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地理学有什么经济效应

‘壹’ 城市规划中经济地理学的作用

城市规划中经济地理学的作用

从人类居处的意义上说，城市是—种聚落。因此，城市地理曾经是聚落地理学的一部分。由于城市形成和发展的经济基础、职能、内部结构与乡村聚落不同，而且随着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城市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近几十年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城市地理研究发展迅速，内容和影响都超过了聚落地理学，成为人文地理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

城市规划中经济地理学的作用 篇1

城市地理学是研究城市(镇)的形成、发展、空间结构和分布规律的学科。

从人类居处的意义上说，城市是—种聚落。因此，城市地理曾经是聚落地理学的一部分。由于城市形成和发展的经济基础、职能、内部结构与乡村聚落不同，而且随着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城市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近几十年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城市地理研究发展迅速，内容和影响都超过了聚落地理学，成为人文地理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

城市地理学发展简史

城市是一种包含复杂物质要素、社会关系和活动内容的客体，许多学科以它为研究对象，如城市经济学、城市社会学、城市规划学等。城市地理学与这些学科有密切联系，它着重从空间观点研究个别城市或区域城镇体系的功能结构、层次结构和地域结构。城市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社会地理学、人口地理学等关系密切，这些学科与城市地理学互为补充。

把城市当作一种地理现象记载，已有悠久的历史，但对城市进行地理学研究始于19世纪。拉采尔和赫特纳曾进行了城市聚落的分布和区位研究。1899年施吕特尔研究了城市的内部结构和类型及其与其他景观要素的联系。

城市地理学正式成为—门学科则是在20世纪。1907年德国的哈塞尔特发表《城市地理观察》一书，接着1911年英国的格迪斯和法国的布朗夏尔分别对单个城市进行了研究。美国城市化过程迅速，因此城市地理学研究开始较早，发展很快。塔潘1855年已对美国城市的增长进行研究，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也有一些地理学家对美国个别城市的地理进行了研究。

初期的城市地理学思想，往往受环境决定论的支配，把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看作城市形成的决定因素。20世纪20年代起，美国芝加哥学派倡导从人类生态学角度考察经济和社会因素对城市土地利用的影响，在城市内部用地功能结构模式上先后出现了美国社会学家伯吉斯的同心圆学说、霍伊特的扇形学说以及哈里斯和厄尔曼的多核心学说。1933年克里斯塔勒创立的中心地学说，则阐述了城市的相互作用和城市体系，成为城市体系理论的先导。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国家的城市需要重建，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化进程加速，这些都要求对城市进行全面的研究和规划，促使大批地理学家投入城市研究或城市规划工作。城市地理学也开始列入大学地理系的课程。

战后的城市地理学广泛吸取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除数量方法的应用在人文地理学各学科中居于领先地位外，还引进了心理学和行为学的理论和方法，从人们对环境作出空间选择的感应、行为过程的角度，研究城市的空间组织问题，产生了城市地理学的行为学派。

城市地理学的基本内容

城市地理学的内容的核心是从区域的空间组织和城市内部的空间组织两种地域系统，考察城镇的空间组织。

围绕这两种地域系统，具体有：

城市化研究，包括城市化的衡量尺度、城市化过程，各国城市化的比较、城镇人口集聚的规律，大城市的优势，以及城市化的效果和问题等;

城市职能研究，把城市产业分解为以满足市外需要为主和以满足市内需要为主两类，从而确立基本职能与非基本职能的概念，研究城市的性质及其对所在区域的作用;

城市分类研究，可根据不同目的采取不同的分类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以职能为依据的分类;

城市体系研究，旨在掌握地域城镇综合体的分布特征和功能、规模结构;

城市形态研究，包括城市聚合特征、城市总平面布置格局以及城市景观的研究;

城市群和大城市集群区研究;城市地域结构研究;城市土地利用研究;城市生态系统研究;城市综合地理研究等等。

此外，在城市地理研究内容中，还包含从国土规划和城市规划角度提出的课题。如城镇最优布局，新城合理规模，城市再开发以及未来城市形态结构，等等。

传统的城市地理学，主要是通过实地调查和文献查阅，对城市或区域运用历史比较法、地理比较法以及综合分析法进行研究。随着现代学科间的交叉和渗透，新科学方法论的出现，以及数学方法和计算机等技术手段的普遍使用，城市地理的研究方法大大增加了。

比如：数量方法——应用数学方法加工处理反映空间关系的信息和数据，模拟空间关系的状况和过程;行为科学方法——分析城市居民对城市环境的感知、评价、直至决策的空间行为过程;系统分析方法——把城市体系作为一个动态的复杂系统，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它进行分解和简化，确定大系统和子系统所要实现的目标和制约条件，探讨系统的最优结构和功能;城市信息系统方法;空间抽样调查方法等等。

此外，地图是地理研究的传统工具。航空像片和卫星像片在城市地理研究之中的应用，则有助于掌握城市随时间变化发生的空间演变。

当代世界城市化方兴未艾，并出现郊区化现象，城市人口比重和城市数目不断增大，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程度进一步加剧，城市机体也越来越复杂，使得各国政府在城市再开发和人口再分布的决策上面临许多难题。城市地理学从空间方面探索城市发展的规律，对城市建设的决策具有实际意义。

