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与彝族历史有多少年

❶ 日本与彝族的关系

彝族和日本人同祖且渊源于古羌戎。
彝族，原称“夷族”，其名源于汉史记载中的“西南夷”（西南少数民族的统称）。根据彝文典籍《彝族源流》、《西南彝志》等历史巨着记载，自称为尼（ꆀ），古代汉语“尼”发音为夷，故汉文记载多称“夷族”。1956年，在破除旧社会的民族歧视称期间，彝族派代表进京会见毛主席，毛主席了解情况和听取意见后给出建议，由于“夷族”之称带有贬义（蛮夷），便将“夷”改为“彝”，意为房子（彑）下面有“米”有“丝”、有吃有穿，象征兴旺发达，故把“夷族”改为“彝族”。
彝族是中国第六大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在中国西南部的云南、四川、贵州三省，其余散居于中国其他省份及中国境外。总人口约900多万，在中国有户籍登记的有871万4393人（2010年），在越南、老挝、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还有近百万。
彝族支系繁多，有诺苏（nuosu）、聂苏（nisu）、纳苏（nasu）、乃苏（nesu）、聂祖（nizu）、罗婺、阿西泼、阿细、撒尼等、尼颇自称，但并非皆为民族意义上的自称，如罗婺、撒尼、阿哲、阿细是支系名称，诺苏、聂苏、纳苏、乃苏、聂租的方言/土语自称（占人口70%以上），在彝语语境中含义完全相同，皆源于“尼”，在总称上“尼措”（ꆀꊿ）一次可以覆盖所有支系的称谓。各地彝族方言间有些无法进行直接沟通，但相同词汇超过60%，语法结构相同，经短期熟悉能对话，彝语属汉藏语系中的藏缅语族，分为六大方言。

