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国历史文化的精神是什么原因

Ⅰ 中山国的历史记载

《故国中山》落实在文字上也是十分成功的。格局大，观古照今；气象大，纵横历史;境界大，国家利益；完全不似小女子笔墨，具有立马横刀、鼓角悲鸣的激越之气。这就要说到近年来势衰的“历史文化大散文”：自从余秋雨先生《文明的碎片》大受读者追捧以后，也跟着出现了一批“大历史随笔”写家，写得好的自然有，但后来泛滥以后，就逐渐被读者冷眼，原因是有的文章完全没有生命的激情，只是资料的堆砌;更恶劣的是拿来别人的研究资料，用几个形容词一“文学”，就成了“历史文化大散文”了。其实好的散文随笔需要三个基本条件，一生命的激情，二诗意的审美，三哲学的光芒，而凌驾于其上的纲领是思想的力量，也即独特的见解，被张中行先生强调为“思想最重要”。这些优点，在《故国中山》中一一都见到了，所以它才被誉为一本奇书。
古中山国都城遗址 王墓在灵寿、平山清朝县志有记载
近年来从报刊上看到由于古中山国都城遗址究竟是在灵寿故城村还是在平山三汲乡一带，目前学界与民间都存在很大争议。2010年10月间燕赵晚报刊登“古城村头寻古迹 梦萦中山传薪火”省会40余名博友前来我县故城村，探究古中山国遗址。进行实地考察之后，又召开了中山国历史文化研讨会。博友们纷纷表示，通过这次活动，让他们看到了原汁原味的古中山国历史缩影……。资深报人洛钊说：“古中山国都城和王陵两个慨念需要搞清，现在基本可以肯定，王陵在平山三汲村一带，都城在灵寿故城村”。同时他还提出保护挖掘古中山国文化的希望和建议等。博友们尊重科学、尊重历史，注重考古证据，求真务实的精神，使我们土生土长的灵寿公民深受感动，激发起我们寻找国家级古中山国都城遗址的决心，更是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
于是，在近几年收集到有关资料，特别是清朝年间灵寿、平山县志，进行认真查阅之后，得知有关古中山国都城遗址和王陵县志上都有记载和注解。今将摘录如下：
一． 灵寿旧县志 古中山国都城遗址记载
(一) 重修县署碑铭记：“溯自中山建国，逮及前明代产伟人载在至乘……。”
注解：中山国，古国名，春秋时建立，又称鲜虞，至战国时期仍存在，曾以灵寿为国都。
（二）沿革：“灵寿 禹贡冀州之城，春秋时属鲜虞国，威烈王时建中山国，属中山。魏乐羊伐中山，取之。文侯封乐羊于灵寿。中山复国。桓公徙都灵寿，其后不恤政，为赵武灵王所灭。”
（三）古迹：“赵王城在县西十五里。颓垣尚存，周十里。唐章怀太子注后汉书，邳彤传云：灵寿故城在今恒洲，灵寿县西北即此城也。土人每于雨得铜刀、铜镞、古钱等物。赵王台在故城内，周百余步，高五、六丈。世传为赵武灵王所筑，上有武灵王庙。养鱼池在故城内，赵王台东里许。八角井在赵王台下，今湮。相传池、井俱武灵王遗迹。”
(四) 战国名臣：“乐毅者，其先祖曰乐羊。乐羊为魏文侯将，伐取中山，文侯封乐羊于灵寿。乐羊死，葬于灵寿。其后，子孙因家焉。中山复国，至赵武灵王时，复灭中山。”
(五) 灵寿新县志也有古中山国都城遗址记载：“故城古城遗址，位在县城西北7.5公里处，倾井乡故城村（村在古城内）包括古城墙、赵王台、八角井、养鱼池、三教殿等。城墙土筑，南北长1400米，东西宽1300米，高3至7米，厚约40米。该城世传为赵武灵王所筑，故名“赵王城”。旧志还载，自汉初置灵寿至晋，治所在此城，今村名“故城”即缘于此。史籍多称中山桓公复国，徙都灵寿。尔后史家多以灵寿故城曾是中山国都邑。而今考古学家根据平山三汲乡出土文物资料考证，提出作为中山国都邑的灵寿城在今平山县三汲乡，目前定论尚未形成。
二 .平山旧县志古中山国王墓记载
（一）艺文志：《徙建平山县学记》，今摘录其中一段：“平山正定属邑，邑宰，韩公实丞相魏国公献公诸孙也。丞昔之日，夙夜究心，求其所以建学之材与力，讲请于公，公或不足以给，取于民，民将病焉。乃废县北之林山道宫尽得其才，纠集工徒徙建县之隅……。”
注解：林山，本县三级乡境内分东林山，西林山，东林山西山脚有道宫，西林山南面有中山国王墓。（见597页）
（二）沿革：“平山为禹贡冀州地。后分九州为十二州，而平山则属并州。春秋时为晋蒲邑，因蒲水出中山蒲阴古名。战国为番吾郡，地属赵……”。
（三）冢墓：
1.唐天寿太子墓，在林山下，土坑尚在。
2.潘河二丞相墓，在天寿太子墓右，碑记尚在，有“萧萧双冢林山下，徒使英雄泪满襟”之句。
（四）贼寇盗墓纪事：
“世宗嘉靖三十二年冬，矿贼乐师库寇河北，百户伸死之，县北林山下有古冢，土人耕种有得金银、古铜者。矿贼乐师库率贼千余人，持刀鸣金伐冢，逼民响，不与者杀之，掘数丈，坚不可入。百户屈伸奉檄纠往捕，战不胜，死之。知县李从今督众奋击，贼乃遁去。”
(五) 林山寨：“在县北二十里，滹沱河北岸。”
(六) 支锅石和雌雄柏
1.支锅石：在县西六十里。文都河中有巨石如锅形，下支三小石，河水从石下流去。
2.雌雄柏：在县北林山寺内。二株东西对立皆大数围，苍蔚可观。
以上所摘录支锅石、雌雄柏似于古中山国毫无关联，其实有很大关系，此可见平山县志写的慎至又慎，一块奇石、一颗奇树都写在县志，那么为何不提平山三汲乡古中山国都城灵寿城，平山灵寿县志都未记载，这是为何？

Ⅱ 论中山国的兴衰

早期中山文化主要分布在唐县、阜平、曲阳、顺平一带的山区，早期都城在顾（今定州）。 主要遗址有唐县北城子、西城子、固城、洪城、军城，曲阳党城，顺平子城、中下邑遗址。出土的器物中有游牧民族特点的双耳铜釜、扁方壶、兽首青铜短剑和金腕饰、嵌松石金质虎形牌饰，充分反映了北方游牧文化与华夏诸国文化交流与影响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小诸侯国叫中山国： 中山国的前身是北方狄族鲜虞部落，为姬姓白狄，最早时在陕北绥德一带，逐渐转移到太行山区。姬姓是周王族的姓，白狄的来历，有说是周文王后裔毕万公的后裔，也有说是来自周文王封给弟弟虢叔的西虢国。西虢国历代国君世袭兼任周王朝卿士一职，同时又是三公之一，担负为周王朝南征北战、东讨西杀以惩罚不臣的任务，可能是周宣王时期虢国国君虢季子白北御猃狁﹐在内蒙古萨拉乌素河﹑榆溪河朔方城之后，其部分后裔就留在陕北了。鲜虞之得名出自鲜虞水，鲜虞水即今源出五台山西南流注于滹沱河的清水河，这一带是鲜虞最早的发祥地。鲜虞的名称最早出现在《国语》一书中。该书记载，周幽王八年（公元前774年）太史伯答郑桓公问话时谈到，成周雒阳四周有16个姬姓封国，6个异姓诸侯国，还有“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的南蛮、东夷及西北的戎、狄国家或部落集团，其中就有鲜虞。 中山国包括今河北石家庄地区，是嵌在燕赵之内的一个小蛮夷之国，经历了戎狄、鲜虞和中山三个发展阶段，在每个阶段都被中原诸国视为华夏的心腹大患，同样经历了邢侯搏戎，晋侯抗鲜虞，魏灭中山和赵灭中山的阶段。

