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交流历史有多久

‘壹’ 什么是中日文化交流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一苇可航”，两国间文化交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史前时代。据地质学家与考古学家考证，在新生代第四纪更新世（约从250万年前延至15000年前），由于冰川；的作用，日本列岛曾以陆桥的形式与亚洲大陆相连，原始人类与动物可以自由往来。因此，在日本发现的距今几万年前的旧石器文化与陆生脊椎（zhuì）动物化石，与中国华北地区的旧石器文化及动物化石，有许多共同之处。直到一万多年前的全新世。冰川消融。海平面上升，才使得日本列岛与大陆完全分离。后来，中国大陆的上古居民，仍利用日本海左旋环流和季风，跨过朝鲜海峡，东渡日本。

中日两国有文字记载的文化交流，也至少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公元前周秦时代的神话故事《山海经》（记事以山海地理为纲，涉及上古迄周之历史、民族、宗教、神话、物产、医药、巫术等各个方面）中，已经有“倭属燕”的记载；公元前一世纪的《汉书》（二十四史之一，东汉史学家班因等撰）中，更明确记录了东海“倭人”向中国朝廷进贡之事；公元三世纪的《三国志》（二十四史之一，西晋史学家陈寿撰则开始为日本立传（《魏志·倭人传》），详细记述日本国情和中日交流史实。从《后汉书》（二十四史之一，南朝宋范晔撰）。《三国志》，一直到《明史》（二十四史之一，清张廷玉等撰）、《清史稿》（近代赵尔巽主编），中国历代16种官修史书中都有对日本情况和中日交流的专门记载，如《倭人传》、《日本传》（从唐代开始中国称倭为日本）等，从未间断。

中日文化交流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最初的渠道主要是中国移民迁居日本，这些“渡来民”有的经过朝鲜半岛，有的直接漂流到日本，他们所传播的主要是物质层面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以后有了中日两国之间的使节往来，如邪马台国的遣魏使，倭五王的遣宋使，奈良、平安时代的遣隋使、遣唐使以及中国的聘日使等；此外还有各种留学人员，如人唐的留学生、学问僧等。彼此间交流的内容也扩大到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层面。宋、元、明、清时代，中日两国间的交流方式则以商人贸易和僧侣往来为主，经济、文化交流并举。到了近代，两国间的交流途径就更加多样化。

中日文化交流，对于两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甚至对于国际关系、民族情感、革命运动、人民友谊、日常习俗等等，都产生过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贰’ 中日友好交往的史实

古代中日交流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对于中国文化，日本一直奉行“拿来主义”，中国也毫不悭吝。

735年4月26日，日本遣唐使吉备真备(695～775年)向日本朝廷进献从中国带回的“大礼包”。

《续日本纪》这样记载：“献唐礼一百卅卷、太衍历经一卷、太衍历立成十二卷、测影铁尺一枚、铜律管一部、铁如、方响、写律管声十二条、《乐书要录》十卷，弦缠漆角弓一张、马上饮水漆角弓一张、露面漆四节角弓一张、射甲箭廿只、平射箭十只。”

吉备真备搜集日本急需的书籍、文物、武器等，并打包回国，实属罕见。而他对日本最大的贡献，是参照汉字偏旁，创制了片假名，并与另一位留学生大和长冈共同修订二十四条律令。

一千多年前，大唐与扶桑远隔沧海，造船与航海技术低下，鉴真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历尽艰辛东渡日本。鉴真和尚的精神，备受称道。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说，由于鉴真东渡，日本和中国的文化联系至今坚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赵朴初赞曰：“当年身入惊涛去”、“兄与弟，倍相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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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现代交流

邓小平访日期间，视察了新日本制铁的君津制铁所和松下电器产业（现在的松下）的电视机工厂。他对松下创始人松下幸之助表示：“希望你们提供合作。我们想做同样的事情。”松下爽快地答应道：“邻居变强大是好事。”福田康夫感慨道：请求合作的邓小平胸怀宽广，答应合作的日本经营者们也很大方。

十年前的“5·12”大地震发生后，日本以“抢跑”速度实施救援，日本去了60个人（救援），援助3.65万亿日元（约2551亿人民币），这是自1979年以来日本对华援助总额 。