❷ 古彝族的历史

彝族是以西南土着居民为主体形成的民族，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文化遗迹在西南各地的普遍发现和彝文古籍充分证明了彝族世代居住在云南、四川、贵州等地区，彝族也是西南这块土地上最古老的居住民族。 彝族曾经发达于巴蜀，扩张及中原，曾又缩居西南，或内部迁徙；但始终以西南这块“土着地”为依托，以此为舞台中心，演绎了他们艰难曲折，生生不息的文明史。所以，彝族是以西南土着居民为主体形成的民族，在“滇”地与金沙江流域彝族为中心反复、曲折迁徙流动。
远古时期，在西南地区的金沙江中上游南北两岸、澜沧江、怒江三江流城和乌蒙山、哀牢山、无量山三山地区自古以来就有彝族先民居住。在彝文古籍中记载了彝族最先的原始民族是哎氏民族。《西南彝志》卷三有哎哺九十代的记载，具体叙述了19个哎氏族，2个哲米氏族共212代的父子联名世系。哎哺氏族的后裔希慕遮，汉文记作孟哲，其31代才是笃慕。此外，凉山彝族还传说彝族上古有12个王朝，其中11个王朝是母系王朝。
由于彝族各部的迁徙对流以及交融，作为民族共同体称谓夷便出现了，以后的汉文文献均以此作为对西南地区彝族的称谓。见于历史文献记载，远在黄帝部落的玄嚣、昌意二部南迁进入岷江、雅砻江流域时，就与彝族部落蜀山氏相接触。彝族先民居住的滇池、洱海等地区，从陆续发现的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的遗物和遗迹看，彝族曾经历一段漫长的新石器时代。
在巴蜀地区，彝族建立古蜀国后被秦所灭。公元前12世纪彝族先民建立“古芒国”（今洱海地区）和“昆明国”（今金沙江畔）,晋宁石寨山滇人墓出土的青铜器文物说明，公元前9—8世纪彝族先民建立古卢、罗部落国家，公元前2—1世纪末，彝族先民建立了古滇国并创造了灿烂的滇池青铜文化。彝族先民还建立了古莽国、古棘候国、邛都等国家。
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220年“西南夷”时代。在此期间，西南彝族地区分布着众多部族、国家，它们各霸一方又相互迁徙交融，处于群雄割据混战时期。在西南众多国家中，中部以古滇国最强（抚仙湖及滇池周围地区），东以夜郎国最强（贵州西北部），北以邛都最强（凉山地区），西以哀牢国最强（哀牢山及怒江一带）。 汉建元六年，汉朝派遣唐蒙出使南越，发现夜郎有水路可通南越番禺（今广东），于是武帝乃派人携带大量物品买通了夜郎。又令唐蒙和司马相如分别修筑“南夷道”和“西夷道。”由于修筑二道耗费了大量人力和物力，引起部分西南土着诸部的反抗，“当是时，巴蜀四郡通西南夷，戍转相饷。数岁，道不通，士罢饿离湿，死者甚众；西南夷又数反……（《史记·西南夷列传》卷116）”，遂停止对当地的扩张活动。此后，张骞西域归来盛言打通“蜀身毒国道”利多弊少为可取。汉朝又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受阻于嶲、昆明人。但使者归来时盛赞滇国的富饶，增加了汉武帝贪婪的欲望，从而开始了第二次大规模扩张活动。元狩三年，汉朝在长安“象滇河作昆明池”练习水战，以适应西南彝族地区的江河湖泊作战。汉元鼎六年，汉军平南越，接着“行诛隔滇道者且兰，斩首数万，遂平南夷为牂牁郡。”汉朝全部控制了夜郎地区。汉军的到来遭到了当地部族的强烈反抗，接着又诛反抗汉朝的邛君、笮侯，冉駹等部皆震恐，汉朝便“以邛都为粤（越）嶲郡，笮都为沈黎郡，冉駹为文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将蜀西部的西夷地区完全纳入汉朝的统治之下。南中地区还有拥有数万之众势力强大的滇王。汉朝曾以诛南彝兵威招降滇王，但遭到滇国的联盟诸部劳浸、靡莫的反对，汉朝便于前109年（汉元封二年）出兵击灭劳浸、靡莫，汉军虽然杀死众多嶲、昆明人，但他们仍然不投降，直至几年后，才把那里的部落征服，滇王降。至此，汉朝除云南西南部彝族建立的哀牢国外基本上将西南夷地区纳入其统治范围。
东汉王朝进一步向益州郡西部的哀牢地区发展。哀牢国贵族欲收复故地，率兵攻益州郡西部，“诣越嶲太守郑鸿降”。永平十年，东汉王朝在哀牢和洱海地区置“益州西部属国”。永平十二年，另一“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显宗（刘庄）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东汉始通博南山，度兰仓水，将滇西边境纳入汉朝统治范围，是为汉朝吞并西南夷的第三阶段。
西南地区诸国，跟西域各国一样，大部分都是分散弱小的国家和部族，无力抗拒汉人的到来，但如僰人等，具有较高的社会生产力，当他们辛苦开垦出的肥沃土地和财产不断被侵夺，又不甘心退入山林河谷，便起来反抗。汉安帝元初五年，益州郡等各民族“众遂十余万，破坏二十余县，杀长吏，燔烧邑廓（汪宁生：《云南考古》，第56页）”。至王莽时，以僰族为首的各部族反抗王莽的民族压迫政策最为激烈，王莽派兵镇压，几年都平复不下去。僰人因为发展水平高，被称作“夷中最仁，有人道”。
汉王朝为了方便对西南地区的统治扶持了以原“滇王”（益州）为中心的政权，并赐“滇王印”，令其复长其民，原各国国王和大臣大多数都被分封与原对应的官职。事实上，汉朝虽然武力征服了西南夷地区，从政治上达到了以“滇王”为中心的统一政权，但始终没能改变西南地区的混乱局面。
两汉以来，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南中地区出现了不少被称为大姓和夷帅的昆明族、叟族的奴隶主贵族，他们都是称霸一方掌握着统治权力的大族豪强。对于这些地方土着大姓，中央王朝也不能不为之屈服。汉朝后期，由于错误的估计了西南的形势设立益州郡，想派遣汉朝官员来西南地区任职，触犯了当地贵族的利益。“诸夷反叛，执太守遣御史中丞朱龟讨之，不能克，朝议以为郡在边外，劳师远役，不如弃之。《后汉书·西南夷列传》”。汉朝期间西南各部落贵族等之间相互发生争夺战争，以“夷帅”孟获为中心的各家族共同取代了“滇王”的地位。 三国时期，公元225年（蜀汉建兴三年）3月，诸葛亮大军开始行动。首先沿水路自成都快速到达僰道（今四川宜宾），而后以僰道为前进基地，兵分三路南征彝区,彝族以孟获为主要军事力量进行抵抗，孟获为西南各部落联盟的领袖，并与蜀国结为盟友。
西晋时代魏国灭了蜀国之后宁州的建立。西晋王朝当时接管了蜀国统治的南中地区，将南中七郡中的云南、兴古、建宁、永昌单独划出，于公元270年正式设立，治所仍在味县。
公元339年，爨氏（彝族）兴起赶走了晋朝势力，使用政教合一的统治方式统治南中地区。爨氏政权在战争中统一了云南大部和贵州西部等地区。然而爨人，作为云南历史发展的一座伟大桥梁，在四百多年时间里，用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创造了融滇文化、夜郎文化以及巴蜀文化于一体，又自成体系的光辉灿烂的爨文化，从而填补了云南文化发展史上长达四百余年的空白，起到了承先启后的历史作用。
后期，爨氏内部政权分裂为东爨、西爨两国政权，西爨瓦解，东爨开始衰弱。 隋末唐初彝族先民地区有乌、白分化，在今云南大理的洱海周围及哀牢山、 无量山北部地区，分布有乌、白蛮众多部落，649～902年间在中国西南地区的“乌蛮”领导建立的奴隶制的边疆民族政权。一般认为，乌蛮主要是今彝族（包括哈尼族、傈僳族、纳西族等）的先民。其中有六个势力最大的乌蛮部落，史称“六诏”（“诏”之意即王）,即蒙舍、蒙嶲、浪穹、邓赕、施浪及越析;或称“八诏”，则加石和、石桥二诏（《新唐书》作时傍、矣川罗识）。其中蒙舍诏国力最强，蒙舍诏地处各诏之南,故又称南诏。649年，蒙舍诏首领细奴逻建“大蒙国”，自称“奇嘉王”。蒙舍诏原居蒙舍（今云南巍山南），至唐玄宗时，“蒙舍诏”的首领皮罗阁在公元738年统一“六诏”，建立了以彝族为主体，包括白、纳西等族在内的“南诏”奴隶制政权，唐朝封其为“云南王”。迁都太和城（今云南大理南太和村）,779年又迁羊苴咩城（今云南大理）。皮逻阁及其子阁罗凤即以洱海地区为中心,发展其势力,向东消灭踞有今云南中部、东部和南部的爨氏，向西南囊括今澜沧江以西的寻传、朴子、望苴子等族地区。南诏在境内发展生产,沟通本地区及中南亚与中原经济、文化的联系，在历史上起着积极的作用。
