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地理学没产生在中国

‘壹’ 中国古代地理学

中国最早的地理着作是战国时代的《尚书·禹贡》和《管子·地员》。《尚书·禹贡》按地理特征将古代中国版图分为九州，并概要记载各地自然条件、经济活动和物产交通，堪称世界上第一部综合地理作品。《管子·地员》探索了中国土地的分类和山地植物的垂直带谱，是世界上最早对土地进行系统分类的作品。

在公元四世纪到公元十四世纪的中古时期，中国的地理知识和思想有长足的进步。这时候中国在方志、沿革地理、域外地理、自然地理和地图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就。如法显的《法显传》、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至今仍是研究中亚、印度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郦道元的《水经注》至今仍为考证中国水资源和水环境演变的要着；沈括的《梦溪笔谈》一书提出了河流的侵蚀、搬运和堆积作用，并用以解释华北平原形成的原因，较西方类似的见地早四个世纪。

公元十五世纪到公元十八世纪的近古时期有两件重大的地理事件，就是中国的郑和“七下西洋”和西方的地理大发现。虽然，郑和下西洋的时间比哥伦布开始的地理大发现早半个多世纪，船队的规模、航海的技术也远胜于哥伦布，然而其社会意义和对地理学的影响则远不及地理大发现。

中国明末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后，也在同期进行了实地考察和理论探索工作，如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中已有不少成因方面的论述。但中国古代地理着述多描述性记载，缺少对地球表面整体规律的研究，这也是近代中国地理学落后的原因之一。