城市是现代社会生活的重心，是它所在地区经济恬动的中心。城市的影响范围，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不同等级的经济区的轮廓。一国一地区城镇体系的功能结构，体现了国家和地区经济地域组织的若干特征。因此，区域城市地理研究也是区域规划的重要资料来源。

其它地理学分支学科

地理学概述、自然地理学、地貌学、动力地貌学、构造地貌学、气候地貌学、应用地貌学、植物地理学、动物地理学、冰川学、冻土学、古地理学、水文地理学、土壤地理学、化学地理学、综合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农业地理学、工业地理学、商业地理学、交通运输地理学、旅游地理学、人口地理学、人种地理学、聚落地理学、乡村地理学、城市地理学、社会地理学、文化地理学、医学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军事地理学、地图学、地名学、理论地理学、历史地理学、区域地理学、应用地理学

经济地理学是一门比较年青的现代科学，但它的发展过程渊源久远，从古代的经济地理资料积累、近代学科的形成和演化，到现代的经济地理学，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早在2000多年前，人类由于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的需要，开始从各方面观察并记述地理环境、生产活动和各种有关现象的分布情况，逐渐积累经济地理知识。早期有关经济地理的记述，大多见诸历史学者的着作，如古希腊历史学家斯特拉波着有《地理学》17卷，描述当时欧洲人所了解的世界各地的自然特征、物产、居民、风俗习惯等，可说是西方最早的人文和经济地理志;中国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编写的`《史记》中的《货殖列传》，叙述了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等地区的人口、经济、物产、贸易和城市;东汉史学家班固主编的《汉书》中包括《地理志》和《食货志》，记述了全国各地的山川、物产、户口、城邑、田制、赋役、仓储、漕运、农业、牧业、手工业、采矿业和市场。以后历代正史编撰均承袭这一体例，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济地理资料。

到九世纪，在阿拉伯世界出现了区域性地志，记述西亚和地中海沿岸各地的物产、商业和交通情况。大致与此同时，中国的地方志也开始盛行，此后一千多年中，据估计全国各地先后刊行的各种类型的地方志超过一万种。其内容包括行政区沿革、山川、户口、农事、物产、水利设施、道里、交通、贡赋、城邑、关塞、灾异、民俗等，并附有地理图。

公元14～17世纪，欧洲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并伴有地理大发现的活动，从而开辟了新航道、发现了新大陆、向海外大量移民、掠夺殖民地资源、扩大世界市场。因此产生了对世界各地的地理环境、资源分布、经济生产、交通运输、商业中心和进口城市等的情况进行广泛调查研究，促进了经济地理学的前身——商业地理学的发展。

在此期间，中国由于明初以后的明、清封建政府多实行海禁，基本上未受地理大发现的影响，未向海外开放，以致经济地理着作仍停留于本乡本土的记述。

1760年俄国科学家罗蒙诺索夫首先提出了“经济地理学”这个名称，指出研究国家经济必须结合地理条件来进行。1882年德国地理学家格茨发表《经济地理学的任务》—文，论述了经济地理学的性质及其构成。

经济地理学同以前出现的商业地理学相比，研究范围更为广泛，内容也比较系统化，标志着经济地理学已从地理学中分化，独立成为一门学科。在此前后，德国经济学家屠能于1826年提出农业区位论，韦伯于1909年提出工业区位论，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于1933年提出中心地学说，经济学家廖什于1940年发表《区位经济学》，逐渐充实了经济地理学的理论。

中国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接受西方经济地理学，主要通过欧美学者讲学和向欧美派送留学生。到40年代末，在10多所大学地理系内系统讲授经济地理学，其中以英国斯坦普为代表的统计记述学派影响较广泛。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地理工作主要是关于人口分布、土地利用、农业分区、边疆勘察和地区性考察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地理知识的普及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战后各国的经济恢复和建设，促进了经济地理学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经济地理学的中心理沦是分布论，重点是研究地域差异，战后进入了区位论和景观类型论研究的现代阶段。

20世纪60年代以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急剧发展，电子计算机的应用日益推广，社会生产力的强大和新技术的应用，以及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迅速改变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生活环境，在经济活动所创造的地区布局方面和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方面，都出现了一系列全球性或地区性的新问题。这种新形势向经济地理学提出了新课题，要求探讨社会经济活动的地域系统的形成过程和发展方向。

经济地理研究中的一个新特点是加强社会观点、经济观点和生态观点，把协调人类活动和地理环境的关系看作中心任务。在研究方法上，出现了地理数量方法，计算机和遥感等新技术手段的应用也逐渐推广，并从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方面引进有关理论方法，使经济地理学朝着数量化、经济化、生态化、社会化的方向发展。

目前，经济地理学在世界多数国家中已成为地理科学系统中最为发达的一门分支学科。经济地理着作在各国所发表的地理文献中占有较大比重。在各国许多类型的高等院校中，都开设了经济地理课程，并出现了专门的经济地理系和经济地理研究所。一些国家还在政府中建立了有关经济地理调查研究的业务机构。

