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四川怎么屠城

㈠ 张献忠四川屠城怎么回事

目前，民间传说和很多史料记载上都说张献忠是杀人魔，率大西起义军在四川期间杀了几千万人，导致了清朝时期的“湖广填四川”。这些史料多半出自于清朝时期的官方正史，有严重的污蔑倾向。
面对从清朝留下来的众多诬陷资料，面对被清朝借“文字狱”涂改了的历史真相，要找到文字上去证明张献忠没有肆意屠杀的依据已经很难了。历史，本来在很大程度上就不真实！历史书代代相传下来就更无法还原历史的真貌。因此，我在这里仅引用一些网络上的说法和观点来证明：张献忠没有屠四川！屠四川的是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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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从清军平定四川的过程中发现许多矛盾之处。1646年，也即满清入关后第三个年头，张献忠在西充县凤凰山多宝寺前太阳河畔遭清军突袭，中箭身亡后，满清立即宣布四川平定。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直到张献忠死后十三年的1659年，清军才攻陷重庆。也就是说在这十三年中，张献忠余部以及四川人民和清军展开了殊死搏斗。对四川人民的这种顽强不屈的抵抗，清军必然采取了屠杀的办法来征服。这一点很容易就让我们联想到着名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而且1649年清军还贴出了一个告示：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可见对四川以及成都人民的屠杀清军同样有份。中国有一句俗话叫着“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清朝统治的两百多年，战败一方的记录早就被毁灭或被篡改，留下的只是有利于自己的“记录”和当时的宣传。这样的“历史”代代相传，两百年后的百姓也就很自然地信了。

如果不是如此，在张献忠大屠下侥幸活下来的老百姓对他应该是恨之入骨，那麽对前来剿灭他的清军肯定早就有敞开大门，欣喜若狂地迎接清兵。就像清兵击败李自成进入北京城时受到北京民众欢迎的那样。何来抵抗之说？千里无人烟的四川，何需清军花费十多年时间去平定？早就被张献忠杀光的四川，何能抵抗十多年？早就被张献中杀完了的部下、士兵还能在四川各地重创清军？

再次，从张献忠的主观意图来看，主张张献忠极其夸张地杀人也值得怀疑。倘若张献忠起事当初，果真滥杀无辜，又如何能召集军队来反叛明朝？如果其军纪不严，如果不受老百姓支持，如何能长期与明朝政府大军对抗？张献忠入川的本意是要夺取四川作为根据地攻可出汉中定西北，下长江定江南。重演隆中对的策划。退则可割据一方，天下有事则坐山观虎斗，天下无事则举蜀而降，也可以封王封侯。

1644年，张献忠好不容易攻进成都，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当然是想经营四川，可是如果刚建国就在自己的国内部开始灭绝性的大屠杀的话，又如何经营他自己的“国家”？其实张献忠建国之后就拼命招徕四川的人才。并发布“三年不征钱粮”的命令作为政治号召。很难想象他一边建国，一边又大肆屠杀而自毁长城。因为若真把百姓全杀了的话，恐怕连他自己的军队的兵源补充和给养都成了大问题。作为“大西国王”的他，这一点不会想不到。而且，清廷在1646年正月就已发出征讨张献忠的诏书并派兵入川。在大军压境，自己的生存都难有保障的情形下，他不去抗击清军，反倒有时间去屠杀散居在四川各地的平民百姓，这可能吗？况且张献忠在同年11月在与清兵的战斗中即被杀。连他本人都亲自上阵且战死，可见他和他的部队都是在全力防止清兵入侵而不是全力在杀百姓。

然而在梓潼七曲山大庙内，却有一座张献忠家庙。那里的百姓称张献忠是为明末农民战争杰出的领袖。据庙内石碑记载，崇祯年间，张献忠带领部队经过梓潼，率众到此祭祖，指着文昌大帝说：“此吾祖也，吾祖助我”，“你姓张，咱老子也姓张，咱们联个宗吧。”如果我能够获胜，就当为你重修庙宇。后来张献中攻陷成都，建立了大西政权。于是，发银五万两，役夫数千，兴修大庙，金碧辉煌，题为“天圣神祠”；立诗碑，张献忠亲题诗刻石。增塑张亚子及其全家像，追尊文昌为太祖高皇帝，遂以文昌庙为张献忠家庙。大西王张献忠死后，当地人为寄托怀念之情，于七曲山风洞楼上，为他塑像，绿袍金脸，甚为威武，香火不绝三百余年。后来，干隆初年此庙曾经遭地方官毁像，其后，又有人重塑张献忠像，但又被官方捣毁。几经反复，先今的塑像，是近年才重塑的。

梓潼人出于对大西王的崇敬，称七曲山张献忠家庙曰“太庙”，为遮避耳目，又称“大庙”。梓潼人曾于清初组成叫“国噜子”的农民起义队伍，年年假借神会，聚集拜谒张献忠像，祈求冥佑，实际效法张献忠为榜样造反，形成川楚白莲教农民起义的一支。据说，清代两百多年中，川北农民起义绵延不绝，根源之一竟然是出于张献忠形象鼓舞。人们对张献忠的英雄崇拜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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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历史书不能完全相信历史书，话是人说的，书是人写的。人有立场、有感情，说的话和写的书自然也有立场和感情。清朝的史书会说张献忠的好话吗？不能。清朝统治者能承认是清军屠戮四川吗？不能！那，张献忠自然就成了替罪羊。一个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一个抗清民族英雄，直到现在还被很多人误解！
——引自网络

㈡ 为什么四川在古代历史战争中，被屠城概率那么高

我觉得四川地区一直被屠城，可能因为是两个原因。第一就是，四川的地理位置是比较的优厚，所以就使得很多的反叛者对他这片地区机十分的眼红，所以说就经常来攻打占领他们。第二就是，四川的百姓对于侵略是十分顽强的抵抗，所以说就使得进攻者十分的恼怒，为了彻底的征服他们，所以说都会采取促成这种比较残酷的措施。