1978年，中日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以法律形式确定了两国持久和平友好大方向，为双方开展互利合作、谋求共同发展以及妥善处理历史、台湾等敏感问题提供了坚实遵循和保障 。

现在，中国已成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则是中国第二大贸易对象国和最大的外资来源国，两国间贸易额达3000多亿美元，2017年人员往来超过1000万人次。在经济全球化的语境下，日货中有国货，国货中也有日货 。

2018年5月，中日双方签署《关于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备忘录》，同意设立跨部门的“推进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工作机制”。10月26日，中日两国举办“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两国地方政府、金融机构、企业之间签署了50余项合作协议，金额超过180亿美元，成为中日务实合作的新支柱。

‘叁’ 中国和日本在历史上的交往过程

中国和日本在历史上的交往过程如下：

645年，日本向中国唐朝学习，进行大化改新。

1926年12月25日，由于统制派军人由外而内改变国家政体的思想，日本开展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的大规模侵略。

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签署《中日联合声明》，实现邦交正常化，并放弃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国家赔偿，1973年1月互设大使馆。

2012年9月11日，日本单方面宣布钓鱼岛“国有化”之后，中国政府采取了空前的积极手段表达对日本此举的抗议和反对。

2014年11月8日，APEC部长级会议召开之前，王毅部长表示，中方重视日方多次提出的愿望，我们在中日关系上的原则立场是明确和一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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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文化渊源：

茶道作为一种审美仪式，自古以来就受到上层社会的青睐。茶道是一种独特的饮茶仪式和社交礼仪。日本茶道最早是在唐朝贞观年间传入日本的。

书法是中国特有的艺术。事实上，书法不仅在日本很受欢迎，也是人们培养自己的一种方式。佛教传入日本后，书法开始在日本流行起来。和尚和佛教徒用毛笔抄写经文，模仿中国。

相扑起源于日本的神道教，起源于中国。相扑是奈良和平时期宫廷观赏性的运动，战国时期在镰仓成为武士训练的一部分。

和服是模仿中国隋唐的。虽然它们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日本风格，但它们仍然包含着中国汉服的许多特点。

柔道是中国拳击的发展，起源于少林。明末，中国武术大师陈元赞将中国传统武术传入扶桑，成为现代世界第一位柔道大师。

空手道是一种结合了500年前古老的搏击技术和从中国传入日本的拳击技术。空手道不使用任何武器，只使用拳脚，与其他格斗运动相比，是一种比较具有实战意义的运动形式。

‘肆’ 中国和日本最早的交流是什么时候

更正大家一点认识 日本的所谓和服，其实不是从我国唐朝留传过去的 应该是在三国时期，当时的吴国的衣服被称为：吴服 那时有一个现在称为“歌舞团”的团体到了日本 把中国的衣服、舞蹈、一些歌曲技艺、还要其他的东西代到了 日本，所以在日本到了现在还是比较多的人称“和服”为“吴服” 在日本战国时期的传奇人物：服部家族 据说就是这个吴国舞蹈团的后裔 徐福的事情千真万确，日本人也同意，并有登陆的地点和纪录 不过，不能称为中日交往，只能说我们有人过去了 又去无会的 其他的如我在上面提到的“吴服”事情，最多也就是民间的事情 在古代，朝鲜一直是我国的属国，也就是说，在日本人看来，朝鲜其实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朝鲜半岛和日本的距离太近了，民间的往来会很多，当时中国人到朝鲜去的不论是公事、私事都不以为自己在国外 所以，中国人从朝鲜的地方和日本人民间的交流就一定很多 如果说真正的官方交流，也一定不是唐朝 而是隋朝

‘伍’ 历史中共对日本关系演变

民网

2005年9月13日，自民党在众议院选举中，在480个议席中获得296个，这是15年以来，自民党重新获得超过半数的席位。人们不禁对战后日本政党政治演变、发展的规律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产生浓厚的兴趣。

一、战后日本政党政治演变的基本脉络及特征

战后60年来，日本政党政治大体经历4个各具特色的发展阶段：

1、政党政治的恢复与重组。1945年10月，美国占领当局颁布人权指令，解除党禁，迎来了政党复兴的高潮。至1946年初，日本政治舞台上出现了多党林立的纷繁局面。但是，战后初期政党蜂起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便开始消散。各种政治势力经过分化、组合后开始向两极集聚，一个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民主党和自由党，一个是代表劳工利益的共产党和社会党。社会党选择的是合法议会斗争的道路，而共产党则与当局对抗，曾一度处于非法地位。在战后首次选举中，社会党成为第一大党并联合其他政党组阁，此时两大阵营间已经显露出保革对立的态势。