南诏凭借自己强大国力统一六诏后开始向外扩张。时唐设置姚州（今云南洮安北），建安宁城（今属云南），向今云南各地发展势力，与南诏发生矛盾冲突。玄宗天宝年间，唐朝开始抑制南诏的扩张。但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云南太守张虔陀等贪狯无谋，进一步激化双方矛盾。750年,阁罗凤发兵攻陷姚州、杀虔陀,遂与吐蕃结为盟国,752年，吐蕃封之为“赞普钟”，意为吐蕃王之弟,给金印，号称“东帝”。时杨国忠为唐相,征调全国各地兵十多万征讨（史称“天宝战争”），但为南诏所败。其后安史之乱起，吐蕃东进，唐朝无力应付西南,南诏乘机扩展疆土,控制今四川大渡河以南, 包括今四川西南部、云南全部、贵州西部及东南亚北部的广大地区。阁罗凤孙异牟寻时南诏势力最盛,曾以二十万兵力攻袭剑南西川。后吐蕃改南诏为属国，向其征发兵、赋，又派兵驻其境，南诏王异牟寻不堪其扰。787年,唐朝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不断进行争取南诏的工作。789年，吐蕃与回鹘争夺北庭,征发南诏兵力，引起南诏不满。794年,南诏终于与吐蕃决裂，与唐恢复盟好，并与唐联军大败吐蕃，异牟寻接受唐的“南诏王”的封号, 但基于奴隶制经济发展的需要, 为了掠夺人口以充奴隶,南诏仍不时向周围地区发动战争。829年,南诏出兵二十万攻陷成都,掠子女工匠数万而去。9世纪中叶,吐蕃政权瓦解，唐朝国力也十分衰弱，南诏既无西北后顾之忧，对唐境的侵略更为频繁，成为晚唐最严重的边患。
南诏晚期，由于频繁发动战争，赋役繁重，生产凋敝,各种矛盾激化。897年,南诏王隆舜只知畋猎饮酒,不理国事,为其臣杨登所杀。902年，权臣郑买嗣（郑回七世孙）利用民怨沸腾之机，杀死南诏王舜化真，夺取王位,另建政权，南诏亡。自649年细奴逻称王至此共二百五十四年，传十三主，南诏国建立标志着西南地区政权统一的开始。
同一时期，在贵州彝族地区也出现了“罗甸”等奴隶主集团和政权，总称为“罗氏鬼主”。凉山彝区原来的部落军事首领“兹莫”，在这一地区建立了奴隶主统治的秩序，由几十个“兹莫”统治。 唐昭宗天复二年(902),南诏贵族郑买嗣灭蒙氏自立，改国号为大长和。后唐明宗天成三年(928),杨干贞灭郑氏,拥立赵善政，改国号为大天兴。天兴国存在仅十个月。 杨干贞即废赵氏自立，又改国号为大义宁。杨干贞贪虐无道，中外咸怨。后晋天福二年(937),段思平在乌蛮三十七部的反抗势力的扶持下驱逐杨干贞，自立为王，改国号为大理。段氏之所以取得胜利，还在于他的减税粮、宽徭役的政策和更易制度、损除苛令的改革，得到人民广泛支持（大理国历史取自汉族史书记载，所以大多名称都引用汉族称呼）。
段思平为南诏“乌蛮”贵族，由于家族衰败在南诏晚期已成为没落贵族，后融入“白蛮”，成为“白蛮”大姓，段思平传12世至段廉义时，权臣杨义贞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杀廉义自立。 4 个月之后，清平官高智廉命其子善阐（昆明）侯高升泰率领滇东乌蛮军队起兵诛杀杨义贞，立段廉义之侄段寿辉为王。寿辉传位给正明。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高升泰废正明，自立为王，改国号为大中国。高升泰去世后，其子遵遗嘱还王位与正明之弟正淳，段氏复立 ，史家称之为后理国。后理国时期，高氏世为相国，称中国公，掌实权。
大理政区与南诏相当 ， 东至普安路之横山（ 今贵州普安），西至缅甸之江头城（今缅甸杰沙），南至临安路之鹿沧江（今越南莱州北部的黑河），北至罗罗斯之大渡河。政治制度与南诏基本相同，相当与今天云南省面积的2.9倍。大理社会经济较南诏时有较大发展。农业生产已和四川资中、荣县相差无几。畜牧业颇为发达 ，每年有数千匹马贩到广西。手工业很兴盛，冶铁业水平甚高，对外贸易发达，交通四通八达。大理 300余年间，云南各族人民与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继续进行。
大理国同一时期，贵州西部一带的彝族先民建立自杞国，《土俗记》言：“拓地数千里，雄于诸蛮。近岁稍稍侵夺大理盐池及臣属化外诸蛮獠至羁縻州洞境上。……自杞国广大，可敌广西一路，雄兵十余万，大国也。”
公元1235年，元世祖忽必烈率领10万大军，分兵三路进攻大理国。忽必烈亲率中路军，于十月过大渡河，促使处于分裂状态的凉山彝族地区出现比较松散的反蒙古联合。元军抵金沙江，用皮筏渡江，到达今天的云南丽江，既历史上有名的“元跨革囊”。忽必烈采纳姚枢等人的建议，改变了过去蒙古军的屠城恶习，下了止杀之令，并派使者到羊苴咩城劝降。大理相国高太祥主张坚决抵抗，杀了使者。忽必烈于12月进军龙首关，直逼羊苴咩城，大理王段兴智、高太祥背城出战，惨遭大败。12月12日，羊苴咩城被攻破，高太祥被杀，段智兴出逃，大理国灭亡。
至此，存续300余年的段氏大理国宣告灭亡。此后，云南以一个行政省的形式被纳入元朝版图。它也是大理历史的转折点，它标志着自唐以来，大理作为云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时代的结束，云南的政治中心由大理迁至昆明。 蒙古军队在征服云南各部之后，即着手向南宋进攻，自杞国首当其冲。
蒙古贵族为加强各地彝族兹莫即奴隶主争取工作，在彝族地区分封首领世袭官职以统治当地人民而建立了土司制度。自1263～1287年，相续在今越西、西昌、屏山、大方、昭通、威宁等地设立彝族土司。
在明代276年间，地跨云、贵、川三省的水西(大方)，乌撒(威宁)、乌蒙(昭通)、芒部(镇雄)、东川(会泽)、永宁(叙永)、马湖(屏山)、建昌(西昌)等地各彝族土司(兹莫)等地连成一片，相互支援，保持着基本上相同的奴隶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各彝族地区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土司及黑骨、白骨与家奴3个等级。在上述等级关系的基础上，明代水西、建昌、乌蒙等地彝族的土司制度仍然是奴隶制的上层建筑。
明朝西南彝族奢香，彝名舍兹，生于四川古蔺，14岁嫁给贵州彝族默部水西（今大方）君长、贵州宣慰使霭翠为妻，协助丈夫处理政务。其夫死时其子尚幼，她便代行夫职——摄贵州宣慰使。当时云南一带尚处于战乱动荡之中，还未完全划归明朝。奢香袭职摄政后，审时度势，以国家统一为重，坚持不卷入使西南分裂割据的旋涡，积极让明军在水西境内安营扎寨，主动贡马、献粮、通道，支持明军经贵州进伐云南。再是凭借水西与西南彝族各部的宗族姻亲关系，亲自出访乌撒（今威宁）、芒部（今云南镇雄）等地，向诸土酋宣以大义，晓以利害，进行劝说开导，从而使割据分裂势力失去支持。奢香死后，朱元璋发布诏书：称“奢香胜过十万雄兵”，诰封其为“顺德夫人”。
早在洪武年间，四川南部地区的彝族首领阿奇降明，受任为永宁宣抚司，世守其土。天启时传至奢崇明与子奢寅雄长诸部。奢氏父子日益强大，奢崇明（四川彝族）早有“复国”之心。天启元年（一六二一年），明廷因辽事紧急，征兵进援。奢祟明疏请提兵三万赴援，得安家银四万两，乘机招纳武士，打造军器，扩充兵力。奢崇明派遣部下何若海据永宁，与水西等彝人联络。遣刘训入成都，何天锡赴重庆，密谋起事，但在西南地区大战中战败。崇祯二年（1629年）八月，奢崇明做了最后的努力，自号大梁王，安邦彦号四裔大长老，二人合兵全力进攻永宁，但遭到朱燮元所率明朝川黔诸军的包围，全军覆没，奢崇明、安邦彦战死。 清初，清军吴三桂进军西南，击败贵州彝族水西土司及乌撒土知府安氏，设黔西、大定、平远、威宁四府，改置流官。雍正初，东川府、乌蒙府、镇雄府改属云南，设流官。镇雄后降为州，与乌蒙同属昭通府。清军乘乌蒙彝族部落内部互攻，进兵乌蒙，但遭到彝族激烈抵抗。自一七二六年（雍正四年）至一七二八年（雍正六年）间，清军在乌蒙、东川、镇雄等地，严厉镇压，屠杀甚众。彝族一些奴隶主被迫渡金沙江逃往四川凉山地区。彝族在凉山周围地区的建昌、马湖、越嶲、峨眉分置重兵防守。一七二八年，清兵镇压彝民后，将建昌卫改为西昌县，越嶲设厅，并隶于宁远府。原马湖府撤销，所属屏山县改隶于叙州府。干隆时，又在叙州府设雷波厅与马边厅。嘉庆时，在峨眉县彝族居地设峨边厅，隶嘉定府。