经济地理学的基本内容

对于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多年来一直是各国经济地理学者探讨的一个理论问题。在欧美各国，大致认为经济地理学主要研究包括生产、交换、消费的广义的经济活动，这种研究是在地区基础上或以一定的地区为单位而进行的;不仅研究经济活动的分布，而且联系到经济的空间结构;在联系有关因素时，把地理环境摆在重要地位，着重探讨经济活动和地理环境的关系。

经济地理学所研究的经济活动的地域系统，即包括各经济部门在地域上的布局，也包括各地区经济部门的结构、规模和发展，以及地域布局和部门结构的相互联系。因此经济地理学涉及自然、社会经济、技术条件多方面的综合性问题，具有综合性特征。经济活动必然发生在一定的地域内，与一定的地理环境相关，因此经济地理学又具有明显的地域性。

与经济活动有关的条件是多方面的，包括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技术条件。因此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工作具有自然—社会经济—技术相结合的特点。经济地理学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联系一定地区的各种有关条件来论证经济活动的地域布局系统，有助于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和经济建设。

由于经济地理学所研究的特殊领域具有自然、技术、经济相结合的特点，可以认为它是一门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有着密切联系的社会科学范围内的边缘科学。

经济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它同人文地理学的其他分支如人口地理学、城市地理学、社会地理学、文化地理学等有互相交流观点、方法和资料的密切联系，研究领域也有部分重叠。经济地理学和新兴的国土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区域科学(区域经济学)也有许多共同的研究对象。

此外，由于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的发展以及社会的需要，现代经济地理学研究内容不断丰富，与有关学科互相渗透，在地理科学体系内部产生了一系列新的边缘科学，如资源地理学、应用地理学、建设地理学、数量地理学、发展地理学、预测地理学等。

经济地理学根据研究对象和范围的不同，可分为综合经济地理学、部门经济地理学和区域经济地理学3类主要是对经济地理学中一些带普遍性的综合问题和基本理论、方法论等问题进行规律性研究，如经济活动和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自然资源的经济讦价、经济发展对资源的远景需求及进行地区间平衡的可能性、生产布局的一般规律和原则，经济活动地域系统的形成和发展规律、经济地理学方法的革新、经济地理学史等。

城市规划中经济地理学的作用 篇2

1、宏观经济条件调控的手段

城市规划通过对城市土地和空间使用配置的调控，来对城市建设和发展中的市场行为进行干预，从而保证城市的有序发展。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之所以需要干预，关键在于各项建设活动和土地使用活动具有极强的外部性。

城市规划之所以能够作为政府调控宏观经济条件的手段，其操作的可能性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一是通过对城市土地和空间使用的配置即城市土地资源的配置，进行直接的.控制。第二，城市规划对城市建设进行管理的实质是对开发权的控制，这种管理可以根据市场的发展演变及其需求，对不同类型的开发建设实施管理和控制。

2、保障社会公共利益

城市规划通过对社会、经济、自然环境等的分析，结合未来发展的安排，从社会需要的角度对各类公共设施等进行安排，并通过对土地使用的安排为公共利益的实现提供了基础，通过开发控制保障公共利益不受到损害。对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遗产以及自然灾害易发地区等，则通过空间管制等手段予以保护和控制，是这些资源能够得到有效保护，使公众免受地质灾害的损害。

3、协调社会利益，维护公平

社会利益涉及多方面，就城市规划的作用而言，主要是指由土地和空间使用所产生的社会利益之间的协调。

首先，城市是一个多元的复合型的社会，城市规划以预先安排的方式、在具体的建设行为发生之前对各种社会需要进行协调，作为社会协调的基本原则就是公平得对待各利益团体，并保证普通市民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生活和发展的需要。

其次，通过开发控制的方式，协调特定的建设项目与周边建设和使用之间的利益关系。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某一块地的价值不仅取决于该地块的使用本身，而且往往还受到周边地块的使用性质、开发强度、使用方式等等的影响，而且不仅受到现在的土地使用状况，更为重要的是会受到其未来的使用状况的影响。

4、改善人居环境人居环境

涉及许多方面，即包括城市与区域的关系、城乡关系、各类聚居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也涉及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涉及各聚居点内部的各类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贰’ 经济地理学主要内容是什么

我上个学期刚学完，虽然可能每个学校版本不一样，但内容应该差不多的。
绪论就只是介绍一下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意义，整个的体系与其他学科的大概联系。
然后学习经济活动区位的内容，经济活动区位本身也是一个概念，然后结合经济与地理区位来分析主要的影响因素，比如要素投入(土地、原材料、资源等)、交通、整个的人文与自然环境；还会介绍经典的经济学和地理学上的着名区位论，比如杜能农业区位论、韦伯工业区位论、克里斯泰勒中心地理论等，也会讲一下关于多部门企业和跨国公司区位。
接着就是经济活动区域分析，分析区域的结构组织、区域经济的发展包括产业集群和经济地域综合体等，区域之间的空间组织这些，主要就是围绕经济与区域。
以上基本上是重点学习的内容，
当然也会学到经济活动的全球化，那些趋势还有经典的行业案例比如汽车制造、服装加工，也会提到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问题。
最后就会介绍一下经济地理学研究方法和目前的研究进展什么的，其实就是讲讲经典的经济地理学研究的方法有哪些，还有目前经济学家一些新的看法和思路什么。

