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精辟的说明中国地理和文化的关系，作业。。。
中国近代对“地理与文化关系”的讨论及其影响
张九辰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100010）
摘要：本世纪初期随着西方近代科学的传入，中国学者对许多科学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有些问题还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在众多的理论问题之中，以“地理与文化关系”的讨论涉及范围广泛、影响深远。本文分析了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以及它对中国近代地理学研究方向的影响，并试图通过这一研究，分析中国近代地学发展与社会文化背景的关系。
关键词：地理 文化
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科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新的学科不断产生，西方的科学理论大量传入中国，科学思想空前活跃，出现了探讨科学、研究科学的可喜局面。在众多的理论探讨之中，关于地理与文化（或人类社会）之间关系的争论，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论题。
对于地理与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源于人地关系这一悠久的历史命题。人地关系论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但作为具有近代科学意义的命题，却始于18世纪的欧洲。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将地理环境决定论推向了高潮。19世纪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F.Ratzel，1844~1904）在他的着作《人类地理学》中，将这一理论引入了地理学，并强调了人类活动受地理环境的多方面的控制。20世纪初，拉采尔的思想经过他的学生，美国地理学家辛普尔（E.C.Semple，1863~1932)的着作《地理环境的影响》（1911年）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辛普尔同时代的美国地理学家亨丁顿（E.Huntington，1876~1947）在1915年出版了《文明与气候》，创立了人类文化只有在刺激性气候地区才能发展的假说。1920年，他又出版了《人文地理学原理》一书，进一步强调了地理环境对于经济与文化的决定作用。
在地理环境决定论产生广泛影响的同时，法国学者维达尔·白兰士（Paul Vidal de la Blache，1845~1918）提出了“可能论”又称“或然论”，反对决定论的观点。他认为地理环境只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性，而人类又根据不同的生活方式作出选择，并能改变和调节自然现象。他的学生白吕纳(J.Brunhes，1869~1930)在1925年出版了《人地学原理》，使这一观点在欧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经过激烈的争论，到了本世纪20年代“或然论”逐渐替代了“地理环境决定论”， 并在西方国家占据了主导地位。
一 问题产生的社会背景
本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长期战争的破坏使得刚刚起步的近代科学更是举步维艰，因此这一时期人为的、政治的因素对科学发展的影响显得尤为突出。时局的动荡、民族面临的存亡危机，加上科学技术的落后使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意识。他们试图通过科学的分析找出中国落后的原因，同时又希望能够通过科学拯救危难中的中国。
在这种社会背景条件下，许多学者试图通过东西方地理环境的不同寻找出东西方的本质差异，以探讨中国人如何摆脱困境。这种超越学术的研究动机，使得有关“地理与文化”的争论在本世纪20~30年代显得格外活跃，并成为众多近代科学理论探讨中最为突出的论题之一。也正是这种原因，使得在西方已经沉没了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在中国却格外的风行。