清雍正四年（1726年），云贵总督鄂尔泰上书雍正皇帝，提出实行改土归流。清朝称其为“改土归流”实则原建昌卫地区仍设长官司、宣抚司，任命彝族土司土目。彝族各部首领仍各据一方，四川和云南大部分地区继续实行原来的奴隶制度。
在云贵川等设置府县流官的改土归流地区，封建地主经济得到发展，彝族土司统治彝民的政治权力受到限制。他们占有的土地需报粮入册。原来的庄奴、院奴向地方官交纳丁银，成为清朝的百姓。土司的子孙多为土目。干隆以后，汉族商人、地主逐渐进入改土归流地区，向土目、头人购买田地。如兴义府典买全庄的汉族地主共一三一户，一三二庄，招收汉佃一二二八户。彝族农民纷纷控告土目，不认主佃之名，并对汉族地主纷起反抗。嘉庆初，白莲教起义期间，西南各地的汉族地主不断逃入彝族地区。云南永北厅属北胜土司所管土地，自一七五五年（干隆二十年）至一八二一年（道光元年），典卖与汉人者，或十分之七八，或十分之三四。彝族农民无地可耕，生计艰难。彝族人民七、八千人，曾以“驱逐汉人”作号召，渡江进攻大姚一带地方，形成了大规模的武装斗争。 民国时期（1912—1949），云南成了彝族相对独立政权的一个省份。其间，彝族龙云、卢汉的统治长达22年之久，对云南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龙云统治时期，云南地方政权相对独立于国民党中央政府。1928年，国民党南京政府任命龙云为云南省主席，并历任了18年之久。由于云龙在任主席期间不断扩大彝族势力的影响，他的政权也成为了滇、川、黔三省彝族上层人物会聚的中心。在云龙的下属也形成了以龙云、卢汉、安恩溥、陇体要、禄国潘等六人为中心的庞大彝族势力，维护了龙云集团长达22年的统治,龙云被称为“云南王”。在这22年中，云南的社会秩序相对稳定，政治、经济、文化有所发展，各民族间的联系得到加强，祖国西南边疆得到巩固，成为国民党统治区内一个引人注目的省区。同时，以龙云为首的彝族六大家族以及地方实力派自行组建指挥了一支武装部队，简称“滇军”。这支部队既是云南地方实力派的支柱，也是敢于与中央政府抗衡的砝码。从这个角度看，民国时期云南彝族统治集团在云南近代史上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
从民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云南彝族历史上有几件事是值得纪念的：一，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对军队进行了整编，地方军与中央军编成统一的番号共同抗日。整编后的滇军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军”，军长为卢汉，辖3师6旅12团，4万多人，他们就是抗战历史上着名的“台儿庄战役”中的战将。六十军归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指挥，被日军称之为“南蛮兵”，日本报纸承认，这是“自‘九·一八’与华军开战以来，遇到滇军最猛烈的冲锋，实为罕见。”第六十军出征更后不久，龙云着手组建第二支出征部队，番号为“第五十八军”，孙渡任军长，下辖三个师，于1938年7月24日开赴抗日前线。紧接着，国民政府将第六十军中的183师和第五十八军中的12师，扩编为“新三军”，张冲任军长。如此，在抗日战争期间，滇军出师三个军，出兵共二十多万（60%为彝族），伤亡10万余人。二，红军长征过云南，蒋介石命令龙云调集滇军进行堵截消灭，而龙云主张自由与独立，对红军不堵截、不追剿，但在表面上为了应付蒋介石，又不得不采取假堵截、假追剿的方法。并且，通过红军地下党的联络，龙云以特殊的方式奉送给红军云南军用地图以及土特产宣威火腿、普洱茶、云南白药、三七等贵重药材。从始至终，自己的正规部队从未与红军正面接触，至使红军尽快地走出了云南。为此，蒋介石耿耿于怀，派杀手前往昆明暗杀龙云，龙云虽然脱险，却负上了一只眼睛的代价。三，在龙云、卢汉统领云南期间（1912—1949），正是外国传教士在云南最活跃的时期，上海——重庆——贵州——云南（昭通、大理）——缅甸（八莫），这是当时非常有名的一条传教路线，而以龙云为首的彝族领袖对外国传教士采取方放宽政策，世界着名的“石门坎”当时被誉为“中国的耶路撒冷”，就在龙云的老家昭通和贵州的交界，彝族集团的六大家族之一陇体要还曾在“石门坎”的教会学校就读。与此同时，龙云还与外国传教士联手，在云南的教育、经济、交通建设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滇缅公路”的开通等。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21日卢汉（彝族）率第一方面军调越南受降，蒋介石乘机欲解决云南问题；9月30日，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趁滇军主力赴越南接受日军投降，昆明兵力空虚之际，部署第五军（军长邱清泉）发动兵变，10月2日将昆明城内滇军缴械，发动“驱龙事件”，3日下令免去龙云本兼各职，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空衔），4日晨龙云被困于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旋即接受命令下山，5日正式交卸，6日被挟持到重庆，10日授予抗战胜利勋章，15日就任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形同软禁，从此失去了对云南的控制权，在重庆则与民主党派加强了联系。12月初，龙云秘密策动到重庆开会的滇军将领，要他们抗拒调滇军到东北作战，保存实力，等待时机。
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彝族人民踊跃参加革命，为民族的解放以及中国人民的解放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彝族人民为建设祖国、保卫祖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50年代的抗美援朝和70年代的对越自卫还击战争中，许多彝族儿女付出了年轻的生命。 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彝族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建设着自己的家园，政治经济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彝区社会面貌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1956年开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部分彝区实行民主改革，彝族奴隶上层贵族不甘心失败打响了反对民主改革的第一枪，中国人民解放军被迫还击，经过2年又10个月的激战以俘虏、瓦解、毙伤叛乱武装60145人，缴枪70658支(挺)的胜利平定了这次叛乱。
解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根据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按照宪法的规定，在彝族聚居的地方，建立了相应的自治地区政府。到1990年止，在 四川南部、云南、贵州西部、广西西北边界地区内的彝族聚居地方，成立了彝族自治州2个、自治县8个或包括彝族在内的自治州1个、自治县11个。