希望能帮到你啦。

‘叁’ 经济地理学可为解决当前世界社会实际问题做出哪些贡献 答案

经济地理学可为解决当前世界社会实际问题做出的贡献
（1）、人口问题：人地关系的协调问题，特殊地区的人口生存问题，经济地理学家均可开展相应的研究。
（2）、资源问题：主要指不可再生资源的萎缩。在经济发展中，注重对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研究，经济地理学家大有用武之地。
（3）、环境问题：由于经济地理学研究中强调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关系，这便决定了它比其它许多学科更能在提出如何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告诫人们注重与环境的关系问题。

‘肆’ 为什么要用经济地理的理论指导规划,经济地理的优势是什么

内容提要：本文使用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讨论了经济地理和经济政策等因素对工业集聚的影响，并利用1987-2001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导致中国地区工业集聚的因素。我们的主要发现是：（1）经济开放促进了工业集聚，而经济开放又与地理和历史的因素有关；（2）市场容量、城市化、基础设施的改善和政府作用的弱化也有利于工业集聚；（3）沿海地区具有工业集聚的地理优势。我们的研究为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提供了来自于中国的证据，同时也发现，除了经济地理的作用以外，政策也是导致工业集聚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工业集聚；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经济政策

一、引言

中国的改革开放遵循着渐次推进的模式，在地区发展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希望沿海地区能够先发展起来，然后能够带动内地的发展。但是，这种基于“新古典增长经济学”收敛假说（Barro and Xala-i-Martin ，1995）的良好愿望至今没有完全实现——尽管改革开放使得全国各地均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但地区间的差距却始终处在不断扩大的过程之中。中国的经验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事实上很多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在经济开放之后均出现了地区间差距持续扩大的现象，而一个更为基本的事实是，这些国家都出现了工业生产的集聚，这些现象对新古典的增长理论提出了挑战。最近十多年兴起的新经济地理学在解释工业集聚和地区间差距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一理论认为，地理位置和历史优势是集聚的起始条件，规模报酬递增和正反馈效应导致了集聚的自我强化，使得优势地区保持领先。[①]

尽管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进展迅速，但相应的实证研究却比较滞后。既有的研究将焦点集中在了检验新经济地理因素对工业集聚的作用，但却忽视了经济政策的作用，而政策因素在增长理论和区域经济理论的实证检验中已被证明是非常重要的。与既有的文献相比，本研究主要做了两件事情。首先，我们从理论上讨论了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和经济政策三大类因素对于工业集聚的影响，并且尝试说明，这些因素是可以放在同一个理论框架中进行分析的。其次，我们运用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三大类因素对于工业集聚的影响。之所以将研究的重点集中于工业，是因为：（1）工业是推动其他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工业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是地区间差距最为重要的表现（范剑勇和朱国林，2002）；（2）从新经济地理学的角度来讲，工业可以在地区间转移，故集聚效应最显着。

我们的研究对文献构成了以下几点发展。第一，我们使用来自中国国内的数据为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提供了证据，来自一国内部的数据可以较好地避免跨国数据的样本异质性和数据不可比性。中国曾经经历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转型两个历史时期，政府政策曾经支持经济活动和基础建设的空间分散化；而改革以后的政策则倾向于优先将经济活动向沿海地区集中。同时，中国广袤的国土、多样的自然条件、巨大的区域间差距等都为相关的实证研究提供了足够的多样性。第二，通过为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和经济政策对工业集聚的影响提供证据，我们发展了有关中国工业集聚的实证研究。将我们的研究与既有的文献作些比较将有助于说明本研究的意义。Fujita and Hu （2001）使用GDP 和工业产值数据描述了1985-1994年中国的地区差距问题，他们发现这个时期地区差距的扩大部分是由于中国实施了倾向于沿海地区的经济政策，更是这个时期的全球化和经济市场化的结果。Kim and Knaap （2001）关注的是中国1952-1985年地区经济发展政策和地区差距问题，他们发现，经济向沿海地区的集中早在中国政府采取地区非平衡增长政策之前就已经出现，其中的原因包括沿海地区在地理上容易与外界交流以及基础设施网络密度高，等等。以上两篇文献尽管已经讨论了经济集聚的影响因素，但是并没有使用计量分析方法给出不同因素的作用的估计。D émurger（2001）在有关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中考虑了经济地理的因素，发现地理位置和基础设施禀赋显着影响各个省间的增长差异，同时，通讯有减少封闭的作用从而对增长产生正面的影响，但这项研究并不是以工业集聚为研究对象的。Gao （2003）证实了外国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对于地区工业增长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指出，直接验证国际贸易与工业的地区分布之间的关系是下一步的研究方向，而这恰恰是本文的关注焦点之一。在最近的一篇文献中，Wen（2004）使用第二和第三次工业普查数据研究了中国制造业的集中，发现改革以来的工业集聚支持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但是，由于非常强调新经济地理的因素，这篇文章没有研究经济政策和传统的经济地理因素对工业集聚的影响。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是对中国工业集聚的特征性事实的总结；第三部分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分析了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和经济政策对于工业集聚的综合影响；第四部分提出计量模型，并对数据和变量的含义进行解释；第五部分报告了实证研究的结果；最后我们在第六部分提出了研究的政策含义。