2、五五年体制的确立和延续。1955年10月，社会党左右两派实现政治统一，一个月后，保守的自由党和民主党合并，成立自民党。在1958年5月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成为国会第一大党，而社会党成为最大的在野党。以此为开端，进入了保革对立的五五年体制阶段，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一党优位制。它既不同于欧美国家的多党制，也不同于各种一党制，而是在多党制的条件下，自民党长期单独掌握政权。自民党终能拥有超过半数的席位，社会党很难与之抗衡。

20世纪60年代以后，主张走中间路线的公明党出现后，形成了自民党对垒社会党、共产党、民社党、公明党的一强四弱的模式，争夺无党派阶层的浮动票，逐渐成为各政党的角力场。

3、多党联合执政。1993年是日本战后政治发展的转折点。号称万年执政党的自民党因金权政治和派阀争斗丢失了长达38年的政权，被以日本新党为首的八党联合政权取代，五五年体制最终崩溃，进入了旷日持久的所谓平成战国时代。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是政局动荡、党派分化组合频繁，多党竞争加剧。10年间，首相换了7个，内阁9次改组，除了共产党以外，几乎所有的政党都以不同的名义和方式参与组阁。1996年以来，经过多轮选举后，自民党确立了新的一党优位制，即以自民党为核心的多党联合执政。先后历经了自-社-先、自-自、自-自-公、自-公-保以及自-公等联合政权的框架形式。但是，自民党已很难获得稳定的多数，优势政党的地位被相对削弱。在2003年11月，日本第43届众议院选举和2004年7月举行的20届参议院选举中，民主党与自民党的差距不断缩小，同时两党包揽了两院90%以上的席位，初步形成了两党主导日本国内政治的发展与政策走向的格局，与之相对照的是，社民党和日共等左翼政党处境艰难，每况愈下，对政策的影响力日渐式微。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

4、一党优位制的重塑。2005年9月13日，日本举行43届众议院选举，自民党赢得了296个席位，而执政联盟的席位为327席，超过议席总数的2/3。这是自民党时隔15年以后，重新赢得超过众议院半数的席位，这将有助于自民党一系列的方针、政策，预示着日本政党政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日本政党政治演变的原因

日本政党政治的发展、变化，有着深刻的国际和国内背景，具体地讲：

1、国际环境的变化是外因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

战后初期，美国占领当局对日本进行民主改革，使日本的政党政治得以复兴和发展，同时，美国又从其全球战略出发，根据自己不同时期的需要，分别对保守党和革新党采取扶植或压制政策，从而确定了战后政党制度的基本格局。冷战期间，美苏两大阵营尖锐对立，反映到日本国内，就是保守政党和革新政党之间的矛盾始终是政治斗争的焦点。在美国的庇护下，自民党长期执政，保证了政局的稳定，保持了政策的持续性，为日本经济腾飞创造了条件。冷战结束后，国际共运遭受了严重挫折，表现在日本国内便是革新政党的支持者迅速萎缩，作为与保守党相抗衡的社会党坍塌，日本右倾化成为主流。

2、国内政治的改变是内因

（1）社会结构变化是前提。1960年前，日本贫富差距较大，政治势力的取向趋于两极。随着经济高速发展，中间阶层不断扩大，社会结构变化的直接结果是选民出现了高学历化、白领化的趋势，从传统票田脱离出去的选民有所增加，成为选举意义上的无党派阶层。在20世纪60年代的安保斗争后，朝野的政治斗争的阶级性开始逐渐淡化。

（2）经济运行状况是基础。战后，日本经济发展与政局稳定相互影响。自民党得以连续执政38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吉田茂政府制定的优先发展经济的政策顺应了人民的要求。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经济结构性矛盾显现，经济长期不景气，政治上党派混战，内阁不稳，政党间的争夺围绕重建经济秩序进行。当前，日本经济有所好转，也为小泉执政和竞选营造了良好的条件。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 （3）社会思潮转向是动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追求大国地位、修改和平宪法和美化侵略战争为主要内容的右翼民族主义逐渐泛滥，成为影响政党政治的演化和政党体制的变革的重要因素。正是在这个背景下，1999年4月，鼓吹对外实行强硬政策的鹰派人物石原慎太郎以高票当选为东京都知事。同样具有右翼鹰派色彩的小泉，对外政策上执行强硬路线常常获得日本右翼势力和民族主义者喝彩。