❸ 知道日本人的祖先是谁吗

＜传说是秦始皇让徐福方士带领5000童男童女去东嬴寻仙药的后人＞

探寻日本人的祖先

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学者鸟越宪三郎提出“日本人的发源地在云南”的假说。此后，在整个80年代乃至90年代，日本列岛兴起的“云南热”非但无衰减之势，反而一阵紧似一阵。

一、日本列岛—“云南热”风潮的策源地

1979年，日本大阪教育大学人类学名誉教授鸟越宪三郎最早发表新说---“日本人的发源地在中国云南省”。

1982年，佐佐木高明、渡部忠世等一批批日本学者又直奔云南，他们踏入了滇南的西双版纳密林中，进行了艰苦的实地社会考察。在这批着名的学者中，自然少不了大名鼎鼎的鸟越宪三郎。

1984年2月23日，致力于社会人类文化研究的鸟越宪教授又宣布：“对被认为是从云南南下的泰国山岳地带(泰国北部)的少数民族进行了实地考察，结果发现了所有婴儿的臀部有胎斑”。鸟越宪教授就这一发现又强调：“日本人在体质上所具有的胎斑渊源是云南，这是一个旁证，证实这个地区是日本人的发源地。”

1984年夏秋，鸟越宪教授再次率队抵滇，随行考察的有大约30余名着名学者。

1988年9月，日本电视工作者同盟抵达云南，其任务就是拍摄《日本人的起源》。随之，日本列岛掀起的“云南热”风潮也卷到了顶峰。

在一阵阵“热效应”的冲击下，我国部分学者闻风而动，他们争相对日本人提出的“倭人起源于云南”、“日本的发源地在云南省”等种种推论进行论证。此后，日本人的推论又由“倭人起源于云南”，进一步演绎为“倭人的祖先为云南的少数民族”，其范围与核心，基本圈定到彝族、哈尼族、傣族(西双版纳)诸族等多种说法，甚而扩展到“佤族说”以及哈尼族支系的“爱尼人说”。

云贵高原诸族，究竟谁是日本人的祖先？

二、“日本人起源于云南彝族”之“彝族说”

“彝族说”者认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命方士徐福率三千童男童女渡大海，以求长生不老之药。遇大风，幸存者抵澶州(今日本九州)后成家业，此为岛上最早的日本民族。另据《史记》，秦王室家庭属羌戎。羌戎历史迁徒，最后抵达西南，又成为今天云南彝族的祖先。“彝族说”还认为，因为鸟越宪、佐佐木、渡部等专家到云南考察后发现石林等地撒尼人(彝支系)的“火把节”，类似日本的“孟兰盆节”，即日本的纪伊半岛，同一天也举行“火把节”，而在日本南部纪伊半岛的神户、京都、大阪、奈良、和歌山等地，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日本表现最为集中的地方。由此看，彝族应是日本人的祖先。就“彝族说”而言，当年漂落到澶州的徐福等三千童男童女，其实并非岛上最早的日本民族。

