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影响力最大的历史学派是什么

⑴ 历史学派的各国学派

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为李斯特。此后罗雪尔将以萨维尼（1779～1861）为代表的法学研究中的历史方法，应用到经济学方面，奠定了这一学派的基础。继之有希尔德布兰德（1812～1878）和克尼斯（1821～1898），形成了旧历史学派。1870年后，由于工人运动和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在旧历史学派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以G.von施穆勒为首的新历史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L.布伦塔诺（1844～1931）和A.瓦格纳（1835～1917）。20世纪初期从内部批判历史学派，并促进历史学派的解体的主要人物有韦贝尔（1864～1920）和桑巴特。
19世纪前半叶，英国完成了产业革命，获得了世界工厂的地位。A.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代表了英国产业资本的利益，而德国还处在封建割据的农业国阶段，为了发展德国本国的工业，对来自英国的工业品，必须采取保护贸易政策，并在意识形态上对抗英国的斯密理论。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1841）一书中指责英国古典经济学不强调经济生活中国民有机体的重要，是“世界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经济学。他的国民经济学则强调经济生活中的国民性和历史发展阶段的特征。他反对古典学派的抽象、演绎的自然主义的方法，而主张运用从历史实际情况出发的具体的实证的历史主义的方法。在经济理论方面，李斯特提出发展国民生产力的理论，批判斯密的单纯“交换价值”的理论。在经济政策上则主张采取国民主义和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李斯特的这种历史主义的经济发展阶段论，形成了德国历史学派的传统和基本特征。 美国历史学派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创始人为人类学家F.博厄斯，这一学派主要盛行于1890年至1930年，但其观点和方法一直影响到当代美国民族学界。该派以实证主义为其方法论的哲学基础，主张对具体的文化现象进行详细的收集、整理和分析研究不主张过早地作理论概括。他们宣称人类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1）重建人类发展的历史；（2）决定历史现象的类型和它们的历程；（3）探讨文化变迁的动力。19世纪末，正值进化学派和传播学派针锋相对之际。博厄斯对两派学说均持批评态度，但其批评的重点是摩尔根和进化学派。
这一学派以实证论和经验论为基础、强调对具体事实的描述和记录，认为这是“历史的方法”，而坚决反对摩尔根所作的理论概括，认为他的理论体系是“思辨的方法”，完全不可取。
R.H.罗维所着《初民社会》 （1920）是批评摩尔根的代表作。历史学派也批评传播学派、尤其反对“埃及中心说’。然而，他们同样把文比看作是超社会的，否认文化发展的普遍规津、所提出的概念“文化区”、“文化丛”与传播学派的“文化圈”、“文化层”虽形式不同，实质却相去不远。他们认为可将文比分解到最小单位、即“文化持质”，若干文化特质结合构成一个文化丛、与之相适应的地域即“文化区”。
他认为民族学家研究文化应该从文化特质人手。标准文化特质多的地方为文化区中心，属于独创；文化特质少的地方为外围，属于传播。博厄斯及其许多追随者具有鲜明的反种族主义立场、并从科学上论证了种族平等和民族平等思想，曾为反对欧美中心主义和种族压迫进行了坚决斗争。

⑵ 西方有哪些着名的历史学家以及他们的史学思想是什么

古希腊，希罗多德（Herodotus）（前484年?—前425年?），《历史》，历史之父
古希腊，修昔底德（Thucydides）（前460年?—前400年?），《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罗马，尤利乌斯·恺撒（Gaius Julius Caesar）（前100年—前44年），《高卢战记》和《内战记》
罗马，李维（Livy）（前59年—17年），《罗马史》
古希腊，普鲁塔克（Plutarch）（46年?—120年?），《希腊罗马名人传》
罗马，塔西佗（Gaius Cornelius Tacitus）（55年?—117年?），《编年史》
英国，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年—1794年），《罗马帝国衰亡史》
德国，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年—1886年）
德国，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年—1895年），《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德国，戴布流克（Hans Delbrück）（1848年—1929年），《战争艺术史》
英国，丘吉尔（Sir Winston Churchill）（1874年—1965年），《英语民族史》
法国，费夫尔（Lucien Febvre）（1878年—1956年），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
法国，布洛赫（Marc Bloch）（1886年—1944年），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
英国，阿诺尔德·约瑟·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1975年），《历史研究》
法国，布劳岱尔（Fernand Braudel）（1902年—1985年），年鉴学派第二代学者，《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美国，费正清（John K. Fairbank）（1907年—1991年）
德国，戈洛·曼（Golo Mann）（1909年—1994年）
美国，L·S·斯塔夫里阿诺斯（L.S. Stavrianos）（1913年—2004年），《全球通史》

⑶ 曼彻斯特学派

你好。

问题：曼彻斯特学派--请介绍下历史上的这个学派

回答：Manchester School (即自由贸易学派)

