牧为生计,因此食肉、喝奶、穿皮毛制品便构成了他们鲜明的生活、文化特征。属于农耕经济类型的有西北地区的维吾尔、东乡、保安、撤拉等民族和东北地区的朝鲜族、满族等,其服饰原料不再局限于动物的皮毛,而更多采用了自织自染的棉麻作为主要原料,加以各种精美的纹样和图案,并以短小、灵活的衣裙、衣裤为主,式样繁多。透过这些多姿多彩、个性鲜明的服饰特征,我们不仅可以对其所属民族做出大致判断,而且能够程度不同地感受到北方各少数民族不同的民族性格、文化品格,以及某种神秘奇特而又难于言表的内容。如蒙古族的粗犷豪放;哈萨克族的勇敢强壮;鄂伦春、鄂温克、赫哲族的纯朴敦厚;维吾尔族的热情奔放;朝鲜族姑娘的谦恭温顺等。因此,北方少数民族的服饰与各民族的地理环境以及与此相一致的民族性格有着完全对应的关系。
二、形态结构类型
由于特殊的环境气候和游牧狩猎生活的需要,北方少数民族服饰多以动物的皮毛或经过不同程度加工的毛织品为原料。所形成的具有地域文化特征的北方少数民族服饰,多为无结构自然形式,服装款式表现为“宽袖大袍”,如蒙古民族的宽松肥大的袍子服装,鄂伦春、鄂温克族猎人的袍服下摆部分要开四衩,皆是此类结构形式的代表作。此类服饰的结构设计不要求突出人的形体,而要求服装款式以装饰人体为主要特征。形成这种无结构自然形式的原因,与北方少数民族的历史背景、环境条件及风情习俗等诸因素造成的穿着理念、审美情趣等方面的融合有关。在北方少数民族的社会及家庭教育中,服装行为规范被看作是修身的一个重要内容,并长期影响着北方少数民族的着装。人们在着装上注重伦理内容,用服装掩盖人体,竭力超越人体的局限,以达到儒家的道德要求。服饰注重表现人的精神、气质、神韵之美,并不强调形体。即使形体很美,服装也不直接去展示其美,而是以各种工艺手段显现一种人的形体以外的精神指向。北方少数民族在服饰造型上重视二维空间效果,不强调服装与人体各部位保持一致,更不注重用服饰表现人体的曲线,在服装结构上采取平面裁剪的方法,人体与衣料之间的空隙较大,显得宽松。这种构成不重款式,而重面料本身的外观效果,重手工的精湛技艺,重服饰组合方式的整体效应。在服装造型形式的法则上,服饰体现和谐、对称、统一的表现手法,服装倾向于端庄、平衡,服装纹饰两两相对。由于服装衣料追求飘逸、宁静,服装色彩清新淡雅,对比柔和,服饰图案精致、细腻,宛如秀美的工笔画。其服装线条简练、流畅、飘逸,表现的是一种不留痕迹的自然韵味,从而显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对博大神秘的宇宙万物的总体感悟和更深远的理解与把握,此种风格千百年来已成为北方少数民族服饰艺术所追求的理想目标。这种普遍采用的无结构自然形式的造型,虽与人体形态不尽吻合,但它却通过掩饰人体的原型,以其占有的宽阔空间,模糊了人与自然的界限,将一种重伦理、重道德、讲究群体性与社会性的博大的精神内涵诉诸于具体的服饰结构之中,从而构成了北方少数民族服饰的主要形态特征。
三、色彩装饰理念
北方少数民族服饰的色彩始于原始宗教信仰,随着民族文化与哲学理念的成熟与完善,历经几千年的发展进程,在比较稳固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中,形成了民族特色鲜明、文化底蕴丰厚的用色体系,蕴含着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内涵?“北方少数民族服饰中多大胆应用鲜艳夺目、层次丰富的装饰色彩,这不仅反映出北方少数民族服饰本身多样化的艺术趣味和审美追求,更反映出北方不同民族、不同时代及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色彩理念。”北方少数民族服饰的色彩大致可归纳为三大类型。其一,以五色斑斓的大红、大紫、大蓝、大绿作为装饰特点,其色调层次十分明显,色块之间所形成的对比和反差较大,因而视觉冲击力十分强烈。如蒙古族妇女不仅在衣袖、衣襟、围边等许多部位绣上五颜六色的花卉图案,就连头饰等物件,也都绣有精美的纹样,强化服饰及其配件间的整体协调统一,扩展本民族服饰文化的视觉创作艺术空间,并加强服 装整体包装效果的艺术表现和审美传达。像有“素衣民族”之称的朝鲜族,虽然成年男女衣着多以素色为主调,但儿童穿的“七彩衣”却分外鲜艳亮丽,这也是一种追求绚丽色彩的类型。其二,服饰色彩虽鲜艳明丽,却不繁缛杂乱,一般以主色调为主,表现的是一种优雅恬淡的审美情调。这种色彩搭配方式,以东北的朝鲜族妇女服饰为典型代表,而维吾尔族妇女的服饰,堪称色彩调配的艺术杰作。该民族青年女性的服饰,由盖头、上衣、领褂、围腰、长裙等几部分组成,以上衣为主色调,多为白色、嫩黄、湖蓝、浅绿等颜色,间以红色点缀。这是一种追求明快和谐色彩的类型。其三,追求庄重深沉色彩的类型。如满族传统服饰用色,以白色为崇尚色,象征纯洁善良、吉祥和平,哈萨克族服饰则以黄色象征智慧和苦闷、黑色象征大地和哀伤、绿色象征春天和青春。可见北方少数民族在服饰色彩的应用与追求上,既有共同之处,也有明显差异。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各民族之间共同的地理环境,同居一地构成了重要的民族地缘关系,也导致了北方各民族之间长期共存的外部空间联系及其风情习俗、传统文化上的互融与互补。同时,各民族生存空间和地理环境又有各自的独特性,从而产生和保留了各自不同支系源远流长、个性突出、特点鲜明的民族特色,并由此积淀发展成为服饰色彩的丰富形式。北方少数民族服饰中那些鲜艳夺目、层次丰富的色彩,一方面反映了这些民族对服饰色彩的自觉与把握,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不同民族、不同时代及不同文化背景对色彩的崇尚。可见,北方少数民族服饰色彩特点,并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相互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区域关系。