‘贰’ 近代科学为什么不能在我国产生

转一篇论文供参考

众所周知，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科学技术上也曾有过令人瞩目的辉煌。但从17 世纪中叶开始，中国科学技术却江河日下，跌入窘境。据有关资料显示，从公元6 世纪到17 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当中，中国所占比例一直在54%以上。日本学者汤浅认为，一个国家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当中所占比例超过25%，即可被认为是世界科学中心。由此可见，那时的中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科学中心。另有学者表示，若古代就有诺贝尔奖，那90%的诺贝尔奖项都要颁发给中国人。然后到了19 世纪，中国所占比例却骤降至0.4%。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呢？英国着名科学家李约瑟觉得上述现象不可思议，于是提出科学史上闻名的、被国内外学术界称之为“李约瑟难题”的疑问，“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 “李约瑟难题”一提出，就吸引了许多国家一大批科学家和科学史家参与解题。然而几十年过去了，难题的解答仍未求得共识。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强劲动力，使中国科技迎来了新的春天。但事实上，目前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科学领域依然是鸿沟难逾。这就是说，在经济有了长足进步的今天，我们依然没有摆脱“李约瑟难题”的困扰。
一、对“李约瑟难题”解答的代表性观点
自1948 年“李约瑟难题”问世以来，学术界围绕李约瑟提出的难题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讨论，国内外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它进行了大量探索和研究，笔者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形成的结论主要有以下代表性观点:
(一) 李约瑟本人对问题的解答 对于李约瑟难题的解释，李约瑟本人有许多可贵的见解。他将中国未能产生近代科学的主要原因归结于地理、经济与制度三个方面。李约瑟从地理因素角度解答道：“欧洲像一个群岛，周围大海环绕，这一切促进了海上贸易和船队的活动。与此相对照，中国有幅员辽阔的大片土地，非常适合从事耕种活动，由此而产生不同的文明，并不会使人感到惊奇。”他从经济和制度角度解答道：“要阐明中国社会未能发展近代科学的原因，最好是从说明中国社会未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原因着手”。 张峰在自己的文章中论述了李约瑟本人对难题的解答：“中国的官僚体制最初非常适合于科学的成长，然而它却阻碍了重商主义价值的形成，所以它没有能力把工匠们的技术和科学家们发明的数学和逻辑推理结合在一起，故而落后了。欧洲是‘贵族式封建体制’，这种制度有利于商人阶层的产生。当贵族衰落之后，资本主义和科学便诞生了。”
(二) 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
儒家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而且至今都有深远的影响，以此作为切入点解析李约瑟难题，也就成了学者们研究的视角之一。易方指出现代意义上的科技革命之所以没在近代中国发生，与中国传统儒学有关。中国传统儒学的核心是“天人合一”的保守思想。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没有从自然角度去认识，而仅仅寻找的是人际关系的有序稳定和处世技巧，忽略了二者的主次关系，对自然科学的发展起了巨大阻碍作用。 黄金辉指出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将科学视为末学，却将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周礼和儒家思想的中庸之道视为显学，强调社会的等级秩序。道家、法家对科学也持否定态度。墨家虽然重视实践，对自然科学进行了积极探索，但在当时没有受到重视，以至于后来销声匿迹了。因此，许多学者认为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长期无法摆脱儒家文化的影响。
(三) 中国科举制度的制约
1998 年，具有中国文化背景、熟知中国传统文化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曾经把“李约瑟难题”归因于科举制度。他说：“1600 年到1900 年，中国是抗拒西方科技的。因为在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科举制度的要求中，只有人文、道德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学说，缺乏自然哲学和逻辑思维等等。”可见他是承认科举制对近代科学产生了阻碍作用。卢小驰也从科举制度的消极方面进行了论述，他认为科举制度考试内容单一、僵化，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违背了科学技术需要创造性和独立思考的精神。科举制度下选拔的人才都只是为统治者服务，他们只会在文学上、伦理上有所作为，在这种制度下是不可能培养出自然科学方面的人才，因此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四) 重实用轻理论的影响 有学者分别从西方科学、思维方式、数学的角度论述了中国传统科学重实用轻理论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古代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家，农业文化对经验的偏重和对实用技术的研究导致了中国传统科学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在解决生活生产的实际问题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科学理论方面的探讨却被忽视了。 如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研究，历法的推算占了很大比重，观测资料主要是用来编制日、月和五星的回合周期；地理学的研究是为了满足战争、生产和生活之需；农学的研究是为了农业、畜牧业生产的需要；而医学的研究则是为了祛病强体；数学研究如《九章算术》中数学计算虽然很出色，但只是有关数学运算的经验总结，没有从这些实际问题中概括出定理定律来，只能算作经验，不能称作是定理定律，因为没有进行严格的数学证明，认识主体没有通过归纳、演绎、分析、综合、概括和抽象等各种思维过程把经验提炼成科学。中国传统科学的研究并不像古希腊人那样是以定理、公理为基础建立理论，缺乏理性意识，缺乏理论性创新，实用性限制了科学理性的形成。实用理性只关心表象化的自然现象和自身的关系，不关心背后的支配原因，更不关心体系理论的形成。 古希腊人热衷于对科学理论的研究探索，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他们探索哲理只是为了想脱离愚昧，显然他们为了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目的”。在他看来，“求知是人的本性”，欧几里得在对点、线、射线、角等23 个概念定义的基础上，从五条公理和五个假设出发，经过一系列逻辑推理，上升到完美的理论几何体系。换言之，西方科学通常都以理论体系的形式出现，重视理论的研究，这是近代科学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自己的观点
(一) 思维方式的问题 中国古代是没有“科学”这个词语的，科学是个外来词。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的概念和定义在人们头脑中形成，所以中国人的意识中不会形成科学，而西方人更注重对知识的综合、分析、归纳、概括和抽象等思维方式。虽然我国古代在天文学、地理学、医学、数学等方面成就显着，但是没有形成更高层次、系统性的知识和严密的理论，恩格斯曾经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的思维，”所以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
(二) 生产方式的问题 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近代科学未在中国产生的根本原因。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从根本上决定着科学的产生，就是说生产方式是科学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前提和条件。由于受黄河流域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农民主要靠发挥原始共同体的集体生产力，创造出一定的剩余产品。劳动者只需凭借自己的经验和技术就可以从事基本劳动。科学只是游离于直接生产过程之外的纯智力活动，而从事这种活动的主要人员是巫师、僧侣。由此可知，在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决定科学产生的前提下，中国未能为科学发展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没有科学成长的土壤，没有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所以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
(三) 社会意识的问题 就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而言，对我国近代科学起到了阻碍作用，笔者同意有些学者的观点，但是笔者认为有些学者的观点不是很全面，独尊儒术发生在2000 年前的汉朝，但是近代科学是产生在16 世纪，是近几百年的事情，即使儒家思想有影响，为什么中国在近几百年没有进行全面的改革让近代科学在中国出现呢？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欧洲发生第一次科学革命时，中国正处于清朝时期，沉睡在“天朝大国”的思想中，封建制度正在走向没落。清朝实行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思想上束缚了人们的自由，大兴文字狱，许多知识分子遭到迫害；政治上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即严格控制对外贸易和交流，