曼彻斯特学派鼓吹自由竞争,主张自由经营，反对国家干预.鼓吹把国家行为减到最低限度.曼彻斯特学派以斯密和与李嘉图的理论为基础，鼓吹自由贸易的好处,宣扬自由贸易，鼓吹经济全球化.
权威的《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评价说：“如果对曼彻斯特学派给予简单的描述，那可以说，它是消除通向市场道路上主要障碍的一次卓越而成功的努力。”

1836年，一场来势汹猛的涨价浪潮席卷英国，物价上涨，失业增加，社会陷入混乱。这种混乱的巅峰是爱尔兰大饥荒，单是1847年冬天，就有25万人被饿死。跟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饥荒一样，它更多地是人祸，而不是天灾。在出现歉收的时候，商人们却不能通过进口来缓解供应不足。相反，国内本已短缺的粮食，却因为政府的鼓励措施而继续被用来出口。制造这种反常局面的，就是臭名昭着的英国《谷物法》。《谷物法》所依据的是重商主义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限制、甚至禁止外国产品进口、而鼓励本国产品出口，可以增加本国的收入，保证本国粮食供应。从17世纪开始，英国就逐步施行这种政策。

1776年，斯密出版《国富论》，对这种贸易限制法令提出批评。

进入19世纪，随着农业人口大量转移到城市，粮食问题引起人们普遍的关注，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所描述的情形令人恐惧，而政府想到的方法，却仍然是片面地鼓励、保护本国的生产。1815年，保守的托利党人颁布了更加严厉的《谷物法》。其目的在于通过禁止出口，推动谷物价格上涨，从而鼓励国内生产。

后来，在各方压力下，这项法令逐渐增加了点灵活性，比如用高关税取代完全禁止。但其实质并没有改变。《谷物法》施行的结果是，粮食消费者(事实上也就是所有人)的利益被牺牲了，新兴的工业也因为成本上涨而受到损害，惟一得益的是农场主。
曼彻斯特学派攻坚《谷物法》
曼彻斯特自由主义学派应运而生。其领袖人物是理乍得·科布登和约翰·布赖特。他们以不懈的热情和高超的组织能力摧毁了重商主义这个堡垒。他们深刻地意识到，《谷物法》已经对工业发展和消费者福利构成了损害，必须废除这种恶法。
1838年，他们创建了反《谷物法》联盟。这个联盟包括形形色色的人物和组织，有工商业主，有政治激进分子，有功利主义者，有自由主义者，也包括广大的普通工人。这个联盟是一个传播自由贸易思想的庞大机器。

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

19世纪20—50年代，曼彻斯特是自由贸易派的宣传中心。该学派提倡自由贸易，要求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原则，要求减免关税和奖励出口，要求废除有利于土地贵族的、规定高额谷物进口税的谷物法

1839年曼彻斯特的自由贸易派建立了反谷物法同盟40年代和50年代，自由贸易派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后来成为自由党的左翼。

⑷ 什么是伯明翰学派

2002年6月，英国伯明翰大学校方关闭了该校的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一时在文化界和学术界掀起轩然大波。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的前身是被国际公认为文化研究发源地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简称CCCS)，与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鼎立而被称为伯明翰学派(Birmingham School)。许多具有国际声誉的从事文化研究的知名学者如Raymond Williams、Stuard Hall、Tony Bennett、Janet Wollacott、John Fiske等都曾经在这里工作过，并且伯明翰学派曾一度成为文化研究的代名词。伯明翰大学校方的这一决定尽管引来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抗议和批评，但学校并未收回成命，该系最终还是于原定时间被关闭。

Gargi Bhattacharyya博士和许多在CCCS工作过的学者一样是一位非英国血统的英国人，一直在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学习和工作，可谓伯明翰学派的最直接传人，曾出版Tales of Dark－skinned Women，Race and Power，Sexuality and Society等书，并长期从事种族主义、全球文化和性与性别研究。该系关闭后，她成为少数被校方挽留分配到其他系工作的教师中的一个。在该系关闭一周年后，张华在伯明翰大学就有关文化研究的一些问题对她进行了访谈。

▲Gargi博士，一年前伯明翰大学的文化与社会学系被校方关闭，影响波及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的文化研究领域。据媒体报道，校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根据学校实行的末位淘汰制评估体系，该系没有达到学校要求的分值，而之所以没有达到这样的分值，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该系没有给学校带来足够的经济效益，也就是说没有足够的生源。换句话说，即文化研究在今天的英国并不受欢迎。这是否意味着文化研究已经因不合时宜而到了穷途末路，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

●前身为大名鼎鼎的伯明翰学派的文化与社会学系的被关闭，确实招致学术界的强烈不满和抗议。按照学校从去年开始实行的5星制评估体系，文化与社会学系的得分是3A，学校当然有理由关闭它。至于这个评估体系的具体指标，我们不得而知。当然，文化与社会学系甚至整个人文学院，不能像其他院系特别是一些工科院系一样取得巨大的经济效益，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不能就此认为作为一个独特学术领域的文化研究就没有了前途，没有了市场，更不能说，具有国际盛名的伯明翰学派不再具有影响力。实际上，不但文化研究在许多国家方兴未艾，任何有关文化研究的书籍都必然提到伯明翰学派，而且，即使在该系被关闭的前一个学期，我们仍有200多名本科生，同时，仍有600多名学生在申请进入该系。在该系被关闭的这一年多时间里，原属该系的学生们对文化研究的兴趣依然非常浓厚，而且他们被归并到其他系后仍在读文化研究的课程。在我看来，不仅不是文化研究没有了前途，相反，在这样一个媒体汇聚的时代，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文化研究。当然，如果撇开伯明翰学派所倡导的文化研究的影响力和研究方法，而仅就伯明翰学派本身来讲，有人说它已经走到了尽头也有他们的理由。