从19世纪末开始，达尔文(C.R.Darwin，1809~1882）的进化论在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达尔文所指的“进化”本来是由于自然界中的生物与其地理环境之间相互作用中的改变而造成的，但英国哲学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将本属于生物界的进化论引入到社会科学中，提出了“社会有机体”学说。严复在他的介绍达尔文进化论的译着《天演论》中，阐述了斯宾塞的观点，这种观点迎合了当时中国社会环境的需要。到了本世纪20年代，进化论已为多数中国学者所接受[1]。
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深入人心的社会背景下，尽管进入本世纪20年代以后“地理环境决定论”在西方已被“或然论”所代替，但近代人地关系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却首先始于地理环境决定论，而且还在中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反映出了政治热情高于科学精神的时代环境的特殊需要。进化论也为本世纪地理环境决定论能在中国找到生存的土壤奠定了思想基础。
五·四前后有关东西文化问题的论战也是促成地理学界“地理与文化关系”讨论的原因之一。由于五·四前后正值中国历史的重大变革时期，东西文化的差异问题就成为一个敏感的问题。这场在思想界进行的延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的论战，也直接影响了地理学界的相关讨论。地理学者们试图通过中西地理环境的差异，寻找中西文化差异的根源。
中国的地理学研究在本世纪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20世纪初，中国近代地理学刚刚起步，地质学、气象学、土壤学、动植物学、地貌学等分支学科不断从地理学母体中分化出去，伴随而来的就是地理学研究的危机感。如何继续发展地理学？如何使地理学从传统的描述向近代科学研究方法转化？在中国地理学的发展还不够成熟的背景条件下，地理环境决定论成为中国近代地理学发展中的一个生长点。在许多研究领域还是一片空白的情况下，西方人地关系理论的传入，无疑使中国学者感到了一种“清新的气息”。
人地关系论题涉及的学科相当广泛，几乎涉及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由于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历来是地理学者关注的中心议题之一，所以在中国近代有关“地理与文化”的争论中，以地理学者们的探讨最为深入，并且这种争论对中国近代地理学发展方向的影响也最为广泛。
二 近代人地关系论在中国传播的过程
地理环境决定论是最早为中国学者所了解并被广泛接受的人地关系理论。190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开山之作——张相文的《地文学》。张相文在这部书第五编生物界中，阐述了不同气候带人种的优劣：“寒热带之人，为天然力所束缚，或昏怠迟缓、或畏琐困陋，皆不免长为野蛮。亚热带则生物以时，得天颇优，常为开化之先导。亚寒带则生物鲜少，人尚武健。”并认为“今世富强文明诸国，莫非温带之民族所创建也” [i]。张相文是中国近代最早阐述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学者之一。
张相文的学说是从日文着作中转介过来的。而且他的环境决定论的观点，在当时的地理学界并未引起广泛的注意，也没有造成“地理与文化”关系的讨论。直到20世纪20-30年代大批留学生学成回国后，西方近代地理学理论直接地、全面地传入中国，才产生了广泛的“地理与文化”的讨论。
1921年《地学杂志》介绍了亨丁顿的的着作，认为“汉丁顿之学说，主以地面上之自然现象与空气情况解释人类生活组织之现象，而定人类文明创造与发展之界限，此种学说简括称之，即地理的历史观”[ii]。1922年《地学杂志》译载了亨丁顿的《文明与气候》一书的第一章，《史地学报》译载了弗尔格里夫(J.Fairgrieve)的“各国历史所受地理之支配”。这一时期的有关杂志发表了大量的译文和介绍性文章，评价了地理环境决定论，并认为这种理论“以地理环境判断全世界古今各国文明之状况”，是“唯物史观、地理的历史观”[iii]。决定论思想在中国地理学界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出现了一批阐述决定论观点的文章和着作，其中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的是张其昀的《人生地理学》（1926年）和白眉初的《地理哲学》（1933年）。