‘叁’ 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发展

1，理论体系松散作为一门边缘学科,人文地理学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涉及到区域经济、国土整治、生产力布局、城镇体系、文化景观、环境保护、旅游规划、人口问题、种族歧视、生活福利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各分支学科均以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作为其研究的基础,但大部分的分支学科相互间缺少必然的联系。同时,也没有一个系统的理论与成套的模式将它们联系起来。换句话说,人文地理学不像自然地理学的气候、土壤、岩石等组成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和联系的环扣,它至今仍然缺乏把各研究要素、各分支学科连成一个有机整体的理论基础,即使其组成要素部分有密切的联系,而从整体来看,大部分仍缺乏相互间的联系。人文地理学理论体系松散,影响了它的综合发展。

2各分支学科的发展不平衡人文地理学的研究领域,较原来传统的小区域、区域经济的研究扩大了,但仍主要集中于国土整治、区域规划、城镇体系布局、旅游等方面。换句话说,与社会经济发展联系密切的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旅游地理学等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发展较为迅速,在理论与实践应用上都有所创新,基本上建立了既具有中国特色又与国际接轨的地理学科体系。一些薄弱的分支学科如乡村地理学、政治地理学、社会地理学、行为地理学等,虽也有论着出版,其理论建树与实践应用都明显落后,发展相对较缓慢。我国至今仍有64%的人口生活在农村,有关农村聚落的产生、发展、地域特征、建筑类型及其与环境的关系,聚落的合理分布与规模及节约用地等急需解决的问题,都迫切要求乡村地理学快速发展,但它的发展却跟不上形势的需要。因此,吴传钧院士认为,今后应大力拓展包括政治地理学、乡村地理学、社会地理学等在内的第二类人文地理学分支学科的实践领域,它们是至今没有真正复兴起来或尚待开发的一些新领域。

3人文地理学创新艰难一门学科的独立性在于具有自己的特殊领域、方法和理论,其理论发展为该学科存在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这门学科的发展就是无源之水。随着研究内容的拓展,越来越多的学科介入,势必会在发展中形成竞争。当前,西方“以人为出发点”的人本主义和“注意问题的特殊性”的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对人文地理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美国有许多人文地理学者将文化地理学作为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核心,并以它为理论基础来阐释各种人文地理现象。20世纪80年代中期,北京大学的王恩涌教授第一个将文化地理学的现代理论体系引入了中国。西方人文地理学的理论发展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中国人文地理学理论该如何发展?在各种挑战面前,中国人文地理学的理论应本着理论指导实践,为社会经济发展能作出正确指导的原则,结合我国的国情,借鉴国外的发展经验,使它不断完善。创新为一门学科的灵魂,是一门学科持续发展的基础。然而,人文地理学的理论研究向来重视学科性质的探讨与工作方法的总结,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理论建设、人与环境相互作用过程与机理的规律研究等尚待加强。在这些年的发展过程中,人文地理学再也没有出现像中心地理论那样的重要基础理论,不难看出人文地理学创新之艰难。

‘肆’ 为什么中国没有地理大发现

1、首先，你所指的地理大发现是什么？
西方人所说的地理大发现？？
2、“积弱百年”？
欧洲人耀武扬威的日子也就是这样长而已。不要以为他们就一定很成功。
中国人耀武扬威的日子其实更长，同时也造成了中国人曾经的目中无人。
3、综上所述，
既不可盲目自大，
也不可妄自菲薄。

‘伍’ 人文地理学的起源和发展为什么不在中国

中国古代的人文地理思想与知识极为丰富，但尚未形成科学的人文地理学。
地理学发轫于古希腊。荷马在公元前9世纪时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被认为是关于人文地理知识最早的记述性着作。古希腊着名学者埃拉托色尼首创了“地理学”这一名词。

‘陆’ 《自然地理》近代第一个科技中心为什么没有诞生在中国为什么偏偏要诞生在意大利

1、大国文明和小国文明的差异，中国是一个大国，欧洲是一群小国 2、农业文明和商业文明的差异，中国是农业文明甚至是小农文明，而欧洲是商业文明，特别是在文艺复兴以后 3、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差异，中国是大陆文明，欧洲是海洋文明。 4、近代自然科学的创建,是从哲学中分化独立出来的.在古代,自然科学没有独立的存在,而是属于哲学的一部分,或称之为自然哲学.近代自然科学的创建,是从哲学中分化独立出来的,它虽然与哲学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但是已经建立了自然科学自己的体系和自己的方法 5、中国人并没有比现代西方人更重视环境的保护,所谓“天人合一”,却是着重于观天象测人命,从来没有追究天象的缘由。 6、封建社会制度中国忙着内斗,没时间搞自然科学,就算民间有搞的也不受重视。 7、近代自然科学的定义。？？？