总的来说，四川屠城概率这么高，就是因为地理位置十分的良好，而且经济十分的发达。千亩良田，更是粮食的重要囤积地。

㈢ 张献忠为何要屠四川

第一种说法：鲁迅曾在《记谈话》一文中说："先前我看见记载上说的张献忠屠戮川民的事，我总想不通他是什么意思；后来看到另一本书，这才明白了：他原是想做皇帝的，但是李自成先进北京，做了皇帝了，他便要破坏李自成的帝位。怎样破坏呢？做皇帝必须有百姓，他杀尽了百姓，皇帝也就谁都做不成了。
张献忠小时曾经跟随父亲赶着一头驴，到四川内江贩卖大枣。来到集市上，便顺手将驴系在一个大户人家门前的石牌坊上。待卖完枣回来牵驴时，却发现乡绅的家奴正在用鞭子抽打他家的驴。张父走上前去制止，见到自家的驴把乡绅家的石牌坊拉了屎尿，弄得很脏，便赶紧赔不是。但该家奴就是不依不饶，在此家奴的逼迫下，张父只得忍气吞声地把驴粪和驴尿收拾干净。这一侮辱性事件，自始至终被张献忠看在眼里，深深地刻进他幼小的心灵。于是他临走时，发誓说：我复来时，尽杀尔等，方泄我恨！
另外，还有一个非常民间的版本：一次，张献忠的部队驻守在湖北与四川交界处，有一天张献忠走出军营在山脊上大便。排完大便后，张献忠顺手就在四川境内扯了一把草，来擦屁股。没想到他抓的是一簇荨麻（又称蠚麻），顿时痛得他直叫。于是他伸手到湖北境内又扯了一把草来擦屁股。这一回，湖北的草柔软而轻松。于是乎，从此张献忠就同四川人结下了冤仇：川人之凶，连草都如此，我就从这里杀起。所以，当张献忠占领四川后，就来了一个屠蜀。
民间的传说只能一笑了之，并不可信。我们也没有找到鲁迅所说的张献忠屠川是报复李自成的证据。但透过这两个故事我们还是可以明确两点：其一，张献忠确有极强的报复欲与变态的心理；其二，四川人长久以来都对张献忠的残暴感到不可理喻。

第二种说法：满清屠戮四川，栽赃张献忠。
历时依据：“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这就是1649年满清征服四川时发布的政策，在这样疯狂的灭族杀戮下，一座又一座城池陷落，一城又一城百姓被杀光，四川人悲壮的抵抗到1659年，重庆终于在众寡不敌中陷落。四川人也在浴血奋战中被屠杀殆尽，而此时，明朝已经于1644年灭亡了，张献忠也在1646年死了，谁屠了四川，四川又为什么被屠，答案不是很明显吗？同时满清杀完了还知道篡改历史，嫁祸于人，这种行为已经是大家的共识。

㈣ 历史上的屠城

满清入关的屠城---转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苏州之屠、南昌之屠、赣州之屠、江阴之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海宁之屠、济南之屠、金华之屠、厦门之屠、潮州之屠，沅江之屠、舟山之屠、湘潭之屠、南雄之屠、泾县之屠、大同之屠、汾州、太谷、泌州、泽州等。这些惨绝人寰的屠杀，模式基本一致：根据清军头子发布的屠城令，实施的残忍的集体杀戮，和无耻的集体强 J。而屠杀后，不仅人头被堆积成“京观”，甚至还将女性的敏感部位割下，作为论功行赏的凭据！“取阴肉或割乳头，验功之所，积成丘阜”。
荷兰使臣约翰·纽霍夫(JohnNieuhoff)在其《在联合省的东印度公司出师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一书中亦记述到:“鞑靼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抢走—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从11月26日到12月15日，各处街道所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反叛蛮子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

南雄大屠杀，“家家燕子巢空林，伏尸如山莽充斥。....死者无头生被掳，有头还与无头伍。血泚焦土掩红颜，孤孩尚探娘怀乳。（清军文书陈殿桂，《雄州店家歌》）

广州大屠杀，“甲申更姓,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极。血溅天街,蝼蚁聚食。饥鸟啄肠,飞上城北。北风牛溲,堆积髑髅。或如宝塔,或如山邱。五行共尽,无智无愚,无贵无贱,同为一区。”（《祭共冢文》王鸣雷）亲眼目睹了这次屠杀的王鸣雷，描绘人头堆积的像山丘和宝塔一样高！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宗教志》记载：“清顺治七年(1650)，清军攻广州，屠戮甚惨，死难70万人。居民几无噍类……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在东郊乌龙冈，真修和尚雇人收拾尸骸，‘聚而殓之，埋其余烬’，合葬立碑。”西方人魏斐德写道：“尸体在东门外焚烧了好几天。.....直至19世纪，仍可看见一座积结成块的骨灰堆。”。
嘉定大屠杀，嘉定三屠杀了50多万。“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清兵“悉从屋上奔驰，通行无阻。城内难民因街上砖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纷纷投河死，水为之不流”。“兵丁每遇一人，辄呼蛮子献宝，其入悉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遇他兵，勒取如前。所献不多，辄砍三刀。至物尽则杀”。（《嘉定乙酉纪事》）清军围困嘉定城时，在城外，“选美妇室女数十人，……悉去衣裙，淫蛊毒虐”。嘉定沦陷后，清军抢掠“大家闺彦及民间妇女有美色者生虏，白昼于街坊当众奸淫；……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妇女不胜其嬲，毙者七人。”（《嘉定屠城纪略》）

潮州大屠杀，“纵兵屠掠，遗骸十余万”，揭阳县观音堂海德和尚等收尸聚焚于西湖山，将骨灰葬在西湖南岩。福建同安县屠城死难5万余人，梵天寺主持释无疑收尸合葬于寺东北一里之地，建亭“无祠亭”，墓碑上则刻“万善同归所”。