二、中国的地区工业集聚：特征性事实

由于对自然条件的依赖程度相对较低，工业生产容易产生集聚；同时，加上规模经济效应和前后向联系的正反馈作用，往往导致工业生产在空间上向一些某方面具有优势条件的地区集中。观察中国工业的地区分布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后，工业集聚的现象变得逐渐显着，地区工业GDP 占全国工业GDP 的比重在省与省之间差异日益扩大。1987年工业改革之初，各省之间工业GDP 在全国所占份额的变异系数是0.026，2001年这一指标上升到0.030.

图1和图2分别绘制了1978和2001年中国各地区的工业GDP 份额分布[②]，从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这20余年间工业集聚的过程。在1978年的图中，工业的地理分布仍然具有一定的分散化现象，具体表现在：（1）东部沿海地区和中部很多省份的工业份额较低，没有超过4%；（2）东北三省的工业重要性非常明显，特别是辽宁一枝独秀，工业份额超过8%；（3）甘肃和陕西这两个西部省份的工业份额超过了2%，还没有表现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巨大差距；（4）三大直辖市尽管面积较小，但工业份额并不低。相比之下，到了2001年，中国的地区工业布局已经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与1978年的工业布局特征相对照，不难发现，中国的工业集聚趋势非常明显，具体表现在：（1）东部沿海地区工业份额有显着的上升，其中广东、江苏和山东三省工业比重分别达到11.20%、10.11%和9.69%，浙江的工业份额达到了7.35%，福建的工业份额也有所上升；（2）东北三省的工业地位明显下降，辽宁的工业比重已经下降到5.18%，黑龙江和吉林的工业份额分别下降到4.18%和1.72%；（3）西部省份的工业份额总体上有所下降，仅四川（含重庆）的工业份额有所上升；（4）三大直辖市的工业份额明显下降，上海的工业份额为5.02%，北京和天津的工业份额均已低于2%.总地来说，工业集聚的趋势还表现在，1978年工业份额超过8%的仅有上海和辽宁，而工业份额低于2%的省份有11个。到了2001年，工业份额超过8%的省份变成了3个，而工业份额低于2%的省份增加到16个。

不难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集聚主要发生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在环渤海地区，虽然辽宁的工业份额有所下降，但山东的工业份额却明显上升。[③]从我们计算的工业GDP 份额排名中可以看到，尽管排名前四位的省份有所变化，但是前四位的省份全都属于上述三大地区。在这三大地区中，同样存在工业比重的变化。作为仅仅有一个省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由于依托香港工业的转移，同时凭借香港的自由贸易港优势，再加上改革开放的政策支持，所以工业增长强劲。长江三角洲地区工业门类齐全，轻重工业发达，是中国最大的加工制造业基地，历史上其纺织、服装、机械、电子、钢铁、汽车、石化等制造业在全国就占有重要地位。Wen （2004）计算了1995年25个工业行业中占最高和第二高份额的省市区，长江三角洲的江浙沪大约达到总数的一半。2001年，长江三角洲三省市实现制造业GDP25456.01亿元，占全国制造业GDP 的30.23%，远高于环渤海地区（24.41%）和珠江三角洲地区（15.37%）。

三、工业集聚：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和经济政策的作用

在传统的经济地理理论里，工业集聚的主要原因是不同区域之间经济地理因素的差异，例如，自然资源丰富的地方以及大港口附近通常会成为工业集聚的中心地区。在中国，由于自然条件比较好而导致的工业集聚的例子也是存在的，例如，中国的东部省份之所以逐步成为工业集聚的中心，其不可比拟的优势就是距离大的港口比较近，而辽宁和山西则是依靠自然资源成为工业中心的典型例子。

但是，传统的经济地理学不能解释两个重要的经济现象：第一，一些在纯自然条件方面并不一定非常有优势的地方却成为了工业集聚的中心；第二，两个在自然条件方面非常相近的地方却可能在工业集聚方面有非常不同的表现。例如，与周围省份（特别是福建）相比，浙江的自然条件并没有特别的优势，浙江并不属于资源丰富的省份，港口优势也并不明显，但是，浙江的工业集聚趋势却比福建明显得多。广东和广西是另一对例子，这两个省份的纯自然条件也非常相近，但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里，广东已经成了非常重要的工业中心，广西却仍然是经济比较落后的省份，两者的差异显然不是自然条件可以解释的。