‘柒’ 欧洲地理学中的商业地理学逐渐成为地理研究的重点,为什么不是中国

因为是商业地理嘛，就是研究商品生产的地域分布、运输条件、贸易和市场等商业活动的空间特点的学科。广义上也包括零售地理。中国虽然市场需求量是比较大的，但是，在经济方面，对商业活动的支持，还是比较欠缺的。在欧洲，有欧盟，整个洲的经济实力是很不错的，许多国家进出很方便，所有，交通方面也很发达，而且欧洲的一些工业，农业都发展地不错，这对于商业地理是很有研究价值的。
如果是自然地理，那么，我认为中国更有价值。（纯属个人理解。。。）

‘捌’ 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 ，但为什么没有产生科学

中国古代的科学（尤其是技术）非常发达，比欧洲还要发达。他说，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造纸术、火药、机械钟、铸铁、马镫、肩带、船尾舵和螺旋桨等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到欧洲，为欧洲的科学发展做出了贡献，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进程。"如果没有纸张、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西方怎么可能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

从外延上看，农业、医学、算学、地理学、纺织学、造船理论、制瓷理论等等都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理论分支。从内涵上看，实践理性是中国古代科学的主要特征。具体来说，中国古代以农学、医学、天文学和数学为主要内容的科学体系，在秦朝以前、秦汉时期、三国、两晋和南北朝时期，已经建立并初步发展。到唐、宋、元三代左右的体系是在9世纪至14世纪的成熟和发展，到了明清鼎盛时期后就衰落了，其科学技术发展缓慢，以至于在近代落后于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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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中国地理学史的中国传统地理学的形成和发展