战国时期，中山国在二百多年的峥嵘岁月之中，为燕赵的历史抒写了绚丽的篇章。中山国生于患难之中，被大国所欺而变强，为强国占领又复生，其不屈不挠、顽强自立的精神世所少见。在强国包围之中发展经济、壮大自己，几乎跻身强国之列，其经济和文化之辉煌令人刮目相看。但是，在秦统一中国之前的70多年，就被赵国所灭，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中山国灭亡的深层原因，并不仅仅在于其小。战国时期列国纷争，小国是可以利用强国之间的矛盾，争取时机，谋得生存，并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中山国一开始也正是这样落而后起、死而复生的。最早，中山国地处陕北，乃晋之附属小国。内忧外困，不断遭到卫国进攻。它没有坐等挨打，经数十年跋涉迁徙，于公元前506年左右进入河北。从今唐县开始，逐渐占据今保定和石家庄一带，才有了新的立足之地。这时已近春秋时期尾声，韩、赵、魏不但三家分晋，还要争夺中山。大约在公元前432年前后，中山成为赵的傀儡政权。然而中山人并没有屈服，于公元前414年乘赵国内乱，在顾(今定州市)重建独立政权。但为时不久，经过改革而强大的魏国在先后击败齐楚并占领秦西河之地后，派乐羊、吴起于公元前406年灭掉中山。中山人不甘忍受亡国之辱，于公元前381年在齐国的支持下重新复国，迁都灵寿(今平山县三汲)。这次领导复国的桓公很有作为，几次打败赵国的进攻，疆土扩展至五百里，并修筑长城抵御外侵。从桓公开始，中山两代君主“身勤社稷”、“忧劳邦家”，自强自立，富国强兵。当时，列国以战车数量衡量国力，中山国被称为仅次于战国七强的“千乘之国”。这些史实足以证明，中山人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如果以桓公时期的势头发展下去，中山国是足以以弱胜强、弱而后强的。列国之天时并非先灭中山。 中山国所占的地利，虽不比秦国“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野”，但倚太行之屏障，扼冀晋之咽喉，凭滹沱河(史称“小黄河”)之天堑，战守迁之便利优于赵国之邯郸而不亚于燕国之幽蓟。而且，石家庄和保定一带兼有太行山川和华北平原之利，发展农牧业生产的自然资源极为丰富。在石家庄地区及其以南一带，自殷商以来就是华夏族经营农业的地方，当时已经有了相当的在平原浅山发展农牧业生产的经验。对此，中山人来到之后便兼收并包，并且注意学习、吸收中原地区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更需要指出的是，中山国统治者已经认识到“赋敛平则庶民附”，注意减轻农民负担而调动其积极性。同时，中山国还注重发展交通，陆路大道可以南接邯郸，北通燕涿，东到齐国国都，西北可到代国。境内河流众多，水运可通齐国。商贸发达，粮食贸易规模可观。《史记》称中山人“仰机利而食”，商业活动已相当普遍。交通和商贸带来活力，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此外，制陶业、木制业、丝麻业等均为中山国的重要经济部门，手工业以“多美物”着称，酿酒业已有相当发展。铜器冶铸和铁器冶铸工艺进步，技术水平很高。中山王墓出土的长方形铸铁大盆，重达126.4公斤，其铸件之大、用铁之多在国内发现的战国铁器中绝无仅有。在石家庄市区内市庄战国文化遗址(今省文化厅院内)出土的一批铁制工具，其中有的斧子是用高温液体还原法炼出的铁水浇铸的，有两件铁斧还经过淬火柔化处理。这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较早使用退火柔化技术制造的铁质工具。更令世人惊叹的是精美绝伦的丝麻织品。在两座中山王墓出土的纺织品中，其纺织、刺绣工艺之精美，品种之丰富，在中国先秦遗址考古发掘史上首屈一指。刻立于公元前四世纪的中山守丘石碣，是中国碑碣文化的开山鼻祖；在中山王墓中出土的错金铜版“兆域图”，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建筑平面设计图，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比例尺的建筑图。中山王墓出土的大批精美错金银青铜器及器物上镂刻工整的长篇铭文，反映了中山文化的华丽风韵。 一个区区小国，承受燕赵等四面包围的强大政治军事压力，边境战争不断，负担巨大的军费开支，在短短几十年之中，经济社会得到如此发展，技术获得如此进步，令人难以想象。这足以说明，即使是小国，只要坚韧自立，励精图治，是能够富国强兵、由弱变强的。 正如列国主要由于自身原因而被秦国所灭一样，中山国被赵国所灭的主要原因也在于其自身，在于中山国统治者治国、治军、外交等多方面的失误，在于思想衰退和政治腐败。这里，最使人扼腕痛惜的，是这个本来生于忧患的小国，面临敌国虎视眈眈、随时入侵的危机，却丢掉了忧患意识。桓公复国之后主政近四十年，其继承者成王后期，不是韬光养晦，吸取教训，却忘乎所以，自我膨胀。公元前323年，魏、赵、韩、燕为了对抗秦、齐、楚三个大国，互相称王，同时为了离间中山国与齐国的关系，鼓动中山称王。中山成王头脑发昏，不顾齐国反对，非要称王不可。结果，图虚名而招实祸，失去了齐国这个比较可靠的支持者，使自己陷入孤立。到了中山王，简直骄横起来。公元前314年，忘记赵国在后，竟然趁齐国出兵干预燕国内乱之机，大举进攻燕国。中山在这场战争中，“辟启封疆，方数百里，列城数十，克敌大邦”，甚至占领了燕下都。这样一来，中山国更是得意忘形。其实际“战果”，首先把燕国推向对立面，死敌增加了一个大国。而且，这种有利的形势并没能维持多久，由于各大国出面干涉，施加压力，齐军很快撤出燕国。中山以倾国之力夺取的大片土地又为燕国收回。 中山国不能居安思危，当然无改革进取之心。当时，秦、赵、魏等国推行变法，改革弊政。赵武灵王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学习北方少数民族之长处，实行胡服骑射；为了对付秦国，曾装扮成使者，冒着风险去秦国探听虚实。而中山国在这样的严峻形势面前，不是卧薪尝胆，却醉心于孔墨学说。儒家和墨家思想是为拯救当时战乱频仍、生灵涂炭的社会苦难所开的药方。由于它不适应诸侯间所进行的兼并战争的需要，所以在列国中没有市场。而中山国却奉为治国之术。真正的法家治国之才不能引进，本国的智能之士被排挤出去，重用的“士”也多是平庸之辈，以致造成国内人才匮乏。列国都在奖励耕战，中山国却推行“贵儒学贱壮士”政策，致使“战士怠于行阵”、“农夫惰于田”，很快出现“兵弱于敌，国贫于内”的局面。这种状况，能不加快亡国的步伐吗？ 中山王不思进取，还表现在一心追求君王的虚幻体面和奢侈享乐的生活。诸如，不顾国家的安危，恣意行欢作乐，大修宫殿，大造陵墓。从对中山墓葬的发掘情况看，都设有墓道、积石、积炭，多层棺椁，内葬珍宝，外葬车马，并仿效赵、魏、燕大国的陵墓，都有高大的封土。君王贪图享受，必然亲近重用阿谀奉承之辈，造成政治腐败。中山王最宠信的是相邦司马喜，在陪葬之物上还刻有他的功绩。而司马喜擅政弄权，善搞阴谋诡计。季辛得罪了他，他令人暗杀季辛的仇人爰骞，却栽赃于季辛。中山王诛杀季辛，为他排除了异己。阴姬与江姬争夺王后之位。阴姬便重贿司马喜，求其帮忙。司马喜亲自跑到赵国，极力夸赞阴姬的美丽，诱劝赵王向中山索要阴姬；再跑回中山，又劝中山王赶快立阴姬为后，以绝赵王之望。中山王遂立阴姬。《韩非子》说，司马喜“善于赵，尝以中山之谋微告赵王”。如果真是这样，司马喜还是一个大内奸。内奸为相，岂不亡国！ 王所善之，下必效之，在中山国民间也刮起严重的腐朽之风。《史记》说中山国“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富贵，入后宫，遍诸侯。”其中，“跕屣”是一种足尖着地的舞步。能歌善舞，喜好聚会娱乐，不能说是不好的民风。但是与农夫“惰于田”、“战士怠于行阵”联系起来，可见好逸恶劳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王公大臣之家，无不行乐，民间好事之徒动辄杀人越货，挖坟盗墓，谁还思治国之事？当时的有识之士，从中山国的腐朽民风看到其政治腐败，断言中山即将亡国。 公元前305年，雄才大略的赵武灵王见条件成熟，便发动了吞兼中山的战役。腐败无能的中山王早已被吓破了胆，只好割地求和，苟延残喘。两年后，赵军再次进逼。前296年，中山国都灵寿陷落。当然，国家有难，必有忠臣。在抵抗赵军过程中，中山人吾丘鸠“衣铁甲，操铁杖以战，而所击无不碎，所冲无不陷，以车投车，以人投人”(《吕氏春秋》)，抵抗是十分顽强的。然而，大势去矣，中山国军民的鲜血再不能使中山国死而复生。赵国吞并中山之初，曾扶持了傀儡中山王胜，公元前295年又把他废掉并迁到肤施(今陕西省榆林之南)，中山国最后灭亡。 中山国在历史上逝去已经两千多年了。但其兴衰一直在昭示后人： 一个国家不论大小，统治者勤政忧民，奋发向上，国家就兴旺发达；昏暗弄权，奢靡淫乐，国家就衰落败亡。这也可以说是一条规律，值得后人深思。