超越简单的经济地理因素寻找工业集聚的原因促成了新经济地理学的崛起，而对新经济地理学产生直接影响的就是1970年代末开始兴起的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引入了收益递增假定，强调规模经济在国际贸易模式中的决定作用。收益递增假说在贸易理论里获得成功应用之后，紧接着就对经济地理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新贸易理论的代表人物Krugman 也同时成为了新经济地理学中的代表人物之一。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抓住了导致工业集聚的最为本质的经济力量——收益递增，其核心思想是，即使两个地区在自然条件方面非常接近，也可能由于一些偶然的因素（例如历史事件）导致产业开始在其中一个地方集聚，由于经济力量的收益递增作用，在地区间交易成本没有大到足以分割市场的条件下，就可能导致工业的集聚。在新经济地理学中，以下被认为是影响工业集聚的重要因素：（1）一个地区企业的数量。企业的数量多，新进入企业就容易得到原材料的供给，同时他们生产的产品也更容易在当地销售，所以工业会在企业数量多的地方集聚。（2）一个地区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水平高，新进入企业就容易招聘到所需要的人才，同时，高的人力资本意味着R&D 的成本低，企业容易获得创新收益。（3）消费者的购买力。如果一个地区消费者的购买力强，那么对于消费品的需求就会多，会导致本地消费品价格的上升，吸引企业进入这一市场。同时企业在本地的集聚也导致了工资的上升，消费者的购买力进一步提高，从而产生地区工业发展的良性循环。（4）交通运输条件。根据Krugman （1991）的模型，我们知道新经济地理学将交通费用视为影响工业集聚的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只要交通费用不至于高到成为地区间贸易的天然障碍，那么由于工业集聚产生的收益就仍然可能超过由于地区间贸易产生的成本损耗，集聚就会产生，并且在收益递增的作用下自我加强。

需要指出的是，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并没有否定一些传统的经济地理因素的影响，事实上，一些地理因素的影响在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中变成了间接的影响，甚至我们可以把两个地区间的经济地理的差异也看作一种偶然因素，这种纯经济地理因素可以导致初始的工业集聚，然后再通过新经济地理因素的收益递增影响而对工业集聚产生作用。

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和发展，同样也引发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来检验经济地理和新经济地理因素对于工业集聚的影响。但是，这些实证研究却相对比较忽视经济政策的作用（例如Wen ，2004）。当然，这并不是说经济地理学完全忽视了经济政策对于工业集聚的影响，确切地说，在新经济地理学中，由于非常强调如历史事件之类的偶然因素在收益递增机制的作用下对工业集聚的影响，经济政策的变化对某个具体的地区而言，就可以被视为导致其工业集聚的偶然事件。例如，经济的开放可能会导致工业在靠近国际市场的地区集聚。再如，教育和基础设施投资可以加强一个地方的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政府放松对于经济的干预可以减少交易成本。在世界范围内，经济政策变化改变工业布局的例子并不罕见，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经济开放政策对于工业集聚的影响。例如，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实施以后，墨西哥的工业就逐渐向与美国交界的地区集中，而墨西哥城周围的重要性则相对有所下降（Rodríguez-Pose 等，2003）。

经济政策对工业集聚的影响既可能是通过经济地理的因素起间接作用的，也可能是直接对工业集聚产生作用。在中国，经济政策的调整显然也是导致地区间工业布局变化的重要因素。例如，在珠江三角洲实施的经济开放政策是导致这一地区工业集聚的重要原因，而这又是因为这里距离香港这个港口、金融和贸易中心以及大市场非常近。这时，经济开放这一经济政策就通过经济地理和新经济地理的因素对工业集聚产生了作用，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改革以后广东和广西在工业集聚方面的表现出现了巨大的差异。但是，经济政策并不总是通过经济地理或新经济地理的中间变量来对工业集聚的产生作用的，一些经济政策对于工业集聚具有直接的影响，而且经济政策并不是可以任意调整的，一项政策一旦实施，就也有自己的自增强作用。经济政策直接导致工业集聚的例子在中国也是存在的，例如，浙江的工业集聚在一定程度上与这个省的市场化改革进行得较为彻底有关。由于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浙江省的民营经济比较活跃，而这又反过来促使政府进行一步采取市场化、放松管制和保护民营经济的政策，从而进一步加强工业的集聚。

一、经济地理因素

我们在这里考虑了两个经济地理的因素：沿海地区哑变量（coast ）和直辖市哑变量（city）。绝大多数研究中国地区差异的文献都使用了沿海或内地的虚拟变量，由于无论是地理和历史条件还是改革开放后的政策倾向都有利于沿海地区工业的发展，而中部和西部的差异则并不特别显着，因此，我们预期沿海地区的虚拟变量对于工业向沿海集聚有正的影响。三大直辖市[④]的经济功能与一般的省区相比有明显的不同，它们更多地承担着政治中心、航运中心或者服务业中心的功能，大都市经济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会排挤它们作为制造业中心的功能，所以我们估计这一变量的影响是负的。