（秦至清中叶，公元前3世纪末～公元19世纪中）
中国自秦汉以后，基本上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统一国家（其间处于分裂的时期不长），经济上也基本是持续发展的，这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地理学的发展。《汉书·地理志》等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传统地理学的形成。在以后近2000年中，中国传统地理学主要在疆域地理志、记述和考察国内与域外地理、地图、方志等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同时，由于传统地理学的束缚，中国地理学长期停滞在描述的阶段，缺乏理论概括。 （秦汉至南北朝，公元前3世纪末 ～公元6世纪） 战国之后，中国古代地理知识经过积累形成为一门学科──中国传统地理学，即明清时候所谓的“方舆之学”。
地理”一词在中国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候。《周易·系辞》有：“仰以观于天文，府以察于地理”之句（图4）。唐代孔颖达解释说：“天有悬象而成文章，故称文也；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条理，故称理也。”西汉《淮南子·泰族训》明确阐述了研究地理的目的：“俯视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陆、水泽、肥墽、高下之宜，立事生财，以除饥寒之患。”即根据不同地理环境从事生产，以解决穿衣吃饭问题。
东汉以前，已有两部区域地理名着问世《尚书·禹贡》和《山海经》。《山海经》中地理价值大的是《山经》部分，其写作时代是汉代之前。它对黄河和长江流域及其以外广大地区（地域范围远比《禹贡》为大）的自然条件以“山”为纲进行了综合性记述。《山经》总共记载447座山，先按方位分为中山经、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和东山经五大区，每一区又分成若干山系，每一山系都以方向道里把一个个山岳连接起来，对每一山岳都记述位置、水系、天然动植物和矿产资源，所记当然不尽正确。《禹贡》和《山经》都是地理着作，但都未以“地理”命名，且体例也不相同。及至东汉班固着《汉书》，其中有第一篇以“地理”命名的篇章，即“地理志”。它的出现标志中国传统必理学开始形成。这个时期，中国地理学在疆域地理志、地图、水系、域外地理和方志等方面取得较大成就。 中国古代地图学是建立在平面制图的基础上的，自战国到西晋是中国地图学理论的建树时期。已发现这一时期的地图有出自河北省平山县战国中山王墓的《兆域图》（图5）、 中国地理学史
出自甘肃天水放马滩秦墓的绘在木板上的战国末期地图和出自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的地形图（见彩图）驻军图等。在马王堆出土的地形图上，看到深水（今潇水）及其支流的水道大部分已接近于现在的地图(见《马王堆出土西汉地图》)。西晋裴秀根据前人的实践总结出绘制地图的六项原则，即“制图六体”：“分率”（比例尺）、“准望”(方向)、“道里”（人行路径）、“高下”(高取下)、“方邪”(方取斜)和“迂直”（迂取直）。这六项原则是中国最早的制图理论，直到清初都为中国制图学者所遵循（见地图学）。水系专着出现 约在三国时期，出现了中国第一部专记水道的着作──《水经》。《水经》继承和发展了《禹贡》的“导水”记载，由《禹贡》所记35条河流增加为 137条，大大丰富了中国水系分布的知识，不过内容过于简略。北魏郦道元为了弥补前人的不足，把实地考察所得和前人着作中的大量有关记载汇集起来为《水经》作注，完成了名着《水经注》。它记述的河流水道共计1252条，对每条河流的源流、脉络和所流经地区的地理情况及其历史事迹，都作了尽量详细的叙述。不少记载至今还有参考价值。 西汉王朝曾经多次派遣张骞等人出使西域。张骞和他的副使分别到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乌孙、安息和身毒等地，了解到今中亚（锡尔河、阿姆河、伊犁河一带）、西亚（伊朗高原、两河流域一带）和南亚（印度一带）的地理情况并写有书面材料。《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就是根据张骞等提供的材料写成的，它们是记载中亚和西南亚最早的地理专篇，对于西域各国的人口、兵力、风俗、物产、城镇交通、水文、气候以及相互间的距离等都有所介绍。
东晋僧人法显于隆安三年(399)从长安出发,西行越葱岭，再南下到印度，在印度居住多年，然后取道海路经师子国（今斯里兰卡）、苏门答腊回国。《法显传》描述了他所到地区的地理情况，是中国古代关于中亚、印度、南亚的第一部旅行记。 （隋唐至清初，6～17世纪） 在封建社会高度发展的隋、唐、宋、元、明和清初时期，中国传统地理学在实地考察、地图、方志和沿革地理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明代中叶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古代地理学在研究方法和内容上出现了新的气象。
实地考察成果 唐代颜真卿任抚州刺史时，在今江西省南城县的麻姑山顶上发现螺蚌壳化石，认为这就是沧桑变化的遗迹，写了《抚州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北宋沈括在1074年进行察访时，见到太行山麓有“螺蚌壳及石子如鸟卵者”，于是断定此处是昔之海滨”。他还进一步指出太行山以东的大陆是由来自黄土高原的河流携带的泥沙沉积而成，最早对华北平原的形成做出科学的解释。
关于黄河源的正确认识，是由唐代和元苞的实地考察者奠定的。据《新唐书·吐谷浑传》记载：唐贞观九年 (635)侯君集和李道宗曾经到过“星宿川”（今星宿海一带）“观览河流”。元代统一中国后，忽必烈委派女真族人都实考察了河源地区，这次考察的情况在潘昂霄的《河源志》有记载，指出黄河发源于星宿海一带。