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缺陷。胡焕庸在留学法国期间，受教于法国现代地理学大师E.德马东(de Martonne)和J.白吕纳(Brunhes)，并受到法国人地学派思想的影响。1928年他回国时，中国近代地理学刚刚起步，在西方已经落后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思想还在中国学术界广为流传。他深感中国地理学研究与西方的差距，撰写了“西洋人地学说晚近之发展”、“白吕纳的人生地理学”和“法国研究地理学的近况”等文章，介绍了法国人地学派的“或然论”观点。1935年白吕纳的《人地学原理》中译本出版，在这部译着的长篇译者序言中，系统地介绍了原作者的观点，从而使“或然论”在中国地理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并逐步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
30年代，马克斯主义（当时称为新社会派）的辩证唯物论的人地观也介绍到了中国。楚曾（楚图南）在《地学季刊》上发表了“人文地理学的发达及其流派”，最早介绍了马克斯主义的人地观，指出“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的影响，则以在自己的作用之下所发生的经济关系为媒介而主要地影响于人类”[iv]。强调了自然与社会是劳动过程的两个方面，而不是严格对立的。
三 “地理与文化”讨论的兴起
西方人地关系理论对中国学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学者们纷纷着文阐述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掀起了 “地理与文化”问题的大讨论。早在1904年（光绪二十九年），张之洞、张百熙、荣庆等人拟定了京师大学堂的《大学堂章程》。《章程》对于各学科讲习方法的解释中，即强调了对于“文化与地理之关系”、“军政与地理之关系”和“风俗与地理之关系”的讲解[v]。
本世纪20~30年代，对“地理与文化”的讨论形成了一个高潮，论文数量之多、涉及范围之广是中国地理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在1933年《地学杂志》发表的169期总目中，特地开辟了“地与文化”一栏，可见此类文章之多以及当时学者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东方杂志》也发表征文讨论地理与文化的关系。据笔者不完全的统计，这一时期专门探讨地理环境与文化（或文明）关系的文章有40多篇，它们分别发表在10余种期刊上，而以《地学杂志》论文最多，影响也最为广泛。而在地理学的相关文章中阐述了人地关系思想的文章就更多，尤其是在区域研究中，人地关系的研究已成为研究主题之一。因此这一时期包含有地理与文化关系的论文、论着有近百篇。从而使这一论题成为中国近代科学史上的主要论题之一。
在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发展进程中，地理环境决定论始终也没有退出历史的舞台，尤其是在20~30年代，在其它西方人地关系论传入之前，这种观点更为盛行。
一些学者首先试图用中国优越的地理环境来解释历史与文化。1914年，王桐龄发表“中国文化之发源地”，分析了世界文明六大发源地的地理环境，认为汉族文化发达是由于“气候温暖、土脉肥沃、物产丰饶”[vi]。1924年，他又在《地学杂志》上发表了“陕西在中国史上之位置”，从气候、土壤、河流、人口等方面的分析，提出“陕西为中国开化最古之地”，“为中国文化发源地”是由于“陕西地理有种种特别优异之点”[vii]。甚至有学者将中国近代列强侵略中国归咎于中国的地理环境太优越，从而引起了列强的羡慕与嫉妒[viii]，将地理与文化关系的研究引向极端。
近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已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与西方科学技术上的巨大差距，一些学者试图在地理环境上寻找中国落后的原因。1914年，王桐龄发表“亚洲地理之缺点”，指出“亚洲为自古文明发源地，最古之文明国，皆起于亚洲。然迄今式微已甚。”而“亚洲之历史所以生此结果者，亦亚洲地理之缺点使之然也” 。作者在分析了地势、海岸线等特点后指出：“亚洲地理凡可以阻绝交通之条件，无不具备”，而内部资源丰富、交通不畅是人民缺乏交流精神的原因。作者还指出欧洲“交通便利，而天产物缺乏，故欧人多利用交通机关，以求糊口于四方。其所以富于活泼进取之气象者，职是之由”[ix] 。
还有一些学者试图证明地理环境对人类的精神和社会制度也有决定的作用。他们认为“地理与文明，如肌肤与精神之关系。充分之精神，必因健全之肌肤而始具。充分之文明，必有健全之地理而始生”[x] 。而“社会制度乃人地相应之结果，历史乃人类适应自然的及社会的环境之成绩之记录及其说明；……不同的自然环境使人类不同的适应，而产生不同的社会制度”[xi]。他们试图通过分析中西地理环境的差异，以及世界历史上的一些社会、文化发展的具体事例来证明他们理论的正确性，并试图以此归纳出西方文化具有交流精神，而东方文化缺乏交流精神。