二、新经济地理因素

以Henderson （1974），Fujita（1988）和Krugman （1991）为先驱的新经济地理学，引入了规模报酬递增和正反馈效应，从而挑战了新古典的传统[⑤].Henderson 一方面强调了企业前后向关联导致的产业外部性使企业集聚在其他企业周围，另一方面强调了企业集聚在人力资本丰富的地区所得到的知识外部性；而Krugman 通过垄断竞争模型强调了企业集聚在消费者市场附近得到的需求联系，Fujita（1988）通过存在不可贸易商品的模型，得到了同样的证明。为了检验这三种不同的包含收益递增的因素，我们构造了以下指标：（1）地区企业数量比重（firm）衡量产业外部性；（2）地区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各年全国均值之比（e ）代理人力资本的相对优势，由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地区教育数据不完全，我们使用了万广华等人（Wan ，Lu and Chen，2004）估计的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数据；（3）地区消费者需求，我们使用了人均GDP 的对数值与各年全国均值之比（pergdp）来度量一个地区消费者的相对购买力；[⑥]（4）Wen （2004）使用了城市数指标来度量城市的发展，但是这很难衡量各个城市本身的发展状况，因此，我们采用了陆铭和陈钊（2004）的方法，用非农人口比重与全国均值之比（urban ）来代理城市的发展和城市化水平，并取其与各年全国均值之比作为一个地区的相对城市化水平；（5）邮电通信和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因此也有利于工业集聚，为了证实这一点，我们引入了运输仓储邮电通信产出占GDP 百分比来度量信息化对工业化的支持，并且取其与各年全国均值作为各地相对的信息化指标（com ），同时，我们用地区的公路里程占全国的比重（road）来代理相对的交通运输条件。[⑦]

三、经济政策因素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转轨的经济来说，政策的差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决定地区差异的重要因素。Kanbur and Zhang（2005）回顾了政策因素对于中国50年地区差异的影响，Démurger等（2002）也强调了改革以来的经济政策对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在本文中，我们主要考察了两个方面的政策因素：（1）对外开放度。对外开放是经济改革以来最为重要的经济政策，接下来我们将要考察的非国有化进程和政府退出经济活动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都与对外开放的进程有关。和既有的文献的通常指标一致，我们用出口占GDP 比重和进出口总额占GDP 比重与相应的全国均值之比（export和trade ）来度量相对的经济开放程度。我们预期对外开放对工业集聚有正的作用。（2）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参与度。中国经济改革的起点是政府全面参与经济活动的计划经济，在这一体制下，资源的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均受到负面影响，因此，政府退出经济活动将有利于工业的集聚。在经济增长文献中，通过用扣除教育和国防经费的政府支出占GDP 的比重来度量政府消费所起的作用。在我们的数据中没有省一级的国防开支统计，而教育支出被包括在科教文卫支出这个大类中，由于这个大类的性质与教育支出都是类似的，因此，我们就用扣除这一类支出以后的政府支出在GDP 中的比重与全国均值之比（gov ）来度量相对的政府对于经济的参与程度，并预期这一变量的符号为负。[⑧]

必须说明的是，政策的调整从来就不可能在政策颁布的一夜之间完成，从而导致改革在时间上的循序渐进和空间上的进展差异，而我们使用的政策指标所具有的面板结构恰恰能够反映各类政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但是，这类政策指标仍然可能是某些未观察到的真正的政策变量作用的结果，而不是政策本身。为了克服此类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造成的估计偏误，对于我们特别关注的开放指标，我们使用了工具变量来检验其是不是具有显着的内生性问题。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说的那样，之所以将关注的焦点特别集中于经济开放政策的效果，是因为这一政策是中国经济改革以来最为重要的政策，也标志着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由赶超型向比较优势型的转变。而政府退出经济活动和经济的非国有化进程也与经济的开放进程紧密相关。另一个值得一提的原因是，在国际上，经济全球化与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影响正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Wan ，Lu and Chen，2004），而从经济开放的角度来看工业的集聚也能为这一问题提供一些相关的证据。我们使用的经济开放的工具变量包括了各个地区在1978年经济仍未实施开放政策时的开放度指标（1978年的出口与GDP 之比export78，或者1978年的出口与GDP 之比trade78），以及各地到香港和上海两个主要港口的距离中较近的一个（port），[⑨]这两个工具变量分别反映了历史和地理因素对于开放的影响，实际上也反映了历史和地理因素对于工业集聚的间接影响。其中，使用各地到香港和上海两个港口的距离是因为这两大港口是中国最大的港口，其吞吐量明显高于排名在其后的其他港口，可以作为开放度的有效的工具变量（Wei and Wu，2001）。

五、实证研究结果的报告

计量分析的结果见表2.方程（1）是包含了全部变量的随机效应模型，其中，我们用export作为开放度的指标。Hausman 检验结果显示，不能拒绝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方程2）的系数没有系统性差异的假说。同时，当我们使用export78和port作为export的工具变量估计包含工具变量的随机效应模型（方程（3），IV-RE ）时，Hausman 检验结果显示开放度指标并未显着地存在内生性偏误。方程（4）在基本模型的基础上去掉了不显着的变量e ，并没有改变模型的基本估计结果，Hausman 检验仍然支持随机效应模型，并且开放指标并未显着地存在内生问题。方程（5）在基本模型的基础上用进出口和GDP 之比（trade ）替换export作为开放度指标，结果显示，Hausman 检验仍然支持随机效应模型。有趣的是，当我们用trade78和port作为trade 的工具变量的时候，port在控制了模型其他变量之后与trade 不显着相关，这说明到港口的距离虽然对一个地区的出口有显着的影响，但是却对以进出口总额作为指标的开放度没有显着的影响，也就是说，进口并不显着地受到一个地区与大港口之间的距离的影响。