Ⅲ 中国历史文化的特点及原因

汉唐以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释道思想以及文字、绘画、建筑、雕刻等等，传入了日本，譬如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日本的传播，形成了日本的朱子学、阳明学；唐鉴真东渡，中国的佛教文化以及雕塑等传到日本，大量日本遣唐使如吉备真备、高僧空海、阿倍仲马吕等到中国研习中国的文化。如此，使日本的文字、建筑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现在我国难觅身影的十字亭，在日本还有完好的保存。在韩国，影响最大的是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和明清以后的实学思想，如果人们不知道李退溪、曹南冥、李栗谷、洪大容、丁若镛等人是韩国哲学家，仅看他们的着作难以判断作者的国籍。而中国文化中的礼教内容，在中国早已失传，在韩国还保留的相当完整，因此，韩国被西方国家称为是儒教国家的活化石。
中国文化不但对韩国、日本，对东南亚、南亚一些国家如菲律宾、新加坡、越南等国家和地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郑和七下西洋更是加深了这种影响。由此形成了世所公认的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特别是其中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和崛起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和思考，焦点是它们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在明清之际，通过西方耶稣会士，通过东学西渐，还传播到了欧洲一些国家。中国的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印刷术、造纸术)先后传到西方后，对于促进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传统文化对法国的影响最大，法国成为当时欧洲中国文化热的中心。从17世纪开始，中国的一些儒家经典如《论语》、《大学》等，就通过法国传到了欧洲其他国家。法国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很少有不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如笛卡儿、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霍尔巴赫，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推崇程度，让我们现在都感到震惊。伏尔泰就在礼拜堂里供奉着孔子的画像，把孔子奉为人类道德的楷模。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直到费尔巴哈以及大文豪歌德等人都研究过中国哲学，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过中国文化的影响。如莱布尼茨就认为，正是中国的发现，才使欧洲人从宗教的迷惘中觉醒过来。这种影响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法国的启蒙运动，影响了德国的辩证法思想。
那么，中国文化对法国18世纪启蒙运动的影响与西方现代化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西方学术界对西方现代文化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反思，在反思中得到这样一个共识，那就是，现代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既不是始于16世纪的科学革命，也不是始于17世纪的工业革命，而是始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因为启蒙思想集中表现了现代文化的基本特征，于是，就得出了这样两个基本命题和结论：第一个命题就是：中国文化对欧洲启蒙思想发生过重要影响；第二个命题就是，“启蒙思想是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必要条件”。结论就是：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受到过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世界各国包括亚洲、欧洲在内的一些国家都对中国文化给予了高度的认同和重视。
我们知道，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韩国的现代化程度较高，但韩国的现代化不是在否定和抛弃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化，而是在对传统文化尊重、继承和发展基础上的现代化。到过韩国的人对韩国人的爱国精神和对民族文化的自豪感都深有感触。譬如，韩国目前最着名的大学成均馆大学，该校现在仍以儒家思想为宗旨，以仁义礼智为校训。每年2月和8月，韩国人还会按照传统方式到文庙去祭祀孔子，还有完全按照传统儒家教学方式授课的学院，讲授的主要课程就是儒家的经典《四书五经》。在中国几乎已经消失殆尽的传统县学和书院，在韩国至今还有300多所。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也在2004年底在韩国首都挂牌成立。韩国还将儒家文化的精神，通过电影、电视，各种媒体，向全社会广泛宣传。可以说，韩国是以儒家文化立国育民的成功范例，被西方很多学者称作“儒教国家的活化石”、“典型的儒教国度”。韩国没有抛弃和否定传统文化，而是把传统文化有机地融入到了现代社会和现代生活中。
新加坡则从1980年代，就开始推行以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为中心内容的“文化再生”运动。1982年春节，李光耀总理号召新加坡人民保持和发扬中华民族儒家的传统道德，并把“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作为政府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的“治国之道”。1988年10月，第一副总理吴作栋又提议把儒家东方价值观提升为国家意识，并使之成为每个公民的行动指南。1990年2月，新加坡政府发表了充满儒家伦理精神的《共同价值白皮书》。该书提出了五大共同价值观为：(1)国家至上，社会为先；(2)家庭为根，社会为本；(3)关怀扶持，同舟共济；(4)求同存异，协商共识；(5)种族和谐，宗教宽容。
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重视传统文化告诉我们：
第一、这些国家之所以都重视中国传统文化，是因为儒家传统文化中一部分价值观、伦理观已经积淀成为他们民族的道德规范和民族心理。如李光耀1978年在国庆献辞中曾说：“也许我英语比华语好，因为我早年学会英语；但是即使再过一千个世代，我也不会变成英国人。我心中所信守的不是西方的价值体系，而是东方价值体系。”
第二.韩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实现现代化，不必以牺牲传统文化为代价；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并不是矛盾对立的，而是可以相得益彰、并行不悖的。
吉林大学已故的着名哲学理论家高清海教授指出：“哲学”是民族之魂，哲学标志着一个民族对它自身自觉意识所达到的高度和深度，体现着它的心智发育和成熟的水准。一个社会和民族要站起来，经济上的实力是必要的基础，然而这并不是关键，关键在于首先要从思想上站立起来，一个在思想上不能站立的民族，哪怕它黄金遍地，也不可能真正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人。当今中国社会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它内在地要求人们从理性的高度来判断中国社会的历史方位，澄明社会发展的价值前提，反思未来发展的可能道路，也即是说，创建当代中国哲学理论，乃是中国人反思自己的生命历程、理解自己的生存境域、寻找自己未来发展道路的内在要求和迫切需要。

Ⅳ 弘扬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的原因六个字

1丶中华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
中华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精髓,一个民族要生存和发展,就要有一种昂扬向上的民族精神；伟大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生命肌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2丶中华民族精神是力量之源
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在艰难困苦中退缩过、屈服过、沉沦过,而是知难奋进、百折不挠并最终在挫折中奋起,就是因为伟大的民族精神始终是鼓舞我们民族迎难而上、团结互助、战胜强敌与困难的不竭力量之源.
3丶能应对挑战
当前,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要使全体人民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必须高举民族精神的火炬,把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
4丶有着巨大的作用
弘扬培育中华民族精神,是培养全体公民爱国主义情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客观需要，是推进当代先进文化建设、创新时代精神的客观需要，是增强综合国力,应对经济全球化新格局的客观需要，是塑造与培养新一代合格人才的客观需要.