▲回顾文化研究的历史，它作为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在英国是如何兴起的呢？

●我倒想反问一下。我想，文化研究在英国和整个欧洲兴盛的时候，它在中国可能并不为人所知。而如今，文化研究是如何在中国兴盛的呢？

▲据我所知，当代意义上的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兴盛首先是在大学的中文系。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有一位非常年轻的知名教授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说，文学不仅应当包括小说、诗歌、戏剧等文本作品，而且应当涵盖电影、电视、电脑等等一切文化现象，一切精神文化产品都是文学作品，所有精神产品和文化现象都是文学理论应当涉猎的范围。他的课程受到学生们的广泛欢迎，这一说法不仅给徘徊的文学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和活力，大大拓展了文学理论的视阈，同时也带来了文化研究的热潮。

●这与文化研究在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兴盛几乎是一样的，伯明翰学派的许多着名学者都是搞文学出身的，比如它的先驱Raymond Williams就可以说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文艺理论学者，不仅着有Marxism and Literature、Keywords、Culture and Society、The Long Revolution、City and Country，而且写过剧本。我的本科也是英国语言文学系。正因为文化和文学不应有一个刻板固定统一的模式，所以才会对文本阐释的相异性产生如此广泛的兴趣。媒体的受众更会制造出不同的标准和评价体系。人们对大众传媒有着巨大的担心，认为它是如此地邪恶和堕落，它让人们拜金，让女性沉沦，让少数人群受歧视……在这个国家(英国)许多非常兴盛的媒体，展现给人们的其实是极端无价值的观念形式。就像你看到的《太阳报》，至今也没有任何的改观，于是公众分析而得出结论，“难怪英国工人阶级没有革命潜力，他们都在那里观看性生活片和阅读《太阳报》，他们因已经被这些东西洗脑而丧失热情。”而同时也有人说，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会被真正洗脑，没有任何一个人、一种媒体甚至一个制度可以真正成功地为人洗脑。我也读《太阳报》，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想从中获取什么。人们总是怀疑《太阳报》信息的真实性，也经常嘲笑它煞有介事的报道方式，但人们同时又很津津乐道。读者和观众用一种流行和现代的形式转述不同来源的信息，以此作为回应并使其物质生活及整个身体具有意义。于是，会有人说，“看，公众自己解释了意义，制造了意义”。事实上，你所告诉他们的分析思考方式是不会起到你所期望的作用的。这是一种软体的文化革命。多少人需要接受再教育？又怎么可能让每个人都接受统一的再教育，每有一种观念，你就不得不重新开始一次，这是不可企及的。

当时，人们谈论伯明翰学派时，是在谈论一个时代，我认为，直到上世纪80年代早期，人们仍然按照这样的方式在生活。文学阐释的方法实际上是一种文本阐释和带变性社会语境阐释的混合，这是深层的文学研究。理解这一日常文化格式的唯一方法是和人民大众生活在一起，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也就是我所说的人类学的方法。真正了解民众所思所想，所信所崇，所忧所患，绝不能只看只听他们当着你的面说什么，而是要身处其中。

▲英国的文化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严肃正统凝重，或者说贵族气绅士化，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方法和人类学方法就是要打破这样一种做派？

●正是如此。可以这样说，文化不能再是精英文化，它应该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它应该是大众的，平民的。

实际上，伯明翰大学可以位于伯明翰，但它并不意味着它跟伯明翰这座城市有任何的联系，只不过我们的脑袋在Muirhead Tower(伯明翰大学主校区内的一幢综合教学楼)，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属于那儿，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也同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尽管我们是知识分子，更重要的是我们是人，是普通人的一种。所以，可以说我们就生活在人类学的处境当中，人类学是本不应忽略也无须强调的。

▲提到文化研究我们总是将伯明翰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相提，它们之间有怎样的关联呢？