（4）各党派自身变革是依据。长期以来，自民党内派阀林立、相互牵制，政商勾结、腐败盛行，严重影响了自民党的形象和执政能力。4年前，缺乏强有力派系支撑的小泉能上台，根本原因在于其掀起了一股改革的旋风。他宣扬结构改革无禁区、打破自民党，成功地激起了人们对他的期待和支持。其他各党派也根据形势的变化，对自身的组织结构、执行策略，作了相应的调整。此外，日本政界还通过改革选举制度，制定法律、法规，来强化政党的竞争性，确保政治人物活动的正当性和政治资金来源的合法性。

三、日本政党政治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 在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日本外交决策主要依赖官僚主导和美国主导，政党的作用并不明显。1999年，国会决定废除政府委员制度和政务次官制度，同时建立副大臣和大臣政务官制度，大大强化了国会的决策功能和政党的地位。今后中日关系将更加容易受到日本政党政治，特别是执政党政策的影响。

1、自民党在对华政策的制定中居主导地位。1996年以来，自民党在联合政权中居于核心地位，因而掌握着制订对华政策的决策权。自民党负责对外华的最高决策者是自民党总裁，当前是小泉纯一郎，而发挥关键作用的则是政务调查会及其会长。在制订具体的政策中，自民党外交决策组织发挥的作用具体表现在：根据决策需要收集与交换相关信息；就某项政策的具体细节进行讨论并起草政策建议案；召开政务调查会全体会议，对各种政策主张进行讨论，通过某项议案后，向政调审议会和总务会汇报，被认可后即成为党的政策方针，并对各项政策进行必要的舆论宣传。此外，还要协调各派阀的关系和主张。目前，自民党内部在对华问题上，以小泉、中曾根为代表的势力坚持日美同盟对付中国；以森西朗和石原慎太郎为代表的极右翼主张联合美台，遏制中国；以加滕纮为代表的势力主张与中美等距离外交，以谋求日本最大的利益。

2、自民党在一定程度上受其他党派的牵制。首先是参加联合政权的公明党的制约。公明党长期以来坚持维护和平与发展的传统，而且党内内及创价学会内部仍有相对强大的中道力量。在对华关系上，特别是在历史和台湾问题上，公明党一贯与我较为接近。在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上，8月9日，公明党代表神崎武法提出严厉警告，要求小泉在9月11日众议院大选前不要参拜靖国神社，否则将影响两党的合作关系。为缓和中日关系，公明党还提出了取代靖国神社的方案。按照这个方案，日本将建立一个有别于靖国神社、没有宗教色彩的国立悼念设施。而在野党则把小泉的外交失误，当作打击政治对手的机会。民主党领袖冈田克也强烈批评小泉亲美、亲台、对华强硬的外交政策，并支持建立新的战争纪念场所以区别靖国神社。社会党和共产党也批评小泉错误的历史观和参拜靖国神社，但是由于这两党不断衰退，对自民党的影响力已大为降低。

3、社会思潮右倾化是自民党对华强硬的民意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追求大国地位、修改和平宪法和美化侵略战争为主要内容的右翼民族主义逐渐泛滥，成为影响政党政治的演化和政党外交政策制定的重要因素。执政党和在野党的政策差别逐渐模糊，在对待修改宪法、自卫队是否是军队以及追求政治、军事大国等方面，民主党与自民党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据日本《每日新闻》2005年9月13日的报道，在新当选的众议院议员中，有402人支持修改宪法，占83.7%，而不主张修改宪法的为36人，仅占7.5%。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

当前，日本民族主义思潮和右倾化的另一个表现是从争取与美国平起平坐，转向承认美国的霸权地位，积极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部署，以换取美国在中日发生诸如钓鱼岛、东海石油冲突时对日本的支持。这种依靠美国力量，借助台湾问题，对中国进行防范和遏制的思想直接体现在对外决策中。小泉一再参拜靖国神社，其实在国内有相当的支持度。2004年11月，朝日新闻调查显示，国民中认为应该坚持参拜者为38%，认为最好停止参拜的为39%，在自民党中支持者和反对者分别是60%和24%，支持者远高于不支持者。