持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学者一方面用中国优越的地理条件解释古代灿烂的文化，另一方面又以同样的地理环境解释近代落后的原因，因此这种解释不免有牵强附会、自相矛盾之处。当时就有学者指出了这种观点的危害性。20年代，姚存吾在《地学杂志》上连续发表文章，指出地理环境决定论如果“不纠而正之，将何以励国人因袭之气，鼓勇力以贡献于将来之世界，以图民族之自存？”他还进一步指出“况此等骇人听闻言论，只为偶然之感触，而非根本之观察，只为一时之现象，而非追往查来之研究”[xii]。并相信“人类能征服自然、利用自然者，其文化必日益进步”[xiii]。
1933年，李长傅上发表“科学的地理学的新转向”，也批判了决定论的观点，认为它们“陷于速成推论法，把人与地的中间项的劳动过程漏掉了。其结论是任意规定，虽有时正确，但常常半正确，甚至完全错误”[xiv] 。
四 对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影响
近代中国学者对于“地理与文化”关系的广泛讨论，不但使地理学中人地关系的理论探讨更加深入，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影响了中国近代地理学者的研究方向，并且促进了地理学中一些对人类生产和生活关系密切的应用性分支学科的发展。
1 土地利用和农业地理的发展 中国自古以农为主，土地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自然资源之一，也体现了人类与自然界最为紧密的联系。土地利用是人类生产活动及科学研究和自然环境关系表现得最为具体的景观。因此通过研究土地利用可以了解人地关系的主要问题。这种思想促成许多地理学家选择土地利用和农业地理作为他们一生的主导研究方向。
从30年代开始，北京、广东、浙江、广西、福建、江西等省先后设立了土壤调查、研究专门机构。通过调查研究，许多学者分析了土壤与气候、岩石等自然要素的关系，也有学者研究了土壤与人类活动、农业生产与地理环境等的关系，还有学者探讨了土地利用与人口分布的关系[xv]。
2 民族与人口地理的研究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早已有学者从事人口问题的研究。但早期人口研究偏重于人口数字的推求，很少重视地理背景的影响。从30年代开始，胡焕庸发表了一系列研究人口地理的论文，从地理环境和农业生产等方面的影响，分析了中国人口分布的特点和规律。1935年，胡焕庸在《地理学报》上发表了“中国人口之分布”，文中发表了中国第一张人口等值线密度图。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瑷珲—腾冲线是中国东南部人口密集区与西北部人口稀疏区的分界线。1936年，胡焕庸又在《地理学报》上发表了“中国之农产区域”，第一次从单位面积的人口容载量与农业生产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人口地理的研究。
民族地理的研究也发展起来。张相文的《地文学》中较早地将人种分为直发、拳发和绒发三种。民族的地理分布是民族地理研究的主要内容。张其昀在“中华民族之地理分布”[xvi]一文中，根据地形特点将民族分为四个分布区。而更多的文章是研究不同民族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
3 应用气候学和生物气候学研究 气候的变化是对人类影响最为显着的地理因素之一。气候学在商业、农业、交通、军事等方面的应用日趋广泛深入。从30年代起，对于与人类生活关系密切的台风、季风、降雨量、气压等气候要素都有深入的研究，并有大量的论文发表。如竺可桢的“东南季风与中国之雨量”[xvii]，徐近之的“热带旋风”[xviii]等文章。此外，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的物候和气候分区的研究也有所发展。
地理学者还开始研究利用适宜的气候环境治疗疾病，从而发展起了生物气候学。许多学者还对不同地区历史时期气候的变迁进行了研究，以求寻找中国气候的变化规律。例如，竺可桢就根据中国古籍的记载，论述了中国旱涝变化的周期[xix]。
五 几点启示
地理学中所强调的人应该是自然的人，但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人是离不开社会背景的。直到今天，地理与人类社会的关系仍然是地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而且由于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在不断变化之中，对这一论题的研究至今也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但每一次对人地关系认识的深入都有利于以人类和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的地理学科的发展。中国近代地理学在“地理与文化”的争论中向前发展，正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