常熟大屠杀，“通衢小巷，桥畔河干，败屋眢井，皆积尸累累，通记不下五千余人，而男女之被掳去者不计焉。”“沿塘树木，人头悬累累，皆全发乡民也。”（《海角遗编》）

扬州大屠杀，除了着名的《扬州十日记》外，还有《扬州城守纪略》（“初，高杰兵之至扬也，士民皆迁湖潴以避之；多为偎�Γ�信e室沦丧者。及北警戒严，郊外人谓城可恃，皆相扶携入城；不得入者，稽首长号，哀声震地。公辄令开城纳之。至是城破，豫王下令屠之，凡七日乃止。”“亟收公（史可法）遗骸，而天暑众尸皆蒸变，不能辨识，得威哭而去”）、《明季南略》（“廿五日丁丑，可法开门出战，清兵破城入，屠杀甚惨”）等资料。扬州城破，扬州顿成地狱，死者达80余万。比地狱更难忘是人民引颈受戮的场面。史载：只要遇见一个满族士兵，“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刀，无一敢逃者。”一个清兵，遇见近五十名青壮男子，清兵横刀一呼：“蛮子来!蛮子来!”这些人皆战战兢兢，无一敢动。这个清兵押着这些人(无捆绑)去杀人场，无一人敢反抗，甚至没一人敢跑。到刑场后，清兵喝令：“跪!”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屠杀。
昆山大屠杀，“总计城中人被屠戮者十之四，沉河堕井投缳者十之二，被俘者十之二，以逸者十之一，藏匿幸免者十之一。”（《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五一兵纪），“杀戮一空，其逃出城门践溺死者，妇女、婴孩无算。昆山顶上僧寮中，匿妇女千人，小儿一声，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研堂见闻杂记罚》）
还有着名的《江阴城守纪》：“满城杀尽，然后封刀。……城中所存无几，躲在寺观塔上隐僻处及僧印白等，共计大小五十三人。是役也，守城八十一日，城内死者九万七千馀人，城外死者七万五千馀人。” 清兵在江阴的观音寺“掠妇女淫污地上，僧恶其秽，密于后屋放火。兵大怒，大杀百余人，僧尽死。”（《明季北略》卷11）
在南昌，八旗军把掠来的妇女分给各营，昼夜不停的L J（“各旗分取之，同营者迭嬲无昼夜”）。这些女性“除所杀及道死、水死、自经死，而在营者亦十余万，自愿在营而死者，亦十有七八。而先至之兵已各私载卤获连轲而下，所掠男女一并斤卖。其初有不愿死者，望城破或胜，庶几生还；至始知见掠转卖，长与乡里辞也，莫不悲号动天，奋身决赴。浮尸蔽江，天为厉霾。”（徐世溥《江变纪略》）此书是满清查禁的重点，在干隆44年被明令销毁，靠着手抄本流传下来。
虽然经过了满清“文字狱”的摧残，但这些暴行依然留下了大量的真实记录：广州大屠杀有西方传教士目击纪录，大同大屠杀，甚至在第一历史档案馆都可以找到资料。
各地为剃发的屠杀：“去秋新令：不剃发者以违制论斩。令发后，吏诇不剃发者至军门，朝至朝斩，夕至夕斩。”（《陈确集》卷三十）

顺治二年7月30日，清军至沙镇，“见者即逼索金银，索金讫，即挥刀下斩，女人或拥之行淫，讫，即掳之入舟。”“遇男女，则牵颈而发其地中之藏，少或支吾，即剖腹刳肠。”（《研堂见闻杂录》）

顺治二年，清军实施扬州大屠杀后，至无锡时，“舟中俱有妇人，自扬州掠来者，装饰俱罗绮珠翠，粉白黛绿。”（《明季南略》卷4）

顺治元年（1644）4月，清兵到达盩厔县境内，生员孙文光的妻子费氏被掠去，“计无可托，因绐之曰：‘我有金帛藏眢井中，幸取从之。’兵喜，与俱至井旁，氏探身窥井，即倒股而下。兵恨无金又兼失妇，遂连下巨石击之而去。”（民国《盩厔县志》卷6）
清兴安总兵抢夺妇女达100多人，“淫欲无厌”。制作长押床，裸姬妾数十人于床，“次第就押床淫之。复植木桩于地，锐其表，将众姬一一签木桩上，刀剜其阴，以线贯之为玩弄，抛其尸于江上。”（《平寇志》卷12）

顺治二年（1645）江阴城陷时，有母子3人，“一母一子，一女十四岁。兵淫其女，哀号不忍闻”，后兵杀其子，释母，“抱女马上去”。又有一兵“挟一妇人走，后随两小儿，大可八岁，小可六岁”，兵杀二子，抱其母走。（《明季南略》卷4）

顺治二年（1645）5月9日，南京失陷时，当涂孙陶氏被清兵所掠，“缚其手，介刃于两指之间，曰：从我则完，不从则裂。陶曰：义不以身辱，速尽为惠。兵稍创其指，血流竟手。曰：从乎？曰：不从。卒怒，裂其手而下，且剜其胸，寸磔死。”（《明史》卷303）

昆山县庠生胡泓时遇害，其妻陆氏21岁抱着三岁的儿子，欲跳井，被一清兵所执。“氏徒跣被发，解佩刀自破其面，……氏骂不绝口，至维亭挥刀剖腹而死。”（光绪六年《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36）

明朝都督章钦臣的妻子金氏,一个弱女子，不肯屈服于淫威，被用1000刀刮死。此事，系清代着名学者全祖望，冒着杀头危险记载下来的。
在四川，清军于1647年公开发布告示，宣称：全城尽屠，或屠男而留女。把四川人杀光了以后，就把罪恶全部推给也杀了一点人的张献忠，还编造出张献忠杀人6个亿的历史第一大谎言！在整个中国，“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几被杀尽，留下的大抵是一些顺服的奴才。此外，满清又杀苗民一百万，杀回民数百万，把漠北蒙古的准葛尔部落杀到最后一个幼童！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残忍！

在满清入关后，中国人口损失的总数，很可能是一个大大超过5000万的惊人的天文数字！！人口减员超过1亿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当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时候，孙中山先生提出"驱除鞑虏"的口号，北京以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满族旗人并没有因此逃回老家去，而是纷纷改成汉姓，使用汉文汉语，就地包装成汉族。

我们应该还历史一个真实，历史就是历史！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衡量，只要有起码的人类良知，就不应再为世界历史上最残暴的屠夫们歌功颂德。以世界人民的空前劫难、我们祖先的滚滚人头，来彰显它们的“旷世武功”，赞美它们登峰造极的杀人本事。