四、对日外交的对策与建议

面对国际形势和日本国内政治的新变化，我们应积极应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立足长远，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小泉顺利过关，说明小泉政权在国内仍获得大多数国民的认可，也预示着他将在余下的任期内将强力推进他的各项政策，包括外交政策。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比如参拜靖国神社、钓鱼岛主权、东海争端等问题上，秉承更为强硬的政策，中日关系可能会进一步恶化。更有甚者，在日本社会发展趋于保守化、右倾化的背景下，一些极右的鹰派人物如自民党干事长代理安倍晋三等可能上台，中日关系将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对此，我们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沉着应对，不要奢望中日关系能在短期内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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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基本原则。我们应要求日本政府烙守有关国际判决、国际条约，遵循《中日联合声明》等三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将正视和反省侵华战争历史作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处理现实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将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在涉及台湾问题、领土主权问题、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时，坚持原则，不拿原则作交易；在日本入常问题上，既要理解日本国民希望发挥更大的作用的愿望，也要要求日本必须正视历史问题，切实采取措施获得周遍国家的谅解，警惕军国主义复活。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

3、积极开展政党外交。我党可在政党外交四原则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开展与日本主要政党的交往。对执政的自民党，要利用各种途径增进交流，比如邀请政务调查会访华，就相关问题进行研讨，宣传我党的政策、主张，消除误解和隔阂等，努力巩固和发展对华友好的派别，孤立和打击极右势力的干扰、破坏。对执政联盟公明党，要鼓励和支持该党在关键时刻发挥对自民党外交的牵制作用。对民主党，在提防其在台湾问题冒险的同时，发展全方位的关系，为可能民主党执政做准备。此外，我们还不应忽视与社会党、共产党的交往，要鼓励他们继续为维护和平宪法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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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力推动民间外交。以民促官的民间交流曾经是中日关系中的一大优良传统，后来有所淡化。我们应重新重视民间外交的作用与功能，继续开展和实施被过去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方法，比如增进社会和文化交流，做好日本媒体的宣传工作，依托日本的各个社会团体，采取联谊、研讨、参观等多种形式增进日本普通国民，特别是青少年对中国的理解和亲近感，让他们在交往中感受到军国主义的危害和中日友好的重要性。要进一步扩大与日本的经贸联系，增进两国的共同利益，逐步改变政冷经热的状况，通过密切的经济往来，促进政治关系发展。争取从日本内外两方面，遏制其右倾化的蔓延。

‘陆’ 中国古代史，想中日双方交往是从何时开始的在什么朝代双方使节往来相当密切那是交往密切的原因是什么

1.中日邦交最早记载是汉朝.
汉朝初期，与东瓯、闽越、南越等国关系尚友好。后伴随着国力的增强，这三国的越人国家先后被灭。武帝时期，汉朝多次派使节经略西南夷，并在这些地方设立益州等郡。到东汉时期，汉朝与这些地方联系更加紧密。汉朝与朝鲜和日本也有密切联系。东汉光武帝时期，古日本倭奴国王遣使来汉，汉赐一枚“汉倭奴国王”金印，至今是日本的国宝。

2.邦交最高最密切的时期是隋唐时期。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的交往源远流长.公元7世纪至9世纪的隋唐时期,以日本官方派出20余次遣隋唐使为表征,两国的交往出现一个高潮.日本派出"遣隋唐使"的动机不排除学习隋唐先进文化的因素,但从理性的角度深层次地分析思考,日本"遣隋唐使"是岛国心态的日本为了打破封闭和孤寂,发展本土文化、扩展生存空间和加强对外联系方面需要的物化表现形式.
遣唐使

时间: 公元七世纪初至895年

朝代: 唐代

从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约两个半世纪里，日本为了学习中国文化，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内容之丰富，可谓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举。遣唐使对推动日本社会的发展和促进中日友好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

四世纪中叶，大和朝廷大体上统一了日本列岛，日本国王曾多次向中国南朝政权遣使朝贡，并请求授予封号。公元589年，隋朝统一了中国，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中国近四个世纪的分裂动乱，社会经济文化迅速发展。