Ⅳ 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山国"是如何兴起并走向灭亡的呢

战国时期，中山国在二百多年的峥嵘岁月之中，在燕赵的历史中书写了绚丽的篇章。中山国生于患难之中，被大国所欺而变强，为强国占领又复生，其不屈不挠、顽强自立的精神世所少见。在强国包围之中发展经济、壮大自己，几乎跻身强国之列，其经济和文化之辉煌令人刮目相看。 但是，在秦统一中国之前的70多年，就被赵国所灭，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王所善之，下必效之，在中山国民间也刮起严重的腐朽之风。公元前305年，雄才大略的赵武灵王见条件成熟，便发动了吞兼中山的战役。腐败无能的中山王早已被吓破了胆，只好割地求和，苟延残喘。两年后，赵军再次进逼。前296年，中山国都灵寿陷落。

Ⅵ “中山国”在战国时期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和特殊的地位呢

在春秋战国时期，除战国七雄之外，还有一个诸侯国也留下了一段特殊的历史——中山国。

可想而知，中山国在当时的处境是怎样的了，一个生命力顽强，坚忍不拔的国家就这样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Ⅶ 春秋战国时期中山国王学习儒家文化的历史

早期中山文化主要分布在今保定市唐县、阜平、曲阳、顺平一带的山区，早期都城在顾（今定州）。主要遗址有唐县北城子、西城子、固城、洪城
、军城，曲阳党城，顺平子城、中下邑遗址。出土的器物中有游牧民族特点的双耳铜釜、扁方壶、兽首青铜短剑和金腕饰、嵌松石金质虎形牌饰，充分反映了北方游牧文化与华夏诸国文化交流与影响。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小诸侯国叫中山国。
中山国的前身是北方狄族鲜虞部落，为姬姓白狄，最早时在陕北绥德一带，逐渐转移到太行山区。姬姓是周王族的姓，白狄的来历，有说是周文王后裔毕万公的后裔，也有说是来自周文王封给弟弟虢叔的西虢国。西虢国历代国君世袭兼任周王朝卿士一职，同时又是三公之一，担负为周王朝南征北战、东讨西杀以惩罚不臣的任务，可能是周宣王时期虢国国君虢季子白北御猃狁﹐在内蒙古萨拉乌素河﹑榆溪河朔方城之后，其部分后裔就留在陕北了。鲜虞之得名出自鲜虞水，鲜虞水即今源出五台山西南流注于滹沱河的清水河，这一带是鲜虞最早的发祥地。鲜虞的名称最早出现在《国语》一书中。该书记载，周幽王八年（公元前774年）太史伯答郑桓公问话时谈到，成周雒阳四周有16个姬姓封国，6个异姓诸侯国，还有“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的南蛮、东夷及西北的戎、狄国家或部落集团，其中就有鲜虞。
中山国是嵌在燕赵之内的一个小蛮夷之国，经历了戎狄、鲜虞和中山三个发展阶段，在每个阶段都被中原诸国视为华夏的心腹大患，同样经历了邢侯搏戎，晋侯抗鲜虞，魏灭中山和赵灭中山的阶段。
历史

邢侯搏戎
春秋时期的鲜虞部落联盟，由鲜虞、肥、鼓、仇由几个部落组成，逐渐开始扩张势力。最初实力薄弱，受到邢国的抗击，史籍中多次记载邢国打败戎狄的记载，有效的捍卫的西周的疆域和中原诸国，春秋末期，邢国衰弱，公元前652年春，鲜虞出击邢国，次年又征伐卫国，邢君出逃，卫君被杀，齐桓公联合宋、曹、邢、卫诸国的兵力挫败鲜虞，才将邢、卫两国从灭亡中挽救回来。
晋伐鲜虞
春秋中后期，鲜虞的主要敌人是晋国，晋国采取了先吃掉鼓、肥、仇由等鲜虞属国，最后消灭鲜虞的战略。公元前530年，晋将荀吴借道鲜虞进入鼓都昔阳（今河北省晋县西），但并未灭掉鼓。当年8月，晋灭肥（在今河北省藁城县一带），俘国君绵皋，肥国旧地归属晋国。第二年冬，晋昭公得知鲜虞边境空虚，即以荀吴统率大军进，破鲜虞中人城（今河北唐县西北峭岭）。公元前527年秋，荀吴率军攻鼓，俘国君鸢鞮，使鼓成为晋的属国。六年后，鼓被彻底毁灭。
公元前507年秋，鲜虞出兵晋国平中，大败晋军，俘虏晋国勇士观虎，报了晋灭肥、鼓，占领中人城的一箭之仇。
公元前506年，鲜虞人在有险可守的中人城（今河北唐县西北粟山）建国。因中人城城中有山，故曰“中山”，这便是初期的中山国，中山之名始见于史书。《左传》记载：公元前506年春天，晋国拒绝蔡侯伐楚的要求，准备专心对付中山。公元前505年、504年，晋国两次进攻鲜虞中山，报“获观虎”之仇。此后对鲜虞中山国，史书中兼称“鲜虞”、“中山”。
公元前497年，晋国发生内讧后，中山从晋国的重压下获得喘息，开始介入列国纷争。
公元前494年，中山与齐、鲁、卫共同伐晋，取得晋国的棘蒲（在今河北赵县境内），将之列入中山国版图。前491年，晋大夫荀寅因晋内乱逃奔鲜虞中山，荀寅原是中山的死敌，但此时中山为了削弱晋国，将荀寅接纳到新占领的晋国属地柏人（今河北隆尧县西）。为报复中山国，公元前489年春，晋大夫赵鞅“帅师伐鲜虞”，大破中山，这次进攻对鲜虞中山国的打击极为沉重，以至此后20余年间史籍对中山国没有只字记载。
其后，晋国又把矛头指向中山国的最后一个属国仇由，晋国的智伯（名荀瑶）诡计多端，唯恐仇由国路险难行，遂新铸大钟一口，诡称送给仇由国君，使仇由国“斩岸堙溪”以迎钟。仇由臣相赤章蔓看透了荀瑶的诡计，多次劝说国君，但仇由国君得钟心切，不听劝阻，七天之后仇由被灭。