四、审美情趣表达
如果说地理环境、生活方式是北方少数民族服饰形成和发展的客观条件,那么审美心理则是一种必不可少的主观因素,是在客观必然和主观需要基础上的一种主观能动的反映与创造。北方少数民族服饰一向以其鲜明的色彩、精湛的工艺、各异的样式和独特的风韵着称于世间,其所表现出来的形式是极其丰富和多样的。由于北方少数民族生产力水平普遍低下,处在比较落后,甚至原始的社会形态和经济文化类型中,反映到服饰的审美心理上,他们具有追求形式美、严格遵循对称法则的特征。这就使得他们的服饰带有某种原始艺术的意味。北方少数民族服饰遵循形式美的对称法则表现在服装式样的对称,服饰上的镶嵌、绣制的纹样、图形的对称以及饰物的对称等诸多方面。如以渔猎为生的鄂温克、鄂伦春族姑娘喜欢穿着镶嵌宽边的对襟长袍。不仅整个袍子是左右严格对称的,就连装饰在袖口、衣襟、腰身、袍子的花边也是严格对称的。撒拉族妇女为儿童缝制的“百家衣”(用各色零碎布料拼接缝成),整件衣服色彩斑斓,但缝制者在拼接时仍特别注意到了图案、花色的严格对称。北方少数民族妇女的头饰虽然多种多样,但大多数遵循了对称这一形式美的古老法则。这一法则在相对封闭落后的北方少数民族地区可以说是随处可见,比比皆是。但从对称形态的安排来看,绝大多数分布在垂直轴线的左右两侧,而很少分布在一条横线的上下两方。假如把服饰作为一种艺术品,那么它有别于绘画、雕塑或其他造型艺术,是一种活生生的将人与自然融合为一体的艺术创造。这种创造充满了少数民族的智慧和艺术的灵感。因此,在审美价值上更给人一种不同风格与韵味的立体感和生动感。如果说我们在谈到色彩和形式时,可以相对脱离服饰主体的话,那么在感受不同民族服饰的风格与韵味时,却不能忽略不同服饰主体的存在,以及他们与本民族服饰密不可分的关系。
五、吉祥图案寓意
北方少数民族虽受历史与环境的影响,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存在一定差异,但在服饰图案上,却表现出一种趋同的倾向,即取材于大自然,将大自然中的山川流水、飞禽走兽、奇花异草,随手拈来,融入本民族的服饰图案之中。这里除了沿用汉族服饰中常见的“吉祥如意”、“龙凤呈祥”、“连年有余”等深含寓意的图案外,各少数民族中也有许多寓意深刻的图案。满族服饰中,常常将大自然中的花、鸟、蝴蝶等形象绣在服饰的重要部位,以简练夸张的表现手法,采取均衡对称的几何图形,构成主要纹样,并用相关饰物作四周陪衬,形成严谨的图形布局,使整个图案纹样和谐统一,形成较完整的装饰图案。回族服饰中,由于伊斯兰教反对偶像崇拜,禁用人物、动物、鸟虫等形象,故常用花卉图案与阿拉伯文字图案,蒙古族服饰中的红缨帽,其帽顶象征太阳,红缨象征阳光。这些喻意不同的表达,反映了北方各族人民对生活的无限热爱和对大自然的深刻感悟与崇尚。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在北方少数民族服饰文化中,还常常表现出各种不同的图腾崇拜。崇拜观念往往是与某种自然动物的崇拜或宗教信仰的“遗留”甚至于某种禁忌有着直接的关系。正是由于这种渊源及历史文化背景,产生了不同民族服饰各自不同的装饰特点及其强烈的民族文化特征。服饰图案不仅可理解为一种艺术,更应理解为一种文化,它是中华民族行为方式和造物方式的反映,从这个角度上说,它属于文化品类,它的存在价值由其文化本质所决定。北方少数民族的不同服饰图案,有着不同的文化品格,并以不同的表达方式,使这种文化品格趋向艺术化,从而使原本普通的服饰行为具有了文明色彩,加深自身的社会化意义。北方少数民族服饰的结构样式、首饰造型、色彩表现、装饰纹样都有其历史渊源和特定含义。它们或以形象,或以意指的方式在服饰上记载、传递了本民族悠久的历史,以激励和鞭策本民族的成员。
综上所述,北方少数民族服饰反映的各种文化形态,并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北方少数民族服饰作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结晶,它的形成和发展,特别是其地域性、民族性等特征的形成,既取决于地理环境、自然条件、生活方式、技术水平等客观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更取决于诸如民族历史、文化传统、风俗礼仪、宗教信仰等不同因素的积淀。可以说,在北方少数民族的服饰表象中,蕴藏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只有了解了与其表象相关联的文化背景,我们才能够真正了解北方少数民族服饰的文化内涵,把握它生成和发展的客观规律。