唐僧玄奘继法显等人之后，于贞观元年（627；一说贞观三年，629）从长安出发，西行到印度，遍游印度各地，17年后返回长安。他的着作《大唐西域记》对于当时中亚和南亚的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山川地形、气候物产、交通道路、城邑关防、风土习俗、文化政治等情况和特点都有记述。
南宋范成大在实地考察中记述了桂林的喀斯特洞穴和峨眉山的植物垂直分布等现象，并在《桂海虞衡志》中探讨了洞穴的成因。
元代耶律楚材在中亚各地旅行多年，写成《西游录》一书。汪大渊远游印度洋沿岸的亚非各地，着有《岛夷志略》。永乐三年 (1405)以后，郑和等人7次出使西洋（指今苏门答腊岛以西的北印度洋及其沿岸地区）。他们从江苏太仓出发，向南航行访问南洋群岛诸国，再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访问印度、阿拉伯和东非等地。在《郑和航海图》上绘有从长江口出发至非洲东岸沿途观测到的海岸线、港湾、山脉、岛屿、沙洲、浅滩、珊瑚礁以及所测海洋的深度等，并留下了郑和等人横渡印度洋的宝贵记录。与郑和一同远航的马欢、费信和巩珍，把沿途所见所闻分别写在《瀛涯胜览》、《星槎胜览》和《西洋番国志》3部地理着作中。
地图成果 唐代地图学家贾耽绘的《海内华夷图》，“广三丈，纵三丈三尺”，该图在中国地图史上开创了以朱、墨两色分注古今地名的先例，此法一直为后人所沿用。宋代沈括绘有《天下州郡图》，南宋黄裳绘有《地理图》,还有刘豫阜昌七年(即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在石版上所刻的不同方向的《华夷图》和《禹迹图》。《禹迹图》上有画方，“每方折地百里”。元代朱思本绘的《舆地图》长宽各7尺，亦有画方。此法在明、清两代绘制的舆图上也常见。画方遂为中国传统地图的特色。 隋、唐时期图经替代了地记，成为志书的主要形式。已知保存下来的最早的图经是唐代的《沙州都督府图经》和《西州图经》（均已残）。北宋专设机构修志，志书数量大增，撰写体例定型，由图经阶段进入方志阶段。宋代的代表性方志有《长安志》、《吴郡志》等。明清两代是中国修志的繁盛时期，在《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所载8200多种志书中明清时期的占有7000多种。
沿革地理成就 在这个阶段取得较大成果，如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宋代乐史的《太平寰宇记》所记各州、县之下，都有沿革地理的内容。宋代王应麟的《通鉴地理通释》（图6）、 清初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是这个阶段最重要的沿革地理专着。 明代中叶以后，由于资本主义萌芽，一些学者从事地理学研究，敢于突破旧的束缚，重视“经世致用”，自觉深入实际考察研究，使中国地理学前进了一大步，萌发出中国地理学实地考察、研究自然规律的新方向。主要代表人物是徐霞客、顾炎武、孙兰和刘献廷。
明代徐霞客从21岁开始出游，30多年的旅行考察取得许多居于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成就。如他在《溯江纪源》中，以清晰的实测概念为基础，提出“计其吐纳，江倍于河”的论断，在世界上第一次比较了长江和黄河的流域面积。《溯江纪源》汇集在《徐霞客游记》中。
明末清初顾炎武严厉地抨击地理学研究中不务实际的空谈和议论，主张“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撰有《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等。
孙兰在《柳庭舆地偶说》中、刘献廷在《广阳杂记》中，都指出过去的地理着作多停留在“记其事”的阶段，而缺少成因方面的探讨，主张要研究“天地之故”，即大自然的规律；要“说其所以然，又说其所当然”。孙兰在论述地形变化，刘献廷在观察物候方面，都有精辟的分析。 （明中叶至清中叶，16世纪末～19世纪中）从明万历十年 (1582)到清干隆(1736～1795)约200年间，是西方地理知识开始传入中国的时期。在16世纪，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以及C.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和麦哲伦环球航行等的推动，欧洲人的地理视野和知识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他们对于地球形状、海陆分布以及世圭地理的认识在当时都是最先进的。在欧洲殖民扩张的背景下，不少传教士来到中国，随之将先进的地理知识也传到了中国。影响较大的有意大利的利玛窦、龙华民、艾儒略，比利时的南怀仁，法国的白晋、雷孝思、杜德美和蒋友仁等。
利玛窦于1582年到达中国，1610年在中国北京去世（图7）。他先后编绘出《坤舆万国全图》（图8）和《两仪玄览图》等，将西方的地圆说、地图投影和测量经纬度的方法以及关于五大洲的知识传入中国。
天启三年(1623)艾儒略写成《职方外纪》(5卷),书中附有世界总图和各大洲分图，对世界各地的介绍较为详细，它是最早用中文描述世界地理的着作。同年，龙华民和阳玛诺合制成保存下来的最早在中国制作的地球仪，其上附注中文说明，彩绘陆地和岛屿的形状都较好。此地球仪收藏在伦敦的英国图书馆。
康熙十三年(1674)南怀仁撰《坤舆图说》(2卷)(图9)。中国地理学史
上卷论述了地球的形状和山岳、江河、潮汐等自然地理知识，下卷介绍世界各大洲和各国情况。所附的地全图已绘有澳大利亚。
康熙四十七年至五十七年(1708～1718)，康熙皇帝任命白晋、雷孝思、杜德美等人率领中国测绘人员完成《皇舆全览图》的测绘工作。他们完成的全国性的三角测量，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规定每200里合地球经线一度，每里1800尺，即每尺长度等于经线的百分之一秒，这种以地球的形体来定尺度的方法在世界上是最早的；还发现经线一度的长距不等。
干隆二十五至三十五年间(1760～1770)蒋友仁等利用了中国学者明安图、何国宗等在新疆测量的成果和已有的地图、资料，编绘成《干隆内府舆图》。蒋友仁在他编绘的《坤舆全图》上介绍了哥白尼的地动学说。