外围扫清后，晋国开始进攻中山国本土。公元前459年至457年间，“荀瑶伐中山，取穷鱼之丘”（在今河北易县境内）。前457年，晋派新稚穆子伐中山，直插中山腹地，占领左人、中人（在今河北唐县境内），“一日下两城”，中山国受到致命的打击。
魏灭中山
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晋国灭亡；前403年，赵、韩、魏被封为诸侯，形成秦、齐、楚、燕、赵、韩、魏战国七雄争霸的局面。中山国在这个动荡的年代，开始了复兴。
前414年，中山武公率领他的部落离开山区，向东部平原迁徙，在顾（今河北定州市）建立了新都。武公仿效华夏诸国的礼制，建立起中山国的政治军事制度，对国家进行了初步治理。但武公不久即去世，桓公即位，桓公年幼无知，不恤国政，因此遭到魏国的进攻。魏国派遣乐羊、吴起统帅军队，经过三年苦战，于前407年占领了中山国，魏文侯派太子击为中山君，三年后又改派少子挚，后来击被立为魏国国君，就是魏武侯。中山国的残余退入太行山中。
赵灭中山
中山被灭后，桓公经过20余年的励精图治，积蓄力量，终于在公元前380年前后重新复兴了中山国，定都灵寿（今河北平山三汲附近）。
复兴后的中山国位于赵国东北部，把赵国南北两部分领土分割开来，因此成为赵国的心腹之患。赵国在公元前377年、376年曾两次进攻中山国，均遭到中山的抵抗，没有成功。此后，中山国开始修筑长城。《史记 赵世家》记载：“赵成候六年（公元前369年），中山筑长城。”考古工作者曾在顺平、唐县等地发现了土石混筑的战国中山长城，长城高处约有3米，宽0.5-2.5米，做法是两侧挖地基，砌石块做边墙，中间用土和碎石填充。另据专家推测，中山长城可能在中山国西北边界，沿今唐县、曲阳、行唐、灵寿、平山、石家庄西南的太行山南下，止于邢台西北。公元前296年，赵灭中山国，将王尚迁徙到肤施，中山国自春秋末期立国，经过350余年时间，宣告灭亡。
疆域
春秋时的鲜虞国，大致南疆在今槁城、晋州一带，北疆在今唐县西南（鲜虞中人邑），西面在今太行山上的井陉、孟县一带，东面的疆域主要在滹沱河冲积扇地带，即今日的河北石家庄。春秋末至战国初年，中山国开始扩张领土。战国中期，中山桓公复国后，领土进一步扩张。中山国强盛时期的疆域，包括今河北保定地区南部、石家庄地区大部、邢台地区北部及衡水地区西部，南北从鄗至鸱之塞约200公里，东西从井陉到扶柳约150公里，按中山王墓出土的《兆域图》上所标的长度比例推算，中山国疆土合战国时长度单位为南北距离606里，东西距离454里，总面积与《战国策．秦策》中“昔者中山之地方五百里”之说吻合。
经济
史称“中山地薄人众。”中山国受地理环境和鲜虞族传统生活习俗的影响，牧业与农业生产并存发展。北部以牧业为主。南部以农耕为主。中山国手工业生产非常发达，其工匠制造的铜、玉、陶、金、银、骨、石等大量精美的艺术品，在数量、造型、工艺水平上，都有很高水平，《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中山“丈夫……作奸巧冶，多美物”，正是对中山国手工匠人的工艺技巧和绚丽多姿的工艺品的赞叹。
中山国也铸造自己的钱币。早期主要使用晋国的货币空首尖足布和燕国的货币尖首刀，后来，开始铸造自己的货币——“成白”刀币。在国都中，还有专门仿铸燕、赵货币的作坊。
在军力方面，大约有千辆战车和几万兵力。
文化
中山国建立后，鲜虞族在思想、文化、艺术上与汉文化逐渐融合，它的音乐舞蹈艺术既有游牧民族剽悍雄健的传统，又吸收了华夏艺术柔和婉丽的风格，阳刚与阴柔同存并济，形成了中山艺术的独有特色。思想方面，“中山专行仁义，贵儒学”，接受了儒家文化，中山国君尊贤重士，在重大政治活动中发挥士的作用，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平山出土的铜器铭文中，大谈天命、忠、孝、仁、义、礼、信等，具有浓厚的儒家思想色彩。
语言文字方面，中山国也接受了汉文化的影响，王墓出土的三件重器上的长篇铭文，篆书文字全部为汉字，字体工整规矩。
遗址
中山国故都遗址位于林山脚下的中山国都城景区，面积35平方公里、为二千多年前战国时期中山国都城所在地。属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出土文物多为稀世珍宝，在世界各地展出引起轰动。现存有宫殿区、居民区、陶器场、冶炼场、遗址十多处。城后依东西林山，突起平原,上有古佛堂三处，山峡内有万寿寺遗址、阴阳柏及众高僧墓塔群（现有十三处）。林山峡水库碧柳环抱山水互映，可开展各种水上活动。
出土文物
据了解，中山王“错”的墓是已发掘的中山国墓葬中最大的一座。在中山王墓，记者看到，墓室平面呈“中”字形，南北各一墓道，通长九十七米，分地上和地下两部分。地上部分呈“斗”形；地下部分包括椁室、东库、西库和东北库。主室的后半周有陪葬墓六座，于前面和旁侧有车马坑二座、杂殉坑一座、葬船坑一座。中山王墓虽被多次盗掘和破坏，但仍有大量珍贵文物出土，包括铜器、铁器、金银器、陶器、玉石器、玛瑙器、骨角器、木漆器等。
王陵及都城
上世纪70年代，中山国的王陵和都城在平山县三汲乡被发掘后，绚烂的中山国终于呈现在考古学家面前了。雄伟的城墙，夯土厚达50多米，突显出中山国的辉煌繁盛。宏大的“山”字形大墓、豪华的车马坑、