㈤ 求张献忠屠川真相

别搞笑了好吗，那关张献忠鸟事，屠川的事是清兵干得，要是张献忠真的屠了川，清兵至于要到张献忠死后10多年才成功打下四川吗
（1）清兵攻陷大西国是在他死了13年之后（1659年）。假如四川人几乎被张献忠杀光了的话，那就根本不用花如此长的时间。就算张献忠真在四川进行过大屠，那麽可以想象侥幸活下来的老百姓对他应该是恨之入骨，那麽对前来剿灭他的清军肯定早就有敞开大门，欣喜若狂地把清兵当作把自己从恶魔中解放出来的王师对待之心了。就像清兵击败李自成进入北京城时受到北京民众欢迎的那样。
有网友认为四川百姓抵抗清兵和张无关，因为他们抵抗的是异族入侵。可是好不容易才躲过张献忠的“大屠杀”的四川百姓即使不像北京城的百姓那样欢迎清兵，但也应该明白这些清军是来剿灭曾屠杀过他们的亲人、且还在屠杀他们的恶魔，是把他们从这群恶魔中解救出来的“及时雨”吧。再退一步，即使不把清兵看成“及时雨”，即使处于对夷狄的仇恨，那也应该知道他们面对的是击败了“凶恶的”张献忠，且对抵抗者格杀勿论的强大的清军，因此也很清楚假如抵抗这样的军队的话，无异于以卵击石。何况能活过张献忠的大屠杀（如果真发生过的话）的人早已没有了几个，究竟会有多少人拿起武器才能抵抗清军长达十三年的呢？

（2）四川平定后，满清统治者为了把“几乎杀尽四川人”的责任推给张献忠，就利用民间流传下来的“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的口碑，在后面加上七个“杀”字，而且声称这块“七杀碑”就在官署中，以证明其说词可信。
而国内现存两块张献忠“圣谕碑”， 少城公园陈列的碑上，没有一个“杀”字。另一块“圣谕碑”，是1934年由一位英国传教士在四川广汉发现的，后来这块碑被运到广汉公园中展示。而它的碑文正是史料中记载的张献忠“六言圣谕”：“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说的是慈悲的上天赐万物于人类，而人却没有一物可用来报答上天，所以人需要反省。满清的御用文人们，把前段留下，居然把后一句改成了七个“杀”字以宣传张献忠的“残暴”和满清的“正义”！

（3）张献忠是在1644年，即清兵入关的那一年入四川称帝建立“大西国”。而清廷派兵入四川则是在1646年。既然在四川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当然是想经营四川，可一建国就在自己的国家内部开始灭绝性的大屠杀的话，又如何经营他自己的国家？建国的意义又何在？

（4）廷所编的史料说张献忠屠杀了六万万男女，即六亿人，这一看就知道是弥天大谎。有人说那是笔误，应该是600万，即使是如此，如上所述，仍然是一个让人怀疑是否渗入了大量水分的数字。在官方的史实记录里都如此夸张，那麽清廷极力丑化张献忠的行为不难想象。而且，清廷早已稳定了全国，张献忠本人及其残部也早被消灭，即使照实记录、甚至稍有夸张，也不至于影响到清廷政权的稳固。那麽为什麽还要这样做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使得四川“千里无人烟”的真正兇手就是清廷自己。因为这大屠杀的规模太大、死者太多，以至于不得不从湖广一带大批移民到四川，所以无法掩盖，所以就必须把责任推给早已死去了的人，以免其统治下的国人知道真相而影响其政权安定。
种种证据不仅完全驳斥了清史记录所谓“张献忠屠尽四川人”的说辞，而且还有力的把他们对张献忠污蔑的“记录”打回原形，成为他们自己“供述”清军屠杀四川的罪行！