首先，由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中包含了“人”这一因素，使得这一学科较其他学科更易受到社会思潮的影响。前文谈到的20世纪20年代，地理环境决定论在西方已经消沉的情况下，在中国还能蓬勃地发展正说明了这一点。我们不能将它简单地归因于西方理论在中国传播的滞后性。前文谈到严复译的《天演论》是根据英国学者赫胥黎(T.H.Huxley，1825~1895）在1893年发表的文章编译的，而严复至迟在1895年就开始翻译了[xx]。本世纪20~30年代，随着中外学者互访的增多和留学生现象，已经大大缩短了中西方科学交流的过程，西方出版的一些较有影响的地理学着作，在三、五年内就能见到中文译本。至于介绍西方地理学理论和研究成果的文章更是广泛。而且，在本世纪上半叶的这场“地理与文化”的争论中，环境决定论观点一直在地理学界占有一席之地，并没有因为学科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而退出历史的舞台，直到1948年，还有学者在宣传亨丁顿的学说，并认为他的研究“独树一帜”[xxi]。
其次，必要的理论争鸣和论证将有助于学科的发展。一方面这种争鸣促进了理论研究的深入，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科学理论对学科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不乏环境决定论的观点，如《礼记·王制》中有“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 管 子 · 水 地 》中有：“齐之水，道躁而复，故其民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轻果而贼；越之水，浊重而泊，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最而稽，淤滞而杂，故其民贪戾罔而好事；齐晋之水，枯旱而运，淤滞而杂，故其民谄谀葆诈，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滞而杂，故其民愚戆而好贞，轻疾而易死；宋之水，轻动而清，故其民闲易而好正”。 《大戴礼·易本命第八十一》有“坚土之人肥，虚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细，……，息土之人类，耗土之人丑”。 《周礼·地官大司徒》中有“山林之民毛而方，川泽之民黑而津，丘陵之民专而长。 衍之民 而瘠，原隰之民丰肉而痹”，此外，《吕氏春秋》、《淮南子·坠形训》等着作中也有类似的观点。
中国古代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思想可谓丰富，但它只是少数哲学家谈论的话题，并未在学术界引起广泛争鸣，因此并未对中国地学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从反面证明了科学理论争鸣对学科发展的重要性。
第三，理论的研究是相辅相成的，“地理与文化”的争论促进了中国近代地理学理论研究的深入。通过讨论，学者们深刻地意识到了传统地理学的缺陷，认为应当“赶紧抛却那种好象只有骨肉而无灵魂的地理记载”[xxii]，在讨论“地理与文化”关系的同时，对地理学科的对象、性质、范围和研究方法的探讨也逐步展开[xxiii]。而这种理论研究正是近代地理学与古代地理学的重要差异之一。
本世纪“地理与文化”的讨论及其对中国近代地学的影响
张九辰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100010）
20世纪中国科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新的学科不断产生。在众多的理论问题之中，“地理与文化关系”的讨论涉及范围广泛、影响深远，并成为本世纪众多科学理论探讨中最为突出的论题之一。
地理与文化关系的论题，几乎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由于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人地关系）历来是地学关注的中心议题之一，所以中国近代“地理与文化”的争论，以地理学者们的探讨最为深入，并且这种争论对中国近代地学发展方向的影响也最为广泛。
中国的地学研究在本世纪发生了重大变化，地质学、气象学、土壤学、地貌学等分支学科不断从地学母体中分化出去，伴随而来的就是地学研究的危机感。如何继续发展地学？如何使地学从传统的描述向近代科学研究方法转化？在中国地学发展不够成熟的背景下，地理环境决定论成为中国近代地理学发展中的一个生长点。