中山王三器
新奇的葬船坑、华美的青铜器……出土的器物之繁多之华美之奇崛，令世人震惊不已。虽然在当时7个“万乘之国”各建霸业的局面中，中山这个夹在燕赵之间、东西只有500多里的国家，只是一个“千乘之国”的小国，然而它却在其两百多年的历史中，创造了堪称“中华辉煌”的灿烂文化。比如构思拙朴、结体宏大的山字形礼器，显示出中山文化的粗犷线条。奇想巧变、设幻诡异的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虎噬鹿屏风座”、“双翼神兽”、“犀牛器座”等闪烁着铸造工艺的炫目华美。最令人惊喜的是“中山王三器”——大铜鼎、方壶、圆壶，上面刻满了长篇铭文，让今人看到了严整规矩、悠长秀丽、刀法洗炼的战国文字，其中铁足大铜鼎上刻铭469字，是国内已发现的战国时期字数最多的一篇铭文。
中山国兴亡的警示
战国时期，中山国在二百多年的峥嵘岁月之中，为燕赵的历史抒写了绚丽的篇章。中山国生于患难之中，被大国所欺而变强，为强国占领又复生，其不屈不挠、顽强自立的精神世所少见。在强国包围之中发展经济、壮大自己，几乎跻身强国之列，其经济和文化之辉煌令人刮目相看。但是，在秦统一中国之前的70多年，就被赵国所灭，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中山国灭亡的深层原因，并不仅仅在于其小。战国时期列国纷争，小国是可以利用强国之间的矛盾，争取时机，谋得生存，并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中山国一开始也正是这样落而后起、死而复生的。最早，中山国地处陕北，乃晋之附属小国。内忧外困，不断遭到卫国进攻。它没有坐等挨打，经数十年跋涉迁徙，于公元前506年左右进入河北。从今唐县开始，逐渐占据今保定和石家庄一带，才有了新的立足之地。这时已近春秋时期尾声，韩、赵、魏不但三家分晋，还要争夺中山。大约在公元前432年前后，中山成为赵的傀儡政权。然而中山人并没有屈服，于公元前414年乘赵国内乱，在顾（今河北定州市）重建独立政权。但为时不久，经过改革而强大的魏国在先后击败齐楚并占领秦西河之地后，派乐羊、吴起于公元前406年灭掉中山。中山人不甘忍受亡国之辱，于公元前381年在齐国的支持下重新复国，迁都灵寿（今平山县三汲）。这次领导复国的桓公很有作为，几次打败赵国的进攻，疆土扩展至五百里，并修筑长城抵御外侵。从桓公开始，中山两代君主“身勤社稷”、“忧劳邦家”，自强自立，富国强兵。当时，列国以战车数量衡量国力，中山国被称为仅次于战国七强的“千乘之国”。这些史实足以证明，中山人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如果以桓公时期的势头发展下去，中山国是足以以弱胜强、弱而后强的。列国之天时并非先灭中山。
中山国所占的地利，虽不比秦国“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野”，但倚太行之屏障，扼冀晋之咽喉，凭滹沱河（史称“小黄河”）之天堑，战守迁之便利优于赵国之邯郸而不亚于燕国之幽蓟。而且，石家庄和保定一带兼有太行山川和华北平原之利，发展农牧业生产的自然资源极为丰富。在石家庄地区及其以南一带，自殷商以来就是华夏族经营农业的地方，当时已经有了相当的在平原浅山发展农牧业生产的经验。对此，中山人来到之后便兼收并包，并且注意学习、吸收中原地区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更需要指出的是，中山国统治者已经认识到“赋敛平则庶民附”，注意减轻农民负担而调动其积极性。同时，中山国还注重发展交通，陆路大道可以南接邯郸，北通燕涿，东到齐国国都，西北可到代国。境内河流众多，水运可通齐国。商贸发达，粮食贸易规模可观。《史记》称中山人“仰机利而食”，商业活动已相当普遍。交通和商贸带来活力，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此外，制陶业、木制业、丝麻业等均为中山国的重要经济部门，手工业以“多美物”着称，酿酒业已有相当发展。铜器冶铸和铁器冶铸工艺进步，技术水平很高。中山王墓出土的长方形铸铁大盆，重达126.4公斤，其铸件之大、用铁之多在国内发现的战国铁器中绝无仅有。在石家庄市区内市庄战国文化遗址（今省文化厅院内）出土的一批铁制工具，其中有的斧子是用高温液体还原法炼出的铁水浇铸的，有两件铁斧还经过淬火柔化处理。这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较早使用退火柔化技术制造的铁质工具。更令世人惊叹的是精美绝伦的丝麻织品。在两座中山王墓出土的纺织品中，其纺织、刺绣工艺之精美，品种之丰富，在中国先秦遗址考古发掘史上首屈一指。刻立于公元前四世纪的中山守丘石碣，是中国碑碣文化的开山鼻祖；在中山王墓中出土的错金铜版“兆域图”，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建筑平面设计图，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比例尺的建筑图。中山王墓出土的大批精美错金银青铜器及器物上镂刻工整的长篇铭文，反映了中山文化的华丽风韵。
一个区区小国，承受燕赵等四面包围的强大政治军事压力，边境战争不断，负担巨大的军费开支，在短短几十年之中，经济社会得到如此发展，技术获得如此进步，令人难以想象。这足以说明，即使是小国，只要坚韧自立，励精图治，是能够富国强兵、由弱变强的。
正如列国主要由于自身原因而被秦国所灭一样，中山国被赵国所灭的主要原因也在于其自身，在于中山国统治者治国、治军、外交等多方面的失误，在于思想衰退和政治腐败。这里，最使人扼腕痛惜的，是这个本来生于忧患的小国，面临敌国虎视眈眈、随时入侵的危机，却丢掉了忧患意识。桓公复国之后主政近四十年，其继承者成王后期，不是韬光养晦，吸取教训，却忘乎所以，自我膨胀。公元前323年，魏、赵、韩、燕为了对抗秦、齐、楚三个大国，互相称王，同时为了离间中山国与齐国的关系，鼓动中山称王。中山成王头脑发昏，不顾齐国反对，非要称王不可。结果，图虚名而招实祸，失去了齐国这个比较可靠的支持者，使自己陷入孤立。到了中山王，简直骄横起来。公元前314年，忘记赵国在后，竟然趁齐国出兵干预燕国内乱之机，大举进攻燕国。中山在这场战争中，“辟启封疆，方数百里，列城数十，克敌大邦”，甚至占领了燕下都。这样一来，中山国更是得意忘形。其实际“战果”，首先把燕国推向对立面，死敌增加了一个大国。而且，这种有利的形势并没能维持多久，由于各大国出面干涉，施加压力，齐军很快撤出燕国。中山以倾国之力夺取的大片土地又为燕国收回。
中山国不能居安思危，当然无改革进取之心。当时，秦、赵、魏等国推行变法，改革弊政。赵武灵王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学习北方少数民族之长处，实行胡服骑射；为了对付秦国，曾装扮成使者，冒着风险去秦国探听虚实。而中山国在这样的严峻形势面前，不是卧薪尝胆，却醉心于孔墨学说。儒家和墨家思想是为拯救当时战乱频仍、生灵涂炭的社会苦难所开的药方。由于它不适应诸侯间所进行的兼并战争的需要，所以在列国中没有市场。而中山国却奉为治国之术。真正的法家治国之才不能引进，本国的智能之士被排挤出去，重用的“士”也多是平庸之辈，以致造成国内人才匮乏。列国都在奖励耕战，中山国却推行“贵儒学贱壮士”政策，致使“战士怠于行阵”、“农夫惰于田”，很快出现“兵弱于敌，国贫于内”的局面。这种状况，能不加快亡国的步伐吗？
中山王不思进取，还表现在一心追求君王的虚幻体面和奢侈享乐的生活。诸如，不顾国家的安危，恣意行欢作乐，大修宫殿，大造陵墓。从对中山墓葬的发掘情况看，都设有墓道、积石、积炭，多层棺椁，内葬珍宝，外葬车马，并仿效赵、魏、燕大国的陵墓，都有高大的封土。君王贪图享受，必然亲近重用阿谀奉承之辈，造成政治腐败。中山王最宠信的是相邦司马喜，在陪葬之物上还刻有他的功绩。而司马喜擅政弄权，善搞阴谋诡计。季辛得罪了他，他令人暗杀季辛的仇人爰骞，却栽赃于季辛。中山王诛杀季辛，为他排除了异己。阴姬与江姬争夺王后之位。阴姬便重贿司马喜，求其帮忙。司马喜亲自跑到赵国，极力夸赞阴姬的美丽，诱劝赵王向中山索要阴姬；再跑回中山，又劝中山王赶快立阴姬为后，以绝赵王之望。中山王遂立阴姬。《韩非子》说，司马喜“善于赵，尝以中山之谋微告赵王”。如果真是这样，司马喜还是一个大内奸。内奸为相，岂不亡国！
王所善之，下必效之，在中山国民间也刮起严重的腐朽之风。《史记》说中山国“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富贵，入后宫，遍诸侯。”其中，“跕屣”是一种足尖着地的舞步。能歌善舞，喜好聚会娱乐，不能说是不好的民风。但是与农夫“惰于田”、“战士怠于行阵”联系起来，可见好逸恶劳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王公大臣之家，无不行乐，民间好事之徒动辄杀人越货，挖坟盗墓，谁还思治国之事？当时的有识之士，从中山国的腐朽民风看到其政治腐败，断言中山即将亡国。
公元前305年，雄才大略的赵武灵王见条件成熟，便发动了吞兼中山的战役。腐败无能的中山王早已被吓破了胆，只好割地求和，苟延残喘。两年后，赵军再次进逼。前296年，中山国都灵寿陷落。当然，国家有难，必有忠臣。在抵抗赵军过程中，中山人吾丘鸠“衣铁甲，操铁杖以战，而所击无不碎，所冲无不陷，以车投车，以人投人”（《吕氏春秋》），抵抗是十分顽强的。然而，大势去矣，中山国军民的鲜血再不能使中山国死而复生。赵国吞并中山之初，曾扶持了傀儡中山王胜，公元前295年又把他废掉并迁到肤施（今陕西省榆林之南），中山国最后灭亡。
中山国在历史上逝去已经两千多年了。但其兴衰一直在昭示后人：
一个国家不论大小，统治者勤政忧民，奋发向上，国家就兴旺发达；昏暗弄权，奢靡淫乐，国家就衰落败亡。这也可以说是一条规律，值得后人深思。
中山君主及在位年份