㈥ 屠蜀的张献忠屠蜀

注：关于张献忠屠蜀过程，详见词条张献忠“人物争议·屠蜀”段内容，本段不在大篇幅介绍。
顺治二年（1645年）七月，汪兆麟献策屠蜀。次日，屠城成都，先杀男子，后逼妇女投江，被屠戮者不计其数，《纪事略》中说“不下四五百万”，实际数不可考。不久，又以“特科”的名义，骗四川的乡绅、士子、医卜僧道杂流到成都，后全部屠杀，被杀者万余人。
顺治三年（1646年）年正月，大杀大西军中的川籍士兵，除十四岁以下者全部尽杀。该年上半年，派兵分剿成都府属三十二州县，定例每杀一人，剁两手掌、割两耳及一鼻解验，准一功，妇女四双手准一功，小孩六双准一功。直至五月各地剿杀部队才全部回成都。
顺治三年（1646年）春，张献忠在彭山江口大败于明军杨展，败退成都。
顺治三年（1646年）五月，明总兵曾英进军成都，张献忠遂弃成都，向川北转移。由于受到进剿追击，张献忠于是将成都劫掠一空， 另有一说说张献忠在撤军时，嫌士兵太多于是大戮士兵，并杀尽军中随军妇女，但此说和其他文献想矛盾，较不可信。
当时“张贼屠蜀，民殆尽；楚次之，而江西少受其害。事定之后，江西人入楚，楚人入蜀。故当时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之谣” 。
《圣教入川记》 说张献忠“性情暴虐，每日均杀人。大西的官员本有九百人。张献忠离开成都时还有700人。到他临死时只有25人”。 对于张献忠“屠川”之说，清朝时的书籍中，其可信度有些值得怀疑，有一些历史学家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这些史料多半出自清朝的官方正史和御用文人，有严重的污蔑、栽赃的倾向。 其一，攻占四川意图。 从张献忠的主观意图来看，张献忠入川的本意是要夺取四川作为根据地，既可出汉中定西北，又可下长江定江南，重演隆中对的策划，退则可割据一方，天下有事则坐山观虎斗，天下无事则举蜀而降，也可以封王封侯。1644年张献忠好不容易攻进成都，建立了自己的国家。 建国之后就拼命招徕四川人才，并发布“三年不征钱粮”的政治号召。很难想象他一边建国，一边又大肆屠杀民众而自毁长城。 其二，安抚当地百姓。 以张献忠经营四川的第一年情况来看，“屠蜀”是不符合事实的。1644年，张献忠进军成都时，明朝守土官员曾问张献忠入川的意图何在。使者回答说：“暂取巴蜀为根，然后兴师平定天下。归诚则草木不动，抗拒即老幼不留。”。 所以他在入川初期是非常注重团结所有有可能团结的力量的，打击的对象仅限于与大西政权为敌的官绅，除了抵抗者之外，并不滥杀无辜。
他在攻打泸州的檄文中说：“凡我军士，如有借故滋扰，株连良民，及其他淫掠不法情事者务须从严查办，赔偿损失。”
保存至今的大顺二年（1645）《大西驳骑营都督府刘（进忠）禁约碑》郑重声明：“本府秉公奉法，号令森严，务期兵民守分相安，断不虚假不许擅自招兵，扰害地方；不许往来差舍擅动铺递马匹兵夫；不许地方武职擅受民词；不许假借天兵名色扰害地方；不许无赖棍徒具词诈告，妄害良民；不许文武官员擅娶本土妇女为妻妾。”违者按碑律斩杀。这是张献忠起义军注意纪律的铁证。
与张献忠接触频繁的西方传教士曾统计过，张献忠在成都建立政权之初，“在朝之官统计千人”，而其中大部分是在四川吸收的。至于那些未及入仕的知识分子，在张献忠攻克成都后，或“入学”，或“习举业”，以至于当大顺二年“开科取士”时，“应诏者不下数千”。
如果张献忠入川后发动大规模屠蜀或镇压官僚士子事件是真的话，上述原明官吏转到大西政权寻求保护，或是知识分子在新朝积极考取功名的现象是不可能出现的。而当时的真实情况就是大西军占领四川的初期，各地社会秩序比较稳定，地主豪绅既有攀龙附凤之心，又慑于大西政权的兵威，阶级冲突并不十分尖锐。因此，大西政权采用暴力镇压的措施相当有限，杀人并不多。 其三，“七杀碑”的传说。 例如满清的“七杀碑”传说。清政府说张献忠不仅杀人如麻，还在他杀人的地方立了个碑，碑上写有： “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善以报天， 杀、杀、杀、杀、杀、杀、杀’”。但是，1934年一位英国传教士在四川广汉的一个公共墓地里，找到了一块张献忠立下的“圣谕碑”。碑文上却是： “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说的是慈悲的上天赐万物于人类，而人却没有一物可用来报答上天，所以人需要反省，是劝人畏天行善的，根本就没有一点杀气。而某些御用文人，把前两句留下，后面加上七个“杀”字，来凸显张献忠的残暴，其污蔑、泼粪之意，不言自明。 其四，当地人自发祭拜张献忠。 在梓潼七曲山大庙，是中国第一座文昌帝君庙。奉祀主神自然是文昌帝君张亚子，但在大庙的风洞楼上还塑了一尊张献忠的绿袍像，附近还有有一座张献忠家庙。每年二、八月时，梓潼居民都要到塑像前参拜一番。当地传说是明朝崇祯年间，官逼民反，张献忠领兵对抗朝廷，到了梓潼后，杀贪官、开米仓，解决百姓长期的缺粮之苦，因此虽然朝廷大举围杀张献忠，四川百姓对于张献忠却有拥戴之心。
张献忠死后，当地人为寄托怀念之情，于七曲山风洞楼上，为他塑像，绿袍金脸，甚为威武，香火不绝三百余年。干隆初年，此庙曾经遭地方官砸毁，其后，又有人重塑，但又被官方捣毁，几经反复。张献忠如果屠蜀，当地百姓为何对他如此崇拜？ 其五，清朝“文字狱”的下被毁的真实史书， 自康熙五十年（1711）戴名世的《南山集》案起，历时一百多年，士大夫和老百姓慑于法令的残酷，都不敢私自藏匿张献忠的真实史料，因而那些能证实张献忠生平的翔实材料均被统治者收缴殆尽。《明史·张献忠传》，是根据《绥寇纪略》、《蜀碧》等野史炮制而成。《绥寇纪略》的作者吴伟业，是投诚张献忠后又因罪被张所杀的吴继善的本家；《蜀碧》的作者彭遵泗，是干隆二年（1737）进士，官居御林院编修。他们的书有多大可信度值得怀疑。
而官方编纂的《明史》这部正史都漏洞百出，先是记载蜀地有三百余万口，后又记载张献忠杀了“六万万”蜀人。 其六，张献忠死了十三年后，清廷才平定四川。 1646年，即清人入关后第三年，张献忠在西充县凤凰山多宝寺前中箭身亡后，满人即宣布四川平定。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直到张献忠死后十三年的1659年，清军才攻陷重庆。也就是说，在这十三年中，张献忠余部以及四川人民和清军展开了殊死战斗。对四川人民的这种顽强不屈的抵抗，清军必然采用了残酷的屠杀来征服。“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就是再确凿不过的证据。据《四川通史》，1647年清将张德胜攻入成都被杀后，相继进攻四川的清军有高民瞻、吴三桂、李化龙等部。直到1660年，巡抚佟凤彩始在成都建立官署；直到1663年，清军才真正拿下重庆；直到1665年，川境战事结束，全蜀才完全归于清廷统治。如果张献忠在1646年11月前，就已将四川人几乎杀光，何需清军花费十多年时间去平定？千里已无人烟的四川，又何能抵抗清军十多年？ 其七，被杀人数的肆意夸大。 《续编绥寇纪略》和《明史》说张献忠在四川杀了六万万（六亿）人，这数字明显夸大，当时的中国总人口还不到一亿 ，这些事实说明清政府的宣传存在明显夸大的成分。然而也有人指出“六万万”的意思，其实就是六十万。