羌族是我国最古老的山地民族之一。他们长期居住在青藏高原，过着游牧生活。在青海、西藏的广大草原地带，分布有“细石器遗址”，部分可能属于仰韶文化范畴，距今仅有6000年。然而，在出自羌戎的三千童男女尚未渡海之前，彝人的祖先早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就创造了足够彪炳史册的辉煌业绩。

在云贵高原的彝州---楚雄的沃土上，曾栖息着世界上最大的动物恐龙，而“禄丰腊玛古猿”化石，则是距今800万年以前正在形成中的人；上那蚌村的“元谋猿人”，那是距今135万年到170万年间的直立人，而“十月太阳历”则是彝人祖先对世界天文、历法的一大贡献；再从2700年前上溯到5000年以前的楚雄青铜文化中，还有迄今世界发现最早的铜鼓---楚雄万家坝铜鼓。彝族铜鼓随着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和传播，也曾经由东南亚、马六甲海峡到苏门答腊岛，又到大洋州的巴布亚新几内亚。至今，仍有早先制作粗糙而后加工更为精美的各式铜鼓，珍藏于东京博物馆。彝州大地，毕竟是人类祖先的发祥地之一，它有着丰富的最原始的历史文化的积淀，又有着四通八达的传播渠道，但是，仍然没有在血缘和人种诸方面，证明彝族曾经是日本的“祖先”。

在日本列岛，“中国山”山脉横贯本州西部，其余脉延伸到纪伊半岛的腹地京都、大阪、神户和奈良。纪伊半岛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日本最为集中的地方。半岛上每年的同一时节，当地人都与中国西南部的彝族共享着“火把节”的欢乐。从其文化传播途径来看，长江上游(金沙江段)和长江支流的清水江，正是从滇川黔等彝族聚居区穿隙而过。那么，“火把节”习俗的源头，正好处于金沙江沿岸的云南北部(含滇东北)、四川南部和贵州西部等三个重要的彝族聚居区，自然，“火把节”习俗也就和长江流域的赛龙舟等等民族传统节一样，经由长江沿岸，传到了日本列岛的九州，再经本州或四国，直抵纪伊半岛。因为，从长江入海口到九州岛前沿的长崎仅460海里，到本州岛前沿的下关也仅为550海里。这一传播途径，不管我们从当时或今天来看，比之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经由朝鲜半岛而辗转日本，都可谓便捷之道。

由于受南方长江流域文化影响或相处在共同的文化圈内，一部分地域边缘民族如哈尼族、纳西族和白族等，也都有过“火把节”的习俗。

如同哈尼、彝、壮、拉祜、朝鲜、日本等民族都有打秋千的习俗的一样。因此，“火把节”、“赛龙舟”、“打秋千”乃至任何一种习俗，都不足以成为某一地某一民族“祖先”的起码旁证。

三、“日本人起源于云南哈尼族”之“哈尼族说”

“哈尼族说”者认为：“在70年代，日本学者最先提出自己的祖先是哈尼族”。日本惊奇地发现，中国云南的哈尼族与日本大和民族的信仰都具有相似的“万物有灵”观念，特别是在诸神中，日本族最有权威的“日神”和哈尼族的“阿匹梅烟(日神)”都为女性；日本崇拜“谷神”并奉樱花为国花，哈尼族也崇拜“谷神”，并视樱桃树、樱桃花为神花。就“哈尼族说”而言，日本族最早的宗教习俗与哈尼族“万物有灵”、多神崇拜和祖先崇拜是一样的。以“万物有灵”为核心，在日本族称之为神道，即崇拜自然现象如太阳、山脉、树木、水、岩石以及生殖的整个过程。这种“万物有灵”的多神崇拜，其定义表现为“视自然界的万物都是神灵的化身”。值得提出的是哈尼族和日本族早期“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信仰，在整个世界和整个中国大陆各民族中都具有普遍性。一般来讲，中国北方部族的灵魂意识，总是和天上有所联系，中国南方部族的灵魂意识又总是和地下相联系。因此，在南方的农耕社会广泛流行的是地母信仰和多神教世界。这样，哈尼族和日本最有权威的日神都为女性就不足为奇。

在日本早期社会的重要特征中，无疑是以女权为基础的。传说中的皇族祖先就是“太阳女神”。公元3世纪的中国史书记载，日本“女王国”在部落中享有霸权，这种母系制度，应该是日本神话中“皇族是太阳女神的后代”的一种印证。总之，人类的父系氏族社会尚未从母系氏族社会崛起之前，世界众多的民族主要崇拜女神，这从古印度树神(女性)雕像，从古希腊文化，从标志出身血缘关系的姬、姜、赢、姚、晏等中国早期姓氏中，我们既可看到母系氏族社会至高无上的尊严，又可以从中了解到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东西方不同民族对“女神”崇拜的共性。

在“万物有灵”的多神崇拜中，哈尼族和日本族怎么又都会崇拜“谷神”呢？在传说中，日本的太阳女神曾在天上的稻田中任职播种，并将一些种子给了天皇的后裔去种植；在印尼巴厘岛，爪哇人的谷种则是地威斯利女神的赏赐物。在东方文化中，泰国的泰族，中国的傣、壮、哈尼等等少数民族都有稻米崇拜，并相信稻米有灵魂。在云南思茅地区的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哈尼村寨在亡者出殡前，要在亡者脚前放一碗红米饭，饭上置鸭蛋和双筷供其享用。出殡中，本族本家少男纵列跪拜，八人棺木从其头上抬过，并由长者边撒谷子、红米，边“叫魂”。何以如此？在东方文化中，人们都相信稻米是女神所赐，既然它有灵魂，则可视为亲戚而与之说话，那么，撒出去的稻米就会将其亲人的祈祷和祝愿，转告在天亡灵。