‘玖’ 民俗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

民俗与地理环境密不可分。受地理位置和各种自然条件影响，人类对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后，形成了各种生产力实体的地域配置条件和结构状态。人们的生产生活、社会组织、日常行为习惯等，形成了地域分布特征和组织结构关系，而且涉及社会各种虚历人群对周围事物的心理感应和相应的社会行为。
民俗又称民间文化，是指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群体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并世代相传、较为稳定的文化事项，可以简单概括为民间流行的风尚、习俗。民俗具有传承性、广泛性、稳定性。地理环境是影响民族文化和民判弊俗文化的重要因素，从人类总体历史发展来看，地理环境对于文明的形成及文化的传承都有关键性的作用。从我国的实际状况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地理环境差异大的地区与民族，他们的民俗文化差异也非常巨大。
民俗是生活文化，而不是典籍文化，它没有一个文本，主要靠耳濡目染、言传身教的途径在人际和代际之间传承，即使在基本相同的条件下，它也不可能毫发不爽地被重复，在千变万化的生活情境中，活动主体必定要进行适当的调适，民俗也就随即发生了变化。民俗的差异表现为个人的，也表现为群体的，包括职业群体的、地区群体的、阶级群体的，这就出现了民俗的行业性、地区性、阶级性。如果把时间因素突出一下，一差冲搜代人或一个时代对以前的民俗都会有所继承，有所改变，有所创新。这种时段之间的变化就是民俗的时代性。