称号姓名在位年数在位年份中山文公？-前414年中山武公9前414年-约前406年中山桓公29约前406年约前380年-约前350年中山成公22约前349年-前328年中山王？18前327年-约前310年中山王？？（左妾右子）（上次下虫）11约前309年-前299年中山王尚尚3前298年-前296年

历史记载
在战国七雄秦、楚、齐、燕、韩、赵、魏之后，还有一个第八雄，即中山国。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战国中山国这朵奇葩一直闪烁着神秘的光彩，史册上关于它的记载很多，首次出现在公元前506年，直至公元前295年赵国灭中山国的二百多年间，都依稀可见。比如《史记》、《左传》、《竹书纪年》等重要典籍里，都有关于中山国的记载。西汉末年刘向的《战国策》“待遇”最高，不但专门设有《中山策》，还把中山国和战国七雄同等对待。不过，所有这些记载都比较零乱，不但零零星星的，加起来总共也就一万多字，还缺乏准确的和正面的描述，以至于使中山国披上了模糊的外衣。到了当代，文化大师郭沫若也一直苦苦寻觅中山国的踪迹，直到他去世之前，还在深深惦念这个历史上的“艺术王国”。
文字记载
《故国中山》落实在文字上也是十分成功的。格局大，观古照今；气象大，纵横历史;境界大，国家利益；完全不似小女子笔墨，具有立马横刀、鼓角悲鸣的激越之气。这就要说到近年来势衰的“历史文化大散文”：自从余秋雨先生《文明的碎片》大受读者追捧以后，也跟着出现了一批“大历史随笔”写家，写得好的自然有，但后来泛滥以后，就逐渐被读者冷眼，原因是有的文章完全没有生命的激情，只是资料的堆砌;更恶劣的是拿来别人的研究资料，用几个形容词一“文学”，就成了“历史文化大散文”了。其实好的散文随笔需要三个基本条件，一生命的激情，二诗意的审美，三哲学的光芒，而凌驾于其上的纲领是思想的力量，也即独特的见解，被张中行先生强调为“思想最重要”。这些优点，在《故国中山》中一一都见到了，所以它才被誉为一本奇书。
消失的王国之谜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河北省平山县农民平整农田时刨出战国时期的大瓦，从而引出村民刘西梅老人关于古石神秘文字的故事。于是，2200多年前消失的一个神秘王国与今人不期而遇了。
1974年冬，平山县三汲乡农民开始大规模平整农田，不断到附近一些被怀疑是古墓的大土丘上取土，被农民刨开的封土下，到处埋着战国时期宫殿建筑用的大瓦。面对这一情况，河北省文化局很快批准了古墓发掘计划。
当地农民向考古队长陈应祺讲起一件往事：30多年前，村里有个叫刘西梅的老人曾挖出一块刻有文字的石头。考古人员随后在刘西梅家看到这块石头，虽然当时不能解读这些战国时代的文字，但他们意识到，2200多年前消失的一个神秘王国与今人不期而遇了。
公元前5世纪，周王朝统治日渐衰落，中国进入战国时代。一个在北方大山深处逐步壮大起来的古老民族———鲜虞，建立起中山国。公元前414年，中山武公率领子民向东越过太行山，定都在诸侯国势力薄弱地带。这个弱小的国家从一开始就受到来自强敌的不断侵扰，终于在公元前407年被魏国所灭。逃避于大山之中的中山国桓公励精图治，经过20多年抗争，再度出山复兴了自己的国家。此后，中山国逐渐国富兵强，开疆拓土。然而公元前296年，国力日衰的中山国抵挡不住强敌进攻而陷落，一代强国至此灭亡。
对于这个几经起落的国度，人们只能从史书零星的记载里，粗略判断出它的发展脉络和地理方位，但从未有任何考古发现能够证实这些记载。
陈应祺把石头上古老神秘的文字描摹下来，寄给了古文字专家李学勤。经过研究，李学勤肯定了这块石头属于战国时代的遗物，并对文字进行了翻译。“监罟有臣公乘得守丘其旧将曼敢谒后俶贤者”，这些古文字是战国时代叫公乘得和叫旧将曼的人留给后人的，意思是：告诉后来的君子们，我们两个给国王看守园囿、给他捕鱼，现在又给他看守陵墓。
2000多年前两个守墓人留下的这段话，证明了这里是战国时代一个王家园陵的所在地。

Ⅷ 中山的历史文化

http://61.142.114.242/history/bzsls.htm
里面是中山历史网.

中山民性爱国爱乡，勤劳敦厚；富进取精神，为了谋生不惜背井离乡、远涉重洋艰苦创业；办事灵活求实，头脑敏锐，较少保守思想，力求创新；民风平和有礼，与人为善，团结互助，崇尚正义，惟富有者多豪奢、爱面子、讲排场、慕虚荣。

根据中山人的民性民风，人民政府曾在80年代拟定“团结、爱国、求实、创新”为中山人精神。

乡土旧习与陋习

中山部分地区长期以来因袭一些传统的旧习甚至陋习。这些旧习俗自民国时期以来已逐渐为人们所摒弃；而其中有的是陋习，与现行的法律和法规相违背，解放后已被人民政府明令禁止。

不落家

中山北半部接近顺德的小榄、古镇、东凤、南头等地，历史上曾有过“不落家”的风俗。这种习俗是新娘出嫁后名义上是夫家的人，但从回门之日起仍在娘家居住，只有逢年过节或在丈夫、翁姑生日时才返夫家一日一夜或半日不宿，一直到怀孕后或结婚满三年才正式到夫家长住，称“落家”。

自梳女

解放前，小榄、古镇、东凤、南头、黄圃等经济作物地区受邻县顺德的影响，部分乡村妇女也有终身不嫁的习俗。由于这一地区的农业以桑蚕为主，妇女都是主要劳动力，收入并不少于男性，所以才有终身不嫁的习俗。当某姑娘立下决心不嫁时便择定吉日，宴请亲友，并拜神发誓，表态“梳起”。她们保留长辫，尊称姑婆，俗称自梳女。自梳女可选择志趣相投的（亦是自梳女）结为“金兰”，甚至另辟一居所聚居，生活上互相提携，这种房子称为“姑婆屋”。自梳女可收养嗣女，承继产业，嗣女及长也要“梳起”，如此代代相传，但长幼之间全无血缘关系。解放后，自梳女的习俗已逐渐绝迹。

娘子出家

解放前，小榄、古镇等地曾盛行已婚妇人以“不落家”为名，逃避夫妻生活而外出当佣工，过独身生活，但名义上仍保留原来的婚姻关系。这些妇人稍有积蓄时则出资为丈夫娶“平妻”（又称二娘），以其为夫家生儿育女，并资助丈夫维持家计。到终老时，则在夫家殓葬，并得到平妻所生子女的供奉。民间称此俗为“买门户”。称呼这类已婚女人，一般前冠其夫姓，后称其本姓，即某某氏大妈。此俗解放后已废。

公鸡拜堂

民国以前，香山一些地区曾有这种陋习：当男女两家议定婚盟后，新郎突然出走抗婚，或出洋做工求学，不能及时返家成亲，而女家又不肯易期相就时，男家则由大妗姐抱一只大公鸡代替新郎与新娘拜堂。这公鸡在拜堂后放进专设的鸡笼饲养，永远不杀，让其自然死亡。这种陋习使一些女子与公鸡拜堂成婚后，往往由于丈夫永远不归而寡居一生。

冥婚

解放前中山有冥婚的习俗。一般人家、特别是富有人家在未婚儿子死后为其物色对象（已死去的未婚女子），并择吉日成婚，此谓冥婚。在迎娶之夜，男家的轿扛神位到女家迎娶，女家用纸制鬼衣及竹纸粘合制成的各类嫁妆，抬至男家供拜焚烧。男家则设这对鬼夫妻的灵位于神楼，并择一侄辈为其嗣，常年供奉香烛。男女两家永远行姻亲之礼。

秋社

小榄解放前有农民在秋收后（即立秋后第五个戊日）举行祭祀酬谢土地元神的仪式，其后倡为“春祈秋报”。今此俗已废。

行傩

行傩，又叫“打伙福”，是小榄地区的旧俗，意为祛除邪鬼游魂作祟以保地方平安。每年冬至前十余天起由各坊社（以明代卫所所辖范围，每一卫所为一个坊）的主事人组织信众，抬出主帅庙中的菩萨偶像安放在适合的祠宇内座镇，等候善男信女膜拜。从翌日起，按照占卜的顺序，依次在每个坊社活动一天。当日，坊众上香烛，奏鼓乐，抬着神像游行于坊社内街巷。解放后已废此陋俗。