近代地理环境决定论是最早为中国学者所了解并被广泛接受的人地关系理论。一些学者试图证明地理环境对人类的精神和社会制度有决定作用。他们试图通过分析中西地理环境的差异，以及世界历史上的一些社会、文化发展的具体事例来证明他们理论的正确性，并试图以此归纳出西方文化具有交流精神，而东方文化缺乏交流精神。他们一方面用优越的地理环境来解释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另一方面又在同样的地理环境上寻找中国落后的原因。
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解释不免有牵强附会、自相矛盾之处，当时就有学者指出这种观点“陷于速成推论法”，“其结论是任意规定，虽有时正确，但常常半正确，甚至完全错误”。随着讨论的深入，强调人类的选择能力和强调人与环境相互影响的观点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并影响了这一论题的发展方向。
近代对于“地理与文化”关系的广泛讨论，不但使地学中人地关系的理论探讨更加深入，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影响了中国近代地学的研究内容和发展方向。当时许多地学工作者正是受到了地理环境对人类生存和发展具有决定作用这一思想的影响，才选择了农业地理学、土壤地理学、人口地理学、气候学与气象学等与人类生产和生活关系密切的应用性分支学科作为他们一生的主导研究方向。
地理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在当代仍然是地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而且由于人与环境关系的不断变化，对这一论题的研究至今也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但每一次认识的深入，都有利于以人类和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的地学的发展，并且这种认识直接影响着地学的研究
② 中国历史人文地理是什么
1.历史记载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 2.人文是先进的价值观及规范 3.地理是世界或某一地区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因素总和，所以中国历史人文地理指的就是发生在中国的以上三点总和
③ 请问如何培养学生的正确的地理观
首先作为教师要明确什么是地理观？简单的说地理观又分为大地理观和“小”地理观。
举例说：麦金德的“陆心说”在地缘政治学的理论进展。就是大的历史观是与全球宏观的地理观（大地理观）相结合形成的时空全球战略。这种地缘政治上的全球时空思想是麦金德的伟大贡献。
大地理观除了在时空领域的时空性，还包括了知识或学科领域的广泛性。强调辨证统一，系统综合，但又能要主次（因果）分明等。
中学阶段对学生的培养要二者兼顾。一方面通过地图、实践观察、地理要素的分析等手段培养学生对地理现象、地理规律的认识，确立正确的资源观、人口观、环境观、发展观的有关人地关系的一些地理观。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培养学生宏观系统辨证的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并进而（提出）解决问题（思路），关注自然，关心社会，都可以说是大地理观所要培养的。
最后，肯定楼上所说。地图和生活是必不可少的途径。
④ 谁能解释一下历史地理学是研究什么的是侧重历史还是侧重地理
分类: 社会/文化 >> 民族
解析:
什么是历史地理学？它究竟讲些什么东西？有人认为是历史加地理，这当然不正确。实际上，历史地理是一门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包括自然和人文）的变迁及其规律的学科。它研究的对象和现代地理学没什么两样，只是个别要素因材料短缺而无法研究。两者的区别主要是时间不同，现代地理学是研究现在的环境变化，而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的。
那么，历史时期怎样划分？我们认为，历史学是讲人类活动的，历史地理的历史时期也就是历史上人类对地理环境有所影响开始。人类对自然环境发生最大影响是从人类有了农业开始，过于原始的人对地理环境几乎没有影响或影响甚微。关于农业起源于何时，至今仍有不少争论，但在新石器时代，农业发展确实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了稻谷遗存，据考证是人种的而非野生，这显然已不是原始农业，因此，历史时期的上限基本是在一万年前。下限很难定，大致是以地理环境变化到与现在现状完全相同为止，之后，便是现代地理学的任务而非历史地理学范畴。