●尽管法兰克福学派对伯明翰学派的影响是很大的，但是，它们的角度有很大不同。当人们谈论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时，总是爱着重于理论的层面，这方面人们谈论得很多，但我想这种不同在很大程度上还表现在历史的语境上。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写作主要是在纳粹大屠杀这样一个独裁文化阴影下进行的。希特勒之前，德国民众有着一段时期的文化自由，后来的历史也可以说是民主选择的结果。所以，很多人在思考到底错在了哪里。当时的群众文化实际上成了一种让人们热情接受滥用权力的方式。后来，好莱坞电影和其他流行文化可以让人们不再去思考，这虽不是给人们洗脑让人没有思想，但它是让人们不要集体思考，是另一种轻松形式的法西斯主义养料或麻醉剂。所以，置于一定语境下，他们对人们毫无拒绝之意的流行文化是持否定态度的，认为这同样可能带来厄运。在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英国伯明翰学派对此略有不同。可以说，英国伯明翰学派对文化工业更感兴趣。文化工业成为一切政治形态的核心，它们非常强大。我们同时也在思考，真的所有的好莱坞电影都会把人变成被动的机器人吗？答案是否定的。因而，我们试图借鉴法兰克福学派的某些概念来思考英国民众一直在寻找反抗空间这样一个语境，在这样一个空间，他们进行了再创造，创造了他们自己的社区，自己的亚文化圈。

马尔库塞和本杰明具有更加自由的思想，他们认为另一种文化是可行的。物质主义没有给人作为人的空间，这似乎是来自自由主义的声音，但在我看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当中始终存在着一个非常马尔库塞的主题，他们说，“是的，我非常看中我的物质满足程度，但这并非我的所有需要满足的欲求，我还有精神愉悦生命快乐生活幸福和作为人超越这种需求层次的愿望，获得了这些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满足和自由”。因此，法兰克福学派对性革命很有兴趣。同时，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极有滑向法西斯主义的可能，他们的头脑当中一直有“好莱坞影片就是贩卖独裁和垄断”的观念，这从历史的经验不难得出结论。战后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美国难民，他们思考什么是真正的自由状态，包括真正的摆脱市场和工作束缚的身体解放和性自由。阿尔多诺不喜欢Popular Culture，他和马尔库塞不同。

伯明翰学派是完全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的，但它是相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这张伞下融会着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所以，许多人尽管同归于学术上的马克思主义，但可能属于不同的流派，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有一段历史不能被忽略。1968年革命的年代，革命风暴席卷了西欧甚至美国。工人阶级、普通百姓和大批学生走上街头，他们异常地乐观、积极和兴奋，然而结果并非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令他们非常失望。大学的学者、理论工作者不得不反思自己。我们的分析错了吗？我们拥有正确的理论和广大的群众，但我们还是失败了。因此，这给我们留有巨大的思考空间，去思考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传统，去思考如何适应现实的政治语境。

1968年之后的几年对英国来说仍旧是艰难的时代。经济发展异常迅猛，尽管并非每个人都能马上直接从中受益，但人们开始感到生活正在变好，正在变得越来越富裕，人们突然得到了他们的父辈做梦也没有想过得到的东西。Popular Culture也开始流行，英国在人们心目中突然变成一个很有希望的国度。然而，紧接着，1973年的石油危机，又将英国和许多西方国家抛入艰难境地，出现许多工业争端，大批劳工组织相当不满并开始罢工，英国似乎一夜之间就能被摧毁。很多大城市出现腐臭的垃圾，人们意识到，如果工人阶级对生活状态不满，生活质量就会改变。而且，当时的货币也很不稳定，很脆弱。此前的乐观和幸福的生活昙花一现之后，似乎从未有过地离他们远去。这时的知识分子开始了进一步的思考：如何生存？日常文化空间是什么？反抗的空间在哪里？当人们特别是女性对他们的权利拥有危机感时，如何重新组织群众运动或任何形式的运动？经济危机时期，人们更容易走向右翼意识形态，因而，种族主义巨增，各种类型的种族冲突不断。人们不仅用马克思主义传统来分析，同时也受到其他哲学人文论争的广泛影响，比如，后结构主义。当然，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欧洲人接触更多的可能还是前苏联意义上的，而非中国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

▲您谈到后结构主义，那么，这方面的研究以及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研究在伯明翰学派中是怎样一种情况？

●关于后结构主义我想强调这样一点看法。很明显，在英国无论多么权威的文化观点和见解，意识形态，都不可能被灌输，被完全接受，因为，对任何文化进程的阐释和描述永远都会伴随预见不到的现象和因素，任何语言都是不确定涵义的载体，对同样的客体会有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见解，这来自于后结构主义的影响。当我看到印在纸上的“太阳”两个符号，它并不能告诉我任何意义，其他事物包括没有提到的事物也许可以告诉我，在纸上并未出现的符号的涵义，可以通过这些结构来理解。

女性主义是伯明翰学派的一个重要主题，它与性的革命是有关联的。这个进程是非常坎坷的，作为女性我们还在继续为之奋斗。女性不应有生理的疲倦，好的避孕方法对女性非常重要，这样可以减少我们对怀孕的恐惧，而一旦怀孕就意味着退出了生活。女性需要自治，自我控制生育，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反对性进步而处处依靠自我。问题的关键实际在于人和人之间如何相处，如何生活在一起，在我们懂得这一切之前，何以获得性自由和其他一切自由？上世纪70、80年代关于女性主义的争论在伯明翰学派当中是异常激烈的，许多人写了大量文章。性别是重要的社会结构成分，理解和认识社会必须研究女性独特的经历和心理世界。上世纪70、80年代许多女性主义者投入政治运动当中，女性主义的学术和政治运动给包括文化研究在内的一切思想领域带来巨大撞击，尽管有人会痛恨它，但他们却不得不去思考它、重视它。女性主义的主题使文化研究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影响。