日本人奉樱花为国花，哈尼族则以龙树为神圣。龙树即落叶乔木的大叶万年青。哈尼山寨每村必有大龙树，隆重的“祭龙”活动在各村的龙林里举行，当“祭龙”进入高潮时芒锣大鼓轰响，铜炮枪声大作，鞭炮回荡远山。哈尼族年年“祭龙”，定期“祭龙”，凡有重大事件，必定“祭龙”。由此看，樱花和龙树分别是日本族和哈尼族之圣物。

四、“日本人起源于云南少数民族”之“傣族说”

“傣族说”都主要有鸟越宪三郎、佐佐木高明和渡部忠世等。他们根据《史记》、《汉书》的记载，以及稻米文化、饮食文化等特点和风俗习惯的共性，提出了“日本人的发源地是云南”的假说。对于泰国西北部的傣族和云南西双版纳傣族，鸟越宪教授的新说认为：“对被认为是云南南下的泰国山岳地带的少数民族进行实地考察，结果发现了在所有婴儿的臀部都有胎斑，同时，也在西双版纳傣族中发现了胎斑。”鸟越宪认为：“胎斑说”已从体质方面证明了我的假说，西欧人命名的“胎斑”如果很早就在云南和泰国内地进行实地调查，那么也许可以叫做云南斑。所谓“胎斑”，是指在婴儿臀部及腰、背和肩等各部分皮肤出现的青色斑纹。原因是在皮肤真皮上有黑色素细胞，它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消失。自然，鉴定某一人种的“根源”，仅从皮肤中的色素细胞定论并不足取。然而，鸟越宪还从血液分析中得出力论：“在西日本(九州、本州)有许多人的血型是A型，这一点同云南和泰国内地相同。”

我们知道，北方汉人属于东亚蒙古人种，其体质特征介于北方蒙古人种和南方蒙古人种之间。而属阿尔泰语系的日本人则是蒙古人种的东西类型，这一人种类型既有蒙古人种胎斑的类似性，又有蒙古人种血型多为A型的特点。

日本学者还认为，大和的佐咪田古坟中出土的一件房屋纹饰镜，画面上亦有干栏式住宅，而西双版纳傣族的这种干栏式建筑，至今仍散见于日本部分地区；日本平安时代盛行赘婚，现代也还有这种上门婚占压倒优势的习俗，这与西双版纳的婚俗，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在亚热带地区，干拦式建筑较为普遍。这种建筑民居南起菲律宾巴拉干人，泰国泰族，中国云南的傣、哈尼族，以及海南黎族，多为干栏式高架住房；至于赘婿婚，除西双版纳傣族外，泰国农村社会和中国云南滇南哈尼族多有赘婚习俗，如道光《普洱府志》卷十八描述当地哈尼族婚俗“贫则入赘多年，始得携妻归”。

五、中国文化是日本人的“祖先”

其实，“日本人起源于云南少数民族”的“彝族说”、“哈尼族说”和“傣族说”等等假说，均是在日本人种起源的南来说”、“北来说”、“大陆说”等诸多观点上发展起来的新说。早年，鸟越宪也曾根据胎斑，多次强调了日本族和蒙古人种的类似性，并主张大陆北方是日本人的发源地之一。然而，蒙古人虽有胎斑，却因其不种稻谷而成不了日本人的“祖先”。于此反证之中，鸟越宪教授等又将调研、取证转向中国南方云南的西双版纳傣族。此后，许多日本人类学专家纷至沓来，并分别提出了“彝族说”、“哈尼族说”和“傣族说”等等假说。

但是，在日本列岛掀起的“云南热”风潮中，日本着名社会人类学教授荻原秀三郎更具远见卓识。他认为：“研究日本文化不限于一国的民俗中兜圈子。”因此，他研究的出发点不是为本民族找祖先，而是将研究各种文化现象的出发点，放在了中国沿海和南方一些主体民族各种文化的研究中。早在七十年代“云南热”开始之时，荻原秀三郎曾多次从朝鲜半岛到泰国西北部乃至印尼的巴厘岛各少数民族中进行了调查。八十年代，他开始到中国广西武鸣县的壮族聚居区，而后又根据“倭人起源于云南”新说而到云贵高原。1981年春，他经海南岛后再度进入云南，到各少数民族村落中进行察访。“过去一直认为纯属日本固有的民俗，在这些地方却不乏其例”。如日本在春秋特定的日子里，男女有对歌习俗，特别在日本关东筑波山一带更甚。但荻原秀三郎发现，除云南哈尼、彝、傣、佤、白、纳西等族有此习俗外，台湾高山族、海南黎族、广西壮族、湖南苗族、贵州苗、侗、布依等族，云南屏边苗族，均盛行对歌相恋的习俗。这些人类社会中历史文化的共性，启发了荻原秀教授：“如果不把周围民族特别是中国华东到西南地区民族的习俗弄清，对倭人的研究总会使人觉得立论下得不够。”

日本由于其岛国固有的特殊性质，社会文化便促成外来诸种民族带入的奇风异俗与当地民风民俗融合而形成今天的共有文化。因此，他既有平原文化，又有着以云南多种少数民族为代表的山地文化，同时又融合了古越人、吴人、黎族、高山族等海洋文化的遗风。各民族文化在日本岛展现着自己的特点，最终形成一种多元的复合文化。这一复合文化是从朝鲜半岛南部、中国南方以至西南的云南，再到缅甸、泰国、印度阿萨姆地区、印尼、菲律宾这一广大的照叶森林带之中产生和培育起来的。他以平原文化、山地文化与海洋文化牢固地组合起来，当中既有云南西双版纳傣族为代表的水文化，又有云南楚雄彝族为代表的火文化的因子，从而成就了十分和谐、相融的“水火文化”。在如此广大的历史文化氛围中，我们还能看出谁是日本人的“祖先”？

日本族的人种起源有种种假说，其目的绝然不是论理谁是日本人的“祖先”，所谓寻找“祖先”，无外乎寻找出亚洲诸民族之间与日本民族存有什么共通的历史文化现象，这与民间、民族中找“赵钱孙李”等血缘祖先的提法相去甚远。但是，这种积极的研究方法，对于缺乏文字记载的日本古代史来说绝对是至关重要的。