尽管历史上农民起义有乱杀的现象，但张献忠屠杀到四川只剩下6万人是不可想象的。
对此，《中国断代史系列·明史》有如下论述： “《续编绥寇纪略》所记的张献忠起义军在川杀人数，绝不可靠。由此推想，旧史书上述几起张献忠起义军杀戮事件的记载，夸大渲染之处肯定存在。但是，关于上述杀戮事件，有多种 史书加以记载，而且除了细节的差异外，基本情况大体相同，这说明这些事件应是确有其事。狭隘的地域观念，使他对四川人产生偏见，从而不仅杀了明朝残余势力，也杀了许多一般绅士，更杀了不少劳苦群众，这便使这类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了反人民 性。由于张献忠之在四川大杀戮，具有反人民性的一面，这便使之严重脱离群众。脱离群众的人是不可能成功的，张献忠之大杀四川人，成为其后来遭到丧命惨败的一个 重要原因。” 在各种各样记载张献忠屠蜀的史料中，最离奇的莫过于毛奇龄《后鉴录》中所谓的“四路屠蜀”： “自成都起由城北威凤山至南北桐子园绵亘七十余里，尸积若丘山。其妇不胜杀，则引絙而批于水。岁丙戍元日，命四将军分路草杀。五月，回成都，上功疏：平东一路，杀男五千九百八十八万，女九千五百万；抚南一路，杀男九千九百六十余万，女八千八百余万；安西一路，杀男九千九百余万，杀女八千八百余万；定北七千六百余万，女九千四百余万。献忠自领者为御府老营，其数自计之，人不得而不知也。”把毛奇龄所记录的四路屠蜀的数字相加被屠杀的人口竟接近7亿。
此外，将屠川责任全推给张献忠一人也是不合理的，造成清初四川人口锐减的推手，清初张烺的《烬余录》说了一大半实话。《烬馀录》记载： “今统以十分而论之，其死于献贼（张献忠）之屠戮者三，其死于摇黄之掳掠者二，因乱而相残杀者又二，饥而死者及二，其一则死于病也。”“献贼”即张献忠，“姚黄”是另一支农民武装势力姚天动、黄龙的部队，“因乱而自相残杀者”，则是指四川地方土豪之间的攻伐。当然，由于这本书是献给康熙皇帝看的，作者不敢指认清军残害川民的状况。
《圣教入川记》却率直地写道： “张献忠灭后，旗（清）兵在川，一时未能设官治理。彼时川人不甘服旗人权下者，逃往他处，聚集人马，抵抗旗兵。如此约有十年。迨至1660年(顺治十七年)，川省稍定，始行设官。所有官长，皆无一定地点居住，亦无衙署，东来西往，如委员然。此时四川已有复生之景象，不幸又值云南吴三桂之乱，连年刀兵不息。自1667年(康熙六年)，至1681年(康熙二十年)，一连十五载，川民各处被搂，不遭兵人之劫，即遇寇盗之害。哀哉川民，无处不被劫掠，殊云惨矣！幸至1681年，匪党盗寇，悉为殄灭。然四川际此兵燹之后，地广人稀，除少数人避迹山寨者，余皆无人迹。所有地土，无人耕种，不啻荒郊旷野，一望无际。”由上述可见，造成清初四川人口锐减之“人祸”，实是张献忠、姚黄农民武装、残明军队、清军、地方土豪、吴三桂叛军等战乱共同肆虐之结果。此外，还有大旱、大饥、大疫、虎害。 清军在四川也是乱杀。清军平定四川2年后，清军因镇压陕西、山西起义，无暇全力顾及四川，1648年四川复反，清军又出兵围剿。刑科给事中陈调元揭，给清廷奏章说入川的清军将领乱杀无辜。
张献忠牺牲后，主要余部由李定国、刘文秀、孙可望等率领南撤，经重庆、遵义，再到云南，于是四川本地各地军阀割据。入川的清军，先后在豪格、鳌拜、吴三桂、墨尔根、李国英、高民瞻的统领下，一方面镇压农民军，一方面与明朝军队交锋。
各军阀名义上效忠南明永历政权，互相之间却征战不休，连年征战更加加剧了四川的惨况，后孙可望又回兵平四川征讨各军阀使四川安定下来，川地生产逐渐恢复。1652年，陕西、山西起义已定，清廷派吴三桂重征四川，吴三桂平四川忠于明朝各军阀，击败南明蜀藩刘文秀，直到顺治十六年（1659），清军攻陷渝城（重庆）后，才算彻底平复四川 ，此间多方势力反复争夺使四川人口再次大规模流失。 清军对人民的镇压非常残酷。在清军与残明军队争夺攻伐的过程中，广大人民也颇受其害。
总的说来清军在四川大规模的屠杀破坏共有三次。第一次是顺治三年（1646年）肃亲王豪格领兵进入四川，镇压张献忠的大西军及南明各地方武装；第二次是康熙时期为了镇压夔东十三家农民军；第三次是平定三藩之乱。
（1）清军首次屠蜀（顺治三年1646年—顺治十六年）。
豪格率领清军入川后第一仗就是在大西叛将刘进忠的引导下，于西充袭杀张献忠。有关张献忠被袭杀后清军的行动，王先谦在《东华录》如是记载“复分兵四出，破贼营一百三十余处，斩首数万级”，依据这则史料多数治史者认为清军杀的“数万级”都是大西将士。然而在《清史稿》中却有不同的记载：“抵西充，大破之，豪格亲射献忠，殪，平其垒百三十馀所，斩首数万级。”
表面上看两则史料并无太大不同，区别只是《东华录》中说清军“破贼营一百三十余处”而《清史稿》中则是“平其垒百三十馀所”。但仔细分析其中却有争议：张献忠是在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被清军偷袭，而且张献忠率军北上目的地是陕西，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固守西充，更不可能有意识的针对清军修筑大量的堡垒和清军打阵地战。按照《清史稿》的记载，清军平的“垒百三十馀”并不是大西军队所修筑的，而是那些在川北与张献忠对抗的乡绅地主所领导的堡垒。清军为了粮食而进攻这些堡垒，张献忠放弃成都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川西因战乱灾荒而缺粮，入川的清军同样面临这一问题，那些堡垒里恰恰囤积着大量的粮食。这一点从清军在简阳地区的掳掠可以得到印证“将地方不分昼夜搜寻要粮，将人吊烧，有粮即放，无粮烧死。”“鞑子将彭玉峰烧得叫唤，竟烧死。”
顺治三年（1646年），张献忠战死，清军“斩首数万计”。 清军打败大西军之后，即将主力调到川东与“摇黄”武装和南明残军作战，“四年八月，遵义、夔州、茂州、荣昌、隆昌、富顺、内江、宝阳诸郡县悉定。” ，如前所述川东并没有受到所谓张献忠“屠蜀”的影响，社会经济状况远较川西为优，然而在这次清军与“摇黄”武装和南明残军作战之后，这里却发生了巨变。