后殖民主义是近些年提出的概念，对它的研究可以说在英国才刚刚开始，它更多地局限在文学领域，文学批评家或历史学家会更多地运用这一概念，自然，它会对文化研究产生影响。伯明翰学派早年曾关注过种族和民族问题，现在有少数学者在研究英国的少数民族起源问题。

伯明翰学派中的许多人是非常反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因为，我们认为所谓多元文化只不过是对种族主义的一种忽视或掩盖，是用一种表面上的平等掩盖不平等的事实，很容易麻痹人，更何况，对于反对种族主义来说，只有多元文化是不够的。事实上，这个问题目前在英国又一次被提了出来，人们反对很多电视节目和其他媒体刻意伪装的多元文化宣传。

▲在访谈即将结束时，我想回到我们开始时的话题。在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被关闭之后，着眼于当前的格局，伯明翰学派何去何从？

●我认为文化研究作为一个学科是一个相当特别的领域。伯明翰大学文化与社会学系的关闭，似乎意味着关闭了文化研究的大门，文化研究已经成为了过去，已经封存为一段历史，所以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反对。但是，正像我开始所说，也有很多人认为它的关闭促使我们去更多地思考和反省。一方面，许多学科比如社会学、传媒学、地理学、文学等等深受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的影响，读有关书籍和文章你很容易发现其研究的方法、观点和思想带有明显伯明翰学派色彩，而且在更广阔的历史语境中形成交叉学科。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巨大影响和作用自然不容忽视，它的思想和理念已被众多学者所接受和采纳，同时，它也超越了学术的范围而扩展到很多人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在今天这样一个新的每时每刻充满急遽变化和恐惧的时代，我们确确实实应该冷静地来重新评估伯明翰学派。我们目睹了9·11和伊拉克战争，人们失去了安全感，身陷纷乱、冲突和恐慌，新保守主义和新帝国主义在重建世界格局，人民是何反映，人民如何生存不可避免地应该成为文化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不应停留在“这是什么”和“去还是留”的问题上，我们需要给文化研究重新定位。在我看来，伯明翰学派的文化传统是思考普通百姓对生活的反映和生存状态，我们需要用这一传统来继续思考在这样一个更加艰难和更加充满恐惧的现实处境下普通百姓的生存问题。从哪里寻找最基本的人权？哪里是我们作为人的生存空间？如何能让我们时时刻刻对邻居放心？如何让我们不对每个长着拉登一样胡子的人心存戒备？这就是英国的大众文化。这项工作在英国的文化研究中已经有许多人着手。我想，文化研究仍旧有很强的生命力，有很宽广的研究领域，再比如，INTERNET，新科技对人类日常生活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有人称之为新的殖民，它不仅重塑人们的生活，而且重塑人们的意识和思维方式。这些都可以毫无疑问地纳入文化研究的视野。

⑸ 英国新社会史学派有哪些历史学家

新社会史学派，也称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是二战后西方新史学的一个分支，也是国际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的一部分。这个学派有一批卓越的历史学家，写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历史着作。欧洲史学史专家、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教授伊格尔斯在70年代曾说：新社会史的诞生“是近15到20年来历史编纂学方面最重要的发展”。它不仅对欧洲，而且对国际史学界(包括美国、中国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社会史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是莫里斯·多布、罗德尼·希尔顿、克里斯托弗·希尔、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和E.P.汤普森夫人，等。——基本常识篇。