当时日本正是圣德太子摄政，他励精图治，锐意改革。为了直接吸取中国的先进文化，先后向中国派出了四次遣隋使(公元600年、607年、608年、614年)，这是中国和日本作为两个统一国家正式交往的开始，也是日本统治者采取主助积极态度，派遣大型文化使团直接吸收中国先进文明的开端。遣隋使可以说是后来遣唐使的先驱。

公元618年，唐朝灭隋，建都长安(今西安)。唐帝国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发达，成为东亚最强大的帝国，声威远扬，对日本和亚洲各国都有巨大吸引力。而日本通过四次遣隋使，朝野上下对中国文化更加仰慕向往，出现学习模仿中国文化的热潮。623年。遣隋留学僧惠齐、惠日等人在留学中国多年后回国，同天皇报告大唐国是法律制度最完备的国家．建议派使节赴唐学习。为了实现更加直接有效地学习唐朝先进制度和文化的目的，日本政府决定组织大型遣唐使团、派遣优秀人物为使臣，并携带留学生、留学僧去中国。

公元630年，舒明天皇终于派出了第一次遣唐使，从630-895年的二百六十多年间，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的日本朝廷一共任命了十九次遣唐使，其中任命后因故中止者三次，实际成行的十六次。但是有一次仅抵朝鲜半岛的百济国，有两次是作为送回唐朝专使的“送唐客使”，另有一次是因入唐日使久客末归而特派使团前往迎接的“迎入唐使”。因此实际上页正名副其质的逍唐使是十二次。

这十几次遣唐使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初期：公元630一669年，共任命七次。使团规模较小，船只一、二艘，成员一、二百。航线走沿朝鲜半岛沿岸的北路，目的主要是为了学习唐朝的制度。

中期：公元702一752年，是极盛时期，共任命成行四次。使团规模扩大，每次达五百多人，分乘四舶，收获成果也最大。航线大多是经南方诸岛的南岛路。为了全面深入学习盛唐文明，实现全盘唐化，有大批留学生、留学僧长期留唐。

后期：公元759一874年，是渐衰期，共任命九次实际成行仅六次。此期唐朝经安史之乱逐渐衰败，因此日本学习唐朝的热情有所降低，使团规模缩小，留学生、留学僧留唐时间也减少成一、二年。航线主要是直接横渡东海的大洋路。

遣唐使团的规模初期约一、二百人，仅一、二艘船，到中、后期规模庞大，一般约五百余人，四艘船，最多是838年第十八次竟达651人。使团成员包括大使、副使及判官、录事等官员，还有文书、医生、翻译、画师、乐师等各类随员和工匠水手。此外，每次还带有若干名留学生和学问僧。

日本朝廷选拔的使臣大多为通晓经史、才干出众而且汉学水平较高、熟悉唐朝情况的第一流人才。甚至相貌风采、举止言辞也不同凡响，就是随员也至少有一技之长，至于留学生与学问僧也均为优秀的青年，有的在留学前已在国内崭露头角，学成归来一般均有一定建树。日本政府之所以精选这样强大阵容的遣唐使团，就是为了更好地吸学生活，赐物几乎与副使相同。遣唐使一旦安全回国，立即奏报朝廷，进京后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使臣奉还节刀，表示使命完成，天皇则为使臣晋级加官，赏赐褒奖，并优恤死难者。

遣唐使团在中国受到盛情接待。唐朝有关州府得到使团抵达的报告后，马上迎进馆舍，安排食宿，一面飞奏朝廷。地方政府派专差护送获准进京的使团主要成员去长安，路途一切费用均由中国政府负担。遣唐使抵长安后有唐廷内使引马出迎，奉酒肉慰劳，随后上马由内使导入京城，住进四方馆，由监使负责接待。按着遣唐使呈上贡物，唐皇下诏嘉奖，接见日本使臣，并在内殿赐宴，还给使臣授爵赏赐。

遣唐使臣在长安和内地一般要逗留一年左右，可以到处参观访问和买书购物，充分领略唐朝风土人情。遣唐使归国前照例有饯别仪式，设宴畅饮，赠赐礼物，珍重惜别。唐朝政府除优待使臣外还给日本朝廷赠送大量礼物，表现了泱泱大国的风度。最后遣唐使一行由内使监送至沿海，满载而归。