‘拾’ 我国各地区各民族居民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生活在不同环境的人创造不同的文化,凭借这种文化组成社会聚合体民族;同一民族的成员凭借其特有文化去征服、改造或利用其环境以创造所有成员的生存条件,维系该民族的延续。从民族文化与环境的关系看,任何族群,均与其环境“相生相克”,构成一个整体,使其运动中的文化总是处于相互的制衡之中。民族环境是文化滋长的源泉,也是文化走向的河床。地理环境对地域文化形成产生重要影响,客家文化作为典型的地域文化也受区域地理环境的影响。从族群意义上看,客家文化离不开特定的环境。客家文化属于典型的移民文化、区域文化和山地文化,是独特的和地理环境、历史上的移民文化与土着文化的融合的结果。

尽管“耕读”是中国农业社会最普遍的生计模式,但客家无疑是“耕读”的典型族群,“耕读”几乎成了客家生活世界的全部内容。因此,国内一些学者把“耕读传家”、“崇文重教”看成是客家文化最显着的文化特质,以致将其列入有关客家精神(或称客家民性、客家文化特质等)中。客家人多生活在封闭的山区丘陵地带,这种地理环境决定了“耕读”在客家人生活中的重要性。客家人长期居住在封闭的山区和丘陵地区,是典型的小农经济,加上客家把自己看成是中原先民的后裔,因而客家更是以“耕读传家”自居。客家人在迁徙过程中,为在不同的环境中求生存,体验到刻苦耐劳、容物覃人、耕田读书和天足健步的重要性。“刻苦耐劳所以树立事功,容物覃人所以敬业乐群,而耕田读书所以稳定生计与处世立身,关系尤大。有生计,能立身,自然就可久可大,客家人的社会普通可说都是耕读人家”。“客人的生产事业,百分之八十以上都务农,所谓''耕读传家''是他们一贯的传统政策。因而,土地和书香是客家人亘古不变的两大梦想。

以四川客家为例,四川客家入川后坚持耕读传家的生计模式而出现典型的科举家族和人才。《清代科举家族》所收录的四川外来移民的20个科举家族中,能明确其祖籍来源的移民家族中,四川客家占5家,占25%,在四川移民家族中比例较高,其族群突出了耕读文化特色。四川客家白手入川,勤俭劳动,通过耕田力作或农商起家等方式,平均约需要35年逐渐走上发家致富的道路,在此基础上客家人开始重视子孙的教育,约80年左右的时间即在第三代出现科举人才。这正好应了西方的谚语”三代造就一个贵族“。四川客家朱德和刘光第是客家耕读传家中苦读成才的典型。

对于客家人“崇文重教”文化特质的成因,学界有主张基因说,经济说和环境说等观点。从民族文化与环境的关系看,客家的耕读文化与客家环境密切相关,环境对客家民性的形成起决定作用。在此,笔者就客家的耕读文化的成因作些粗浅的探讨,认为地理环境对客家耕读文化的形成起重要的作用。

一、自然环境与四川客家的耕读文化

地理环境是文化产生及其地域分化的基础。任何一个族群的文化,它的生成和流变都离不开特定的地理环境。客家文化的生成和发展也是如此。从自然环境看,从本质上,客家文化是山区文化,客家是山区族群;离开了山地环境,就不成为客家。在山地环境中“耕”为客家生存之本。

清代的“湖广填四川”运动从康熙十年(1671)正式开始,到干隆四十一年(1776)四川金川之战时为止。由于地缘优势,在“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中,湖广人捷足先登,先占领良田平地,占尽天时、地利。故清初“插占”起家的垦田大户多为湖广人或土着。由于客家人入川比湖广人晚,土地几乎都被插占了,迟到的客家人只能落足于贫瘠的山坡荒地上或寄人篱下,只好租住四川“湖广人”的房子,种他们的田土,为人佣耕,从而出现“客家住湖广”的现象。在居住的地理格局上形成了坝上“湖广人”,山上“土广东人”的分布特色,从而有客家“住山不住坝”的说法,如在东山区的黄土、三河、石板滩等乡镇的客家人被湖广人称为“山上人”,而客家人则称他们为“坝上人”。