⑹ 新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

1832年进入莱比锡大学学哲学、历史和语言学。1836年任布雷斯劳大学历史学讲师，1839年任教授，1841年转到马尔堡大学任国家学教授。1844～1845年任该校校长。1846年因在伦敦参加了德国共产主义者俱乐部的活动，被免去职务。在三月革命期中一度任议会议员，以后亡命瑞士在苏黎世等地大学任教。1862年和J.康拉德教授(1839～1915)一起创办《国民经济学与统计学年鉴》。他本是历史学家和统计学家，和罗雪尔一样也是从历史国家学的基础，进入到经济学的研究。但他未能完成他自己的在经济学方面独自的体系和方法。他平生关心国家的行政和政治，曾从事铁路建设事业，成立储蓄银行以及寡妇年金金库，设立统计局等。1848年他出版了《现在和将来的国民经济学》(第一卷),从对过去经济学说的发展过程的分析,开始研究现在和未来的经济学，表明了他既不同于古典学派又不同于社会主义的立场。该书序言说要将经济学改造成为各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科学，使经济学对国民经济生活的认识，要采用历史语言学的方法。他的1863年出版的《国民经济学的当前任务》，叙述了他的方法。但是，他的历史语言学派和罗雪尔的历史法学派都是19世纪中叶反启蒙思想，反理性主义的思潮，它们强调民族固有的民族精神。
希尔德布兰德介绍过社会主义者恩格斯和 P.-J.蒲鲁东的学说，他指出，妨害德国的政治和经济的统一和发展的原因，以及福利的最大障碍，显然是由于贫困。因此经济学的任务在于认识国民生活的经济方面来解决贫困问题。他指出，经济发展阶段的过程是实物经济、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他企图借信用来消除贫困，他把信用经济阶段理想化，看成为道德的平等的世界。他指出，贫困者可以借助信用的力量而获得资本，从而解决贫困这个社会问题。 克尼斯生于德意志黑森的马尔堡，曾学习神学和国家学。1846年任马尔堡大学讲师。1855年任弗赖堡大学国家学教授。1861～1865年在巴登国会任大学选举的议员。1865～1896年任海德堡大学教授，直至去世。他的主要着作有《历史方法观的政治经济学》(1853)。他批判斯密的理论是一种世界主义、永恒主义、理论的绝对主义，忽视了各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差异。他称自己的经济学是相对性原理，也就是研究国民经济生活发展，是经济学的特殊课题。他不同意李斯特、罗雪尔和希尔德布兰德的历史发展阶段理论和假设，而强调必须通过类比，去探索国民经济现象的规律性。他反对用单一的公式来规定经济生活发展的因果关系，认为各国国民经济不存在共同的发展规律，而各自有它的特殊的具体的发展进程。他指出，这种经济学只与人类的或某一国家或民族的历史中某个时代有着有机的联系。它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和特定的国家或民族等条件的制约下产生，同时又随它们的变化而变化。经济学要从历史的生活中探求其理论基础，它的结论只有用历史的方法来引导解决,经济学的一般规律,不外是历史表现的说明和真理进化的表现。经济学理论的绝对主义只能适用于某一特定历史阶段，因为它本身就是时代的产物，因此，不能将某一时代的经济理论看作是完整无缺的，是最后的东西。
他强调研究经济现象、经济生活必须与其他各种文化现象结合，而不能采取孤立的抽象法。他特别强调历史的统计的考察，主张归纳法才是经济学的方法。他指出经济学既不是精神科学，也不是自然科学，而是以第三种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克尼斯是路德派的新教徒，他的历史方法以精神因素为动力，有浓厚的宗教信仰。他是新历史学派伦理主义的先驱，其货币理论属于金属主义。 生于德国的埃朗根。1853～1857年在格丁根及海德堡大学学习法律和国家学。1858年任维也纳商学院教授,1863年转任汉堡大学教授,1868年转弗赖堡大学、1870年转柏林大学任教授，讲授财政学、经济学和统计学。初期受英国古典学派影响,主张自由主义,以后参加了社会政策学会,支持O.von俾斯麦(1815～1898)的政策，并组织基督教社会党，既反对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又反对马克思主义，提倡J.K.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1805～1875）和F.拉萨尔的国家社会主义。他的主张主要体现在他的财政学体系中。在1872年出版的《租税纲领》中，他宣称其租税纲领是他整个社会改良纲领的最本质的实践纲领。他的主要着作有：《政治经济学读本》(1876)，《财政学》(1877～1901)，《政治经济学原理》(1892～1894)，《社会政策思潮与讲坛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1912)等。