逍唐使的贡献首先是引进唐朝典章律令，推动日本社会制度的革新。遣唐便在长安如饥似渴地考察学习，博览群书，回国后参与枢要，仿行唐制，如“大宝法令”即以唐代律令为规范制定的。还仿效唐朝教育制度，开设各类学校教授汉学，培番人才。818年，峰峨天皇根据遣唐使菅啻原清公的建议，下诏改走礼仪，并命“男女衣服皆依唐制”(《大日本史》卷123)连历法、节令、习俗也尽量仿效中国。

其次是汲取盛唐文化，提高日本文化艺术水乎。遣唐使每次携回大量汉籍佛经，朝野上下竞相赞写唐诗汉文，白居易等唐代着名诗人的诗集在日本广泛流传。留唐学生僧人还借用汉字偏旁或草体创造出日本的假名文字。遣唐使还输入唐朝书法、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艺术，经过消化改造，融为日本民族文化。

甚至围棋等技艺和相扑、马球等体育活动也是从唐朝传入的。遣唐使团中常有日本画师、乐师以至围棋高手赴唐访师学艺、观摩比赛。

遣唐使于公元895年废止，其原因除了唐朝政局动荡不安以外，还有经过二百多年的吸引移植唐代文化，以基本上完成改革。并在基础上开始萌生俱有日本特色的国风文化，因此对中国文化学习的需求已不那么迫切。而且每次遣唐使耗费巨大，加上路程艰辛，也令使臣视为畏途。而唐朝赴日贸易也不断增加，也弥补过去靠遣唐使解决对唐货的需求。因公元894年宇多天皇接受了已任命而未出发的第十九次遣唐大使的奏请，于次年正式宣布停派遣唐使。

3．密切的原因是因为中国那时候是世界的中心，长安是世界的心脏，天堂。李世民是世界的天可汗。
唐代日本派赴中国的使节团。唐朝代隋以后，日本沿袭遣使入隋的旧制，继续派出遣唐使。630年(日本舒明天皇二年，唐贞观四年)第一次遣使，最后一次在838年(即日本承和五年，唐开成五年)。894年(日本宽平六年，唐干宁元年)又准备派遣，已经任命，由于菅原道真谏阻，遂从此正式停止遣唐使。从630年到894年，二百六十余年间，除三次任命而未成行外，抵达长安的日本使臣，两次是送唐使臣回国，一次迎遣唐使归日本，正式的遣唐使计有十二次。使团官员是正使、副使、判官、录事。使团成员除约半数的舵师、水手之外，还有主神、卜部、阴阳师、医师、画师、乐师、译语、史生，以及造舶都匠、船师、船匠、木工、铸工、锻工、玉工等各行工匠。随行有长期居留的留学僧、留学生和短期入唐、将随同一使团回国的还学僧、还学生。还有从事保卫的射手。初期使团共二百余人，乘船两艘，以后增为四艘，人数增至五百余人，但其中只有少数主要成员被允许进入长安。

遣唐使在难波(今日本大阪)登舟，通过濑户内海，从博多(今日本福冈)出发。从 7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约四十年间，航线采取北路，即沿朝鲜半岛西岸北行，再沿辽东半岛南岸西行，跨过渤海，在山东半岛登陆，再由陆路西赴洛阳、长安。这条航线大部分是沿海岸航行，比较安全，船只遇难情况较少。以后新罗灭百济、高句丽，统一半岛，与日本关系一度不甚融洽。于是遣唐使船在7世纪70年代到8世纪60年代这一百年间，改取南岛路，即由九州南下，沿南方的种子岛、屋久岛、奄美诸岛，向西北横跨中国东海，在长江口登陆，再由运河北上。这条航线主要航行于渺茫无边的东海上，难以靠岸，危险较大。北路和南岛路都需航行三十天左右，甚至更长时间。8世纪70年代以后，直到停止遣唐使前，航线改取南路，即由九州西边的五岛列岛径向西南，横渡东海，在长江口的苏州、明州一带登陆，转由运河北上。这条航线所需时间较短，一般十天左右，甚至三天可达，但风涛之险基本上与南岛路相同。