‘拾’ 中国地理学史的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形成和近现代

展（清末以来，19世纪中至今）
明中叶以后，以徐霞客为代表的一些先进地理学家，开辟了中国地理学实地考察自然、研究自然规律的新方向，有些成果当时居于世界地理学的前列。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些成果并没有进一步发展成为近代地理学。中国的近代地理学是在引进欧美的近代地理学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清末和中华民国初年，中国地学会的成立、《地学杂志》的创刊，以及地理学课程的教授、地理教科书的出版和各大学地理系的设置等，都在中国地理学向新阶段发展过程中起了推动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地理学在与国家的建设相结合的过程中，得到很大发展。 （19世纪中～20世纪初） 鸦片战争（1840～1842）之后，中国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富国强兵的呼声日益高涨，出现了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在洋务运动期间（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中国除兴办一些工厂企业外，还编译出版一些科学技术书刊，传播了西方先进的地理学知识。
1897年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留学生班，地理课是所要讲授的课程之一。任教于上海南洋公学的张相文，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编着中国最早的地理教科书《初等地理教科书》和《中等该国地理教科书》，光绪三十四年（1908）又编出中国最早的自然地理学教科学《地文学》（图10）， 为培养地理人才和促进中国近代地理眩的兴起作出了重要贡献。光绪二十二年(1896)邹代钧在湖北武昌创办舆地学会，学会译绘中外舆图700多幅，推动了中国近代地图事业的发展。宣统元年（1909），张相文、白雅雨等人发起成立中国地学会，它是中国地理学会的前身。地学会创办的《地理杂志》(图11)于1910年问世，所载论着以地理学方面的最多。中国地学会和《地学杂志》是中国近代地理学萌芽时期最重要的组织和文献。
在这个时期，中国传统地理学继续取得重要成就；如何秋涛的《朔方备乘》（1858），王先谦的《合校水经注》(1892),王锡祺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1897),杨守敬等的《水经注疏》（初稿成于1904年）、《水经注图》(1904)和《历代舆地图》(1906)等。因此，也有人主张将19世纪中～20世纪初中国地理学的情况，划入中国传统地理学的发展阶段中。 （20世纪20～40年代） 1920年以后，一些高等学校先后创设地理系或地学系等，如南京的东南大学地理系(1921)、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1928)、清华大学地理系（一说地学系，1929）、中山大学地理系(1929)、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地理系(1931)、浙江大学史地系(1936)等。由竺可桢、翁文灏等讲授地理学课程，培养了中国第一批近代地理学家。1934年，翁文灏等发起成立中国地理学会，创办《地理学报》。顾颉刚和谭其骧于1934年发起建立禹贡学会(1936年正式成立)、创办《禹贡》半月刊。1940年，中国地理研究所建立，创办《地理》刊物。上述机构和刊物为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形成作了贡献。
这一时期较为重要的成果有：竺可桢的《远东台风的新分类》(1924)、《中国气候区域论》(1930)、《东南季风与中国之雨量》（1934），翁文灏的《中国山脉考》(1925)，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的《中华民国新地图》(1934)，张其昀的《该国地理》(1926)，胡焕庸的《中国人口之分布》（1935）、《中国之农业区域》(1936)，王庸的《中国地理学史》（1938），李旭旦的《白龙江中游人生地理观察》(1941)，任美锷的《建设地理新论》(1946)，林超等的《嘉陵江流域地理考察报告》(1946)和谭其骧的《秦郡新考》(1947)等。 （20世纪50～80年代） 这一时期是中国近代地理学获得较大发展，并向现代地理学迈进的时期。有的学者认为50～70年代是中国近代地理学发展时期，70年代末至80年代为中国现代地理学开始时期。这40年中，中国地理学在地理教育和机构、地理考察、地理研究方面都有长足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