兹以东山地区为例,说明四川客家居住的地理环境。四川成都东山地区是四川客家最大的聚居区,包括龙泉驿区大部、成华区东部和新都、金堂、青白江等部分地区的五区一县25个乡镇在内,面积约460万平方千米,客家人约50万,占当地总人口的70%以上;该区农业人口为554503人,占当地总人口的79. 7%,表明该区域是典型的传统农业区。境内低山、丘陵、平坝兼有,但以丘陵为主,龙泉山横贯其中,平均海拔在500米左右,地势起伏不平(见表1-1)。东山地区土地贫瘠,以粘土为主,透水透气差,有“晴时一把刀,下雨一包糟”之说;在气候上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季节性降水,地势较高,源自都江堰的灌溉水源无法到达,导致除冬水田外的土壤长期缺水,“不过灌溉全用塘水,若天不雨,插秧便生问题,所以东山区每年栽秧的秧田,只能占其全区二分之一,鲜有能全数栽秧者,农业是靠天吃饭”。但东山仍对客家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这首先是因为这里的自然地理条件与原居地相似,生活容易适应。“客人常说,这块丘陵的地质地形,多类似于岭南山地,所以他们一到东山后,便聚族而居,不再转徙了”。客家经多次在四川辗转迁徙后,终于在东山找到了自己适合的“乐土”。其次是这里有靠近成都这一区位优势,有得于发挥其多种经营才能,使许多客家人入川后辗转数次最终选择了东山。

四川客家这种以低山、丘陵为主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其生计模式是以种植业为主的多种经营的农业生产方式,即以“耕”为生存之本。而事实上,客家移民善于耕种,对四川农业发展作出了贡献。如粮食作物中的红薯和经济作物中的苎麻、烟草、优良蔗种、木棉、辣椒、蓝靛等传入和推广到四川,无疑是与广西、广东、福建等省区的客家移民入川有关。客家人长期生活在人多地少的丘陵、山地,积累了丰富的山地农业开发的经验,因而客家移民入川后在开山造田、改良土壤、精耕细作等农业生产技术方面较领先,促进了四川农业的发展。清代四川农民中,客家人独到的山地农业开发技术得到社会的公认。正所谓“矧耒耜耘籽之工与勤,土着不及楚人,楚人又不及闽、广”,这肯定了四川的福建、广东等省的客家移民善耕的事实。因此,在农业生产方面,号称“耕读为本”的客家名不虚传。

山地农耕环境也决定了客家传统农业社会的价值取向是“以末致富,用本守之”。农本思想成为我们理解客家耕读文化的关键。在传统的客家社会,人地矛盾突出,土地是财富的重要标志。客家人认为有土地和农业资产才是光大祖德、安身立命的根本。有经济头脑,擅长多种经营者,往往在发家之前从事商贸活动,发家后很快把资金转到土地投资上。不管其致富的方式是力农致富、农商致富或农工致富,在致富后,多把资金投入土地中,惟独客家人有独到的理解。康熙五十九年入川简阳的广东客家人钟宏予,靠勤俭起家, 60岁时已成当地的富族。在力田之余,钟氏一家还经营了盐店和屠行,生意颇好,但就在生意发展的黄金时期,钟氏“将盐店、屠行出顶,其器械大半相送,不日顶出,将钱收回”。其原因在于“第恐后人瞒心昧己,纵饶裕必不可长久,倒不如生意莫做。依祖规耕读传家,自有出头日期”,从此钟氏“家务亦极顺畅,资财日见丰饶”。钟宏予看来,经商固然能发家致富,但俗话说得好“无商不奸”。长期从事商业活动,“恐后人瞒心昧己”,有损家风,于是将商铺低价转让,继续买田置业,走耕读传家之路。“试看那不读书的人家,不但粗蛮,不知礼仪,子弟飘流浪荡,虽家累千金,不旋踵而销亡矣。亦不得因未成名之故,遂淡了送子心肠,那读书求敦实行,不单为功名也。”俗话说“书田无税子孙耕”。在钟宏予看来“门风要紧”,关键是要读书识礼。因为钟宏予回祖籍广东时,其族人曾告诫他,“钱可积,书宜读,门风要紧。此数语兄回川必常挂齿颊,以训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