瓦格纳将国民经济划分为三类组织：①营利性经济组织;②慈善性经济组织;③强制的共同经济组织。其中强制的共同经济组织位于个别经济组织之上，它必须保障历史所赋予国家的历史任务得以完成。他认为国家经费是生产性的，它将转移到国民每年生产的总值中。他提出累进税制，主张国家经费膨胀的法则。他强调国家救助是社会改良的主要支柱。他的国家社会主义排除劳工阶层的参加，主张先上层，后下层，认为劳工阶层是国家社会主义政策的受益者。他认为社会政策只不过是消除分配中的弊害。他不承认自己仅仅是讲坛社会主义者，而自认为是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的门徒，是国家社会主义者。 一般称他为新历史学派左派或自由派。他曾就学于都柏林、慕尼黑、格丁根、海德堡和柏林大学。1871～1872年发表了《现代工会》。1872年参加筹备社会政策学会的成立，1872年任布雷斯劳大学副教授，1882年在斯特拉斯堡大学任教，1889年转至莱比锡大学，1891年又转到慕尼黑大学任教授，讲授经济学、经济史及财政学，直至退休。他的主要着作还有《历史中的经济人》(1923)、《英国经济发展史》(3卷,1927～1929)、《劳动时间、工资与生产的关系》(1876)等。
布伦塔诺的根本立场是主张劳工的团结自由。他指出，劳动力在现代科学中是商品，有它的时代的特殊意义，工会的首要任务在于使工人从不幸的境遇中解放出来，保障最低生活费用的工资水平。他反对工资基金说，指出工资的源泉不在于企业家的流动资本，而完全在于消费者的购买力。他指出，提高工资、缩短工时，绝不影响工效，反而可以促进企业家采用机器，工资最高的工人反而会成为最廉价的工人。他反对政府的强制保险，主张工人自己管理失业保险。在农业和商业政策方面，他主张自由主义，土地可以自由处理。他和瓦格纳不同，他主张由下而上地推动社会改良。
布伦塔诺指出，工会的要求构成资本主义的组成部分。他不反对资本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使社会获得了进步，市民获得了从封建制度下解放出来的人身自由，有了人格的尊严和保障。他虽然也承认劳动力作为商品的不利之处，不出卖则不能生存，但是他主张工会的任务在于使劳动力这种商品获得有利的出售条件。他提倡社会政策的自由主义，维护古典经济学自由主义的影响和从个人主义利己心出发的社会改良主义的立场。 新历史学派的典型代表，他和瓦格纳、布伦塔诺不同，要求中间阶层，即处于大资本与工人阶级之间的中小企业、中小商人、自耕农保持独立自主的稳定地位。施穆勒的中派或保守派的立场以及他的妥协折衷主义的性格，极为鲜明，最后终于投降到俾斯麦的反动统治的一边。他要维护的中间阶层，以后发展为由近代大工业的发达所产生的新型的熟练工人、经营辅助人员、经理及工头、职员、白领阶层、公务人员等，他认为要维护资本主义秩序的稳定，必须维护这个中间阶层。他所主张的社会改良，主体力量是有机体的国家、道德的国家、社会的君主制的普鲁士国王、有能力的公正的官吏，还有所谓贫者之君王。施穆勒始终一贯地站在中间，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他的社会改良的方法论。他和瓦格纳不同，瓦格纳站在容克与俾斯麦一边，与新兴产业斗争，而施穆勒则与资本家妥协，忠于普鲁士王朝，对容克持批判态度。
解体及其影响 随着1890年俾斯麦的下台和取消反社会党人法，新历史学派存在的基础开始动摇，进入了衰退解体的过程。1883年奥地利经济学家C.门格尔发表《关于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方法的研究》，批判历史学派不能区别理论科学、历史科学和政策实践的关系，将经济现象的历史记述和经济理论的历史性相混淆,在方法论上缺乏理论分析和抽象,陷入了世俗的经验主义，因此缺乏精密的方法，放弃对精密法则的研究。门格尔强调理论经济学正像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学、化学一样，主张理论是经济学的中心，而历史只不过是它的辅助。施穆勒立即在《施穆勒年鉴》上发表了反批判文章《国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1883)，接着门格尔又针对施穆勒的文章，发表了《德国国民经济学中历史主义的谬误》(1884)，施穆勒不予回答。他们二人之间的争论虽然就此结束，但在双方门下弟子之间却持续了20多年，学说史上称之为方法论论争。从此以后，历史学派逐渐衰落解体，而完成这解体过程的还有待于历史学派内部韦伯的批判，即价值判断论争。 1904年发表了《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深刻地批判施穆勒将伦理道德和经济借科学的名义混合在一起，用道德和法律来挽救经济生活中由于利己心所带来的弊端，这是在科学中渗进了价值判断。他科学地指出，在社会科学中应该将经验的认识与价值判断加以区分，作为经验科学的社会科学，任务在于寻求客观真理。至于希图发现理想和规范，为实践寻求对策，这属于主观的价值判断问题，这里有无数的不同的价值观在斗争，只有让人们自由去选择和评价处于诸神斗争中的各种价值。这即是韦伯所揭示的价值的自由性。他还提出理念型作为社会科学方法的基本概念，指出用这个基本概念和方法可以保持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和价值的自由性。施穆勒在1911年《国家科学辞典》第八卷中,进行了反驳,施穆勒认为各种对立的价值判断是阶级利害对立的表现，而历史的最终目的在于协调、统一在共同福利这一理想上，按照这个理想可以对各种价值判断作出共同评价。韦伯把这种主张讥笑为伦理的进化论，平庸之至。桑巴特、布伦塔诺等都支持韦伯的主张，桑巴特在《现代资本主义》（1902）一书中，则运用他自己的发生论的、体系论的方法研究经济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出现了空前的通货膨胀，历史学派缺乏理论,束手无策,许多经济学家都纷纷脱离历史学派，历史学派终于解体。德国的社会政策学会也在1935年被纳粹党所镇压而解散。