英国人发展和借鉴了外国的东西，从而成就了今天的英国文化。如果日本人将源于中国大陆的正统文化和南方少数民族的民情风俗抛弃，那么，所谓的“日本文化”也就所剩无几。从汉代开始，日本人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都在大量吸收中国的高度文明，他们的许多传统价值观念和文化艺术都源于中国，因此，应该说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的“祖先”。在中国近代以前，日本人都喜欢用“同文同种”来形容与中国的关系，这就是长期以来日本人为什么要到中国大陆，为什么又要到中国南方以及云南各少数民族中寻找“祖先”的真正目的所在。

＜超级详细的＞

❹ 中国彝族与日本大和民族真是同一祖先和同一民族

是的，中日两国，不但同种，而且同宗。

1996年至1998年，中国的南京博物院联合扬州、连云港两市博物馆的考古学者同日本东亚文化交流振兴协会的考古学者一起，为了日本移民的原籍，探明日本弥生代时期渡来人与中国长江下游稻作文化起源地区的内在联系。

组建课题组历时3年，终于在1999年初公布了他们的最新研究结果：这些渡来人起源于中国江南地区。据测算，在公元前500年的日本弥生代就有中国江南、淮河下游地区的人民移民日本。

据民间传说，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为了寻求长生不老药，曾派徐福率领3000名童男、童女，乘由50艘船组成的庞大船队，东渡日本寻找长生不老药。结果没有找到，徐福想打道回府，有手下提醒他，你没有完成皇上交办的差事，回去只有死路一条，不如干脆留下来，徐福一行就留下了。

(4)日本与彝族历史有多少年扩展阅读：

彝族的来源众说纷纭，主要有北来说、南来说、东来说和云南土着说等，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北来说。据汉文和彝文历史资料记载，彝族先民与分布于西部的古羌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彝族主要源自古羌人。

大约在2000多年前，彝族先民已经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据彝文典籍记载，彝族的祖先“仲牟由”有6个儿子，这6个儿子就是彝族尊称的“六祖”。“六祖”为武、乍、布、默、糯、恒六个支系的祖先。

根据贵州彝族水西土司安氏世传的父子连名谱系，自仲牟由至清康熙三年（1664年）的水西土司安坤，历传85代，由此上溯，“仲牟由”约为战国初期人。六祖分支标志着彝族先民由氏族、部落走向部落联盟阶段。

❺ 日本和彝族的关系

在神话传说上有一定相似性，但在血统，族源方面没有关系。日本人最接近的民族是阿依努跟冲绳人，再下去就是朝鲜人。其实从语言跟血缘来讲跟彝族最亲近的是汉藏系的民族如汉，羌，纳西，藏族等：藏为西迁之羌种，彝是南下之羌种，而华则是东进之羌种

❻ 彝族人确定是日本人的祖先吗

彝族与日本有着许多的相似之处，但是并没有特别强有力的证据能证明日本人的祖先就是凉山彝族人，虽然两者之间有着非常高的相似程度，但是日本人却一直拿不出证据能够证明这样的说法，这始终只是日本专家猜测的一种可能性而已。

日本历史学家通过对历史资料的研究以及对中国凉山彝族地方的考察发现，日本国民除了文字和习俗与中国四川省凉山彝族相似之外，当地的彝族人对日语有一种莫名熟悉的感觉。

更让人惊奇的是日本历史学家对彝族的发音也很熟悉。更巧的是日语当中的部分发音与彝族语的发音是一模一样的，而且彝族人还可以听懂少数日语。种种不谋而合让日本历史学家不得不思考。

(6)日本与彝族历史有多少年扩展阅读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发现了一个西汉古墓，当时正好有一个日本代表团过来考察，他们就进行了DNA比对，发现与日本人完全符合。

这个消息传回国内，整个日本都沸腾了，他们认为找到了祖先，经过认真分析比对、追根求源，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他们的祖先应该是在中国的云南，在云南研究过程中，他们把目标锁定在三个少数民族身上。

他们最早写的论证是关于彝族，日本人之所以认为他们有可能和彝族同根，主要依据就是日本的古老节日——盂兰盆会，在日本国内一些地方的举办方式类似于云南彝族的火把节，火把节期间的一些风俗习惯在日本也同样很普遍，所以有一部分日本人支持彝族是他们的祖先。

有一部分人觉得他们是起源于哈尼族人，因为哈尼族的信仰也是谷神，他们种植水稻等粮食作物也有一些独特的共同点，而且他们都还把樱花当做本民族的神花，有那么多的共同点，包括信仰，就觉得他们的祖先应该是有一段时间的共处，这里应该是他们的起源。

也有一部分人觉得傣族才是他们的起源，他们拿出的证据更科学，也更加有说服力，因为他们运用了科学技术来验证自己的推论，他们观察研究了许多傣族新生儿，发现他们的婴儿和傣族婴儿十分相似，尤其是身上的的胎斑，而且A血型所占比例也较高。

以上三种说法，各有各的理由，但谁也都无法否认对方的说法，因此日本人关于自己起源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不过话又说回来，不辩不会出真理，他们宁愿争论不休，也不会因为某种目的或某些人妥协低头，这也反应了日本人严谨的态度。

日本人搞不清楚自己的起源，但我们中国却有比较可靠的文字记载，那就是《史记》。

，据记载：公元前219年，徐福上书秦始皇，说东海中有蓬莱、瀛洲、方丈三座仙山有神仙居住，有长生不老丹药，秦始皇一听就让他出海寻找丹药以求长生不老，然而徐福带上数千童男童女一去不复回，在日本定居下来。

❼ 少数民族彝族真的是日本的祖先吗

在中国和日本都有这种观点，日本人和彝族在稻作文化及许多风俗方面具有相似性，每年都会有许多日本人到云南的红河和楚雄来寻根。但在历史的迁徙过程中两个民族有什么渊源还需要更多的考古证据来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