遣唐使的目的在于向中国学习，吸取唐朝文化，因而很重视使团人员的选拔，特别是大使、副使、判官、录事等官员。如高向玄理、吉备真备曾长期在中国留学；不少成员是文章博士，山上忆良、小野篁、菅原道真更是有名的文学之士(后二人受命而未成行)。有两家父子先后被任命为使臣，也是由于具有教养和经验，利于向唐朝学习。随行的留学生，如阿倍仲麻吕(晁衡)与诗人李白、王维结下深厚友谊，归航受阻，留唐官至秘书监。橘逸势被唐人目为秀才。入唐的医师、乐师、画师，和各行业的工匠，也都在自己行业中具有根柢，受到唐人推重，同时也从唐人获益。遣唐使大量输入中国经史子集各类典籍，中国文化风靡日本封建社会上层，渗透到思想、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正仓院所藏大量唐代文物，是遣唐使输入的中国物质文化。遣唐使对唐的赠品，和唐朝的答礼，实际是两国之间互通有无的贸易。

入唐留学生姓名可考的只二十余人，而随遣唐使及商船入唐僧人，见于文献的达九十余人。他们在中国巡礼名山，求师问法，带回大量佛经、佛像、佛具等，同时传入与佛教相关联的绘画、雕刻等，对促进日本文化的发展起了作用。最澄、空海分别创立了日本的天台宗和真言宗，并且仿效唐朝，开创了日本佛教在山岳建寺的风气。空海所着《文镜秘府论》、《篆隶万象名义》，圆仁留唐十年的日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是研究中国和日本的文艺批评、文字学和历史的重要文献。

遣唐使回日，唐朝有时派遣“送使”同去。由于航行艰险，他们往往居留下来，归化日本。如沈惟岳、袁晋卿等，见于日本史书的有十余人，都在日本朝廷任职。唐朝僧人也有随遣唐使赴日的，最着名的是东渡传授戒律的鉴真。随遣唐使船到日本的，还有天竺、西域、南海的人，不少受波斯、印度影响的唐朝文物，也输入日本。丝绸之路东端延至日本，遣唐使也是有作用的。

日本派遣遣唐使，财力负担很重。从任命使臣到出发，需准备两三年，包括造船，筹办礼品、衣粮、药物、薪俸、留学生和留学僧在唐费用等等。采取南岛路和南路时，还不掌握季候风规律，海上惊涛骇浪，随时会把船裂为两截。几乎往返途中总有船只遇难，只有一次来去平安。因此，遣唐使不仅出发前祷告神佛，航行中还祈祷佛教的观音、神道的住吉大神以至新罗神。受命为遣唐使虽是荣誉，也有人怕危险而畏缩不前。采取北路时，遣唐使平均约七年半一次，以后由十二年半到二十年一次。838年以后，经过五十五年才考虑派遣，最后终于停止。这固然与日本吸取唐文化趋于饱和，和唐朝之日益衰落有关，同时，也由于负担沉重和航行艰险。9世纪以后，往来中日之间的唐朝和新罗商船大为增多。唐朝商船掌握季候风规律，一般七月间乘西南风赴日，三、四月或八月乘东北风返回。这些商船航程需时较短，遇难可能较少，往来的间隔也较短。因此出现不少短期勾留的还学生，如日僧惠萼在 9世纪中叶曾三次来往中日之间。遣唐使虽然停止，并没有妨碍中日文化继续交流。

‘柒’ 求中日交流历史梳理

三国时期：日本邪马台时代，邪马台女王卑弥呼派遣使者出使曹魏，受到魏国皇帝曹丕的封赏，是中日交流最早的记录。
唐朝：日本多次派遣遣唐使来中国求学发展，这些遣唐使者回国后帮助统治者建立了日本的政治制度，并影响了日本的文化，日本大化改新就是依据唐的制度来改革的
鉴真东渡，将中国的文化带到了日本，促进了中日交流
元朝：忽必烈攻打日本，因两度遭遇台风全军覆灭。
明朝：元朝末年开始，由于日本战乱，许多武士逃离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形成强盗势力，被称为倭寇，多次骚扰我国沿海，到了明朝中期，势力更为庞大，明朝大将戚继光训练军队，消灭了倭寇，保证了东南沿海的安定
明朝中后期，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发动两次旨在占领朝鲜，侵略中国的战争，史称壬辰战争，明朝派出军队与朝鲜军队共同大败日本
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清朝战败，签订马关条约，日本占领辽东半岛和台湾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签订辛丑条约
1931-1945，抗日战争
1972年，田中角荣访华，中日建交