另外，解放前的迷信陋习还有赞星、许愿、契神、游神等，今均已废弃。

Ⅸ 中山国的兴亡警示

战国时期，中山国在二百多年的峥嵘岁月之中，为燕赵的历史抒写了绚丽的篇章。中山国生于患难之中，被大国所欺而变强，为强国占领又复生，其不屈不挠、顽强自立的精神世所少见。在强国包围之中发展经济、壮大自己，几乎跻身强国之列，其经济和文化之辉煌令人刮目相看。但是，在秦统一中国之前的70多年，就被赵国所灭，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中山国灭亡的深层原因，并不仅仅在于其小。战国时期列国纷争，小国是可以利用强国之间的矛盾，争取时机，谋得生存，并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中山国一开始也正是这样落而后起、死而复生的。大约在公元前432年前后，中山成为赵的傀儡政权。然而中山人并没有屈服，于公元前414年乘赵地内乱，在顾（今定州市）重建独立政权。但为时不久，经过改革而强大的魏在先后击败齐楚并占领秦西河之地后，派乐羊、吴起于公元前406年灭掉中山。中山人不甘忍受亡国之辱，于公元前381年在齐国的支持下重新复国，迁都灵寿（今平山县三汲）。这次领导复国的桓公很有作为，几次打败赵国的进攻，疆土扩展至五百里，并修筑长城抵御外侵。从桓公开始，中山两代君主“身勤社稷”、“忧劳邦家”，自强自立，富国强兵。当时，列国以战车数量衡量国力，中山国被称为仅次于战国七强的“千乘之国”。这些史实足以证明，中山人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如果以桓公时期的势头发展下去，中山国是足以以弱胜强、弱而后强的。列国之天时并非先灭中山。
中山国所占的地利，虽不比秦国“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野”，但倚太行之屏障，扼冀晋之咽喉，凭滹沱河（史称“小黄河”）之天堑，战守迁之便利优于赵国之邯郸而不亚于燕国之幽蓟。而且，石家庄和保定一带兼有太行山川和华北平原之利，发展农牧业生产的自然资源极为丰富。在石家庄地区及其以南一带，自殷商以来就是华夏族经营农业的地方，当时已经有了相当的在平原浅山发展农牧业生产的经验。对此，中山人来到之后便兼收并包，并且注意学习、吸收中原地区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更需要指出的是，中山国统治者已经认识到“赋敛平则庶民附”，注意减轻农民负担而调动其积极性。同时，中山国还注重发展交通，陆路大道可以南接邯郸，北通燕涿，东到齐国国都，西北可到代国。境内河流众多，水运可通齐国。商贸发达，粮食贸易规模可观。《史记》称中山人“仰机利而食”，商业活动已相当普遍。交通和商贸带来活力，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此外，制陶业、木制业、丝麻业等均为中山国的重要经济部门，手工业以“多美物”着称，酿酒业已有相当发展。铜器冶铸和铁器冶铸工艺进步，技术水平很高。中山王墓出土的长方形铸铁大盆，重达126.4公斤，其铸件之大、用铁之多在国内发现的战国铁器中绝无仅有。在石家庄市区内市庄战国文化遗址（今省文化厅院内）出土的一批铁制工具，其中有的斧子是用高温液体还原法炼出的铁水浇铸的，有两件铁斧还经过淬火柔化处理。这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较早使用退火柔化技术制造的铁质工具。更令世人惊叹的是精美绝伦的丝麻织品。在两座中山王墓出土的纺织品中，其纺织、刺绣工艺之精美，品种之丰富，在中国先秦遗址考古发掘史上首屈一指。刻立于公元前四世纪的中山守丘石碣，是中国碑碣文化的开山鼻祖；在中山王墓中出土的错金铜版“兆域图”，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建筑平面设计图，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比例尺的建筑图。中山王墓出土的大批精美错金银青铜器及器物上镂刻工整的长篇铭文，反映了中山文化的华丽风韵。
一个区区小国，承受燕赵等四面包围的强大政治军事压力，边境战争不断，负担巨大的军费开支，在短短几十年之中，经济社会得到如此发展，技术获得如此进步，令人难以想象。这足以说明，即使是小国，只要坚韧自立，励精图治，是能够富国强兵、由弱变强的。
正如列国主要由于自身原因而被秦国所灭一样，中山国被赵国所灭的主要原因也在于其自身，在于中山国统治者治国、治军、外交等多方面的失误，在于思想衰退和政治腐败。这里，最使人扼腕痛惜的，是这个本来生于忧患的小国，面临敌国虎视眈眈、随时入侵的危机，却丢掉了忧患意识。桓公复国之后主政近四十年，其继承者成王后期，不是韬光养晦，吸取教训，却忘乎所以，自我膨胀。公元前323年，魏、赵、韩、燕为了对抗秦、齐、楚三个大国，互相称王，同时为了离间中山国与齐国的关系，鼓动中山称王。中山成王头脑发昏，不顾齐国反对，非要称王不可。结果，图虚名而招实祸，失去了齐国这个比较可靠的支持者，使自己陷入孤立。到了中山王，简直骄横起来。公元前314年，忘记赵国在后，竟然趁齐国出兵干预燕国内乱之机，大举进攻燕国。中山在这场战争中，“辟启封疆，方数百里，列城数十，克敌大邦”，甚至占领了燕下都。这样一来，中山国更是得意忘形。其实际“战果”，首先把燕国推向对立面，死敌增加了一个大国。而且，这种有利的形势并没能维持多久，由于各大国出面干涉，施加压力，齐军很快撤出燕国。中山以倾国之力夺取的大片土地又为燕国收回。
中山国不能居安思危，当然无改革进取之心。当时，秦、赵、魏等国推行变法，改革弊政。赵武灵王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学习北方少数民族之长处，实行胡服骑射；为了对付秦国，曾装扮成使者，冒着风险去秦国探听虚实。而中山国在这样的严峻形势面前，不是卧薪尝胆，却醉心于孔墨学说。儒家和墨家思想是为拯救当时战乱频仍、生灵涂炭的社会苦难所开的药方。由于它不适应诸侯间所进行的兼并战争的需要，所以在列国中没有市场。而中山国却奉为治国之术。真正的法家治国之才不能引进，本国的智能之士被排挤出去，重用的“士”也多是平庸之辈，以致造成国内人才匮乏。列国都在奖励耕战，中山国却推行“贵儒学贱壮士”政策，致使“战士怠于行阵”、“农夫惰于田”，很快出现“兵弱于敌，国贫于内”的局面。这种状况，能不加快亡国的步伐吗？
中山王不思进取，还表现在一心追求君王的虚幻体面和奢侈享乐的生活。诸如，不顾国家的安危，恣意行欢作乐，大修宫殿，大造陵墓。从对中山墓葬的发掘情况看，都设有墓道、积石、积炭，多层棺椁，内葬珍宝，外葬车马，并仿效赵、魏、燕大国的陵墓，都有高大的封土。君王贪图享受，必然亲近重用阿谀奉承之辈，造成政治腐败。中山王最宠信的是相邦司马喜，在陪葬之物上还刻有他的功绩。而司马喜擅政弄权，善搞阴谋诡计。季辛得罪了他，他令人暗杀季辛的仇人爰骞，却栽赃于季辛。中山王诛杀季辛，为他排除了异己。阴姬与江姬争夺王后之位。阴姬便重贿司马喜，求其帮忙。司马喜亲自跑到赵国，极力夸赞阴姬的美丽，诱劝赵王向中山索要阴姬；再跑回中山，又劝中山王赶快立阴姬为后，以绝赵王之望。中山王遂立阴姬。《韩非子》说，司马喜“善于赵，尝以中山之谋微告赵王”。如果真是这样，司马喜还是一个大内奸。内奸为相，岂不亡国！
王所善之，下必效之，在中山国民间也刮起严重的腐朽之风。《史记》说中山国“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富贵，入后宫，遍诸侯。”其中，“跕屣”是一种足尖着地的舞步。能歌善舞，喜好聚会娱乐，不能说是不好的民风。但是与农夫“惰于田”、“战士怠于行阵”联系起来，可见好逸恶劳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王公大臣之家，无不行乐，民间好事之徒动辄杀人越货，挖坟盗墓，谁还思治国之事？当时的有识之士，从中山国的腐朽民风看到其政治腐败，断言中山即将亡国。
公元前305年，雄才大略的赵武灵王见条件成熟，便发动了吞兼中山的战役。腐败无能的中山王早已被吓破了胆，只好割地求和，苟延残喘。两年后，赵军再次进逼。前296年，中山国都灵寿陷落。当然，国家有难，必有忠臣。在抵抗赵军过程中，中山人吾丘鸠“衣铁甲，操铁杖以战，而所击无不碎，所冲无不陷，以车投车，以人投人”（《吕氏春秋》），抵抗是十分顽强的。然而，大势去矣，中山国军民的鲜血再不能使中山国死而复生。赵国吞并中山之初，曾扶持了傀儡中山王胜，公元前295年又把他废掉并迁到肤施（今陕西省榆林之南），中山国最后灭亡。
中山国在历史上逝去已经两千多年了。但其兴衰一直在昭示后人：一个国家不论大小，统治者勤政忧民，奋发向上，国家就兴旺发达；昏暗弄权，奢靡淫乐，国家就衰落败亡。这也可以说是一条规律，值得后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