顺治四年（1647年）春，李国英率清军入成都，后留其将张德胜守之，发生内讧。明降将齐联芳杀张德胜，张的部下“多遁回川北”，而齐联芳及其部下一千多人，亦遭清军邀击被杀。于是，“成都空，残民无主，强者为盗，聚众掠男女屠为脯。继以大疫，人又死，是后虎出为害，渡水登楼，州县皆虎，凡五、六年乃定。” 不仅如此，清军还因粮食缺乏，用残酷刑罚，强迫人民纳粮，如顺治四年清兵为南明军队打败，败退过简州时，清军“将地方不分昼夜搜寻要粮，将人吊烧，有粮即放，无粮烧死。”“鞑子将彭玉峰烧得叫唤，竟烧死。”
顺治四年（1647年）十一月，清军因孤军深入，不得不撤出成都，“清将梁一训驱残民数千北走，至绵州，又尽杀之。成都人殆尽。” 由于四川军民的反抗及粮荒，同年年底，清军不得不放弃四川的大部分控制区，向保宁集结，在撤退过程中清军竟大开杀戒，大肆屠杀平民百姓，“十一月，（南明军）遂复成都。清将梁一训驱残民数千，北走至绵州，又尽杀之。成都人殆尽。”， 而后，清军在与南明军的长期相持拉锯中也常常使用类似的屠城手段。
清军甚至还大量地以人为粮，顺治四年（1647年）十二月，清总兵马化豹的《塘报》中说，他带领的清兵攻打樊一蘅、杨展等部明军，“战守叙府（宜宾）已八个月，叙属府县止傕（催）稻谷四十八石、粗米九石，何以聊生？嗷嗷待哺。所部官兵俱将骡马宰吃，日逐禀泣，难堪度日。凡捉获贼徒，未奉职令正法，三军即争剐相食。本职若敢妄言，难泯官兵之口。” 这是清军将领的军情报告。地主阶级诬说农民起义军以人为粮，原来，以人为粮的正是他们自己。
顺治六年（1649年），清军进攻中江、潼川（三台）、射洪，“斩获无算”。
顺治七年（1650年），清军在川北进攻民寨打粮时还是如此残酷“上寨斩杀逆贼百十余人，跳崖跌死者无数，……所获妇女，小子，牛只，器械，分赏有功。”
顺治九年（1652年），清军在保宁“擒斩（王）复臣及伪将等二百余员、贼兵四万余级”。
顺治十五年（1658年），清军攻开州（开县），“阵斩贼二千有余”。
顺治十六年（1659年）八月，高民瞻攻成都，起义军南撤，清军“追至新津河，阵斩及溺死无算”。 吴三桂军驻川南时，也是“骄横日甚，而部下尤淫杀不法”。 至此清军才占领四川大部分地区。
从顺治四年至此的十多年里，满、汉地主在四川大量残害人民，使社会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清将李国英入四川后，接纳阆州生员刘达为其幕僚，并派他到西北去办买战马，这时，他离开了阆中。顺治十五年，刘达返川交差、回到阆中故里后，给李国英的一封信中，对比了离川和回川前后目睹的情况。他写道：“返乎三巴，见乎尸骸遍野，荆棘塞涂。昔之亭台楼阁，今之狐兔蓬篙也；昔之衣冠文物，今之瓦砾鸟鼠也；昔之桑麻禾黍，今之荒烟蔓草也。山河如故，景物顿非，里党故旧，百存一二，握手惊疑，宛如再世。” 这些变化，都是在张献忠牺牲之后，都是满、汉地主在四川的残暴罪行不能算在农民起义军头。
十年后，当吴三桂率军从保宁向重庆进军是看到的是这样一幅景象：“枳棘丛生，箐林密布，虽乡导莫知所从。惟描踪伐木，伐一程木，进一程兵”。 康熙时期 （2）清军二次屠蜀（康熙三年）。
康熙三年（1664年），清军镇压夔东十三家义军是对四川平民的第二次大规模杀戮。夔东十三家义军大多是原大顺军余部，自顺治八年（1651年）离开广西后在川东鄂西建立一块稳固的根据地。义军领袖们在根据地内“招徕抚集，百堵皆作，籍什一之赋而民减租，革盐法之弊而税课豁。” 使以夔州为中心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人民安居乐业。
然而康熙三年（1664年），二十万清军的大围剿改变了这一切，清军在击败四川起义军后，竟采取类似后来日军三光的方式，派出大批兵丁“四山搜剿”，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扫穴无遗类” 。事后清朝四川总督李国英上疏说“数万巨寇，……无一漏网” 。
（3）清军三次屠蜀（康熙十二年到康熙二十年）。
康熙十二年（1673年）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的三藩之乱是四川百姓的第三次大劫难。先是吴三桂军攻入四川大肆破坏，如谭宏部“宏兵络绎不绝，勒索居民，十室九空，或涉深山穷谷人迹罕到之地，尚不得免，……生灵涂炭，怨声满路。” 又如何德部“征调烦苛，怨愁之气，酿成瘟疫，上南之人，死亡甚众。”
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军王屏藩部的北路将军、后被吴三桂封为国公的谭宏就是军纪甚差。整个四川“农苦于徭役，商苦于暴税，兵苦于战阵” 。整个四川已是“民不堪命” 的局面。
康熙十九年（1680年）清军的入川，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川民而言，这并不是解放，而是更大的磨难。清军入川时即遇到了极大的粮食困难，主将赵良栋，王进宝等人不得不向清廷求援，这时被很多人称为“仁君”的康熙酋长却下了一道“就地打粮”的上谕：“惟蜀路运粮，最为重要，宜于所复城池，村落，遍访贼积米谷，悉行察收。” 实际上就是暗示入川的清军，可以随便搜掠财物，荼毒百姓。
有了康熙的纵容，入川的清军便更加肆无忌惮的抢掠财物屠杀四川平民百姓。据康熙十九年（1680年）富顺新任县令钱绍隆《详请禁病害文》中所载：“……路无行人，道惟荆棘，空城不闭，……里甲胥役具皆潜逃不知去向。职随出告示招抚，无如一路逃兵来牵宰耕牛，攫取鸡豚，稻米豆谷，悉皆抛散……即至极幽极深之地，无处不到。如相近内江一路，……兵丁经过，沿村扰害，人民尽逃。近泸州一路，……兵丁驾船抢掠，……一路人见此辈带刀前来，无不骨拆心惊魂胆俱丧也。又泸州，富顺交界之一山最深，其民逃避其间，庶几可持无恐。无如兵之所过，遍山搜寻。其妇女望见惊走，媳弃其姑，母弃其子，童稚不能相随者弃置山谷,越日走视，为虎所伤而死。……（妇女）被兵追及，遭其淫污而死，尸在草野，经月不收……此皆历有地方，姓名可考。……至自流井一带地方，兵马往来日于此焉托处，其灶民皆遁。至威远，荣县数十里之外，床几悉为火薪，稻谷罄于马料，灶民停煎者盖五月矣。种种毒害，惨目伤心，莫可名状。”
这场浩劫一直持续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还未停止，清军“败兵奔驻雅州，名山两地，民间谷豆荞麦尽掠，鸡鸭牛羊尽杀，瓦屋茅舍尽毁。人民无依，悉赴川西谋生。” 这对四川很多地方造成的损害都是空前的。
四年之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朝官方统计四川人口降到只“一万八千零九十丁”这一历史最低值就是直接的反映。
后来雍正自己在一段话里都承认清军屠杀平民对整个人口损失的巨大影响，在雍正谈到清初人口大量死亡的时候，除了把责任归咎到流贼头上，也不得不承认清军的疯狂屠杀行为。