历史地理学与现代地理学一样，分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两大分支。自然地理主要是研究自然环境如河流、湖泊、沙漠等等，人文地理主要是研究如人口、经济、城市、风俗、文化等，前者属自然科学，后者属社会科学。中国传统历史上有沿革地理学，已有二千多年历史了。
⑤ 什么是历史地理
就学科的性质而言，历史地理学并不属于历史学，而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文。但是中国历史地理却一直是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它的研究成果始终是其他各个分支所不可或缺的。这一方而是由于这门学科的特殊性，因为尽管它的研究对象是地理现象，却都是发生在过去的，所以离不开历史文献资料和对历史本身的认识。
实际上，历史地理是一门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包括自然和人文）的变迁及其规律的学科。它研究的对象和现代地理学没什么两样，只是个别要素因材料短缺而无法研究。两者的区别主要是时间不同，现代地理学是研究现在的环境变化，而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的。
历史地理学与现代地理学一样，分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两大分支。自然地理主要是研究自然环境如河流、湖泊、沙漠等等，人文地理主要是研究如人口、经济、城市、风俗、文化等，前者属自然科学，后者属社会科学。中国传统历史上有沿革地理学，已有二千多年历史了。沿革地理研究的范围比较狭窄，基本上分两部分内容，一是地名建置沿革，即这个地名最初叫什么名宇，后来叫什么名字，它原在哪，后移到哪，这个朝代属哪个府哪个州，以后又有什么变化等等。二是河流的沿革，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我们中国河流变化太大，如黄河改道过好多次。但过去沿革地理，只研究变化过程，不太研究变化的规律，就事论事。沿革地理学的产生就是为历史学服务的，是早期历史学的一个分支，搞的人往往是历史学家，如杜预注《左传》，胡三省注《通鉴》，宋朝王应麟写了一本《通鉴地理通释》，目的就是专为研究历史的人搞的，这是过去的风气，一直到清朝。清朝出现了着名的乾嘉考据学派，主要是考经学，舆地学也是当时最重要的学问之一，搞的人大多是历史学家，当时也出现了一批考据地理沿革的大家，如钱大听、杨守敬等。这一情况到清末未有本质变化。
⑥ 什么是地理地理是什么
我对地理的一些思考
1、地理是一种理念，了解地球与地球和谐共存的理念。地球孕育了无数的生命，也孕育了我们人类，她是我们的母亲，也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星球，了解它可以让我们更好的与它和谐共存，让我们与地球和谐共存，能够让我们未来变得更加美好举陆。在这个理念中，我们可以明白我们人类虽然很伟大，创造出了璀璨的科技文明，但是我们也十分的弱小，面对残酷的宇宙环境，我们只能够在地球这个温室之中，做温室里的花朵， 如果我们无法保护好地球这一个温室，那么我们将无家可归，难以生存。
2、地理是一个世界，一个充满着无穷奥妙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我们可以了解我们的地球到底是多么的美丽，穿越时空看到我们地球那沧海桑田。
3、地理是一个工具，一个帮助我们认识地球，在地球上更好生存的工具。人类的生存与生活离不开整个自然环境，而地理是我们人类主要研究自然环境的学科，更加了解自然环境，我们才能够更加清晰的森坦明白环境的好坏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现在的环境也影响了我们人类的经济发展。首先是环境的好坏上，青山绿水中的人类自然健康长寿，雾霾遍布不光令人难受也会伤害人类的身体健康，让人产生一些严重的疾病。其次就是环境的地形上，如果是平原，那么肯定较为容易发展成大城市，经济突飞猛进；如果是崇山峻岭，那么交通建设困难，经济自然也难以得到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发现了某种珍贵的矿藏，那么附近的人或者找到的人就可以通过这个矿藏获得大量的金钱改善自身的生活。地理是个十分好的工具，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在这个地球上生存下去，但是请注意我们人类与环境息息相关，不要肆意的破坏环境，否则吃亏的终究是我们。
地理是一门伟大的学科，它拥有着无与伦比的力量，学好它可以让我们受益正春顷终身，至于怎样才算学好了它，以后再细说。当然它也仅仅只是地球的一些道理罢了，并不能囊括地球所有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