⑺ 历史学有哪些主要的流派

一、兰克学派
兰克（1795-1866）是欧洲19世纪影响力巨大的一位史学大师。曾经被腓特烈四世任命为普鲁士国家史官，编写《普鲁士王国史》，后来又用半辈子时间编写了《法国史》和《英国史》。70岁被授予贵族爵位，82岁高龄带着一群助手学生编写《世界史》。享年91岁，死后在家乡立纪念碑，绝对是人生赢家。
兰克学派的特点就是剥离所有的偏见，用纯粹客观的视角来陈述历史事实，注重实证。而且以政治史为主，收集第一手的史料追求广博。

二、年鉴学派
1929年，《年鉴》杂志在法国问世，年鉴学派也从此诞生。
年鉴学派觉得传统的兰克学派已经过时了。年鉴学派不仅研究政治史，而是研究社会总体历史；不仅收集文献史料，也收集其他史料；还提倡史学应该跨学科研究。
年鉴学派的两位创始人，费弗尔（1878-1956）和布洛赫（1886-1944），早在1929年之前就已经做了很多革新传统的工作。

三、新社会史
传统的社会史可以追溯到启蒙时代的伏尔泰。
但新社会史却是从年鉴学派中脱胎出来，20世纪50年代才成型的。

四、计量史学
计量史学就是在历史研究中使用数理统计的方式，也算不上一个严格流派。
计量史学一般以美国经济学家研究南北战争之前的南方奴隶制经济为起点，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福格尔（1926-2013），他因在计量史学方面的成就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五、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
在19世纪后期，马克思主义史学一直和西方的传统史学（以兰克学派为代表）处于完全对立状态。
兰克本人也承认：“历史科学的职能在一定程度上是政治性的。”所以兰克学派作为资产阶级御用史学，肯定和唯物史观水火不容。
马克思本人曾毫不留情地批判德国两大宗师，分别是黑格尔和兰克。批判前者是因为唯心主义，批判后者是因为马克思认为兰克学派只是一群“收集趣闻轶事”的“历史的宫廷侍从”。

六、比较史学
历史比较方法的运用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史家希罗多德，马克思也对历史比较研究做出过较大贡献。
但比较史学的开创者，当属法国史学家布洛赫。

⑻ 新历史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

新历史学派
新历史学派是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期在德国出现的经济学流派。它强调经济发展的历史性和国民经济的有机体现，反对英国古典经济学强调客观经济规律的“世界主义”（李斯特语）倾向。

中文名
新历史学派
外文名
new historical school
别名
历史的伦理学派
创立时间
1870年
类别
经济学流派
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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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观点

起源及发展
学派情况
新历史学派[1] (new historical school)又被称为“历史的伦理学派”。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由历史学派演变而来的德国经济学派。其主要观点和旧历史学派[2] 基本一致，不过在运用历史归纳法上更趋于极端，同时更加强调论理道德和法律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更加提倡阶级调和与自上而下的社会改良。其主要代表有：史泰因、谢夫勒、阿道夫·瓦格纳等。他们建立了社会政策的税收理论体系，因此，被当时财政学家称为德国财政学界的三巨星。

基本观点
新历史学派沿用旧历史学派的观点，否认社会存在着普遍的客观的经济规律，反对理论研究和抽象分析。新历史学派提倡历史统计方法，搜集行业或城市的历史统计资料，加以罗列和描述，而不加以理论分析和概括，热衷于分析特定时代和特定民族的经济发展史料。
新历史学派反对传统古典学派关于“中性税收”的理论和政策，主张推行积极的社会政策税收，即不应当把国家的职能局限于法律目的地狭隘范围以内，而必须使复杂的国家活动实现社会目的需要。扩张政府职能。从这一认识出发，新历史学派不再仅仅是把税收作为筹集国家经费的纯财政手段，更重要的是将其作为改变国民收入分配的工具，赋予税收广泛的经济调节和社会职能，使一般财富的分配职能从属于社会政策的目的。
社会政策税收理论是新历史学派理论的精髓，他们指出，只有通过这种政策来改变财产、所得分配不公正的矛盾，才能稳定德国的社会秩序，才能贯彻税收的社会政策。
起源及发展
19世纪前半叶，英国完成了产业革命，获得了世界工厂的地位。A.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代表了英国产业的利益,而德国还处在封建割据的农业国阶段,为了发展德国本国的工业，对来自英国的工业品，必须采取保护贸易政策，并在意识形态上对抗英国的斯密理论。19世纪70年代以后，德国产业壮大,日渐走向垄断,其内在矛盾开始显露。1873年的经济危机引起了中产阶级的没落，劳工失业和贫困，社会问题严重。德国社会民主党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了工人运动。在这种背景下，新历史学派一方面继承了旧历史学派的遗产，一方面提出了各式各样的社会改良主义。他们指出，只要求工人克制和节约，不能解决问题，还必须从意识形态上批判"世界主义"、"经济人"的利己心的理论前提，以及古典学派的"唯物主义"。在施穆勒等人的发起下，1872年成立了"社会政策学会"，参加这个学会的经济学家一般都属于新历史学派，也被称做"讲坛社会主义者 "。其中着名的除施穆勒、瓦格纳和布伦塔诺之外，还有A.黑尔德（1844～1880）、G.F.克纳普(1842～1926)和K.比歇尔 (1847～1930)等。 德国历史学派的[1] 先驱为F.李斯特。此后W.罗雪尔将以 F.K.von萨维尼（1779～1861）为代表的法学研究中的历史方法，应用到经济学方面，奠定了这一学派的基础。继之有B.希尔德布兰德(1812～1878)和K.G.A.克尼斯(1821～1898)，形成了旧历史学派。1870年后，在旧历史学派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以 G.von施穆勒为首的新历史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L.布伦塔诺（1844～1931）和A.瓦格纳(1835～1917)。20世纪初期从内部批判历史学派，并促进历史学派的解体的主要人物有M.韦贝尔(1864～1920)和W.桑巴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