㈦ 张献忠四川屠城怎么回事

顺治三年（1646年）张献忠退出成都时，绝望之下，在四川进行空前的烧杀破坏；

有40万人的成都只剩下20户居民；天府之国四川遭到毁灭性破坏，人口从至少三百万一度锐减到只有八万人，导致后来清朝时期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湖广填四川。

同年10月20日，张献忠在盐亭县凤凰山被清军将领豪格射杀身亡。大西的官员离开成都时还有700人，到张死时只有25人，大多被他杀死。

清代彭遵泗所写的四卷《蜀碧》详细记述了张献忠在四川的残忍至极的大屠杀。

当时的西洋传教士在《圣教入川记》也有相似的记载。沈荀蔚在《蜀难叙略》上说，由于清军进剿追击，张献忠乃毁成都，“王府数殿不能焚，灌以脂膏，乃就烬。盘龙石柱二，孟蜀时物也，裹纱数十层，浸油三日，一火而柱折。

”部队逃到西充时，无百姓可杀，乃自杀其卒，一日一两万人。但也有学者怀疑，四川数百万人究竟是否真是张献忠所屠尽？

四川的人口从明神宗万历六年（1578年）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到清圣祖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估算的一万八千零九十丁（嘉庆《四川道志》卷十七），减少了三百多万人。

㈧ 张献忠将天府之国变成人间炼狱，他为什么要屠杀四川

明朝朝末年，奇葩皇帝纷纷登场，百姓处于混战状态。

据保守估计，当时中国人口至少减少了2000万，其中最严重的是四川，许多地区被屠杀。这背后发生了什么？

15年后，前舜天知府张德地，被任命为四川，总督，他对成都城的景象感到惊讶。这不是天府之国!

他对康熙，说“四川有土没人，根本不是人的视线”，并建议：

似乎没有其他最好的方法来吸引移民开垦土地和重建家园。(《明清史料户部题本》)

因此，为了发展蜀国，恢复人口经济，清廷发动了清朝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湖广填凡欲入川者，将土地亩给

虽然整个移民人口超过100万，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并没有恢复到天府之国原来的水平。

㈨ 为什么四川在古代屡被屠城，造成超过440多万人丧生于战争

四川总是遭难的原因在于：

1、蜀道艰难，避难之所

众所周知，中原一旦发生天灾人祸。中原百姓不是南逃江淮，身入两广，就是北入山西，进陕入川；再或者就是东出关外，登船出海，逃难的每一条道路，总是充满了让人九死一生的巨大风险。

在人们权衡利弊之下，川蜀因蜀道艰难追兵难至，腹地富庶，前景广阔。而成为辈辈百姓逃难的习惯佳选。

3、千里无人区，湖广填四川

伴随着战争胜利一方的高歌猛进，川蜀不过二代谶语响起。四川也人口凋零，千里无人了。新的统一政府，不得不从四川毗邻的湖广，调集人口入川。以恢复四川人气，使的四川再次变为天府之国。

㈩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几次屠城

十四件屠城事件。

1、南京大屠杀

南京大屠杀指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国在南京保卫战中失利、首都南京于1937年12月13日沦陷后，日军在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长达四十多天的大规模屠杀。其中日军战争罪行包括抢掠、强奸、对大量平民及战俘进行屠杀等。一般认为死亡人数超过30万。

2、太平天国起义

洪秀全领导太平天国起义，义军在起义后的六年中，不过牺牲4千余人；然而内讧中的1856年，洪秀全利用韦昌辉杀害杨秀清及亲信6千余人，两个月总共杀了文武官员2万人。

3、清代的白莲教起义（1796-1805）

1786年人口3亿9110万人，起义失败后，人口为2亿7566万人，相互屠杀损失了1亿1千万人口。白莲教起义军在历时九年多的战斗中，占据或攻破州县达二百零四个，抗击了清政府从十六个省征调来的大批军队，歼灭了大量清军，击毙副将以下将弁四百余名。

4、明末混战

从李自成起义到吴三桂灭亡，混战五十四年。明末人口为一亿，到清世祖时全国人口只剩下1400万人了，锐减了80%多，损失人口8000多万。

5、末混战

元人陶宗仪所着的《南村辍耕录》里说，“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军嗜食人，以小儿为上，……或使坐两缸间，外逼以火。或于铁架上生炙。或缚其手足，先用沸汤浇泼，却以竹帚刷去苦皮。

或盛夹袋中，入巨锅活煮。或男子止断其双腿，妇女则特剜其两乳，酷毒万状，不可具言”。人肉曰‘想肉’，食之而使人想也。“淮右之军”即朱元璋之军，这个吃人上瘾的军队，何尝考虑过民意。

(10)历史上四川怎么屠城扩展阅读：

其他屠城事件：

1、秦末农民战争

从公元前195到公元前205年西汉建国初期，共历十年。秦朝末年有2000多万人，到汉初，原来的万户大邑只剩下两三千户，消灭了原来人口的70%。

2、西汉末年混战

公元2年全国人口5959万，经过西汉末年的混战，到东汉初的公元57年，人口2100万。损失率65%。20年间，西安的人口从68万减到28万，大荔从91万减到14万，兴平县从83万减到9万，绥远县从69万减到2万。

3、西晋八王之乱

从公元291年开始，先后有汝南王亮、楚王玮、赵王伦、齐王、长沙王、河间王、东海王越及成都王颖八王为争夺皇位，在洛阳相互攻杀，战乱历时十六年之久，死亡人口达数十万人，许多城镇均被焚毁，史称“八王之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