通过表2中报告的几个结果，以及相应的检验，我们可以确认，方程（1）所得到的结果是稳定的，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讨论实证研究的发现。总地来说，无论是经济地理因素、经济政策因素还是新经济地理因素中的变量，都对产业集聚具有很好的解释力。这就说明地区的工业发展和集聚是一个受多种因素影响的复杂的过程，如果忽略了其中的一些方面，都可能影响实证结果的可信度。具体来看，我们可以依次将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和经济政策的各种因素的作用总结如下：

1、经济地理因素的作用。我们发现，沿海地区更接近国际市场的地理优势的确有利于工业集聚。而直辖市作为城市经济，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其经济职能正在发生变化，因此，直辖市的工业份额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相对更低。

2、新经济地理因素的作用。我们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发现，就是为新经济地理学提供了来自中国的证据。在我们的实证结果中，由一个地区企业数衡量的产业外部性和地区消费者购买力对于工业集聚的前后向联系作用均显着为正。我们发现地区的人力资本相对水平对工业集聚有着不显着的正影响，之所以人力资本的因素作用不显着，可能是因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对于人力资本的要求还不高。一个地区城市化水平和在道路和通讯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对地区的工业集聚具有显着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我们的一系列新经济地理指标是一个地区与全国平均水平的相对数，因此其系数之间是相互可比的。从结果来看，显然，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和市场的购买力对于工业集聚的积极作用最大。

3、经济政策的作用。我们发现，对外开放对于工业集聚有着显着的正影响，这显示出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策略对于工业集聚的推动作用。有趣的是，我们在使用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中还发现，历史和地理的因素对于地区的开放程度有着显着的影响，计划经济时期开放程度高的地区和距离大港口较近的地区在我们的数据考察期间仍然有较高的开放度。同时，我们也发现，到大港口的距离对于以进出口占GDP 比例为指标的开放度并没有显着的解释力。综合起来看，可能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历史还不够长，所以才导致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因素仍然在起作用，而地理因素的作用却主要对出口产生影响。[⑩]我们所考察的另一个重要的政策变量是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参与程度，正如我们所预期的那样，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参与程度越高，越是不利于地区工业的集聚。
新经济地理所强调的各种经济力量的正反馈作用和收益递增性长期以来被主流经济学家忽略。近年来由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兴起，使得更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些因素对于工业集聚现象的解释。本文的检验同样也证实了这些经济规律的作用。从各国的工业经济格局状况来看，工业在少数地区集聚，从而形成规模效应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由于地区间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地区工业发展的不平衡导致的，因此一些影响地区工业集聚的因素也间接地对地区间发展差距产生显着的影响。如果政府希望通过缓解地区间的工业发展差距来控制地区间发展差距的话，本文的结论也可提供一些政策参考。在地区工业集聚的各种因素中，经济地理和新经济地理因素具有收益递增作用，这是顺应经济规律的，也是很难通过政策加以调整的，其中，政府可以做的只能是通过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化建设来推动地区工业的发展。在政策方面，可以比较确定的是，经济开放是导致地区工业集聚的重要因素，而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退出也可能加快地区工业的集聚。如果工业化进程较慢的地区可以更快地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仍然可能减缓地区间工业发展差距扩大的步伐，甚至缩小地区间工业发展的差距。

对于思考中国地区间差距的问题提供了一些启示。由于地理和新经济地理因素的作用，以及工业发展中的规模经济和收益递增效应，工业集聚和地区间差距是工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实现并不是要扭转由经济力量的收益递增性导致的工业集聚，而是应该通过深化经济改革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落后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地区间的协调发展不是各个地区没有差别的发展，而是在一种错落有致、公正并有效率的竞争下的发展。

‘伍’ 经济地理学对经济发展的理论意义是什么

1、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空间格局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方面。生产发展与生产分布相互作用。
2、在市场经济下，经济地理学对经济发展也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如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建立增长级理论，中心—外围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创新与扩散理论等，都能从空间上解释经济增长的问题.。
另外，经济地理学中一些理论对其他学科的建设有一定的影响。

‘陆’ 经济地理学对当今世界有什么重大实际问题的贡献

地理学利用各种方法和技术，直接的大地测绘尤为重要。空中摄影和人造地球卫星电子遥感技术使测量方法得到了改进。统计方法帮助对数量资料，主要是人口统计和测量数据，进行地域分析。但是绘制地图一直是地理学家的独特手段。
地理学有多种应用。它使人了解所生活的世界的基本特点、地区和居民的多种多样、人与资源和自然的复杂联系和相互关系，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人民面临的问题。地理学研究能解释地球上自然、生物和人类的分布特点以及它们相互联系的复杂链条。实用地理分析对管理资源、了解环境问题、分析自然灾害(如旱灾、水灾)和计量环境污染(城市、农业及工业废物排放造成的污染)的分布很有助益。修建大坝和水库造成的不良环境影响的分析特别重要。地理学家参与土地利用与住房规画。他们还是负责研究、调查、开发或管理自然资源的国家机构和国际机构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